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荔
　　

打碗碗花

一些与记忆相关的事物，是一个个固定的词语，在某种生活的经验里繁复或者偶尔的出现。那是一种情愫的根植，和岁月无关。
　　这一朵朵小小的白色如喇叭状的花朵，紧贴着地面兀自地盛开着，花的叶蔓纤细而又无规则的相互缠绕，没有方向地伸展着。因为刚刚下过一场土，小小的叶面上被尘土所覆盖，不知道花朵是怎样躲过尘土的洗礼，保持着清洁的面容，如喇叭状亭亭玉立，或簇拥或孤芳自赏，她们各有各的表情，各有各的理想，从灰蒙蒙的叶子中盎然挺立着。这一丛花攀岩在一截废弃的土墙边，周围乱草杂生，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穿梭于花丛中，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莉，心里还感着甜蜜的回忆”当我专注于这些小花的时候，一个穿越时空的声音在这个近乎破落的院落里回荡。
　　至今，我依然不能把这么美好的句子根植于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但我又着实逃离不了它的荒凉。这是一个绝对不能辩证的理论，想丢又丢不掉，离开了很多次，还要回来。多年前，我根本没发现这座矮墙下会有这么清秀不妖娆的花朵，更没发现与破落的土墙鲜明对比中那朵朵小花是这样出尘土而不染，托着一朵花儿的理想和自信在广博的世界里生机盎然的生存着。而我更多的时候是与这些花儿进行对抗着。这些花儿是我儿时每个早晨必须战胜的对手，每天我以稚嫩的双手要斩获一大筐子开着白色花儿的兔耳草（那时候，我不知道她还有这么内敛美妙的名字），把屋后藏在猪圈里的两头贪得无厌的胃填饱之后，我才得以自由。天还没亮，到地里干农活的妈妈就会在我耳朵前轻轻地叫着我，“起来了，起来吧，哪块地的哪条田埂上，草很多，一条梗子就够拔一筐子草……”我用尽最大的努力，睁开眼睛，按照妈妈的指示，背着筐子追赶着朝阳出行，去奔赴我的战场。在半梦半醒中达到目的地，出了村子的西巷口，再向西走，路过两口废弃的大坎儿井，大坎儿井的井口一塌陷，一个巨大的圆的坑看守在这条土路上，要是天稍微早些，还没完全亮的时候，经过这里，我总是忍不住的想象着那黑洞里所隐藏的一些，是不是会有一些咬人的黑猫怪，或专门偷吸人血的狐狸精，踏着星星留下的痕迹，向西面那条被妈妈头天侦探好的那条田埂，我要把缠绕和铺盖在田埂上的草全部收割回家，我用稚嫩的双手与土地进行较量。绿绿葱葱的草铺满了田埂，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快乐地从草底穿来穿去，俨然一个自乐的世界，我天生害怕这些小虫子，在即将拔起那丛草的时候，我要观察半天，然后找到一个下手的地方，然后把草拢成一把用力一拔，草根脱离了泥土，成为我手中的猎物，一群虫子从土里四处逃散，被草根拔起来的泥土散落着，柔柔的软软的，紧接着我会向下一草丛进军，当东方的曙光映红了天际，我装草的篮子也逐渐顶梁了，甩甩与草交锋的右手的酸麻，长长地舒口气，用我幼小的左胳膊挎上草篮子，一步一倒地往家走，太阳出行的速度和我拔草的速度刚好相符，每一寸阳光不紧不慢地跟随着拔草的步伐。当我把一整筐的猪草打回家的时候，那两头黑白相间的猪对我欢快地叫着，我近乎厌恶地看着它们一眼，满身污渍的家伙用那个填充猪草的胃来耗费我的美好时光。我重重地把草篮子放下，去做好上学前的准备。
　　整个童年，我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战斗力又诚实的战士，我战胜属于我那个年龄女孩子需要有的娇气和宠爱，像个勇士般地去完成妈妈的指示，完成任务后，背起我心爱的书包，一路小跑地向离家还有两公里的学校行进。几乎每天都是拖着灌满泥土的鞋子，双手冒着青草的味道，打开书本，那被青草拉得很疼的小手，摸着书上那些陌生的方块字，觉得软软的，当时想，那些铺天盖地长在田埂或缠绕在某一个渠沟边儿的兔耳草要是像这些方块字多好呀，我只用手摸，脑子去记，而不会占用我最美妙的睡觉时间，不用耗费我仅有的体力，那么，如果兔耳草变成了方块字，而我呢，则是屋后每天见到我都有亲切感的哼哼叫的那两个家伙了么？不行，我不愿意，我被自己的简单的幻想拒绝着。因为，我没有见过更远的天空，所以我无法去幻想更远的未来。
　　时光像草么？无论你怎样的收割它都会一如既往地闪现在你的眼前。
　　我抬头看着霞光迅速地蔓延，低头追着铺满田埂上的兔耳草，就像追着我童年淡色的时光。那与大地密切相接的兔耳草，一把抓住根，用力一拉，冒出白色的液汁，却把手染成绿色的，我的童年瞬间被握在了我的手心。
　　因为难得回家一次，当然也不能放弃区别城市高大上的树木和绿化带里整齐划一的景观花草，我叫来阿楚同学，极力推荐这种小小的野花让她来认识，我告诉她，这种小花有个很美好的名字，叫小璇花，还有一个名字比较通俗的名称叫打碗碗花，它不是花其实是一种草。有一篇课文《打碗碗花》，就是讲的一个小女孩到外婆家做客，认识了这种美丽的小花，从对小花的认识里懂得了一个道理。阿楚在院子里低头刷着她的手机屏，知道了，她应付着；随即跟着我来到这一丛野花旁，拿着手机啪啪地拍了几张，问，这就是打碗碗花么？我看过这篇文章，文章中的那个小女孩好幼稚呀，一朵花和人有什么关系呢？外婆还骗那个女孩儿说，摘了花儿吃饭就会把碗打破，而那个小女孩儿竟然还信了。一朵花的事情怎么会和人有直接关系呢？花虽然有生命，但是没有思想的，阿楚叽叽咕咕，啪啪啪拍了几张照片，转身说，你自己看吧，我去发条微信和说说……
　　在被一场沙尘天气刚刚侵袭过的草花，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依然健硕地随着风摇摆着，另一朵花刚才被我把灰尘抖掉，显出了花朵细腻而柔软的花心，淡淡的黄，仔细地研究和观察着，还真美呢，转身再看看阿楚，她偶尔与这朵乡间的小花相遇，她把这朵草花移栽到了她的手机里，若干年后，一定不会完全地记起，而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

兔丝草

长三米宽两米，这是所有的田地里最小的一块地。这块地很奇怪，无论种什么，只要是立秋过后，地里的庄稼上都会被一层黄灿灿纤细如金丝线的植物缠绕着，整块庄稼的枝叶都会纠缠在一起被织成一张黄绿相间的网，很好看。可是村里种地的人们都极害怕这种美丽的“金丝线”，因为庄稼一旦被它缠上就会慢慢地萎缩至死。只要谁家的地里发现了“金丝线”，都会奔走相告，或自己动手把它摘除。生产队曾经集中起来翻挖换土,想根除兔丝草的再生,可是都失败了.每年到了立秋之后,这块地里的庄稼依然会蔓上一层金色。
　　这块地从这个村庄开始的时候就存在。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土地是共有的，大家一起干活一起吃饭，无论你是满腹经纶还是斗字不识，只要你有健壮的臂膀，凭着你赋予大地多少分力气，你就会在穿着干部服装的那个记分人手里的一只笔和本子上的数字里得到回报。由力气换回来数字，由数字再换回来穿衣吃饭。这样的计算规则是我到现在才弄明白。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父母支起一盏油灯，头碰头的点数那一张张小小的纸票：这些是留换粮食的，这些是可以换油，这些是去扯布缝衣服的。然后开始包扎着手上白日里被坎土曼把儿或铁锹把儿磨的血泡，父亲给母亲包扎，母亲给父亲包扎。父亲时常握着母亲的手怜爱地说：磨吧，等磨出了老茧，就好了。此时的母亲总是黯然垂泪。
　　我时常在这样的情境里注视着年轻俊美的母亲和强壮帅气的父亲，再环顾这间低矮的窑洞。我总是想到那赤黄的兔丝。我觉得那一张张小小的票就是那些兔丝草，它总是无限制地剥蚀着父母的青春。在暗影里我伸出手，仔细地瞧，耳际回旋着父亲的话，磨吧，磨出了老茧就好了。我也要用那些木制的把柄来磨老我的手指，直接抵达那些小小的纸票。只是我要把离家3公里之外的那所破败的学校里实现这个梦想，我幼稚地想把那些方正的文字和规矩秀气的数字磨损我的手指，而后到达那一张张小纸票，然后彻底地铲除如兔丝般窘迫的生活。
　　伸出手在黑影里绕一圈，炕头的如豆灯光随着绕一圈，我开始探究，那个秋日的午后我和阿毛、阿玲的友谊突然神秘失踪的过程，在空旷原野上被风吹跑的废纸或塑料袋之类的轻巧物品，无论跑多远我都能看得见，甚至还可以把它追回来，而在那一个下午，我和阿毛姊妹的友谊，怎么也找不回来。
　　我们两家是邻居，住在被人们称作“马号”的大院子里，马号顾名思义就是以前栓马的地方，后来马被牵走，人住进来了。那间大马号像个“四合院”，墙边上还留着一些马蹄踢的痕迹，和腻到墙角里的一些马粪的痕迹。我们这两家人被安排住进来了，这面用黄黏土夯打出来的土墙给予人一种绝对安全感，同时还冬暖夏凉，比以前那间黑黢黢的窑洞不知要好多少倍。刚搬进来父母们都乐得合不拢嘴，我们也一样，看看那用黄黏土和细细的麦草掺合在一起的墙面，已经被岁月或时间磨的光华，偶尔还有一些数字的记录，比起原先那面都是土块缝的窑洞的墙面细腻多了，再也不用怕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从那些小洞里出入。屋子外面的场所更是宽大、广阔和安全。地面的浮土也已被人们或牲畜们踩得很结实，没有一点虚浮。一个大院子，几间相互对称的门，是我们捉迷藏、过家家绝好的场所。白日里我们做着大人们给我们分配的任务，早上上学，下午放学要到地里割草喂羊。这间有些破落和空旷的大院子，因为我们开始生长一些温暖快乐和人生最初的哲学。
　　我、阿毛和阿玲三个人挎着篮子到“南湖”的地里割草。经过一块拔了瓜秧的瓜地，那块瓜地头有一口井，那井是一口费旧的坎儿井改成，坎儿井的井口很圆很平光，被时间或时间里的人过往，磨去了坑凹。在淘挖这口井的时候村里还搭进去了一条人命。因一口井一片瓜地直接从戈壁滩上呈现出来，一条条歪歪斜斜不规则的瓜沟把这片戈壁滩支离的七零八落，瓜秧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地在戈壁滩上伸展。八月半的火焰山南，“早穿皮袄晚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的季节，是我们这些孩童到拔过瓜秧的瓜地里捡瓜蛋子最好的时节。在荒野的戈壁，一片绿色突兀而生，凭着粗砺的砂石里的一些灵气供养出来的甜瓜，无论哪个季节都是甜脆可口，何况还经受着秋风和秋阳的锤炼，那些被一团团干枯的瓜秧盖住的甜瓜蛋子，皮薄、脆。没有完全熟透了瓜的甜腻，只有清脆宜人的爽口。对于时常浪荡于戈壁荒滩的孩子们来说，这块瓜地和秋后的甜瓜蛋子就是一个美妙的天堂。
　　我、阿毛、阿铃三个人分头在一堆一堆干枯的瓜秧下面找寻着，我拿着割草的小镰刀用力的把一堆半湿不干的瓜秧挑开再堆起来，有时候把瓜秧一挑开，一些有拇指大的湿虫或其他一些形态各异的昆虫慌忙地逃窜着，此时，我极为害怕，我害怕那些不知名的小虫会爬到我的身上。不像我的同伴阿玲，她任何时候都是个柔弱受人保护的娇气女孩，看着她和阿毛边说边笑，一个又一个金黄的椭圆的瓜蛋子从阿毛的手里递到阿玲的怀里。阿玲抱不下了，就放到他们的筐子里。我要用比他们多一倍或百倍的努力来平衡我身边的空缺。我更加卖力地翻着瓜秧，用尽所有的力量来和他们比赛。最终我发现了一个又大又标准的红心脆甜瓜，瓜头已经咧开了嘴，红脆脆的瓜瓤很诱人，真想趴到上面咬一口，但是我还是忍住了。在这瞬间，我想到了母亲指间的那些被风吹裂的伤口。我还是禁不住惊喜地叫出了声来，引来了阿毛和阿玲的驻足，我的得意掩盖住了他们的一丝不屑和少许的嫉妒。
　　当西边天际出现一抹红的时候，我们都收起草筐子回家了。我走在前面，阿玲和阿毛走在后面，我总是想等到他们俩一起走，他们俩就是不愿意和我一起走，我停，他们也停，我走他们也走。三个亲密无间的玩伴就在这个傍晚被一种气氛突然地分开，我没弄明白。这时候我们的妈妈来迎我们回家吃晚饭了。妈妈们亲昵地说：“呵，这几个小鬼也不嫌累，跑这么远去拣这几个瓜蛋子，来我们来检查下。”我兴奋地把筐子放下，准备把那个大红心脆甜瓜抱给妈妈，可是我翻遍了筐子的里里外外也没找到，当时我傻了，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弄迷糊了，怎么可能，我分明放到筐子里的，我怕别人发现，还专门用草盖上的。而这个时候阿玲、阿毛加快脚步，硬是把他们的妈妈拉回家，当他们与我擦身而过的时候，我与阿毛和阿玲的眼睛相遇，他们又迅速地闪开。
　　我明明把一件东西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我没有再动过它，怎么会突然间的没有了？疑惑还是疑惑，我眼泪掉了下来。妈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经过，她说，没了就算了，有些东西会莫名地失踪的。
　　我几乎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巫婆的。当我和阿玲迈着同一只脚再踏进那间破落空旷大院时，我们不再是欢快无所顾虑地雀跃地喊着——回来喽。我们相互不信任沉闷地同行。
　　当我进入阿玲家的那扇发黄的破旧的门时，她正在给她妈妈兴奋地讲述着自己的战果…….我愣了一下，只觉得全身的血液往我的头上冲，我几乎是愤怒了，那面被磨的光滑的墙面瞬间也长出了一些丑陋的疙瘩，第一经历没有距离的最直接的掩饰和伤害，那些从墙体里生出的疙瘩，布满了六岁的世界整个天空。童年所有成长的印记如风样轻轻走过，而那些黄黏土沉积下来的诚实继续喂养着那间空旷的院落。此刻让我开阔地记录着：除了荒野戈壁的沙土之外，还有村庄。除了村庄之外，还有童年阿玲、阿毛在窃取了我的劳动成果之后的快乐，我跑到村头那块被兔丝缠绕的菜地，忧伤地望着除了村庄之外的远方，那个傍晚无论怎样也无法变得温暖。
　　童年的那根金黄的兔丝草沿着一条土路穿过瓜田。

麦子

这是又一轮新开垦的荒地。只要是新开的荒地，人们总是先种上麦子，让麦子在这片冒着白碱的土地上扎根，让那椭圆小小暗黄色的种粒来改变碱滩的坚硬。这是三月，戈壁的风尖利地吹割着空旷无余的原野。干燥夹杂着泥土呛人的味道。已被侍弄平整松软的土地，象个满怀心事的少妇，小心地孕育着埋藏在它怀里的那些被水浸泡过的种粒，它们将吸附春天里所有的力量来完成它的使命。一株植物在大地的落成，生命的过程和人一样，必须依附天和地的灵气才能促成。
　　当笨重锃亮的犁伐强行地把这块碱地划开的时候，麦子的一家也强行地把家安在这里，独门独户。生产队没给他家划地基，大家都劝麦子他爹，这里很危险，时常有些不知名的动物出没，还有沙尘暴和大风的侵袭。他说，没事，我是个有手有脑有腿的人，我怕什么！在麦子父亲这种你强悍我比你更强悍的人生态度里，这片戈壁被后来从江南来的“支边”改造成了现在的村庄。
　　麦子原先叫阿才。阿才是在南方出生的，他被父母带到了新疆之后才改名叫麦子。听他父母说生他的时候，是南方麦子刚刚泛青的季节。刚刚抽穗的麦田里飘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阿才全家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降临。那天晚上皓月中天、天空静谧清朗。但是当阿才呱呱落地的时候一轮满满的月亮突然间的成了一个黑色的“铁饼”悬挂在天上，明亮如昼的夜晚一下子暗淡下来。阿才一家人开始惊慌了。在阿才母亲声嘶力竭的哭喊声里，一个稚嫩无所顾及的啼哭声打破了黑暗的寂静和惊慌。阿才的奶奶颤抖地抱着一柱香，虔诚地跪在地上对着那轮满满的“黑月”泪流满面地祈祷着。当阿才家人从惊慌里回到惊喜的那一瞬间，一轮月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明亮如许地挂在天上，几颗星星调皮地闪着眼睛。有人说，是阿才奶奶的虔诚感动了月神，有人说阿才本来就是天上的一个童子。总之，阿才的命运总是跟着那晚的月亮，阴晴圆缺。
　　阿才长到五岁那年，皮肤白皙，精明可爱。阿才突然得了一种怪病。那种病犯起来很吓人，只要吃点东西就上吐下泄，家人马上就送到医院，一送到医院更可怕，他就会立刻昏迷，不省人事。每次阿才都在母亲的号哭声中，慢慢地睁开眼睛。人们联系着阿才出生时的一切，各自给着阿才家下结论，其中一个在村里很有权威的长辈说，要把阿才送到当地的一个道士那里去学道，才能清除他出生时候带来的晦气，说等到阿才长大成人就能还原。
　　阿才的爹是阿才家里支柱，是个沉闷倔强的汉子。阿才的爹坚决不同意把阿才送给道士。他一点也不相信什么神和法。他想既然阿才是麦子放青的季节来的，就在麦子收获的季节离开，把所有的晦气全部留给马上要收割的麦子。那天刚过一场雨，五月的江南被雨水洗过，清新和迷离。阿才爹把家里几亩地的麦子收割完然后背到麦场摊开。第二天就悄悄地带着全家向西出发，还带了一袋麦子。对于阿才的爹来说，他不知道往西走究竟会走到哪里，他只知道，坐上火车走到这条铁路的尽头，那里有明净的天空和旷远的戈壁，那里没有神和法来和他争夺儿子。
　　五岁的阿才就这样被他爹带到了新疆，在这块博大无边际的大地上，他们投靠了比他从内地先来的江南人，当时仅以一袋麦子为条件，就在新疆鄯善县一个叫东方红的公社落脚扎根。阿才一家来到新疆是来年的三月，当时这里零星居住的几家汉族人都是前后从内地漂泊到这里，开荒种田，他们逐水而居。他们大都是因为逃离江南水乡泛滥的水灾而迁徙到这块干旱冒着白碱的土地上，为了生存又要费尽全力去寻找开挖水源。
　　阿才的爹是种麦子的能手，生产队给他划了一块方正的荒地，并给他交代了，这块地冬水已经灌过，你直接开种就可以了，并把他带来的麦子给他分了两斤。种完麦子还可以再种高粱。阿才的爹很感激地握住这位与自己只是肤色相同的生产队长。
　　种完麦子。改名为麦子的阿才象一棵红柳被他父亲执意地插在了西北的荒漠上，让他汲取这里的干燥、旷远、坚韧和倔强。
　　麦子的父亲一直想让麦子继承他的活计。就是能练成一手种麦子的好把式，可是阿才却偏偏对诗书琴画感兴趣。麦子的爹不喜欢麦子读书，只要一放学，他爹就吼着：臭小子，把书本给我放下，跟我“下湖”（就是到地里干活的意思）。麦子梗着脖子脸憋得通红，把一本小人书偷偷地塞到背心里，背心往裤子里一扎，扛起铁锹或锄头就走。这通常是我和麦子一起放学后所要经历的“遭遇”。麦子曾经无数次给我说，长大后他一定不会种麦子，他要当“科学家”，在那个缺少偶像和崇拜的年代，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科学家”真正的含义或无法想象那伟大的“形象”。我却无由地开始崇拜麦子。
　　那天放学后和麦子一起沿着那条土路往家走，从学校到我们新搬的家荒地，大概有2公里路。我们从家走到学校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从学校回到家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边往回走边玩，有时候到旁边的田地里捉迷藏，走迷宫，有时候爬到桑树上吃桑葚。那天放学后，我和麦子一起走，听他讲着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路边的麦田正在浇水，我们就沿着水渠跟着水流的方向一直往前走。
　　西北的天说变就变。一场大风或一场沙尘暴，说来就来，没有一点预期的提示。当我们还沉浸在阿里巴巴智慧的善良里，想象着大盗的愚蠢凶残、戈西母的贪婪和自私的时候，我们前方的天空被一片沙尘挡住，一阵夹杂着沙尘的狂风将要与我们相遇。我们看着脚边清澈如许的流水和踩在脚下宽厚塌实被青草缠满的田埂，还有正在接受浇灌的麦田，八岁的麦子和六岁的我没有更多的害怕。我们自然而然地蹲藏在麦田的田埂下面，天空完全黑了下来，面对面看不清人。我和麦子一只手相互拉着，另一只手死死地抓住一大把麦杆。沉重的天空被麦浪顶着，我们用弱小的意志和胆量与沙尘暴抗衡着。结果我们还是哭了。我们的哭声还是只有自己能听得见。哭着哭着睡着了。等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家人惊恐的叫声：醒了，醒了，小妮子，命大呢。只听母亲说：一个道士曾经给我算过，说我的命里缺土和火。所以遇到“土”会很安全。
　　麦子当然也幸免不了他爹的一顿暴打。他爹打他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场。他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挥着拳头，我知道，他一半是心疼麦子一半是打给我家人看的。尽管我的父母未曾抱怨麦子什么。无论他爹的重重的拳头和手掌落到麦子单薄身体上的哪个部位，麦子都是梗着脖子直直地站着，一声不出，不掉一滴眼泪。在我们极力的劝解下，他爹才住手。等他爹住手了麦子才说一句话：“刮这么大风，我们要是走回来，一定会被刮跑的”。其实麦子的爹应该明白：我和麦子在这片荒漠的盐碱地上的摸拿滚爬，早已如一丛丛红柳随意顽强地生长着，早已不比南方麦子那样的娇柔。
　　之后，这件事情成为家人不让我再继续和麦子一起理由。再长大些，我和麦子都相继离开了村庄，到外面读书上学。
　　偶尔和麦子在村头相遇，我还叫他麦子，但是变得很陌生。那曾经的麦田也都变了，它延伸成了一大片的葡萄园。
　　麦子最终还是完成了他爹的期望，成为一个种麦子的能手。
　　再后来，麦子驾驶着他白色的跑车，时常奔走村庄往西的路上。麦子又在村庄的西面开了一块荒地。开荒的第一轮庄稼还是种的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