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熟悉的身影，我的眼前不断涌现出二十多年来赵新录无数次进出可可西里，用青春和生命捍卫可可西里生灵的情景。由于自己从事的是全省林业生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管理工作，曾多次与赵新录相遇在可可西里，多次听他讲述关于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故事，欣赏他提供的在可可西里拍摄的照片，与他成了忘年交。
一
素有“野生动物王国”之称的可可西里是中国最大的一片无人区，在这片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和雪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上世纪80年代，盗猎分子的枪声打破了可可西里的宁静。由于盗猎猖獗，可可西里藏羚羊数量一度从原来的20万只锐减到不足2万只，成为国际濒危物种。
1994年，索南达杰在太阳湖畔为抓捕盗猎分子壮烈牺牲。从那时起，可可西里和藏羚羊一起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一群群热血男儿前仆后继，走进可可西里，用生命之躯守护着可可西里的生靈，创造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1995年，青海省政府批准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1997年又将它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多年来，30多位高原汉子勇敢地肩负起了巡山的重任。经年累月，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风餐露宿在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寒地带，打击盗猎、盗采，救助野生动物。管护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可西里的故事也在一茬接一茬地演绎。每个管护队员都有一串感人泪下的故事。这里，我要讲述的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赵新录的故事。
2006年，我在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工作，那年院里承担了全省森林资源调查工作，7月份，我带一个调查小组到可可西里调查森林资源，在可可西里度过了艰辛而又充满快乐的15天。在调查森林资源期间，耳闻目睹了赵新录和他的队员们保护可可西里生灵的动人事迹。
我们到达可可西里之前，保护区管理局已给我们联系和安排好在每个保护站的食宿。那时只有靠近青藏公路的不冻泉管护站和索南达杰保护站有铝合金活动板房，其他保护站还都是帐篷。
当我和队员们调查到沱沱河保护站时，保护站里只有一个队员在守家，一问才知道，赵新录站长带着其他队员到前面的青藏公路藏羚羊迁徙通道护送藏羚羊去了。每年从6月中旬开始，雌藏羚羊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汇聚成群后出发，前往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产崽，8月份再带着新生的孩子返回三江源。每次迁徙，必须经过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在青藏铁路未建设之前，遇到藏羚羊迁徙，队员们每天天不亮就来到藏羚羊通过的公路边，找个隐蔽的地方趴着。而这时恰恰是路上车辆比较多的时候，藏羚羊经常被汽车截住或被汽车的喇叭声惊散。赵新录和队员们在藏羚羊即将穿越公路时，从公路两侧拦阻过往汽车，向司乘人员说明藏羚羊即将通过公路，请其稍停片刻为藏羚羊让道，让藏羚羊安全通过青藏公路。大部分司机都会自觉地停下车耐心等待，也有个别司机急着赶路，不愿等待，赵新录和队员们就一再解释，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过往的旅客看到成群的藏羚羊很兴奋，有的下车拍照，有的还兴奋地追赶藏羚羊。赵新录就和队员们去做说服宣传工作，劝阻游客不能打搅藏羚羊，说它们处于临产期，不能在路上耽误，必须在固定的时间赶到卓乃湖和太阳湖畔产羔，要走一千多公里的路，去履行繁衍后代的使命。
在沱沱河畔的日子里，我每天都看到赵新录和队员们护送藏羚羊安全通过青藏铁路和公路，走向可可西里深处。看到被高原强紫外线长期照射形成的紫铜色脸庞和敦实的身材，以为他是藏族。开口说话时典型的乐都口音又显示他是汉族。从闲聊中得知，他1997年从部队复员时，正值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招收管护人员，他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成了一名保护队员。2001年通过考试，被录为国家公务员，同年11月又成为保护区森林公安警察，2004年担任沱沱河保护站副站长，这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站上其他几个队员都是藏族，大多是从部队复员的军人。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只有当地藏族，特别是经过部队锻炼的人才能在这个特殊的区域里生活和工作，也才能安得下心，但在海拔5600多米的无人区长期工作和生活，身体也不能适应。
二
和赵新录第二次在可可西里见面时，已是2012年的6月，我由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到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并主持工作，需要随时关注可可西里保护区的工作动态，特别是关注藏羚羊迁徙、产羔及管理人员的巡山活动。赵新录也调到卓乃湖保护站当站长。我们已成为老相识、老朋友，有事直接电话联系。若手机打不通，就知道他又去了卓乃湖保护站。
经过二十多年的打击盗猎和精心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逐渐变好，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和雪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日益增多，大规模的盗猎现象已多年不见，但少数不法分子偷偷进入无人区盗猎和采金的案件仍时有发生。可可西里三面环山，只有东边是开阔地，盗猎分子常从青藏公路向西侵入保护区。而采金者多数从新疆的阿尔金山进入可可西里。不冻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五道梁保护站和沱沱河保护站由北向南沿青藏铁路和公路一线排开，而卓乃湖则是唯一能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的保护站。保护站原来只有几顶棉帐篷，2012年换成了彩钢板房。每年的6月和7月，在藏羚羊产羔期间，赵新录带领队员们在湖畔一直守护着产羔的藏羚羊，当最后一只雌藏羚羊带着新生的孩子离开卓乃湖时，他们就护卫着羊群离开湖畔。为了保护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家园的安全，除了藏羚羊产羔期在卓乃湖畔守护外，赵新录还要和队员们每年巡山七八回。2003年6月的一次巡山，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也使他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那是夏天，7名巡山队员在青海、新疆和西藏交界处抓捕盗猎分子。一开始，抓获两辆车4个人。在提审过程中，得知还有另一伙盗猎分子。于是他们押着4个盗猎分子去追另一伙。追了2天，终于追上了另一伙盗猎分子。赶到盗猎现场时，有的盗猎分子在车里听歌，有的在剥藏羚羊皮和处理藏羚羊肉。面对巡山队员的突袭，盗猎分子四散奔逃，赵新录紧盯一个目标，在5000米海拔的戈壁滩上演了一场生死追逐。抓到最后一个盗猎分子时，不论是盗猎分子还是赵新录，都因为严重缺氧而又激烈运动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气。盗猎分子全部被抓获。看到盗猎分子剥藏羚羊皮的现场，巡山队员们全哭了。700多只雌藏羚羊遭到猎杀，现场有400多只，当时雌藏羚羊怀孕临产，将母羊剥开，肚里的小羊羔已经成形。旁边的一股泉水，都被血染红了。赵新录看见，一只被剥皮的母羊，还保持着下跪的姿势，而身边，一只小羊已经死亡。在空旷的草原，被剥皮的雌藏羚羊躺在血水中，刚产下不久的小藏羚羊蹒跚着艰难寻找着母亲的乳头，在剥了皮的母体乳头上使劲地嘬吸，最终倒在母体旁死去。
盗猎分子为节省子弹，在藏羚羊还没被打死的时候就剥皮。此刻，母羊肚里的小羊还在蠕动。赵新录当时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充满血腥、什么是血流成河！队员们都因没保护好藏羚羊而难受不已，不停地自责。赵新录说：“巡山多年，虽然抓过不少盗猎分子，但那次最震撼、最愤怒。”
在可可西里巡山，面对荷枪实弹的盗猎分子，队员们并不害怕，从加入可可西里巡山队那天起，他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最可怕的就是陷车。在可可西里的夏季，大部分草原都变成了沼泽地。行车没有固定的路线，只能在草滩上凭经验走。即使经验最丰富的驾驶员，陷车也是常有的事。几年前的一次陷车，是赵新录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6月中旬开始，怀孕的雌藏羚羊从四面八方迁到卓乃湖和太阳湖畔产羔，一批盗猎分子尾随而至。赵新录和队员们也驻扎在太阳湖畔为藏羚羊保驾护航，坐一辆卡车和两辆小车四处巡山。
当卡车行至青海最高的山——布喀达坂峰时，深深陷入布喀达坂峰脚下的洪水河中。他们将车上所有物品搬了下来，卡车依然纹丝未动。没办法，他们就用石头围了个圈，在雨雪中过了一夜。当时又累又饿，浑身湿透，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天亮后，赵新录和4名队员徒步返回太阳湖畔的大本营。20多公里的距离，走了整整一天。那是海拔5000多米布满积雪的茫茫原野，每挪动一步都要喘一大口气，连续走上十几步，就得停下来歇歇气。走到太阳湖畔大本营时，队员们全都得了雪盲症，不得不在帐篷里休息了3天。
第四天，他们用两辆小车去营救卡车，辛苦了一天车依然纹丝不动。最后，还是请在可可西里湖的地质队用两台卡车将车拉出泥沼。卡车开回营地后因油料所剩无几不敢再用，只能靠两辆小车巡山。当一辆车巡至可可西里山的最高峰——岗扎日脚下时，不幸又被陷住了，挖了一天还是无法动弹。第二天早上8时，赵新录和另一名巡山队员只得再次徒步返回太阳湖大本营，一直走到凌晨4时才到达。
此时巡山已二十多天，油料和食物已基本耗尽。队员们在山里被困一星期后，只好用卫星电话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求救。待局里将油料和食物等送进山来，他们才又继续巡山。
在每年的巡山活动中，车辆陷入沼泽地和河流中几天出不来，已是家常便饭。近年来因雨水增多，河水猛涨，巡山的路上更是充满艰难坎坷。在无人区，每次巡山队员被困，都得经历一场生死大营救。有多少次被困，有多少次营救，队员们都记不住了。他们记住的只是在每次巡山或营救中，都少不了赵新录的身影。
除参加巡山队员的营救外，赵新录还多次参加营救非法进入保护区旅游的失踪人员和抓捕盗采分子的行动。2012年10月，2名澳大利亚游客非法进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后失踪，保护区管理局立即组织救援分队前往搜救。赵新录充分发挥他熟悉地形的优势，带领救援分队及时发现了失踪游客的踪迹。在上级公安机关的支援下，经过4天4夜的救援，终于成功将2名游客解救到安全区域。2013年7月，赵新录与队员一起，历经8天8夜1100多公里的艰难跋涉，成功抓获进入可可西里保护区盗采砂金的53人，并查获大型机械及车辆14辆。
三
根据工作需要，2015年赵新录到索南达杰保护站当站长。索南达杰保护站在可可西里东侧的昆仑山脚下，处在青藏公路边上，四周旷野一望无际。保护站建立于1997年9月10日，曾经是可可西里反偷猎工作的最前沿基地。2000年设立了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运行以来，先后救护、喂养、治疗藏羚羊、藏原羚、鹰隼类和斑头雁等野生动物300余只。和往年一样，每年藏羚羊迁徙时，赵新录就带领队员们护送藏羚羊穿越青藏公路和铁路。巡护队员们将在卓乃湖、太阳湖畔和迁徙途中掉队或受伤的藏羚羊集中在救护中心进一步救护，救护的绝大多数是刚出生不久失去母亲的藏羚羊幼仔，等它们长大能适应野外环境时再放归大自然。至2020年年底时，救护中心有13只藏羚羊、2只大鵟和1只藏原羚。赵新录和队员们每天完成巡护任务外，还要从几十公里外的牧民家打来牛奶，按时给幼仔们喂奶。有的幼仔不会咂奶瓶，赵新录就和队员们把牛奶噙在嘴里對着小藏羚羊的嘴喂。用奶瓶喂奶时，赵新录总是昂起头把奶瓶悬在自己的嘴上方测试奶温。看到赵新录和队员们走进救护中心，动物们就会围拢过来要吃要喝。以前队员们给救护的藏羚羊根据性别都要起个自己喜欢的名字，等它们长大或康复后放归自然，没过多久有的又会出现在救护中心附近，一叫名字就会跑过来围着队员们不走，队员们也舍不得让它们离开。赵新录到救护中心后不再给它们起名字。赵新录说：“它们属于可可西里，不属于人类，有了人类的名字，牵绊更深。”
日月穿梭，时光荏苒。赵新录加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巡山队员的行列已经24年了。他每年都要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巡山七八次，24年来巡山的次数达500多次，行程达80多万公里，组织和参与破获非法盗猎、捕捉、倒卖和运输藏羚羊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案件107起，其中重大、特大案件2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和违法人员353人，收缴枪支21支、子弹3万多发，查获作案汽车38辆、藏羚羊皮3909张，其他各类野生动物产品、制品300多件，有效地打击了盗猎分子的嚣张气焰，还可可西里的生灵一座安详美好的家园。24年里，他和队友们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抗高寒缺氧、斗盗采盗猎分子，凭着对党和人民的一腔忠诚、凭着对保护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一腔热血，坚守“护好无人区、办好一个案，保护生态环境和拯救野生动物”的理念，践行为党守绿、为国植绿、为民护绿的初心与使命。24年来，他在本职岗位上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扎根可可西里无人区，从事保护生态环境工作，用生命捍卫着藏羚羊，捍卫着可可西里的宁静，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赞歌。2015年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同年荣获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等国家七部委授予的“全国自然保护区先进个人”称号，2018年荣获全省“五一劳动奖章”“可可西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先进个人”等光荣称号，还多次荣获全国、全省“野生动物保护专项行动先进个人”“全省公安机关严打先进个人”、青海省森林公安局嘉奖、青海省森林公安局三等功、“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和称号。
保护区成立25年来，随着对盗猎分子、非法买卖藏羚羊皮和羊绒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藏羚羊数量已经恢复到近7万只。然而巡山并没有停止。恶劣的工作环境给赵新录留下了诸多疾病：关节炎、风湿病、腰椎间盘突出、胃炎……赵新录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身体，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他对妻子和孩子总有那么一丝愧疚和歉意——他对家庭的照顾实在太少了。“儿子出生的时候我还在可可西里巡山呢，因为回家少，我们爷俩说话的机会也少，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媳妇在打理，但他们对我的工作非常理解，也很支持，正因此，我更应该对工作认真负责。”这是赵新录时常说的一句话。
转眼到了2021年的元旦。早晨给赵新录发微信祝贺新年快乐，希望他趁元旦假期好好休息一下，和妻子儿女团聚一下。赵新录回复：“今天进山。”沉默良久，我回复了：“太辛苦了，一路多保重！”
2021年的除夕夜，我和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全家团聚在一起过年，吃着丰盛的年夜饭，看着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和窗外照亮夜空的烟花爆竹，忽然想起赵新录，除夕夜他该一家团聚了吧。打开微信视频给他拜年，没想到出现在视频中的赵新录依然在索南达杰保护站，和几名队员值班守护着救护站里的那些藏羚羊和鸟儿们。
“可可西里已经深刻在每个人的骨髓里，守护它就像守护自己的家。”这是赵新录和队员们共同的心声。
作者简介：董得红，男，汉族，青海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行走在江河源》《江河源拾韵》《绿意柴达木》和《江河源随笔》等。获得第八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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