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气味]

懒洋洋的夜，
　　我对遥远的玫瑰色闪电
　　毫无反应。
　　镜子的妖术还在继续——
　　有人穿着我的衣服，
　　模拟我的表情，
　　挤眉弄眼，不怀好意。
　　大雨过后，月亮出来了，
　　依然是我三岁和十七岁时
　　见过的月亮。
　　推开窗户，
　　没闻到一丝人间气息——
　　花朵，行人，理发店的香波，
　　夏日凉席上少年酸甜的汗味，
　　——十七岁！
　　哪怕是粮店里的面粉！
　　哪怕是加油站的汽油！
　　没有，什么都没有！
　　月亮！月亮！
　　谁来擦擦公马身上的汗！
　　欲望的铃铛
　　在它胸膛里尖叫！
　　我知道镜子深处
　　有人看我，笑我。
　　我的手悬在半空，
　　不知道要抓什么。

[爵士乐的黑屋子]

这是神奇的手指在单簧管和萨克斯管上滑过，
　　像蜂鸟掠过细腰和圆臀，眼泪和花岗岩——
　　这是一些人的身体
　　纠缠一个更大的身体，
　　这是只顾感官的极乐
　　风一样
　　水一样
　　向四面奔涌的肉体，
　　它让我们飞出笨拙的躯壳，
　　它让我们在飞翔中刺破悲伤。
　　他向餐桌上轻盈起舞的女孩跷大拇指，
　　他向瞳孔里有小火苗的男子点头致意，
　　他爱这软如水硬如铁的音乐，
　　他爱这抓不住的旋律，
　　这永不凝固的形状，
　　这暗蓝的光线和白色的有很多洞的烟雾。
　　他说：灯灭了。
　　他说：抱住我。
　　不知身在何处，
　　但是非常快乐。
　　旅游者、旅行社和地方管理部门的故意无视以及旅游者的默认补偿行为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低价旅游的囚徒困境○16。囚徒困境的本质是个体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对于旅游者、旅行社和地方管理部门来说，故意无视是一种理性行为——为自身利益着想，旅游者的默认补偿也是一种理性行为——修复内疚心理，弥补对方损失。但是，这种理性行为导致的结果是无序竞争和市场乱象，最终损害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2015-2016年即使在中国政府与韩国和日本产生摩擦的情况下，韩国和日本旅游市场仍然火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旅游市场乱象导致了旅游者的不信任。

[石榴岗路上的食雀馆]

餐馆外边的鸟笼里
　　那些灰鹌鹑蓝鹌鹑，
　　今天晚上，明天晚上，
　　那些被无聊驱赶到这儿
　　的食客会把它们全吃掉。
　　它们的眼睛闪着无辜的光泽——
　　眼看着一辆又一辆公交车经过，
　　没有一个人下来，救它们回家。

[一只眼球瞪着我]

天上飞机呼啸，
　　地上货车奔跑，
　　后院电锯轰鸣，
　　前门推土机怪叫，
　　高音喇叭里，过时的流行曲
　　从早到晚大声唱……
　　关掉莫扎特，
　　我听到这么多声音，
　　像下水道干涸后露出的
　　树根淤泥破电缆烂酒瓶
　　和一只瞪着我的眼球。

[我要闻闻今天究竟是什么味道]

我去买了一只灯泡，
　　我去买了一瓶老酒。
　　街上看到许多人，
　　街角看到新招牌——
　　“盲人按摩”，
　　“天使沐足”。
　　半年以后，最多一年，
　　就会把它们摘下来，
　　换上别的新招牌，
　　就像换灯泡。
　　本想待在家里，
　　把佩索阿译完，
　　但我还是溜到灰扑扑的小街上，
　　在汽车，蜜柚，和外省姑娘中穿行，
　　我要闻闻，我要好好闻闻——
　　今天究竟是什么味道。

[像一声哭喊在咏叹调里]

圆滑的时代命令我做个胆怯的人。
　　有时我想倾吐炽热的心里话，
　　我想在玻璃房子里脱光自己，
　　我听到心里一个声音——“你不能！”
　　于是我把我的恶行藏起来，
　　把浸透了蜜和胆汁的心藏起来。
　　我在玻璃房子后边走，
　　像一个裸体在浴室的雾气中，
　　像一声哭喊在高亢的咏叹调里。

[一切可以入诗的元素]

埋在地下的青铜，
　　粘在嘴角的箴言的口香糖，
　　无声电影里的爆炸，
　　一场持续十年
　　手都没碰一下的恋爱，
　　阳光照耀的卵石枯草，
　　沿着电线疯跑的雨滴，
　　一切可以入诗的元素
　　都在时间迅猛的轮辐里粉碎。

[陌 生]

到处是撕碎的红灯笼，
　　没有小桥，没有流水。
　　我在一个老头的货摊上
　　看见一个熟人的旧东西，
　　我闻到汞水的刺鼻气味，
　　我听到窗玻璃在砰砰响，
　　我看见孩子们把假胡子粘在嘴上，
　　我没找到那条通往山顶的羊肠小路——
　　我在假牌坊下坐下来，
　　等着大海般的夜色降临这一切。

[机翼上的厚雪]

初春的天气多美，
　　去往机场的路上，
　　积雪埋住房子和树，
　　像虚谷和尚的作品。
　　我在候机楼抱着行李睡着了，
　　旅行袋里的药片睡着了。
　　远方的瘟疫气息
　　侵入我的梦境。
　　“去往广州的旅客，现在开始登机。”
　　我背着虚谷的画册和板蓝根冲上去，
　　耐心等着地勤人员用高压水龙
　　冲掉机翼上的厚雪。
　　[创作谈]
　　1993年我刚到广州的时候，这座城市还有那种让人心生欢喜的慵懒气息，远不像后来那样昼夜喧嚣。那时天河还有大片空地，如今最繁华的金融街当时还是乡土气十足的城中村。在那个城中村，在出租屋宽敞的大平台上，1995年，1996年，我在那张倾斜的三合板小桌上翻译罗特克、西密克和佩索阿，也写了很多自己的作品。
　　2003年是我特别高产的一年，有时是一天，有时一连几天，都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坐在书桌前就可以写。我不太记得这样的集中喷发起于何时，受了什么刺激。或许是SARS ，或许不完全是。那年春节我回安徽老家过年，回广州前那天晚上，在南京一家酒店与朋友通电话，才知道瘟疫正在广州肆虐。我记得凌晨两三点我冲到街上，踩着半尺深的雪去买板蓝根的情景。那是被恐惧紧紧攫住的感觉。回到广州，2月13日写了一首有关疫区的诗。当时并未自觉，现在想想，也许是非典那样一种极端的情境，那种从天而降无处不在的威胁，激活了心中的情感、意象和声音。但更可能的是，“写”这个连通脑神经的腕部动作，打开了看不见的闸门。一只青蛙“扑通”一声跳进池塘，在松尾芭蕉心中引出最细微的涟漪——诗的到达经常是神秘的。
　　我相信时间已经在我们大脑芯片里埋下足够多的情感、意象、声音和气味，我相信无论是恩培多克勒还是保罗·策兰，无论是庄子还是李贺，无论是我们每天擦肩而过的这个大货车般轰响的世界还是活在典籍与民间歌谣中的无声的历史，都在给我们提词，让我们回想起我们本来记得却被日子的沥青死死覆盖的那些台词，而我们捏着鼻子逃离的世界，甚至可以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