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在比较文学学科萌芽时就已经产生。早期形象学研究的真正命题是确立观察的（民族）主体，即谁在观察谁或谁被谁观察；与此相应，其知识立场则是一种现代的、经验的形象真伪区分。然而，这一饱含着民族国家热情的欧洲中心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多元文化批评理论的兴起，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形象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转换。这一知识脉络中，形象学研究转向一种表征分析，异域形象开始作为“文化他者”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此类研究不再关注形象真伪，而是思考在形象中投射了观察者的何种文化心理。中国形象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基本与西方同步。
五年时间里，吁求诞生全新的研究范式，对一个传统学术领域而言近乎苛求。整体上看，从2014到2018年，中国学界的比较文学形象研究数量上相当可观，主要体现于形象本身的真伪优劣辨析、形象作为指意实践、形象学观念与方法探讨三个方面。可以预计，异域形象研究将持续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热点之一，但该领域的观念与方法仍没有实质性推进。
2015年，钱林森、周宁主编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煌煌17卷由山东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是学界年度盛事。其中，中国与异域间的互看互识是这套丛书的重要议题之一——形象学本就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范畴。限于篇幅，无法在此一一述评。这套丛书中，治中外文学关系史经年的钱林森撰写的“中国—法国卷”，却以罕见的方式，完全把他者形象的塑造研究，作为体系化整部文学史交流个案的基本方式。故而，本文以该著为例探讨其形象研究的得失。该著的形象研究，最大特征在于，避开对欧洲想象中国的后殖民式的解构分析，着力陈述16至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追慕和借鉴。17世纪下半叶，来华传教士中兴起的“礼仪之争”以及法国本土的“东西之争”中，一个正面的“思想文化”的中国形象渐次确立并清晰，承载了诸如“仁义”、“慈爱”、“宽容”、“智慧”等现代性价值，成为法国文人和思想家心向往之的乌托邦。18世纪中法文学交流奠基于汉学，“中国热”是其背景，而“孔夫子”则是其依托，“中国形象”表征着形象构述者的世俗与宗教理想和启蒙批判意识。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一书沿用了周宁的“乌托邦”形象分析框架。但与此同时，论者对这一论述架构中的权力关系是估计不足的，其分析架构显然缺乏弹性。“中国热”盛行的若干世纪，仍存在着诸多批评中国的“不协和音”，此时，论者就会陷入出左右失据的窘境。比如，在论及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笔下的负面中国形象时，论者认为孟德斯鸠的中国态度相当矛盾（第357页）。这与其说是孟德斯鸠的“矛盾”，不如说是论者自身的矛盾。乐观的“世界主义”情怀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在话语层面，仅是一个理想的愿景，但论者视其为现实，造成该著知识立场（在批判与经验之间）的混乱与混淆。为削足适履，论者竟不惜彻底扭转其既定的理论前提——他者形象即主体镜像，重返形象与真实对应的“反映论”和真伪之辨。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法国卷》的形象研究具有代表性，我们在其他论文亦可看到论者知识立场的前后摇摆。徐东日在讨论朝鲜朝使臣李窅眼中的顺治帝形象时，借助繁复的史料，细致的分析，勾勒出《燕途纪行》中的顺治多面驳杂的形象维度，这是一篇颇具学术价值的形象学论文，但论者认为顺治的形象既是客观的，亦是误读的。刘志锋对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研究，也是一篇引人入胜的论文。该文梳理了韩国文人汉诗中的长安形象变迁，又借此讨论了新罗、高丽、朝鲜时期中韩两国的历史文化关系。在理论背景上，该文倚重了法国学者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及其弟子莫哈（Jean-Marc Moura）的“集体想象物”和“出自一民族的形象”等论述，但可能限于篇幅，该文看不到莫哈强调的对“创造出了形象的文化”的研究。也就是说，根据论题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研究要点应是投射在长安形象中韩国文化是怎样的，但这并没有成为论者的核心关注。这里讨论的三个个案研究，都是学风扎实、论述充分的优秀成果，但其中又体现出哲学前提与知识立场上的不确定，值得引起深思。
形象学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还可以作为一种观照其他研究对象的方法视角。这类研究共享着同一个学术旨趣，即紧扣形象本身的意指实践何为并为何。陈晓兰的《旅行写作、帝国叙述、异域再现》系统梳理了当代英美在“旅行写作”领域的学术贡献，重点探讨旅行写作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构建之间的关联。该文评述了普拉特（Mary Louis Pratt）的《帝国的眼睛》等重要著作的核心概念与方法，对中国形象学的方法论建设有不可低估的启发意义。施爱东的《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把“龙”这一文化符号放置在16到20世纪中外文化碰撞的历史背景，对其意义的生成谱系进行了细致入微地考察，试图揭示作为中国（人）象征的龙，其实是中外跨文化互动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一种知识/权力。该著巧妙地把形象作为方法，从繁复的史料中，提炼并思考了“龙”何以从阶级转换成国族的象征，其研究视角颇具启发性。张小玲《论〈开往中国的慢船〉中作为符号的美国与中国形象》、虞又铭《埃及的鳄鱼：论〈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的异域想象与自我反思》、谭渊的《名哲还是诗伯？——晚清学人视野中歌德形象的变迁》和《异域光环下的骑士与女英雄国度：德语巴洛克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冯定雄《罗马中心主义抑或种族主义：罗马文学中的黑人形象研究》、冯佳《政治寓言中的他者形象和西方的危机：评乌勒贝克的〈屈从〉》、周云龙《亚洲景框与世界图像的视觉隐喻》、牟芳芳《历史叙事与资本逻辑：透析〈光之杯〉中的北京形象》、沈杏培《中国形象三重奏：文化差异·人性创伤·民族志》等论文，均聚焦于某种异域形象细腻的解析，深刻地探讨形象背后投射的文化政治。这些都是形象学领域近年来的重要收获。需要注意的是，近五年的传媒研究领域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全球的中国形象的学术成果，但这些成果倾向于数据统计和战略研究，其哲学辨析与历史维度均告阙如，本文在此存而不论。
除了丰富、多产的个案研究，就形象学展开的理论反思和学术对话，也是近五年的又一重要收获。这方面用力最勤、成果最多的正是在形象学领域已经做出令人瞩目成绩的周宁。在充满强烈的自我批判色彩的《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中，周宁坦诚、直率地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回顾与反思，内容包括跨文化形象学的基本问题、知识立场与研究范型，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方法和三组课题，作为中国形象的“中国崛起”，以及对跨文化形象学的“中国问题”与研究方法的深刻检讨。周宁发现，面对西方现代性，中国自我想象的困境不仅在知识与观念上，更在价值与权力上，真正需要解构的，不是西方现代性及其构建的中国形象的知识权力，而是中西方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模式，但我们又无法摆脱西方这一巨大的他者进行现代性自我确证。这一理论困境直接质疑了形象学的前提与意义——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无法拯救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的主体，更无法走向中国现代性的文化自觉。虽然周宁的自我怀疑与批判令人感到意外而沮丧，但这些思考的启迪在于：任何一项人文研究，清晰的问题意识与复杂的思维触角都必不可少——形象学看似令人绝望的学术空间恰恰由此敞开，它正虚位以待那些有思想能力的学人，从新的问题与视角回应这一学术困境。
林曦从周宁的研究中发现其与“权力联姻”的危险，即形象学研究可能导向国家软实力输出，借助国家权力，推广包装过的国家形象，并就此给出了解决此困境的学术方向和路径。林曦认为，国家形象可以与积极的权力观相结合，以“修文德”的方式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和相互承认，但与此同时，论者又对此提出怀疑，因为该方案可以遭遇“无知”和“话语风险关系”的挑战。林曦提供的出路很有道理，但是其可疑之处还不在于该出路又一次面临着新的挑战，而是其分析把形象学导向了战略性的宏观规划，而形象学目前真正需要的却是振聋发聩的历史、哲学追问。周云龙借助媒介批评的新动向，指出数字化时代的“我‘拍/传’故我在”，为中国的全球形象的民主传播带来新的契机，即西方表征他者时依赖的（人类学意义的）“时差”，将因为新媒体技术对虚拟与真实界限的模糊而消失，这种全球同步的形象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反话语”，对既有的后殖民视觉结构构成挑战。然而，该研究思路对数字化时代之前的世界中国形象研究而言，其局限性一目了然，而且，新媒体技术带来形象民主可能的同时，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全景敞视”也有加无已。王茜的《“空洞”的所指：〈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与文学形象学另议》指出，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的中国是一个纯粹虚构的空洞形象，其合法性源自自足的文学符号系统，其传递的是“理性—非理性”的深层叙事结构的能指符号。该文对形象学方法的探讨非常可贵，把研究重心从现实指涉转向作为形象的文学本体，从某个维度揭示了形象注视者心灵的依据。
与其他人文研究领域一样，形象学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该领域近年来涌现了大批没有启发性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第一，固守在自我划定的研究对象上，以学术“圈地”的方式，研究对象先行，既没有问题意识，亦缺乏理论视野，以资料堆砌为指归，对学科的观念与方法进展没有做出实质性贡献；第二，对理论生搬硬套，一知半解，未能把理论转化为回应问题的方法与视野。似乎学界意识到形象学的方法视野亟待推进，讨论当代中国形象学出路的论文也不断发表，但多数评论仍停留在“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的陈词滥调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论者却常常正是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理论”的坚定拥趸。如果说为这些论者极力拒斥的“后学”是“西方”理论，那么他们操持的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也同样来路可疑。要知道“西方理论”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和争论陷阱。当思想被冠以人为的标签时，随之而来的代价就是心灵的封闭。形象学领域近几年没能得到切实推进，根本原因不在于“西方”理论的借用，而在于问题意识的匮乏：了然于要研究什么，却茫然于为什么研究，缺乏从形象研究去感受、回应时代命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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