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洋

　　过于贴近生活的写作往往需要作者对文字具备极强的把控力，稍有不慎文章就容易流于普通、细碎。作家王昆围绕自身军旅生涯的经验感受，向外拓展写作方向，将视野延伸至西藏，不仅使读者抽脱于习常的“一地鸡毛”的生活，呈现了足够清新的视觉体验，还发掘出更多写作的生机与美感，撑开了异域写作的大门。小说《天边的莫云》依凭极富异域特色的人名、地名、事件搭建起故事的筋骨，又借文字在跳跃中前进的姿态，交代了个人与身体、地域之间的微妙联系。一次好的写作，不仅能打开异域写作的内部，能在文字的维度中建立起一场有关于个人的、足够畅达的身体想象。

　　谢有顺说：“好的小说，总是游走于纪实与虚构、微观与宏大之间，让自我、意义、价值关怀、精神追问等，隐身于细节、经验、语言和结构之中，进而实现某种综合和平衡；它既有坚硬的物质外壳，又能在意蕴上显出一种浑然和苍茫，有限的讲述，好像敞开着无限的可能。”小说以东方玉音为代表的现代医疗小分队为牧区民众治疗筛查包虫病为线索，以东方玉音为连接点，串联起精神与身体的纠葛，也在探讨身体与自然的关系。故事里不仅藏地民众对东方玉音精神信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方玉音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藏族同胞们有关于身体的观念。文中展现出的平和、平衡的写作心态，不仅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中庸之道，亦是作者王昆关于写作精神的某种核心诉求。

　　身体是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域，可以隐含历史与时代的交汇，承载精神信仰的增值，也可以承受多维的复合性渗透。牧区民众在旷日持久的自然生活中形成了一套与自然相扶相依的生活方式。他们以大地的子民自居，深度信服蕴含着原始力量的藏医系统。然而诸如包虫病等其他外伤性身体疾病是无法依靠藏医藏药治愈的，需要借助现代医学中“手术”的帮助。这时，牧区居民身体健康与精神信仰之间多年的平衡局面在一次外来者的“闯入”中被打破。

　　小说的核心要义往往是远离表面的。那些困扰身体的疾病中，往往内含着些许的文化隐喻。首先是作者关于身体的态度。包虫病是牧区人民身体受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东方玉音出场的原因。文中包虫病不仅承担着线索的作用，也是落后观念的结果表征。表面上看是由于卫生习惯导致的疾病，其实是作者的良苦用心。那些固守于边陲疆域的人，如果拒绝思想上的更新，身体将承受巨大的痛苦。身体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容器，还应承担更崇高的使命。疾病与身体的关系是此前藏族同胞生活中恒常的存在，只是由于东方玉音等解放军医生的闯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解决思路，顺便也将这一问题搁置在可视可感的范围之内，这是作者作为知识分子责任感影响下的思考。

　　在疾病的映衬下，现代与传统的交汇便在一具具鲜活的身体之内上演。藏医通过草药间的相互配合，调和身体之内的失衡状态，使身体恢复平衡状态，但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生活条件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医疗手段面前，势必会面对某些无法调节的情况。此时藏医的无能为力，为引进更为先进合理的医疗技术与手段提供了基础。具备解放军和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双重身份的东方玉音显然是最好的选择。解放军的无私奉献精神与一切为了人民的信念，为这次援藏医疗队带来了坚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富有经验的外科医生身份也为东方玉音赢得藏族同胞的信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面对不同文化带来的巨大阻力，她选择主动学习了解藏文化，在藏文化与佛教文化中游走，在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寻找着输入现代与科学观念合适的切入点。在东方玉音的映衬下，其他人物也清晰可见。最先出场的仁次央宗代表着牧区的顽固守旧势力，他们坚信“身体的疼痛是修行的必经过程”，所以“吃西药就是背叛草场”。格桑拉姆作为沙日塘草场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她的高傲与敏感，使得自己既不能完全明白佛教思想，又不能完全接受现代文明，便成为了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洛扎曼巴也是如此，在抗拒东方玉音的现代医疗手段之余，又在反思草药、手术同信仰的关系如何。而丹增喇嘛则是当地最具权威性的人物，他彻底接受了现代医疗手段救治身体的思想，也代表了知识的力量。这些施救者与被施救者，都以治病救人为核心诉求，却围绕在是否手术的矛盾点上，为现代性与传统的相遇创造了场所。这种外来者叙事的形式，强行拉近不同文明形式与文化结构的距离，推动叙事内容不得不走向质变与新生。

　　其次是关于生死的态度。海德格尔曾说过：“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疾病对身体的生理阉割，是无法调控的。但也只有通过面对死亡，从有限的生命中挖掘出意义来，自我才能真正成为自我。身处现代文明的东方玉音，选择把自我交给科学。牧区民众曾经将自我一直奉献给神明，认为所谓的生就是从丹增喇嘛处领个名字，而死不过是用肉身喂养秃鹫，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完成一次生命的轮回与布施。然而在生与死的真实抉择面前，有些人也愿意接受科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府在政策与财力方面的帮扶，成长于此中环境的年轻藏族同胞的思想正在慢慢发生变化。这表明作者在面对科技性文化对自然性文化的摆渡时，采取和平过渡的态度。纵使历史的齿轮在牧区的推动较为艰难，作者也在试图传达出一种信号，即科技的现代性与传统并不冲突，在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中，要维护的始终应该是个体的尊严。

　　无论是将其作为话语形式的再现，还是现实来审视，风景和身体都始终浸透于权力与知识关系之中。尤其是外来者的身份，势必会影响观察的视角，有视角就会带来一定的遮蔽，当然灯下黑的范围有限，在此之外还存在更为宽阔的一片天地。小说中，作者没有把视角完全倾向于东方一行人所象征的“科学派”，尽管通过他们的视角观察藏族同胞生活时看到了一些不够科学甚至有些落后的医学观念，但她们还是足够尊重传统的藏医和藏族同胞的生活习俗，没有完全遮蔽掉其价值。“外来者”的身份始终令她们与藏族同胞间无法完全融合，但赤诚之心又促使着藏族同胞们最终接受了她们。东方玉音在牧区一直以金珠玛米、东方曼巴的面貌存在，尝试着以最柔和的姿态实现互动的过程。小分队们同藏族同胞们，这两种身份都内含于现代文化之内，这也是现代之所以被称之为现代，即需要有来自所谓传统文化的对比。

　　小说表面上借由东方玉音的视角开展的，在现代化的个人视角中审视着牧区的落后。但与此同时，她们也更像是一个“他者”，承担着被藏族同胞们用隐含视角打量的义务。关于宗教与科学、生与死、身体与疾病文中出现了东方玉音在与格桑拉姆、仁次央宗、洛扎曼巴、丹增喇嘛的四次对话，这正是作者强调科学与宗教不是对立的，在守护人的身体与尊严前提中是统一的论调。

　　最后是关于信仰的问题。钱理群曾说过：“中国文化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就是我们没有信仰。”这里的信仰是关于宗教的信仰，尽管广大的汉民族没有把身体与心灵，生命的外部与内部全部安置于宗教，但也并没有因此而悬浮。汉民族更相信人本身，借用外部力量来服务于自身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希望在短暂的生命进程中获得更为恰切的生活。

　　飘浮在那日根神山上圣洁的白雪，惊险的云朵索道，以及满目的高山，一方面是优美而纯粹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也印证着牧区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的简陋。藏族同胞们在看似“压抑”的生活中，尝试着用精神信仰战胜身体疾病。在西藏的文化中生命是恒长的，肉身是有限的。个人与万物一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只有信仰坚定，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可是信仰的传统在遇见全新的语境时，并不能故步自封。西藏在地形地势上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在相当长的发展时间内在形塑着当地的精神。当东方玉音的小分队同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开始互动，就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相遇，也为身体与精神在面临困境时做出的重大抉择提供了舞台。

　　小说中拉珍欧珠拖着病躯在煨桑台前起舞的场景令人震撼，微风摇曳着经幡，将风马扬向蔚蓝的天空。只看见宽大的藏袍下支撑着这具瘦小身躯活下去的是一种关于生的纯粹的信念。这是对于拯救自己生命的东方曼巴的祝福之舞，也是表达历史与当下、藏族与汉族、信仰与科学并不冲突的坚定态度。尽管信仰对于藏族人民来说可谓根深蒂固，只有坚持内心才能获得最深沉的幸福。这对牧区的稳定与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不该成为牺牲个人身体以巩固信仰地位的方式。

　　精神上的自足与拘谨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东方玉音们利用科技的手段、先进的医术带来的身体优势为某些藏族同胞提供了一次思想层面上的启蒙。但庄子也曾说过“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存在的渺小与知识能力的无限扩展会形成矛盾。凭借知识与能力可以对存在的存在无所不知，可另一方面又总是会面对虚无。信仰的前提是谦卑，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充分领会到个体化的虚无，再活于当下，这对于广大汉民族群体来说，正是东方玉音们的精神信仰。救治病人的工作信仰使得她能克服高寒、缺氧的环境，坚定地游走在莫云乡的每一寸土地上。这种信仰是有目的的，含有功利性质的。这与藏族同胞对于信仰的自然状态不尽相同，可两个群体在磕着长头的朝圣者和那日根神山处相遇的那一刻，就完成了作者有关于身体的一次想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面对现代医学与藏医，有时会深陷到底 “谁是好人”的对立性思考旋涡，对反对科学的顽固派进行强烈的道德审判，但须知的是，道德与否，是结合读者自身经验考量的复杂问题，道德可以成为小说中呈现的故事内容，可以成为作者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可以直指读者内心的某种情愫，但这绝不是《天边的莫云》一书中作者的最终意图。作者希望将对疾病的预防控制具有很好的效果的高超技艺的现代医学，同依托于藏族同胞的精神信仰又占据相当程度上的群众基础的藏医，可以在身体的大前提中，表现出一种合作的态度。这种态度与文学的使命紧密相连。只有作者足够开放的态度，才能同更多读者产生共鸣，实现作者智性写作的目的。

　　身体，无关信仰，有关生命。无论人的肉身如何变化，其“向死的存在”的本质是无法冲破的。将其与精神信仰相联结，生命的果实将以信仰之名存世，也将为个体短暂的生命历程，凝结成带有永恒性想象指明了方向。虽然小说的创作是作者基于个体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岔路口处，而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的瞬间。但作者似乎并不为此而焦虑。在人性本色和生命的宽度面前，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