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沈苇赞同里尔克所说“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所以大学毕业，义无反顾远行新疆，这是青春期的行为，也是边疆对其的诱惑。
三十年间，他倾注自己全部的爱写新疆，诗歌、散文、旅行手册、文化研究……2006 年初访沈苇时，他说，他想写一个“立体的新疆”，以后有可能的话还想写有关新疆的小说、童话等。
三十年后，沈苇回到故乡，生活在杭州，供职于高校。如果说当初离开，是为了蒸发掉一个“水乡人”身上多余的水分，如今归来，则是为了保持自己身上最后的水源和水分，不要让自己蒸发到干旱、干涸。
游子归来，重新发现江南。这几年，沈苇双管齐下，创作出《诗江南》和《论诗》两部诗集，前者是“返回根子的诗”，后者体现了理论的自觉。他的写作也从“新疆时期”进入了“江南时期”……
——楔子
大学时期，艾略特和波德莱尔帮助他摆脱了浪漫主义“泥淖”和感伤主义“迷途”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沈苇：1983 年至1987 年，我在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大学四年，主要在写小说，到大三大四，读到艾略特的《荒原》、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作品，大开眼界，对诗歌的兴趣日增，开始尝试写诗，同时对诗歌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了，以前只知吟哦徐志摩、戴望舒等，外国诗歌也只读普希金、雪莱、拜伦等人的作品。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小说观念也大变，几乎是颠覆性的。大学毕业后，去了新疆，就彻底转向了诗歌。我只写过两三篇小说，当然还写了几部散文集。所以，我对自己三十多年写作生涯的自我评价是：一个持续的诗人、一个未完成的小说家、一个额外的散文家。
舒晋瑜：能否谈谈您早年的诗歌训练？早期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对您影响最大的诗人与诗作有哪些？
沈苇：大学时期影响最大的还是艾略特和波德莱尔，他们帮助我摆脱青春期深陷的浪漫主义“泥淖”和感伤主义“迷途”。波德莱尔是第一个 “象征派”， 他的 《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发端；波德莱尔对“恶”和“丑”的洞察可谓惊世骇俗，有一种绝对的人道主义在里面，他的“病态”与歌德的“健康”有着同样的高度。艾略特的《荒原》则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记得当时是乃生向我推荐的（他现在已不写诗了），《荒原》对我是振聋发聩的，然而消化它却需要很长时间，还有艾略特晚期的《四个四重奏》，一首登峰造极的“时间之歌”，你再读读他的《空心人》结尾：“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 ：/不是砰然一响，而是呜咽一声。”这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声音”了；艾略特的“去个人化”对我影响至今，在地域性写作方面我也是主张“去地域化”的。后来还有里尔克——大学毕业一年后，1988 年秋天，我带了不多的几本书，坐了三天四夜的绿皮火车远行新疆，随身带着一本德国诗人霍尔特胡森写的《里尔克》，三联书店出的，小32 开，这本传记精彩极了，我在里面读到里尔克的一句话：“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自己灵魂的强度和载力。”眼前豁然一亮，从此就爱上了里尔克，这句话对我三十年新疆生涯一直是莫大的激励，可谓终生受用。
舒晋瑜：诗歌发表开始就很顺利吗？文学的伯乐是谁？
沈苇：刚开始自然挺难的，主要“发表”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大学期间，只在地方内刊上发表过小说和诗歌。浙师大求学的最后两年，我和陈旭光等同学一起编《黄金时代》，他是主编，我是副主编，《黄金时代》是当时全国不多的几份铅印的大学生文学刊物（当时大多是油印的），在华东一带大学生中影响不小。我的诗歌写作起步较晚，19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基本没有参与，也看不太明白那么多的“流派”和“思潮”，有点蒙在鼓里，诗歌写作是到新疆后才真正开始的。说到处女作，是初三时曾祖母给我讲的两个民间故事，我经过整理改编后发表在《湖州报》上，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像模像样发表的一首诗歌处女作，当属一百多行的小长诗《故土》，第一次返乡探亲在老友舒航的单身宿舍里写的，几乎一气呵成，1990 年参加河南《大河》诗刊举办的首届“大河杯”全国诗歌大奖赛，获第一名。当时，蓝蓝在《大河》当编辑，记得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并寄了三百元奖金。这笔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用它买了一套台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全集》，共六十五本，从普吕多姆收录到米沃什。说到文学伯乐，各个时期都有帮助过我的好人，知遇之恩，感念在心。最大的文学伯乐是新疆大地，感恩那片伟大而多元的土地——启示录般的亚洲腹地曾经收留过一位闯入者、漂泊者和异乡客。
用三十年做了一个长梦“在异乡建设故乡”试图成为“他乡的本土主义者”
舒晋瑜：为什么选择新疆？
沈苇：一种青春期背井离乡的冲动，然后付诸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喜欢大城市，那时的青年，特别是文学青年，对边疆充满无限的想象、神往和热爱。1980 年代，我们这些喜欢往边疆跑的文学青年被称为“盲流”——“盲目流动的人”。我到新疆时，杨子、北野、朱又可等“文学盲流”已比我提前一步到了，后来他们却比我早一步离开了新疆。再者，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江南人——我出生的村庄在运河边，老家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我身上与生俱来的水分太多了，需要去新疆沙漠把自己身上多余的水分蒸发一些……
舒晋瑜：《新疆词典》《新疆诗章》……您写了很多关于新疆的作品，能否谈谈您在新疆的创作状态？
沈苇：新疆时期出版的二十多部诗集、散文集、文化研究著作等，大多与新疆有关。我的诗歌写作是持续的，没有中断过，但阅读发生了变化，关注点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转向对新疆多民族文学、地方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读，史诗、方志、野史、民歌等，推而广之也大量阅读中亚西亚文学。而且渐渐地，将“阅读”与“漫游”结合起来了。1999 年出版的读诗随笔集《正午的诗神》是对西方文学的“拿来主义”（2018 年修订后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而2001 年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约撰写的新疆第一部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则是对新疆大地的大面积漫游和“系统阅读”。半年多时间，我走遍了天山南北，行程两万多公里，记了二十多个本子，拍了一百五十多个胶卷，“行万里路”之大不亚于“读万卷书”。此后，陆续写了几部散文集，如 《新疆词典》《植物传奇》《喀什噶尔》等，还写了国内第一部“诗歌县志”《鄯善 鄯善》。散文随笔集中，《新疆词典》最有代表性（2005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初版，2014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增订版），百余个词条，十余种文体，可以对应新疆的丰盛多元。
舒晋瑜：诗集《新疆诗章》、散文集《新疆词典》和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被誉为跨文体“新疆三部曲”。新疆对您的生活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沈苇：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对我个人而言，将是恒久而深远的。“诗和远方”这句话现在太流行了，凡是太流行的东西，文学都要反对。如今听到这句话，我会起鸡皮疙瘩。但一个人与“远方”的相遇会化为自己的内心图景，绵延不绝，它就在心里，再也不会丢失。正如故乡、语言、死亡是我们随身携带的，现在我回到了南方，却感到自己还随身携带着一个远方，常为那片土地牵肠挂肚。三十年像梦一样过去了，我曾用三十年时间“在异乡建设故乡”，试图成为“他乡的本土主义者”，也用三十年做了一个长梦，人生如梦，西域似幻，它已经内化了，化作我灵魂的一部分了。
舒晋瑜：您和新疆的诗人作家往来多吗？您愿意如何评价诗人昌耀？
沈苇：往来很多，各民族作家都有交往。新疆从前是47 个民族，现在因为西南一些少数民族的迁居、融入，已有52 个民族。少数民族文学是新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在西北，昌耀先生在世时，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见面，这是我此生很大的一个遗憾。1995年，我的第一部诗集《在瞬间逗留》出版后，昌耀写过一篇评论《心灵率真的笔记》，发表在我曾主编的《西部》前身《中国西部文学》（1996 年）。我至今珍藏着昌耀先生的手稿，文章写在方格稿纸的背面，铅笔字，淡而内敛的笔迹。昌耀先生是2000 年3 月23 日去世的，应《南方周末》之约，三天后我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大荒中的苦吟与圣咏》，周涛也写了一篇，《南方周末》组合我俩的稿子整版刊发，这大概是国内最早纪念昌耀的文章了，有意思的是却出自两个新疆人之手。昌耀去世至今，他的影响力还在上升，这是一位活在我们中间，并将继续活着，还将活在未来的诗人。国内研究昌耀的人不在少数，耿占春、燎原、张光昕、程一身、马钧等都写过很好的专著、传记或长篇专论。昌耀后期写了一批散文诗，孤独、忧郁、悲怆，质量很高，但关注的人比较少，我常给写散文诗的朋友说，要向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鲁迅的《野草》和昌耀的散文诗学习，但能听进去的人不多。
新疆是“翅”，江南则是“根”他写的是归来者的诗，寻找自己生命之源、文化之根的诗
舒晋瑜：在新疆生活工作了三十年，2018年年底重返江南，是什么契机？
沈苇：三十年前，一个水乡人感到自己身上的水分太多了，要去新疆沙漠蒸发一些，三十年后，这个水乡人感到蒸发得差不多了，再蒸发下去就有变成“木乃伊”的可能，于是百感交集地回来了。返乡前一年，我父母发生了车祸，虽没有危及性命，但成为我决定回来的关键因素。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二十三岁离开他们，也是一种不孝。趁他们还健在，多花一些时间陪伴他们，做做饭，说说话，一起在村里种菜……也是人生的一种补偿。
舒晋瑜：《诗江南》是您重返江南后为自己第一故乡创作的首部诗集，分为“故园记”“诗这里”“漫江南”三辑。这时，距离您写杭州的第一首诗《在西湖鲁迅雕像前》（1986 年）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再写江南，是怎样的心情？
沈苇：我希望通过《诗江南》的创作，写出一种返回根子和根性的诗。新疆时期，我也没有彻底放弃江南题材的写作，譬如诗歌中的《故土》《庄家村》《清明节》《为植物亲戚而作》等作品，散文里的《江南六镇》《水晶宫与破房子》等，都有较广泛的传播度。生活在西部，对故土难于“断舍离”，但写作是断断续续的，作品数量不大，不成规模。重返江南后，得以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去拓展这一主题。新疆是我的“翅”，江南则是我的“根”。我写的是归来者的诗，寻找自己生命之源、文化之根的诗 ——“返回根子”就是“返回源头”。《诗江南》有地域性，或者说一种鲜明的“江南性”，但通过“去地域化”的努力和自觉，去抵达诗的普适性。我在诗集自序中说：“曾经，我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三十年足够漫长，却转瞬即逝。而现在，我要做的是，用一粒沙去发现一滴水，用一片沙漠去发现一条命运之河，用海市蜃楼去拥抱江南的山山水水……或许，我还可以用一双沙漠木乃伊的魔幻之眼，去重新发现江南……”
舒晋瑜：回到杭州进入“江南时期”，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并成立沈苇工作室。能否谈谈这几年的生活和创作状态如何？
沈苇：回来已四年，经过了一个调适期，已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创作状态。现在，每天基本上不是在读，就是在写。阅读和写作，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浙江传媒学院是一所年轻而有活力的高校，对文艺创作也十分重视。学校给了我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读与写，是我热爱的生活方式。我平时给学生上课，讲丝绸之路，讲诗歌。这几年，我足迹遍布长三角，特别是浙江很多地方，重新认识这片我“出发”与“回归”的土地。
舒晋瑜 ：南浔、塘栖、西塘、乌镇、周庄……《诗江南》中收入很多写江南小镇的诗，和之前写新疆之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创作的差异，对诗人来说应该是特别珍贵的吧？
沈苇：诗歌本身就是“大”与“小”的混合体，一味求“大”，容易大而无当，一味求“小”，也是一种拘泥。在地舆和象征上，新疆是“大”，江南是“小”。你提到的几个江南小镇都很有特点，譬如南浔的中西合璧、乌镇的主题公园式、西塘曾经的原生态，相互之间大同小异，但这个“小异”还不小。小镇虽小，但五脏俱全。我大概在新疆的“大”中待久了，现在对“小”的事物越发有兴趣了：小镇、小村、小路、小河、小鸟、小树、小草……江南充盈着“小”，所有具体、细微、值得珍视的“小”，构成了江南之“大”，构成了广义的“大江南”。诗是“大”与“小”缔结的同盟，它打破了个人与他者、世界的边界，悲欣交集，雌雄同体，主客冥合……对我个人来说，诗还是“远”与“近”的混合体，如何做到真正的“南北交融”，是我一直期待并追求的，有咫尺天涯，还有天涯咫尺，人还有南人北相、北人南相呢。鲁迅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北人与南人》），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说“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两人都在地理和文化上论述了一种大势。倘能将鲁迅所说的“厚重”和“机灵”，梁启超所说的“气概”和“情怀”有效结合起来，化为己有，化为自己的个性与风格，无疑，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对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都将是一种重要的提升和超越。
舒晋瑜：2022 年6 月1日，您的诗集《诗江南》荣膺第二届屈原诗歌奖。您对屈原有怎样的理解？
沈苇：《诗经》和《楚辞》代表了中国诗歌南北两个伟大的传统，正如“言志”与“缘情”代表了中国古典的两大诗学观，彼此依存、交融，有时又充满冲突。屈原是第一位将“言志”与“缘情”完美融合的诗人，留下哀伤、幽思而华美的诗篇，成为我们的精神源头之一。只说浪漫主义，是把屈原简化了，《离骚》中还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玄幻文学、博物学、音韵学等等，屈原是一种“融”和“荟”。“诗言志，歌永言”，屈原其实是一个抑志者——志抑而言志，“发愤以抒情”，加入澎湃的缘情。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实名制诗人，站在我们精神源头的巅峰诗人。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当代和当下的诗人，一位与我们血脉、基因相通的诗人。
诗歌从来不是分行的论文和论述“以诗论诗”也不能变成象牙塔里的沉思默想
舒晋瑜：能否谈谈《论诗》？为什么采取以诗论诗的形式？
沈苇：《论诗》已写了三百余首，都是四行至十行的短诗，第一部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文论诗”在中国传统中历史悠久，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是开创之作、经典之作，而“以诗论诗”这个新体制则为杜甫首创，这里指的是他的《戏为六绝句》，《解闷十二首》也属此例。唐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比较系统化的“以诗论诗”，但今天我们主要将它归于古典文学理论。宋苏轼、陆游、杨万里，金元王若虚、元好问，明方孝孺、王士祯，清袁枚、洪亮吉、龚自珍等，都写过论诗绝句。其中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体量最大，质量最高。杜甫和元好问无疑是“以诗论诗”的高手、高峰。在西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有一个“以诗论诗”的显著现象，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都写过这方面的作品；现代主义之后，从波德莱尔、瓦雷里、里尔克到奥登、博尔赫斯、希尼、斯奈德等，都有过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感应》（又译《应和》《通感》）直接“以诗论诗”，认为诗人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中介（惠特曼说是“和事佬”），各种感觉在宇宙中交融、统一，“香味、颜色和声音在交相呼应”，从而可以汲取“普遍的一致的迷醉”。
舒晋瑜：《论诗》已经写了三百多首，为什么会有这么喷薄的诗情？
沈苇：白话文运动之后，我们古典的“以诗论诗”传统没有很好地承继下来，并加以光大，这令人有些遗憾。现代文学中，出现过零星一些篇什。到了当代，也未见有关此类的专著。前些年袁行霈先生写过《论诗绝句一百首》，评述历代诗歌和诗人，仍采用七绝形式，主要以今天视角向古典传统致敬。陈先发的两卷本《黑池坝笔记》十分出色，主要是片段式的随笔体，有不少诗歌体，也就是说在 “以文论诗” 中加入了“以诗论诗”。“以诗论诗”可以涉及诗歌写作和诗学问题的许多方面，也关乎诗人的身世、境遇、性情等，在今天，可视为一种“元诗歌”。这些短制我已持续写了两年多，与《诗江南》是“双生”，互为镜鉴与激励，它们大多写于杭州钱塘大学城和湖州庄家村，少部分写于外出旅途，甚或航班、会议间隙和疾驰的高铁与汽车上。写作过程是愉快的，诗句常常突如其来，好像在主动寻访一位写作者、召唤者，但我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看作“灵感”的眷顾与莅临。我一直认为，诗歌从来不是分行的论文和论述，“以诗论诗”也不能变成象牙塔里的沉思默想。即便以诗歌样式去论诗，除了思想性，还要有必要的可读性。与此同时，情感、张力、感性、具象、细节、语感、口吻等，都是一首诗（哪怕只有短短几行）不可或缺的要素。我的“以诗论诗”更接近“诗之思”与“思之诗”的混合体，一种瞬息化凝固下来的个人“正念”。
舒晋瑜：学者敬文东认为，“《论诗（内置）》恰可谓沈苇以新诗论新诗的总纲、方法论和整体思路，甚至还是诗集《论诗》的结构原型”。他注意到您用暗示、类比、隐喻、双关等纯粹诗的步伐、诗的气息和诗的口吻，去论述新诗该有何种颜值、腰身、纹理与心性。您如何看待他的评价？
沈苇：敬文东是一位博览群书、具有旺盛原创力的学者、诗评家，几年前我还读过他的一个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韦小宝自述》，接近于小长篇了，其强大、娴熟的叙述力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彻底惊艳到我了。唐晓渡、耿占春、陈超是中国50 后诗评家中的“三剑客”（陈超兄纵身一跃，离开这个世界不觉已八年了），敬文东是60 后诗评家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序言，自然是内行之言，也是知己之言。他说我“愿意迎难而上，试探着为新诗赋予谈论新诗的能力”，《论诗》是“一个体量宜人的决心”，我深以为然。
舒晋瑜：您的诗学主张是什么？
沈苇：我不赞同思想的定势和固化，所谓“主张”，也主要是对自我的提醒与警策，况且每个年龄段对诗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诗，是语言的行动， 是布罗茨基说的“道德保险柜”，我认为还是人类美善之心和求真之心的保险柜；诗，是对虚无的反抗，是诗人终于在虚无中抓住的那么一点光；关于诗是“言之寺”的说法，也同样精彩、精辟——你把汉字的“诗”拆开，一边是“言”，一边是“寺”，这样，诗就是语言的寺庙了，写诗的人呢，则是语言寺庙里的和尚和尼姑，一群人在里面修行，有的人变成了假行僧、花和尚、疯和尚，有的人勤奋、悟性高、修得好，最后成了正果。诗与人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从时间眼光和品质要求来看，写诗的这群人大约如此——诗人也是“寺人”。
舒晋瑜：您希望成为一位怎样的作家？
沈苇：一位白发苍苍还在继续成长的作家。
关于阅读。活人的书正在经历死亡、淘汰的过程只有“少数”能够活下来
舒晋瑜 ：《书斋与旷野》中，收入“关于阅读”一文。您愿意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阅读吗？
沈苇：我出生在农村，家里没有祖传的藏书，童年的阅读是苍白的、可怜的，家里只有几本连环画，还有一些报纸。中学图书室有藏书，主要是唐诗宋词、删节版四大名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记得初三时，我偷过父母亲的一块钱，用0.98 元买了一本司汤达的 《红与黑》。去年在乌镇戏剧节上观看孟京辉执导的话剧《红与黑》，一边看一边心生羞愧，这是我唯一一次偷拿家里的钱。直到大学，我才打开了阅读的缤纷世界。
舒晋瑜：您好像认同台湾作家王兴文“浏览不是阅读，快读等于没读”的观点？那么您的阅读基本都是慢读？能否谈谈您的阅读方法？
沈苇：我们已进入一个泛阅读和浅阅读的时代，所谓“泛”和“浅”，就是丧失了“读书—读书籍”那种凝神专注，茫然四顾，是一个二十四小时充斥着各类信息的世界，资讯泛滥，影像过剩（特别是图片、短视频），看上去人人都见多识广，其实大多数人都处在一个自缚的“茧房”中……我们伟大的汉语在退化，年轻一代的汉语能力、书写能力，堪危！审美、对语言的敏感也在退化。我们号称年人均读书量是四本，其实三本都是教辅材料。以色列人呢，年均六十五本。2009年我去过以色列，听说了一个故事：孩子周岁礼时，父母拿来一本《圣经》，封皮上滴几滴蜂蜜，然后让孩子去亲吻，孩子自然要去舔蜂蜜、吃蜂蜜，这样，从小就在孩子心里留下一个深刻记忆——“书是甜的！”这个周岁礼十分了不起，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还有一件事，我住在加利利湖边，湖边有许多墓地，墓地里大多放了书，我很惊讶，就问当地作家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是啊，墓地是要放书的，如果我们的先人半夜醒来没有书读，会生气的，这怎么行呢？！所以就读书这一点，我对以色列人十分佩服。王兴文说“浏览不是阅读，快读等于没读”，也说得好，他所说的“慢”，是对“泛”和“浅”的有效抵御。他写作也慢，每天只写三五百字，有一部长篇居然写了二十多年，还主张一生读五十本好书，但要反复读。至于阅读方式，我个人主张“粗读”与“精读”结合，特别是曾经影响过你的经典作品，要重读，过几年就读一次，每个年龄段对同一本书的感受和理解是有所不同的。还有，把外国作家、中国古代作家当作当代作家、你认识的或身边的作家来读，这个诀窍会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舒晋瑜：对于如何处理家里的藏书，您是怎么做的？去新疆时，您带了哪些书？离开新疆，三十年的藏书又是如何安顿的？
沈苇：如何处理家里的藏书是困扰许多老年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家有数千上万册藏书，子女不一定喜欢读书；送给图书馆，图书馆的人说书已经爆满了；弄不好自己死了后，不肖子孙们会把它们当废品处理掉。所以他们很是苦恼。我曾呼吁我们每座城市建一个“书的公共墓园”，使这些书有一个好的归宿，国家不妨再设一个“书的清明节”，每年这个时节我们去祭扫先人墓时，顺便去祭奠一下这些封存的、不被阅读的书，酣畅哭一回，即便流出一点“鳄鱼泪”，也是好的。我去新疆时，带了不多的几本书：《红楼梦》《唐诗三百首》《歌德谈话录》《百年孤独》等，还有前面说到的霍尔特胡森写的《里尔克》。新疆三十年，积累了一万多册藏书，去年搬家时，淘汰了感觉不会再读的三分之一，运回来了一百多箱。
舒晋瑜：您有怎样的阅读习惯？现在也仍保持着睡前阅读诗歌的习惯吗？有哪些诗人诗集是您的枕边书？
沈苇：现在只要有时间，我会较快进入阅读状态，无论在家、工作室还是旅途上。至于枕边书，跳跃性很大，昨天是欧玛尔·海亚姆，今天是阮籍、汪元量，明天可能是朋友出版的一本新诗集了。
舒晋瑜：在高校，您是否经常和学生交流阅读感受，或经常向学生推荐图书？
沈苇：经常交流，不管学生听得进去还是听不进去，总之反复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即便自言自语也不要紧。不必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简单扼要地说，你读什么样的书，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开了两门公选课：《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赏析》和《丝绸之路上的植物文化》，给学生推荐的书目，不只是诗歌和文学，还有许多文化类的。阅读要尽量杂一些，有效性却源于“精”。
舒晋瑜：在写作过程中，您是否不断从书中需求帮助？
沈苇 ：不是帮助，是助佑——帮助和保佑。毛姆说“阅读是一座我们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既然是“避难所”，就有保佑功能了。好的文学和诗歌中都有一个“天使”，或者说有“天使的声音”和“强烈的存在”，藏着一个里尔克意义上的“天使”：“谁，倘若我叫喊，可以从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其中一位突然把我/拉近他的心怀：在更强烈的存在之前/我将消失……”（《杜依诺哀歌·第一哀歌》）“天使”把我们拉近，进入他的“心怀”，并使“主体”消失——阅读和写作一样，都使我们摆脱“时间在场”的焦虑和困扰，使时间变成一个“不在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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