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1年6月17日，星期三，阴云天气。

　　我第三次踏上从银川開往汝箕沟的绿皮小火车。不，也许是第三十三次。粗略算一下，我在参加工作之前，坐这列火车出行至少有三十次。每年寒暑假要到银川的奶奶家玩几天，考上大学之后每次外出上学放假回家，都得坐这趟火车回矿上。

　　路边，蔬菜棚、麦田、水塘、喜鹊、槐树、红柳，一一从车窗外掠过。在车轨旁大片农田的映衬下，从云层中探身出来若隐若现的大山，显得遥远而模糊，像油画中一抹黛色的背景，然而细看，陡峭的峰顶处隐约的山的折痕，一道道随着山的走势扑向天边低挂的云。

　　夜雨之后的清晨，贺兰山美得不同寻常，好像云南四川境内的山，云雾缭绕，润泽而清秀。

　　出西大滩站，那片浓重的云雾仿佛停住了一样，山体一半在云雾中，一半赤裸毕现。

　　这节定员128人的车厢里，大概有三四十个乘客，从他们闲聊时的只言片语，可以听出来，大部分是回大武口打新冠疫苗的。

　　大武口站到了。车厢一下子空了下来，只剩四个人，除了我，其他两男一女都是铁路通勤人员。他们在呼呼大睡。过了大武口，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了，车上可坐可卧，有如卧铺车。

　　我坐在倒行的位置看着云追随着车尾，一点点拉开距离。

　　车窗外，山顶山前的云层彻底消失，土褐色的贺兰山显出掩盖不住的干涸。云层就是山间气候变化、干旱与否的标志。即使不看车窗外的大山，也能知道，列车已经进入了干旱的贺兰山北段。

　　火车重新启动。

　　这条铁路线，总长143公里，有将近一半的路程都是在贺兰山中运行的。一进入大磴沟，列车便驶入了贺兰山百里矿山，驶进视野受限的山廊中。

　　车过陶斯沟后，拐了一个大大的弯儿，之后便进入这片山地最开阔的地段。进入呼鲁斯太站，手机响了，是欢迎到内蒙古阿拉善的电信短信。不过五分钟，穿过第一个山洞后，又是欢迎到宁夏的电信短信。五六分钟内，火车已然在内蒙古宁夏两地之间游走了一番。

　　从呼鲁斯太前往白芨沟这一路，如果雨水好，车窗外就是一片天然草甸，似是放牧的好地方，即使雨水不够，也有天高地阔之感。

　　最近这几次坐这辆绿皮小火车，途经这一带时，总是能看到三五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白色的羊群，几头花杂色的壮实的牛儿，它们令山间陡增一派原野风光。这可是我小时候几乎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草原景色。

　　十八岁之前，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家所在的矿区离内蒙古阿拉善这么近，翻过几个山头便跨了省。更不知道，这列小火车竟一直游走于两省交界。

　　车厢里和外面的大山一样寂静，只有火车运行的呼呼声，摩擦铁轨发出的吱

　　扭声。

　　还有一站就到终点汝箕沟，竟下起了雨。在煤黑色渣堆的反衬下，山显得更加浓绿。

　　今天风大，下过雨后的山里会有点冷。我带了两件外套还有秋衣裤，用以防寒。小时候在矿上的那点生活经验，在今天也许还能用上。这感觉令我觉得大山里的一切都没有变，似乎还原模原样在等着我。

　　通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绿皮小火车，于我几乎是唯一的返回路径。我寄望于这条通向过去的路，能依托情感和记忆获取更多的现实回响，好让我此行满载而归。

　　我一次次在心里庆幸，幸好还有这趟小火车，如若不是它，我怎么才能回到从前的老矿区呢？我至今未学会开车，即使是会开车，我也不敢独自一人，驾车绕行在贺兰山深处的山路上。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十分难行的山间公路。即便是在今天，路比从前要平整得多，车自然比往年少得多。近几年来，贺兰山进行环保整治，陆续关停了大大小小的煤矿，这条路上的大卡车明显少了，进山出山的人也急速减少。但即使是这样，我仍在记忆里想象中把这条路的不好走，放大了无数倍。

　　正因为如此，对于这趟开往贺兰山深处的小火车，我有一种格外的深情。在今天，它仍然像多年前那样，那么准时安全可靠地带我进入北部贺兰山腹地。甚至在我看来，绿皮火车载着我不仅回到了矿山，而是带我回到我青春年少的时代，回到那个与现在产生了间隔断裂甚至错位的从前。

　　因为有了这辆运行了五十年的小火车，过去变得真实可触，现实也不显得那么虚无渺然了。

　　一向迟钝的我，仿佛被列车裹挟到了时间深处。

　　二

　　许多年前，我就出生在贺兰山深处。因为山里的一场雪，因为我是个女孩，我有了人世间第一个名字——雪梅。

　　现在，我写下这个名字，自己都觉得陌生，好像是在说另一个人，我知道但并不熟悉的人。

　　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在以后长大的日子里，父母亲在无意中提及时。他们说，你本来叫雪梅。

　　我本来叫雪梅，但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被叫过这个名字。我的大名跟它没有关系，没有雪也没有梅，我的小名，是随口一叫就叫了很多年的，跟雪梅这两个字没一点儿关系。

　　我的小名叫小二，因为排行老二，因为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子，我被叫作二丫头。所以，雪梅这个小名从一开始就成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名字。作为小名，它显得太过正式，虽然正式却又没有成为我的大名。我的大名顺着我姐姐的名字海燕叫了下来，有海，但没有雪，也没有梅。

　　雪梅这个名字最大的作用，让我知道了，我出生那天的天气。

　　雨水那天，贺兰山里总是会下雪，即使是四五月间，山下下雨，到了山上，也准定成了雪。何况雨水这天。

　　雨水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春节之后便是雨水。雨水意味着降雨季的开始。在贺兰山深处，除了最热的夏季，七八九这三个月，才会是雨季。而贺兰山里的雨，总是不及雪来得美好。因为一旦下雨，总是会发洪水，小雨小洪水，大雨大洪水。发大洪水的时候，是会死人的。这样的记忆，总有一种噩梦之感。

　　相比山中的雨水，我更喜欢下雪，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雪里的梅花，我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见过。但是爸爸给我起这个名字时，心里可能是开过一片梅花的。雪像一张画布，点墨成景，有了雪中的梅花。93C694F9-8DE3-4170-9616-A02616A2D789

　　空茫茫的高台子上，四处是白色的雪，很厚的雪，让绵延的贺兰山有了一点不同往日的柔美。柔白的四野，装饰着粗粝的贺兰山，我的出生，还是给爸爸一个美好的憧憬。

　　我人生中第一个名字就这样定格在那一瞬。

　　三

　　是的，我就出生在这里。多年前，位于贺兰山深处的汝箕沟煤矿就是这个世界最初接纳我的地方。

　　1970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四，正是雨水，下午五点二十五分，我出生在汝箕沟煤矿一个叫高台子的地方，出生在爸爸妈妈结婚后一直居住的石头房里。这种就地取材，以山石为建材盖起的低矮石头房，是当年贺兰山矿区最常见的民居。

　　汝箕沟是我的出生地，它决定了我一出生就闻着煤的味道，一出生，就被烙上了煤的印记。它是我的第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生坐标。

　　1971年12月24日，我将近两岁时，我们全家从汝箕沟搬到了白芨沟。那是妹妹出生刚四十天的日子。在这样一个已经进入寒冬的日子，妈妈裹着厚厚的行装，领着姐姐和我，怀里抱着妹妹，带着仅有的几样家当——几只日常用的锅碗瓢盆、两个厚墩墩的铺盖卷，从一个百多年历史的老矿搬到了几条沟之隔的新矿。从汝箕沟高台子，搬到了白芨沟矿医院后面的小地窑。

　　从一个沟到另一个沟，这便是我在这个人世最初的迁徙。

　　我之所以如此清晰地记得搬家的日子，得益于母亲牢靠的记忆力，和《白芨沟矿志》（1990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明确记载：“1971年6月，为了支援卫东矿投入生产从汝箕沟煤矿调入一支成建制采煤队198人。”当年，爸爸即是作为这198人之中的一员，随着整个采掘队一百多人一起调到了白芨沟。白芨沟当时叫卫东矿，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的矿名。如今它是宁煤集团整个银北地区唯一一个还在生产的老矿区。

　　可以说，十八岁以前，我的生活，是和贺兰山深处的这两个煤矿息息相关的。

　　汝箕沟煤矿以生产太西煤著称。太西煤，据说是周恩来总理命名的，周总理以产煤的地理方位位于太原以西而命名。

　　白芨沟矿历史并不算太长，却在1989年就拥有了西北地区第一支年产百万吨的综采队，拥有西北第一个现代化生产矿井。

　　可以说这两个老煤矿，都是宁夏煤炭事业的起源地，也是西北煤炭生產发展的重要地标。

　　当然，于我，却不仅如此。汝箕沟是爸爸后半生命运起始的地方，也是爸爸妈妈结婚，生下我们三姊妹的地方，是他们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我在白芨沟长大成人，我的少年时代我的青春期和它有着无法分割的关联，那种既美好又贫陋、爱怨交织的关联。

　　寻访我的出生地，成了某种变得愈加清晰和强烈的情感需要。十三年前，父亲去世时，我又一次注意到母亲说起我的出生地，这个叫高台子的地方。而直至今天，我才终于得以踏访这片可以称之为故土的陌生之地。

　　今天的高台子会是个什么样子？这迟来的寻访，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呢？我其实并不知晓，也未及细想。

　　年届五十，我才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虽说我与矿山这许多年来并无直接的联系，但人生中前18年已经决定了我此后的这几十年。我人生的最初营养全部来自矿区，来自于这黑乎乎的煤。这也许就是我欲寻访我的出生地，我想再回矿区看看，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看看煤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看看我情感的出发点。

　　这难以一言表之的情感，令我初到宁煤集团汝箕沟无烟煤分公司办公所在地，便迫不及待地表白，我就出生在这里。那一刻，我并不知道，此地早就不是这里，就如此时并非彼刻一样;我更没有意识到，我记忆中的老矿，在现实变迁中所产生的巨大改变。

　　四

　　无法不记得，又极不愿意过生日，每年这一天，我都是这种别扭的感觉。因为我的生日在正月里，挨着元宵节，怎么也忘不掉。可我从不爱过生日。

　　这种感觉，从有记忆时就一直伴随我，至今。

　　不被庆祝的生日，或者被忽略的生日，在我看来才是最自然而然的。

　　好在，保险公司或者诸如此类知道我身份证号码的服务机构，他们也不会在这一天来祝我生日快乐。因为我身份证上的生日是12月19日。

　　这个日子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没有问过。或许，这是父母给我报户口的日子。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我是年初生的，年底才报户口，似乎不大可能。那个时候，一个孩子出生后，是带着口粮的，我想，就是为了这每个月十五斤粮票，也不可能到年底才给我报户口。

　　只是，关于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想过问妈妈。因为，我怕会勾起她一车话，那是我从小就听烦了的训话，什么孩子的生日就是妈的难日。我从小不爱过生日最初是因此而起的，每年这一天，都要听妈妈如此这般地训话和满腹的牢骚。在年复一年这样的训话里，我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仿佛我一出生，就是个罪人。而这个罪，从来都没有一个可以救赎的出口。仿佛一个情感和情绪的无底洞，你不知道它错在哪里，只好以为错在听训话的这个人。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负罪感，让我从小就觉得过生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某一天，我终于在手机上查了老黄历，1970年农历正月十四，阳历的日子是2月19日，那天是雨水。我才知道，我生于雨水，我才想起，妈妈说生我时贺兰山里下着大雪。这一天，天降雨水于大地，大地有了孕育春天的水分，有了给世间万千提供生命可能的水。我才知道我出生那天，天地山川可能有的美好。

　　虽然知道得这么晚，但终于算是知

　　道了。

　　因此，我猜想，我身份证上的日子，有可能是当年2月19日这个日子的笔误。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户口是当年爸爸去矿派出所办的。爸爸已经去世十四年了，这个小小的疑问，早就被他带走了。而我一想起要问妈妈这个问题，妈妈可能会有的答案，我就无法鼓起勇气。仅仅在想象中，我就被一种生活惯性给打败了。虽然完全会有另外的可能。但有关生命负罪的这套强大逻辑，在我，早已经成为肉身的一部分。我至今还活在其中，无法自拔。93C694F9-8DE3-4170-9616-A02616A2D789

　　我想起在哪本书里看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说每个成年人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子。我相信，那个不愿意过生日的我就是六岁以前的我，永远停在六岁，一直不愿意长大。也许这辈子都不会长大。

　　我甚至想，再回矿区，难道就是为了要与六岁的我相遇，以此来解放被困在六岁的我吗？

　　我不知道。

　　五

　　六月的矿山不冷不热，是我记忆中贺兰山最好的季节。

　　此时的平原地带，槐花已落尽，正是沙枣花开的时节。而山上的沙枣花还没开，却可以隐约闻到槐花的香味儿。

　　山上的节气总是比山下要晚一个月。

　　清晨的阳光，让山间显得明亮而透彻。矿招待所前的石板地上，一辆皮卡从昨天中午起就停放在那儿，现在仍蹲在东拐角。正对着招待所大门的位置停着一辆白色小车。五六只野鸽子，在石板缝间跳跃着，似乎里面能找到吃的。

　　不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反衬得早晨更加宁静。

　　这和我小时候的记忆不太一样。小时候，每天六点半，矿区的大喇叭就响起了《东方红》，掀开矿区的喧腾，我们去上学，父母准备上班。矿广播一天早中晚三次准时播音，刻画着矿区的一天，也呼应着群山的回响。

　　此刻，我却像闯入了默片电影里，所经遇的所看到的都没有声音，偶尔的狗吠和不知道是什么鸟的鸣叫，反倒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愈加沉默。一辆大巴车从招待所前面的马路上，露出上半部，缓缓无声地从我眼前滑过。那是去送早班工人到矿井口上班后，接了下班的夜班工人回到住宿区的通勤车。连大巴车的出现也仿佛是一个无声的镜头。

　　我到了这里后才知道，矿工师傅们大多上班在白芨沟矿井，住宿在分公司办公所在地也就是大峰沟，每天要坐天豹公司的通勤大巴车上下班。

　　矿招待所下方有一片湖水，目测有七八平方公里，或许还不止。湖水闪着山间的晨光，倒成了最热闹的地方。

　　在我的记忆里，贺兰山矿区很少能见到这样一大片水域。矿区的水多是自然降雨造成的洪水，洪水总是来势凶猛，迅疾消失，很难长久在低洼地留下来。贺兰山北部素来干旱，山上植被又少，山体多是存不住水的砂石，水从来是留不住的。

　　湖水是哪来的呢？

　　原来，這就是矿山治理新闻报道中所说的矿井沉积水坑，是近年来露天开采、剥山挖矿留下来的，是井底的地下水渗积，再加上雨水淤积而成的。附近矿沟里有好几个。

　　之所以，我从前没有见过这种矿井沉积水，是因为从前井工矿的采煤作业，都是在井巷深处进行的，地下水都是深掩于矿井之下的，它被掩藏于煤田之下。眼前这片水域，可以说是露天矿井特有的，山体岩石被剥离挖掘，煤被采挖干净后，便露出了如此这般地层下面的地貌。

　　一切都变了，即使回到现实中的矿山，眼前的一切也绝非仅仅是过去的延续。

　　六

　　雨水那天的大雪、雪梅，还有高台子，呼应着我生命的最初，成了我之为我的一部分，无形中伴随着我。

　　那个被命名为雨水的节气，会下雪的雨水，曾经有过很多个，而我都记不得了。

　　我只记得2008年雨水那天下大雪，连广西广东这样的地方都出现了雪灾。那年春天，是爸爸一生中最后一个春天。

　　那天的大雪压断了路边的许多槐树枝。我在大雪中接到妈妈的电话，电话里妈妈给我交代了一件又一件事情，采买，开止痛药，买轮椅等等。说完了这一通，妈妈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过了这个生日，你就撂下30奔40了。

　　这是每年我生日，妈妈的固定语句，在我20郎当岁时是撂下20奔30;在我30郎当岁时，是撂下三十;等再过一年，我便会迎来妈妈所说的撂下40奔50。我好像就是在妈妈如此这般的强调中，在一撂一奔中，突然就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中年，成为正在撂下50往60奔的人。我的日子，就是在这撂和奔中，很快地，一去不复返了。

　　妈妈的话，让我恐慌，从30岁以后，我的焦虑感就变得严重起来。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时，我都觉得自己又白白地撂掉了一天，第二天一早，一醒来，昨夜的梦还新鲜着，我就觉得自己又将糊里糊涂奔掉一天。

　　对于妈妈的提醒，我不置可否，甚至有点不太高兴，我本来忘了这天是我的生日，我也没想到妈妈在一堆交代后，还要特意提醒这个我不愿意提及的事情。我也没想到我对于妈妈的提醒仍会是小时候的那种反感，我更愿意她忘了。然而，我知道，妈妈的提及和我的不快甚至有点过激的反应都是某种习惯。这么多年了，对于生日，我一直还是这么别扭的——干吗不忘了呢，如果记得，为什么从来不给我过生日呢？哪怕就像我幼时的邻居同学那样，她们的妈妈会以一块牛奶糖一个红皮鸡蛋，或者一碗独一份的长面条，作为这一天的特别记号啊。我对于幼时的不被在意至今耿耿于怀。

　　从来没有，我姐没有，我妹没有，怎么可能轮到我呢？家里孩子一多，排行中间的孩子，多半都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我早已经习惯了被漠然置之。然而妈妈在电话里特意提到我的生日，让我情绪险些失控。

　　挂了电话，我满眼含泪。窗外大雪纷飞，雪遮盖了一切，路面，路旁绿化带的矮灌木，台阶扶手屋顶，一切是童话般纯净的冰雪世界。我想着妈妈说的，你出生那天雪就像今天这么大。

　　雪还是这么大，只是没风。即使没有带呼哨的风，我还是被妈妈这句话带回到贺兰山中，那个叫汝箕沟的煤矿。

　　妈妈说过，我们一家最早就住在汝箕沟高台子。

　　高台子位于汝箕沟西北侧的一个较平缓的半山坡上。那里有爸妈成立家庭后第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我和妹妹都出生在这个高台子的小石头房里。这个小小的地方，就如雨水这个节气一样，决定了我最初立足于这个现世的第一步。

　　在这个撂下30奔40的日子，我突生重回汝箕沟看看高台子的想法。

　　然而，时间一忽过去了十余年。

　　从想法变成行动，却在我已经准备撂下50往60奔的时候。93C694F9-8DE3-4170-9616-A02616A2D789

　　七

　　离开矿区太久的我，并不知道，我所到达的宁夏煤业集团汝箕沟无烟煤分公司办公所在地，并不是我以为的从前汝箕沟煤矿所在地。这是在后来的采访中，我才逐渐搞明白的事情。

　　一切都变了，而我的记忆还固执地留守在久远的过去。

　　引起我对自己出生地产生怀疑的，是当日下午从分公司办公区去往白芨沟井工矿，仅只用了十几分钟。怎么这么近？路其实并不好走，有一段在修路。难道小时候的记忆放大了许多倍？

　　幼时我总觉得从白芨沟到汝箕沟的行途特别遥远，坐公交车的话，要从一个沟到另一个沟，路极其难行不说，也没有直达的车，要到羊子沟口下车，在沟口等待从平罗或者银川上行到汝箕沟的班车。等待、颠簸、绕行，种种感受重合在一起，就在我脑子里留下了煤矿与煤矿之间相隔遥远之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们原本像彼此独立各不相关的世界一样，既遥遥相望又各自独立。如果从公路行车，去往大峰沟和白芨沟必经羊子沟口。从这条沟口一直向北一路开到最深处，便是汝箕沟煤矿;过羊子沟口拐向东北方向，便是去往大峰沟和白芨沟的路，白芨沟最远，大峰居于两矿之间。

　　让我心疑的还有，矿上所有的人，只要说到现在的办公区，都说回大峰，住在大峰，机关在大峰。

　　这儿不是汝箕溝分公司吗？怎么不说回汝箕沟，为什么说大峰呢？

　　他们每个人的解释，一再地解释，才让我知道，原来今天的汝箕沟分公司办公地是在大峰沟。

　　于是生于此地高台子的话，就像一个错乱的哑谜。问的人不知道这里不可能有高台子，回答的人更不知道，这里怎么会有个高台子。

　　更没人知道，这里原本就没有个高台子。谁也不知道高台子在啥地方。

　　在这片原是大峰矿的地方，如何能找到一个叫高台子的地方？在它周围只有一个又一个被治理和正在治理的渣台。渣台下，是一小片没有拆除的老房子，老房子旁的空地，是被拆掉如今什么也没留下的从前大峰矿办公区生活区。

　　在我搞明白了现在与从前的关系，现实之遇与从前之地的差别之后，我才发觉，我就像那个刻舟求剑的古人一样，用冥顽不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了这个古典的笑话。我说的高台子，是原汝箕沟煤矿境内的高台子，那里，离脚下这片大峰矿所在地至少有二三十公里之远。

　　今天的汝箕沟公司并不是从前的汝箕沟煤矿，而成了三个老煤矿的代名词。办公生活区在从前大峰矿所属范围，生产区在白芨沟老井工矿，汝箕沟煤矿的原址呢，已经作为矿山治理保护区被封存了起来。

　　这样的变化，对于这三个老矿区来说，可谓翻天覆地，落在纸面上，却像是文字游戏。即使如我这样，从小出生长大在老矿区的人，因为离开矿区太久，也只有到达那里之后，用了几乎大半天的时间才搞明白。我这才醒过神来，一下车就告诉他们我就是在这儿出生的，显得多么的无知，显得多么的想当然，又是多么的后知后觉。说我出生在这里，其实是多么错谬的表述，甚至有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错误。

　　时间的流走，已经造成记忆与现实的脱节，让我意识到，我与矿山的错开。

　　我似乎忘了，阳光下的我在长大变老，而阳光下，这片墨色大地也一直没有停止生长变化。甚至，因为跟经济社会的密切关联，与现实世界的变化波动息息相关，矿区的改变之快之大，远在我想象之外。外面所发生过的一切，在矿山则是更为剧烈的骀荡。

　　在这个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世界里，我却仍在重温着那个记忆里几近停滞的地带。可想而知，当我到达贺兰山深处，深山里的一切在我执拗的记忆面前，显得多么的模糊不清又支离破碎。

　　也难怪，我跟它之间隔着近三十年，我们彼此都有了种种难以恢复的变数。过去在现实面前，就如山的断裂一样，无法连缀缝补，在我面前是一个又一个裸露的断层。

　　八

　　我对出生地的寻访和寻找，似乎是一个纠错的过程，一个证伪的过程，更像是一个记忆破碎、重新组合，又最终化为乌有的过程。

　　记忆里巍峨的大山变作了一个又一个像被剃了平头的覆土渣台。

　　汝箕沟没有了，高台子又能在哪儿呢？

　　高台子变身渣台，成为一堆砾石。

　　高台子已经是一个语焉不详的存在。

　　矿上留守的人当中，没几个知道高台子，老汝箕沟的职工先后经历了几次分流，留在老矿上的只是少数几个。即使是过去熟悉这个地方的老汝箕沟人，也只能朝西北方向大概一指：那一片，那个渣台过去可能就是。因为山头都没了，好几座有名有姓的山头变成了好几堆无名无形的平头渣台，无以成形，更不可能恢复原状。大概、可能、也许，没有了昔日建筑和街道作为指认的标志。高台子这个地名便越发显得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仿佛一个虚拟之地。

　　眼前这片山地早已不是过去的山地，是一个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的、面目全非的地方。眼下，我所能看到的，除了正在绿化的碴台，就是残留的露天矿坑。宁夏境内历史最悠久的百年老矿彻底没有了。

　　九

　　回到老矿区，我一直试图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乐观派，坦然接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实，我不愿意陷入浅表的感伤。

　　但是，在情感上，我却无法笑纳，我的出生地，我曾经被命名为雪梅的早期个人史的依附地的销声匿迹。

　　一时间，我在贺兰山腹地，体验着绝无仅有的深重迷失。

　　和雪梅这个小名一样，如今，高台子只剩一个词语组合，代表着已逝的过去，无以对应现实。对于过往，我只能求助于时间，求助于流徙于时间中的记忆，那或许真实，或许已然变形变异的记忆。

　　因为，终有一天，在经历了现实的毁灭之后，高台子会在记忆里被彻底掩埋。

　　于此，空间作为一个有形有貌的物理存在，反而比时间这个无形无影的线索，更显得虚无，不可靠。

　　曹海英 回族，祖籍河北泊头。1970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左右左》《私生活》，散文集《黑色版图》。获宁夏文艺奖小说奖，银川市第二届第三届贺兰山文艺奖小说一等奖。93C694F9-8DE3-4170-9616-A02616A2D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