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周游
　　昭君的变化
　　○江苏 周游
　　终于，我走进了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的内蒙古大草原，走进了那别有风味的蒙古包，听到了那浑厚动人的马头琴，看到了剽悍的赛马，尝到了飘香的奶茶……此刻，我正走近位于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的青冢。青冢历经风霜雪雨、飞沙流石，历经时代的变迁、历史的云烟，依旧傲然兀立在苍苍茫茫的天地之间，在飙风拂北斗、飞雪弹长城的悠悠千载的咽咽琵琶声里，几经损毁、几经修缮，至今芳草萋萋、祭花点点，唁笺如雪、游人如织。青冢的主人，就是姿容足以落雁、名垂青史的王昭君。
　　“青冢”一词，出自《杜诗注解》：“北地草皆白，唯独昭君墓上草青，故名青冢。”不过，关于青冢，另有说法。《筠廓偶笔》说：“王昭君墓无草木，远而望之，冥作青色，故云青冢。”《塞北纪游》说：“塞外多白沙，空气映之，凡山林村阜，无不黛色横空，若泼浓墨，昭君墓烟垓朦胧，远见数十里外，故曰青冢。”乌兰夫题写的“青冢”两个大字就竖在墓前。进得墓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九六三年董必武题写的《谒昭君墓》：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墓基及墓道两侧碑碣林立，镌刻着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的诗文题词。墓道两旁挺拔的白杨与陵寝周围的松柏花草形成鲜明的对照，俨然出殡所用的经幡猎猎迎风。墓前还雕有并驾齐驱的双骑塑像，马背上的人物自然是昭君和呼韩邪单于。驮满故事的铜像肩披残雪、怀裹寒霜、额顶冰屑，却熠熠生辉的沐浴在金色的朝阳里。塑像底座上有蒙汉两种文字题刻的“和亲”二字。遥想当年，那些昏庸无能的统治者们打不过匈奴，竟然物色美女进行性贿赂，且美其名曰“和亲”，用“美人计”缓和矛盾，如此救国安邦，邦能安否？
　　昭君墓园不大。墓道入口有平台及阶梯贯穿，第二层的平台和墓顶上各建有一个斗拱飞檐的伞亭。显然，目前的昭君墓得到了应有的修缮与改进，墓基周围砌上了石质的围墙，密植了大量的松柏及观赏树种，整修了草坪和花坛，配上了相关的人物雕像。尽管时值北国的早春，默立的松柏顶风冒雪，郁郁苍苍。那些由人工喷水呵护的花草也纷纷在残雪融融的阳光下抽芽孕蕊，给人一种既感动又吝惜、还略有赏心悦目的快感。据说，每逢秋来冬至，原草枯黄的季节，唯有昭君墓上青草如茵，而且曦映霞照，景色各异，雾霭聚散，一日三变，“晨如峰，午如钟，酉如［土从］”，孑孑塞外孤坟，平添许多神秘色彩。
　　站在昭君墓前，我蓦然记起了清初刘献庭所作的《王昭君》，诗是托为昭君的口吻写的：
　　六奇已出陈平计，五饵曾闻贾谊言。
　　敢惜妾身归异国，汉家和策在和番。
　　这首诗写汉朝的君臣没有正当的方法和足够的力量去对付敌人，而只知道用美人计。西汉高祖年代，陈平曾经六出奇计使汉转危为安。其中之一是高祖在平城被匈奴围困，陈平派人去游说阏氏而得以解围。桓谭《新论》揣测，陈平是说汉朝准备向单于进献美女，阏氏生怕汉家美女夺去她的宠爱，就请求单于撤兵。文帝时代，贾谊曾经建议用五种诱饵来控制单于，其中第三种诱饵就是“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由此可见，以美人计来缓和外侮，乃是汉朝的祖传秘方，那么，昭君岂敢爱惜自身而不远嫁异国呢？这首诗征引古事，联系自身，委婉但又辛辣地嘲笑了统治阶级的无能。
　　已经两千多年了，但是关于昭君出塞的传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历代文人似乎无不为之垂青，或写诗作词，或写小说编戏剧。总之，昭君出塞之后，有关她的文学作品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昭君国色天香，可谓绝代佳人。昭君被选入宫作为待诏掖庭，按理很快就能成为元帝的宠妃；但因当时宫廷画工毛延寿向昭君索贿不成，便在她的画像上做了手脚，把一个绝色美女画得倒有几分丑陋，自然未被元帝看中。所以入宫几年，元帝还不知道宫中有这么一位艳冠群芳的佳人，昭君也只得在宫中默默地虚掷着自己的青春。
　　一个偶然的机会，元帝见到了昭君，她那光彩照人的形象强烈震撼着元帝。元帝与她一见钟情，将她封为后妃。两人情深意浓，恩爱异常。
　　自然，元帝要追查昭君被冷落几年的原因。这样，毛延寿的阴谋败露了。他料到自己难免一死，于是潜逃到西汉的敌国——匈奴那儿。为了破坏汉匈关系，同时报元帝欲杀他的仇恨，他精心画了一幅昭君的画像，献给匈奴单于，挑唆匈奴单于兴兵南下，指名要娶昭君。
　　那时，西汉国势早已衰微，匈奴大军压境，朝中既无精兵，又无良将。元帝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献出爱妃，这样可保两国和平相处；要么举兵抵抗，到头来别说昭君保不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以保全。无可奈何之下，元帝只好被迫就范，交出自己的爱妃昭君。
　　昭君为着国家的利益怀着一腔哀怨出关了。昭君是个烈性女子，不愿屈节奴事敌酋，在行至番汉交界处的黑龙江边时，终于投江自尽。昭君之死，也震动了匈奴呼韩邪单于，他终于醒悟了。他认为这次兴兵南下，实在得不偿失，既未得到昭君，又与汉朝结下了仇隙。思前想后，之所以落得这般结局，全是毛延寿挑唆的结果。这等奸邪逆贼留着终是祸根，不如把毛延寿解送汉朝处置，与汉朝重修旧好。于是，呼韩邪单于将毛延寿押解汉朝，元帝终于将他斩首，以慰九泉之下的昭君。
　　以上是戏曲中关于昭君出塞的故事。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种版本。作为“良家女”被选入宫中后，昭君无钱贿赂画工毛延寿，毛延寿便把昭君的画像故意画丑，使其几年不能接近元帝。后来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婚，元帝决定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也在其中。当呼韩邪临行辞别时，元帝才第一次见到昭君，发现她竟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元帝后悔不迭，但君无戏言，如果此时反悔，势必影响汉匈两国关系，只好忍痛放人。昭君走后，元帝立即将毛延寿杀了。
　　关于昭君出塞的结局，除了上述投江自尽以外，还有几种传说。早期的传说，昭君并没有自杀，而是强忍悲怨，在匈奴默默地苟且偷生。后来的传说又改为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因不愿改嫁大阏氏之子而吞药自杀。唐朝时则传说昭君出塞后哀怨愁闷，郁郁而终。至于投江自尽的传说，则是宋朝以后才出现的。
　　昭君确有其人。但是她并非像传说或戏曲中所说的那样，出身于名门闺秀。从正史中看，昭君，王姓，名嫱，南郡秭归(今湖北省秭归县)人。晋朝称她为明君，是因为避晋文帝司马昭的名讳而改的。后来传说她是元帝的妃子，故也称她为明妃。她的父亲姓名、身份传说不一，有的谓王穰，有的谓王襄，有的谓王忠，还有叫王长者的。至于其身份，传说纷纭，但都没有说他是朝中官员，正史也无记载。正史上说昭君只是一个在后宫待诏掖庭的“良家子”，即身家清白者的子女，元杂剧《汉宫秋》说昭君的父亲平生以务农为业，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汉朝有选送天下秀女入宫充当嫔妃的制度，昭君可能就是因为貌美而被南郡献给宫廷。秀女们到了宫廷后一般暂住在掖庭，即皇帝的后宫里，等候皇帝召见，故称为待诏。在待诏的日子里，这些人的命运尚在未卜之中。汉宫中等级森严，除皇后外，妾皆称夫人，夫人中又依次分昭仪、婕妤、蛭娥、倍华、充作……十四个等级，而待诏的“良家子”因还未受到皇帝的封诰，身份尚未确定，其地位当在十四等之下。
　　昭君是在还未等到元帝召见的时候就出塞和亲了。所以说，她在出塞前在宫中的地位连最低等级的嫔妃也不如。
　　关于昭君出塞，民间传说毛延寿始终是一个罪魁祸首。千百年来他一直遭到人们的唾骂，可谓永世不得翻身了。他是一名宫廷画工，论其画技，自然是高超的。他虽是一个画工，却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因为后宫佳丽无数，元帝自然不能一一召见，只有凭借毛延寿所作的画像，按图召选。这样，宫女的命运实际上就掌握在毛延寿的手中。他的笔只要下一点工夫，就会给你增色几分，你就可能有机会被元帝选中。相反，即使你长得天仙般美丽，他的笔一歪，也会使你顿时变得几分丑陋，那你一辈子也别想见到皇帝了。因此，宫女们都争着向毛延寿行贿，希望他把自己的画像画得更美一些。而毛延寿偏偏又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他不但接受贿赂，而且还常常强索恶要。你要是不能满足他的欲望，那你一辈子也别想见到皇帝了。昭君正是不愿行贿，乃至被冷落了好几年，一直无缘与元帝见面。后来，毛延寿的卑劣伎俩终于暴露了，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隋炀帝宫女侯夫人为此不平而作《自遣》：
　　秘洞扃仙贲，雕房锁玉人。
　　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
　　其实，侯夫人叹其不幸，也是叹己命薄。传说，隋炀帝晚年大兴土木建造“迷楼”，遴选后宫数千宫女，而遗留后宫中的女子由是得不到见隋炀帝一面。侯夫人有超人的姿色，又有出众的才华，却未入选迷楼，难免同病相吟。从此，许多诗人由谴责画工进而谴责君王周围的小人，从而抒写怀才不遇的愤懑。
　　行文至此，我不禁又想到了刘献庭的另一首《王昭君》：
　　汉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定妍媸。
　　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
　　这首诗就画师立论，开门见山地指出画师不足深论，主要是元帝昏聩糊涂，这并非偶然的失察，也非昭君一人的遭遇。后宫有多少如花一般的美人，由于没有出嫁匈奴，皇帝就根本不知道罢了。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将毛延寿看作昭君悲剧的制造者。固然，毛延寿有罪，但是，如果把责任全推到他的身上，未免有些冤枉。诚如明末诗人高启《王昭君》所云：
　　妾语还凭归使传，妾身没虏有须怜。
　　愿君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
　　像毛延寿那样的画工，本来只是“主人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小人物，其行为全部由帝王来支配。如果汉元帝能像商王、武丁那样，不画美人画贤人，不求美人求贤人，像汉明帝、唐太宗那样，为功臣画像，以激励士气，那么，又怎么会需要以昭君的美貌作为一种政治的礼品来换取国家的安宁？又怎么会有昭君出塞的故事发生呢？
　　如果毛延寿真是这么坏，自然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问题是关于毛延寿的事迹，正史根本没有记载。有关毛延寿的传说，它的最原始的依据，原来是几百年后西晋人葛洪所写的一本笔记小说《西京杂记》——
　　汉元帝后宫极盛，没有机会同所有宫女见面，就让画工画下每个宫女的姿容，元帝再根据画像的美丑来决定是否召幸。诸位宫女为了取宠于元帝，纷纷用重金贿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也不下五万。唯有昭君不肯贿赂，于是画工有意将其肖像画丑，使得昭君始终不被元帝召幸。后来，匈奴入朝，求汉朝美人为阏氏(即匈奴单于的皇后)，元帝按照画像点了昭君，让她出塞。临行前，元帝照例召见，才发现昭君的美貌原来是后宫第一，而且善于应对，举止文雅。元帝非常后悔，想把她留下，但昭君名籍上已经被册封为阏氏，考虑到不能失信于匈奴，所以没有重新换人。昭君出塞后，元帝乃穷追此事。宫廷画工皆被弃市，家产被抄没时，家赀皆巨万。被杀的画工中有杜陵人毛延寿，他为人画像，丑好老少必得其真。还有安陵画工陈敞、新丰画工刘白、袭宽，他们两人善于画牛马飞鸟之势，但画人物图像却不及毛延寿。下杜阳望也善画，尤善于布色，樊育也善于布色。这几位画工同日皆弃市。从此以后，京师画工少了，技艺也不如以前了。
　　上面这段记载中并没有说就是毛延寿把昭君画丑了。传说中之所以把毛延寿与昭君出塞联系在一起，恐怕就是因为毛延寿的画技最高的原因吧！
　　《西京杂记》本是好事文人掇拾而成的杂记，况且葛洪离汉朝年代也已久远，很有可能他就是根据传闻而记的，内容是否真实，尚待考证。
　　其次，汉宫是否存在皇帝按图召幸宫女的制度，也大成问题。因为从情理上分析，这样做似无必要。宫女近在咫尺，是美是丑，只要将她们招来一看，岂不一目了然？何必舍近求远，舍简就繁，非要先将她们画成肖像，然后再按图召选呢，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总之，毛延寿其人及有关传说，缺乏真实根据，但它却启发了诗人的灵感。看来，他确实被后人冤枉了。
　　传说，昭君出塞是因匈奴大兵压境，强索昭君，元帝被迫做出的无奈之举，这恰恰与事实相反。那时，匈奴并不强大，而且汉匈关系也很好。因为自汉武帝开始，就曾三次派卫青、霍去病率兵大规模反击匈奴，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匈奴主力逐渐西迁。后来，匈奴贵族内部又发生分裂，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自愿称臣，并率部徙居漠南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公元前三十三年，呼韩邪单于为了搞好与汉朝的关系，主动前来长安向元帝恳求和亲。元帝自然非常高兴，下诏改元“竟宁”，意为庆贺边境安宁。昭君就是在这次出塞的。
　　传说昭君是元帝的妃子。史载，昭君是自愿请行的。当时汉元帝曾下诏以待诏宫女五人赐给匈奴单于，而昭君因入宫数年，仍未见到元帝，青春虚掷，哀怨蓄积，乃自请掖庭令，请求出塞。因元帝根本未见过昭君，也就同意了。在呼韩邪辞行的宴会上，元帝才见到昭君，他万万没想到昭君竟是如此艳丽动人的女子。元帝后悔不迭，但为了汉匈友好，只好忍痛割爱，赐昭君为单于阏氏(即匈奴单于皇后)，并赐给她“宁胡阏氏”的封号。由此可知，昭君并没有成为元帝的妃子。
　　昭君出塞以后的情况又如何呢？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样，或郁郁而终，或吞药自杀，或投江自尽呢？都不是。正史关于昭君出塞后的情况记载得非常清楚：昭君成为单于阏氏以后，曾与呼韩邪单于生一子名曰伊屠智牙师，后封为右日逐王。不幸结褵二载，呼韩邪单于就死了。按照匈奴的习俗，夫死妻其子。也许昭君不适应这种习俗，曾上书汉朝，要求回归故乡。唐代白居易曾作《王昭君》一诗，记下了她尚未再嫁时候的希望：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峨嵋。
　　君王若问要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汉朝使臣回去了，她希望这位使臣能为她传去一个话儿：什么时候皇上能用黄金将我赎回去啊？当然，昭君并非典押，这只是表明她回归祖国的迫切心情。对于一个汉族女子来说，再嫁先夫的儿子，该是何等的难堪！这思归之心，虽是诗人的想象，可是谁能说出昭君不会有这种思想呢？“何日”二字，表达她希望是多么的迫切！当年，她以自己的“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后汉书·南匈奴传》），连汉元帝也曾“大惊”（同上）。如今，毕竟徐娘半老了。因此，她不得不叮嘱使臣：如果皇上问我现在的姿容，你可千万不要说我不如当年在宫里那么楚楚动人哪。遗憾的是，这时元帝已于两年前死去，成帝在位，他敕令昭君依从胡俗。于是，昭君又成了呼韩邪大阏氏之子复株累单于的阏氏，并和他生育二个女儿，长女为须卜居次，次女为当于居次。又过了十年，复株累单于也死，昭君之子伊屠智牙师死于争位之中。长女须卜居次在王莽当政时曾回到汉朝入侍太后。绿林赤眉起义后，王莽被诛，须卜居次也受株连而死。至于昭君本人的活动，则不见于正史记载，亦不知卒于何年。昭君就像一只蝴蝶消逝在茫茫历史中……
　　由于昭君出塞和亲，使得汉匈人民和平相处了五六十年。为了纪念她，后人修建了这座高大的墓冢。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说：“在内蒙古人民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座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内蒙访古》）而今，我伫立在青冢前，就想当年昭君那样一个女子能从当年的长安骑马到大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昭君出嫁匈奴，虽然有益于民族团结，但是这种联姻绝非爱情使然，只是性贿赂或性政治而已！
　　走出昭君墓旁的文物陈列室，我依依不舍地颔别青冢，坐上出租车，打开笔记本，阅读刚刚从昭君墓碑上摘录诗歌。昭君的故事早已定格在历史深处，昭君的形象仍然变化在文学世界。面对史书，我们常常可以感受到诗歌的憧憬；面对诗卷，我们往往又可体会到历史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