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批文献的面世不可谓不迟，但却生逢其时。一方面它契合了欧美汉学范式的转移，新范式力图基于汉文史料以重塑历史，重构言说。域外汉学家孟德卫、钟鸣旦等是此一学术脉络中的代表，并在“中国礼仪之争”学术探讨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另一方面，此批文献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中西文化交流史学脉的接续、中外学术交流的重启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汉文资料的钩沉与耙梳历来是我国学者的传统，陈垣、方豪均卓然有为。林金水、黄一农、李天纲、韩琦等是较早接触此批文献并展开深入研究的中国学者，也是较早与域外汉学家进行学术对话的中国学人。异样的学理共同推动了“中国礼仪之争”的学术研讨，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获硕果。此一时期的学术探讨有一定的共性，大多涉及文献学的考订、相关人物的挖掘、礼仪之争史实的梳理，但也初现多样旨趣。其后更多学者的加入，使得“中国礼仪之争”研究的视角与路径、内容与观点别出心裁、纷繁多样。王定安的专著《祭如在：明清之际西学观照下的儒家丧葬礼》便是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一部最新力作。此书义理剖析深刻、学理方法独特、观点深具启发，可谓是汉语学界对“中国礼仪之争”问题全新思考的典范之作。
作为青年一代学人，王定安具有显著的现实关怀。他对“中国礼仪之争”的关注并没有局限于此一历史事件本身，而是着眼于从历史上他者的立场来自鉴，力图通过思想史脉络的梳理，并聚焦中西文化传统中的仪式典礼，以此回应当代儒学的重建与重构问题。此一理念贯穿《祭如在》一书的始终，使得此书具有独特的书写旨趣和编排结构。
《祭如在》一书的绪论开门见山，直陈作者关注的核心问题，即儒家仪礼（尤其是丧葬礼）与儒家属性问题。作者以广博的视角，借鉴了神哲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学科视野，呈现出儒家“宗教性”问题探讨的多元路径，并认为其“多层面内涵之规定实存于跨文化诠释与对话的动态实践中”。这也就为本书“重回明清之际”的历史场景，考察耶儒基于典礼问题的历史互动，提供了理论前导。具体而言，作者秉持比较宗教学的立场，力图跳出固化的概念之争，诉诸儒家仪式及其与天主教之间的比较关系，以此来彰显它们的宗教性。据此思路，此书正文分为四章，以予论证。
第1章首先本着历史主义的思路，较为简约地勾勒了明清之际中西丧祭礼仪相遇的历史过程，并指出此一过程中出现的调和及龃龉。这集中体现在利玛窦、龙华民对丧礼不同的认知态度和应对举措上，两人歧见的扩大和加深，便构成其后的“中国礼仪之争”。文章较为深入探讨了龙华民对中国祭祖颇为矛盾的定性，即“一种无神的偶像崇拜”。此一误解反映出天主教“十诫”跨文化诠释中的困境，而其反偶像崇拜的神学理论基本源自托马斯 · 阿奎那，由此作者对阿奎那的反偶像崇拜理论作了分析。不过作者并没有落入传教士预设的神学陷阱，而是反问“在基督宗教的视域下，儒家祭祖礼是否具有一种作为‘异教’的‘宗教性’”。正是对此一问题的不同态度，才引爆了“中国礼仪之争”。有趣的是，持不同立场的传教士，其神学依据均是阿奎那神学体系。这构成第2章主要关注的问题，即阿奎那的祭礼神学及其与儒家礼经学的对话。
第2章是本书内容的重点，这不仅体现在篇幅上，而且体现于处理的议题中，即中西礼学的交织与冲突。“万济国事件”由此进入考察视野，因为它开启了传教士、奉教儒生对中国祭礼颇具深度的辩难，阿奎那礼学由此获得较为全面的铺展。作者认为多明我会士万济国对阿奎那神学的理解是“原教旨般”的，据此把儒家礼仪判为“迷信”，因为儒家祭祀的“祭仪与对象都是异于天主教的弥撒礼”。言外之意，万济国反而是判定了儒家的“宗教性”，只是它外在于天主教而予以否定。耶稣会士李西满着力凸显儒家祭礼的世俗属性以为辩护，对其“宗教性”加以掩饰，反而不合实情。两人论说均以阿奎那的“宗教”理论为根底，只不过多明我会持“苛刻的取代论”立场，耶稣会有一定程度的“人类学”倾向而态度较为温和。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陷入历史上非此即彼的争论旋涡，而是基于现代学术视野，把阿奎那的“宗教”理论从天主教一神立场上解放出来，超越了“取代论”的桎梏，进一步证实了儒家的宗教性：“无论是从虔敬与祈祷的内在行为，还是朝拜与献祭品的外在行为，儒家祭礼都是对所祭对象即鬼神的神圣崇拜。”作者充分注意到奉教儒生在“礼仪之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对他们的关涉文献作了富有新意的考订与文本疏证。作者对这些奉教儒生的言论评价并不高，认为他们大多对“阿奎那神哲学缺乏系统了解，因而有些地方只是为辩而辩，流于口舌之争”，且前后自相矛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证词没有价值，作者选取严谟的《李师条问》，并以阿奎那的“宗教”理论为学理框架予以分析，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儒家祭礼的内意外礼具备十分系统性的宗教性”。这一结论挑战了历史上“中国礼仪之争”当事双方的立场，触及到此一争论中的核心议题—祭礼。
第3章重申礼学在中西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中西礼学比较是“比较经学”的核心议题。在此视野下，作者对天主教的祭祀，尤其是弥撒作了历史梳理，并注意到在对弥撒的早期译介过程中，艾儒略所作的调适和会通工作。其后的“礼仪之争”把艾儒略对耶儒祭礼的区隔绝对化，以致李西满等人声称两者“两不相蒙”。这表面上虽与万济国所持的“两不相存”的立场不同，但其学理立场如出一辙。作者从神人关系、礼仪规程两个维度对儒家祭礼作了重新评估，在此基础上言说儒家的道性之论（“超越性”），中庸作为耶儒的契合点便被摆上台面，并认为“耶儒关于人神关系—中道—礼的基本结构确实惊人的契合”，“双方都以符合中道/庸为正当性原则来论人与神/天的关系，中道/庸的标准（中点）则是礼”。作为礼仪系统安顿对象的灵魂也就成为下一个论及的议题。
第4章考察了中国传统丧葬义理及诸多习俗、仪轨，作者尤其关注那些对此持批评见解的儒士，因为他们的言论亦被传教士和奉教士人所征引。其后，作者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阐释了耶儒灵魂说对“人禽之辨”的不同理解，并敏锐察觉到黄宗羲“魂魄”论深受西学“灵魂”说的影响，认为此篇与“《天主实义》亦有多处形成互文……化用了利玛窦的灵魂论思想，与之达成视域上的融合”。此一个案无疑表明，在明清之际的儒家学统中已经接纳了西学因子，揭示着“双方的隐性交流”，且为宗教层面的交融。
《祭如在》一书在有限的篇幅内集中论证了“中国礼仪之争”折射出来的儒家“宗教性”，可谓老树开新花，且不落窠臼，对老问题作了新解读；对耶儒关系的义理剖析，呈现出一幅颇具深度且富有张力的思想画面，给人以启发。这些都源自作者富有时代性的问题意识，且能立足于前人研究，运用新视角、新方法进一步横拓纵挖，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礼仪之争”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
首先，作者对“中国礼仪之争”中的中西义理作了深入解读。本书是一部标准的思想史专著，着力挖掘“礼仪之争”背后的中西思想根源。尤其对于儒家礼经学、托马斯礼神学理论作了较为彻底地剖析，厘清了这场争论背后当事双方的思想依据。这也就把“中国礼仪之争”纳入到思想史层面，视之为中西“神—经学”的对话，廓清此一争论的学理根本与演化脉络，把握了它的思想实质，这对于深化认知“中国礼仪之争”、正确评估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极具裨益。
其次，作者对中西仪礼作了重点关照。此书虽以义理诠释为要，但仍以礼仪为介入载体。不同于此前“中国礼仪之争”对祭天、祭祖、祀孔的传统关注，作者对于中西丧葬礼格外重视，论及了它们的基本过程、仪轨以及附属习俗。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中西丧葬礼的结构、功能作了学理分析，并聚焦于天主教的弥撒祭礼，深究中西祭礼中的义理、程序异同。上述观察和论证回归了这场争论关涉的核心问题，大大拓宽了对中西祭祀礼仪的理解，深化了中西礼学的对话。这对明清时期中西礼仪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鉴。
最后，作者对儒家“宗教性”的立论观点作了充分论证。作为一个现代问题或者现代危机，儒家属性问题被凸显出来。面对当下儒家重建，对此一问题的回应尤显紧迫。很有必要追溯提出此一问题的明清之际，观察“中国礼仪之争”对此一问题的疏解尝试。作者虽重回历史场景，重拾当时的文本，但却跳出“争论学”的神学框架，充分利用现代学术方法，对旧材料作了新解读，多层面、多角度论证了儒家“宗教性”问题，其间又巧妙运用了托马斯神学，实现了对此一中世纪神学体系的现代改造，可谓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的一个典范案例。
《祭如在》一书对“中国礼仪之争”作了别样解读，既让笔者深化了对历史旧案的认知，也增加了对儒家宗教性处境的理解，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以史为鉴”。王定安对此一学理路径了然于胸，将来可以循此进一步延展，对《祭如在》一书涉而未详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探究。笔者陋见，提出以下两个方面，仅做参考。
其一，相关材料的扩充。作者对“中国礼仪之争”相关问题的讨论，以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的礼仪之争汉文文献为基础。而此批文献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反映的是耶稣会立场，持反对意见的万济国等人的著述则被排除在外，其言辞仅见诸于李西满等人的反驳文本。此种文献上的不平衡难免会影响立论的公平性、充分性，因此有必要征引其他多明我会士相关文献。其实万济国《圣教明征》留存于世，在诠释十诫第一诫时，引介了“钦崇”（即阿奎那“宗教”理论），批驳了堪舆、择日、相术，并以“背敬之情”（即阿奎那的“迷信”理论）作了理论总结。此外，万济国呈给巴黎外方传教会颜珰的关于礼仪问题西文证词，亦可直观万济国的态度。其他多明我会士的汉文著述亦有间涉，如多明我会在华刊刻的首部汉文文献施若翰的《天主圣教入门问答》，其中便引“中士”（吕才）的言论，批驳堪舆、阴阳之说。这些中西文献有必要纳入，以作专门研读。
其二，译名问题的关注。“中国礼仪之争”以译名问题肇其端，耶儒神号不同的对译称谓折射的是两种文化体系对接与否的不同尝试，这又与对两者属性的判断直接相关。有趣的是，在“礼仪之争”之前，无论利玛窦还是高母羡均迈出了极为大胆的一步，用“天”“帝”或“无极”“太极”译称Deus或Dios，表明他们对古儒或者宋儒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有着更加积极的评断。后来的传教士则不约而同地舍弃了这些有意义的译称，因为按照托马斯神学，对象的误置构成所谓的“迷信”，是为“偶像崇拜”的典型表现。在礼仪之争中，无论耶稣会还是多明我会对儒家理解虽不同，但均置儒学于天主教之外为前提。然而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化，耶稣会士卫方济重提“太极”，并与“天主”等量齐观，耶儒内在一致的讨论重新回归，其实《祭如在》对中庸问题的讨论已经涉及此点。从译名入手，基于内在对话的理路以探寻宗教性议题还有着较为广阔的空间，在此基础上言说某种形式的儒家一神论亦未尝不可。
明清以降，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华洋荟萃，承载、见证了多场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这赋予此地学者开放的心态、活泼的学风、新奇的方法、独到的见解，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尤为显著，造就了有迹可循的学术传承脉络。王定安《祭如在》一书正是接续此地前辈学者的学术理路，对“中国礼仪之争”作了别开生面的讨论，期待着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有更多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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