张张

勤俭

因为工作，我几乎每月才能回家一次，在家里逗留最长的时间也只有一天。到了家里，每打开冰箱门，冷藏的格栏上至少有一盘剩菜。每回看到剩菜，我就会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把它们倒掉，然后等母亲回来发现，谎称剩菜是被自己吃干净的。当然，我也只是趁母亲不在家时，才敢这么做。
　　母亲是上世纪60年代来到新疆吐鲁番的，那时老家江苏闹饥荒，家里没吃的，外婆是个“病罐子”，父母的兄弟姐妹又多。为了糊口，外公便叫母亲和几个兄弟姐妹出门要饭。到后来周边的树皮、树叶、煤渣也都没得吃了，母亲便瞒着外公外婆偷偷随几个同乡扒火车逃荒来到新疆。
　　“以前日子过得苦，饿得腿一摁一个坑，走路身子飘像踩着棉花团……”常年的饥饿感，使得母亲对吃的方面不讲究，但对糟践食物却深恶痛绝。无论什么时候，母亲一旦发现我们剩下半块馒头、一碗底面条或是米饭没扒干净，就会给我们姐弟仨上“思想课”，其实，母亲是想让我们养成珍惜粮食的习惯。
　　母亲逃荒来时，村里还是大集体，大集体能让人填饱肚子。母亲因为过了太久“吃不饱肚子”的苦日子，眼勤手快，能下力气，苦累都不在话下。生产队组织拾棉花、修河坝，她手快、不存力气又有耐力，很多次能挣到一个男壮劳力的工分。
　　母亲能干在村里出了名。没过一年，大队的妇女队长便常常往母亲这儿跑，张罗着给母亲找对象。那时，能干的女人是“香饽饽”。父亲没找过妇女队长，也没有托过媒。年轻时候的父亲，在村里虽说不是俊后生，但是是公认的车把式。大队仅有两个车把式，父亲就是其中之一。父亲也就是用大队的马车把母亲追到手，又娶回了家。
　　“不光是因为你爸爸是车把式，其实我是看上你爸人老实，又能下苦力……”母亲说到父亲，脸上总会飘过一丝来自很久以前的却不为人察觉的满足和幸福。

舍得

父母亲读书少，父亲最高文凭是在校2年，母亲的最高学历是在校3年，虽说都是半文盲，但在我们姐弟三个上学和生活这两件事上，从未让我们吃过苦。电视、录像机、山地车、新书包、游戏机等等，在那个年代，这些在村里和学校甚至在十里八乡都是稀缺货，然而，父母亲总能想尽办法满足我们，但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学上好。
　　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问我借游戏机，是那种特别老式的“长盒子”，里面只有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我拒绝了，那同学最终哭着回家了。父亲听说了，圆眼睁得像个铜铃，数落着我自私自利。为了给我惩罚，那晚没让我上桌吃饭，是母亲悄悄送来夹了菜的馒头，让我躲在写字屋里吃完的。第二天，我临上学前，母亲让我把游戏机也带上给那个同学玩两天，我虽极不情愿，还是照做了。到了冬季，村里的“涝坝”蓄水结冰，村里的孩子争相做冰车滑冰，我不会做这些，父亲又每天只顾开着大五菱拖拉机拉砖赚钱。于是，我只能站在“涝坝”岸上，眼馋地看着别人玩。后来，是那个借游戏机的同学让他父亲给我做了一架冰车。那是我第一次品尝到舍与得的乐趣。

珍惜

有一次我做错了事，初中的期末考试，我语文考了58分，因为父母亲答应我，如果我考好了，给我买辆山地自行车。我撒了谎，将成绩单上的分数改成了88分。最终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对我是一阵鞋底抽打。在不诚实这方面，父亲从来不手下留情。母亲晚上给我红肿的屁股擦燃酒，嗔怪我又心疼我地说：“分考低了，下次考好就行了，可是要是说瞎话说顺了嘴，干瞎事干顺了手，以后再想改可就难了。”
　　那是我第一次做错事，之后，也是母亲第一次给我上了堂用时最长的“政治课”。
　　母亲给我讲家里电视机的故事。那时在村里电视频道仅能收到一个台，86版《西游记》已不是一次的重播，但在村里热度仍然不减，可惜家里没有电视，我们姐弟仨只能在放学后，混到别人家看。混到别人家看滋味很不好受，我们姐弟都是站着，看电视也总是小心翼翼，不敢说话、咳嗽、走动，想上厕所也得憋着。一回，我们姐弟仨算着要演三调芭蕉扇了，急吼吼地跑去那人家，结果门却从里面顶上了。我们敲了好一阵，院里没有传来脚步声，而是一个极不耐烦的女人声音：停电了，今天没电视看。可是，我分明看见他家的灯亮着。姐姐回到家把事情告诉了父亲，没过几个月，父亲便搬来一台牡丹牌的电视机，还是全村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然而，我们却并不知道，父亲为此付出的代价。
　　母亲告诉我，父亲为了那台电视机跟挖井队干了三个月的活。以前挖井没有钻井机，靠的全是人工。几十米深的井，父亲被人用绳子续到井底，到了井底，上面人再放下绳子和树条筐，父亲便在井底铲土用篮子把土运到井口，虽说井口都铺了油布毡子做了简单的防护，但不免有石子会从井口掉落下来。所以干完活回家，父亲身上总是带着斑斑点点的伤，最严重的伤在左腿，腿肚子被石子削掉半掌大小的肉。时隔多年，那一块肉静脉曲张得厉害，就像人体所有的血管集中长在了一个地方……

诚实

大学毕业后，我在内地找了几份工作，辗转了很多地方，转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新疆，以“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选择了离父母近的城市找了份工作，安定下来。我的工作性质特殊，没有朝九晚五的规律，加班加点是常事，跟父母的联系越发的少了。虽说离父母近，看着好像是在身边，其实却是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村里，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几十里的路程却好像相隔千里万里。
　　每次回家，家里显得格外热闹，像小时候的过年，又像一个正式且又盛大的节日。母亲再忙，在我回到家后就会丢下所有的活，早早搭着从村里到镇上的面包车，去镇上的市场买鱼买肉买菜。回到家，洗洗弄弄，按年夜饭的标准做上一桌盛宴。桌上摆满了盘子碟子，鸡鱼总放的离我最近，我抬手就能够到。
　　丰盛的一桌回家菜，是母亲思念儿子的具体形式。可是它们太多了，虽然每次回家，我都会吃到实在吃不下、甚至撑得连沙发都坐不下去，但也还是会剩下来。在我临走时，母亲就会搜罗一些塑料袋来，在水里洗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拿到太阳底下晒，确定都干净了，才把剩菜分装打包让我带回城里吃。我说城里没有冰箱，带回去吃不完就会坏的。母亲说：“你个把月才回来一次，外面的饭又不是我做的……哪有家里的好。”说完，母亲会习惯地往我口袋里塞一卷钱，我不要，她就会生气。母亲是怕我在外面受委屈，更是在担心我身上没钱会不会去干一些坏事……
　　“坏事不能做，做了就要变成哑巴。”在小时候，母亲是这样对我们姐弟仨说的。母亲所谓的坏事，就是偷。为了培养我们姐弟仨不偷不抢，父母亲把家里的钱总放在我们知道的地方，每次给我们零花钱，只要我们的理由得当，就会给，但在给之前总会千叮万嘱，让我们保证绝对不能偷。“偷”在父母眼里决不可饶恕，尤其是对于他们的孩子。
　　有一年，正是葡萄干晾成的季节，我和村里的几个伙伴去葡萄干晾房附近戈壁滩上滑沙。回到家时，已是下午，鸡开始回窝上架了。我搞得一头一身的沙，耳蜗里也尽是。母亲嗔怪我像个土孩子，说是说，自己走到后院拿柴禾准备烧开水给我洗澡。没多久父亲也回来了，和往常不一样，父亲一脸的凶相，手里紧攥着一根白杨树枝。父亲把我叫到跟前，不容分说把我裤子扒了，冷冷的树枝呼呼生风就往我屁股上抽。父亲是听说我去晾房偷了别人家的葡萄干，母亲闻声赶来护我，听到偷字，虽然眼睛里泛着泪花，嘴里却硬硬地说：打得好！我虽然被打得钻心疼，嘴却硬，一个劲地说没偷，我确实没偷。我越说没偷，父亲越是打得狠，他认为我在撒谎。我的屁股在我一次次顽抗中开了花，父亲是又气又疼，母亲的袖口却因为擦眼泪而被浸湿。后来，说我偷葡萄干的人上门澄清了事实，轻巧地说看走了眼……那一夜，父亲坐在堂屋的木凳上，直勾勾地盯着我的房间门，抽了大半夜的烟。母亲走进我的房间，我觉得委屈装睡，只能听见母亲在床边嘤嘤地、敛声屏气地抽泣声。

奉献

父母亲给我的印象总是一半凶恶一半慈祥的，但多半总是慈祥的。
　　我要结婚买房了，房子的首付对于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来说几乎算得上是天文数字，父亲是在我要办理购房手续的前一天的夜里把钱送到我租住的小房子的。装钱的袋子，是用一个红色塑料袋里套着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裹着砖厚的现金。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父母亲取出所有的存款，又在村里借了一部分，家里没有留一分钱。所以，无法想象，那一年父母亲是靠什么生活过来的。
　　父母亲在村里所欠下的债，其实是我欠下的，我却不用背负欠债的亏意。第二年，父母亲把外债如数还清，我仍然对此一无所知。父亲是上50岁年纪的人了，听母亲说，为了还债父亲替内地老板跑葡萄干生意，十里八乡的葡萄干晾房他都跑遍了。主要看葡萄干的成色，是黄是绿，有没有水泡，然后，按葡萄干成色替老板预估价钱。我能想象的到，在冬季里，天气又干又冷又硬，父亲穿着笨重的棉衣，嘴里吐着热气，手里抓着半块薄馕，穿梭在葡萄干晾房之间，用干裂的嘴唇与人讨价还价的样子……
　　父亲的胃病也是那一年落下的，母亲说：“那一年你爸害了好几次胃疼，脸疼得像猪肝，人卷曲得像一只弓……”说到一半，母亲又不再说，好像失语了，然后用一种轻描淡写地口吻把话题转折过去：“那些都过去了，现在啥都好了……”其实，父亲的胃病并没有好，时常犯，只是父亲犯病时，从来不让母亲告诉我……

豁达

女儿出生后，父母便搬到城里跟我们一起住。大包小包的往楼上拎，家里种的萝卜、白菜，自家晾晒的干豇豆、马齿菜和一坛子自制的盐豆子。我说：“小区里有超市，想吃啥抬脚就能买。”母亲说：“超市里的菜哪有自家种的菜吃起来香？”其实，母亲在吃完了从村里带来的菜后，也不去超市买，每次都是去离家四五里路的农贸市场买菜，而后，却对我说是散步锻炼身体。其实，我知道母亲是嫌超市的菜比市场的菜贵，而且走路可以省下坐公交车往返的2元钱，那是一小把韭菜的钱。
　　能省一点是一点，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是母亲坚持多年的持家准则。但这并不是说母亲是个吝啬的人。头些年，母亲最小的妹妹在江苏老家种地赚不来多少钱，又要供三个孩子上大学，就说要到新疆来种地，父母亲没说什么就将家里的近十亩葡萄地送给了母亲最小的妹妹种，还为他们在村里落了户盖了房子。在城里，父母亲但凡听说村里谁家在城里医院瞧病，每次都要买些营养品拎上去看。城里人互相看望有个亲疏远近，但村里不讲究这些，村里的说法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是远亲不如近邻。但凡村里的人有个小病小灾的，只要听说了，村里人极少有置若罔闻的，要么送些鸡蛋要么给点钱，总之必是登门看望的，就像母亲常说的，谁还没有个难处？

分享

一次父母亲突然问我楼上住的是谁？搬来几年了？我想了很久，有点印象却答不上来。父母亲很吃惊。我说：“城里人都这样，很少往来的。”母亲说：“这还能叫邻居？”当晚，父母亲便把带来的萝卜、白菜还有盐豆子楼上楼下的送。回到房子，父母两手空空的满脸堆笑，仿佛做了件极好又极大的事一样。
　　我不解父母亲为什么这么高兴。母亲就说：“有些时候远亲不如近邻的，何况我们和你两个姐姐不在身边，有个啥事还不得靠邻居帮衬？”我说，城里都这样。母亲不高兴，训斥我，为啥好的不学？我当时还觉得委屈，城市人每天忙忙碌碌的，哪有时间和邻居相处？母亲大概看出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告诉我：“傻儿子，你咋不想，等你老了，你连串门的地方和说话的人都没有呢？”我突然哽咽，没想到母亲想得那么长远，竟然担心起了我老了以后的事。

独立

女儿到了自己可以坐公交车上学放学的年纪，父母就很少再搬到城里与我们同住，他们总会找些理由，说在城里住不惯，晚上睡觉到处是汽车喇叭声，还没有个认识人，也没地方串门解闷。父母亲会列出一大堆不想搬到城里住的借口，然而，他们又会经常不打招呼就突然来城里一趟，仍是大包小包，看完女儿，塞一点钱，连中午饭也不吃就匆匆地走了。其实，父母亲是想把原因都推到自己身上，让我们心里少背歉意。我知道，他们是想和我们在一起的，只是怕给晚辈们添麻烦。
　　长久和父母亲住在一起，我会发现老人有老人的生活习惯，这些习惯并非存心，而恰恰让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能理解。父母亲会在我们正熟睡的清晨起床，会把用来洗漱的水龙头的声音开得很大，然后，大声的说话、咳嗽；会在女儿写作业的时候把电视机声开得很大，穿着拖鞋嗒吧嗒吧满房子走；做饭时，会忘记打开抽油烟机弄得满房子油烟；上厕所时，会忘记了冲马桶；有时会叫上来城里逛街或办事的村里人来家里坐，弄得整个客厅都是脚印、瓜子壳……然而，这些多像我们的小时候，小时候我们会在深夜无缘无故地哭，会在上学时忘了带书包，会把新买的裤子扯出大洞，会把人家窗户砸烂，会因不开心而摔门就走……而我们犯下的错或是惹的祸，父母亲却从未介意过……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人类文明最直接、最集中的传递是在父母子女之间进行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思想课”并不讲晦涩的大道理，只是就事论事，然后做给我们看，让我自己去琢磨、体会。从父母亲的身上，我慢慢才领悟到勤俭、舍得、分享……这些珍贵的人生哲理，然而，这朴实无华的哲理多像一粒粒金子，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他们总是会在我生活的某处闪闪发光。
　　时过境迁，我开始怀念母亲的“思想课”。现在，父母亲仍住在乡下，母亲学会了微信视频，经常要视频过来看我们一家子。视频里，母亲再没给我上过“思想课”，话总不多，看我们都好，就呵呵地笑，笑容有点福气，又有点傻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