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美芬
　　回忆四十年前支边
　　曹美芬
　　
　　在常熟虞山公园后面的半坡山上有一座石亭，名曰“支边亭”，只是为了纪念四十年前常熟一批有志青年支援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革命行动而特地建造起来的。作为当事人之一，四十年前响应祖国号召，奔赴祖国大西北屯垦戍边的情景，我终生难忘。
　　1959年初夏，常熟城里到处都在谈论一件大事，那就是政府动员知识青年支援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当时的人们都好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全身的热血在沸腾，都想大干一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党的每一个号召，都会在人们的心中点燃起炽烈的革命之火。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青春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伟大理想啊！那时，我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是个待业的社会青年。我听了居委会里作的动员知识青年到新疆去的报告后，心情十分激动。“我们新疆好地方呀，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葡萄瓜果甜又甜，煤铁金银遍地藏……”多么诱人的大西北！我回家翻开地图一看，新疆的地域是多么辽阔啊，那里有全国最大的沙漠，有著名的火焰山和葡萄沟，有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有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是一个神奇地方，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我瞒着家里人到小榆树头居委会报了名。我的行动，开始父母并不理解，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女，他们希望我在常熟找个工作，好减轻家庭负担，而我却不征得他们的同意自作主张报名要去遥远的边疆，失望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向他们讲了许多大道理，还举例说，居委会尤主任还带头动员他的儿子报了名，我们选择支边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国家会对我们负责到底的，请家里人放心。他们虽然舍不得放我出远门，但最终还是想通了。
　　接到通知后，我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了。当时常熟共有130名青年被批准支边，那年我才十七岁，被批准的大多也是十七八岁和稍大一点的青年人。8月25日，虞山镇上的支边青年集中到镇政府招待所，学习了解新疆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青年人在一起十分快乐，大家情绪高昂，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我们新疆好地方》等歌曲。每人发了一床被子、一套棉衣和一袋干粮，我把这些东西和自己的日用品打成一个包裹。在一片锣鼓声中，我们与亲人依依惜别。
　　经过五天火车上的生活后，终于走出河西走廊，进入了新疆境内，停在一个名叫尾亚的地方，铁路到了尽头。尾亚是当时支边人员的集散地。我们在尾亚的车站上充满好奇地看到，这里的一公斤无核葡萄只卖一角钱，可一杯有泥沙的开水也要卖一角钱。从这里开始，计量单位由“斤”变成了“公斤”，“尺”也改成了“米”。这时，我们的带头人张营长忙着与接收我们的单位洽谈。当时新疆矿冶学校、煤矿学校和农业厅等几个单位都争着要我们。苏州专区特别是从常熟来的基本上全是学生，最后被农业厅的阎秘书把我们要走了。事情一经决定，立即通知我们上车，就如部队接战士，被点到名的马上编入各队。有一部分人当场就去了鄯善园艺场，而我和另一些人则上了卡车，离开尾亚前往哈密，直奔乌鲁木齐，这一天是1959年9月1日。
　　9月5日中午，我们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农业厅的一所校园。这时大家经过几天的长途行车，已面目全非，人人脸上蒙着厚厚的一层灰沙，露出的两只眼睛红红的，嘴唇也干裂了，翘起了皮，嗓子也全哑了。学校里的几位比我们稍大的大姐姐热情地帮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支边青年搬运行李。她们是上届毕业的南京学生，是江苏人，老乡见老乡，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有一位校医务室的护士叫薄传珍，我们叫她薄大姐，为人特别热情，在以后的两年中，她精心地照顾我们的生活和医疗。食堂里的第一顿，就是由南京大姐们操持做的，以后炊事员就按这个口味给我们做饭。
　　两年中，农业厅和农训班不知为我们花了多少精力，将我们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教育成人，学到了本领。我们就要毕业分配了，大家表示服从统一分配。学校一再征求学生意见，乐意提出要求和什么人分配在一起。但很少人向校方提出要求，只有方文华提出希望分配到南疆去，分到与姐姐近些的地方去；还有城南的朱文娟兄妹要求分在一起；另外有个别大龄的同学当时已确立恋爱关系要求分配在一起。
　　我和王素珍、方莲宝，还有张培德、马里千及胡建新三个男生分配在八一农学院的试验场。后来王素珍和新婚的丈夫去了阿尔泰的兵团第十师，一直工作到现在，而我则来到了兵团第四师。
　　四师就在伊犁，我还看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的围墙上还留有弹痕，我的心理顿觉屯垦戍边的任务是多么繁重。我看到当年流放中的林则徐亲手种下的白杨树已高耸入云，林公修筑的湟渠还在灌溉这片绿洲，我们不但要守卫她，还要好好建设她。我与丈夫申请去尼勒克县二牧场，这是兵团唯一的种牛场。这里的条件十分艰苦，两家合住一间房，吃水要下山去挑，一天三餐马铃薯。我们在这扎下了根，为边疆贡献出了自己美好的青春。
　　一转眼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当年同我一起去边疆的常熟青年，如今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他们中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还在那里继续工作，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因种种原因离开了曾经向往过、生活过的边疆，有的回到了故乡，有的调动了工作，离开了新疆，还有个别同志，如蔡德生，不幸去世。当年我们乘的是同一列火车奔向大西北，最后就像一把种子撒在天山南北的各个地方，回想起来，真让人感慨万千。
　　作为党培养出来的一代青年，我对当初的选择至今无悔。可以自豪地说，我是常熟的女儿，没有给常熟人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