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东南大学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1925年的毕业证书，它见证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毕业证书的主人叫张佩英。

　　1899年，张佩英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4岁陪哥哥读私塾时，她读的是《女儿经》《女儿孝》，从小就被灌输“三从四德”。转眼，兄弟们都上了小学，而她只能留在家里做针线、学女红。听到兄弟们唱着教育家沈心工编的歌曲“一个小球圆滚滚……”，她心里既羡慕又不服气，求学之心更加迫切。

　　11岁时，邻居家一个18岁的女子想去女贫民院当保姆，以便借机读书谋生，约张佩英一起去参观。看到对方报了名，张佩英读书的冲动又涌上心头，她谎称自己是孤儿，也请求报名。

　　谎说完了，她才知道院方是要调查核实的。怕父母责罚，受到惊吓的张佩英发了高烧。幸好父母看她读书心切，生出怜惜之心。那年秋天，张佩英如愿走进基督教会办的清心女子高小。

　　张佩英非常珍惜机会，一直勤奋苦读。一年后，校长对她父亲说：“这孩子很聪明，不要早早替她攀亲，让她读书去!”

　　“女孩子花这么多钱读书，出嫁仍要赔一副妆奁！”母亲虽然抱怨，却没有阻止张佩英读书。可是囿于传统思想，父母还是给她定了亲。

　　中学时，张佩英顺利升入上海晏摩氏女中。在这里，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毕业后留校任教。

　　“五四”的风吹来，张佩英带领学生走出校门参加活动，各地代表的谈吐令她眼界大开。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张佩英如饥似渴地阅读，并如愿见到了陈独秀、茅盾等人。她开始宣传女性独立，却因为“过激”而被学校开除。

　　在陈独秀多次鼓励下，张佩英决定投考大学。可那时，没有国立女子大学，各地代表纷纷为她出谋划策，听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风浓厚，他们决定向南京要求“开女禁”。

　　收到张佩英的申请，加之南京学生代表积极推动，1919年12月，南高师教务主任陶行知在校务会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法案》。他说：“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女子几无上进之路。大学不许男女同学，更是毫无道理！”

　　虽然此举引得舆论哗然，但幸运的是，“开女禁”得到了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的支持。1920年4月，南高师排除万难，通过了“兼收女生”的提案。

　　1920年夏天，张佩英从投考的100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被正式录取的8名女生之一。录取名单在《时事新报》上刊出后，她写信给家里，要求解除婚约，决心“为妇女争先”，做敢开风气之先的一分子。1922年，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正式明确了女子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大学毕业后，张佩英投身教育事业，后来改名为张蓓蘅。在为妇女鸣不平的道路上，她结识了被孙中山赞赏过的邵禹襄，二人于1927年结为连理。

　　抗战爆发后，张佩英辗转大后方教学，在学生眼里，她课上得好，琴弹得好，风度翩翩，谈吐不俗，被学生亲切地称为“Madame”。

　　青春几何，鸣声不歇。回顾人生时，张佩英称自己有“四幸”，其中最幸运的，就是成为第一批进入国立大学的女生。而有思想，敢抗争，则注定了她的幸运。

　　莫愁 2020年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