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创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挂钩

　　○刘创

　　

偷看那男孩，成了每天必修课

1911年4月，不到20岁的茨维塔耶娃宣布退学，然后就独自一声不响地跑到了黑海之滨的古尔索夫，一个很适合写诗的海边度假胜地。

　　她的母亲是个音乐家，一直希望她走音乐的路，甚至在家里摆了好几架钢琴。父亲则出身书香门第，也希望她按部就班地上学、求职或结婚生子。一个女孩子瞎折腾什么？

　　茨维塔耶娃却要写诗。沃罗欣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曾把茨维塔耶娃的诗夸到了天上。那时候，她已经出版了一本诗集，虽然没有引起什么大的轰动，但是天底下，哪个女孩的心里不曾编织过一个五彩的文艺梦？

　　古尔索夫是沃罗欣父母的居住地。这里的海水、天空治愈了少女的浮躁，让茨维塔耶娃浑身上下都充满年轻的诗意和激情。每天早早的，她就会跑到海滩上，把五彩斑斓的石子排成各种形状，端详着那些美丽的形状，一个个美好句子就会涌泉一样，从脑子里冒出来。

　　海天、美景、诗情画意，都适合怀春少女的心境。她发现每天唯一比她还早的，是一个有着蓝色眼睛的男孩，白皙的皮肤，瘦弱的身板，淡漠地望着海面，安静得像一尊雕像。时不时，他会掏出小本子，写上点什么。她偷偷瞄过，居然这男孩也写诗，且写得很不错。

　　偷偷看这男孩，成了每天必修课。有时，浪漫的她甚至想，如果这男孩主动向她问好，“我就不妨嫁给他”。

　　这天真想法居然实现了。一天，男孩向她走过来，摊开手，露出握在手心的一块小石头。“我叫谢尔盖·埃夫隆，17岁，还没毕业。我来这里治疗肺结核。”

　　“看样子你是个写诗的。”

　　“学校的生活实在枯燥，借着养病的空闲，我正准备出第二本诗集。”

　　茨维塔耶娃笑了，“我也出过一本诗集。”

战争年代的花，一个吻都得不到

以茨维塔耶娃父亲的眼光看来，埃夫隆显然不适合进入自己的家庭。他有“双重污点”：既是犹太人，又有肺结核。他的父辈又是顽固的革命分子，身败名裂，一贫如洗。

　　但爱情来了，谁也挡不住。1912年1月27日婚礼如期举行，茨维塔耶娃的父亲没请任何亲友参加，新娘新郎却满面春风，毫不在意。

　　1912年还有两件大事，其一是茨维塔耶娃的新诗集《神灯》出版了，名字取自著名的阿拉伯故事。就像诗集的名字，她期待自己的婚姻是一个奇迹。很多人把她的新诗批得一无是处，甚至用了“死气沉沉”类的字眼。她显然不在意，“我的生活正花枝招展。我最好的作品不在诗集里，而在肚子里。”不久，她的女儿阿利娅出生了。这是第二件大事。

　　茨维塔耶娃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每天吻个没够。让她倾心投入的，还有对丈夫的照料关怀，他面色苍白体弱多病。

　　女儿、丈夫、诗，人生有这三件东西，似乎足够美好。第二年，她的第三本诗集又出版了。此时，她父亲去世了，她的生命，自此全部以孩子和丈夫为落脚点。她给了丈夫绝对自由，从不干涉他的事，包括他连招呼都不打就报名参军。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名字来自俄语Tsvetok，意为“花”，但花朵开在战争年代显然是悲哀。丈夫音信皆无时，她就拼命写诗，题材五花八门，时而歌颂祖国，时而感叹命运，当然也少不了爱情和思念、孤独和死亡。

　　她把首饰都卖了，劈木头洗衣服削土豆皮，一心等待丈夫回来。内战中的莫斯科，连最基础的生活条件都无法满足，谁还有闲情逸致去读诗？茨维塔耶娃的诗换不来一碗土豆泥。唯一的亮色，是对丈夫的期盼，她发誓，如果他还活着，“就像小狗一样跟着他”。

　　贫困中，迫不得已，她把小女儿送进儿童寄养所，指望着在那里能吃得好些。没想到因为营养不良，小女儿不久就死了。顾不上悲痛，她不得不赶去教堂，朗读赞美诗，以换回几个硬币。丈夫还是没音信，她能得到的消息只有每天报上报导又死了多少人，又一个万人坑被填满，没有十字架，也没有碑文。

跟着爱人，她越来越迷失于命运

1921年，作家爱伦堡给茨维塔耶娃带来一个好消息，埃夫隆还活着，在布拉格。当晚她就决定去找丈夫。日记本上，她激动地写道：

　　天上飞下来一只百灵鸟

　　它给我扔下来一个消息

　　你还活着，在大海的彼岸

　　你不在这里，在乌云的外面

　　火车靠站，茨维塔耶娃拎着行李，呼吸了第一口来自异国的空气。远处，熟悉的身影跑来，扬着手喊她的名字。埃夫隆28岁了，依然苍白，病体未愈，但能活着，已经是最美好的事了。

　　茨维塔耶娃和丈夫去了德国，她受到当地文学界空前的喜爱，一连出版了两本诗集。

　　埃夫隆几乎每天天一亮就出门。为打发时间，茨维塔耶娃就去离家不远的野地里看鸟，然后赶回家做饭，摆好碗筷，写诗，空想。

　　诗集《职业》让她再次成为著名诗人，同时她生下一个男孩。幸福再次来临。

　　可埃夫隆在政治取向上有了问题。一家人不得不离开德国，前往巴黎。

　　埃夫隆的诗里又久违地出现了爱情，她敏感地发现了婚外情，埃夫隆的解释只有一句，“那是空虚的需要。”

　　“可你除了诗还有政治，而我，只有你。你连我最后一点依靠都要剥夺。”

　　埃夫隆不说话，他已经几个月不回家了。她以回俄国相威胁，丈夫也置若罔闻。他不申辩不交流，连一个问候都没有。

　　在巴黎，埃夫隆背着妻子，为苏联秘密警察工作。虽然他对现在的俄国究竟什么样，根本没有亲身经验。

　　茨维塔耶娃自认是人文主义者，一切以人为本。埃夫隆却为某种主义疯狂，他希望祖国获得新生，将全部精神都寄托在这上面。因为他的政治取向，各家报社越来越不愿采用茨维塔耶娃的稿件，身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少。

　　除了一支生花妙笔，很多家庭妇女能用来换钱的技能，茨维塔耶娃都不会。她已经弄不懂该怎么走下去了，那就忘掉祖国，忘掉政治，忘掉未付的房租，也忘掉家务活和病歪歪的丈夫吧，似乎只有写作，才能让她感觉自由。

人世大乱，渴望维系安全的挂钩

世界已经大乱，希特勒、坦克、军国主义，这一切与诗毫不沾边。最终，茨维塔耶娃连丈夫也找不到了。

　　埃夫隆接到一个任务，去暗杀某人。随后一个名叫赖斯的俄国间谍死于其住所。这无疑是政治谋杀。1937年10月22日，法国警方搜查了埃夫隆的办公室。埃夫隆在几分钟前仓皇出逃，返回了莫斯科。

　　这一下，所有人都离茨维塔耶娃远远的，谁也不肯与政治犯有瓜葛。1939年5月13日，她的日记中写道：“日子过得不好，很紧。8角钱，两个鸡蛋，一块排骨，一把大米。儿子很能吃，可我收在抽屉里的几百首诗，没有一家报纸肯采用——他们宁可印广告。”

　　再也无法坚持，四个月后，茨维塔耶娃也回到了莫斯科。埃夫隆还是病歪歪的，稍累一点就感冒咳嗽，三天两头发烧，眼神里永远带着惊恐。

　　不止丈夫，全世界都惊恐着，病着。

　　回来后不到一个月，大女儿被抓走了，没人知道是什么罪名，也没人知道她被关押在哪里。十天之后，警察再次出现，这次逮捕令上是埃夫隆的名字。茨维塔耶娃在丈夫胸口划了个十字，凄惶地问：“我该向上帝祈祷，还是圣母玛利亚？”埃夫隆苦笑，没有回答。

　　女儿、丈夫人间蒸发，像她无人问津、被锁在抽屉里的诗，没有任何人再看到或是听到。

　　“一切都那么丑陋那么可怕，我想找一个挂钩，但我没找到。这是怎样的世界啊？我好像越来越无力和弱小。好像羊群，每过一次篱笆都要掉一些毛，到头来，什么都没了。”茨维塔耶娃深切感到飘零于世的恐惧，没有什么，可以维系她的安全感。没有挂钩，可以将她拉住，脚踏坚实大地。

　　1941年8月的最后一天，莫斯科整天都被轰炸机的轰鸣声包围。茨维塔耶娃坐下来写信，给丈夫，给女儿，虽然她不知将信往何处投递。每封信都不长，最后一句都是“我害怕这一切”。

　　她住的木头房子天棚上有一个挂钩，只是一个被敲弯了的钉子，但是很结实。她留意它好久了。绳子不缺，挂上就是。小窗正对着外面街道。她用破旧的塑料布把窗子遮起来，“一切就绪，勇敢点，别怕。”

　　茨维塔耶娃给儿子留下的遗言是：“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已陷入了绝境。”

　　一生追求心灵之爱，偏偏得到的爱如此之少。她最终结束了自己的悲剧人生，诗篇却不朽。至今，她都被认为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编辑 赵莹zhaoyingno.1@163.com）

　　莫愁 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