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艳
　　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豆》发表在《当代》今年第1期上，并荣获《当代》文学拉力赛2003年首站赛“最佳”称号，编者的话是这样说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刊登之前，全编辑部的男女老少都传看且都叫好，已很难得；而这部把编辑部男女老少感动得刻骨铭心的西部经典，竟出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之手，就更其难得了”。4月，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紧接着的两个月内，漓江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分别推出了他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烈日》和《清白》。
　　董立勃并不是完全不见经传，他写作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就因写作风格特异引起新疆本土文学界的注意，但在国内文坛寂寂无名，直到今年初“一飞冲天”，一下子成了中国小说界的一匹黑马，引起极大反响，得到了普通大众和评论界的双重认可。日前，他从北京参加完《白豆》的研讨会回到乌鲁木齐家中，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他。

努力写“好看”的小说

记者：您好！《白豆》出版后获得很多好评，在此之前，您的名字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比较陌生。
　　董立勃：非常陌生。我80年代初读大学时开始发表作品，后来也写过一些中短篇，影响不大。最近10年几乎没怎么动笔，一直在想。
　　记者：想什么呢？
　　董立勃：我很困惑，有很多素材可以写，但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来表达。小说一定要吸引人，不能吸引读者的目光，这样的小说不如不说。现在出版的很多小说，让人看不下去。我不想写这样的小说。
　　记者：后来怎么又拿起了笔？
　　董立勃：想法变得简单了，一句话，怎么好看怎么写。别的东西，不管那么多了。也就是说，写好看的小说。
　　记者：仅仅是“好看”？
　　董立勃：往“好看”方向去写，其他都不重要。这么多年没有写，写不出来东西，我反省了一下。就是把小说想得太复杂了，就像搞一个大工程，在各个方面都要达到一个高度。例如，要写得思想深刻一点，在结构上独特一点，赋予它社会学、历史学等等意义等等，其实你没有那么大本事，你做不到，也就无法完成了。不要让小说变成教科书，要去教育人，启蒙人。太多说教，已让人烦，打拼生活，也很累，这个时候，让读者拿起你的书，能轻松一点，愉快一点，就很好了，很了不起了。
　　记者：有评论说，《白豆》在结构上像一个拉长的中篇，是不是您把它“简化”了？
　　董立勃：对。长篇小说给人的印象是，一定要有复杂的情节和线索，我尽量让线索简单，人物关系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深刻的东西，在形式上往往很简单。我没有刻意地引导读者对那个时代的体制、思想发生什么思考。我捧给读者的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好看的故事，故事里到底藏着什么，让读者自己去想。

人性美最为动人

记者：《白豆》这个故事有原型吗？
　　董立勃：完全一样的原型是没有的。我在新疆的军垦农场出生、长大，对军垦生活非常熟悉。农场上有这样一批女性，她们有很多故事，“白豆”只是其中一个。我的母亲，我的姨姨，都有过和“白豆”类似的经历。
　　记者：白豆经历了苦难，但仍然美丽地活着，在她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质朴、坚强，洋溢着人性的美。您怎么看待她？
　　董立勃：在白豆的身上体现了我对女性的理想，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的理想。这些女性很单纯，对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提防，她们用善良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她们承受了很多伤害，几乎都是默默地忍受，但她们性格中有很固执的方面，比如对理想对爱情的追求。白豆的故事能引起那么多人共鸣，我想，很重要一个原因，她身上洋溢的人性美，是人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它和时代，和政治，和时尚，和贫富都没有关系，只有是人，都会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记者：《清白》说的是关于“贞洁”的故事。搁在任何一个年代、换成任何一个环境，“贞洁”的散失都会带来冲突，您把这个冲突放在军垦农场里，有什么特点吗？
　　董立勃：“贞洁”问题带来人性的冲突、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这个冲突放在西部的荒野上，在军垦农场这么一群人当中，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清白》里面有两个男人，一个有文化，一个没有文化，当他们面临贞洁问题时，处理的方式虽然不同，但对两个女人的伤害都很大。我想说的是，不管你是个什么人，不管识字不识字，都有着相似的人性的缺陷。
　　记者：小说里的女性不那么脆弱，而男人似乎是弱者。
　　董立勃：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在《清白》里头，后来穗子带着孩子回来，刘付全跪在她的面前，李南忏悔，男人全失败了。男性看起来很强大，那只是外表上的，在贞洁问题上，看起来是对女人的摧残，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最后李南被砍死在玉米地里，刘付全的腿被雷劈，都是对他们的惩罚。最后女性胜利了，是柔弱力量的胜利，是善良的胜利。世界上，好多很大的悲剧，其实不是社会造成的，而是我们人性中的弱点所致。

创作受沈从文影响

记者：您的小说语言特别漂亮，比如写白豆的美丽，“白豆从水中站起来，身上滚落无数颗水珠。大太阳把每一颗水珠变成了小太阳，无数颗小太阳，像无数颗明亮的眼睛，恋恋不舍地盯着刚用泉水洗过的白豆”。您说过您的写作受沈从文影响非常大。
　　董立勃：对。从80年代接触沈从文的作品到现在，在我心目中他是排在中国作家第一位的。是我的偶像。现在国内很多小说家受翻译文学的影响，用的都是欧化的语言，其实中国的语言有它独特的魅力，已经足以表达思想、情感。沈从文在30年代就已经熟练运用纯中国化的语言，有音乐上的节奏，同时画面感很强，语言干净、准确。有大师做样子，我只是跟着学，尽量让语言透明，生僻的字眼，不用，少用形容词，多用动词。
　　记者：你是不是想从文字开始，就让小说好看起来？
　　董立勃：是的。读者拿到一本小说，先看到的是语言，语言好不好，直接影响到读的兴趣。如果语言很败胃口的话，再好的故事也没有人去读。一部好看的小说，文字一定要好。这是起码的，基本的。
　　记者：有评论将您的作品归入“西部小说”，也有单列为“垦荒小说”，您对这种归类怎么看？
　　董立勃：从地域上讲，我生活在西部，写的也是发生在西部的事儿，大部分是垦荒题材，所以把我归为西部作家或垦荒作家都是可以的。西部垦荒，是一件伟大而悲壮的事，还表现得很不够。成功的垦荒小说比较少，我还要努力，希望能有更多作家，把目光投向西部。这里的文学矿藏，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记者：能透露一下您目前的创作情况吗？是否继续写垦荒题材？
　　董立勃：手边有五部已经写好了，都是垦荒题材。写的够多了，想暂时放一放。不过，以后还会再写。下野地那个地方，还有很东西可以写。这是我一辈子的事。目前打算写一部都市情感题材的小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影视机构跟我谈这件事，不知能不能写成。我不会勉强自己。我想，写什么题材并不重要，重要是写出好看的小说，别让读者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