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 河
　　张曙光的诗集中：普遍性与隐私性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就前者来说，他的诗是可译的，就后者而言，则是不可译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它们的形式可译而其内容不可译。换言之，在我看来，张曙光的诗在语言、句法、结构等方面剔除了诗人的背景和机心，这些背景包括他的家庭、工作、文化等特定的需要注释的信息，而所谓的“机心”实际上是现在已经较为常见的对语句和意象进行的突出性处理，由此，它们是非个人化的；但在内容，诗人却在写作中强烈地注入了对生活和人性十分微妙且个人化的理解。这种特点会让我们在阅读上产生这样的感受：张曙光的诗很容易进入，并不具有很高的“准入门槛”，却会让人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其中具有一种晦涩和深奥，只是就后者来说，它们不是产生于语句跳跃之间的逻辑锁链，或者意象变形背后的个人化隐喻，而是来自语言中间情感的隐晦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张曙光的创作是“诗缘情”，而非“诗言志”。它们是以一种感兴的方式从在世界经验的过程中触发而来的，而不是对世界申张自己的看法。它们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对世界的发生学，而不是对世界的阐释学。也就是说，在深刻的心理中，张曙光的诗仍然聚焦于抒情，而不是观念化的——这实际上偏离了“知识分子写作”的主流。在我看来，张曙光的诗意味着世界对人的限制，而不是人对世界的宽广可能。或者换种积极的说法：他是在诗的可能性中争取被动自由的空间。
　　第三代诗人现在依然是中国诗歌的中坚力量，他们一直表现出旺盛的创作欲望和能力，我们或许认为其中有些诗人产生了变化，而有些人只是在维系风格。但我认为他们都呈现了变化，一些变得更轻，而一些变得更重，其中的差别与他们在世界的位置有关：是感觉到自己掌握了世界，还是更加感觉自己被世界掌握了。就前者来说，我们会发现这些诗人更倾向于对世界进行议论；而就后者而言，我认为他们更是在与世界进行对话。对话性质里隐秘地内在着一种与世界协商的意图，它承认世界这个“大他者”对个人制造的压力是真实的、直接的、具身性的，而不是将世界客观化为一个外部对象展开评述。换言之，我认为张曙光的诗表现出了越来越强的主观性和沉重感——尽管他对语言的掌握在我们看来似乎轻松自如，但这种能力并不解除世界对个人的紧张态势，而是强化了对这种紧张的认识和信念。如果我们对作者早期的写作有所了解，或许会有这样的看法：尽管其中的氛围具有一致性，但诗人的作品越来越从对一个具体的、事件性的悲喜之情进行叙述或描绘，转变为对一般的、普遍性的情绪进行抒写。也就是说，诗人或许认为，个人在世界中的状态并不止源于具体事件带来的影响，就其本质而言，它被世界对个人的普遍压力以及人性所规定。这使得诗人失去了对外部具体事件进行评价或赞美的兴趣，而不断内省为一种自我认知。于此来说，张曙光的诗表现出越来越内化的倾向。但我们会发现，这种内化并非建立在逻辑认识的基础上，诗人并不试图用推理的方式来论证观念，而是始终坚持了文学的本职，以呈现和感受带出观念性的内容，由此在世界中获得同情性的理解。这种秘密的赢取同情的潜在意图让张曙光的诗维持了一种开放性，而不是滞留在语言的自我生成中。尽管诗人也许会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这句真理性名言——“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但我认为这一判断暗含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并且让语言先在于世界，进而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性，因为语言中是没有偶然的，而世界的偶然却对诗歌而言充满了机遇——在某种意义上，诗就是偶然。换句话说，尽管张曙光的诗歌语言十分灵动，但仍具有一种工具色彩，指引的是人在世界的存在方式。张曙光不是追求语言自动生成的诗人——尽管他同样使用词语的联想和谐音关联等修辞手段，但他更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诗人，把个人经验视为世界向我们释放的秘密而生发出诗。
　　最近几年，张曙光的诗明显表现出了碎片化特征，他大量使用句号，强行隔断语势，并用平行、并列的句子呈现作品。这一特定技法的背后当然有种观念性的影响——它们具有取消意义的功能。但我同时认为，这种碎片性实际上也展现了一种世界性的真实：即：世界向我们呈现了它的碎片性。今天的人们不再生活在特定的家园里，而是存在于疏离的状态之中，被一个系统化、理性化的世界戴上了面具，彼此无法构成具有亲缘性、熟稔的整体。事实上，不仅人与人之间已经越来越难于建立真正亲密的联系，人与物之间也同样如此。我们身边的物已经很难像海德格尔所期望的那样敞开在世界的关联中，而是反客为主地辖制了我们生活，使我们对生活失去了那种切身感和掌控感，变得失焦而游移，进而也让我们失去主体性。如果我们把这些人与物类比为我们的生活，也就意味着，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其真实感正被逐渐蛀空，让我们的存在状态变得飘浮于世，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其内在差异被抹除的同时，情感遭遇的却是孤独、隔绝与贫乏。张曙光的诗作《2022 年2 月14 日》非常清晰地呈现了这点。这是一首充满句号的诗，它同时也像张曙光的其他诗作——让生活去除背景信息后变得像个秘密：“时间是正确的。还有月亮/和手机支架。昨天晚上我吃了份香肠/今天是煎饼。荷包蛋看上去像一只独眼。/我按时吃早餐。短道速滑正在进行。……/冠军有时是别人成全的，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贝克特在吃雪。在巴黎的街道上/他在眺望着三十年后的月亮。或更久。/总有一天我们会死。我并不沉重。/至少不是因为这一点。我沉重/只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碳水化合物。/今天是情人节和小可的生日。/我买了两束雏菊，在欧亚生活馆。/我因欢乐而哭泣。”句号分隔的诗句让生活中的场景和事物不断滑动，它们不是被生活有目的地统辖，而是以填充的方式不断分割了“我”的时间。假如时间就意味着“我”的存在，那么“我”的主体性就是被这样的生活不断瓦解的。换句话说，当“我”被生活中的事物替换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存在的。“我”失去了意义感，并入事物的序列之中，所有的行动——吃香肠、盯视荷包蛋、看电视、看雪——都像是在执行程序，唯一能够证明我存在是这一天的特殊性带来的超出日常程序的行为：“今天是情人节和小可的生日。/买了两束雏菊，在欧亚生活馆”。这个特殊性中断了程序对主体的占据，“我”获得了一个自我回顾的机会，诗的最后一句“我因欢乐而哭泣”尽管是悲伤的，但同时也是积极的反思，它否定了系统化世界对个人生活的占据，也就肯定了另一种世界的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虚无辩证为主体的回归。这种矛盾性或许是张曙光最重要的诗歌特点，它们也因此显得中立而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