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在碰到文字史料之前，我从村里的老人们的口中很多次听到过这片山脉里发生的故事。是好人与坏人的故事，好人们从万里之外到我家山背后河西走廊，要解放被坏人们欺压的百姓，坏人们不但欺压百姓，还要倾巢出动去围剿好人，坏人多、好人少，坏人们凶狠、好人们勇敢，坏人们以逸待劳、好人们万里跋涉，好人同坏人在大山里殊死搏斗，好人们壮烈就义，坏人们嗜杀成性。而故事结果是好人们星星之火最终燎原，坏人们洪水猛兽终究消退消灭。为增强故事的真实性，老人们拿出证据：某某村的某老汉就是好人队伍里的战士，某某村的某老奶奶是好人文工团中文艺兵，某某山沟那些烧焦的枯树桩就是战火烧毁的，某某家的烧火棍是从战场上捡来的枪筒。这些发生在我们后山里好人与坏人的战役，被老人们讲述成故事，被导演们拍成电影，被学者们写成历史书。我小时候，国庆节期间县上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华诞，县城广场里有各种文艺演出，本县的皮影戏也与时俱进，改编歌颂烈士的曲目，台下观者无不肃然，结尾唱词最壮烈：“大战接小斗，斗柄高悬;枪声至拂晓，晓霜凌寒;寒月冷千山，山风烈，烈烈战火映河西，西路军洒热血，血染戈壁、血染河流、血染草原、血染雪山。”

　　好人是西路军，坏人是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山是祁连山。那些故事里流落下来的红军老战士们早已离开人世，那些讲故事的老人们也长眠在祁连山的某个山谷或道梁。后来我向好多人打听那场皮影戏的艺人和曲目叫什么名字，艺人业已谢世，至于曲目更是无人知晓，二十多年后的今日，我还是清晰地记得皮影戏里演唱西路红军的那声悲壮之气。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神州的名山上展现革命先辈不同的“气”，井冈山培育了红色政权“元气”、岷山展现红军的“豪气”、宝塔山下聚集了共产党的“英气”、狼牙山上奔涌卫国战士的“烈气”、太行山里充满八路军的“志气”、大别山蒸腾着解放军的“勇气”、香山上蔚然出新政权的“浩气”，而祁连山则弥漫着西路军的“壮气”，是悲壮之壮，壮志之壮，壮举之壮，壮烈之壮。西路红军3万余名指战员在祁连山北麓壮烈就义，成为红军在一个地区牺牲人数最多的战役，六千多名红军指战员被俘后押解到祁连山南麓的青海地区受尽敌人的欺辱和迫害，毒打、枪杀、活埋、迫使劳动和劝降等等威逼利诱都没有让他们放弃革命的信念，大義凛然从容就义者有之，在党中央的营救下回到革命队伍者有之，设法逃脱得到自由者有之，掩藏到敌人内部伺机革命者有之，融入当地百姓群众中者有之，唯独没有西路红军在青海向敌人变节投降者。他们在青海忍辱负重十二年后大革命胜利到来了。王震将军率领的英勇解放军原本可以从老鸦峡进入青海，而历史巧合地安排解放军从西路红军流落较多的循化渡河进军青海。王震将军经过青海的路线是循化—化隆—平安—西宁—大通—门源—祁连，把线路倒过来就是敌人押解西路红军进青海主线路，也是西路军战士散落遗留最多的地方，王震将军用实际行动为革命友谊一词做注脚。

　　祁连山也同样留下了王震将军和解放军战士的英勇壮举。1949年9月19日，王震将军率领第一兵团翻越祁连山主山脉中的达坂山取道门源向新疆进军，在达坂山口看到漫山遍野的解放军指战员冒着严寒，翻越达坂山，150名解放军指战员因第一次遇到高海拔气候，他们牺牲在达坂山的恶劣天气中，成了解放青海的最大伤亡。王震将军在达坂山上感慨：“我们的战士非常伟大，我们的革命就是靠这些伟大的战士，去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而取得胜利的。”他指着白雪覆盖的祁连山山脉说：“乌云把祁连山都遮住了，遥远的草原无边无际，我们翻过这座风雪祁连山，就可以胜利地向新疆前进了！”20日，王震将军在祁连山腹地的门源县城把这句话整理成一首诗：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他把这首诗送到在西宁新参军的著名作曲家王洛宾，请他谱曲。此时王洛宾也随军翻越了巍峨而坎坷的达坂山，一看这首歌词，就想到翻越达坂山时解放军的无畏精神，创作灵感瞬间迸发。他开始谱曲，到张掖时就完成了《凯歌进新疆》的创作，全体指战员唱着这首歌挺进新疆。

　　西路红军计划进军新疆开辟新革命根据地时血染祁连山，解放军进军新疆翻越祁连山时百名战士牺牲。更早之前的左宗棠收复新疆时在祁连山北麓兴修水利农田，栽植树木……

　　祁连山仿佛是新疆的门铃按钮。

　　王震将军率领解放军到达祁连山腹地的要塞俄博关时，当地的阿柔部落头领南木卡才项带领部落群众带上牛羊肉、酥油等物资食品前往俄博关迎接和慰问解放军，受到王震将军赞扬，王震将军向阿柔部落讲解党的政策并回赠枪支弹药，建议成立自卫队与马步芳残余匪部作斗争。

　　这是英雄的人民军队和英雄部落之相遇。早在1934年王震和萧克率领红六军从湘赣地区西征，仅八十天行军五千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锋探路队，并顽强英勇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1944年王震率领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冲破日军和国民党反动军的重重封锁和围剿，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946年又胜利返回延安，行程两万余里，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次长征”。1949年王震将军主动请缨率部长途挺进新疆。因此王震是红色队伍里出名的远征将军，在飞雪连天寒风凛冽的祁连山口王震将军受到阿柔部落的敬佩。

　　阿柔部落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青海南部著名的阿尼玛卿雪山下，据说有次他们看见了阿尼玛卿神山的仙灵，就把自己的家族叫阿柔，阿柔在藏语中是看见的意思。后来阿柔部落族人从阿尼玛卿山开始向雪域高原的四处迁徙，而居住在祁连的阿柔部落是迁徙路途最长的一支，从阿尼玛卿迁到了祁连山，这中间他们经历了无数的悲壮路程。

　　历史让不畏远迁的阿柔部落相遇勇于远征的王震部队，让英雄部落与英雄军队相逢。

　　二

　　出生在巍峨延绵的祁连山中是我的幸运。

　　我深爱着这片山川河地，自小将有关这片大地的文史资料一睹为快，也深信这些资料。年长之后，随着对历史要记的频繁接触，开始对那些地方史料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曾到过我省的一个农业县，为了旅游发展，当地把山顶的一片草地说成苏武牧羊之地，不禁让人莞尔，不管做多少历史考证，编多少有根據故事，都无法让人接受。近年来在旅游促进下西王母的“瑶池”遍及西北大地，文献的记载、学者的论证、民间的传说、官方的认证加在一起，把神话传说中虚无缥缈的瑶池轻而易举地“下凡”到旅游区。我以为这些都是旅游界对文化的一种不负责任，乱挂金字招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当然先生在省略号那里客观谨慎地声明“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好在那些移花接木不会太多地误人耳目，也就姑且让那些导游们云里雾里地讲解吧。

　　所幸的是我们的祁连山尚未有文化弊病蔓延，祁连山在中国历史文献长廊中一直是一个暗角，昆仑在神话的云雾里巍峨，黄河和长江在《诗经》里流淌，浩瀚如烟的《二十四史》更以它们为背景。如果你硬要去寻找祁连山的记载，无非是匈奴人的一句“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的哀叹而已。唐诗里的暗雪山、青海湾同样也不过是对汉皇唐帝的讽刺、征人留妇的悲怜，郦道元不涉，乌兰木伦河中的浪花依旧滚溅，徐霞客不攀，冷龙岭山顶的冰川照样圣洁。但祁连山本身对历史的贡献不像历史文献记载的那样微乎其微，因为祁连山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里剽悍民族对文化的不屑，让历史学家们高山仰止，也不屑一顾，使他们长期禁封笔楮。翦伯赞先生曾经将大兴安岭生动地比喻成“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祁连山何尝不是呢？峻峻然，巍巍然，这就是祁连山，不矜高自极天。

　　在一切史书以前这里就有人类生存，仔细地端查，一切史书编成后，这里就没有人的踪影，西羌、月氏胡、匈奴、吐谷浑……一个民族和时代过后接踵而来的另一个民族与时代，他们对后人及后来的民族不留下断代体或编年史那样的历史包袱，只留下一片青山，而后默默地匿迹，这对于一直倡导“嘉遁贞吉”（《易经》）、“功成身遂”（《道德经》）这样极致低调的中原汉族来说是望尘莫及的事。在群雄四起列国争霸的战国时代形成的以“无为”为主题的《道德经》里其实处处在讲看似“无为”表象下的“无不为”实质，比如“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是让人觉得看似无为而已，实质上有作为，有大作为。二战之后，大国强国之间展开激烈的“国之利器”——核武器技术较量。新中国成立的第八个年头，酝酿了多年的原子弹研制工程正式立项，作为最尖端最机密的国防工程，其选址成了当时最谨慎和最重要的工作，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纵纵横横着无数的大山大壑长川长谷，可是何处最隐秘呢？当年具体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李觉将军带领着专家在飞机上俯瞰九州山岳，像古代堪舆学家一样寻找能够安放国家一号工程的结穴宝地。祁连山渐渐进入他们的视线，山下一湾蓝宝石般的湖水更加耀眼，有人看着逶迤蜿蜒的祁连山脉和蓝宝石般的湖水暗自低吟诗仙的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李白说的天山就是祁连山，是中国山脉中最低调的山脉，加上青海湾隐秘的地形、挺拔的山势，最重要的是这里是古代征人建功的地方，且很少人成功还乡，这能激发国防工程人员纵向挑战历史的豪迈激情。1958年祁连山下青海湾建成二二一厂，不到八年时间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两样“国之利器”相继研制成功，1995年二二一厂全面退役。如今田园牧歌和小城故事交织的金银滩上若不是那显目的退役纪念碑和纪念馆，已看不出这片遥远的地方是为国增威的不凡之地。原子城的退役就是祁连山“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一贯性格，也暗合了古代把祁连山称为“天山”含义。

　　三

　　民族大融合的今天，马踏匈奴和绝漠南下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故事，当然这里曾经使无数英雄成名。一个战将的赫赫功名是用不计其数的士卒的鲜血写成的，当霍去病的马蹄踏进祁连山与焉支山之间时，匈奴人只是从容地唱起：“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当隋炀帝的大军在覆袁川操戈时，吐谷浑面对这汉家暴君，所举起的旗号也不过是“保车我真山”。在歌声与口号中他们不怨天、不尤人，没有疾呼“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高亢激愤，他们只是考虑失去祁连山的后果与保住车我真山的前景，前者是一个不能淡忘的民族，后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王朝，而这真正的幕后英雄就是养育他们的祁连山。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这是《道德经》——一部以水为喻的中国古代哲学大纲唯一对山的窥视。祁连山正是以牝牛母体屹立在大地之上，从脉体上发源的河水向四周辐射，这些河流像乳汁般孕育了一个个灿烂的地域文化，还有一个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其草原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六大最美草原之一，大通河和湟水孕育出古老的河湟文化，大通县境内出土的五千年前的舞蹈纹饰彩陶盆更是强有力地证明先民早就在祁连山下培育出文明的幼芽。

　　“世间无水不东流”是中国古人对中国的地势对水流影响的权威定律，在古代地理学的概念中黑河有些悖逆，它的主流是向北流，其实北流是它的特点，最主要的是它灌养出河西走廊中最大的城市甘州，也就是今天的张掖，霍去病代表中原政权，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以“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之意命名，自此张掖成为河西走廊的一个明珠，在历史上曾有“金张掖、银武威、秦十万”之称，指张掖、武威、天水在汉唐时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而张掖和武威都是祁连山的水系灌溉出来的。

　　祁连山滋生了一条更悖逆的河——向西流的党河，而沙州则是党河长期浇灌下的一朵奇葩。党河全长有三百六十多公里，源于祁连山西端的疏勒南山，现在由于修渠灌溉农田等原因没有古时那样的大浪汹涛，因没有摄影、写生图画之类的资料可查，我们无法得知曾经党河的浪花到底飞溅得有多高，但有一点可知，党河孕育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术——敦煌学。

　　敦煌的绘画和彩塑艺术之精湛，可以名副其实地摘下宗教艺术的桂冠。尤其是雕塑艺术，推翻了西方指点中国只有雕塑而没有雕塑艺术的不实之言，它精美的艺术从上世纪引来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朝圣，当然也有许多的盗贼混杂其中，使许多国宝流失海外。这足以激发今天国人中的有识之士更好地保护敦煌遗产，更好地珍藏国宝，当然珍藏的最终目标不是“藏”而是更好地彰显、更有力地弘扬光大。有人把敦煌莫高窟、《读者》杂志和兰州牛肉面称为甘肃的三大名片。敦煌艺术可以引来世界各国的游客，敦煌艺术可以撒播到世界各地，我认为必须把根留住。但让人有些心痛的是，真正敦煌学主力不在甘肃，也不在我国的学术中心北京。今天国人所接触到的有关敦煌的书籍资料和影视记录，大多数是西欧人和日本人所著作与编导的。《敦煌星图》走出莫高窟陈列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中这已是我们民族曾经的耻辱，我们岂能再让这残缺而又少得可怜的文化流失呢？国学大师饶宗颐曾经这样感叹：“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在日本。”也有人认为这是敦煌艺术魅力太大，并不是国人对自己传统艺术的漠视。无须争论仁智各有见地。但没有人遑揣祁连山的心思，她是敦煌文化的母亲，党河是连接她们母子的脐带，也没有人提及祁连山的贡献，或许被世人遗忘，这是真正的雄伟，这也是祁连山不争高自极天的大道胸怀。

　　四

　　很多地方志书上说祁连是匈奴语言，而《辞海》中解释为蒙古語意为“天”。《辞海》是我国最大最权威的词典，无人敢指点其中的诠释，但对祁连二字做蒙古语解释我不大接受。蒙古族始见正史记载是五代后晋刘昫所撰的《旧唐书·北狄传》，称为“蒙兀室韦”，居住在今天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边境河额尔古纳河畔，一个小部落的语言不会冲击中原汉人的语系，最主要的是蒙古人在唐代的时候才鲜见于东北草原上，而祁连二字最早记载见于《史记》，蒙古人是不会跑到西北来的，更不能跑到古代，当然不包括蒙古人统一中国后，元明清时期大量的蒙古人迁移到祁连山，对当地河流山川的命名有影响，比如祁连山中最长的河流大通河，元明时期称乌兰木伦，是蒙古语，意为“宽阔清澈的河流”。

　　今天的蒙古语多读天为“腾格尔”，谐音“撑犁儿”，书面语为“敖格特日桂”。蒙古语中念天空“撑犁”时，让人不禁想到匈奴最高首领单于的全称，单于的全称为“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就是天，孤涂就是“子”的意思，“单于”的意为广大，延伸意义为首领，这就说明匈奴虽然被后来的民族征服，从草原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匈奴又征服了草原上后来的民族，这就是文化。

　　蒙古语是匈奴语的演变或者继后的一种新语言，两种语言的关系是阿尔泰语系内在的一种新陈代谢，这就是说祁连即便是少数民族的直译音，它应当是属于出现在超前面的匈奴语，说祁连是蒙古语有些喧宾夺主，即便“祁连”二字是匈奴语，那它不是天的意思，前面说了匈奴人称天为“撑犁”，这是不争的事实。匈奴的文化在历史上的确给中原汉文化带来过冲击，尤其是汉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史称他们为南匈奴，南北朝时期他们大量移居祁连山以南，对汉人文化有过一定影响，这便是中国文化的兼容性，但更多的匈奴人瞻仰南国汉人的风采，出土于祁连山南麓的大通县上孙家寨匈奴墓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说明他们已经学习汉文字，比如唐代中后期大诗人刘禹锡，就是匈奴后裔。

　　但祁连究竟是何意，历史已尘封了匈奴的辉煌，他们的语言除了被蒙古这样的民族借造少部分之外，真正纯原生态的匈奴语言已不复入今人的耳中，就连匈奴所属的整个阿尔泰语系中也找不到“祁连”二字是何意。

　　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但历史之谜中的某个细节是有千万种可能存在的，“祁连”二字是否隐藏着中国哲学的某种宇宙名词呢？

　　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遗嘱中是这样劝诫国人的：“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仅凭钦慕冯老先生的渊博学识，和这句做后盾，以及本人对《易经》的嗜爱，在此斗胆对“祁连”二字的意思另辟蹊径做解释，严格地说究先人之意。

　　没有读过《周易》的人都认为《周易》是一部占卜所用的巫书，被这张神秘面纱所笼罩的《易经》，其实是我国最早的朴素唯物辩证书，它不是教世人如何预知吉凶，而是如何面对吉凶。它所包含的六十四卦，是由天、地、雷、风、水、火、山、沼所叠而成，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相互错叠而成，在这八卦之中以乾、坤两卦最为重要，《易经》说“乾坤始定，万物生焉”。乾代表天、父、君等，坤代表地、母、臣等，在古代将八卦配入五行，人体五脏、五味、五色、天干、地支，以及方位等，乾五行为金，五脏属肺，五味为辛，天干为庚辛，地支为申酉，方位在西北;而坤，方位在西南，相对于中国文化主发祥地中原大地来说，西北最主要的山脉是祁连山，西南最大的山脉则是昆仑山，为什么古人不把祁连山直接叫乾山、昆仑山叫坤山呢？昆仑和祁连是坐落在中原大地西南、西北的两座大山脉，难道古代汉人会对这么大的两座山脉视若无山吗？起不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名字，竟用其他民族的直译音？这绝不是充满智慧的古华夏民族的性格，这之中古人可能故意落下了玄机吧？不妨钩沉一下。

　　稍有古代汉语知识的人都知道，我国古代有一个最普遍的注音法——反切法，若遇到一个陌生的字，就用两个常见的字来注音，就取前一个字的声母，后一个字的韵母和声调，重新拼读所得的音，比如给“吕”字用反切法注音，是“力举切”，取力声母l，举的韵母ǚ，重新拼读“lǚ”，如果试把祁连二字反切一下，祁取声母q，连取韵母ián，得到音是qián（乾）。西南的昆仑山反切得到的音是kùn，即坤，随着千年来音调的变化，或许坤的声调从仄声变成了平声。

　　此处将“祁连”二字翻译为乾字的反切注音法，绝不是本人私下杜撰，早在汉唐时期训诂学家对《春秋》三传中的乾字有过这样的注音。

　　作者简介：张旻，1986年出生，青海门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