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聪

　　下午上课前，我走在校园。谢老师告诉我说：“你班有个学生不知怎么了，一直站在综合楼前的桥上哭，都半个多小时了。”顺着谢老师手指的方向，我远远看去，有个小男孩站在栏杆边。

　　我加快脚步走到他身边，是陈山景。他紧紧地贴着桥栏杆，双臂抱着一旁的石柱，低声抽噎着。初春的风，依然裹着丝丝寒意，他的脸蛋被风吹得通红。

　　“和同学吵架了，是吗？”我俯身轻问。经我这么一问，他压抑着的哭声一下释放出来，听上去非常伤心。

　　“是不是哪位同学欺负你了？要不先跟杨老师去办公室，再慢慢地告诉杨老师……”

　　他继续抽抽搭搭地哭，并不回复我。

　　“这儿风还不小呢，吹久了会感冒的。”我一边说，一边拉他的手臂，他反倒把石柱搂得更紧了。

　　我蹲下来看着他说：“你这么伤心，杨老师很想帮你，可是你什么都不说，杨老师怎么帮你呢？这里风这么大，你站在这里肯定不好受，干嘛自己折磨自己呢。”

　　山景还是自顾哭着。我又换了个角度说：“山景，杨老师不是常在课堂上讲吗，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可能被欺负，受委屈。我们可以哭，可以难受，但是我们更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样才不会一直陷在伤心里……”

　　我边说边观察山景的情绪变化，他依然无动于衷。我改变了口气，说：“你一直站在这里有什么用？就算站到放学，事情能解决吗？”我一边说，一边把他一只手臂从石柱上拉开，他条件反射地用另一只手紧抱着，我又拉开，他双手十指又像耙子一样顽强地勾住石柱，我又一一掰开他的手指，顺势把他提了起来。这一下，他终于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他的哭声更大了，我没有松手，继续半提半推着他向二楼办公室走去。他的哭声终究没有再大起来，跟我上了楼。

　　其实，我在强行拉他走时，有些担心他会“爆发”式地躺倒在地大哭。现在看来，我之前讲的那些话，的确起了安抚和铺垫作用，至少让他明白，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他着想，并非因为他“不听话”而施展“师道尊严”的权威。

　　在这个环节，我还有一层考虑：对待学生，教师要根据实际情况“软硬兼施”。像山景这样才八九岁的孩子，毕竟还属于不懂事的年龄，虽然我们要像尊重大人一样尊重孩子，但很多时候更应该还原他们小孩子的本真面目。

　　到了办公室，我让山景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倒了杯温水放到他面前。我坐在旁边，整理手里的课件。不知不觉，山景哭声渐小了，神情依然沮丧。我调整位置坐到他面前，俯身等他开口。过了两三分钟，他终于说话了：“他……嗯嗯，他推我……嗯……我……”声音含含糊糊，少数字音从口中蹦出来，多数却陷在鼻子里没了踪影，让我很难“联系上下文”听懂他的意思。

　　“他……他是……我嗯……”虽然声音大了起来，但他吐出的每一个字依然在嘴里转圈似的挣扎。我只好问他：“你当时和谁一起玩的呢？”他低着头，没吭声。这时上课铃声响了，我让他在办公室里坐着，我先去上课。

　　离下课还有几分钟，我在班里经过简单询问，就找到了让山景坚守桥头哭泣的“元凶”——何彬彬。我问彬彬事情起因，原来是两人在玩丢纸球的过程中，山景把小石子丢在彬彬的脖子上，彬彬顺手推倒了山景。

　　我带彬彬进办公室，让他坐在山景的侧面。“你们各自说说，自己哪里做得不对。”

　　彬彬马上说：“我不该推他。”

　　“山景，你呢？”

　　山景垂下眼帘，有些激动地说：“他，他……那……我……”还是说不清，神色已经有些放松了。

　　接着我又找来冲突的“目击证人”——班里另外四名学生，我让他们再次叙述事情全部过程。这么做，除了让山景看到我对他的重视和关注，更主要是让山景认识到，两人的冲突，他并非完全是“受害者”，彬彬同样受到了“侵犯”。

　　不过我是这么说的：“杨老师在想，假如山景的小石子扔伤了彬彬，比如不小心把他的眼睛扔坏了，或者扔的是大石块，把彬彬砸得头破血流，那问题可就大了……”我说着，双手抚摸他俩的脑袋，“幸好你们现在都没事哟！”

　　此时，山景脸上的表情起了变化，委屈和愤怒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愧疚。我扶着山景和彬彬的肩膀说：“你们互相说声对不起，握握手，好不好？”

　　彬彬立刻伸出手说：“山景，对不起……”山景犹豫了一下，也伸出手来，轻声说：“没关系，我……也对不起！”

　　我用双手掌心一上一下按住他俩的双手，笑着说：“我也加入，你们的小手暖暖的。呀！你俩之间的‘电流’电到我了！”他俩都笑了。

　　“可以回教室上课了吗？”我问，两人直点头，随后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脚步轻快地跑出了办公室。

　　莫愁 2018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