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重拾母爱
家住陕西省白河县的万红与沙建秋是一对失独夫妻。2016年8月，万红经确诊患了宫颈癌，不得已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万红出院后向沙建秋提出离婚，希望沙建秋重组家庭，再生一个孩子。沙建秋认为，生儿育女的事基因遗传非常重要，妻子漂亮聪慧，自己高大帅气，都是优质基因，已经离世的儿子沙平之所以优秀，基因遗传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再次生育必须是两人共同的孩子。沙建秋提议，他们可以做供卵试管婴儿手术，找人代孕。
万红内心滋生了希望，她赞同丈夫的意见，并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精心调养好身体后，沙建秋和妻子去了不孕不育专科医院，冷冻胚胎由医院存放在液氮罐里面。
2018年3月下旬，沙建秋喜滋滋地告诉万红，代孕者有了着落。万红提出想与代孕者见面。沙建秋说：“代孕行当的规矩是‘双盲’，代孕方和委托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2018年4月5日，万红与沙建秋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以沙建秋的名义与中间人李婧签订《试管婴儿代孕委托协议》。协议载明：代孕的精子和卵子提供方为沙建秋指定，由李婧安排他人代孕，并注明怀孕方式为供卵试管婴儿代孕。
探望孩子受阻
然而，万红渐渐发现，丈夫沙建秋不怎么愿意提及代孕的进展情况。她几次追问，沙建秋都以联系不上中间人李婧搪塞。一次，沙建秋被问急了，脱口而出：“生不生得出来还不知道呢。”沙建秋对万红的态度越来越差。2019年3月22日，沙建秋年满53岁。万红备了酒菜为丈夫庆生，沙建秋却彻夜未归。第二天见面时，万红问沙建秋昨晚去了哪里，沙建秋却说“没什么好解释的”。万红怒怼道：“你嫌弃我就明说，不想过就离婚，用不着冷暴力。”沙建秋回道：“是你主动要离婚的，不要怪我。”
随后，两人去办离婚手续。签订离婚协议时，沙建秋附加了一条，女方不得干涉男方通过人工技术生儿育女，当时万红气昏了头，二话没说就签了字。
办了离婚手续后，万红心生后悔，但想着如果前夫生了孩子，毕竟是自己提供的卵子，他没有理由不认账。
2019年5月中旬，万红打听到，沙建秋不久前生了儿子。于是，万红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童装前去探视。沙建秋告知孩子取名沙洋，由保姆照顾。眼前的宝宝神似已故的儿子沙平，万红的眼泪夺眶而出。
万红提出：“我可以办病退，过来照顾咱们的儿子。”沙建秋当即变脸说：“儿子是我的，跟你没关系。”万红争辩道：“卵子是我的，我就是生母。儿子要健康成长，不能缺失母爱。”沙建秋却说正在给孩子物色母亲，让万红不要再来了。
2020年8月，万红向白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母亲的身份主张变更抚养关系。庭审期间，沙建秋承认，代孕所需精子由其提供、所需卵子从万红体内提取，并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形成冷冻胚胎，由中间人委托第三方代孕。至于代孕者是谁，两人均不知晓。
鉴于沙洋自出生起，都由沙建秋抚养，孩子尚且年幼，轻易改变幼童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婴幼儿健康成长。同时，万红的生母身份还需要进行确认，法院驳回了万红的诉讼请求。
确认亲子关系
2021年5月26日，万红再次起诉，要求通过鉴定方式确认其与沙洋的亲子关系。6月25日，鉴定机构出具了报告，万红确系沙洋的生物学母亲。法庭上，万红诉称，她确属沙洋的生物学母亲，应享有相关权利。
沙建秋答辩说，万红虽然是试管婴儿的供卵者，但在亲子关系中，我国法律以“分娩者为母”为原则。沙洋并非万红经过十月怀胎而分娩生产，因此，万红并非沙洋在法律意义上的生母。同时，双方在协商离婚的过程中，已明确约定离婚后男方通过试管婴儿进行生育，女方不得干涉，这意味着万红已经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
法院经审理认为，“分娩者为母”虽符合传统习俗及伦理观念，也与目前国家对代孕的禁止立场相吻合，但根据“人民法院不得拒绝裁判”的原则，万红与沙建秋代孕生子已成既定事实，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该事实，并在法律框架内合理解决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同时，代孕者仅按照代孕方的安排完成代孕行为，没有抚养孩子的意愿和要求，加之其身份不明，确认万红与沙洋存在亲子关系不会引起伦理道德方面的冲突。
虽然双方的离婚协议明确约定，女方不得干涉男方通过试管婴儿进行生育的行为。但由于此项约定涉及身份关系，应受到严格限制。即便在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亦有立法进行规制，因此，双方的约定不发生法律效力。
白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万红系沙洋的生物学母亲，双方存在亲子关系。宣判后，沙建秋没有上诉。万红依据生效判决再次主张变更抚养关系，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万红每周末前往沙建秋的住处探视儿子。2022年8月，该案作为当地的法治典型案例公开发布。
【以案说法】儿童利益最大化才是“为了孩子好”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亲子关系的认定规则尚未作出具体规定。传统意义上，确认亲子关系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分娩事实建立，即遵循“分娩者为母”的原则；二是通过同意建立，即在法律明确规定下，根据双方意愿确定，如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等。但是随着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人类得以利用人工方法进行生育，包括人工体内授精、胚胎移植（俗称试管婴儿）、代孕三种，人工体内授精和胚胎移植在我国已得到认可。
代孕是将怀孕分娩环节从不孕夫妻中的女方转移到其他女性身上，从而背离了“分娩者为母”的原则以及由此建立的法律制度，因而不为我国法律所认可。但是，在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中，儿童利益最大化是根本原则，本案的判决经过情与法的考量，最终以此为认定标准，彰显了司法的温度。
莫愁 2022年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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