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湮没无闻，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自2000年以后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兴学术亮点。以美国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19世纪中国的传教士小说》（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一书为起点，相关研究成果渐次于中国古代文学、比较文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涌现。香港中文大学的黎子鹏教授对这一领域保有持续的关注热情，且成果甚丰。其已围绕此课题出版了多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既包括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2012）、《经典的转生——晚清〈天路历程〉汉译研究》（2012）等中英文学术论著；亦包括萃集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所藏资料而成的《晚清基督教叙事文学选粹》（2012）、《赎罪之道传——郭实猎基督教小说集》（2013）、《道德除害传——清末基督徒时新小说选》（2015）、《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1860 —1911）》（2015）等小说集与资料汇编，为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研究的开拓与深化做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新出版的《福音演义——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的书写》一书，则为黎教授的又一力作。全书分七章，选取了晚清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七部基督教小说作为个案研究；又根据文本性质的不同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翻译编”，讨论了叶纳清《金屋型仪》（1852）、胡德迈《胜旅景程》（1870）、博美瑞《安乐家》（1882）三部翻译作品；下编为“创作编”，对郭实猎《是非略论》（1835）、理雅各《约瑟纪略》（1852）、张佃书《无名小说》（1895）、郭子符《驱魔传》（1895）四部创作小说予以研析。七章的内容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事实上，各章初稿几乎都曾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于不同期刊；又呈现出共同的问题意识与统一的书写逻辑——各章皆由不同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义本土化过程中的书写策略问题，即“福音”如何经由文学之“演义”，完成跨文化语境中的移植与再生。因而，本书之出版，不仅为关注黎教授以往研究的读者提供了阅读方便，同时也是黎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多维度思考的集中呈现。

　　如前所述，《福音演义》一书以个案研究为其主要方法。作者在个案的选择上颇为用心。七章所涉及的七部小说各具特色，正可由点及面地触及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的整体面貌。例如，“翻译编”所选择的三部小说虽皆为译作，然各自的文本性质不同： 《金屋型仪》的德语原著为含有基督教因素的西方宗教小说；《胜旅景程》译自《天路历程》，为明确宣扬教义的基督教经典小说；《安乐家》则是满足向小朋友传教需要的基督教儿童小说，讲述儿童视角下的苦难与救赎。三部作品所面向的读者群体不尽相同，呈现出的传教策略与叙述模式显然各异。此外，作者在进行文本选择时还有意识地涵盖了不同身份的创作主体。全书前五章所论作品的创作者皆为西方传教士，第六、七章则以晚清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中收录的两篇中国本土教徒创作为分析对象。如此选择当非无意之为，显示出基督教小说中国化过程中，从叙述模式到叙述主体等不同层面的本土化特征。

　　正因每一个案都有其独特的文本个性，在分析不同小说的具体书写策略时，作者从每部小说各自的内部结构及叙事特征出发，广泛利用了叙事学、历史学、文献学、诠释学、文学原型理论等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例如在第一章中，作者在分析《金屋型仪》翻译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时，重点分析了小说人物形象的改造问题。原著中的女主人公是生活在基督教背景下的犹太女孩，而叶纳清的汉译本则将其改造为儒家观念下的中国式传统孝女形象。作者考察了叶译本如何在翻译中有意识地使用《礼记》、《孝经》、《女诫》等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儒家概念及相关词汇，以此淡化西方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语境时的异质感。这是黎教授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灵活结合文献学、历史学、诠释学等理论进行文学分析的典型例子之一。再如在第二章《评点天路：胡德迈〈胜旅景程〉》中，作者关注到《胜旅景程》对明清小说评点形式的利用，详细分析了译者如何以评点为媒介，利用儒家经典诠释基督教思想。这是文体学角度的考察。而在第四章《建构大英：郭实猎〈是非略论〉》中，作者指出郭实猎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把宗教的内容放置于文化框架内进行讲述，以此淡化宣教色彩、突出文本之社会政治内涵的叙事策略。此则为叙事学、文化学视角下的考察。这些方法各异的文本细读，得以全面呈现基督教元素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嫁接，进而移植进入近代文学发展脉络的具体过程与丰富表现。

　　除了关注“书写策略”的共同问题意识之外，贯穿全书论述的另一条隐形线索则为作者的宏观文学史视野：从早期西方传教士在翻译工作上的本土化尝试，到清末华人基督徒作家的独立汉语创作——作者身份及创作方法的变化过程，也显示出中国本土基督教小说的独立与定型过程。作者从构建本土文学体系的意义上解读两篇时新小说的文学史价值，实为其创见。全书七章所涉小说具有广阔的时间跨度，为读者从整体上勾连出汉语基督教小说演进与成型的内在脉络。

　　《福音演义》一书的学术价值自不言而喻，然而通观全书论述，笔者感到仍有一些可商榷处。首先，作者将清末汉语基督教小说分为“翻译”与“创作”两类。窃以为，就早期汉语基督教小说的写作实际而言，“翻译”与“创作”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黎教授亦在本书中提及，当“传教士欲把西方基督教作品移植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他们往往会大刀阔斧地改写、改编、节录和重述原来的故事”，指出翻译的过程中不乏译者的创作成分。而一部分“创作”类小说，实则本自《圣经》叙事，有其不可随意更改的使徒事迹与文本原型，并非全然基于想像的自由创作，这正是宗教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的独特之处。因而，该如何定义翻译与创作的边界、并对相关作品进行归类，也许是一个可供进一步讨论的学术问题。例如本书第五章所论雅理各《约瑟纪略》一书，被作者归为“创作”类小说。然而《约瑟纪略》实则本自《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物事迹，其创作受到圣经文本的严格制约。黎教授虽在具体论述中明确注意到《约瑟纪略》的这一特点，可是囿于二分式的文体分类法，仍将其归类为创作小说予以讨论。笔者以为，不妨可在简单的“翻译”、“创作”二分法外，尝试提出“释经体”等新的文体概念，这或许更契合基督教小说的创作实际。此外，在讨论早期翻译小说中的本土化因素时，是否还需考虑到译者身份的复杂性，这是笔者的另一疑问。考虑到早期西方小说及《圣经》等文本的一般翻译模式皆为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本土人士的共同合作，早期基督教小说的翻译也很有可能是中西人士相互配合的结果。因而在讨论其中所体现的本土化书写策略时，是否应考虑到有中国人参与执笔的写作因素？当然，相关问题的回答尚需更为充分的材料支持，笔者期待着本书作者在这些问题上的进一步推进。

　　要之，《福音演义》一书在近代基督教东渐的广阔历史文化背景下，将宏观视野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对中国传统“演义”文体的功用、中西思想文化因素的融合方式及基督教小说人物塑造、意象选择等具体写作策略都做出了独到的分析。笔者本人亦曾发表过讨论《时钟表匠言行略论》等早期基督教翻译小说的小文。由于笔者的研究止于个案论述，因而一直期待着能有一部论著，能从宏观角度囊括晚清基督教汉语小说翻译、创作、本土化等过程的全貌。手中这部《福音演义：晚清汉语基督教小说的书写》，可谓满足了笔者的这一期待。汉语里的基督教小说实则指代的是基督新教小说，而笔者有幸得知，黎教授下一步的学术计划将转向对以上海土山湾与河南献县文献为代表的天主教汉语小说的研究，非常期待看到他的新发现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