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下的事物]
我写下的事物活在纸上和人间。没有写下的事物，从未降生或已死去。
是时候了，刀尺苦寒，急砧促别——
街道上的落日、树木、飞鸟、光，
郊区的河流、风、南方，一次拥抱万古愁。
我写下的这些事物
多么少、多么苦涩，像大海旁边的两瓢水。
我只能生息于这两瓢水，像盐粒。
两瓢水和盐粒，组成谁的眼眶和泪雨？
谁读到我写下的事物并心疼
谁就能把我轻轻哭回这亲爱的尘世。
[小雪日]
郊区那一道浅山，在寒意中顿然明晰一丘一壑历历可辨。
迅速降温的晚年
有助于一个人摆脱城府、清新胸次？
小雪日无雪，但允诺一种可能，
像名叫小雪的女孩允诺洁净的肉身和灵魂。
在童年，雪天，随祖父追猎野兔。
短尾巴一闪，是我追逐一生而不得之短句。
[在光福寺赏梅怀杜甫]
“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我像老杜甫那样探身梅花复吟诵。
寺檐下，风铃偶尔当啷
寻找韵脚和落花制成的小鞋子。
阴历的美与力，自唐朝至今未变
登至高迥处，感慨尤甚——
在光福山顶俯瞰寺院内那丛梅花
像昨夜梦境中央的女子。
“语不惊人死不休”——
梅花惊艳，冬天这个诗人才安心死去。
我一直写平庸句子
尚能残喘于纷乱尘世。
不知杜甫来过光福寺否？
想起他，他就从我心脏起步登高
至头颅和双眼内，看苏州、南方
春愁依旧深重。
[南京记]
没碰见刘禹锡和王谢堂前燕。百姓在朱雀桥边做小生意：
炸臭豆腐、蹬三轮车、摇船、捏糖人。
我热爱这寻常景象，是入暮标志？
从夫子庙到江南贡院一千米，
到明清书生三百年。
我不再赶考、锥刺股、囊萤映雪，
错过柳如是们的美艳、桃花和气节。
游客在两江总督署亦即“总统府”掠过，
像大臣、外宾、仆从、探子。
在这里看到我可能的前身：
一个书生在撰写檄文或社论。
众多亡灵与英灵，让南京多雨多雪。
长江上，汽笛仿佛军号呜咽。
残阳输血，试图让墓地里失血的人
复苏为青草和花瓣。
死神教授过的形容词
一概凝重，比如“安宁”。
诗人的笔帽犹似士兵钢盔
出生入死的汉语，怎能软弱和滥情？
轻浮的人不要经过南京。
轻浮的人要经过南京
去成为江水冲洗的石头——
墨水东流，日夜拷问一块镇纸。
[拆解与再造]
一座拆船厂与一座造船厂隔长江而对望，
像战略伙伴隔会议桌审视对方
继而确认自我。
“拆”与“造”，两个动词
因“船”这一名词而相联相惜。
拆船厂操持切割机，似新锐批评家
剖析造船厂老作家：
“他以船骨来结构事件和风暴，
一支笔绽放出耀眼焊花，
每个螺丝帽都处于关键段落，
省略号般隐忍、含蓄。”
当然，拆船厂更像解剖室：
船首、肋板、梁肘板、加强筋……
丧失彼此间的逻辑关系，
类似溺水者的身体放弃灵魂。
庚子秋，面对拆船厂与造船厂
感受自我的拆解与再造。
挥舞双臂像升起风帆，
我对能否回到人海，尚有疑虑。
[徐霞客故居游记]
你把亡父留下的罗汉松从盆景内解放到天井，
骑马奔赴岭南、巴蜀、云贵……
直到一六四一年春，躺着
被腾冲一辆马车送回江南腹部。
晴山堂，后院，一座墓丘
是你永远不想走出的巨岳大川——
“围青漾翠，崩崖颓石。”
这八个汉字来自你的游记，
风景的中国性由此生成。
不被言说就从未存在。
写下这首诗，我才与你的孤迥
发生一丝关联，差别在于：
你执笔如挽马缰
我敲击电脑犹似驾驶越野汽车。
目前，罗汉松高出天井
像亡父趴在围墙，辨别游客中
有谁像他的儿子思远道、弃世俗？
客堂，几把椅子呈明代官帽状，
我入座，不适，慌忙站起。
众生都是霞光的客人
一闪即逝，纷纷加入大地
去承受新一代的游荡与客愁。
一朵白云飘过墓顶和江南
像你依依惜别的手势。
[岁末记]
岁末似临终，阳光如临终关怀？对晚年和死亡的到来，不必惊惧。
走笔如绝笔，须干净、温暖、爱，
一切怨愤应解决在立春前。
素纸黑字如雪夜，一支笔走在雪夜里，
若被错认成女子，多么美。
天气预报：南方新雪将至。
雪白附身于植物苍绿，冷艳而性感。
已婚者看见苍绿与雪白
想起初恋和生死恋？
蜡梅未婚，干净的体香
弥漫于长江之南这一间广大的卧室。
文学中的爱情
结束于不断升温的婚礼和夏天。
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写完这首诗
我像谢幕者，向书桌和纸墨鞠躬致敬
掀开窗帘，类似于演员再次出场前
掀开帷幕窥看。
新年身穿树林和灯火，
在观众席无边无际入座。
我的新台词、新命运准备好了吗？
让新一轮倒掌、泪水和欢呼汹涌而至。
·创作谈·
在诗与散文间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开始散文文体的写作实验。这与两个诗人的隐秘影响有关：苏轼、布罗茨基。
苏轼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布罗茨基说 ：“对于三个以上人物的叙述，是与除史诗之外的任何一种诗歌形式相矛盾的。”显然，一个人在选择余地已经有限的中年，在与越来越多的人和事件相遇的中年，散文，可以成为他获得表达自由的一种文体，“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于是，我不分行写作的规模大了，相继出版《漫游的灯盏》《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在南方》等散文随笔集。“散文家”身份，似乎覆盖了“诗人”面目，有了“移情别恋”之嫌疑。
但我依旧在写诗。数量少，或许因许多诗性思考，融入了散文写作。也与我看待分行写作的眼光更加苛刻有关，废弃许多诗稿。我希望，随着中年渐渐结束，诗作也能自然而然发生变化：素朴、及物、诚实，力避空转、打滑，以“来不及了”的紧迫感，在寥寥数行、数十行中，总括一生和世界。何其难矣。
或许，诗像遗言，散文则是这遗言所联系的遗产，斑驳、复杂而广阔。
或许，诗像盐，必要且少许，就能使一个人的生活和言说，拥有秘密的力量。
《草堂》发表的这组诗，以及北岳文艺出版社近期将推出的诗集《星空与绿洲》，证明：我始终处于诗的佑护和荫蔽下，并在散文写作中获得滋养。
从苏轼等唐宋八先生，到布罗茨基、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等异国大家，到周涛、于坚、张锐锋、刘亮程等当代诗人，都在证明：诗的对立面不是散文；杰出的散文，应当是一首不分行的长诗。
“不清楚，由于诗人转向散文，诗歌输掉了多少；但毫无疑问的是，散文由于这一转向而很赚了一笔。”布罗茨基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大约狡黠一笑。他肩头上蹲着的那一只猫，或许就是诗神的隐秘化身，微微一笑 ：“我，也悄悄赚了一笔呢……”的确，散文这一庞大建筑物中央，点亮的一盏灯，就是诗。这盏灯，拯救着黯淡中的秩序、信念和美感，一声不吭。在白昼，人们往往会淡忘它的存在。
在诗与散文间，我活着、写着，分行或不分行，并无大不同。尽管已越过“不惑”“知天命”两座峰岭，但对自我和世界永远充满疑惑，恰恰是一个人在纸上穷究苦索的动力。上天所赐“与汉语共生同在”之命运，我知晓、认领、充满感激——假若没有诗、没有写作，难以想象，我成为怎样的人，置身于怎样的境地。
“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渐次到来，我将日益自由、开阔、丰沛，像河流，成长为暮色中的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