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推动下，文学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各种诗学流派相互交汇与互动、交锋与交融，呈现出纷繁驳杂的状况。因之，对这一时期的诗学研究甚多。诚如赵小琪、张慧佳、徐旭、孙培培所著《中国现代诗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所言，有的从“文化渊源”划界，有的从“诗学性质”划界，还有的从“诗学时间与形式”划界进行研究，这些划界与研究自有其长处，那就是可以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挖掘甚深，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以政治与艺术、创新与守旧、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待其研究对象，难以避免学术偏见。鉴于此，不少人尝试从意识形态方面划界，即把中国现代诗学划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类。然而，由于学术偏见等原因，论者常先行树立马克思主义诗学这一标杆，其正确性不容置疑，而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诗学作为阻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理论被批判或曲解。无疑，这不是科学的治学态度。相形之下，《导论》别具一格。《导论》最突出的特点是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大诗学纳入一个“多重结构关系层次的立体网络体系”中进行动态的和立体的研究，力图在揭示各自差异性的同时，辨析其各自特质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它追根溯源，条分缕析地梳理自由主义诗学、保守主义诗学和马克思主义诗学各自来龙去脉，每种诗学的产生、兴盛与衰落都与其内在的规定性及其所产生的那个时代有着必然的关系。自由主义诗学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应时而生，它借鉴西方自由主义诗学中人之自由、艺术独立等思想资源和以道家为代表的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同时又极力摆脱政治干扰，从初期代表人物王国维到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胡适、周作人，前期创造社，再到新月派、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和京派等，形成一条一以贯之的发展线索。保守主义诗学从最早的《东方文化》派，到梁漱溟、林纾，《甲寅》派和《学衡》派，再到“本位文化”派及“现代新儒家”派，直至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其代表人物大都深受西方文化熏陶，能够在比较中吸收西方文化优长，使传统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诗学受苏俄马克思主义诗学影响，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邓中夏、萧楚女已表现出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诗学思想。1927年，随着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和世界范围内左翼思潮的兴起，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受苏俄和日本马克思主义诗学影响，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到“左联”时期趋于成熟，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诗学体系并产生了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马克思主义诗学家，最后到毛泽东、胡风，中国马克思主义诗学趋于完善。由于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诗学终于在与自由主义诗学和保守主义诗学的分庭抗礼中取得胜利。各派诗学此消彼长，为争夺自己的合法性和主体地位而发生论争。在论争中，各派都设计一套话语体系以对抗对方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体系所组成的知识结构，其政治属性显而易见。

　　本书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力求回到历史现场，用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分析各派诗学的优劣短长、兴衰起伏。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引进西方人文主义理论资源和文学资源，对封建社会的儒学和桐城派文学发起攻击，以“科学”与“民主”对抗封建礼教，抛弃诘屈聱牙、言文分离的文言文，建设为平民百姓容易接受的言文一致的白话文，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导论》同时也肯定旧文化与旧文学的存在价值。面对新文化阵营的进攻，保守主义诗学家没有墨守成规，他们自觉抛弃传统文化中过时的成分，希图重建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根基并吸收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西方文化，以建设新的文化。事实上，外来文化无论如何先进，都必须有传统文化与之适应，才能在中国社会站住脚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马克思主义诗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是大势所趋。马克思主义诗学萌芽于“五四”，壮大于大革命失败，成熟于30年代的“左联”。它之所以能够在三大诗学的博弈中最终成为主流诗学，在于它所倡导的语言的大众化和形式的民族化适应了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的需要，为动员亿万群众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发挥了自由主义诗学和保守主义诗学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三大诗学又都非完美无缺。自由主义诗学家倡导的白话文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在诗歌这个语言艺术最高的领域却长期止步不前。1956年，胡适在美国白马文学社的演讲中不得不承认白话文在诗歌领域中的失败。保守主义诗学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但其执着于文言文，以摹仿古文为本，而对现实社会中丰富多彩的生活视而不见，终未创作出流芳于世的佳作。马克思主义诗学前期由于过度强调社会反映论导致对创作主体的忽视和标语口号式文学的盛行，受到自由主义诗学家和同属于马克思主义诗学阵营的鲁迅、茅盾的批评。

　　《导论》还打破了学界长期盛行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探析三者之间相互渗透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原因，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如自由主义诗学家开山人物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著名的“八不主义”，在受到同道拥护时，也受到保守主义诗学家逐条驳斥，初期白话诗作除了分行排列外，根本看不出它们与散文有何区别。白话诗人在打破形式对诗歌的束缚后，不得不咽下其矫枉过正的苦果，其后的新月派开始认识到任何文体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边界和写作规范，始倡新诗的“三美”与格律化。从主张“写诗如说话”（胡适语）、摒弃诗歌创作的一切形式始，到自觉探索诗歌的内形式与外形式，自由主义诗学家似乎走了一个轮回。这一事实也反过来印证了朱光潜《诗论》所言：旧体诗诚然有很多清规戒律，但也正因如此，一首短诗可以成为千古绝唱；如果说西方文学以戏剧和小说最为成功，那么，中国文学唯有诗可以与之抗衡。又如激进的自由主义诗学家认识到传统文化是封建制度的外化，因而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然而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要消灭汉语言文字，代之以拉丁文字，只能是一厢情愿。自由主义诗学家们在出国留学前，大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自己也只是从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过渡的“中间物”（鲁迅语），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就意味着也要全盘否定自己，又如何可能？事实证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在前期创造社成员那里得到响应并在20 世纪20年代前期汇成一股强大的诗歌创作潮流，正是因为它契合了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中丰富的浪漫主义文化因子、魏晋南北朝盛行的主情主义，我认为还有各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地域文化做依托，如郭沫若家乡的巴蜀文化孕育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苏轼，成仿吾家乡的楚湘文化催生了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郁达夫家乡的吴越文化更以“魏晋风流”著称。而保守主义诗学家大都学贯中西，他们认识到中西文化均有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合理成分，期望会通中西，建设一种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根基并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新文化。可见，无论是自由主义诗学家还是保守主义诗学家，他们的理论相互渗透又相互依存。恰如《庄子·齐物论》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马克思主义诗学也不例外。早期马克思主义诗学家陈独秀对传统文学表现出决绝的态度，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从内容到形式对传统文学进行批判，然而到了30年代，“左联”成员意识到新文学欧化所带来的弊端，组织文艺大众化讨论，并注意到自己一向批判的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长处，而相对保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吸收了新文学重视心理描写等长处，二者由势不两立到相互接近，最终都从对方那里吸收了有益的成分。

　　《导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对文学思维的论述。学界一般认为，文学思维是中性的，它没有国界与时代的限制，可适用于任何一种文学创作中。《导论》则不然，它把文学思维与文学本质和文学形式并列为内容的三大板块。无疑，在《导论》看来，文学思维不可能脱离文学本质而独立存在，而是中国现代诗学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文学本质，就必然有与之相应的文学思维和文学形式。自由主义诗学家崇尚自由，标榜自我，注重表达个体情感，不希望受到外在的政治、道德或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在文学思维上必然崇尚灵感和直觉。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上，自由主义诗学家侧重主客应和，即以主体为主，以个体心灵向外界倾诉与交流而产生审美愉悦，与马克思主义诗学注重客观世界对主观世界的决定作用、存在决定意识的思维形成尖锐的对立，与保守主义诗学主张主客二分、过分强调文化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忽视现实社会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之源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但自由主义诗学家忽视了一个前提，他们所注重的灵感、直觉以及二者所凭借的情感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现实社会。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诗学若过分强调客体对主体的决定作用，创作主体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在的印像而已，就无法解释同一时期的作家为何会创作出艺术个性与思想内容完全迥异的作品。1928—1929年革命文学论争时，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围攻鲁迅，表面上看是他们胜利了，但按照其文学思维创作出来的作品充斥着标语口号，人物形象抽象而干瘪，事实上他们又失败了。其实，马克思主义诗学经典著作既注重现实社会对创作主体的反映，也注重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不乏对理想的向往和对创作主体的重视。到了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诗学家胡风等吸收了自由主义诗学家对灵感、想象、幻想甚至潜意识等文学思维的重视，也从保守主义诗学家那里吸收了传统诗学朴素的辩证思维的养料，真正领悟了马克思主义诗学唯物辩证思维的精髓。正如该书所言：“自由主义诗学从艺术表现、审美价值方面质疑革命文学创作，而看重客观现实与文学创作之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诗学却又从文学创作之真实性的角度批评自由主义诗学，彼此之间的话语论争，其实也给自己和对方提供了一个反省自身的契机。同时，论争双方的互相牵制、互相依托和互相生发的关系，推动了双方各自的诗学理论、乃至中国现代诗学整体的理论张力的生成。”三种文学思维各有千秋，互相制衡，各自从对方那里有所收益，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

　　但我以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诗学家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见解颇不相同甚至还存在彼此对立的情况，因为其内部就经常开展大规模的论争或讨论。革命文学论争期间，有人过于拘泥于“唯物”而忽视精神的反作用，为“标语口号式”文学辩护，走向庸俗社会学，有人过于夸大精神的力量而忽视现实社会对文学的制约作用，企图靠文学“组织生活”甚至“超越时代”，虽然他们批判自由主义诗学家梁实秋所主张的“人性论”，但他们在文学思维上却与推重“天才”的自由主义诗学家有着某种默契。而鲁迅的思维不光属于辩证唯物思维，还具备整合思维即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特征。鲁迅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诗学家的差异与其说是诗学观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其思维方式为同时代人望尘莫及，因为只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方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也正是他能够超越同时代其他诗学家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