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从这里开始
美丽的金银滩草原隶属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一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地方，《西宁府新志》中说：“城在临羌新县西，置西海郡，治在龙夷城。”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西海郡由于其优越的地域条件、突出的政治地位成为兵家必争的重镇而不被历史遗忘。
金银滩草原坐落在全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北畔，这里是黄河重要支流——湟水河的发源地;它更是青海丝绸之路南线的主要组成部分，悠久的民族文化和闻名遐迩的古迹名胜给它穿上了一件极其吸引人的外衣。
然而，它的历史符号却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两弹”研制基地的建立，又给这片草原笼上了神秘的面纱。1958年，在历史的年轮里沉寂了百年的草原，在这一年的秋天开始悄悄苏醒。
秋天的河南，可谓是人间仙境，黄灿灿的银杏、炙热如火焰般的红叶、分外妖娆的粉黛乱子草，将秋天装扮得格外绚丽。而清丰、内黄、项城三个地方的7000多名热血青年，却无心去享受美景，他们将要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支边青海，去一个遥远而不可知的地方。
同一时期来到金银滩草原的远不止这些热血青年，还有来自全国各部队的3000名转业干部和战士，以及2000多名建筑工人，他们组成了万人施工大军，昼夜不停，风雨兼程，浩浩荡荡向中国西北部这片广袤的草原挺进。
当前期的队伍来到这片草原的时候，草原牧民迁移的余温尚在。1700多户牧民匆匆离开了这片他们世代生活的草原，分别奔赴祁连托勒牧场、祁连牦牛沟，以及刚察、湟源等地。我们无法想象他们对这片草原的万般不舍，这片世代滋养他们的草原，在他们赶着牛羊离开的那一刻就注定成为一辈子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然而他们的离开又是那么决绝、义无反顾，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这是在响应国家的号召，国家需要这片草原。
很多年以后，我们采访从金银滩草原迁移到祁连牦牛沟的一名老牧户时，老人说：“当年，我们不知道这片草原是做什么用的，只知道这片草原国家要用，急急忙忙就离开了。那是草原最冷的季节，我们前行的路上，大雪一直在下，覆盖了草原、覆盖了道路，刀子一样的狂风刮个不停，让拖儿带女的迁移队伍走了四十多天才到达目的地。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知道金银滩草原是祖国用来研制核武器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自豪与骄傲，我们当年所受的苦都是值得的。”
当大队人马进驻金银滩草原后，铁道兵部队和交通部下属单位开始修建基础设施，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往金银滩草原的物资让草原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而浓缩铀、反应堆、核燃料元件等工厂和矿山的建设也在其他地方陆续展开。苏联援建的一堆一器（反应堆和加速器）在北京西南部坨里建成并正式移交使用。北京第九研究所基础设施建设在花园路3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准备接收苏联提交原子弹模型与技术资料的场所。
一场规模空前而伟大的战役在祖国大地悄悄打响……
定址金银滩
1958年9月的一个夜晚，李竹林、刘志民和测量技术员杨树林被秘密召集去开会，在会议室里，他们见到了三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李竹林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三师第九团的一名军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那个被世界超级大国明目张胆进行核讹诈的年代里，国家没有选择，被苦难折磨了半个世纪又不甘屈辱的中华民族没有选择，李竹林同样没有选择，作为军人，他极度渴望新中国的崛起。
由于朝鲜战争停战，中央军委将准备入朝鲜参战的解放军8个师转入建设行列，统一归属中央政府建筑工程部领导。李竹林所在的师转为建三师，驻陕西华县。
1954年2月，李竹林作为英模代表，参加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的由转入建筑行列的8个师领导及英模参加的代表大会。“我至今都记得朱德总司令接见我们全体代表时讲的几句话：‘你们不但会打仗，还要会建设，我们过去打仗就是为了今天的建设。”89岁的李竹林回忆道。
在李竹林老人的眼里，生活的艰苦不算什么，在马路晴天扬灰、雨天成泥，电力、交通等市政建设非常落后的年代里，必须以一个战士的状态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对他们来说，建设工地同样是战场，要打赢这场仗，必须转变思想，把瓦刀当武器。
1955年年初，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从5月1日起，建三师全体官兵脱掉军装、上交徽章就地轉业。师部直接转为中央建工部建筑工程局。
一年后，九团与民营工程五处联合组成了总公司下属的三公司。
从军人到建筑工人的转换，使李竹林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建筑公司领导。“新中国不需要战争，需要人民安居乐业地生活，更需要去建设新中国的人，而我们就得转变观念，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李竹林凝重地说。
让李竹林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突然召集的秘密会议，为他的人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翌日清晨，天麻麻亮的时候，李竹林、刘志民和测量技术员杨树林起身乘车前往兰州机场，乘坐小型飞机直飞西宁。赶到青海宾馆的时候，已经有三个人在等着他们。其中一位穿着一件很普通的军装，戴着一副方框眼镜，显得儒雅而亲切。见到李竹林他们，便热情地和三个人握手打招呼：“我们一直在等你们，虽然时间还早，但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还是立刻赶路要紧。”说完话，几个人没耽误一分钟时间，便乘车朝着青海湖方向驶去。行走了两个多小时，穿过了一条很长的峡谷，草原渐渐浮现在他们的眼前，但几个人无心观赏草原的秋景，驱车跑了整整一天，在草原上勘察地形。李竹林不知道带队的领导叫什么，只是带着他们，从这个山包到那个山包，从这片草地到那片草地，不放过草原上的任何细节，为下一步建设提供资料。
勘察结束后，测量技术员杨树林留在了草原，住在当时草原上唯一能待的麻匹寺，给后续到来的人员做向导。而李竹林和刘志民经西宁返回兰州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北京的二机部九局接受新的任务。让李竹林没想到的是，他在北京再一次见到了一起勘察草原地形的带队领导，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儒雅、热情的领导就是李觉将军。
九局领导命令李竹林返回兰州以后立即筹建建筑公司，尽快前往青海建设221基地（对外称“国营综合机械厂”），全面配合党中央加快我国核武器研制，在大西北建设221等核工业基地的决定。并在建三师组成的兰州市工程局下属公司中挑选政审合格、技术和身体都过硬的人员参与221基地的建设，并让他们做好去青海的准备，等待命令，随时出发。
回到兰州的李竹林和刘志民在接受这项艰巨任务的同时，也郑重地宣誓，对此项任务做到绝对保密，不对任何人（包括家人）提起。“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党让我们到哪里去，我们便会义无反顾地到哪里去。”李竹林坚定地说道。
李竹林和刘志民返回兰州筹备建工部直属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九局局长李觉则带着二三十个人匆匆踏上了去青海的路程。
这条路，不仅成就了他，也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0年1月，刘伯承、邓小平接见张国华、谭三冠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把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了18军。作为西南军区作战处处长的李觉，已经意识到解放西藏的重要意义。在听了毛泽东“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以后，深受鼓舞，毅然决然地放弃在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舒适的工作环境，主动请缨，做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二次选择：进军西藏打先锋！
李觉在西藏一待就是7年，从1950年初进藏到1957年，他没有休过一次假，一直坚守岗位。1956年，李觉在工作中晕倒了几次，一查是心脏出了问题。1957年6月，严重的心脏病已经让他无法再坚持工作，工委和军区对他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在北京的张国华亲自打电话让他到北京治病。
1957年6月，回到北京的李觉住进了协和医院。
有一天，陈赓来医院看望李觉，问道：“李觉，身体怎么样啦？！”
看到陈赓走进病房，李觉也觉得惊讶，便笑着回道：“能吃能喝，没什么事了。”
陈赓笑着说：“好啊，过几天，军队要欢送你。”
听着陈赓的话，李觉奇怪地问：“为什么？”
陈赓只是笑笑，不回答。
过了三天，宋任穷来了，作为三机部的部长，他还兼着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他对李觉说：“老李，你的工作已经定了，你到赖传珠同志那里，他会告诉你。”
赖传珠是总干部部副部长。李觉出院后找到赖传珠。看到李觉进来，赖传珠说道：“你来得正好啊，现在是和平时期，准备让你去搞国防事业，到三机部去，具体搞什么，你到了三机部自然会告诉你。”
八一建军节过后，李觉到三机部报到。来到宋任穷部长的办公室，宋部长笑着说：“调你来三机部，是党中央的决定，准备让你来搞原子弹。”
听到最后的三个字，李觉心里一震，以为听错了，说道：“部长，您再说一遍，让我搞什么？”
“原子弹！”宋部长重复道。
“部长，我从未搞过原子弹，我什么都不懂啊。”
听完李觉的话，宋部长说：“组织大家一起搞嘛，过去熟悉的东西放下来，不熟悉的东西要进行学习，在工作中学习。”
听完宋部长的话，李觉对宋部长说：“好，我服从组织安排。”
当李觉带着二三十个人重新回到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的时候，他也带着他的后半生回到了草原。同时带过去的还有部里配备的四辆苏制嘎斯69型越野吉普车、四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刚刚生产的“解放”牌卡车，以及必备的帐篷、器材和设备。这样的装备，是李觉当初进藏时的装备所无法比的，而4辆苏制吉普车是当时国内最好的越野吉普车。
创业者的路总是充满艰辛和坎坷。氧气在金银滩是一种稀缺资源，初到高原的一行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就意味着在生命极限条件下工作和生活。金银滩草原处于断氧层，氧气浓度仅为正常地区的60%到70%，夜间缺氧尤为严重，血氧饱和度基本在85%至92%，心率110次/分左右。在这个地方工作，不能强负荷，工作超过一个小时就会因为缺氧头晕，大脑一片空白，头痛、呕吐、失眠、鼻衄接踵而来。这是金银滩艰苦的自然条件给他们的第一个下马威。
但自然条件的恶劣挡不住他们工作的热情。他们强忍着缺氧带来的不适感，选择一片背风向阳的草地，割去茂盛的牧草，搭起了三顶帐篷，从此开始了原子弹研制的艰辛之路……
李觉指着帐篷和帐篷里的炉灶说道：“这条件比我在西藏时强多了，那时连张司令员、谭政委住的都是挡不住风雪、抬不起头、直不起腰的帆布帐篷。好多边防战士至今还住在那样的帐篷里，烧牛粪、卧雪饮冰，他们比我们艰苦多了。”
作为李觉的搭档，也作为221基地最初的组建者之一，吴际霖在核武器研究基地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样被载入史册，他是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两弹突破及武器化项目）主要获奖人之一，也是攻克“两弹”的杰出领导人，然而，他的经历在坎坷中却多了一些悲伤的色彩。
吴际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为了国家的命运，他报名参加了国民党军政部开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决心上前线抗日。训练结束后，他被派到山西前线，为国民党讲防化常识，这一去，离别自己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竟十几年之久。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恶浊的现实彻底打破了他的梦想，就在他痛苦、徘徊的时候，有幸遇到了在同一部队的地下党员王寒秋，通过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使他重燃希望。1940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吴际霖在王寒秋的幫助下，带着机密资料，逃离了国民党军队，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赴延安，开始用自己的知识为八路军进行弹药实验工作。
1958年1月8日，吴际霖走马上任九局副局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西苑大旅社几间租用的办公室里，他拟订了《九局1958年工作纲要第一季度工作计划》：基建方面：选址，勘察设计，筹备机构，施工准备，解决协作;科研方面，组织科研小组，准备研究条件，调集培训技术力量。
在与苏方签订《221基地工程项目初步设计任务书》和《221基地工程项目设计工作分工明细表》的同时，二机部成立了由吴际霖负责，郭英会、设计院总工程师何广乾以及苏方5位专家等11人组成的选厂委员会。
根据部领导提出的选址指示精神，选厂委员会先在地图上圈定了甘肃、青海等八个地区的数个地区，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并对部分地区进行了勘察。最后，占地300平方公里、地势平坦的西洞堡地区进入选址委员会的视野。
吴际霖一行人来到兰州市向甘肃省委汇报选址情况。在甘肃省委招待的便宴上，面对选址委员会对选址情况的讨论，青海省委书记高峰插话道：“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比你们所说的西洞堡更合适，那就是我们青海的金银滩草原，地广人稀，条件很不错的。建议你们到那里勘察一下。”
听完高峰的话，吴际霖一行人陪同苏联专家组很快就来到青海省海晏县，实地考察了金滩和银滩这两处水草丰美的草原。苏联专家非常钟情金银滩。
1958年5月31日，吴际霖等人向上级部门汇报选址情况，经选址材料技术审查委会议审查后，221基地定于海晏地区，并报中央批准。
从此，吴际霖的命运与青海的金银滩紧紧相连。
从此，沉寂了千年的金银滩草原开始沸腾。
从此，这片土地将以非凡的姿态出现在历史的画卷中。
瓦刀当武器，奔赴金银滩
返回兰州筹建建筑公司的李竹林离开北京之前，又接到了李觉将军的命令：在回兰州的路上转道山西太原归国志愿军军部，有偿接收一批苏联援助的退役汽车。得到这个命令之后，李竹林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汾，接收了100辆“嘎斯51”和150名刚退伍的志愿军司机，办好相关运输手续以后，便昼夜不停赶赴兰州。
“押运回来的车辆和转业司机统一先由三公司支配，而我们也开始暗中筹建建筑公司。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不但挑选了党委书记、经理、技术人员、工区主任、工段长等近200名骨干，还挑选了1000多名工人。”李竹林回忆道。
1958年9月，筹建建筑公司负责人接到李觉的指示，派人去兰州接待从河南项城招收的近2000名工人。
霍银臣和姚振明就是这2000名工人中的一员。他们来自河南项城不同的村，却一起踏上了一条最为艰苦也最为光荣的路。在霍银臣的记忆里，金银滩不仅仅是他的第二故乡，更是他至今魂牵梦萦的地方。
那一年，霍银臣只有16岁，还是一名正在项城六中上学的学生。有一天晚上，村里召开大会，村领导在会上说：“北京来人了，要从我们这里的学校选拔人到青海去。家里有大龄的学生都可以报名。我们的国家现在正是需要建设的时候、需要用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积极报名，别辜负了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第二天霍银臣去学校，听说有几个同学已经报了名，强烈的建设祖国的理想促使霍银臣报了名。
和霍银臣一起奔赴青海的，还有从项城各村招收的一批政审合格的青年人，作为“支边青年”赶赴青海。
“村干部传达了报名信息后，我是最先报名的。当时没有太多的想法，觉得男人就应该出去闯一闯。我不但自己报名，也动员村里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报名。那段时间，从各个村到公社，大家村头巷尾都在议论去青海‘支边的事情，有说好听的，也有人说不好听的，但从来没有动摇我去青海‘支边的决心。后来，公社领导让我负责带队，我便成了这支队伍的连长。”姚振明回忆道。
姚振明所在的付集公社有250人报了名。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初秋，250人雄赳赳、氣昂昂地踏上了“支边”青海的路程。同公社的艾学今一路相送他们到了项城县城，看着即将奔赴青海搞建设的队伍，羡慕之情油然而生。突然，他决定不回家了，对姚振明说：“连长，我也想跟着你们去建设青海。”“你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手里还拿着放羊的鞭子，所有去青海的人都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你真的决定要去青海吗？”艾学今听完姚振明的话，撂了放羊的鞭子就站到了队伍中。于是，姚振明就带着250+1名“支边青年”踏上了去青海的火车。
“当初并不知道我们将要建设的正是研制原子弹的基地，但是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起，我们便从来没有后悔过，也没有退缩过。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我们把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金银滩草原。”姚振明回忆道。
霍银臣他们这批人被编为三个营，他编在三营八连。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这支去建设青海的队伍终于到达了兰州。在兰州休整了七八天后，接待他们的领导又安排车将他们送到西宁。
让霍银臣难以置信的是，严重的缺氧现象让大家无法再往金银滩走了。缺氧使大部分人病倒了，病情轻的打针吃药，病情重的住进了医院。
“海晏县的招待所里挤满了人，医院里挤满了人，到处都是人。这是我初到海晏县的第一印象。可以说，高海拔缺氧的恶劣气候首先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霍银臣说道。
“到了金银滩以后，我被分到了金滩的老羊场，那么多人，吃住便成了一个大问题，而比较幸运的是，还有一个羊圈可以供我们住。羊圈是平房结构，只有三面墙，前面没有墙，大家把没过胸高的草割下来，一部分搭在羊圈棚子上，一部分铺在羊粪上，上面再铺上从老家带来的褥子，一人一条被子，两个人打老通，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霍银臣讲到这里，脸上的表情是凝重的，可想而知，他们面临的困难是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难以想象的。
第三建筑公司承担着221基地的建筑任务，分到四工区的霍银臣就跟着公司打前站的师傅们搞基建，由师傅领着他干活。没过几个月，霍银臣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霍银臣上过初中，在工程方面经他手的一些小计算，很快就能得出结果，加之年龄小，身体又单薄，师傅们对他的照顾也越来越多，尽量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专做一些数据记录工作。
记得有一次，四工区负责人张克白到施工现场检查，无意中看到了霍银臣的数据记录本。清晰明朗的数据、工整的字体使他对眼前这个又瘦又弱的小伙子印象深刻。
1959年3月，霍银臣被派到西宁参加003转运站工程建设项目，负责材料。和他一起去的还有003转运站工程建设项目总负责人赵淇盈和其他两个同事。
临走时，李觉局长下达了一道严苛的命令：“10月份之前，003转运站必须建好。”003转运站占地面积很大，从西钢的东墙一直到西杏园。8栋可以进出汽车、方便装货卸货的大仓库，却只给了七个月的时间，面对不可能完成又必须完成的任务，4个人到了西宁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几个人带头和工人们一起量地、打围墙，加班加点，与时间赛跑。
霍银臣回忆说：“当时，我既是保管员，又是采购员，负责建筑材料和车辆的调配。运输车辆雇的是西宁市运输公司的汽车，车队到西川劳改场拉砖，那边装车的是‘劳改犯，这边卸车的是我们的工人，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对于汽车无法拉回来的东西，比如打院墙、扎根脚时要用的大石头，还有鹅卵石、沙子等，都要从河里挖，再运到建筑工地，咋办哩？大家一商量，便到湟源县去雇当地农民运输所用的牛拉大轱辘车，让他们带着帐篷，驻扎在河边挖沙石，供我们建筑需求。”
1959年10月中旬，003转运站工程基本建成，领导调霍银臣回221基地负责保管器材。霍银臣没有任何犹豫：“没问题，组织派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调回221基地第三建筑公司的霍银臣到安装公司材料科报到，随后便投入到221基地的铁路建设工作中。在与海晏县铁路接轨的地方，有一个二十多米深的大洼沟，还有一个山包。两个难题就像两座大山一样，要解决它，没有任何捷径，只能靠人力先將山包的土一点一点挖掉，再填进二十多米深的大洼坑。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所有的挖、推、拉、扛、挑这些苦活、重活都靠人力完成。一个架子车前面要有四个人拉，后面要有四个人推，才能把一架子车里的土运上去，上面的人要用石头做的夯使劲夯，铺一层沙土，夯结实了，再垫一层沙土，再夯结实，如此反复，直到达标。填洼坑的时候，正是11月，金银滩已经进入冬天，洋镐一刨就只是一个白点，只能用炸药炸，一崩就只有两车土。仅此一段铁路，由两个队近200人，大干苦干了四十多天才完成。
修完路的霍银臣又参与到三工区的基建工作中，那时候没有挖掘机，没有塔吊，更没有搅拌机，所有的工作都得靠人工完成。由于任务非常紧，工区进行分队制管理，分给哪个队的任务，谁就必须按时完成，哪怕加夜班也得完成。各小队为了完成任务，抢着干搬砖、背砖等重活。对于往楼顶上预制板这样难度大的工作，靠绳索吊不动，就用倒链一点一点拉上去。冬天，气温下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土地冻得坚硬无比，挖不动，工人们就用牛粪煨烤，边烤边挖，一天下来，大家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最难的就是冬天和砂浆，砂浆全都靠人工使用热盐水调和，一次只能搅拌两半桶砂浆，拌好的砂浆要用最快的速度提到二楼或三楼的脚手架上交给师傅。如果速度慢了，砂浆就冻住了，质量就不能保证。为了不浪费原材料，小工们只要看到师傅桶里的砂浆快用完时，就赶紧再去拌砂浆。工作量之大、艰苦程度之大、劳动强度之大无法想象。
真正的战斗打响了
毛主席说过：“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是的，现在的中国已经掌握在人民的手中，没有任何事情会难倒刚刚走出战争苦难的人民。
1959年4月，李竹林接受命令，返回兰州筹组国营综合机械厂驻兰办事处，准备接收从河南内黄、清丰两县招来的7000多名“支边”青年和2000名转业军人。
为了不耽误基地的建设，那一段时间，李竹林基本上都是在兰州和金银滩两边来回跑，有时候甚至自己押车将人员安全送到221基地。一天早晨，李竹林打算乘人员转运车辆返回西宁，远远看见一辆卡车的旁边站着一位穿军装的同志，走近一看，才看出是李觉。
“您怎么在这里？”
“等你一起回西宁啊。”
就这样，两个人坐在卡车的驾驶室。
从兰州到西宁，要走六七个小时，两个人聊了一路，就像很久未见的老朋友。
在兰州，人员接待与转运工作足足进行了三个月，办事处的30个人在李竹林的带领下，圆满完成了任务。1959年7月1日，国营综合机械厂驻兰办事处正式撤销。
7000名“支边”青年和2000名转业军人陆续到达金银滩，吃住依然是问题，帐篷不够用，大家就开始挖地窝子，盖牛毛毡、铺草席、打地铺，只要能遮风挡雨就行。饮用水是麻匹河里的水，没有煤炭，就捡牛粪，没有大米，就吃青稞面糊糊，缺油少菜就一起克服。
而对于这一万人来说，强烈的紫外线、高寒缺氧的环境、干燥的气候才是他们需要努力克服并适应的首要问题。
芦丕箱也是这7000大军中的一员，河南清丰县人。有一天，他听到村里的老人说县上正在村里招人的事，而且只招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女支援边疆建设。他想都没想就报了名，那一年，芦丕箱只有20岁。
让芦丕箱没想到的是，这支“支边”队伍，竟然有好几千人，浩浩荡荡的“支边”大军聚集在安阳专区，顿时变得热闹非凡。他们在安阳专区住了3天才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支边”大军在兰州住了半个月，在西宁住了3天，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
芦丕箱被分到5号岗哨西面山坡下的窑厂，从那一天起，他成了窑厂的一名工人。
“我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从旧社会的苦难中走出来的，都能吃苦。”芦丕箱说道。
让芦丕箱没想到的是，缺氧、干燥、强烈的紫外线正在挑战着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意志，胳膊开始一层一层地脱皮，缺氧让嘴唇发紫、头晕目眩，脸也被风吹日晒成了皴裂的“土豆皮”，有的人甚至出现了呕吐的症状。而让芦丕箱感动的是，大家都在努力适应环境，有的人甚至带病工作，当初的热情丝毫没有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原因而消减。
在初到窑厂的几天里，芦丕箱跟着师傅干活，师傅也是河南人，比他早来几个月。那时候，窑厂的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搅拌机等机械，所有的工作基本都是人力完成。和泥是做好砖坯最关键的环节，如果泥和得不匀，烧出来的砖因为有空隙导致密度不够而达不到质量要求。
队长就把裤腿往上一挽，衣服袖子撸起来，带头跳进泥里用脚踩。
“我被这场景感动了，那气势是毫不犹豫的，也是义无反顾的。队长是共产党员，队长的行为让我打心眼里敬佩。”芦丕箱回忆道。
经过大家用脚踩、用手摔拌，泥变得均匀细腻，达到了砖坯的质量要求。但没过多久，大家的手和脚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裂口，鲜血直流。
在窑厂工区组建保卫部的刁银兴被工人们的工作状态感动，他紧握着队长的手说：“你们这是在用命干事啊！今天我们多受点苦，明天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少受点苦。”
没有几个人知道刁银兴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是历经过战火和炮弹洗礼的革命战士，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刁银兴曾经身负重伤，差点把尸骨埋在异国他乡，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还是一名二等残疾军人。
1950年7月，刁银兴参加村子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至今让他记忆犹新，也是这次会议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一次会议，让我认识了共产党是真正为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党，我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积极参加村里的民兵团。”刁银兴回忆道。
信仰带来的力量是无穷的，刁银兴迅速成长起来，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被区委书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小刁同志，你在十九村的表现非常好，土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为其他村的土改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区委书记边和刁银兴握手边說道，“你的文化水平如何，我想把你调到县城工作。”
“书记，我没有学过文化。”
“很可惜啊，小刁，如果没有文化，到县城工作会有难度。只好让你回家乡做全乡的民兵工作了。”
“没有关系，党叫干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告别了区委书记的刁银兴回到了家乡，并担任了团总支书记。1952年11月18日，刁银兴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刁银兴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953年2月18日，刁银兴光荣入伍，成为在编24军70师210团尖刀连的一名战士。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忠诚，同年5月，他随部队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7月14日下午3点，刁银兴所在连队在五成山阵地进行英勇战斗，把美军和李承晚的军队阻止在三八线以南。第一个山头打得很顺利，全军士气高昂。夜幕降临后，全连没有进入休整状态，而是在寂静的夜里等待第二次冲锋。
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慢慢升起，等待他们的却是更残酷的战况：这一次冲锋将要越过一片开阔地，四周没有任何可以掩护的物体，战士们勇往直前，而敌人的迫击炮以更加猛烈的火力阻挡。
就在往前冲的过程中，刁银兴中弹了，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战友何华强看到中弹倒下去的刁银兴，立马向他跑了过去。就在此时，一颗炮弹在他们身边炸响……
等刁银兴醒来的时候，看到战友何华强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心里清楚，是战友用年轻的生命换回了他的生命。
天黑时分，志愿军终于冲破了敌人的防御线。
倒在血泊中的刁银兴用还能动的右手拿起随身携带的急救包，简单地把左臂包扎处理了一下。尽管他用尽力气，仍不能走动，只好在原地等待救援。
空气里弥漫着尸体的味道，加上接二连三的大雨，刁银兴在煎熬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维持着生命最低的限度等待救援的人。
第三天的时候，刁银兴终于等来了救援的人，当他们解开刁银兴自己包扎的伤口时，伤口处爬满了蛆。后来，他被5个十五六岁的朝鲜小孩子抬了40多里路，抬到了第一兵站。医护人员对他的伤口进行了简单的处理后对他说：“你身上有17处伤口，有几个严重的伤口我们这里没有能力给你做处理，我们要把你尽快转到第二兵站。”于是，刁银兴又被转到了第二兵站。
“我记得很清楚，7月27日终于停战了。我们也可以从防空洞里出来晒晒太阳了。此刻，我才深深感觉到阳光、和平与自由是多么宝贵的东西。”刁银兴说道。
8月中旬，部队用专列把包括刁银兴在内的伤员送回东北通化市，转入新城县十三陆军医院做进一步治疗。来来回回治疗了三个月，而伤口却一直不见好转。无奈，只能再一次做截断手术，重新打石膏。尽管医生和刁银兴都很努力，但痊愈后还是被医院鉴定为伤残二级。
1956年7月，他被派到南充拥军学校学习。
1958年8月，遵照国家指示，四川军校抗美援朝战后的残疾军人被统一安排到青海“支边”，刁银兴就是其中的一员。从此，便与青海结下了深深的缘分。刁银兴分配到221基地四工区，位于三分厂北边，主要任务是筹建保卫股，具体负责保密、保卫工作。1959年初，已经是四工区支部副书记的刁银兴不但要负责四工区的大小事务，还要给从河南内黄县“支边”到这里的400多人讲课，除了给他们讲保密工作的重要性，还给他们讲一些青海的风俗民情，让他们尽快熟悉环境，对青海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1959年7月，221基地被列为国家禁区，所有工作人员进出需要出示出入证，刁银兴被派到西宁印刷厂取出入证。
那个年代缺少交通工具，许多路要靠两条腿。刁银兴在返回的路上，好不容易搭上了一辆拉煤的车，而且也只能坐在车斗里。车行到多巴时，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为了不让出入证被雨水浸泡，刁银兴脱下身上的衣服将其包住，自己却被淋得浑身湿透。煤车在路上走了整整5个小时，他也被雨水淋了5个小时，为此，他患上了重感冒，继而引发肺炎住院，高烧一个星期后才退。
在221基地，有很多像刁银兴一样默默无闻的人，他们因为金银滩而隐姓埋名，初期的建设中，迎接他们的除了每天升起的太阳，还有一大堆需要解决的问题，厂房的建设，公路的建设，铁路的建设，生活区的建设，还有电厂的建设……
光，就是希望
是的，在221基地建设中，电厂的建设对于整个工程进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有了电，就能解决柴油机发电时间短、电量小的弊端，很多机械化设备就能使用，就能满足生产用电的需要。臧美珍和徐守仁就是在这个时候赶赴221基地组建小电厂的。
臧美珍1951年参军，1956年转业到黑龙江二机部626兵工厂。1959年3月的一天，兵工厂领导找包括臧美珍在内的几个人谈话说：“你们几位工作有变动，要调入新的工作单位，工作繁重，是搞尖端的，一般人去不了。你们几个经新单位工作组调查档案，符合调入条件，从今天起开始交接工作，处理个人事情，后天到齐齐哈尔，新单位工作组的同志们在那里接你们。”
和臧美珍一同前往齐齐哈尔的共有50余人，4月初，他们坐着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终于到达兰州，从兰州到西宁后，他们并没有立刻去新单位，而是在西宁机械厂学习待命。工作任务是安装羊毛烘干机和石轮粉碎机，在这一干就是10个月。
被一同安排进西宁机械厂的还有从济南军区直接转业进221基地的徐守仁。那年，徐守仁只有21岁。他从济南坐火车到达兰州，又坐着敞篷解放大汽车从兰州办事处颠簸到了西宁，也被安排进西宁机械厂学习待命。
1960年2月，他们到了新单位，接待他们的领导说：“好！今天来的新同志，是第一批到这里修建电厂，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招待所！”
所谓的招待所其实就是地窝子，但在荒草漫漫的金银滩，已经是很好的住处了，比起先前来这里住帐篷，他们算是有“房子”住了。
刚到海拔3200米的高原，大家都不适应，普遍出现头晕、头疼、流鼻血的症状。而就在这时，他们接到命令：五一，小电厂必须发电！
为了能够按时发电，大家克服人手少、劳动繁重的困难，争分夺秒地干活。“那时候一切服从组织，组织叫干啥就干啥，还要抢着去干最苦最累的活。工作进入紧张状态，身体上出现的症状也随着紧张的工作而减轻，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为的就是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徐守仁说道。
在安装小电厂时，遇到的困难很多，吃、喝、住、行全都是问题。首先是吃不饱，饿着肚子，晚上加班干活。领导关心大家，到了晚上十一点多，就给每一位加班的工人发一碗用干菜叶子泡的酱油汤，上面漂的全是虫子，就这样的汤，每人也只有一碗，外加一个小馒头，想多喝也没有。尽管饥饿难忍，他们还要节约一部分粮食支援灾区，因为全国各地都在闹饥荒。
春节过后，也是金银滩草原狂风肆虐的时候，有一次，炊事员头天晚上发了面，准备第二天早上蒸馍馍，不料第二天天没亮大风就发了疯似的刮起来，因为伙房是用草搭起来的，如果生火必定会引发火灾，大家只好饿着肚子干活。本想着中午过了风就会停，没想到风就像是故意在刁难他们，可劲儿地刮，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大家饿得肚子咕咕乱叫。这时，有人就说：“三顿合一顿吧， 晚上一起吃。”到晚上，风还是刮个不停，这时，徐守仁想了一个办法，他从外面找了一块石板支在帐篷里，在下面生了火，等石板烧热了，便把面团子打成薄片放在上面烙，不一会儿，饼子就熟了，大家一边吃一边烙一边说说笑笑，有一个同事说：“这是咱金银滩的风味，北京的饭店都尝不到哩。”
随着小电厂即将竣工，基地架设高压线路的工作便提上了日程。这项任务由水电队承担。全体职工不分内外线，一起协助工作，分組分片包干赶工程。
李凯所在的班负责十厂区内的高压线架设。1959年的一天，组织找他谈话，问道：“要调你去西北工作，你有什么要求？”“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调动工作怎么能和组织讲条件，我什么要求也没有。”李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就在他们刚到基地不久，为了满足基地建设的需要，也为了便于筹建处与厂区施工现场的联系，需要架设一条临时通信线路，领导要求他们一周内完成。为了保证按时完成任务，水电队内、外线师傅齐出动，在十几公里的线路上一字排开。30米一根电线杆，上午挖完坑，下午由两人抬一根电线杆往线路上送。最远从十八厂区扛到海晏县筹建处，再栽好。第二天就开始上杆架设线路，当时工具非常紧缺，一个班只发一把钳子和一个锤子，大家积极想办法，捡石头当锤子用，仅三天时间就把通信线路架了起来。这条线路投入运行后极大地方便了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架设高压线路的要求比架设临时通信线路任务更加艰巨，执行任务之初，领导就曾说：“配备运输设备的事你们就别想了，一律自己想办法。”没汽车，没吊装设备，从加工厂把高压线杆运到十厂区十分困难。杆子12米长，一根电线杆有300多斤重，没别的办法，只能靠人抬。为了能按时完成任务，李凯带领全班同志，先挖坑，再运杆。草原的土层下是黏土和石头，又硬又黏，而高压线杆的规定坑深是1.2米，挖坑耗费了他们不少力气，但大家硬是咬着牙克服种种困难，按时完成了高压线的架设任务。
1960年五一劳动节，小电厂如期建成投入发电。但是发的电还是不够用，为了迎接1963年的草原大会战，安装队又加班加点，投入到大电厂设备的安装工作中。
在安装一号机组过程中，干得最多的便是弯钢管。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定制的产品，钢管运来时都是一截一截的直管，粗细都有，最粗的主蒸汽钢管直径大约有40厘米，管壁厚度超过一厘米。而这些钢管都要根据设计需要手动弯。没有弯钢管的设备，怎么办？只能群策群力，采用土方法弯管。
工人师傅按照设计需要的弯度在钢板台上焊几个立柱，方便弯管时固定。为了保证在弯管时不出现死折或偏离，需先在钢管里灌满沙子。第三步把填满沙子的钢管放在炭火上烤红。最后把烤红的钢管一端固定在钢板的立柱中间，一端用卷扬机索引使其打弯。为了达到设计要求的弯度，就要反复进行炭火烤红和打弯的步骤。细管子比较容易操作，但主蒸汽钢管光往管道里灌沙子、砸实的过程就需要三四天的时间，纯粹力气活。
经过艰难的摸索，总算把1号炉和1号机两个设备安装了起来，值得骄傲的是，安装的整个过程，他们没有依靠安装公司的专业人员，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安装2号炉和2号机时，基地领导从内地安装公司调来了一部分技术人员，带领基地职工完成安装。
在大电厂的安装过程中，最为精彩和难忘的，算是大电厂的启动发电过程。大家忙了近3年的时间，就是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的，就包括来自河南省清丰县柳格乡五成村的张瑞林。
1959年4月，张瑞林作为“支边”青年来到了青海，来到了高寒的金银滩草原。他到电厂以后，被安排到列车发电站上班。两列列车发电站都需要烧煤，为了保证列车发电站的正常运行，一个班十来个人，两班倒，昼夜不停地工作。
“大电厂的成功启动，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标志着我们可以正常用电，很多工作也可以在夜间进行，这对于即将到来的草原大会战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瑞林的话语中带着激动和兴奋。
从没有电到两台2000伏的列车发电站发电，再到小电厂发电，最后到大电厂启动发电，只用了5年的时间。大电厂投入运行开始发电的那一刻，很多男儿的眼眶湿润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需要他们面对的困难，他们都没有流泪，而此刻，这些铮铮铁骨男儿汉，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泪水是甜的，也是幸福的。
大电厂启动以后，每天需要大量的煤炭，张瑞林便被分配到卸煤队工作。卸煤队的工作量非常大，比如五十吨的车皮，四五个年轻人卸车，按规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必须卸完。因此，每卸完一个车皮，四五个小伙子便累得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不停地抓着铁锹卸煤，时间久了，两只手上的血泡变成了裂口，再到后来，都变成了好不了的大血口，铁锹把上的血色和煤炭的黑色混在一起，变成了黑红色，泛着被双手不停打磨出的光。
随着大电厂的启动运行，水厂的供水量也随之加大，1961年打的几口深井，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为了保证供水量，李凯和其他5个老师傅组成了三个班，施行三班倒保证水厂工作稳定运行。
“那时草原的地下水位很高，每个班巡井时，需要穿高靿水靴蹚水检查。水厂修建的位置很偏，周围什么建筑都没有，人迹罕至，但水草丰美，经常有狼出没。由于水厂没有值班室，我们晚上值班时只能待在泵房的墙角。”李凯回忆道。
供水系统全面打通后，但通往各个厂区的路还是沙土路，麻匹河上没有桥，致使南北两岸的交通非常不便，厂领导决定打通南北区域的交通网。
作者简介：寒竹，本名田梅秀，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著有散文集《岁月如歌》和报告文学《坚守》《那片瀚海，那片情》，主编文集《铭刻在废墟上的记忆》。选编、编国家民文项目《少儿经典古诗词读本》《羚羚带你看祖国》丛书。
李海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紫色心香》《流年静语》《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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