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英国作家乔治·摩尔曾反复提到“热度”这个词——“文学热度”、“心灵热度”、“个人热度”，并把它与作家的“激情”相对立，因为激情是热烈，是雄辩的欲望。而热度则可以是冷静、甚至沉默。之所以要强调“热度”，是因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形成，除需要作家的“天赋”外，更需要经验、发现以及带有物质气质的精神。而在这其中，发现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关于“发现”的表述，又可以将它理解为“重塑”或者“陌生”。文学中的发现意识之所以重要，正是基于人性的不可知性和物质世界是由无数个偶然相加的结果。因此，米兰·昆德拉将这种发现精神作为小说家的重要品格。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回到张新荃的文本上来，他对这个世界的冷静叙述和细致的把握，也可以用“发现”来概括：《山桃》发现了人性中有一种超越革命性的价值趋向，包括朴素的直觉和情感的倾向性，而通常所说的“革命性”可能涵盖其中，这就为《山桃》的革命叙事找到了充分的必要性。《阿兰的日子》就是一部冷静的作品，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怀有充足的耐心，把一桩桩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图景剥茧似的描绘出来，最终寻找出现代人潜意识中的生存焦虑，这种焦虑是与十九世纪末国民性中的麻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动”相对照的，是属于现代化进程中国人的心理特征。此外，《山桃》还赞美了山桃秉性中的刚强、坚毅。《阿兰的日子》赞美了阿兰的平凡与善良，尤其要指出的是：《阿兰的日子》所秉持的日常生活角度，不追求离奇、惊怪，情节看似平淡，却有着内心挖掘的深度，使小说依靠其本质的力量而存在，而不是玩弄惊险、暴力、情色。应该说，小说的态度是严肃的，在今天这个社会，我越来越对“小说”这个词采取审慎的态度，因为许多丧失文学性的文本，也都打着“小说”的名目，已经使小说沦为复杂的故事，那么，已经丧失了文学性的小说还能不能叫小说？因此，只有执着于对叙事文本的文学性把握和文学观照，才能构成对一部作品本质的描述。

悖论语境下的山桃

悖论是存在于人物命运中的试图瓦解现实的一种因素，它不是滑稽，也没有任何喜剧效果。悖论通常会显示出作者的思考能力，在悖论面前，小说中的人物通常显得束手无策。
　　《山桃》引发的是一系列关于生存价值的思考，作者思考的方式就是——悖论，可以说，忽视作品中存在的悖论因素，就会忽视《山桃》所阐发的价值体系，就无从理解山桃的信念和坚持。为了保护木箱子，山桃的丈夫和马匪滚落山崖，自己被刀疤脸捆绑在枯树桩上，受尽身心凌辱；儿子因发烧导致了聋哑，即使如此，山桃始终保护着木箱子，这种种壮烈，种种苦难，在小说的结尾，被现实轻易化解掉了，木箱子里的财宝，是泛黄的边区旧币、过时的账本和文件。狗娃说：“我代表组织谢谢你。”山桃心里想：狗娃，交给你我就心安了，你是红军。那么，山桃付出的苦难，仅仅是为了“心安”么？山桃历尽苦难所守护的边区旧币和过时的文件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也正因如此，我们感到作者在这里有一种重建价值观的努力。
　　在《山桃》中，悖论也往往体现为不连续性，不确定性和自相矛盾。接下来的故事往往是对已发生故事的消解，消解所谓的“壮烈”、“崇高”这些概念对人性的遮蔽，恢复到人的本性和潜意识中的“闪念”、“转念”，正是这种种因素，使一个常人成为英雄，而又是因为这种种因素，使山桃还原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山桃拼命保护木箱子是基于一种农民式的善良，她只觉得：“那是红军的命呀。”山桃还不是一个革命者，山桃对木箱子的保护，是出于其朴素的觉悟和潜意识中的情感倾向性，她知道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在那段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中，许多百姓在以不同的方式为红军提供帮助，我相信支撑他们信念的更是这种“朴素的觉悟感”。而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是和千千万万个山桃式的付出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桃》的革命叙事维度也凸现出来。这些没有接受过革命教育的普通百姓凭借着朴素的觉悟和情感倾向性，开始投入了支持红军的革命事业。山桃心里常说的一句话：这是红军的命！当她的男人愤怒地要去扒出红军留下的木箱子，山桃很冷地说：那是红军的命，谁也不能动！这种声音在山桃的心中非常强大，甚至阻止了她医治儿子病情的最后努力。小说发现了经过战争洗礼，百姓性格中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倔强式的坚强意志，这种坚强甚至远不能用当今时代的“信念”、“真理”等等词语来概括，也是那些以“灵活”、“机巧”为时尚的年代所永远不能理解的。
　　这样说，并不是要消解山桃身上的英雄气质，而是要把她还原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状态，从生活的角度去看待她，而不是从“崇高”的角度。山桃身上的“农民”状态可以从结尾再次得到印证，当她把箱子送给狗娃后，小说写道：“现在她什么也不想了，只想带着儿子回家，回家好好过日子。”山桃这种回家过日子的念头隐藏了一种对狗娃的绝望，在她的潜意识中，她还希望把木箱子通过狗娃交给红军，还希望和狗娃拜天地，但是在结尾，山桃的苦难结束了，同时，希望也破灭了。
　　还要说到“价值观”，说到苦难的戏剧化效果，或者说是苦难的幽默。山桃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是回家好好过日子的结局。那么，她所遭受的凌辱，她的丈夫滚落山崖，父亲的死，儿子的残疾，有意义吗？有价值吗？然而，《山桃》通篇都在肯定这种价值的存在，因为山桃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由——既卸下了沉重感，也放下了幻想。“回家过日子”——这对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经历过战乱的女人来说，是多么高尚的理想。如果她当初把木箱子交给马匪，她可能会摆脱现实的苦难，但却会终身背负精神的沉重枷锁，负罪感会使她终生不得“好好过日子”。因此，《山桃》所体现的价值观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山桃所携带的纯朴气质是这个现代化社会所缺乏的。在充满“交易”、“兑换”、“升值”等词语的社会里，人的精神追求正在萎缩，物质刺激越来越成为必要的手段。甚至一些披着“文化”外衣的人，他们的心灵世界远远赶不上蹲在墙脚纳鞋底的老太太。那么，山桃所携带的农民式的纯朴哪里去了？一种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哪里去了？

处于平民叙事角度下的阿兰

关于“小型叙事”。小说的一种叙事维度被称作“宏大叙事”，着力展现大的历史场面，社会变迁，展现人类进程中伟大的、崇高的一面。而小型叙事则是从日常的、平常的、司空见惯、本应如此的生活场境中去发现人的价值。英国作家乔治·摩尔说过：“选择一种平凡的、日常的故事可能更好，因为在发展这样的故事时，他所拥有的一切思想的独创性与幻想都会显示出优势。”
　　《阿兰的日子》就是属于这种小型叙事的作品，作者把阿兰放在“下岗”、“兼并”、“高考”、“疾病”这些语境中去考量，反映处于国企改制、经济转轨过程中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希望。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个人命运形同随风飘泊的蒲公英，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困惑和危机意识，阿兰的命运在不经意间就被纳入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序列，阿兰的日子就带上了象征性和隐喻的色彩，她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消费时代即将来临的前夜。
　　《阿兰的日子》在叙事策略上采取了平民化视角，小说中的阿兰具有中国妇女诚实善良的传统性格。围绕在她身边的就是儿子高考，丈夫出差这一系列平凡的家务琐事，她的身上丝毫看不出女性的崇高，反而有些卑微、软弱、逆来顺受。儿子高考期间，阿兰一方面得为儿子做饭，照顾好儿子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还得继续盘点库房，等待下岗命运的来临，而对处于这种弱势群体中的阿兰，承受、忍耐和沉默的坚毅成为她性格中的主体部分。那么，作者把这样一个传统女性放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显然是对人性做一次多重压抑下的文化试验。每一个人都能从阿兰的身上读到一种沉重的焦虑感。在现代社会中，焦虑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典型的社会情感。
　　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那里，试图用“叙事”来代替“小说”这个概念，叙事不仅是一个把世界概念化的特别模式，它有其自身的逻辑。因此，如果叙事是基本的绝对的形式之一，它使我们及时地掌握现实，而且包含了共时分析的思考本身，将它视为一种视角。同时，为了对现实做出反映，必须将现实纳入叙事当中，使它产生新的现实，新的环境。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说，阿兰所面临的叙事环境应当是一种被放低了的、被浓缩了的、被抽象过了的环境，故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儿子高考前后，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叙事空间中，阿兰作为现代人的种种焦虑、困惑被瞬间放大，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现代人充满疲惫的面孔。
　　小说的结尾是对阿兰的一种总结，也是为完成这种现代性叙事所做的努力。当阿兰推着架子车去闹市卖书时，获得了一种内心的满足，这种满足感是基于平民叙事的角度而产生的。阿兰到新华书店上班时，不知不觉又转到工作十几年的库房门前，门上斜贴了长封条，阿兰的内心顿时涌起了莫名的失落感，公司没有了，阿兰工作的库房也没有了，她的心脏像是被掏空了。现代人面临着急剧变化的世界，主体的不可知性，自身命运的难以掌控，都在促成现代人的惶惑与焦虑，可以说，惶惑与焦虑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与十九世纪以来遍布中国国民性中的麻木、颓废具有同样的词语效力。主人公伴随着惶惑与焦虑的内心世界是现代叙事的一个突出心理特征。
　　但是这种焦虑和惶惑更多的是现代人的心理感受，阿兰的焦虑来自下岗的压力，儿子高考的压力，病痛的压力，阿兰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和拼搏的毅力。因此，现代人的焦虑意识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麻木感有本质的区别——它不属于“国民劣根性”。
　　与焦虑意识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温情。正如焦虑的无处不在一样，这种温情也始终伴随着阿兰。如果说焦虑叙事是通过一系列漫长的梦境以及现实的压抑来完成的，而这种温情叙事则是渗透在微小的细节当中，从大松的关切、王科长和胡秀的理解与同情，到儿子的亲昵，甚至到新华书店经理的歉疚，而阿兰的敬业与勤勉也构成了温情叙事的一部分，这种温情意识是为了抵抗现代人的焦虑与惶恐而存在的，是构成平民叙事语境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敦煌月》的文化随想

《敦煌月》中的人物肖像没有一个是清晰的，每个人都带着模糊的面容，无论道、法师、高鼻子画师还是尼。不仅如此，《敦煌月》所构建的整个叙事结构都带有朦胧的、梦幻般的格调。“九条紫光”、“牛犊般的狼”、闪着耀眼白光的尼的头、“庞大的黑色物体”、“怪物”、“怪叫”、“阿弥陀佛”。
　　《敦煌月》中渗透着强烈的文化意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古卷之劫一直成为笼罩在中国人心头的阴影，而《敦煌月》似乎有一种重写历史的努力，高鼻子画师最终没能将国宝带出敦煌，而国宝也随着“几声绝望的呜哩哇啦”坠入湖中，国宝最终竟没能完好地保存下来。这种缺失感正是藏经洞带给中国人的文化虚无感的终极表现。
　　《敦煌月》并不是想像的产物，而是基于一种文化心理焦虑。虚幻、象征、传统经验、国宝意识掺杂在一起，使这部小说呈现多维的精神指向，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又充满了精神的失落与挣扎，敦煌在这里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载体。“道”被“唱歌的钟”和“亮闪闪的银元”模糊了视线，使国宝被高鼻子盗走；尼有着“丰满迷人的曲线分明的人体”、闪着白光的头、蒙娜丽莎似的眼睛，使高鼻子惊叹：“太美了！”但夜深人静时，夺回国宝的尼又显示出另一幅近乎狰狞的面孔——“两只大眼血红鬼亮”、“黑脸”、对高鼻子的穷追不舍，一路怪叫，寥寥数笔，夺宝的过程惊险、迷幻，有中国古典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然而，藏经洞古卷毕竟流失海外，《敦煌月》也只能以这种沉重的方式结尾，阅罢，回响在人们耳边的只有那一声深长的佛号——“阿弥陀佛”。
　　作为叙述者，张新荃小说能够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通过人物、背景、情节、语调、结构等一系列因素，带给读者以真实的阅读感受。通过对上述三篇小说的梳理，给我的感觉是：写简单的故事要比写复杂的故事难得多。《阿兰的日子》是由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小说文本，小说的内在动力不是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焦虑是小说的原始动力，作者在稳健的叙述过程中慢慢把这种焦虑感放大，从而产生读者的认同。同时，也感到当下的小说写作者们不能低估了读者的审美情趣，那些“怪、乱、力、神”的东西并非读者阅读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