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娟
　　对于吐鲁番老房子院里的春天，父亲曾在2015年3月的日记中写着：
　　“吐鲁番的天气一天天变暖，小区里的树木日渐枝叶浓密，先是杏花开放，满树满枝粉红色的小花开得鲜艳，接着又是满园李子树开花，是浅绿色，更显美丽富贵，漂亮极了；还有榆树篱笆也明显的绿了。这就是小区院内的春景，不用出院就可以享受到春天的美景……”
　　2005年，我将自己的小家从吐鲁番搬到乌鲁木齐，与退休在这里长住的父母团聚。此后这十多年，我和爱人每年回到吐鲁番主要都是为了接送常回这里小住的父母，后来才开始听他们提到老房子院里的那些果树——它们开花了，结果了。
　　父母总是惦着回吐鲁番来住，惦着吐鲁番的生活。我原本只是感觉，这里的冬季比乌鲁木齐好很多，很多父母熟悉的老同事朋友，他们不过是因为年纪大了，喜欢回到更为方便的环境之中生活。相比乌鲁木齐的冰天雪地，父亲喜欢吐鲁番干燥的天气和平坦的路面。母亲则是喜欢最早在吐鲁番来到的春天，和她年轻时就熟悉的朋友。父母在三月份春分之前必定要回吐鲁番住一段时间，后来这便成为固定的节律。
　　2016年在父亲突然去世之后，3月，我们陪着母亲一起回到了吐鲁番。此次之行，不像以往往返时那样仓促了，也赶上最合适的时间，我看到了母亲每年都念叨着赶回来看的果树开花，看到了父亲日记中写到的窗前的姹紫嫣红。我在树下来回穿梭，心里酸楚，眼泪流淌不停。
　　老房子还在，我曾经计划退休之后，每年都回老房子去住一段时间。有那些想法时我还没有想明白，我们在一天天老去。我更不知道，有一天父亲会猝然离开。我只是任性而自私地认为，我爱着和依赖着的一切，它们会一直如往常那样延续。在吐鲁番的老屋里，父亲会如往常一样坐在书房里看书写日记，在他右侧的窗户对着外面的院子和道路，他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院里的果树和绿荫，母亲也会一直在厨房和地下室来回忙碌，她拾掇着舍不得丢弃而积攒得越来越多的老物件，而我便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继续这样的生活。
　　在父母的人生履历中，吐鲁番是他们工作三十多年退休的地方。父亲的故乡是巴里坤。母亲的故乡是北京，后来亲人移居到长春。他们被这浓厚的亲情长久地牵绊着，直至长辈亲人们一个个离去，故乡仍然是他们难以割舍和想念的地方。
　　而吐鲁番，这么多年来以它的世界闻名的火洲之地，以它存在于历史和文化交汇的长流之地，以它常年吸引着众多人们前往探寻的体验之地——以此种种交杂在我们的意识中。实际上，对于大半生岁月都交予此地的父母这一辈人，对于青春年华成长于此地的我们，对于懵懂之中离开此地的我们的子女们，吐鲁番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这里平淡的生活和浓厚的亲情。
　　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亲情、青春和曾经的朴素与美满，也定然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吐鲁番之于我们的故乡情怀。一个地方，无论它是否荒凉、僻远，无论它是否远隔千里，唯有在想到它的时候，心里的那种亲近感，以及缓缓涌起的温暖，会让人有一种孩子偎在父母身边的欣慰。
　　自六、七年前开始，我和妹妹为父亲整理他的日记和随笔，陆续录入他写的许多篇章。父亲将自己退休后每年写的日记，挑选出感觉有意思的篇章，重新誊抄在稿纸上，又根据不同的主题，再做一次分类整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笔下一直有不停歇的记录，直到他去世。
　　我曾读过很多父亲的文字，但从没有像他去世后为他整理文章时的那种心绪。对父亲的思念自然是一个重要的成分。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真正安静而完全沉浸到他的文字之中。他对自己人生的记录，对妻子和子女们的宽厚疼爱，对家乡亲人的惦念以及对他朋友过往中的诚恳，种种内容，如涓流在我独坐在他文稿前的那些夜晚流淌不停。我常常恍惚，感觉自己是年少时在葡萄架下，坐在他身旁听他说话。在他离去之后的悲痛和思念无助之中，这些文字让我感觉到宽慰，一次次回味中，还能看到父亲的背影，就像我依然跟随在他身边。虽然他再也不能回头，可我还能一直跟着他，甚至，能感觉到他走动时的身体气息。
　　父亲年少时在乌鲁木齐第一师范就读，后被保送到新疆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又做了中学教师，直至他从教育系统走向行政岗位到退休，常说起自己在文学上的修习与遗憾。而我也一直认为，如果没有比较深的造诣和禀赋，以及后天不断学习和积累，在文学表现方式上的钻研和对现实更为深厚的体验和捕捉，是难以谈得上有什么成就的。文学最多仅是一个爱好，写写画画，聊以打发时间，慰藉心情。但父亲走后，为他整理书稿，从编辑的职业角度推敲字句，勘误查证，也同时深陷于作为女儿对他离去的痛苦和难以抵御的思念，在这种情绪中，读他的文字时，却感到与之前并不相同的理解。
　　对父亲而言，他的一生诚恳勤勉，尽了自己应尽的社会职责，在家庭之中也竭尽全力培养和抚养子女和孙子们，他文字中所能表达的，是极为平常和普通的角度，是这世上许许多多人都共同经历和体验过的生活内容，他所能用到的词藻和语法，也仅仅是他年轻时积累的文化修养下完成，他难以以文学的技巧再表现更多。但是，作为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父亲用文字来记录下的那一分，因为真实平凡而显得可贵。尤其是当他离去后，我们这些有他的骨血，日日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亲人读到时，是莫大的慰藉。这要感谢文学修养对一个人的造化；感谢父亲在生前下笔记录时心里满怀着的爱和眷恋；感谢上天慈悲，这爱一直流淌不息——在他走后让我们还能真真切切感受到他。
　　父亲，我们此刻已难以向他求证，在他当年落笔写下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经历，写下送孙子上学时的喜悦，女儿出书时的欣慰，儿子过生日时的感触，与老伴一起度过金婚纪念日时的满足……当他写下这些时，不知他是否想过，有一天我们会捧着他写下的这些文字，读着、哭着、想念着他。
　　父亲是于2016年1月19日清晨永远离开的。我很久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上下班路上开车时常恍惚，会突然想到父亲真的已经不在了，永远离开我们了，眼泪大颗落下，抑制不住放声大哭。在父亲去世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常常觉得自己内心僵硬着，勉强能够麻木丧父之痛，却会突然间心狠狠地撞击着，一遍遍问自己：父亲去了哪里？他到底在哪里？我们此生真的不能再相见了吗？在任何时间，只要一涌起这个念头，瞬间便眼泪涌出，但冷静之后，仍会觉得父亲并没有走远，他还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关爱着我们，时时牵挂着我们。
　　父亲呵，你在哪儿呢？这来自于血脉相连的思念，让我常置于心痛之中，而惶惶无措。我们在家陪着母亲，继续着日常的生活，有时转头，看到他的书房门开着，一切都保持着原样，唯有他的身影，永远不能再现。真的是永远吗？似隔着薄薄一层纱的距离，指头一戳，就可以连通的空间，都真的是永生永世的隔绝。
　　为父亲下葬的前一晚，哥哥打开了我们整理完父亲作品《平淡春秋》制作的两本样书。第二天，哥哥说，他这一晚坐在沙发上，一边流泪，一边抽烟，一边看着父亲写下的字字句句，直至天将亮时。当我听到哥哥说他流着泪彻夜读着父亲的书，心里突然地敞亮了——没有必要用文字的价值对一个人的写作做出评判，当文字的意义在这个时代被变通为各种形式，被刻意抬高和随意贬低时，父亲所写下的，使我们感到深深慰藉的内容，便是最好的文字结局了。
　　而我呢？近些年我难以如过去那样对于自己的文字和创作自信，我选择了为工作付出自己的精力，选择在休假时去荒野之中抛置自己所有的体能和精力，却很难能拿起笔认真持续地记述脑中纷涌的内容。我所经由岁月变迁阅历积淀后一直感觉到它的欠缺，一直想有机会补充的内容，实际上一直在我的笔端，一直在。我想把它们补进去。虽然我依然是难以下笔，常常在面对电脑时打开新建的页面，有一种障碍和排斥的心理，也许是用了十多年的笔记本电脑太老化了，我的手指敲击在键盘上总是感觉那么生涩。我写不下去，可我想写，我一直想写。
　　我又开始动笔。第一篇是有关吐鲁番生活的回忆，写于从乌鲁木齐经上海前往科伦坡的飞机上，那是我陪伴母亲在父亲去世100天之后进行的一次长途旅行。在舱位上我随手翻开带来的一本书，它的装帧设计留了许多的空白，在我的心里突然跳出一些句子，我随手将它们写在了那些空白的位置。
　　赫尔博斯说，“人死了，就像水消失在水里。”也许，要真的在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高的天宇上，我才能与父亲相遇，才能在他的注视下拿起笔，记录我们曾经的生活，为了让这生活重新来过一遍，让父亲不断出现，即使我知道，这一切已经只是记忆。
　　无论我们成长多么坎坷，但那些过去了的日子，来自于父亲的温暖、威严、教导以及他年迈之后对我们的依赖，这所有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一页页翻过去的内容，又重新在我的记忆中打开，不停地翻阅起来。我想文字也有这样的功能吧，它会让这些已经逝去了的生活重新来过，虽然它不能带回已经逝去的父亲，却能让他永远站在岁月那头，始终如往常那样关爱我们。
　　父亲去世后，我终于懂得了文字的慰藉，文字给予的温暖和回应。

墓园中的乡土

我对吐鲁番最早的认识大约是年幼随母亲回长春探亲，又再次返回新疆的那几次。父母亲的工资用去各种开支后，每隔三四年攒下来的钱，便够母亲带我们回长春去探一次亲。回来的时候，无论是从当时的七泉湖火车站还是后来的大河沿火车站回吐鲁番，在戈壁滩上远远见到一道潮水般的绿色时，我们都知道，那是吐鲁番——我们又回到家了。对于母亲来说，辗转于两地，是为了探望长春那一大家子亲人，而幼小的我们，种下的“家”的概念，是跟吐鲁番牵连在一起，就如同血脉中的关系，天生而无法分割。
　　记得有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我们一家五口聚在后院赏月。秋季的吐鲁番瓜果丰富，父亲将月饼在盘中摆放整齐，又将一个甜瓜切出锯齿状花边，摆在那张油漆斑驳的小红桌上。
　　父亲对坐在桌边的我们兄妹三人说，中秋节，吃的东西要先供给我们的先人。当坐在小木凳上的我们，仰头看着澄静夜空上的圆月时，我还并不懂得“先人”的意思，但它在我的记忆中懵懂地铭刻下来。
　　先人，当初我只以为他们全都在天上，而我们又从何处来，有着什么样的祖先渊源，在我后来多年的阅历中，才渐渐明了一些。
　　班里的同学在填写学籍档案表时，我发现大家填的祖籍多是内地，全班仅有两三个同学写到了新疆，而我便是其中之一。祖籍栏中写着的“新疆巴里坤县”，我曾和父亲回去过，那是一个比吐鲁番还要小的县城，交通工具还是毛驴车。县城的城墙上长满了浓密的野草，蜻蜓密集飞舞着。姑姑家里有好喝的酸奶子，太爷爷他们的坟在很远的戈壁滩上。
　　当时自己很不解，为什么不能填北京呢？那是母亲生活过的地方，或者填长春也好啊——后来姥姥、姥爷迁居的地方，城市里有着高大梧桐树的街道叫斯大林大街。干休所的院子里非常整洁，操场茂密的草丛中有一个平衡木，姥姥家的楼房宽敞明亮……
　　“以自己父亲的籍贯为填写依据”——当时老师是这样要求的。此后一直延续到现在，我在那个位置填写的始终都是新疆巴里坤县。
　　那我们又是哪里人呢？
　　我和哥哥都出生在托克逊，随父亲调动迁到吐鲁番，我和哥哥工作之后调动来了乌鲁木齐，妹妹毕业后留在了乌鲁木齐，父母亲退休后也搬到了这里。十几年转眼而过，我们似乎将永远与乌鲁木齐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了。尽管我们都离开了吐鲁番，到现在那里只剩下一栋老房子，但在我们共同的记忆中，吐鲁番的生活无疑是这个家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兄妹随母亲回长春探亲，途经北京必定要去天安门广场、故宫——在我们家的黑白相簿上，那是母亲年少时随姥姥姥爷和姨姨舅舅一起常去的地方，并拍下过多张全家合影。而父亲的家族早年在巴里坤的驼商生活，几代人经营家业的变迁，一直在父亲的回忆中，也在我们通过各种叙事记载渐渐明晓的根脉绵延中。因此，在我少年的记忆中，一头是故宫，另一头是驼道。
　　父亲去世之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了几封信，信封上的落款是巴里坤县北街，打开才知道，那是爷爷的亲笔信，来自我从未见过面的爷爷。信里的落款日期都署着“1970年”的时间。我一直非常熟悉父亲清秀流畅的字体，看到爷爷的笔迹时感到很陌生，那是在沧桑生活中形成的书写形态，来自于一个继承家业与负担，凭借自己的本分责任和有限能力苦苦经营生活的人。
　　爷爷写信的时候正值“文革”时期，因为新中国成立时他的成分被划为了“商人”，被挂牌游街，并让他扫大街，拓土块，睡在水泥地上，以致重病难治而去世。彼时家道落魄，爷爷在给父亲的信中写着，他没有给父亲留下更多的家产，但重要的是，他也没有给父亲留下债务。
　　我虽然并未在巴里坤生活过，也未来得及见到爷爷，更未受到过他的教导，但我明白，无论何时都要持守做人的本分，恪尽自己的职责，这便是骆家的家风。
　　2009年，因为工作的安排，我用节假日在哈密两县一市采风。对于这片土地我希望能写点什么，虽落笔却终究没有成形。我是觉得，那时候的自己还过于年轻肤浅，总是认为阅历再丰富一些，才可能更自如地表达对一片乡土的认识。
　　那一次在巴里坤，我去了三叔骆春明（父亲的堂弟）家。三叔家所在的旧时满城城墙下的房子已经拆迁，新建小区楼房的客厅南面，远隔十余公里的荒滩坟园中，就有骆家的祖坟。三叔的长相、性情与父亲极为相似。他说：“你们都去闯世界了，我留下来守坟园。”
　　那天，我随三叔一起去了坟园，在他的指点下向骆家的先人祭扫叩拜。那正是清明时节，四月的天空旷远寂寥。
　　巴里坤是我的高祖经营家业，望重乡邻的地方，是父亲的故乡，也是我们血脉相连的地方。父亲2016年因病突然去世后，我们在乌鲁木齐烈士陵园安葬他的骨灰盒时，将从巴里坤祖坟上取的土带到了他的墓穴前——攥在我们手里的土，是大地上最普通的质地和色泽，却也是一个家族几代血脉生息的乡土。母亲、哥哥、妹妹、堂姐、堂弟，我们十几个人依次为父亲撒下一把土，那土均匀地落了下去，落在了父亲的安息地——乌鲁木齐郊外的山岭上。
　　墓园之内，碑茔肃立，旁边的小路上，绿草从铺地青砖的缝隙中生长出来，成为这片寂无声息却包藏着大悲欢之地的最好陪伴。我又将一些土撒在了道旁的林带里，那里草木的根须正悄然在土地中生长，父亲故乡的土，便与这片山岭汇在一起。而父亲的墓地，终有一刻也将与他眷恋乡土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