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洋中鱼
　　刘禹锡的豁达
　　○湖南 洋中鱼
　　加入永州柳宗元研究学会十余年，自己忽然“移情”，对刘禹锡越来越感兴趣。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其先祖为中山靖王刘胜。刘禹锡的身世与柳宗元极为相似，童年时代曾受到著名诗僧皎然与灵澈的指点，贞元九年（793年），与柳宗元一并进士及第，从此，两人因同道而相识，由相识而相知，由相知而成莫逆之交。尔后，一起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成为核心人物。由于革新集团根基不深，加上仓促行事，触犯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很快宣告失败。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等八人先被贬为偏远州县刺史，途中加贬远州司马，刘禹锡谪居朗州。由于同时被贬为的共有八人，史称“八司马”。
　　从公元805年3月，至公元815年2月，刘禹锡在朗州呆了整整十年。期间，刘禹锡“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他写下了《武陵抒怀》、《游桃源一百韵》、《桃源行》、《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登司马错古城》、《洞庭秋月行》、《君山怀古》、《望洞庭》等大量诗文，特别是吸取民间歌谣养分，创作了系列脍炙人口的《竹枝词》，《唐书》介绍当时朗州的情况为：“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其声怆仟（声音刺耳难听）。禹锡作《竹枝词》十余篇，武陵夷俚悉歌之。”最让人钦佩的是，刘禹锡在朗州写诗作文，仅限于朋友交往和抒怀，从没有向朝中权贵认错或求援。当初参与改革时，他春风得意身居高位，却懂得低头关注民生，表现出一种谦逊；而今贬谪失意，依然铮铮硬骨绝不低头，表现出一种人生自信和信念坚定。
　　而同一时期在永州的柳宗元，自从被贬出京城，几乎一直是萎靡不振的。这可以从他到了永州以后写给岳父杨凭、故交许孟容、李建等人的求援、诉苦信以及诸多诗作中找到痕迹。至于比刘大四岁的韩愈，早年奔走公卿豪门之间时写了不少拍马屁的文章。韩愈有三篇《上宰相书》，为求官而唇干舌燥，以致招世“急功近利”、“摇尾乞怜”之讥，就连一向谨慎评价前人的司马光在《颜乐亭颂序》上也说：“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
　　在外度过了十年的偏远贬斥生涯后，刘禹锡等人奉召回京，等待任用。按道理，多年的“士风僻陋，举目殊俗”的南夷的磨难，应该使刘禹锡身上的张扬、戾气有所收敛。没想到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刘禹锡与一群好友游览玄都观后，浑身的轻狂便又开始躁动起来，其他人因为贬谪之苦而噤若寒蝉，他老先生却挥毫写下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虽然只有28个字，但作者以极其诙谐而鄙夷的笔触对那些庸俗如桃花的新得势权贵进行了讽刺，怨恨、嘲讽之情溢于言表，展现了一个男子汉的铮铮硬骨。没想到祸从口出，引起宪宗李纯和宰相武元衡的不悦，他本人不但未能起用，反而连累大家再度遭贬。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冬，刘禹锡被任为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刺史。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夏，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无论贬谪到哪里，刘禹锡始终不忘初心，坚定信念。要知道，在当时只要是以皇帝的名义被惩处的，那就即使有冤情也不敢怨天尤人。皇帝贵为天子，即便错了也不能认错算错。刘禹锡可不认这个理，他心里却始终有一道拂拭不去的阴影：“二十余年作逐臣，归来还见曲江春。游人莫笑白头醉，老醉花间能几人！”（《店园花下酬乐天见赠》）他就这样始终不忘自己是逐臣的身份，始终带几分桀骜不驯。
　　自从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吟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句子、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的感慨之后，悲秋，就成为中国诗人的传统情调。刘禹锡却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天高气爽的秋天使人心胸开阔，更有诗意。因此写下了“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词二首之一》）这样的好诗。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刘禹锡被罢免和州刺史，好友白居易也被解除了苏州刺史。冬末，两人在扬州相遇。一次醉酒后，白居易写了一首诗《醉赠刘二十八使君》；刘禹锡当场回赠了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云：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唱一曲，暂凭樽酒长精神。
　　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句，让人眼睛一亮，经过多年的贬谪，刘禹锡仿佛是一块铁百炼成钢，尽管把自己比作“沉舟”，“病树”，内心悲苦，但他同时把悲苦化为了透彻的哲理。
　　直到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他才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
　　大和二年（828年），刘禹锡回长安，故地重游，又做了一首《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读到“前度刘郎今又来”一句时，我不禁为其鼓掌叫好，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高大坚定的身影，耳边好像传来了一句荡气回肠的声音“我刘某又回来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是啊，刘禹锡那丝毫不减的硬气、清风明月般的人品和对当权者的蔑视，真是令人景仰！
　　他在《咏史》中说的“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这就是他所持的人生态度。到了暮年他仍然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始终竖信“永贞革新”是完全正确的。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写的《子刘子自传》中还说：“叔文实工言治道。”“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他还说过：“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这种积极进取，顽强斗争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八司马”中，同贬的柳宗元在任上就抑郁而死，其他人寿命也不算长，只有刘禹锡一人活到了70岁。柳宗元之死，除了水土不服导致身体衰败，更有意志上的原因，那就是他没有刘禹锡那么豁达和坚强。比柳宗元大一岁的刘禹锡心胸十分豁达，他的豁达，是一种心灵的智慧，是一种生命的达观态度，更是一种面对人生痛苦的宽容和超拔。他的胸怀宽阔得像大海，装得下四季风云，容得下千古恩怨；又像大漠荒原，任风沙漫卷，千虑归自然。不仅如此，他遇事能想得开，而且求异心理很强，干什么都想与众不同，不肯人云亦云，更有一股不服气的倔劲儿。刘禹锡一生被贬二十三年，历经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职，所遭受的折磨比柳宗元多出数倍，但是他都坦然置之，表现了一个男子汉的铮铮硬骨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而且，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走入市井，探问农耕，教泽市民，以对人民对山河深沉的热爱，发现并欣赏山河之美、生活之美，做到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穷且弥坚，不失“诗豪”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