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全伟

　　

　　刘伯承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他对待工作的态度一向认真细致，反对粗枝大叶。在战争年代，人们都称赞他是常胜将军，聪明过人，他却说：“我并没有过人之处，唯细心尔。”

常胜取决于细致

1938 年3 月，被日军誉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典型游击战术”的神头岭一仗，在地形的选择上，就充分体现了刘伯承的周密细致。当时，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九师进攻东阳关至潞城一线的敌人。刘伯承经过深思熟虑，打算袭击黎城，吸引潞城和涉县的敌人出援，在神头村附近予以伏击。

　　考虑成熟后，刘伯承立刻把参谋处处长李达和有关参谋找来，讲了他的方案。神头村是潞城东北20余里外的一个小山村，周围冈峦起伏。从地图上看，神头岭确实是个伏击的好地方——村子依坡而建，一条公路从村西的神头岭下穿过，把伏击部队摆在岭上，居高临下，确实很便利。

　　“地形是很理想，可这里的地形到底谁看过？三个团的兵力如何来部署？”刘伯承凝视着地图上的圈圈点点，皱着双眉自语，“不行！还是到现场勘察一下再下决心。”于是，他带领李达等人一起去看地形。到了神头岭，他们发现公路并不在岭下，而是在岭上。刘伯承不禁长叹一声：“粗枝大叶可要害死人哪！”神头岭确切地说应称为山梁，光秃秃的只有一二百米宽，公路在中间蜿蜒而过，路面比两旁的土坎略低，离公路不远，有过去国民党军队修的一些工事。猛一看，这里地形很难埋伏大部队。一位参谋据此认为这个山梁狭窄崎岖，不便于部队展开，其他人有的反对，有的附和。刘伯承没有表态，而是围着山梁绕了一圈，认真察看了四周的山峰、沟壑和道路。回到原地，他决然地说：“我的意见是原计划不变。”他从一反常态、出敌不意和敌我双方战场选择的利弊等方面入情入理地进行了分析，大家听后都心悦诚服，设伏神头岭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了。

　　战斗胜利结束后，很多指战员感慨地说：“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刘师长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神乎其神。刘师长之所以能神机妙算，就在于他完全弄清了任务、敌情、我情、地点和时间这‘五行’。”

打仗不能马虎

为了使部属明确自己的任务，刘伯承对将要发出的战役、战斗命令总是逐字逐句地推敲，绝不贸然下笔。有时，他躺下准备睡觉了，还在考虑刚写过的电文是不是有不确切的地方，一旦察觉有不确切之处，就翻身起床，叫值班参谋取回电报，重新修改。有人和他开玩笑说：“瞧你这样咬文嚼字，头发白得更快了。”刘伯承说：“打仗可不能马虎，一字之差也会死很多同志，甚至影响整个战斗的成败。”布置任务力求正确、明了，这是弄清任务的一个方面，而接受任务的部队对任务的执行和理解是弄清任务的另一个方面。

　　刘伯承经常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来说明任务的表达和理解上存在差别的可能性，从而告诫大家检查督促的重要性：当时，根据地有个二分区被敌人包围了，指挥员黄某是个文盲，不会写“包围”二字，只好画了一个圈、一个人头和一把刀。刘伯承看后，费了好大的劲才理解了其中的意思，马上派出部队解了围。他要司令部参谋人员养成一个习惯：命令、指示发出后，要检查有关部队接到命令的时间以及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情况，甚至对于战斗计划，从拟制、下发到部队执行的全过程都要求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有落实、有报告，一旦发现问题，立即纠正。

事无巨细过脑入心

1949年夏秋，第二野战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进军大西南。一天，从机要处陆续送来了各兵团进军的战报，司令部作战参谋焦立中将部队所到达的位置和时间以要图的形式一一标示出来。由于第三兵团先头部队所抵达的乌江边那一带的渡场比较多，地名大体相似，焦立中手持战报、眼盯地图反复查找，但始终在作战地图上找不到地点，更无法在要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他只好向刘伯承如实报告：“我没有在地图上找到三兵团先头部队抵达的那个渡场的位置，没敢标上，怕不准确。”

　　刘伯承听后，戴上眼镜，首先查阅各兵团报来的战报，继而看焦立中汇总的标示要图。看了一会儿，他把眼镜摘下来，靠在椅子上，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他和缓地说：“小焦，你再去地图边，从彭水向南至沿河那一段的乌江两岸找那个渡场，看有没有这个地点。”焦立中遵照刘伯承的提示，没多大工夫就找到了小渡场磨寨，然后红着脸回到桌边，在要图上工整地填上了磨寨的准确位置。这时，刘伯承重新戴上眼镜，将焦立中新标示的要图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后对焦立中说：“当年红军长征时，咱们红军的一个部队也是在这个小小的渡场过的乌江，至今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焦立中不由得感叹：“我们刘司令员对一个小小的地名，过了那么长的时间，还记得这么清楚。一个小地名没有标出来，他也不放过。”

　　刘伯承在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时，对于基本教材，他总是亲自抓翻译、校对、编写、出版各个环节。他再三强调：必须要认真细致、精益求精，对基本的东西，不能有一个字的差错，错了，会“以讹传讹”，后患无穷。1953年，刘伯承利用在大连休假的时间，校对新的野战条令，在20余万字的铅印本子上修改了3遍。因为样本上的字排得太密，他只好拿着放大镜改写。第一遍用墨汁改写，第二遍用毛笔蘸着蓝墨水改写，第三遍用毛笔蘸着红墨水改写，三改定稿，以红色为准。最终，约20万字的一本书，做到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差错。

　　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

　　莫愁 2022年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