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场漫步不会轻松。“现代性”是如此宏大的令人难以把握的题目，要界定其讨论的范围就颇费一番工夫，而关于“现代性”的哲学和神学的批判，已然甚嚣尘上，如果想要吟咏也是一曲必须加大嗓门的忧郁的咏叹调了。总之，不容易论述。看一下“现代性赋格”这个书名，似在暗示某种音乐性的灵感，但只有通读全书我们才会对题意有所领会。
“赋格”者，复调音乐体裁之谓也。这种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体裁，强调主题和“对题”之间的对位关系，童明先生以此术语命名他的著作，并不是要将标题修饰得漂亮一些，而是有明确的立意，即此书包含着“对体系现代性做出应答的其他现代性观点”，颇类似于主题和对题的对位关系的演绎，因此，就其立意和结构而言，标题亦可写作“体系现代性和作为其应答的现代性观点”。这样改写一下，就成了一个标准的学院派论著的标题了。事实上也是，此书是通过当代批评理论和19 世纪经典文学作品来探讨启蒙现代性的论题，其概念的辨析、文献的引用和论证的方法都是按照学术规范做的。除了文风鱼鱼雅雅自成一格，很难将它归类到其他读物中去。作为一部论著，它的立意和结构互为表里，颇值得关注。
首先，关于“现代性”的议题，它既是一个学术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尤其是对我们来说，有关该论题的基本立场恐怕也会成为一种争议，因此从现实情境上讲可能会格外关心。童明先生的写作的出发点兼具二者，一方面要梳理体系现代性以降的观念史的脉络，从康德到福柯，叩问“什么是启蒙？”这一核心问题，一方面要审视现实情境中滋生的阴云疑团，瞩目于东方和西方的差异表现。虽是学院高头讲章，实乃寄托忧患之作。童明先生的意思是，作为后进国家，在接受“现代性”时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有清醒的应对。他已经跳出费正清和苏珊·桑塔格的争论范围。费正清为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辩护，认为东亚社会的集体主义传统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因此必须从东亚文化自身的特质来考虑和选择。苏珊·桑塔格并不赞同这种看法；她争辩说，我们都生活在就其传统而言已经断裂的“现代性”里。换言之，“现代性”对传统西方来说也是陌异的；实质是都谈不上有选择。童明先生也许会说，既来之则安之，但不应该像是掉了魂儿似的，哪一边都挨不着；“如果启蒙是人类精神的悟知，启蒙就要一直继续”。这是此书的基本立场。因此，以“法兰西篇”和“俄罗斯篇”为阐释对象，并非择优录取，而是从发达和不发达的状况考察现代性的典型表现，这是它在架构上的用心，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其次，童明先生对国内研究中流行的一些说法提出异议，例如将现代和后现代截然对立，他认为值得商榷。确实，我们平时的教学和研究中会把后现代性视为对现代性的终结，认为它们分属不同的理论和历史阶段。童明先生在此书的修订版序中专门做了一番辨析和说明：后现代的“后”不单是时序的概念，在他的理解中也是指“后见之明”的“后”；后现代是一个伞形概念，汇集了许多种解构和思辨的策略，这是几百年的思辨累积的结果，因此谈到这两个概念，强调断裂不如强调延续来的恰当；那种认为“我们连现代性都还没解决好呢，谈什么后现代”的说法貌似有理，实质是不可取的；且不说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是一种误解，将后现代批评理论弃置一旁而不知汲取，无助于我们为学的目的；我们为学的目的是什么呢？答曰，“自主的思辨”；他认为这是最要紧的。童明先生的这番概念辨析，阐释了写作的宗旨，廓清了学理上的某些误解，读来很有启发，我以为是此书颇可瞩目的一大亮点。
当然，读者（包括作者）比较看重的恐怕还是作品分析。谈波德莱尔，谈《包法利夫人》，谈《地下室手记》，等等，更多展示论者诗性的眼光。以波德莱尔为例，国内的论著或文章像这样谈论的不多，或者说我还没有看到。描画“忧郁”的波德莱尔，很容易将他描黑了。不作拔高而能刻画出波德莱尔的“正大仙容”，十分不易。
此书副标题是“19 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重点自然落在了和“启蒙现代性”相关的 “启示”上。也就是说，细节分析虽不拘于框架的限制，论述却还是有一个清晰的导向。一般说来，美学散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太多空间的；童明先生却每每从美学的端口入手，对作家作品别有一番体恤；话里话外，出入自如；借助人文广角镜头，作名著的纵横谈。我想，读者喜欢的该是他那一份丝丝入扣的从容，是他那种睿智而带有体温的感悟吧。
读者喜欢与否未必能成为重要标准，但是文学批评中的“文学”二字该如何置放，确实需要考量。我读童明先生这本书，既有学理上的许多收获，也能从其文学涵养和谈吐的方式中得到享受。作为论著它依靠理性的方法，但它显然不同于当代学院诡辩师（sophist）之作。我倒不是说要把文学批评往精神哲学的方向推进，要求概念（名相）必须是象征的，认知一定是直觉的，语言应该是诗化的。但这本书确实让我感受到一些有趣的迹象和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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