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星明
　　我们每个人都欠故乡一个拥抱
——读冰客诗集《河西村》有感
　　乔星明
　　乡土永远是我一生的情结，在我精神的故园里，河西村这一个虚拟而真切的地名，早已成为了我故乡的代名词。我怀着对生养我的母土的感恩，对乡土永远的一种怀恋之情，河西村便成为了我诗歌创作的意象和主题。
　　冰客在他的《河西村》中这样深情地表达，这也为我们解读他的诗歌找到了一条最好的路径。是的，20多年以前，他像许多家乡人一样，为了生计，为了理想，拼命地挣脱养育了他的贫瘠故乡，挤入这个满眼繁华而又让人窒息的城市。当那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挑着行李走进县城，战战兢兢地敲开一家农场的大门，把疲惫、饥饿的身体安放在城市的屋檐下，然后一步步完成了由一个农民到一个市民的身份转换。应该说，冰客是生活的强者，靠着顽强的拼搏，他住上了楼房，坐进了办公室，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当然个中的艰辛自不待言。
　　但是，走出故乡的冰客，却夜夜泊在故乡的洲头。于是一个虚拟的河西村，成了他梦中的故乡、他精神的大厦。一切的书写都怀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怀，月光、炊烟、大雪，火炉、木椅，村庄、石碾、磨刀匠、老中医、稻草人，那些带有童年亲切记忆的一切，纷纷以诗歌的形式复活，成为墨迹飘香的纸上故乡，成为他皈依的精神殿堂。
　　冰客在《一路还乡》中这样写道：“向西，让我一路还乡，谁能修改村庄的面目，可无法修改它一成不变的方位”。故乡是冰客生命的起点，是他创作的源泉，是他精神的理想国，更是他情感的归属地。庆幸冰客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接纳、安放、救赎自己的“河西村”。怀揣着一种隐秘的幸福与忧伤，他不能不一再反复地写他的故乡，一种旷日持久的激情，让他不能停下来，就像血管里殷红的鲜血，一刻都不能停止奔流。他若不写，就要被他吼出来，就像他青筋毕露地吼他家乡的民歌一样。那些东西就在他的喉咙里滚动，一张嘴就冲了出来，带着泥土中长出的小蒜味道，那味道只有同是乡村的人才能闻得到。
　　乡土锲进了他生命的深处。每一个字，都带着他的体温，他的深情，他的执着。在每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在每一个落叶飘零的秋日，在每一个寒来暑往的季节，他都要怀揣着一首诗，悄然还乡——那曾经熟悉，而今再也回不去的故乡。他匍匐在地，用诗歌祭奠那黝黑的土地、橙黄的麦子、白雪的墓园，拥抱他年华老去的亲人，温暖他寂寞空旷的村庄。
　　他是一个行吟的游子，一个底层的歌者，他用诗歌表达一种对故乡的眷念与感恩，他用诗歌为故乡织一件衣裳，不是华贵的绸缎，不是高档的皮草，是质朴温暖的纯棉。这种朴素的情怀，深情的守望，是超越了诗歌之上的人文关怀和人类情怀，我们每个人看了冰客的诗集《河西村》《总有一条路通向故乡》，都深深感到，我们欠故乡一个温暖的拥抱。
　　生命是一个轮回，一切出发都是回归。冰客的诗歌里既充满一种漂泊者的思绪又有一种远方气象。尽管城市接纳了他，可冰客的骨子里依然还是异乡人，只有故乡，才是他心灵的港湾。如在《回乡是一种痛》中他这样写道：“在举目无亲的城市，只有回乡才会医治我心中的疼和痛”。就像在他诗中反复出现“火车”这个名词。如《火车驶过一个叫河西的村庄》《车过河西村》《下一站，河西》。他在不停的出走，又在不停的回归，他的诗歌意向构成了对那方乡土的守望。
　　故乡在苍茫云水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在城镇化的浪潮席卷之下，乡村被动地在接受、适应，农耕文明迅速消解，农民外出打工、农村空心化逐步显现。面对村庄里的年轻人，如鸟一般南下北上，面对野草在风中摇曳，房屋在岁月里垮塌，亲人在一天天消失。一次次还乡的诗人，心里是酸楚的，担忧的，无助的，凄慌的。他无力的手只有拿起笔来，诉说着他内心的伤痛、失落、惆怅，表达着对生活在底层人物的关切、同情和悲悯。这不是任凭情感的泛滥，而是有他冷静客观的观察和思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河西村”。一切的厚道、仁义、淳朴、善良，均来自于这片土地的养育。然而，当我们温情脉脉地怀念和赞美曾经熟悉而美好的乡土时，今天的乡村已悄然发生改变，墙上那锈迹斑斑的镰刀已成为一种记忆，儿时玩耍的山岗和嬉戏的水塘被重新命名，新农村代替了老宅院……那么，我们的乡愁、我们的吟唱，我们这种文人式的抒情，对于那些渴望走出乡村,改变自己生活境遇的年轻人,对于那些渴望改变和正在努力改变乡村破败、颓废、落后的乡亲们，又不免显得苍白、无力和矫情。
　　时代在改变，城市、农村这种二元结构的鸿沟在一步步缩小，这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进步，重构新的社会生态的表现。如何敏锐地洞悉和融入时代元素，如何在情感抒发、理性思辨和审美向度中，突破个人情怀的经验写作，理性地书写我们的文化乡愁，这是冰客和我们都值得思考的事情。
　　最后，我想用冰客的一首诗歌的题目作为结语：《我要写到春暖花开》，我相信，一个视诗歌为生命的人，高山大河也要为他让路。
　　责任编辑：刘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