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云
　　那年我21 岁，连队从南昌调防到这座城市独立西面的山区梅岭，守护一个秘密工程。秘密工程建在梅岭脚下一个被漫山遍野的竹林簇拥着的一个山窝里。南方多雨且潮湿，森严的玻璃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大锁。每个月省里的大宾馆都会派出两个女服务员来打扫卫生，开窗通风。部队上级规定，连队战士不能跟这两个女服务员接触。两个女服务员也有组织纪律，不允许跟我们这些大头兵说话。双方在路上相遇，不打招呼，通常相互点点头，皮笑肉不笑。
　　连队驻在另一个山窝里。三个排与连部住两幢条状营房，炊事班和饭堂布置在低处的另一排营房里，中间隔着操场同时也是篮球场。每个班住两个房间，我分配住的那个房间比另一个房间大一些。与别的房间不同的是，从我住着的那个房间往里走，有一个锁着的水房。挺看得起我的排长让我把水房的锁撬开，打开门一看，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竹扫把、水桶和标语牌等杂物，散发出一股重重的霉味。排长眼睛一亮，命令几个兵把水房打扫出来，换了把新锁，然后把钥匙交给我，说怎么样？做你的写作间？我喜出望外，说太好了，首长太英明了！谁见过一个小战士能单独拥有一个写作间？排长笑眯眯的，一副领情就好、这里的事情我做主的样子。我接着问，是不是连队晚上熄灯了，我可以不熄灯，待在里面继续写？排长说，这我不管，只要你不弄出什么动静来妨碍大家休息，就没事。我说好，夜里外面有多静，我就有多静。然后关上门，把一块标语牌翻过来，压在水池上当桌子，从此夜夜藏在里面读诗和写诗。
　　我所在的七五炮连属省军区独立团，纯粹的地方部队，担负后来转为武警的内卫警戒任务。虽然守护一座秘密工程，但这座工程如今停止了它的秘密使命，我们维持现状就可以了。周围几里没有老百姓，每个星期除了团部来送给养和司务长去山外小镇采购猪肉和蔬菜，我们跟外面没有任何来往，这里是个世外桃源。因此，我们除了那个年代不多的操枪操炮和队列训练，政治学习，就是种菜、砍柴、去竹林里捡笋壳，自己动手改善伙食。来自山东、河南内陆和福建海边的战友最怵砍柴，砍好柴也不会捆，每次上山洋相百出，迟迟不归；而这个活对我这个从井冈山出来当兵的人来说，小菜一碟，通常上午上山，不出半天便满载而归。这么早回来干什么？还是写诗。
　　这是1972 年冬天我当兵的第三年，穿着那身军装，在省城待过，在县城驻过，在山里也扎过；兵当久了，也当油了，到了在新兵面前摆老资格的阶段。我还被团政治处借去过几次，当相当受欢迎的报道员。团里担负省委、省政府、省监狱、省重点保密单位、重点大桥、仓库等目标的警戒任务，我到所有连队都采访过，认识机关的团首长，视野比连长指导员还宽阔，因而被连队的干部战士高看一眼。再就是，在这三年中，我读遍了1972 年复刊的《解放军文艺》上刊登的军旅诗，对还在县里读高中就隐约知道的军旅诗人和他们的作品，老的如李瑛、白桦、公刘、张永枚，年轻一点的如雷抒雁、韩作荣、徐刚，熟悉得如数家珍。三年后，我自认为可以向军旅诗坛发起冲锋了。另一个情况是，那时部队重视新闻报道，赞赏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显山露水，能上《解放军报》更是皆大欢喜，奔走相告；每年大军区、省军区和团里都要进行上稿评比，发表作品多的还会立功授奖和提干。让人欣慰的是，新闻报道的评比是以篇来计算的，发表东西越多，立功授奖和提干越会榜上有名。更有甚者，诗歌、散文、小说、摄影、插图、读者来信，都在一视同仁的统计中，这使我与老兵李和老兵戴仿照上海的“石一歌”，在连队自发组成的“钟长鸣”三人写作组，年年在团里夺取新闻报道先进单位，回到连里大受器重。再说，我们三人不仅能为连队夺回荣誉，帮助连队宣扬好人好事，还能写政治课讲稿、大批判文章，最风光的一次在军区《前线报》发了整整一大版，正因为这样，写诗写小说也写得理直气壮。
　　大半年的日子，在那个由废弃水房改成的简陋写作间里，我点灯熬油，夙兴夜寐，把我熟悉的部队生活，我烂熟于胸的故乡井冈山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一草一木，还有我置身这支军队与当年的红军所构成的传承，三管齐下，通过一个个火热的瞬间，一个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一次次神采飞扬的联想，用当时流行的那种每节四行七字的民歌体，写成一首首诗。我一口气写了几十首，整个人在那些日子热血澎湃，思绪万千，耿耿难眠，就像打开一个缺口，脑子里有无数的东西往外涌。写下这批诗，我敝帚自珍，用复写纸复写三份，一份拆开来分别寄给我当时所在的福州军区文化部内部期刊《前锋文艺》和省市报刊，一份作为作业交给主持连队“钟长鸣”三人组的老兵李，一份寄给北京《人民日报》文艺版编辑徐刚。我公开发表在《江西文艺》的第一首诗《军向井冈山》，就是从这卷诗里选出来的。而部队和地方那么多编辑和诗人，我为什么偏偏把整卷诗寄给徐刚？是因为我在老家读书时就注意到了他发表的作品，那时他作为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正在我们江西鄱阳湖分校半耕半读。他的一首名为《草棚夜读》的诗，忘记发表在什么报刊，虽然只有四句，但我过目能诵。我此生写的歌颂井冈山的第一首诗《会师广场春雷动》，就是仿照这首诗创作的。当然，老实说，我也有去 《人民日报》撞撞运气的小心思，万一他们能看上一二呢？
　　这年的十月，省军区组织农村工作队，深入江西进贤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我作为干部苗子被选拔为工作队队员。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与我留下的那卷诗有关却备感遗憾的事：解放初以 《人民军队忠于党》《战马奔驰保边疆》两首歌词闻名，后来因长诗《西沙之战》而家喻户晓的部队著名诗人张永枚，从北京来庐山疗养院疗养，路过南昌时住在省军区招待所，由省军区文化处李处长负责接待；他对文化处长提出见见部队业余诗人，听听基层作者对诗歌的意见。李处长马上通知我们团“钟长鸣”三人组去省军区招待所接受接见。可惜那个时候通讯落后，电话无法打到我驻队的那个小村庄，让我与心里崇敬的大诗人失之交臂。受到张永枚接见的老兵李和老兵戴事后告诉我，他们带去了我留下的那卷诗，张永枚当场边看边评点。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指着一首我瞎编的反映部队野营拉练、师长背着两脚打满血泡的战士继续行军的诗说：“‘战士泪洒师长肩’，这一句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十几年后，我作为《解放军文艺》的诗歌编辑去广州军区约稿，特意敲开了我尊敬的前辈诗人张永枚家的门。当我对从国家文化部回到军区创作室工作的张永枚前辈说起当年的这件憾事，他爽朗地笑了，说，这就叫山不转水转，有缘千里来相会，几十年兜兜转转，我们不是见面了嘛！又过去十几年，有一次，我和老诗人徐刚同时被《人民文学》邀请去辽宁锦州红海滩采风，我对徐刚前辈说起几十年前我如何仿照他的《草棚夜读》写出我的第一首诗，徐刚前辈说，是吗？你不是给我编故事吧？我说，怎么会编故事呢？当年你那首诗可能连你自己都忘记了，但我记得，不信我背给你听：“滚滚涛声急，点点渔火红。翻开红宝书，页页风雷动。”徐老师哈哈大笑，说幽默幽默，特殊年代发生的事，休要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