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阜康北亭镇,是兵团阜北农场的所在地,距乌鲁木齐市62公里。
那里,有大块网格般的绿土地,网格边是高大成林的杨树、柳树和榆树……网格内是低矮成片的庄稼。北亭人住在靠近公路的网格内,过去,他们多数住土坯房,只有少数身份高的住砖坯房,住房是北亭人地位的象征。
那时,何清就生活在砖坯房里。
她家贫农,我家知识分子,他爹看不起我爸,所以多年来两家几乎不走动。她父亲走路昂着头,声音洪亮,既不做饭,也不做家务,愤怒时会冲着老婆大喊大叫。她母亲全装不知,继续挽着袖子,收拾家务,系上围裙,做饭炒菜。何清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用恭敬的语气和恭维的语言同父亲讲话,并在父亲发怒的前一秒钟内躲到母亲的身边,母亲靠不住时就赶紧想办法逃掉。
她养了一只叫“乐乐”的雌猫。
它全身黑色,眼睛明亮,但总有些恐惧。何清说:她喜欢黑色,黑色神秘,使人谨慎又使人庄重。
她父亲却警告说:黑猫是不祥之物,会给全家人带来不幸,必须把它赶紧送走。
何清抗拒着,她在父亲的屋檐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黑猫。她带它到田边散步,让它到树上攀爬,黑猫是她快乐的源泉。
我知道何清为什么小心,黑猫为什么恐惧,她和它在一起又为什么快乐。
1986年的秋天,我上高二,她上初三,我大她两岁。
从小到大,我们从连队步行到两公里外的北亭中学去读书。我活泼,她文静;我喜欢战争片,她喜欢喜剧片。所以,我们兴趣不投,再加上那时男孩和女孩讲话是件丢人的事,因此我们很少讲话。
终于,有了意外,一天下午,放学路上,见无外人,她拦住了我。
“俊民哥!”她甜甜地称呼,期望地请求道:“要是我爸爸赶‘乐乐’走,你能帮我养它吗?”
“当然行!”我的脸发烧,回答却爽快:“到那一天,你把它抱来就是了。”
她喜出望外,甚至流出了眼泪。我想,她是为黑猫有了放心的去处而欣慰,为黑猫的命运不再受她爸爸的宣判而高兴。
就这样,她固执地养着黑猫,固执地爱着黑猫。
黑猫到了发情期,焦躁不安,不怎么听话。
在白天,它不睡觉了,乱撕乱咬;在夜里,它睁大眼睛,凄厉地叫到天明。
何清带它去散步,不停地哀求它:
“别叫了,自己去找伴侣吧!你的叫声会激怒我的爸爸。”
何清的父亲再也受不了黑猫在门外的哀叫声。
一天夜里,他从床上坐起来,站起身,走过去,拉开门,奔出去,抬起脚,一下把门口的黑猫踢到院子里去了。
黑猫惨叫了一声,从空中重重地摔到地上。
它的肚子被踢中,趴在地上,不动,也不叫,尾巴直直地瘫摆在地上,像根麻木的绳子,至死它都不离开这个家。
何清赶来了,她奔向门口,惊住了。
当她父亲窜到院子当中,抬起脚再一次奔向黑猫的时候,她竟然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她想抱住那只脚,可那只脚却以惊人的速度踢到了她的前胸,她往后一仰重重地躺倒在地上,她看见父亲呆呆地站在那里,而母亲却不在怯懦,她发疯似地冲向了父亲……
何清醒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窗外的太阳很毒。
在团部医院的病床旁,坐着几位叔叔和阿姨,他们数落着耷拉着脑袋的父亲,母亲在一旁不停地哭,不停地埋怨。见她醒来,大家一阵欢喜,问这问那了好一会儿,母亲才告诉她黑猫的事。黑猫没有死,它只是受了重伤,它被“臭老九”的儿子白俊民抱走了。
黑猫蜷缩着身子卧在我安置的地方。
它身下白色的毛毡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血迹。它合不上嘴,嘴里有两颗长牙被碰断,剩下了参差不齐的牙茬;它聋哑了,既听不见,也叫不出声;它站不起身来,一只前腿断了,另一只前腿还不停地颤动。
何清从医院里偷偷跑来看黑猫时,黑猫第一次伸出它仅有的前爪表示欢迎,他还用血舌头舔着何清的手指头。何清哭了,她跪在黑猫的跟前哭,同时大声地喊着:“天呀!你怎么不跑,还没有做妈妈就伤成这样。”
我认真地照顾着她的黑猫,它从喝一点点牛奶进展到能吃一点点肉了,然后康复到慢慢地一颠一颠地走路了。
一只白色的雄猫跑来安慰它,残缺的黑猫很快怀孕了。
何清无法逃离由残暴的父亲和懦弱的母亲圈起来的家庭。
她用沉默表示她的不满。出院后,她不再跟父亲讲话,也很少跟母亲讲话,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到我家来看黑猫,帮我做这干那,想尽一切办法让我对她的黑猫好一些。可是,我不能再照顾她的黑猫了。
1986年9月,我接到大学委培录取通知书,到新疆工学院汽车制造系学习,毕业后是新疆汽车厂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
我要离去了,只能让她自己安顿这只黑猫。
她不明白,急切地说:“你也嫌它不吉利?它是只简单的猫,没有魔力的,它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能去害别人?”
我把事情再次给她重复了一遍。
她听明白了,无奈地说:“好的,我只有自己想办法了。你哪天走?走的那天,我虽然不好意思去车站送你,但是我在桥头上可以看见你。”
两天后,一个晴朗的早晨。
我告别了父母,在几位同学的相送下,坐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班车。路过桥头时,我看见了她。她穿着白色的衬衣和白色的裙子,胸前还是那根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她涂了一点口红,比以往更漂亮了。
司机打响喇叭,意思问是否乘车?她摇了摇头,甜甜地一笑,大轿车便从她的身边驶过。
我知道,那个摇头,那个甜甜的一笑,不是给别人,是给我的,而且永远、永远地属于我。
到了学院,我开始学习新的课程。
基础课有《大学英语》、《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等,专业课有《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和《结构力学》等,所不同的是,在高中,老师讲的多,学生思考的少,死记硬背得多;在大学,教授讲的少,学生思考的多,死记硬背的少。
在高中,除了听课和做作业外,老师还会给你改作业;在大学,教授把题目一出,自己去寻找答案,去图书馆里翻阅,既能同男同学交流,也能同女同学交流,最后是一场大课,教授把答案全盘托出,想不想、记不记是你自己的事,但是考试必须通过。
这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虽然不曾见过,但是必须接受。所以,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学期我通过了各项考试。
1987年的寒假,我回到了家乡。
得知她没考上高中,也没有去种田,她的爸爸通过找一些关系,让她在农场的服装厂上班了。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她穿着红色的呢子大衣向家中走来。她的个子比以前高,显得更苗条了;她的脸比以前成熟,显得更漂亮了;她的胸前还是那根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并且随着她的脚步不停地来回摆动。
她经过我家的院门时,我叫住了她,请她进屋坐一会。也许是大姑娘的原因,她多了一些羞涩,也多了一些迟疑。在我一再的请求下,她还是随我走进屋子,坐在了客厅的沙发椅子上。
我给她倒了一杯热茶,开始聊一些时髦的话题,如:包产到户、乡镇企业、进城经商和进城打工的事。她感到新鲜,也很感兴趣。可是当我问起她的想法时,她认为自己的户口在农场,应该安分守己的干活,到处乱跑不是一个好女孩应该做的事。我没同她争论,而是转移话题说了些别的,最后我问起了那只黑猫。
她很难过地说:“你走后,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帮我养,她家在水库,离这20多公里的路。可是抱过去的第二天,它就跑了,再也没有回去,也没到这边来。”
我安慰她说:“水库是个好地方,不仅有很多的老鼠,很多的鱼,而且还有很多的麻雀,回归自然也许对它是件好事。”
她担忧地说:“它太弱了,在野外怕活不了!”
我坚定地说:“不会的,它会坚强地活下去的。”
出门时,我犹豫了一会,但还是伸出双手握住了她的双手。我真诚地告诉她,我是她的大哥哥,无论她有什么事,都可写信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去帮助她。她点了点头,羞涩地抽回自己的手,推开院门,向外走去。
途中,她停下来,回过身,又冲我甜甜地一笑,模样是那样的动人。然后,她转过身去,迈开步子向家中走去,步姿是那样的优美。
我是连里唯一的高材生,很受家乡人的尊敬。
假期中,有不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伙伴来到家中做客,何清有时间也来。没人时,她会愉快地跟我聊个不停;有人时,她不说话,她爱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别人讲。
返校的前一天下午,她特地提前下班跑来看我。
突然,一个认识黑猫的小女孩跑进我家,她说在我家的柴火堆旁发现了黑猫的尸体。我们急忙跑到黑猫的身边,雪开始融化,黑猫撑开身子躺在湿漉漉的泥地里,周围是一串桃花型的小脚印。它身体瘦小,肚子干瘪,应该生下了孩子。它全身布满了黑色的蚂蚁,蚂蚁嚼食着它,掏空了它的躯体,也掏空了它的眼睛,它们从它的眼窝里爬进爬出,黑猫生前应该是睁着眼睛的。
我站在旁边,心中一阵酸楚。
小女孩害怕地躲在我的身后。
何清蹲下身来,面带泪痕,她双手各持一根棍子,托起黑猫的尸体来到路边林中的小树下,再用棍子掏出坑来,仔细安葬。
她说:“‘乐乐’的孩子断奶了,不然它不会丢下它们拖着瘸腿跑这么远的路,回来后它不敢进家,它在外面徘徊,直到倒下去为止。”
我说:“它终于睡着了,这是‘乐乐’最后的归宿。”
何清站起身来,泪流满面,表情悲伤。我走上前去,想用手绢擦一擦她脸上的泪。她摇了摇头,使了个眼神,我才发现何师傅已经站在了我的后面。
我佯装不知,内心却一阵冲动,一股无穷的力量使我大胆地走上前去紧紧地拥抱着他的女儿。何清无力挣脱,只好紧闭双目,把头静静地侧靠在我的肩上。何师傅惊住了,他看了看昔日“臭老九”的儿子,又看了看昔日温顺的乖女儿,再看看埋葬黑猫的那棵小树,所有的一切所包含的一种“东西”,他感觉得到,却说不出来,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不得不转过身去,头也不回的向家中走去。
早晨,我坐上了回城的班车。
路过桥头时,我看见了何清。她还是那件白色的上衣和白色的裙子,胸前还是那根又粗又黑的长辫子,不过在辫尾上多了一条白色的丝绸,她在悼念她的黑猫吗?我正在猜想,她却突然招手。车子停了下来,她从车窗中递给了我一封信,没说一句话,冲我微微一笑,匆匆离去。
我打开信封,里面没有信,只有一张她抱着黑猫的彩照,背面上写着:妹妹,何清,摄于1986年5月。
我又开始新的课程。
这学期与上学期不同的是:我们不仅在学院里上课,而且走进了汽车厂实习。
在农场,我知道杨树、柳树和榆树等不同的树木,知道小麦、玉米和高粱等不同的粮食,知道白菜、菠菜和韭菜等不同的蔬菜,知道农作物成长的过程。
在工厂,我第一次看见了车床、钻床和刨床等不同的机床,第一次分清了机工、焊工和钳工等不同的工种,第一次了解到汽车制造的全过程。
何清来信说:
我不回父母家了,我搬到厂里的宿舍了。白天上班,晚上学裁缝,我会做几种样式的衣服了,今后还要多多学习。
今年,我不满十八岁,可爸爸非要我跟一个连长结婚。他大我十岁,天天到宿舍找我,我烦透了,不知怎么办好。
俊民哥,你真的像我爸爸说的那样不来找我吗?带我走吧!让我给你当媳妇。
我去信说:
小清,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多么的想同你在一起,可这样对你又是多么的不公平呀!我的傻妹妹,你真的认为自己的命是学些手艺去给别人当老婆吗?这不怪你。你不到十八岁,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你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也许从来就没有让你弄清楚过。但是,你应该知道,你不再是连队里的养羊户了,只能结婚而且必须生个男孩去放羊,你应该懂得追求自己的真正爱情。
我很爱你,可你爱我吗?你能肯定自己的回答吗?如不能就约定,再过三年,你二十岁的时候再回答这个问题。妹妹,无论如何不要放弃自己选择的权利。
好了,把爱情放到一边,谈些实际的吧!我联系好了,你到这来,开个店,平时给汽车厂做工作服,星期日去服装学校学习。丢掉团里的一切,什么户口,什么裁缝,什么连长,这些都决定不了你的命运。到城里来看一看,什么是服装设计?什么是个体老板?什么叫自由自在地走自己的路?
信发出后,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能一直照顾黑猫,如果黑猫不眷恋那个家,如果黑猫能接受那个新的环境,它的命运也许不会那么悲惨。
如果我能支持何清,让她离开一个落后的旧环境,而进入一个发展新环境,那么何清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命运。
我曾经对不起那只黑猫,但是我决不想对不起何清。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上午,我在学院的图书馆看书时,班上的一位女同学从外边走了进来,她悄声地对我说:
“白俊民,门卫打来电话,说你妹妹来了,她在学院的东门口。”
我猜是她,急忙走出教室,向东门奔去。我远远地就望见了她,她站在大门前,亭亭玉立,依然是白色的上衣和白色的裙子,胳膊上还挎了一个白色的帆布提包,像农庄里的天使。我跑到她的面前时,她冲我微微一笑,然后侧过脸用力甩了一下头,突然一条黑乎乎的“东西”直奔她的前胸。天啊!城里的女孩子都开始烫发和做花了,她还是那根又粗又黑的长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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