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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桩“昨日”的往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那是庚寅年冬，应邀偕老伴去到一个令人仰慕的历史名城开会。地点不说也罢，反正这个会内容很丰富也开得很辛苦。一天大会过后，主办方为扩大与会者眼界，好意地组织大家从住地乘大巴往名城所辖周边县市跑。上午跑一个县，蹭午饭；下午又跑一个县，蹭晚饭。饭前饭后穿插观光当地的若干标志性项目，然后夜深人静回到住地。次日又照此循环，令人疲惫不堪。
　　举目所见，宽阔的公路，雄伟的大桥，高楼广宇、主题公园、度假村和会展中心栉比鳞次，处处皆是大手笔、大气魄，国人看了精彩，洋人看了也会目瞪口呆。尤其是就餐的宾馆，华丽奢靡，有一家的二楼走廊足可赛马，够气派够贵族化了。连续两三天下来，肚子里装了一大堆油水，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感慨，吃了人家的嘴甜，席中致辞者众，口里对主人又是一大堆赞语。
　　且说半天困于车中，寂寞难捱。随车的主陪者是性情中人，学识丰富，言词幽默。他端起话筒给大家解闷子，一路妙语如珠。随后又发起开展娱乐活动。游戏规则是，从他开始，由前至后，逐排挨个儿至车前接话筒献艺，或歌或逗，讲讲观感也可以。总之，排排座、轮流来。像儿童游戏击鼓传令一样，谁也不许赖。主意真好，一时间，果然车内歌声悠扬，方言故事搞笑，赞美的观感迭出，赢得满车掌声。
　　老朽坐在车后，本以为车快人多，轮不到自己献丑，正好偷懒静思养心。不幸车程太长，没到终点，就被点了将。移步车前，手持话筒说什么呢？冥想中记起我已是三次来到这座名城，就说每回的见闻吧！
　　我说，第一次至此是上世纪60年代初。这个年月不作兴旅游，专门为学农业增产先进经验来的。只见这里良田万顷，水网纵横，一派田园化风光。尤其是对水稻、棉花的精耕细作，其状有如绣花，使我们这些来自南方耕作粗放地区的参观者惊羡不己，回旅馆对比找差距忙了大半宿。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来此专访名人故居。那时满城“打名人牌”、“吃名人饭”，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酒楼茶馆纷纷以名人或名人小说人物和地名命名，好不热闹。不料去到名人故居，却见门庭冷落，不是大门落锁，就是满室灰尘，蛛网遍布。当时就想，如果以一腔物欲来阐释文化，必是真文化死，假文化活，由此对“打名人牌”疑窦顿生。事后略记其事，有杂感登在一家报纸的“屁股”上。
　　我接着说，这回是第三次来此观光了。说着说着，竟把嘴边早就想好的几句赞美话忘了，一下子就荒腔走板，将写杂文者的“劣根性”暴露无遗。我言道，此回所见变化之大，简直是目不睱接。名人故居场地拓展，翻旧如新。我生怕误读文化，东张西望，实在找不着感觉。心里直打鼓，如果这位名人魂归故里，是不是会找错地方？这且不去说它。老朽做过农村工作，愚性“常事稻粱愁岁暮，年年星鬓为伊加”，因此我说，沿途风光无限，却也有了更多感慨。城市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乃无可非议，但是土地资源不可再生，它作为人的生存发展之母，理应百倍珍惜。这一路只见膨胀的城郭楼群，只见欲念搅拌的钢筋水泥森林，良田消失，霓虹唱晚，光鲜的形象背后仿佛听见土地的呻吟。土老冒不禁有些杞人忧天，耕地被大量占用之后，将来子孙吃什么？
　　我这个另类观感有点小儿科，只听座中有年轻人笑曰：“还能吃什么？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我说：难道那时天上会掉馅饼吗？
　　在座诸君大多保持尴尬的沉默，在零落的掌声中我回到座位上，立马遭到老伴的一阵责怪：“你真不会说话。别人都说感奋、感谢之类的话，你偏去说那些不中听的。”被她抡白了一顿，自知这次又讨了个没趣。
　　我回过神来想想也是，自己是真不会说话了。让我说套话，自觉没味道，不愿说；说假话，委实不在行，也不会说；说真话，又不好听，加之生性钝顽，对季羡林大师“真话不全说”的告诫拿捏不准，炮一放，使当下衣食无忧的年轻朋友感到扫兴不说，连老伴也“感冒”。忽然记起鲁迅先生在《立论》一文中说必然的遭打的“故事”。
　　回家翻阅收在鲁迅著作《野草》中的这篇文章。说是老师回答学生请教作文立论时讲了一件事：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别人看——大概是想得到一点好的兆头。一个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老师问学生。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怎么说好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你瞧！多么……阿唷！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看，鲁迅对世事的洞明简直令人叹服。我心里思忖，鲁迅之所以伟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他对人生中许多说不明白讲不清楚的问题说明白了讲清楚了。“对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古训，但现在更加发扬光大了。鲁迅讲述的这个“立论”的方法至今不是同样适用吗？
　　一个地方，有了层出不穷的新形象，展示出来“给别人看”，也是“想得到一点好兆头”。你不感奋、赞美也就算了，偏去说三道四，也太弱智了。说好话得甜头，说假话讨彩头，说真话触霉头。好话香，假话甜，真话又苦又涩，苦的涩的就不中听。所以，还是要说好话，做好好先生；说假话，做假面人。“颂歌盈耳神仙乐”嘛！要不，就说：“阿唷！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可是，又转念一想，这样做，倒是万无一失，“既不谎人，也不遭打”，但是能昧着良心做睁眼瞎吗？使劲的喝彩、赞颂，对一个正在成长的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城市建设也是一样，有成就，也有失误和败笔，同样需要“激浊扬清”。政界官场充斥一味廉价吹捧之风，决不是什么“好兆头”。须知一个文明社会是不应该繁衍谎言的。假话盛行，无论如何都是人格的沦丧，文明的耻辱。
　　我一路胡思乱想，脑子里被那些驱出地界的无数稻穗、麦浪、棉桃的冤魂追逐着，不得安宁。
　　会终人散，次日，大家冒着大雪离开住地返程。
　　幸好，我的忧虑并不是一个人的多愁善感。就在这一天，即这年12月16日，我在火车站买了一张当天出版的小报，见媒体公布了一则“不中听”的新闻：国土资源部以国家土地监察机构的名义，约谈土地违法情况严重的7个县级市（区）行政一把手，其中就有我刚离开的这个名城所辖的某县级市。
　　回家后，心里记挂这件事的进展。次年7月，果然又从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公布的前一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责任追究结果中获悉，因“项目违法占用耕地宗数多，面积大，土地管理秩序混乱”等问题，此位县级市的市长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再不久，媒体连续报道，从这年起，这个历史名城又整个儿被国务院上收了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准权，即该市城市建设用地一律需报国务院直接审批。强力措施一再升级，可见其土地问题之严重。然而此次的“紧箍咒”，不是仅套在它所辖的某个县市头上，而是名城所在的整个地级市了。
　　另类之忧与国家土地执法的问责对上了号，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明当时所感非虚。甚至潜意识里还有一种浮想，这么严重的土地违法，会议主办方可能有知，他们邀客人至现场跑马观花，或许是想让自感的某些“瑕疵”去触动一下访客敏感的神经？车中诸君一时的沉默，莫不也是“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使然？而我却在读报时私下里产生一种“说了不白说”的轻松感自慰感。
　　土地违法，“名扬天下”，不仅当地官员应该拷问自己有否良知，摸摸头上的乌纱帽，对其他地区也是一个警示，告诫人们对土地问题应有一种敬畏之感。
　　其立意，无非也是如鲁迅所说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已。
　　由此我心生一种希望，但愿在官声民望之中，那些贪婪地伸向土地的黑手能够从此受阻！
　　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个“但愿”。
　　人人都知道，这些年来尽管上面三令五申，“治病救人”，但“讳疾忌医”者大有人在，所以常常良药失灵，城市摊大饼以及强拆、圈地、滥占、夺子孙饭碗之风，就从来没有歇息过。在巨大功利驱动下，人们疯狂而短视，子孙忧患的生存之基在暴利面前轰然倒塌。除此，更遑论对侥幸所剩耕地被污染的问津！
　　子孙的饭碗啊，你已经脆弱得摇摇欲坠了，还能够经得起几番摔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