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贵
　　1938年，诗人奥登和小说家衣修伍德结伴而行，访问战时的中国。访问结束后，奥登写成组诗《在战时》，被门德尔松教授称赞为“奥登1930年代最深刻最大胆的诗作”。这组 “战时十四行”的第十八首，写的是一个“中国兵”。奥登并没有赞美中国士兵，在他的笔下，“中国兵”被战争折磨得迟钝而沉闷，像“虱子”一样无足轻重。奥登为“中国兵”看不见的牺牲赋予道德含义，尽管“中国兵”很难说富有活力，但“他”却教育了“我们”：
　　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在战时》穆旦译）
　　此处的“我们”主要指欧洲。放在世界战争的秩序中去看，“中国兵”作为象征牵扯出来的，则是中国在“二战”格局中的承担。所谓“欧洲的愧疚”，盘桓为奥登挥之不去的情绪，驱策他将中国士兵跟欧洲人的良知联系起来。奥登拥有道德反思上的自觉，寄予中国以同情，但与此同时，“中国兵”本身却是静默而被动的。随着《在战时》被翻译成汉语，加之对奥登的倾心，“中国兵”对不少诗人都产生了影响。他们纷纷着笔，关注抗战期间的士兵、农民群体，不论是“农民兵”（穆旦），抑或“草鞋兵”（杜运燮），前线参战者都成为诗人良心的镜鉴。
　　“中国兵”压稳了道德，因为战争是一系列残酷而严肃的事件，造就“文学之重”。文学的道义感提出要求，使作家和诗人严阵以待，往往难以放松下来。在战时，似乎无法想象一种轻松的诗歌。正是在此意义上，卞之琳完成于战时的二十首《慰劳信集》，就别有意味。
　　1938年8月，卞之琳同何其芳以及沙汀夫妇从西南大后方出发，一同前往延安。在延安停留几月之后，他随“抗战文艺工作团”深入太行山，在八路军七七二团团部做了一段随军的文学工作，之后又返回延安。《慰劳信集》就是他战地之旅的产物之一。这本诗集的写作具有“应召”的性质，跟1938年的“三十封慰劳信运动”有关，该运动为了鼓舞士气，给前线捎去后方的支援。为凝聚同胞之谊，慰劳信的字里行间，不乏同仇敌忾。在“慰劳信运动”的影响下，卞之琳引入书信体例和“你们/我们”的对话形式，突破了以往相对单一的抒情纬度。而且，对前线将士普遍的钦佩、鼓舞和崇敬之情感染了他。
　　“抗战文艺”多数倾心于“大场面”，相较之下，卞之琳从细节入手，层层递进，勾勒战斗的场景。考虑到《慰劳信集》本质上属于“歌颂的诗章”，如果从理念出发，就难免沦为空洞的口号，缺乏有声有色的感受。第一首《给前方的神枪手》的开头，由“小东西”启动，从一颗子弹牵引出了一幅动态的画面：
　　在你放射出一颗子弹以后，/你看得见的，如果你回过头来，/胡子动起来，老人们笑了，/酒窝深起来，孩子们笑了，/牙齿亮起来，妇女们笑了。（卞之琳《给前方的神枪手》）
　　《慰劳信集》离不开像子弹、准星、针线、草帽等小事物，它们看似微不足道，却潜藏着战斗能量，动态感和生活感的场景往往由它们带出。小中蕴大，体现了卞之琳的一贯诗学偏好，虽然他自谦“小处敏感，大处茫然”，但在《慰劳信集》中，“小处”摇身一变，成为他打开历史图景的“触发器”。这完全是另一种想象战争的方式，涉及的情绪也颇为不同。如果说奥登笔下的士兵主要是良知的参照，那么在卞之琳这里，士兵不但获得主动性，而且带动了国民百姓的情绪，洋溢着抗战的自信。值得注意的是，卞之琳的“小”不仅是与“大”相对的事物，在美学的取向上，它还跟“趣味”“风趣”“幽默”等相关，一如上引的几行诗里，“子弹”射出去的瞬间，引发的并非群情亢奋的呐喊，而恰恰是联动的笑。
　　对于趣味，卞之琳并不讳言，他喜欢闲聊、抬杠和听段子，当有人称他是“不大到家的生活趣味主义者”，他也欣然领受。比如，好友何其芳就曾不点名地提出过批评，不满于他“在文学上讲究风格和趣味”，“上馆子吃东西也老是选择又选择，觉得这也不好吃那也不好吃”。好友不免苛刻，但对他的观察基本上是准确的，卞之琳“爱讲究”，他早期诗歌简练、精巧而玲珑的“圆宝盒”诗风，本身就足以说明。确实，在趣味和对语言的讲究之间有明显的关系，风趣地说话如同“自觉的语言表演”，但尽量节省语言的媒介，追求画龙点睛的时刻，像伊格尔顿在《幽默》一书中分析的：“正如诗歌一样，风趣的话里，每个语言单位都各尽其力，抑扬顿挫，节奏共鸣，都直接决定了其力度。”
　　“客居”延安是卞之琳战地经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尽管他最终没有像何其芳留在延安，但延安见闻仍然深化了他对革命工作的理解。卞之琳被留在“鲁艺”任教三个月，在此期间，他还被聘为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编委之一。在延安，他目睹了条件的艰苦，但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延安生动活泼的氛围。延安的思想空间活跃，多种思想或重合或共存，共同致力于革命和理想的社会。卞之琳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对这点他感受深刻。
　　也是同样的环境里，诙谐、喜剧等理念在延安文艺界得到普遍的接受和分享，乃至在“鲁艺”的教学中，它们被作为写作手法而提倡。时任“鲁艺”文学教师的周立波，在课上曾一一评述过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和弗洛伊德的喜剧理论，最后，他专门提出过“我们对‘幽默’的意见”。从保留的讲稿来看，“幽默”被视为一种“健康的气质”，呼应着延安宽松乐观的氛围。讲授苏联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德》时，周立波将其总结如下：
　　（一）现实生活是美学的基础。也是笑话和诙谐的源泉。（二）太阴暗的生活，需要的生活，需要装点些欢容。（三）愉快的生活一定有笑，从容优雅，对于生活感到满意，对于缺陷有优势的对付力量。充满了爱恋或敬爱的心。如过去的英国，现在的苏联，都是产生幽默的好园地。（四）悲剧的小丑……（五）雍容，适度。无伤，康健，好性格，防止油滑，干涩，轻薄。（《周立波文艺讲稿》）
　　从种种理论中，周立波提炼出了适当的幽默论述。在“鲁艺”的教学中，幽默被视为遭遇挫折时的乐观精神。延安条件艰苦、四面临敌，革命事业也正处于建设时期，这样的精神尤为重要。卞之琳曾同周立波共事过一段时间，他在给学生讲解文学经典时，就为普遍的“轻松风格的律动”所感染。
　　当然，幽默有赖于成熟的心智，成功的关键在于拿捏适度。在周立波的讲稿中，最末一条，从“雍容，适度”到“防止油滑”，都是幽默的种种补充性条件。这都说明，幽默是“实践的智慧”，需要注意何时恰当，何时不当。作为一种限度内的欢乐，幽默考验着幽默者对时机、对象和语言的把握力，一旦失控，便有沦为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在1941年首次出版《慰劳信集》时，卞之琳想要删去其中“取材不当”“格调不高”的两首，但无奈当时书已经印出来了，直到1978年底，他编《雕虫历纪》时才将之删去淘汰。
　　总体上而言，《慰劳信集》中笑是一种“健康的气质”，洋溢着愉悦和融洽的气氛，而这样的气氛由不同岗位、不同性格，乃至不同性格的人汇合而成。跟张天翼式的讽刺不同，卞之琳的笑并非置身事外，而是带着“亲切的同情”。《慰劳信集》中的不少篇目里都能读到“同情的笑”，比如《给一位政治部主任》开始写到，主任发明“三点一直线的冲锋战术”是为了吃肉，“嘴上一块肉，筷上一块肉，/眼睛盯住了盘里另一块”，这么看，他似乎是一个好吃懒做的官员。但诗很快就告诉我们，他实际上睡眠不足，“案卷里已经跋涉了一宿”，每晚都是这样高强度的通宵工作。根据诗后的注释，“这位政治部主任也难得吃肉”，这就好像是说，由于战时物资食物的紧张，不得不苦中作乐，把吃的嗜好想象性地转化成作战部署的激情。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玩世不恭，但是放松的情绪反而反映了一种战斗的自信。在这首诗里，主任综合了牺牲精神和饮食人间的活泼相，显得可爱又可敬，一如卞之琳观察到的，“自由理想的英勇战士人情味最足，也会作出趣事，说出趣话”。
　　幽默是用来排斥还是团结，用来贬低还是沟通，关系到喜剧的伦理性质。譬如，在柏格森看来，喜剧就是目睹他人的过失与纰漏，乃至把自我的缺陷投射到他人身上，以享受片刻无忧无虑的逍遥。这样的幽默为的是贬人乐己，本质上是种“优越论”。而卞之琳的幽默，借用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的划分，可称得上是“宽恕的喜剧”。宽恕的喜剧有别于纠错的喜剧，后者是嘲笑别人，指摘和非难是为了引起哄堂大笑。“宽恕的喜剧”则是与别人一起笑，有种成熟和温柔的风趣，“淡淡的悲喜从语境和情景中自然流露”。
　　幽默的伦理性决定了它不只是文学风格，还有特别的政治意涵。八路军在前线作战时，笑就表现为“不以为苦，而反以苦制趣”的精神。据卞之琳的战地报告里记载，八路军很爱玩儿，八路军一到，村子里马上就有了球场，轻松而愉快。这样的军队面貌吸引着老百姓，不会拒人于千里，唯其如此，“他们才会轻松而愉快地创造惊天动地与可歌可泣的故事”。卞之琳在为笑和幽默辩护时，甚至援引了列宁，因为，“列宁自己也就是最有风趣的人物”。在卞之琳看来，风趣和幽默不仅不是缺点，而且是革命者身上普遍的魅力。他们发出爽朗的笑声，会跟老百姓坐在一起大谈“大后方”动向和国际局势，从前方回来的将军也会“笑话有机会与敌军周旋的赏心乐事”，“哪怕在危难中也有逸兴遄飞”。
　　这些都说明，幽默在战时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活力，而《慰劳信集》别开生面，对其进行了捕捉。在“感时忧国”文学评价和想象中，幽默之诗似乎显得不那么妥帖，尤其一提起战争和革命，我们会立刻板起面孔，而忽视了参与战争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抗战工作与适度的愉悦并不矛盾，两者更多是一种相互成全，乃至激发的辩证性关系，借用卞之琳《写给空军战士》中的诗句，就是“责任内逍遥”。今天重读《慰劳信集》，或许能引发我们思考：在残酷而压抑的环境中，我们比平时更需要风趣和笑声，幽默帮助我们克服对压抑和死亡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