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零

　　我们家族历来有迁徙的传统，从我曾祖那一辈起，就不断有族人从浙江台州的祖居地，往广东、广西、云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流动，因为我们家族的男性，血液里涌动的，全是劫富济贫、桃园结义、苟富贵无相忘之类很低级的江湖义气，说好听点，是义薄云天，是早年间所谓的“壮士”和“义士”，说难听点，就是一傻逼和二愣子，做梦都想着兼济天下。这些年家族壮大了，也修了家谱，我仔细翻阅家谱的时候，目光停留在了同族的我爷爷辈的那一栏里一个叫“朱信华”的名字后面，他这一支，就到他为止，没有后人了，别的爷爷后面都是枝繁叶茂，朱信华的后面，一片光洁，干干净净。

　　家族里没几个人能说清楚朱信华这一支的事情，唯一能提供一点信息的老人说，朱信华父亲那一辈就去了广东，听说是在钦州落的脚，娶妻生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钦州划给了广西，那一支朱家人，也就失去联系啰。

　　我的眼睛停留在“朱信华”这三个字上，脑子里转得飞快，总觉得这个名字在哪儿见过，但又不能肯定。直到前几年，单位组织去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看到了刘永福的大幅照片出现在现场，我猛然想起有一年我去越南的老街省参加一个关于中法战争的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的主角就是刘永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越两国对刘永福的定位一直不是很清晰，除了“晚清抗法名将”这个定位没有异议外，其他的，还都是七嘴八舌，争论不休。看完“复兴之路”大型展览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们国家早就肯定了刘永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了，想起来了，我就是在老街开会的会议资料上，第一次看到了“朱信华”这三个字，只是当时心里只有刘永福，对于“朱信华”的印象，也仅仅是一个“都姓朱，还是家门”这么一个表浅的层面，哪知道这同一个名字，居然出现在我的家谱上。

　　是同一个人吗？我开始沉迷于我的家谱，开始穿梭于台州、钦州、防城、文山州、河口及越南的老街。没有谁对自己家谱里的故事无动于衷，尤其当你的家谱与一个国家的动荡岁月、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这些年我深陷其中，每天都与朱信华同甘苦，共患难，幸福着他的幸福，心痛着他的心痛。经过几年的走访、资料收集和整理，我仿佛回到了晚清，回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回到了光绪年间和中华民国。

　　其实咸丰年间的事儿，离今天也不过一百多年，我七爷去世，也才几十年。他年轻的时候过于奔波，仗打得太多，身上刀伤枪伤太多，导致他生年不满百，勉勉强强活到九十多岁，如果他还能再坚持两年的话，也能称为百岁老人了，但他自己说，够了，这辈子我已经赚大了，想想二哥，他才活到八十岁。

　　我七爷口中的二哥，可不是我的二爷，他是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他口里的二哥，是刘二，也就是刘永福：他跟了一辈子的兄长。

　　我七爷是独子，大名叫朱信华，小名叫七哥，至于为什么叫七哥，只有他的父母知道缘由了，也许是叫棋哥也不一定，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文化人，没有文字记载是哪两个字，大家平日里都叫他朱七。后来加入了农民武装队伍，跟随刘永福南征北战，比他年纪大的，就叫他老七，或者直接叫朱七，比他年纪小的，就叫他七哥，他的大名，渐渐地就被人遗忘了，他后来被人再一次提起大名的时候，是在他的葬礼上。叫他七爷的，大都是他跟随刘永福在中国台湾打日本回来以后的事儿了。

　　要别人管你叫爷，那也得要有相当资历的。

　　1843年农历正月初十我七爷出生于广西上思州平福新圩七甲村，父辈从浙江台州临海迁徙而来，祖上世代务农，也就是说，我们的祖上是世代务农的。我七爷出生那年刘永福他们家已经搬来隔壁村两年了，那时村子人少，每村也就十多二十戶人家，1837年农历九月十一日刘永福出生于广东钦州古森峒小峰乡，现在的行政区划，已经是属于广西防城了，他比我七爷年长六岁。那时候的刘永福还不叫刘永福，叫刘义，他姓刘，名义，字渊亭，也叫刘二，因为他在家行二，所以后来大家都叫他二哥，永福，是他到越南以后改的名字。

　　刘永福家之所以要搬来上思平福，跟我七爷做了邻居，听说是因为他父亲和叔叔，原来在老家是蒸酒卖的，但是老家人多地少，粮食连糊口都不够，更别说是蒸酒了。两兄弟实在穷，在老家混不下去，才搬来这边堂兄弟家落脚的。他堂兄弟家的老房子离我七爷家不远，刘永福他们一家搬来以后，就一直暂住在堂兄弟的老屋里。他的父亲叫刘以来，叔叔叫刘以定。以来到了四十岁才结婚，娶邻村陈氏为妻，陈氏丧夫，带着一个儿子嫁过来，四十二岁才有了刘二。叔叔以定后来娶妻姚氏，不幸的是三年后姚氏病亡，膝下无儿无女。搬过来以后兄弟俩仍然蒸酒卖，平日里兼着给地主家做些长短工，过得仍然是穷困潦倒，捉襟见肘。

　　好景不长，几年间，刘二的父母亲和叔叔全都去世了。

　　咸丰七年，刘二转眼间，就二十岁了，我的七爷，也一十有四了。这一年乱长毛，在两广地区尤盛，都是打着“反清复汉”的旗号。刘二兄弟俩，每天早晨都是在“同去、同去”的叫嚣声中醒来的。时间一长，刘二也不禁感叹：“大丈夫不能为数百万生灵造福，已觉可羞。况日夕啖稀粥以充饥，尚不能继，又焉可郁郁久居此乎！吾当出而相机作事耳！”只有我七爷知道真相，刘二想出来做事，还真不是要为数百万生灵造福，每天连粥都喝不饱，填饱肚子才是要紧事。所以当刘二问我七爷要不要一起出来做点事，一起去投长毛时，我的七爷有点犹豫，因为他才十四岁，他的父母还不放心他出去闯世界。当刘二与乡人邓阿富、曾阿已、凌阿文、李哥利及同母异父的哥哥李保哥相约前往迁隆州投奔长毛头目郑三时，我七爷只能眼巴巴看着他们五更造饭，半饱而行。行前刘二附着我七爷的耳朵说“老七你等着我，我有肉吃了就回来接你”，场面多少显得有点悲壮，似乎都有点生离死别的氛围了。我七爷文化少，他说不出豪迈的临别之言，他只是隐隐觉得鼻子一酸，赶紧转过脸去，省得丢人现眼。

　　还没到迁隆，邓阿富、曾阿已、凌阿文三个人就因为各种原因半道散去了，你说要去闹个革命吧，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成功的，其间的各种因素和不确定性，多了去了。最后找到郑三的时候，只剩下刘二兄弟和李哥利三个人了。刘二投奔郑三也是有原因的，这个郑三是钦州那良人，跟刘二父亲那一辈不仅是老乡，还有一点点交情，郑三到迁隆已经十多年了，打下了不错的基础，现在的队伍有一百多人，再加上胞弟郑四、郑五和郑晚，在当地影响力还不小。刘二三人就投了郑三，可好景也不长，两个月后，刘二的哥哥李保哥就因病去世了。

　　又过一年，咸丰八年，吴元清在帘罗称王，帘罗在当时的南宁府宣化州，建立了延龄国，自封国主，下面封了王侯将相，以及将军、都统、副都统一大堆。当时郑三的队伍隶属于副都统吴二，于是刘二就跟着郑三，郑三跟着吴二，吴二跟着吴元清，吴元清说打哪儿就打哪儿，说打谁就打谁，说谁是自己人谁就是自己人，说谁是敌人谁就是敌人。再加上每个地方都各自为政，互相不服管辖，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儿戏般大动干戈。今天张三跟李四和好，一起去打王麻子，明天李四就可能和王麻子一道，反过来去打张三，反正就是，全乱套了。当时黎刀众拉了一千多人的队伍，盘踞在思明，赵大、赵晚拉了三千队伍，盘踞在宁明，宋明庆号称有数万的人马，盘踞在下思海湾一带，巫必灵率数千人，占据上思。就这样这几拨人你来我往，打了两年多，其间你死我活，分分合合，一切都是为了钱财，互相砍杀，死了不少无辜的百姓。

　　郑三见世风变更，兵荒马乱，世界变得越发离奇，预感到要出大事情，便带上郑五及家小，离开之前盘踞的福禄村，去了二十余里地外的上田村躲避暂住，李哥利及郑三的老表黄大也带着家小，一起前往上田村。留下郑四、郑晚和刘二带领三十多人，坚守福禄村。巫必灵一看福禄村人马空虚，有利可图，便勾结村民，里应外合，于半夜里杀进村子，郑四、郑晚于当晚死于乱阵之中，其余兵丁，也被砍瓜切菜般，杀死在村子的各个角落，唯有刘二仗着武艺高强，杀死几个围追的人后，跳出包围圈，躲到村外的树林里。

　　哪知天刚亮，刘二便被巫必灵的人马团团包围，众人手执长短枪械，逐渐缩小包围圈，他们见只有刘二一个人，便想生擒刘二。只见刘二一手执棍，对着逼近的几个领头的人，左右横扫，棍打连片，瞬间扫翻几人，又接着刀劈连环，只听见几声惨叫，又砍翻了三五人。在众人吓得往后躲避的间隙，刘二踩着两具尸体，跳出包围圈，向山腰跑去。等到渐渐看不见追兵了，刘二才发现自己的小腿肚子和后背皆已受伤，忍痛向上田村方向走了十多里地，遇上了出来探听消息的李哥利几个人，这才得以安全回到郑三寄寓的营地。此时，郑三的队伍也早已弹尽粮绝，每天只能勉强喝上两顿稀粥，刘二想看病的钱都没有，只能是靠李哥利几个兄弟去山上采些草药。就这样肚子又饿，腿伤背伤又痛，行动又不便，只能是躺在床上熬日子，两个多月后，伤口才算痊愈。这是刘二自出生以来，第一次度过最难熬的一段时光。这一年，刘二二十三岁。

　　刘二伤好了以后，身无分文，全身上下，仅有身上穿着的这一套破烂衣裤。他此时唯一能说点真心话的人，就是一起出来的李哥利了。有一天他跟李哥利说，听说往我们家方向走有一个巴团村，村边有几棵杨桃树，现在应该有果子了，我们去摘一些拿去卖点钱？小哥俩就饿着肚子往巴团村走，走到半路忽然听见有人说话，俩人都吓了一跳，以为是巫必灵派人在追杀他们，立即跳入荆棘丛中，刘二本来就破烂的衫裤又被刺啦啦钩出几个破洞，头发也被荆棘拉扯得蓬乱不堪。待俩人藏好，定睛一看，走在前面的一人有点面熟，刘二不禁轻声呼唤：“是老七吗？七弟，七弟，是你吗？”原来真是我的七爷，带着两个小伙伴，来找他的刘二哥了。

　　刘二大呼一声：“真乃天无绝人之路也！”这一年，我的七爷也已经十七岁了，他一直等着二哥回家带他出去吃肉，可是紧等慢等，三年了，二哥也没个音信。去年底开始村里闹瘟疫，接二连三死了不少人，我七爷的父母，也在这场瘟疫中不幸先后离逝。一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小伙子，突遭如此巨大的打击，一夜之间就成长、成熟了，像变了个人似的。处理完父母的后事，听村里外出回来的人说，刘二在上田村一带活动，想想也就几十里的路程，他的心就开始动了，一个人在家里不是饿死就得憋死，想趁年轻，做点事。就私下里约了之前一起跟刘二玩的两个小伙伴，上坎村的刘振富和扶隆圆村的刘永茂，大家一拍即合，带着三天的干粮，往这边来了。

　　刘二和李哥利这一顿狼吞虎咽，把我七爷他们带的三天的干粮，一口气吃掉了两天的量，中间还因为没有水喝，差点噎死过两回。直到吃饱了，再也咽不下去了，才算歇下来，然后缓了差不多半个时辰的劲儿，脸色才慢慢缓和、转好，几个人这才找到一个僻静地儿，好好地唠了半天，互诉了思念之情，才屁颠屁颠地往上田村走去。

　　之前随郑三来到上田村避难的黄大，大名叫黄升奇，他还有十多名手下，加上刘二带回我七爷等三人加入，也就二十来人。这二十来人每天的吃喝拉撒也得不少花费，众人商议，一致觉得还是要找一支本钱雄厚的队伍做靠山，当下的问题是解决肚子的问题，出来做长毛，绝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解决肚子问题。正好老领导吴二的部队在太平乡招兵买马，这二十来人便星夜投奔了吴二。因为原来彼此就是上下级关系，不用多废话，直接发粮发饷。初到太平，每人每日发钱二十文、粮米十二两，半个月后，每人每日发钱十五文、粮米八两，再过半个月，变成了每人每日发钱八文、粮米六两，又过半个月，钱四文，黄豆半斤，又再过半个月，绿豆半斤，钱没有了，再然后，连绿豆都不发了。没几天，周边的野草树皮都快没有了，有几棵柚子树，结的柚子还是青皮的，也被人偷摘下来，剥了青皮，把瓤煮熟了充饥。粮草断绝，军心浮动，我七爷突然想起一事，对刘二说：二哥，我们前段时间出来的时候，听闻有个叫王士林的长毛党，驻扎在竹朴一带，兵强马壮，声势颇为壮观，二哥何不派人去探听一下虚实？刘二便与黄升奇商量，黄升奇一听，说：我去看看。当天晚上便返回，召集刘二几个人，说：“我打探过了，王士林的队伍，每天每人发白米一斤、钱二十文，老幼无欺，不少当兵的一分钱。”众人听完一致叫好，都说“同去，同去”，便连夜收拾行当。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全都是光棍，就黄升奇几个人带着家属，一路赶往竹朴。天刚蒙蒙亮，一行二十人，便来到王士林大营门口，黄升奇主动前去接洽，说明是带队伍来投靠的。王士林的办公室主任翁大便代表王士林表示欢迎，把诸位接入大营，清点完人头，便让库房先去领二十斤白米过来，再领四百文钱出来，一一分给大家，让大家暂且歇息，今天都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话说我七爷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一堆白米摆在面前，况且每人手上都拿着二十文钱，大家七嘴八舌，商量着怎么花这笔钱。最后终于达成了统一的意见，因为全买成瘦肉吧，肯定不够吃，且大家都是多年没吃过肉了，一旦瘦肉吃多了，消化不了，造成积食，反而对身体有害。就派我七爷带几个人去，把四百文钱全部买成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和豆腐，回来后在一个大锅里炖。中午时分，肉香四散飘溢，二十个人打仗似的个个奋勇争先，唯恐锅里的肥肉被人多吃一块，一碗又一碗地舀肉、舀豆腐，然后舀肉汤，最后只听见勺子刮锅底的刺啦刺啦的刺耳的摩擦声。这一顿饭，除了能听见嘴巴吃肉时发出的吧唧声、喝汤的哧溜声、锅与勺子的撞击声、人走动时在灶台周边衣服之间的摩擦声，基本上听不见其他的声音。一顿饭吃完，二十个人横七竖八，半躺着的，斜坐着的，靠在柱子上的，仰躺在门槛上的，我七爺肚子实在吃得太饱了，腰带都被崩断了，只好一手攥着裤腰，一手拿着一个空碗，看着刘二傻乐，他想说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力气说出来。黄升奇的老婆张晓雪刚开始还有点腼腆，不好意思上锅台上抢，后来一看，不抢就没了，最后比谁都凶，拿着勺子刮锅底，发出吱吱吱的刺耳声的，就是她。在绝对的饥饿面前，尊严算个屁，面子算个屁，有饭吃，才能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可能讲什么尊严、面子和道理。这一点，黄升奇的老婆和其他两个人的老婆，在这一刻总算活明白了。

　　没过一个时辰，大家还在横七竖八地躺着，闭着眼睛享受着这难得的酒足饭饱后的好时光，大家都做着白日大梦的时候，不知是谁“噗”一声，放了一个响屁，然后就闻见一股子恶臭，从锅台边弥漫开来。又听见几声“噗嗤，噗嗤”的声音，这不像放屁声，像是谁肚子坏了，串稀的声音，先是一个，再是两个，三个……然后是许多个，全都在放屁、串稀，只听见噗噗噗噗声不断，从各个角落传来。有几个人拎起裤子就往外跑，有几个人跑着跑着，稀屎就从裤裆里、裤缝里往外窜。一人带了头，似乎所有人都憋不住了，一整个下午，大家都是在厨房与茅坑之间往返。黄升奇的老婆先是憋着，一直在忍，这，谁能忍得住啊，最后也是噗噗噗直往外窜，她还想拿手去捂，一捂，一手的稀屎，弄得满身都是。其他几个家属也一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谁也别嘲笑谁，一直拉到半夜，还有人在拉。从厨房出去，整条街都弥漫在稀屎与屎意中，这样的味道，一直延伸到河边，大家都只有一条裤子，只能是去河里盥洗，然后拧干，再穿上。第二天早上有几个早起的管厨房的人想去河边洗菜，往河里一看，纷纷捂着鼻子回来了，想不到我七爷这辈子第一次出名，是在一泡屎上，刘二也想不到，所有人都想不到。天亮之后翁大又给大家发了当天的粮饷，这之后大家都学乖了，同样的错误，我七爷他们再也没有犯过。

　　就这样在竹朴休整了半个月，我七爷和刘二以及跟随我七爷一起来的刘振富和刘永茂等人，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恢复到了巅峰，我七爷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每天都盼望着去哪儿劫个富济个贫，施展施展他学的这一身武艺。刘二告诉他们几个人，别急，打仗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武艺练好、练精，只要一打仗，全都是玩命的活儿，稍一疏忽，命就丢了，大家各自要把自己的命看好，千万别弄丢了，这玩意儿丢一次就没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三年就过去了，刘二和我七爷这三年，基本上都是在竹朴和归顺度过的，尤其是在归顺的时间，要多一点。这三年，刘二从二十五岁，不知不觉就到了二十八岁，我的七爷，也从十九岁，到了二十二岁，对于两人来说，都是最黄金的年纪。归顺州的州府在今天的靖西县，下辖归顺和那坡两个地方。这三年，基本上都是长毛之间在归顺的内讧，几路长毛，王士林、吴二、黄升奇及刘二和我七爷是一路，归顺州的东良团林东昌是一路，右江周平瑞是一路，上思土霸黄思宏和黄其章为一路，这几路人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分合合，合久又分，天天你死我活，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两路人马今天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第二天天一亮，有可能又合为一处，一起去攻杀第三方。黄大和黄升奇，就是在归顺的一次火拼中，死于乱枪之中。

　　这几年，竹朴和太平府，是刘二和我七爷最常驻扎的地方，在多年的战乱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团伙，有二十来人，可以说是死党。那时候打仗全靠死党，要是周围没有死党给你照应着，你早已经死十回八回了。这两个地方也是王士林的根据地。有一段时间闲来无事，刘二带着我七爷，经常在太平街上溜达，每次路过一个客栈时，都会遇到一位外省人，这外省人每当见到刘二，必会恭恭敬敬站起来行礼，等刘二走远了，还一直凝视着他的背影。我七爷发现这人一直对他二哥感兴趣，就悄悄告诉了刘二。其实刘二早就发觉了，只是素无往来，不好唐突问话，就叫我七爷先去探听一下这个人的来路。都不用探听，第二天刘二和我七爷再一次路过那个客栈时，那个人主动来到刘二面前，先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一个相士，叫陈元扬，然后说：“子之相奇相也，亦贵相也。今虽困厄，已到极点。自此以往，行将一路福星，定有封侯之位，愿子自爱，切勿以余言为河汉视之也。”不等刘二回话，这个陈元扬又问他：“尔现业如何？”刘二苦笑一声，回答道：“兵不兵，贼不贼，依人度活，日讨两餐，只身以外，别无所有矣。”陈元扬沉吟片刻，说：“福禄寿三字，子之一身兼而有之，何谓无耶？今虽未见，后来验之。”刘二又是三声苦笑，说：“米无一筒，衣无两套，听人饭碗响，而后可充饥，若得朝饔夕飧，一日两餐，籍免饥寒，愿已足了，尚望甚么福，讲甚么禄，言甚么寿耶？”陈元扬看刘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有点急了，说：“尔不信，尔俟我推算一卷长庚如何？”刘二当然知道，推算长庚就是拿着你的生辰八字，给你认真算上一卦，推出你的前世今生和未来，那是要花钱的，要花大钱的，便说：“我刻下身无银钱，乌有笔资奉送，何敢烦劳先生耶？”陈元扬说：“我乃赏识兄之相格贵骨，日后必然大富贵，亦寿考，笔资一件，断不芥蒂，有无均可也。”刘二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娓娓动听，还不像个大忽悠，他又说银钱有无均可，看起来也不像骗子，便将自己的八字，说给了陈元扬。又过了几天，刘二与我七爷又路过客栈时，这个陈元扬像是等候了多时，一副望眼欲穿的样子，大老远便迎了上来，连说“恭喜恭喜，贺喜贺喜”，便将手中的长卷捧了过来，双手奉上。原来刘二的长庚已经批了出来。可刘二的兜里没几个钱，他把长卷往我七爷手中一塞，自己的双手便在口袋里搜刮起来，半天抠出几文小钱，也是双手递给了陈元扬，口中连说“惭愧惭愧”。陈元扬也不推辞，尽数收下。后来刘二的生命轨迹，与陈元扬给出的长卷，多有所验，基本都能对应得上，看来这民间之术，确实是自有一番道理的。

　　在太平府上住了三个月，每日里无所事事，渐渐地，吃饭就成了问题。因为这些人平日里粮食全是靠抢，这阶段附近住的队伍多了，大家都是抢来抢去的，谁也没多少余粮了。我七爷就问刘二：二哥，这日子什么時候是个头啊？难道我们要在这地方耗一辈子不成？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大家已经饿了一个多月了，二十来人全都聚在刘二房间，大眼瞪小眼，有几人的肚子，还不时“咕咕咕”地叫几声。看着这一群嗷嗷待哺的老少爷儿们，刘二心里也急啊，再不想办法，那就只能等死了。我七爷平时还算比较活络的，外边朋友也不少，消息也还算灵通，提了一句：听说吴亚忠的队伍在安德招兵买马，甚是风光。便有人附和，要不我们去安德，投吴亚忠吧。刘二一直没说话，在犹豫，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去安德投吴亚忠，刘二何尝不想去？但以后怎么跟黄义章和黄思宏交代呢？他考虑的要比大家多一点，再说了，队伍拉出去以后，就回不来了，竹朴离安德还有一两天的路程，路上吃饭怎么解决？到了安德以后，吴亚忠能不能接受？这些都得考虑周全。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刘二一大早就叫上我七爷，说去吕祖庙求签。签上的字我七爷认不全，磕磕绊绊的念不下去，刘二拿过去一看签语：“别图事业甚为良，何必守株待一方。此去也应聊觉胜，楼高更上始名扬。”拿给解签的人一看，解签的人叫余一清，摇头晃脑地看了一遍，连说“好签啊好签”，我七爷问：“签上怎么说的？”余一清对着刘二，神秘地说了八个字：“迁地为良，别图大吉。”刘二心里基本明白了。两人回到大营，我七爷把求签的过程跟大伙儿一说，有心急的，大吼一声：“二哥，走吧，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刘二见大势已定，再不走，就会把这拨弟兄们害了，于是大家商议，定在大年初三晚上，悄悄离开竹朴大营，往安德投吴亚忠。

　　刘二做事细致，大年初二，悄悄地做好了离开前的一切准备，没有走漏半丝消息。初三半夜时分，他带着二十二位弟兄，连他自己一共二十三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竹朴，急行军几十公里，一口气走到了岗坪墟，此时，已是初四下午五点了。一行人实在是走不动了，便在岗坪墟找点东西垫肚子，几个人去沿街化緣，三文五文的，凑了几十文钱，便去买米，另几个人找一宽敞处埋锅造饭，找些枯枝烧火。饭还没熟，便听见不远处赶来一队人马，黑压压有一百多人，气喘吁吁来到刘二面前，把刘二他们吓一跳，大家全都拿起武器，准备自卫了。只听见对面上来一人，大声说：“义哥，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我们都说好了，全都要跟着你，从今往后，你说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仔细一看，全都是这些年一起拼过命的兄弟。刘二有些为难，连说：“你们都是黄思宏和黄义章的队伍，现在跟我走了，叫我以后如何跟他们交代？你们还是速速回去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义哥回，我们就回，义哥不回，我们坚决不回。”刘二确实感动，有这么一批死忠兄弟肯在他最艰难的时候跟着他，他觉得不能再推了，于是说：“众等如此推诚相爱，今日患难相顾！将来有福同享，甚愿各兄弟，首尾照应，全始全终，切勿半途改命！”于是这一百多人又各自凑出钱来，再去买米，大家在岗坪墟休整一晚，再一次互相确认命运和前途，再一次确认他们要追随的精神领袖和革命导师。岗坪墟会议，第一次确立了以刘二为核心的革命队伍，第一次形成了以这两百来人为核心的革命卫队，从此以后，大家全心全意、死心塌地的跟着刘二南征北战，日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不管队伍如何扩充、变化，始终都是以这两百来号人为班底和骨干的。

　　以前只有跟刘二最亲近的二十多人叫他二哥，其他人都叫他“义哥”，因为刘二姓刘名义，在广西人的大舌头中，“二”和“义”是分不清的，所以从岗坪墟之后，所有人叫他，不管是“二哥”还是“义哥”，一概都成“二哥”了。

　　归顺州下属的两个县，一个是靖西，一个是那坡，州府设在靖西。那坡在清朝时叫小镇安，而安德，是小镇安通往归顺的门户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控制了安德，基本上就控制了归顺，所以占有归顺，是所有队伍的首选，不管是官府还是长毛、革命军还是侵略者，都以占领归顺为首要目标。而要占领归顺，必须打通安德，不然，小板凳是坐不稳的。

　　刘二带领他的部队抵达安德的时候，还是很小心的，先是派我七爷去通报，吴亚忠听说刘二带人来投，非常高兴。九年前，吴亚忠就认识刘二，知道这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刘二刚出道的时候，投到郑三手下当兵，当时郑三隶属于吴二，吴二是延龄国主的副都统，这个延龄国主吴元清又名吴凌云，就是吴亚忠的父亲。后来吴凌云在新宁州被清军杀害了，吴亚忠就带着母亲、妹妹和一百多亲兵来到归顺州东边的武平墟，在三台山上建立了根据地，后来通过不断地扩张，占领了安德。他听到刘二来投，大喜过望，连忙派刘二的上思老乡陈德培来把刘二接入大营，见面后两人唏嘘了好半天，刘二详细汇报了自己这些年的革命轨迹，甚至连黄思宏的一百多人连夜追赶自己，一起来投安德，都做了详细说明。吴亚忠听完哈哈大笑：“如此甚妙！夫农家望岁，以谷之多为好。吾等又以人之多为好，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斯言诚不谬矣。尔既带来，即由尔管辖，以一事权。”

　　吴亚忠是读书人，既懂人情，又明事理，几句话，就说到刘二的心坎里去了。吴亚忠马上叫来他的办公厅主任曾明楠，吩咐下去，钱要给足，粮食管够，把刘二的队伍安排得妥妥帖帖。

　　这一次，刘二他们吸取了去竹朴投王士林那顿饭的教训，当天吃坏肚子的，只有以前跟黄思宏的几个人，因为我七爷出去买菜，再也不会只买肥肉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早学乖了。

　　吴亚忠的部队纪律严明，不骚扰当地的老百姓，因此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他们也不住在老百姓家里，而是在村东头的空地上搭棚子住，吴亚忠自己带着家眷在村子里的土地庙里住。刘二来了以后，就把两百来人的队伍安扎在了村子的西边，自己带了我七爷等五六个弟兄，也在一座庙里安扎。

　　这座庙叫北帝庙，据说很灵验。庙里供有三个神像。中间是北极玄天大帝，赤脚，左脚踏龟，右脚踏蛇。玄天大帝右侧，供的是花婆神，左侧供的是周公，周公手中拿着一面黑旗，旗身是三角形，用当地的土布做的，边沿镶着狗牙形白布，旗身上绣着北斗七星，像骨牌的杂七一样。据老百姓说，这面旗法力无边，神性大，往年闹蝗灾，只要把这面旗插到地里去，蝗虫大老远见了就跑，跑不及的，非死即伤。

　　按照规矩，每一支队伍都有一面旗头，也就是司令，有自己的旗帜和纲领。现在刘二正儿八经有了一支两百来人的队伍，他第一眼看到北帝庙里的黑旗时，突然眼睛一亮，又听说这面旗子法力无边，刘二知道，他与这面黑旗，已经分不开了。他告诉我七爷，他要做一面与北帝庙里的黑旗一模一样的大旗，来作为自己队伍的军旗时，得到了所有弟兄的赞成。就这样，当大旗制好，刘二与我的七爷备齐了猪羊牲礼，召集所有的兄弟到北帝庙广场祭旗，并在旗前盟誓“官贵毋相忘，忧患毋相弃”时，突然一阵天昏地暗，雷声震动，大雨倾盆，顷刻间又雨过天晴，艳阳高照。这是天意啊，连老天爷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庆贺一支队伍的成立。黑旗军就这样诞生了。

　　刘二的黑旗军在桂西南名气很大，加上他治军很严，买卖公平，从不欺压老百姓，所以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黑旗军每到一处，先贴安民告示：

　　黑旗大军，露营住宿，禁入民村，

　　禁住民房，全体官兵，严禁夜出，

　　白天入街，须持手令，如违令者，

　　军法不赦，一律严处，斩首示众。

　　同治六年（1867）初冬，刘二率黑旗军离开波斗，轻装向中越边境方向实行战略转移。他听说越南宣光省的六安州一带，盘踞着一支以盘文义为首的白苗武装，残暴无比，周边老百姓都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安南政府多次派兵征剿，都以失败告终。

　　刘二的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让我七爷叫上农秀业、王芝连他们几个，说开个小会。只有大事情才会开小会决定，开大会决定的，都是小事情，或者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种事我七爷太懂了，就很兴奋地通知哥幾个：“快来快来，二哥要开会了，要有大事情了。”会上刘二开门见山，说宣光那边的六安州，有一支盘文义的白苗部队，大概有个一两万人，残暴无良，安南政府派兵围剿多时，都打不下来，自己反而损兵折将。如果我们此时能够挺身而出，去把盘文义打下来，不但老百姓欢迎，安南政府也会很高兴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有一两万人，而我们只有几百人，你们哥几个有什么想法，都说说吧。

　　王芝连是这群人当中读书最多的人，号称小诸葛，他先发言，说：我建议打，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话，我们在安南就可以立足了，打下六安州，不但能赢得声誉，还能赢得安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其他几人只要有仗打就高兴，手都痒痒了。

　　事情便这么定了下来。刘二到达六安州以后，成立了一个中和团，为了师出有名，主动派人联系宣光当地的政府组织，加入了宣光的团练，相当于我们的民兵组织吧，并被当地政府授予“八品百户衔”，这样，他在当地就有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身份，队伍就成了名正言顺的“刘团”，也有正当的借口和理由，帮助当地政府剿匪和维护治安了。还有就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国家，刘二想重新起一个既顺口又叫得响的名字，便于在越南立足，他总觉得“刘义”这个名字不够出彩，而他对自己、对黑旗军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希望福气永远站在自己这一边，所以便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永福。

　　整个六安州有六个董，董约等于我们这边的乡镇，每个董有三十多个村社，这里的老百姓早就盼着有人来解救他们，他们已经受够了盘文义的欺压和盘剥。当他们听说有黑旗军来打白苗时，都奔走相告，夹道欢迎。可当他们看到黑旗军才有区区几百人时，不禁又担心起来。是啊，他们已经被盘文义欺压怕了，盘文义有那么多的人，黑旗军人太少了，不得不担心啊。

　　盘文义听说刘二带黑旗军来剿他们，从鼻子里哼哼两声，算是表示欢迎。他趁黑旗军刚到六安，脚跟未稳，便先后三次主动派兵前来攻打黑旗军，他要给黑旗军点颜色看看。虽然派的兵一次比一次多，从一千人，到两千人，再到三千人，但每次都是损兵折将，铩羽而归。这让周边村寨的老百姓看到了希望，黑旗军的每一次胜利，乡民们都是送来粮食和酒肉表示感谢和支持。盘文义大怒，心想，再也别小打小闹了，他要亲自带领大部队出征，一举歼灭黑旗军。他先给周边的乡民发了一封信，信中威胁道：“现将大兵数万，攻剿黑旗，某日准到，尔各乡村耆民，切勿助逆，并各宜预期筹办猪牛酒席，供给予以大军，不可稍有缺乏，致干严办。”同时给刘二也送了一封，信中说：“我白苗各官，统大兵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三万有一，准某日到，与尔黑旗请安。”挑衅味道很重。信中说得倒是轻松，但刘二知道，这一次绝对轻松不了，这不是他期待已久的决战吗？是的，成败在此一举。黑旗军能否在安南立足，在此一战。

　　约定的日子到了，盘文义果然很讲信誉，准时带着他的一万多人马一路上敲锣打鼓、耀武扬威地来“请安”了。刘二早就布置好阵形，他亲自带领一路人马正面迎敌，我七爷带领一路人马居左，农秀业带领一路人马居右，王芝连带领一支十多人的小分队，早在山顶上架起了缴获来的几门土炮，只等刘二一声令下，五炮齐轰。

　　还隔着三里地儿，盘文义的部队就人山人海，连绵不绝，一面放枪，一面朝刘二这边缓缓而来。他们心里很是奇怪，怎么一路上没遇到任何拦阻抵抗？既没有打枪的，也没有放炮的，别说人影，就连鸟都见不着一只。眼看着白苗的队伍进入了包围圈，刘二对着山上的王芝连一挥黑旗，王芝连对着几位早就等得心如猫挠的炮手一声令下，只听见五炮齐鸣，填完弹又是五炮齐鸣。自第一轮炮弹落到白苗队伍始，到第三轮炮弹落完，前后七八分钟时间，白苗军的前队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人仰马翻，哭爹喊娘，连敌人的人影都没见着，死伤就已过百了。白苗的队伍完全像无头苍蝇一样，有往刘二这边跑的，刘二的长枪队一直在瞄准着，等候多时了，再说了，这些枪支都是盘文义的，之前打败仗时被刘二他们缴获的，往左跑，被我七爷的队伍一顿砍杀，往右跑，被农秀业的队伍一顿砍杀，刘二一看差不多了，对着山上再挥一次黑旗，王芝连指挥炮兵又是几轮炮轰。这一下，总攻的时机到了，刘二的大旗向前一挥：“杀呀——”白苗兵魂不附体，各人争相拥挤，“正如蜂团蚁结，人皆相踏，踏入两山之旁，脚踏竹枪，排山而倒，两边数里之遥，人马尽在竹枪之中，人踏人，毙者数千，在人面上的，死力飞奔而逃，此役计共毙苗四五千，生擒百余人，夺获战鼓、战锣、枪支弹药、旗帜无数……”最后这生擒的一百多人怎么办：“即将擒获之百余人，均皆斩其手指，又将其发用刀割，带皮拈出栅外，以竹蒿纵横串挂，号令示众。”此后，六安州周边的村寨，无论远近，哪怕远至十天八天的路程，都人挑马驮，送来粮草，真心服从，寻求黑旗军的保护。

　　这是真正的一战成名，说一战封神也不为过。

　　盘文义被杀后，他的残余势力还散落在各地，若不一口气消灭干净，日后还会死灰复燃，惹来无尽的麻烦。六安州的官员及百姓就请求刘二继续剿灭白苗余部，刘二与农秀业各带一支人马，由当地政府及百姓派人带队做向导，几番围剿之后，歼灭了白苗残余势力，并捕获苗官文武官员几十名，一并押解到三圻巡抚处，交由官方惩处。自此之后，苗人俯首称臣，再也没有实力闹事了。黑旗军刘永福的名声，响彻整个安南，越王屡次给予褒奖，三圻巡抚也多次夸赞：“巨患悉除，万民戴德，朝廷倚备，有若长城。”中越边民无不额手称庆，纷纷担粮送米，以表慰问，并请求刘永福的黑旗军继续驻军，庇护百姓生灵。自此之后两年，六安州百姓安心耕种，买卖兴旺，日子过得“烽烟不警，鸡犬无惊”。

　　这些年，刘二一直关注着保胜这个地方，保胜就是现在的老街，当时法国人叫“牢该”，后来日本人来了，叫“老开”。保胜和云南的河口接壤，处于越南的西北边境。越南北方的红河，发源于云南，上游在云南境内，叫元江，过了云南的蛮耗，才叫红河。元江从西北流向东南，和从东北流来的南溪河汇合，两江汇合的地方，北岸就是云南的河口，南岸就是越南的保胜。保胜山多田少，虽然自己也产稻谷玉米，但每年还得从红河下游运粮食上来，不然不够吃。

　　自产的粮食虽然不够吃，但保胜却是连接云南和越南的水陆交通要道。两地的各种物资往来，保胜是最重要的中转站，包括云南的烟土运往越南、越南的海盐运往云南，等等，所以只要占据保胜，光税收一项，就足够养活许多人。刘二就派我七爷带几个人，去保胜探听虚实。我七爷回来一汇报，说是现在霸占保胜的，是广东人何均昌，有好几千人马，早年在广东加入天地会，后拥军自立，遁入越南，盘踞保胜，设关收税，荼毒乡里，强横霸收，百姓怨声载道，官府敢怒而不敢言，越王派大军征讨多年，无一胜仗，都以失败而回。刘二问：多少年了？我七爷说：都十多年了。

　　同治八年（1869），刘永福眼看时机成熟，于是整兵誓师，黑旗军进军保胜。刘二开始调兵遣将，亲自带着我七爷以及三百人马，前往新坡驻扎，农秀业、黄廷光带着二百人马，前往龙王庙驻扎。新坡及龙王庙隔河相望，离保胜都只有几公里，相当于是到何均昌家门口挑衅了。何均昌当然就慌了，马上派他的部将杨明带领一千多人前来征讨。这杨明是每阵必败，从二月一直败到十一月，将士都已经没有了斗志，不想打了，也实在打不动了。何均昌又叫人去往云南，出大价钱请云南土匪张来庆带数千人马前来助阵，又是相持数月，转眼就又过了一年。张来庆也没赢过，带来的人马，反而被黑旗军消灭了好几百人。就在何均昌走投无路、四顾茫然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个人：目前盘踞在河阳的黄崇英，也就是盘轮四。盘轮四不但有几千人马，还非常有实力，部队的战斗力还非常强。何均昌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如果盘轮四愿意出兵帮忙，那么到时候带领他的几千队伍，从六安、宝河、龙鲁从下往上打，并截断黑旗军的去路，张来庆、杨明等部队联合起来，也有四千多人，从保胜往下打，上下夹击，一举消灭黑旗军。况且黑旗军总共也不到八百人，到时候即使刘二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包围圈。

　　不得不说，这个主意是挺狠、挺歹毒的。

　　这个盘轮四怎么会在安南的河阳驻扎呢？他以前不是跟着吴亚忠，在广西安德的竹朴吗？盘轮四之前和刘二一样，都跟随吴亚忠，兩人算是吴亚忠的左膀右臂，他还是吴亚忠的表弟，想当年吴亚忠还准备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二，要是真成了的话，这三人可就是亲上加亲了。

　　1867年刘二带着他的两百人马过大岭进入安南的时候，吴亚忠也在经历着他人生的低谷。1868年春夏之间，在清军的围困下，吴亚忠部队弹尽粮绝，只好和盘轮四带着残部突围进入安南境内，到了北宁和河阳，又被清军穷追不舍。1869年吴亚忠在一次突围中遇难，盘轮四带着余下的人马左冲右突，杀出一条血路，后来就成了这支部队的首领。吴亚忠的部队本来就没有什么革命纲领，就是带领穷人弄口饭吃，吴亚忠牺牲后，盘轮四更是没有什么想法，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走到哪儿抢到哪儿，后来就混成了一支凶残的土匪队伍。越王也派人征讨过，无奈越南的部队毫无战斗力可言，最后让盘轮四在河阳一带扎下了根。他纠集了一大批流氓、混混和散兵游勇，以他的姓氏，把这支部队冠名为黄旗军，经过不断地扩张，一度占有了宣光、兴化、太原、谅山等七省大部分州县，逐渐沦为黑恶势力，在当地声名狼藉。当何均昌派自己的心腹廖三到河阳邀请他进入保胜打黑旗军的时候，盘轮四在心中暗叫三声，连说“好，好，好”，为什么？因为他做梦都想占领保胜作为黄旗军的根据地，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这下机会送上门来了，他能不高兴吗？

　　盘轮四带着他的队伍及家眷，从河阳出发，浩浩荡荡向六安、宝河、龙鲁进发。他这一次打仗，为什么要把全家老少、妻妾奴仆、锅碗瓢盆、金银细软全部家当都带上呢？他说：“我此番去到保胜，一定能成就长久基业，铁桶江山。”敢情要把保胜当成他的帝都，压根儿就没想过回河阳。他不仅没把刘二放在眼里，也没把何均昌放在眼里，他的眼里只有保胜，保胜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刘二听到消息之后，一愣。他活到三十五岁了，之前，很少有什么事，让他听到以后发出来自骨子里的一哆嗦。他太了解盘轮四了，两人在吴亚忠手下共事将近两年，都是以足智多谋闻名于世，盘轮四的行事风格，更是多了凶残两个字，这是一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狠角色，可以用任何手段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两人之前共事的时候，就面和心不和，互相提防，互有敌意。用现在的说法，三观不合，尿不到一个壶里。刘二倒吸了一口冷气，马上让我七爷召集副处副高以上领导干部到会议室开会。

　　刘二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然后说：“今之现象，攻既不能，守亦不可。若不及早筹划，将来盘轮四人马到六安攻上，杨明、张来庆攻下，斯时欲奔无路，束手待毙，甚不可取，夫做事宜未雨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诸兄弟相从有年，古云：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其各抒所见，以救困难，幸勿知而不言，言之未尽也！”大概意思就是马上杨明、张来庆带四五千人马从上往下打，盘轮四带三四千人马从下往上攻，我们总共只有七八百人，夹在中间，攻也不是守也不是，各位赶紧想想办法，集思广益嘛。

　　就七嘴八舌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有一个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同意和认可，那就是：躲，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全部人马撤往十洲躲避，放弃龙鲁、新坡和龙王庙。

　　刘二向会议室四周环视了一圈，想看看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就见有一位干部举手，要发言，刘二点点头，看着他说：“曾七你说说，你有什么高见？”这位曾七，钦州防城人，原来是跟许元彬一起过来投奔刘二的，一直没有机会提拔，勉强算副高副处这个级别。

　　曾七就说：“不可不可，千万不可退往十洲。夫我等各位兄弟七八百人，相从二哥，患难相顾，战则必胜，攻则必克，所向无敌，从未有稍挫锐气。今一旦未战辄奔，是闻声而走，从前锐气，一落千丈，如此则人心涣散。人心一旦涣散，必然随逐投入别人之手。况往十洲，乃避患于一时，难以避患于后日。若二哥弃此而逃，彼得占据，雄视一方，将来巩固，必开率大队人马，来相攻击。十洲之行，鄙意不可。”对啊，逃得了今天，明天呢？后天呢？曾七提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士气！士气一旦泄了，要想再聚起来，太难了。一后退，气就泄了一半，自古如此。

　　守不得，攻不得，退不得，刘二遇到了自革命以来最大的难题。他眼睛看了看我七爷的方向，我七爷摇摇头，意思是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刘二踱了几步，低头沉思了会儿，对大家说：“各位兄弟，无妨，我自有一计，定当胜之。”

　　其实头天晚上刘二就想了一晚上，凭实力对方远在自己之上，硬拼肯定会输得底裤都不剩，只能靠智取。怎么个智取法，开会前刘二都还没有下决心，觉得昨晚的想法还不成熟，随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尤其是曾七最后的一番话，让刘二的心里一下子明朗了，昨晚的想法马上就清晰起来，所以他让大家放心，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一散会他马上把曾七叫到身边，如此这般这般地嘱咐了又嘱咐，曾七临走时，又加了两句：“切切，切切！”可见曾七在刘二的这一把牌里，有多么重要。

　　曾七快马加鞭，领命前往龙鲁，把刘二的计划，详细地告诉了许元彬。刘二计将安出？认。计划的执行人是许元彬，许元彬人在龙鲁，家属还在六安，跟着驻守在六安的队伍一起。相比起龙鲁，六安算是黑旗军的后方。

　　许元彬也开会。他召集曾七以及两个驻守龙鲁的头目刘德彪和方文，把事情安排了下去。接下来龙鲁的事儿，总体由曾七负责，刘德彪和方文协助曾七做好各项服务，因为曾七知晓整个计划的实施方案。一切安排完毕，许元彬便收拾随身物品，匆忙赶往六安。

　　許元彬到六安以后，马上安排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到离六安十多公里外通往河阳的大路口，用竹子和松毛枝，搭建了一座豪华、宽敞的迎宾亭，待盘轮四部队到来的时候，要亲自到这十多里外的迎宾亭迎接，以示隆重，这是欢迎国宾的待遇，相当于外交部长或副国级的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贵宾。第二件事，安排后勤赶紧购买置备猪羊酒水，猪要肥的，酒水要好的。这两件事都好办，花钱出力就行，唯独这第三件事，有点困难。怎么个困难法？许元彬要安排他老婆杨妮儿扮作女佣人，到时伺候盘轮四的一群妻妾，以便刺探情报。这许元彬的老婆，好歹也是个中层领导的夫人，在家里都是使唤丫环的，怎么可能自己做丫环，被人使唤？就想不通，许元彬就做工作，讲国际国内形势，讲阶级斗争，讲要以大局为重，讲牺牲精神，讲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了整整一夜，仍然没用。第二天一早，他老婆的丫环春燕实在听不下去了，吃早餐的时候悄悄给他出了个主意，说：领导，你这些话，别说讲一夜，就是讲一千零一夜，也没有用。夫人喜欢的，是包，而不是听你讲那些没用的大道理。

　　一语惊醒梦中人。早餐后许元彬凑到老婆身边，嬉皮笑脸地说：“夫人，只要你答应我昨晚的要求，事成之后，我保证给你买两个法国的名牌包包，如何？”他老婆眼前一亮，刚才还无精打采的，耷拉个脑袋，立马来了精神：“此话当真？”许元彬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他老婆说：“敢拉钩吗？”这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为什么非要专门提出是法国的包包？因为那时候，法国已经占领了越南的南圻，法国人的奢侈品已经进入越南，在越南的有钱人，即使没见过奢侈品，听也是听说过的。所以拥有一个法国的奢侈品包包，即使在今天，哄女人也还是很好使的。

　　就此成交。这第三件事儿，也成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人来了。

　　没过两天，前方探马来报，说盘轮四的部队，明天下午即将抵达六安地界。第二天一早用过早餐，许元彬亲自带领挑选的二十名亲兵，来到十多公里外搭好迎宾亭的路口等候迎接。盘轮四的部队一到，只听见锣鼓喧天，爆竹齐鸣，许元彬上去行大礼，恭恭敬敬地说：“奉我家二哥之命，早就在此恭候四哥了。二哥之盼四哥，如大旱之望云霓，久渴之思甘露。今天四哥到来，二哥说了，万事皆听四哥指挥，今天四哥到六安，我们早已为你准备好公馆营地，不仅我们六安，就是宝河、龙鲁、新坡所有各地，均已全部为四哥准备好了公馆，猪羊酒米均早已备齐，请四哥幸勿见弃。”

　　盘轮四眼见如此隆重，心里很是受用。到了六安公馆，只见后厨正在杀猪宰羊，热闹非凡，鸡鸭鱼肉皆已上桌。这边许元彬先陪盘轮四喝上了，那边许元彬的老婆杨妮儿，也小心伺候盘轮四的妻妾在房间里安顿。盘轮四的大老婆叫小琴，小妾叫小丽，两个女人很磨蹭，不过女人嘛，总是有些女人的事儿需要精心收拾，所以吃饭喝酒，反倒不是那么重要了。

　　当官的在包房里喝，当兵的在操场上喝，操场坐不下的，就在田间地头，地上铺点松毛，几大碗肉往上一放，大碗酒每人一碗，开始划拳，划着划着就开始小赌怡情了，喝着喝着就东倒西歪，声音越来越高亢。夜色渐渐就深了，半个月亮爬上来，盘轮四被两个人架着，许元彬在一旁招呼，连说：慢点慢点，别磕着别碰着。一路护送到卧房，盘轮四的妻和妾，也早已吃饱喝足，在许元彬特派的丫环的伺候下，梳洗完毕，坐等盘轮四回来。

　　杨妮儿特地给盘轮四他们拼了一张大床。刚才伺候她俩吃饭的时候，盘轮四的老婆特地交代，盘轮四喜欢妻妾同寝，也就是平时都是三个人一起睡的。把他们送进卧室之后，今晚，她就只能靠在客厅的榻上休息了。杨妮儿越想越觉得委屈，伺候人的活儿，真不好干。但为了两个名牌包包，暂且忍了。

　　盘轮四的小妾过来把卧室的门“吱呀”一声关了，关之前，还把头探出来，对着杨妮儿说了一句：“今晚有事自会叫你，没事你就在客厅候着，不用进来了。”杨妮儿气坏了，但是为了包包，又忍了一次。

　　盘轮四喝得有点多，很兴奋，大声地说：“从今往后，你们俩就等着过好日子吧。”他大老婆接口说：“怎么个好法？”

　　“之前我们在河阳，那地方太小了，施展不了我的霸业，”盘轮四说，“而保胜，光一年的税收，就超过十万两白银，其他收入还不算，我做梦都在想着这个地方，现在何均昌突然请我去打刘二，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吗？这真是冷手碰到了热煎饼。我现在所担心的，唯刘二一个人而已，等我这次把他干掉了，这保胜，不就唾手可得了吗？”小妾说：“这个刘二对咱们这么好，你看今天招待得多好啊，干吗要杀他呢？况且他还是你以前的同事，现在又不跟我们作对，如果他真心服从我们，我们不是就多了一员大将了吗？”

　　盘轮四说：“你们这些女流之辈，不懂江湖险恶。这个人我是无论如何要除掉的，他就是古人说的‘眼中钉，喉中鲠’。好了，我们不谈刘二了。你们都过来吧。”盘轮四两手一摊开，左拥右抱，看来今晚兴致很高，主动要求咏鹅，一会儿里面就“鹅鹅鹅”地叫个不停，听得外面的杨妮儿心里直痒痒，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赶紧回家，把昨晚听到的盘轮四妻妾三人的对话，一五一十地转告许元彬。许元彬赶紧叫来一个亲信，把这番话又原封不动转告，要他尽快去往新坡，告诉刘二，盘轮四的真实想法，早做准备。

　　天亮之后，许元彬早餐准备得也极其丰富。盘轮四的队伍用完早饭后，向宝河进发。这一路上，宝河、龙鲁等地，刘二安排招待得都是极其用心。等到盘轮四的队伍来到新坡时，刘二在两公里外就开始迎接，迎接仪式比许元彬做得还漂亮，老朋友相见，先拱手，再牵手，同时坐上酒桌，开怀畅饮，又各怀心事。这一顿酒，说醉，大家都没醉，说没醉，大家都装醉，互相都明白，但是都不点破。高手过招，招招致命，却又都化解于无形，两人心里都是暗吸一口冷气，各自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这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酒后刘二把盘轮四安排到自己的国宾馆住下时，心里居然少了点底气。他不断地问自己：行吗？此计当真可行否？

　　“老七，”他问我七爷，“你说这个盘轮四他既然一心想置我们于死地，他会什么时候动手呢？”

　　“他得先干掉何均昌，在保胜站稳脚跟以后，再来对付我们。”我七爷回答，看来这个问题，我七爷也是考虑了很久的。

　　“何以见得？”

　　“干掉我们是盘轮四的终极目标，他这两天也应该看到了我们处处对他的防备，我们现在肯定是一级战备。如果他不能一击致我们死命的话，就会两败俱伤，这不是他要的。所以他会先对付何均昌，何均昌对他毫无防备，还一心指望他来消灭我们。这个何均昌，引狼入室，死之将至，还毫不自知，真是可悲之至，可怜之至。”刘二觉得我七爷分析得有理，心里才稍微踏实了点。

　　一连几天，盘轮四都是住在刘二安排好的新坡国宾馆里，待如上宾。忽一日，刘二的亲信来报：何均昌来宾馆找盘轮四了。这盘轮四住的新坡营寨，距保胜本来就只有几公里。盘轮四到了以后，跟何均昌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何均昌见盘轮四到了这么多天了，都在刘二的大营里好吃好喝，丝毫没有动手的样子，急了，所以带着廖三来找盘轮四。

　　三人在房间里嘀咕了好半天，似乎是在某一方面达成了一致，于是便一同出来，来找刘二。

　　刘二当然知道何均昌来了不会有什么好事，但来的都是客，况且何均昌只带了廖三等几名亲信，并没带部队来。让刘二意想不到的是，何均昌还给刘二带来了礼物，是一大桶茶叶。何均昌说：“这是我老家的茶叶，今年的新茶，明前茶，你尝尝，不成敬意。”这，不就像今天我们走亲访友时带一盒茶叶去，一模一样的吗？或者说，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礼仪，这样的礼仪，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丢失过。只是当时，包装确实简陋了一点，没有里三层外三层的，也没有品牌和商标，瞧人家这实在，咱们喝的是茶，不是包装，不用装，当然就是拿个竹篮子，就拎过来了。

　　看见了吧，真正的老大，黑社会也好，土匪也好，在正式翻脸之前，也还是讲礼貌、有规矩、文质彬彬的。

　　互相讲了几句场面话，算是简短见了个面。刘二和何均昌，虽然两支队伍打过仗交过手，但两人并没见过面，今天，就算正式认识了。

　　这一日盘轮四突然提前派人告诉刘二，说自己稍后过来拜访，有要紧话相商，希望房间里不要有外人，就他们两人最好。刘二心里嘀咕：这唱的，又是哪一出？便有请。

　　不一会儿盘轮四带着两个亲信就到了刘二府上，亲信留在门外，刘二把盘轮四请进卧房，房门一关，小声说：“四哥有何吩咐？我刘二是万死不辞。”

　　盘轮四假装看了看周围，确认没第三人，这才压低声音说：“咱兄弟俩这么多年来，可谓是生死之交。今天也没外人，我就直说吧。我们俩都是意在保胜，现在最大的障碍是何均昌。何均昌讓我来打你，可我怎么能打我的手足兄弟呢？这些天我思前想后，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成功之后，可保我们兄弟俩享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刘二身子往前倾了倾，凑近盘轮四说：“我一切都听四哥吩咐。”

　　“现在何均昌巴不得我今晚就出动大军，把你们全部干掉，”盘轮四说，“但他不知道我们是生死之交，永远不会自相残杀的。我天天都在考虑我们一起如何兵不血刃地把何均昌赶出保胜，这样，保胜就是我们两兄弟的天下了，你意如何？”

　　刘二想不到盘轮四居然还有这样的招数，估计背后是有高人指点。先稳住刘二，团结刘二一起干掉何均昌，再回过头来干掉刘二，这样各个击破，一个一个来，既不费力，又把自己的战损减到最小，利益放到最大，不得不说真是一手妙棋。

　　刘二当然明白盘轮四的心计，嘴里却不得不说：“四哥想得周全，我刘某今后唯四哥马首是瞻，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好，一言为定。”盘轮四一边说，一边站起身，告辞的时候，颇有深意地看了刘二一眼，说，“等我的消息。”

　　盘轮四这边安抚好刘二，马上回到自己大营，带上一队亲兵，向保胜策马飞奔。盘轮四在保胜何均昌的家里待了整整一夜，看得出来这一夜两人曾经争论得很厉害，第二天一早盘轮四带队回新坡大营的时候，脸上带着疲惫，但他的内心，涌动着别人不易觉察的兴奋之情。

　　盘轮四回新坡后的第三天，何均昌带着几车金银细软和一家老少，以及两百随身卫队，跟着张来庆的队伍撤到国外，也就是隔壁云南的河口驻扎，他，居然让出了保胜。

　　那天晚上盘轮四跟何均昌到底都谈了些什么，让何均昌三天后心甘情愿地撤出保胜，把保胜让给了盘轮四？据后来云南的张来庆说，盘轮四那天晚上找到何均昌以后，谎称自己的家属现在全部被刘二控制了，已经监禁起来了。如果他帮助何均昌打黑旗军的话，老婆孩子就会被刘二杀害，所以自己现在不能帮何均昌打仗了。不但不能帮，刘二还逼得他反过来一起攻打保胜，另外盘轮四还告诉何均昌，说已经打听到刘二定于三日后攻打保胜，进城后要屠城七天，不管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盘轮四在那儿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一惊一乍的，何均昌听得胆战心惊，一愣一愣的，连说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何均昌知道如果失去盘轮四这个帮手的话，凭自己和张来庆的人，无论如何是打不过黑旗军的，何况盘轮四还被刘二逼着要一起打自己。这时候盘轮四就给何均昌出了个主意，说要不这样，你先假装撤出保胜，留一座空城在这里，这样刘二就会进驻保胜，他到保胜以后，目的达到了，就会释放我的家眷回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顾虑了，你带着部队从河口往保胜进攻，我带着队伍从保胜往外打，这样里应外合，我们就能彻底消灭黑旗军，消灭刘二。那时候保胜还是你的，我还回我的河阳，你就一劳永逸了，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何均昌听到让他撤出保胜，那当然是不愿意的，这是它经营多年的命根子，哪能说撤就撤的。所以两人就争吵，盘轮四就给他出主意说，你要是真的不放心，就把家眷、老婆孩子、金银细软全带上，这总行了吧？部队也带上，最多十天，用不了半个月，你就打回来了，我从里面一反，先割下刘二的人头，这保胜，不就又回到你手里了吗？你还有什么好愁的？

　　这盘轮四连蒙带唬的，说得何均昌真信了，他真以为刘二打进来以后，要屠城七日，他斟酌再三，盘轮四再五再六地保证，十天半个月之内，这保胜肯定回到你手里，这才有了三天后，何均昌悄没声地，就带着一家老少去了云南，去了河口。这一趟张来庆也没少从何均昌手里捞钱，出兵来帮你打仗，这都属于雇佣军，工资是日结的。敢情那个年代保胜地区的冤大头，就何均昌一个人。

　　其实他刚到河口就反应过来了，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何均昌刚一起兵，还没到河口，盘轮四派他的先锋官韦二和高十二两个人急匆匆跑到刘二门口，告诉刘二说：四哥说了，我们黄旗军现在就进驻保胜，四哥住街头何均昌的大屋，我们黄旗军也驻扎在上街其他大屋里，你们明天来，最多只能带两百人，可以驻扎在街尾的小屋，所有上街地盘，严禁黑旗军进入，更不能居住。

　　你说盘轮四自己独占保胜不好吗？干吗非要带上刘二一起去？这才是盘轮四的高明之处：我独占保胜，你就要开部队来打我，那样打得血流成河，最后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我带你来保胜，你一直在我的控制之下，我随时可以找机会或借口杀掉你，这基本上没什么成本，两害相权取其轻，这道理，谁都明白，何况盘轮四。

　　过了两天，盘轮四大摇大摆地带了几十人，来到刘二暂居的门口，早有兵丁来门口高声通报：“四爷来了，快让你们刘二出来迎接。”刘二就出来：“哎哟，四哥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便要沏茶，盘轮四说，别沏茶了，我与你有话说。刘二一使眼色，我七爷便带人出了院门，在离门口十步之遥，徘徊警戒。盘轮四也只是带了韦二和高十二两个人进屋，他对刘二说：“我原来在的河阳那地方，道路崎岖，易守难攻，我十分想回去，现在想把保胜这个地方全部让给你，由你来全权管理，如何？”刘二想都没想，随口就说：“出自四哥主张，吾们无有不从。”意思就是不管你说什么，真真假假，全都你说了算，我这边是照单全收，绝不含糊。该整改整改，该服从服从，反正就是绝不妄议，对于四哥的所有决议，坚决执行，不打半点折扣。盘轮四还是很享受这样的对话过程，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油然而生。他话锋一转，接着说：“我回河陽之后，我留在这里的人马甚为穷困，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你的地盘十洲驻扎讨生活。”刘二也是一点咯噔都没打：“行。”

　　这下事情就算明朗了吧，盘轮四直接告诉你，我要你的十洲。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刘二就是，我七爷又一次见识了他二哥的智慧，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为了队伍的生存，一定要忍辱负重，千万不要逞一时之能，而毁了全局。

　　第二天一大早，盘轮四就派他的先锋官莫小晚带领两千人马，前往攻打十洲。刘二下令不要抵抗，主动让出十洲。让出十洲其实就是让出十洲的税收和周边的粮草供应。你想想，刘二自己都还在盘轮四的地盘上，被盘轮四控制着，他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下属抵抗呢？他暗中安排好自己在保胜的两百兄弟，他们在街尾，能走动的面积，都不到保胜的十分之一。但有了这十分之一，就有了根据地，就有了希望和未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刘二是深谙此理的。

　　刘二把大后方的事情安排好以后，马上赶到龙鲁，这里是他直接面对保胜的最前方，大将农秀业在此镇守。这时外面有人通报，说盘轮四的先锋高十二带人来了。刘二一愣，心想：他来干什么？就有请，高十二开门见山，也不藏着掖着：“四哥之前说过了，要把保胜交给你经营，他自己回河阳去。但是又担心走了以后他的部队没饭吃，所以他决定让现在驻扎在十洲的莫小晚带队来龙鲁，让你把龙鲁交给他。”刘二听完咯噔都不打，也一口答应了，说：“那我就在这里等莫小晚，等莫小晚到了，我把这里移交给他，就带队来保胜面见四哥。”高十二欢天喜地回保胜向盘轮四汇报去了。

　　这个时候又有人通报，说盘轮四有个先锋叫蒋六的求见。原来是蒋六跟盘轮四说话的时候，说错了几句话，就要被他绑去杀头，这个蒋六亏得机灵，身手敏捷，在绑他之前，迅速地逃跑，盘轮四在后面追，连叫：“捉他，捉他。”你想想，大家平日里都是手足兄弟，突然在老大面前某句话不对，就要被老大绑去杀头，真是物伤其类。大家也就是伸个手，跑几步，做出个要捉蒋六的姿态来，故意让蒋六在眼皮底下跑了。往哪儿跑？这时候只能往龙鲁跑，转投盘轮四的敌人。

　　蒋六见到刘二后，把黄旗军的兵力部署和内部结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二，哪个门驻了多少兵，哪座炮楼有几门炮，盘轮四一共带了四千多人马来到保胜，现在莫小晚带走两千人去往十洲驻扎了，目前在保胜的，仅剩两千多人马，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家属家眷。黄旗军内部是一盘散沙，为了一只鸡，可以几十人群殴打架，为了一头猪，连队跟连队之间可以拔刀相向，以及枪支弹药、粮草储备，等等，竹筒倒豆子，噼里啪啦，一口气全倒完了。这下，刘二对盘轮四的部队情况，比盘轮四自己还熟。刚谈得兴起，有人进来通报，说高十二又来了。蒋六知道这是为他来的，有点紧张。我七爷说，别紧张，这有什么好紧张的，我直接给他捆起来扔红河里喂王八得了。

　　刘二看我七爷一眼，说了句：这哪行，四哥那边来的都是客人，有请！让我七爷陪蒋六去书房喝茶，自己慢悠悠地踱了出来。

　　高十二带了几个人，进客厅以后，东张西望，贼眉鼠眼的。刘二问：你们是在找蒋六吗？别找了，在我书房喝茶呢。

　　高十二就很尴尬，怎么也想不到刘二会这么直截了当，就说：是的，二哥。四哥让我过来请蒋六回去，可能有点小误会。

　　刘二面无表情，淡淡地说：“蒋六就留在我这儿吧，反正四哥也不需要了。我过两天亲自去保胜跟四哥解释，如果没其他事情，你就请回吧，送客！”

　　高十二心里一愣，总觉得刘二今天的态度有点反常，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在他抬腿往门槛外迈步的时候，刘二又淡淡地加了一句：“噢，对了，你回去告诉四哥，龙鲁我目前还得住一段时间，让莫小晚就别来了。”

　　高十二似乎明白了点什么，又好像什么都不明白，便回去，找盘轮四交差了。

　　刘二在龙鲁连续五天调兵遣将，布置全局。第六天，他令许元彬带两百人驻守龙鲁，自己带领大部队前往保胜。他在心里早就盘算好了，盘轮四在保胜的战斗人员满打满算一千五百人，自己现在带领四百精兵去往保胜，加上一直在保胜街尾驻守的两百人，一共六百人，这都是以一敌十的身经百战的海军陆战队员，对付那区区一千五百人，绰绰有余了。刘二进驻保胜的头两个月，跟盘轮四居然相安无事，他既没有去拜访，盘轮四也没有派人来骚扰。为什么？盘轮四心里太清楚了，以前刘二不知道他的虚实，搞不清他兵力的布防，他还可以连蒙带吓唬，镇得住刘二，现在蒋六已经将他的底细一五一十告诉了刘二，即使他的兵力比刘二多出一千多人，自己想想，也不一定干得过刘二，所以双方面上都很谨慎，可暗地里，都在想尽各种办法，置对方于死地。盘轮四甚至都想出了挖地道，把地道挖到刘二床下，然后引爆炸药的笨办法来炸死刘二。后来这个办法实在是太笨了，早已被刘二发现，等他费尽心机把地道挖到刘二床下，并引爆炸药的时候，房子里早就空无一人了，虽然是炸得砖瓦横飞，火光冲天，但也只是听个响，炸了个寂寞。

　　刘二有个先锋官，叫陈四，每天负责街尾两座炮楼的警戒和巡逻。忽然有一天黄昏，他在炮楼上看见从上街黑压压开过来几支队伍，有两三百杆大台枪编成一队做先锋，其余几百人分列几个队形，分别在几条巷子里集合完毕，每人手里拿着自制的土炸药包，身上还背着两三公斤炸药，这是盘轮四策划的一次对黑旗军的总攻，计划入夜以后，一举炸毁黑旗军街尾的大营。

　　陈四当即让人汇报给刘二，自己带一小队人马，带着大小不一的自制的土炸弹。这种土炸弹叫“麻油瓶”，又叫“先锋煲”。一开始土炸弹是用布包上火药，点燃后扔向敌人，破坏力不大，我七爷多聪明啊，他就琢磨改进，用陶器瓶做外壳，瓶内灌满火药，用沙纸做引火绳，插进瓶口，瓶耳拴上细绳，携带非常方便。这样的土炸弹点着引绳后扔出去，“轰隆”一声响，烟雾四起，对面看不见人，这样就可以趁机冲过去砍敌人脑袋了。陈四带着小分队背着土炸弹悄悄地摸到离他们最近的一条巷子背后，都能听见高十二的队伍的说话声了，他对着自己的小分队做了一个手势：隐蔽，听我口令。过了一会儿一个士兵匆匆跑到陈四身边，轻声说：二哥那边准备好了，动手吧。只听陈四大喊一声：“一二三，扔！”几十个土炸弹一起扔到墙后的几条巷子里，只听见瞬间响起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刘二带人向另几条巷子里扔炸弹。高十二带着这一千人背着几千公斤的炸药，本来想炸刘二大营的，哪知被刘二来了个先下手为强，高十二的这一千人成了一千个移动的炸药包，瞬間就自己将自己炸死了六七百人，剩下几百人鬼哭狼嚎向自己的大营奔去。盘轮四见状，赶紧关闭营门，这几百人像无头苍蝇一样无处可去，刘二的部队只在远处放枪，打中一个，就像点着一个炸药包，一个炸药包一炸，又引起周围的炸药包一起炸，只听“轰隆隆”之声不绝于耳，足足响了有半个多时辰。火光中，人的肢体就像被绞肉机绞过的肉块一样，在半空中飞起又落下，许多的胳膊和大腿，落下时出现了诡异的弧度，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烤肉的焦煳味儿，树枝上、倒塌的门楣上、矮墙上，到处挂满了人体的各个部位，在从盘轮四的大营往街尾走的方圆两三公里内，带毛发的头皮、半睁着眼睛的头颅、未分离的骨肉、五指不全的手臂、光脚的断腿无处不在。还有一些被烧得半生不熟的、焦头烂额的、肢体不全的、爬行的、跪求的、欲哭无泪的将士，全被刘二的队伍补上了一枪或一刀，一路上全是血，说血流成河毫不过分。刘二的补刀的队伍很多人的鞋子都被黏稠的血液粘住，一抬腿，脚抬起来了，鞋子被血粘住了，最后只能从死人身上扒鞋子穿。

　　还有十几个幸运的，跟着高十二跑得快，得以活命。这一仗，高十二带出来的这一千人马几乎被全歼。至于盘轮四，在大营里听到消息后，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带领剩下的队伍死命守住大营。即使自己人靠近了，也是一阵排枪过去，因为自己人身上都背着炸药包，让他们回来的话，无异于把自己的大营炸了。这一阵排枪打过去后，把自己人背的炸药包，又引爆了好几个。

　　黑旗军大获全胜，这是黑旗军和黄旗军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的战争，双方基本上都是全体出动，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武器和精锐部队。可以这么说，黑旗军险胜，而黄旗军，在武器、人马和地理位置均占优势的情形下惨败，为接下来的战争埋下了阴影。

　　这一仗，盘轮四真的是吓破了胆，不仅官兵怨声载道，连他的老婆小琴和小妾小丽，也是怒气冲天。这两人这些年养尊处优惯了，哪受过这样的惊吓，所以一直在盘轮四的耳旁嘀咕，弄得盘轮四烦躁不安，便拨了两百兵丁，把她们连家眷一起，送到河对岸的汛防安顿。

　　盘轮四身边有个大将叫黄宝盛，他的弟弟黄宝贵是先锋官，这次溃败而回，听到盘轮四要问责，两兄弟就觉得事情很大。盘轮四要问责要杀人，肯定不会杀他自己的心腹大将，杀几个小兵又不顶用，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先锋官黄宝贵了。黄宝盛两兄弟跟了盘轮四这么多年，盘轮四的残忍、冷酷和心狠手辣，见得多了。黄宝盛认真分析了时局，觉得盘轮四根本不是刘二的对手，再跟下去，毫无疑问是死路一条。再看眼前的形势，盘轮四马上就会拿黄宝贵开刀，弟弟黄宝贵的脑袋祭了刀，哥哥黄宝盛的人头，还能保得住吗？哥儿俩分析来分析去，要想活命，只有投奔刘二一条路，投奔刘二，也得要有引路人啊。有了引路人，还得要有理由，有路码啊。人家凭什么就相信你说投奔就投奔了？万一是奸细呢？万一是假投降真刺探情报呢？

　　引路人倒是有一个，就是原来许元彬部队的曾七。许元彬带着曾七从大岭来六安投了刘二以后，颇受刘二重用。黄宝盛两兄弟跟曾七原本就是老乡，之前就熟悉。黄宝盛就趁半夜，悄悄地去找曾七，说了前因后果，要来反投刘二，并愿意做内应，如果刘二攻打盘轮四的话，他愿意从里往外打，里应外合，一举消灭盘轮四。最后黄宝盛说：“我可以先把我和我弟弟的家小带过来，安顿在这里，我再回去里应外合。”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就是说都愿意先把家眷弄过来给你们做人质了，这应该假不了了。曾七让黄宝盛稍等，自己马上去新坡向刘二汇报，几公里的路程，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跟黄宝盛说，二哥很高兴你能来，并让我转告你：“若宝盛到来，即系大家患难与共，苦辣同尝，他日好景，自然共享，断无别意的。”黄宝盛听后，立马拱手告辞，跟曾七说：“你等我一会儿，我现在就去把家眷弄过来。”天还未亮，就听见有脚步声由远及近，夹杂着女人和孩子的声音，原来是黄宝盛把自己和他弟弟的家小全带过来了，对着曾七说：“曾哥，我和弟弟的一家老少一共一十六口人，全交给你了，小弟就此告辞。何时起事请你提前告知，再者，此事宜早不宜迟啊。”

　　当然是宜早不宜迟了，万一盘轮四发现了，两兄弟的小命，不就丢了吗？这黄宝盛的行事风格，干脆利落，像个爷们儿，不似有些优柔寡断的人，脑袋掉地上了，还没开始思考。

　　第二天天刚亮，刘二就回了保胜，找到我七爷，让他去告诉炊事班加紧做饭，每人加大块肥肉，加鸡腿，上茅台酒。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茅台酒，就是饭后每人上一碗老白干，大家看见一大早加鸡腿就明白怎么回事儿了，饭后还有酒？今天这仗，是大仗啊。打仗前喝酒，不是壮行，就是壮烈。都是老兵了，生死早就看透了。

　　这一仗，刘二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么记载的：

　　……遂回保胜，号令各队，分开四面，将盘轮四之营，环而攻击，兼各处炮台，及高山后山大炮乱轰，声震天外。黄宝盛一听炮响的消息，即反带数百之众，在街尾攻击，高山后山大炮轰入，盘营后座崩塌，公之队伍，爬墙而入，遂占据之。随即赶他，正如群虎逐羊，盘军人马，各由前门，奔走入各辅及三界庙等处。公又两头截住去路，尽力夹击，盘队人马数百余人，知难逃生，各人即手找得一木板，各皆凫水，希冀万死一生之计。公等即两头赶入，喝令向水面纷纷轰击，落水毙者，数百余人，全军尽灭。

　　这一仗，端了盘轮四的老巢，盘营里的各类物资不计其数，也全部归了黑旗军。盘轮四的聪明之处是早就把大小老婆及家眷移到了汛防之地，在那里还有两百来人马，他从河阳带出来四千多人马，至此就仅剩那两百来人了。看得出来盘轮四还是老江湖，不然，今天已经是孤家寡人矣。

　　痛打落水狗的道理刘二当然懂，他当即命令驻防新坡的农秀业带领一支部队，继续追击痛殴黄旗军。当农秀业带领部队追到汛防时，盘轮四正带着他的残部抢了几条民船，趁着夜色逃跑，当时正是五月下旬，月黑风高，只能看见几条船的轮廓，农秀业命令向船只打枪放炮，无数的子弹一股脑地飞向快速移动的船只，中与不中，只有天知道了。盘轮四趁着黑夜跑出保胜，捡回一条小命。黑旗军和黄旗军的保胜之争，从此告一段落。

　　黑旗军能够在保胜立足、扎根，除了跟刘二高智商的治理能力分不开，还跟他与当地的土豪、权贵之间的交情分不开，他不但智商高，在与人打交道时显露出来的情商，也是极高的。他的高情商，为他赢得了此生唯一的，也是最真挚的爱情与爱人。

　　当年刘二投军，有几位关系最铁的生死兄弟，其中有一位叫黄廷光的，黄廷光有个叔叔叫黄宗桂，后人又称仕灵公，在云南的南溪做生意。南溪是个不大不小的镇，就在河口边上，离保胜很近，黄宗桂生意做得还不小，从做小买卖开始发家，然后贩盐，再然后贩大烟。黄廷光就经常带着刘二去找他叔叔，其实就是去要钱，黄宗桂也不小气，来了就给点。但他毕竟是外地人，在当地经常也受人欺负。有一次刘二他们去的时候，恰好遇上黄宗桂因为田地划界与隔壁的老梁家争吵，梁家的主人叫梁家河，是当地一霸，根基很深。刘二凭借他的智商、情商和气势，轻松就化解了这种对他来说就是鸡毛蒜皮的矛盾。黄宗桂本来就很喜欢刘二这个小伙子，觉得此子前途不可估量，又通过这次近距离的观察，进一步认定了这是一个有出息的好孩子，于是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女儿叫黄美兰，在家行八，婚后被大家尊称为八姑。黄美兰是黄廷光的堂妹，这样，黄廷光就成了刘二的大舅子了。

　　黑旗军有一整套自己的战争动员令，虽然平时大家都分散住在各自的家里，但只要一接到军令，马上就能集合起来，因为编制是现成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哪个营哪个连哪个班，班长哨长营长平时都在一起干活的，家跟家基本都挨着，一个村寨，一声令下，马上集合到位，组织性纪律性非常高。部队集合完毕，开往前线，如果今天晚上要攻打某个阵地了，带队的营长，也就是管带，就会通知下去，第一批敢死队需要一百人，有报名的抓紧上报，报完名后到队部签到领钱。通常都是不一会儿就报满了。那时候的编制，一个营大概有五百人，每个人都愿意当敢死队，打先锋，黑旗军真的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这报名当敢死队员的一百号人，按事先约定，每人先领五十两银子。这银子，真的就是拿命换的。有些人是为父母，有些人是为老婆孩子，有些人是为过去还债，有些人是为未来预支，总之当敢死队员的人，各有所想，各有所图。领完钱后，有些人交给战友保管，有些人交给领导保管，有些人立马托人送到家里，可能家里还有小孩在嗷嗷待哺，还有一些人，他们急着还赌债。

　　这还赌债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光棍，平时战友们都在开荒、种地、做小买卖，他们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无聊了就小赌怡情，有些人赌债越积越多，慢慢积累起来，就成了一笔不小的数额，但是欠债的和收债的都不慌，钱算个屁，命还在，多少钱都不算事儿。部队里盛行赌博是公开的事儿，只要不出大事，不出人命，爭争吵吵的都不算事儿。其实黑旗军官兵相互之间，是非常团结友爱的，讲义气，有感情，这都是生死堆里滚出来的感情，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同事之间那种互相利用、尔虞我诈的感情。“仗义每多屠狗辈”这句话放在他们身上，根本不足以表达他们之间的生死之交。这些年轻人好胜心强，输了就想扳回来，平时他们之间的对话，也是争强好胜，谈的都是自己如何杀敌立功、救死扶伤、战斗勇敢，他们都以被人讥笑为胆小鬼而羞耻，所以只要打起仗来，个个冲锋在前，宁死不退。他们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平时都以为自己的班上做点事情为荣，在外面做生意挣点钱回来，也是先请班上、连队上的兄弟们喝酒，这样就显得脸上有光，大家称赞他有能耐，他们心里就很舒服，脸上就笑开了花。这有点像现在农村里，平时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过年前大家约好了似的，都回来了，就互相请客，互相攀比，互相显摆自己如何有本事。那些没本事挣钱的，哪怕去打两捆柴，给弟兄们烧火做饭，也是很受欢迎的，人人都想着为大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所以平时赌博欠点钱，谁都不在乎，因为要打仗啊，打仗就要争当敢死队员啊，当敢死队员就有钱啊，有钱了就能还债啊。每个人打仗都很拼命，万一牺牲了怎么办？死就死啰，身上有债务的人，领了钱先把债还清，所谓无债一身轻，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活着的时候，把债还清，万一牺牲了，也是清清白白地上路，这就是黑旗军，这就是刘二的战士，可爱、勇敢，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部队里还有一小部分特殊的人，那些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自己无法照料自己生活的，打仗的时候就把他们留在后方，留在大本营里，这些人有专人照顾，生老病死，都有人负责。总之，有教无类，共同富裕，不让一个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这些口号，在保胜街头巷尾的墙上随处可见。

　　战争是残酷的，打仗总得分输赢，见生死，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人熬到将军，得有多少士兵的枯骨来做铺垫啊。黑旗军也不例外，仗打下来，总得有伤亡，受伤就治伤，死亡了怎么办呢？现在保胜周边的山上，还有黑旗军当年阵亡将士的墓园。如果一个士兵阵亡了，那么黑旗军就会给他们的家属安排工作，并按照这个士兵生前的工资待遇，按月给阵亡的家属发工资，每月到发工资那一天，家屬就去财务领。只要家属还在，这工资就会一直发下去，过年过节了，还会发双份。黑旗军在越南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据不完全统计，黑旗军在越南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阵亡将近五千将士，从保胜到十洲这一路上，有将近五千座黑旗军的坟墓。

　　尽谈死亡了，也说点高兴的事儿。这个事儿放别人身上可能不算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但放在我身上，放在我七爷身上，那就不一样了，那是大事儿。在保胜期间，我七爷不但从只知道砍砍杀杀的愣头青，转变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带头人，从一介武夫变成了闻名中越边境的唯领导是从的马屁精，还从一个单身汉，夜里只会偷偷手淫的老童男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刘二践行了他的诺言：到保胜以后，给我七爷找个老婆。

　　我七奶奶姓黄。中越边境，广西、云南那边很多人家都姓黄，是的，我七奶奶也是壮族，平日里说土话，也就是壮语，边境上姓黄的基本上都是壮族。

　　七奶奶是保胜本地人，他的父亲叫黄尚书，既懂中文，也懂越语，在当地属于比较清高的有点文化的秀才。清高的人基本上日子都不好过，清高就不合群，不合群就容易得罪人，不知不觉就把人得罪了，人家背后给你使绊子，你都不知道是谁使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刘二进驻保胜以后，遍访土豪名人，有人就给刘二指点，那个老黄家可是个书香门第，是保胜最有文化的读书人。刘二就带着逐渐变成马屁精的我七爷，去了老黄家。这才有了我七奶奶，因为一进门，自打我七爷第一眼看见老黄家的女儿，眼睛就没离开过，刘二看明白了，老黄看明白了，就连老黄家的女儿，也看明白了。接下来并不复杂，我七奶奶说，刘二带着我七爷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带着礼物，大包小包的，很多个包，就去提亲了。我七奶奶经常对人提起：“那年我十七岁。”她对那一年记得特别清楚，十七岁那年，老黄家的独生闺女，成了我的七奶奶。

　　我喜欢我的七奶奶，虽然我没见过她，因为我坚信她对我七爷好，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他们的情感和日常，应该有着真正的爱情的模样吧。

　　同治八年（1869），广西提督冯子材率二十营人马，奉命出关入越，进兵河阳，围剿盘轮四。盘轮四自从与黑旗军争夺保胜失败以后，带着剩下的两百来人及一家老少逃回老巢河阳，继续招兵买马，合并各路残匪，最兴盛时期人马一度达到了两万多人。这个盘轮四在保胜失败后，性格突变，越来越暴戾，似乎要把保胜失败的一肚子怨气，全部发泄在河阳老百姓身上，所以弄得河阳周边几百公里范围内民不聊生，饿殍遍地。越南军队多次围剿，均大败而归。越南军队本身就徒有其名，根本谈不上战斗力，跟盘轮四打仗就是给黄旗军送弹药、送粮食物资，盘轮四非常喜欢跟越南兵打仗，玩儿似的，就把成千上万的物资搬回家了。越南王室也知道自己的部队不行，对付不了黄旗军，所以快马加鞭，千里加急，向慈禧太后求救，快派大兵来河阳，消灭盘轮四。

　　冯子材，字南干，号萃亭，1818年8月出生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与刘永福是老乡，年长刘永福将近二十岁。他少年时期的经历跟刘永福也颇为相似，父母早亡，年少时就不得不独立谋生，做过木工，放过牛，受尽了欺凌，经常流落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所以从小就练武，慢慢形成了“嫉恶如仇，不畏强御”的性格，对他后来治军从政有很大的影响。他早就打听到了他的这位小老乡刘永福在保胜几乎全歼盘轮四的事迹，所以他一边起兵向越南河阳开进，一边派他的心腹大将杨瑞山和冯月亮带着五品蓝翎功牌到保胜，送给刘永福，请求刘永福派兵一起攻打盘轮四。

　　刘二就让我七爷召集几位领导一起开会。现在是大事小事都要上会了，不像以前，刘二一个人说了就算。会上刘二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不反对去打盘轮四，但我们跟盘轮四以前是一伙的，都是反大清的，是大清的敌人，现在我们却跟大清的部队联合起来，去打盘轮四，外界会不会说什么？会不会说我们投降了？接受招安了？”

　　这个问题提得好，不愧是黑旗军的领导人。这是政治问题，涉及别人尤其是后人对黑旗军的历史评价。你们自己是怎么定位的？怎么对外界解释这件事情？众人围绕刘二提出的这个重大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这是之前从没想过的问题，我们黑旗军到底是怎么定位自己的？中国人，在越南，还当上了越南的小官，越南政府还同意自己开发越南的土地，把保胜作为黑旗军的根据地。现在中国的军队邀请自己在越南的国土上打另一拨中国人，要打的这拨中国人还是自己曾经的战友、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有点乱。但乱也得把它捋清楚了，早晚得捋清楚，不能这么稀里糊涂下去。争争吵吵了一整天，最后还是黄其章根据大伙儿的意思，给总结了这么几条，念给各位领导听完后，大家表示一致同意，觉得刚才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一起在纸上摁了手印：

　　一、黑旗军是中国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二、自食其力，既不吃大清的皇粮，也不吃越南的皇粮；

　　三、队伍独立，既不隶属于大清，也不隶属于越南；

　　四、可以帮助大清打击敌人，也可以帮助越南打击敌人，仅仅作为雇佣军，你付费，我打仗；

　　五、在祖国危难之际，随时可以回国，为国尽忠，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家庭和财产。

　　黄其章的文字功底，确实了得，总结得非常到位。争了一天，不就这几句话的事儿吗？这五条，贯穿了黑旗军接下来的整个生存法则和宗旨。于是便回复杨瑞山和冯月亮两个人：去！马上组织两个营的人马，开往河阳。

　　他们与冯子材的部队两边夹击，攻入河阳，盘轮四全军溃败，弃城而逃。

　　但冯子材他们一撤，盘轮四立马带队反攻，越南人的队伍“个个惊狂，人人震恐，遂弃河阳而走，盘轮四又复居河阳矣”。

　　回到河阳的办公室，看着这些失而复得的熟悉的地方和景象，想着自己跟刘二这些年来的相争，反复问自己为什么又输了？他已经“智计俱穷”了，但又心有不甘。想着想着，盘轮四不禁仰天长叹：“天生瑜，何生亮。”居然自比诸葛亮。这盘轮四越想越生气，把刘二恨到了骨髓，恨不得现在就“剥刘二之皮，食刘二之肉”。都没来得及喝水，马上传令，升帐点兵，自带四千人马，直扑黑旗军的大后方——六安。盘轮四的如意算盘是攻下六安，扼守顿关，切断黑旗军的粮道，进逼保胜，最后全殲黑旗军，活捉刘永福。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黑旗军和黄旗军，刘二和盘轮四，围绕着顿关和宝河关的争夺，互有胜负。当时的宝河关和顿关，控制权都在盘轮四手里，他想让这条河道通，就通，他不想让这条河道通，就关。现在就关着，你要是想让他通，就得夺回控制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刘二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让这条河道畅通呢？保胜没粮了，现在留在保胜的，都是家眷，老弱病残，唯一有战斗力的，只有我七爷带的一小队亲兵。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我七爷他们再有战斗力，在他吃饱喝足的情况下，尚能对付一个中队的敌人，现在连他们都饿着肚子，万一黄旗军来个偷袭，那么保胜将陷入绝境。

　　保胜的粮食全靠刘二从外面买来，再通过水路运过去。现在宝河关和顿关被盘轮四控制得死死的，必须把它们夺回来，才能重开水道，让粮食赶紧运到保胜。硬打吧，兵力又不够，况且盘轮四为了控制水道，在沿宝河关与顿关的这一段陆路上，凭借天险布置了十三道关隘，号称“水泄不通，鸟飞不过”，就是要把保胜的黑旗军活活饿死。如果我们不站立场的话，盘轮四这一招真是一个好招，不战而屈人之兵，围死你，困死你，饿死你，自己又不费一兵一卒。这一招：高！

　　要打通水路，必须先打通陆路。要打通陆路，必须打通盘轮四设置的这天险十三关。不然的话，要么束手待擒，要么坐而待毙。对于革命家来说，冒险是家常便饭，所有的胜利，都是险中求来的。刘二又召集在家的几位副处副高以上领导开会。这次开会跟以前不一样，这次不讨论，只传达，传达的是刘二个人的决定：“我有一计，乃万死一生之计。以现象而论，水陆皆被盘贼重重围困，无路往来，只有顿关一法，落去顿关地方，乃可调度人马，恢复失地，不然兄弟俱屠，甚无谓也。”刘二告诉大家，他要亲自带队从宝河关打通至顿关的陆路通道，他要攻打十三关。会议的争论焦点是刘二决心已下，坚决要去攻打十三关，众将官执意劝阻，请他三思，不让他去，都说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要万一出了事，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黑旗军怎么办？那么多家属后勤人员怎么办？眼看着劝阻不了，大家都暗自在心里做最后的告别，这一去断无生还之日，就把红河当成了易水，啜泣声一片，有情感比较丰富的将士，差点就唱上“风萧萧兮易水寒……”了。刘二眼看着大家情绪这么低落，大声鼓励说：“我刘某有个天日得生，一定要回，与各兄弟团聚，恢复大业。各位不必痴呆，刘某纵不顾及各位，岂有妻儿不要之理！各位千万珍重，我若去后，众宜扼守地方，静候捷音，不日我复重来，后期相会，当不远也。”

　　一切安排妥当，想想，又对保胜的防守不放心，人太少，仅我七爷一个人，万一黄旗军真的去偷袭，粮没运到，家人们早已没了，那就没意义了。就让曾七、黄宝盛、何得志、黄廷杨等带领几十人，回保胜协助我七爷做好防守工作，自己选了八十名得力干将，以卢玉珍为先锋，每个人都是轻装上阵，干粮只带一天的量，多了也无意义，如果第一天闯关未能成功的话，那就是“未成功便成仁了”，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带钱也没用，都是上前线杀敌去的，不是去逛西单大悦城王府井百货商场的。既不带吃的又不带钱，那带什么？我估计要让大家猜一下的话，基本没人能猜到。这个刘二，要带的第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公首先，将自己黑旗包裹放好，各人身上，只暗带短火利刃，外面如同只身往来行人。”诸位是不是没想到，刘二首先是把他那面黑旗小心包裹好，放在贴身衣袋里？旗帜是一支部队的命根子，这面黑旗对于刘二的部队来说，意义非凡。如果这一次刘二牺牲了，结束了，其他人用黑旗就没有实质意义了，仅剩点象征意义而已。如果胜利了，凯旋了，那就得大张旗鼓，大张的这面旗，就是刚才包裹好的这面黑旗，这是黑旗军的灵魂和信仰，是“天降大任于是人”的连接天地人三者之间的信物。说句题外话，如果一个革命者牺牲了，在他的葬礼上，给他什么样的待遇最能体现他生命的价值、尊严和意义？当然是在他身上覆盖旗帜，还有什么比在他身上盖上他亲自缝制的革命旗帜、他揭竿而起的亲手舞动的猎猎黑旗更崇高呢？

　　剩下的就是短打扮了，仅携带便于隐藏的火枪和短刀匕首，不能招摇，更不能聚众，要分开走，八十人一起列队走，那是俘虏，那是被俘之后列队走向刑场的场景，在黑旗军这里不可能出现。“潜到第一关，有两百余人把守，公等齐各人，即闪眼为号，各人手起刀落，尽将把守头关士卒，无论头目散人伙马各夫概行斩了，并将各左耳及辫子割了，放入箩去挑行，所有银两，搜拾净尽。即将第一关之旗帜、枪炮担行。”这一个“潜”字，道尽了从开会决定攻打十三关之后的所有艰辛和努力。十三关里，就这第一关人数最多，把关最严，最难对付，八十对两百，相当于一对二、一对三，问题不大，关键在于突然性，要求快刀斩乱麻，速战速决。没等敌人反应过来，他们的人头就已经落了地，这是刘二对这八十勇士发起进攻前的最后一句话，简单、直接。杀人过程中不说话，不喊口号，闭上嘴巴，不仅杀人于无形，还要杀敌于无声，就像看电影时音响坏了，只见人影，听不见声音。也不是全无声息，刀砍进肉里，砍进骨头缝里拔不出来的时候，敌人会喊疼，会哭爹喊娘，但一个人哭，没人附和，声音就显得单调，失去了抑扬婉转之美。下一句“公等齐各人，即闪眼为号”。这“闪眼为号”四个字，可见当时选出的这八十人，眼睛都不近视，眼神都特别好，不然八十人有人离得远的，看不见刘二的“闪眼”，其实就是一眨眼，又不是放电，眼睛稍微近视一点，就看不见，行动就不会一致，就有可能拖大家后腿，就有可能导致整场战斗失败。所以，用我的话来概括：“公之选人用人，唯勇敢机智为先，眼睛稍有近视者，包括戴隐形眼镜者、做过激光手术者，亦不用做先锋矣。”

　　在当时考察选拔先锋队的时候，还不用把“讲政治”单独提出来，放在第一条，因为跟着刘二去拼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只有怕政治的人，才能提出来要求别人讲政治，讲政治其实无他，就两个字：听话。

　　打第一关的关键词一是快，二是不留活口，不能还让他们跑出去通风报信去，所以“各人手起刀落，尽将把守头关士卒，无论头目散人伙马各夫概行斩了”。过程和结果，都应该很惨烈的。战斗应该在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不能超过一小时，超过了就根本没有力气打仗了，我们平常人打个架也就两三分钟，就没力气了。这是一场无区别的杀戮，见人就杀，两百号人，血，应该流得满地都是，地上，应该有五六厘米厚的血浆，鞋子应该是被血浆粘得拔不出来了。打完之后根本就没有时间说洗个澡，换身衣服再走。马上打扫战场，把对方营地里的旗子给扯下来，折好备用，其他如金银财物、枪炮火药子弹等，也装进筐里挑走。刚开始打扫战场时大家都习惯了，还把每个敌人的左耳及辫子割下来，干吗用？那是部队打胜仗时，领赏金用的，一只耳朵一根辫子，代表你杀死了一个敌人。那时候打仗都是明码标价的，杀死敌方一个什么级别的将领赏多少银子，杀死一个普通士兵赏多少银子。最开始是按人头领钱，一颗人头领多少钱，所以杀死敌人以后，还得把他们的脑袋割下来，挂在自己的裤腰带上，有时候刀口钝了，或者卷刃了，老半天都割不下一颗人头来，最后割下来一看，脖子被砍得血肉模糊，头皮上还带着不少淋巴组织，脖颈上的切口参差不齐，筋筋吊吊的，惨不忍睹。一个人屁股后面挂个两三颗人头，走起路来，就摇摇晃晃了，别说继续打仗，很可能自己的人头就被对方割了去，所以这种做法慢慢地就被淘汰了，后来就成了凭借一只左耳和一根辫子，就等同于一颗人头了。刘二一看大家伙还在痴迷于砍人头、割耳朵、剪辫子游戏，赶紧说：“兄弟们，敌人的脑袋今天不要了，这一次所有的功劳大家一起分。”一语惊醒梦中人，这是在打通关，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全都是生死未卜之人，还算什么奖金酬劳。赶紧往下打关，只有把这十三个关卡全打下来，才有可能看到奖金的影子。就到了第二关。

　　快到第二关的时候把第一关取下来折好的那面黄旗军的旗子打开，路边砍了一棵竹子，掐头去尾，修掉枝蔓，把旗子挂到竹竿上。砍来的竹子有点细，竿尖挂不住黄旗子，又找了一根麻绳，胡乱绑了绑，才勉强算是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走在前面的几位兄弟拿出在第一关里找到的几件黄旗军的衣服，套在外面，大摇大摆地走进关口，谁也不说话，对方问话也不回答，感觉是在闷声发大财。有个门卫的嘴里忍不住嘀咕了几句：“跩什么跩，我家也有亲戚在朝里当官的。”最后进来的几个黑旗军士兵主动把黄旗军第二道关卡的大门关上，留下几个兄弟在门口把门，然后在里面，嘁里咔嚓，一顿砍，刚才嘴里嘀咕的那个门卫，一看见有人拿刀砍人了，就又说了一句：“我家也有亲戚在……”话还没复述完，面门上就挨了一刀，他把头一偏，砍刀顺着耳朵就滑到了肩膀上，顺带把耳朵带下来后，刀刃就嵌进了肩胛骨里，把他給疼得，“哎哟”一声，身子一矮，直接坐地上了，顺便捡起自己的耳朵拍了拍灰，耍赖不起来了。把第二关的总共才四五十人，刘二他们每两人才能分到一个瓜，根本不够砍，还没过瘾，瓜就没了。

　　轻松过关。

　　三关四关，如法炮制。

　　五关六关，如法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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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关卡把守的人都不多，有些二三十人，有些五六十人，除了第一关人多点，有个两百来人，其余的，都不超过一百人，这对于刘二的敢死队来说，完全就是开胃小菜。

　　打通这十三关，总共花了十八天，每天都在山路上赶，主要是抢时间，总会有关口上的漏网之鱼，跑出去通风报信的。刘二一手拿刀，一手在河谷闷热的空气中上下挥舞，永远都是风风火火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这十八天，路途非常艰难，红河两岸都没有开发，都是荒无人烟之地，所以经常是饱一顿饥一顿，衣服裤子被荆棘杂草刮出了许多破洞，条条缕缕的，风一吹，飘飘洒洒，像一群职业模特在T台上走秀，只是没有观众，便宜了红河两岸的麻雀、山鸡、麂子、水蛇、爬虫和那些落叶不落叶的灌木和乔木。

　　“此十八天所行的，其中曲折湾环，高低不等，正如鸟道羊肠，其崎岖险阻之巉岩，各均说未曾见过。公不惮跋涉，历尽艰辛，希冀苦尽甘来，万死亦有一生之路。”这十八天，值得单独写一本书，个中曲折，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可以荣耀地吹上一辈子，并把这些荣耀，子子孙孙传颂下去。

　　这打通十三关一事，即使后来回过头去想想，都是觉得不可思议的，那些天刘二的队伍简直是如有神助。普通的人，别说打关，就连想都是不敢想的。

　　顿关有大小好几个码头，目前同时有三支部队犬牙交错地驻扎着。第一支是越南本地的正规军，由文官陈正理和武官阮文雄等几个人带兵，号称带领六千人马，把守在顿关关卡。第二支队伍就是黑旗军的农秀业和黄守忠带领的几百人，驻扎在顿关的另一边，与越南军队隔河相望，他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去红河下游各地购买粮食军备，准备运往保胜，现在货物早已备齐，被卡在顿关，上不去了。为什么？这顿关还有第三支队伍，黄旗军的队伍，号称七八千人，分别驻守在顿关上下的龙箦和小圩埠头等几个码头。这些地方的码头的两岸满眼望去，全都驻满了盘轮四的部队，旌旗猎猎，迎风招展。就这么三支队伍错落有致，各自盘踞在自己控制的一小块地盘上，谁也奈何不了谁。

　　黄旗军截断了顿关上下游的所有水陆交通，即使越南本地的粮饷想从下游运到顿关，也是做不到的，水道在龙箦，被黄旗军控制着。要从下游去往顿关，必须先过龙箦。越南驻北圻的总督黄佐炎，曾经试过自己带部队从下游往上攻，再让陈正理和阮文雄带部队由顿关从上往下打，一起夹击龙箦，最后也以失败告终，因为越南的部队确实没有战斗力。但黄旗军想在越南的地盘上一口吃掉他们的正规军也难，所以就这么一直对峙着，纠缠着，拉锯战有一搭没一搭地打，也都是小打小闹。

　　驻守在顿关的越南部队粮饷最多还能坚持十天，而农秀业他们也愈发着急起来，因为他们知道，每多等一天，保胜根据地的情况就越发危急，说不定明天，粮绝以后，人心就崩溃了，这些年打下的基业，一夕之间烟消云散，这样的后果，想都不敢想。

　　然后，马路上出现了一队人马。走近一看，领头的，居然是刘二（刘永福）。“公即往农秀业等扎营所在，相会，各道艰险备尝，万般辛苦情状。后公即筹画打点，起兵攻打龙箦。”

　　农秀业看见他二哥出现的那一刹那，先是惊愕，再是惊喜，然后大笑，继而大哭，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在见面的一刹那喷涌而出，“二哥呀！”这一声二哥叫得，肝肠寸断，既痛快，又委屈，感觉坚守这么多天，天大的艰辛，都值了。刘二与农秀业紧紧拥抱，然后与诸位兄弟一一拥抱，这时候，所有的话语都是多余的，驻守顿关的黑旗军将士，许多人的泪水都是奔突而涌，他们看见刘二站在面前，心突然就安定了，不慌了。

　　“次早公即率队，共计八百左右人马，先锋前敌。所有南兵六千余人，皆同往协战。一到龙箦，踏看战地，公即指令在高山起营，与盘贼各营相对，可以瞭见，台枪亦可击到。”刘永福的胆略与识见，可见一斑。第二天一早便去战场，要求部队在黄旗军眼前、地势略高的正对面高筑营寨，双方大营都在射程之内，这得多蔑视对方啊。双方一边开枪射击，刘二的部队一边修建工事，挖壕沟，建炮台，这是明确告诉对方：“小子们，给我等着，等我炮台筑好了，我拿大炮轰死你们丫的。”这就是老大的气势，你说农秀业他们想消灭黄旗军吗？当然想，做梦都想，但是能不能想到把工事明目张胆地修到黄旗军的射程之内？面对面打？这就是统帅与普通将领的区别吧？这同时又是一种强大的心理战，是一种基于实力的降维打击。这时候，黄旗军的所有队伍里都在传：他们在我们门口修工事，筑炮台，今天晚上要拿大炮轰死我们了。有人就问：谁啊？谁这么大胆啊？回答说：是刘二，刘二到了。

　　这一句“刘二到了”，威力比十门大炮一起开火还要大。黄旗军里的人心，开始慌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死期，你可能临死之前都还活蹦乱跳的，笑容还挂在双颊，但如果你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还是死在大炮的轰击之下，现在就能看见晚上轟你的大炮正在眼皮底下被对方抬进炮位，你就要被这一门或者那一门大炮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尸块挂满了树枝，甚至许多战友，尸体都被轰得七零八落的，怎么也拼凑不出一具完整的尸骸，你还能安心睡觉吃饭喝茶想远方的老婆孩子或者翠花吗？

　　刘永福为什么非要亲自带队，千辛万苦地打通十三关，拼了命也要来到顿关前线指挥战斗，这时候，总算稍稍有点明白了。

　　“公部下六七百人及南兵千人，于日将傍晚，即向盘贼各营扑之。各人鼓动勇气，英勇无匹，悉力攻击，连施放巨炮不停，打入盘寨，各向前攻打，盘贼营内，伤亡甚多，早已疲惫，人无战心，势甚不支。”这，其实就是心理战造成的结果，一阵炮响之后，黑旗军开始往里攻，所谓攻城拔寨，当在此时。黄旗军“呼啦”一下，就往外溃败，就像两边说好了似的：“我一攻你就跑啊。”盘营内自相踩踏伤亡的，不计其数。

　　胜利的消息传到兴化，北圻总督黄佐炎兴奋异常，手舞足蹈。黄总督深得汉人做官之精髓，要跪，比谁跪得都深情，要舔，比谁舔得都舒坦，要镇压同胞，比谁下手都狠毒，要谄媚洋人，比谁的奴性都十足。要用刘永福，比谁都会夸，要踩刘永福，腿抬得比谁都高。他当着众人之面，高声称赞刘永福：“英勇无敌，北圻长城，非公莫属。”黄总督嘴上的功夫，真是漂亮极了。

　　宴请了几顿，吃也吃了，喝也喝了，黄佐炎便坐船去了大本营山西，刘二便从临洮到了兴化。到了兴化没几天，外面有人通报，说有个人自称是你的老乡，非要见你。刘二心想，会是谁呢？便有请，原来确实是老乡，叫吴凤典，矮矮胖胖的，带着五六十人来投奔。刘二大喜，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员猛将，收了吴凤典，黑旗军从此如虎添翼。

　　乾隆五十二年（1787），法国在印度支那一带活动的传教士百多禄，以帮助越南黎氏王朝的外甥阮福映镇压西山起义进行复辟为名，曾到巴黎向路易十六建议在越南建立殖民地，以“坐收大利”。他还指出，法国占据越南后，就可以“自交趾辟商路以抵中国腹部，开发其富源”，并特别强调说，这是“利在后世”的事儿。百多禄的奏议，深得法国国王的嘉许，并且成为以后一个多世纪中法国向东方扩张的国策。

　　法国于1862年用大炮占领了越南南圻的边和、嘉定和定祥等东三省，取得航行湄公河的权利，并在1863年把柬埔寨沦为其保护国之后，就着手打通进入云南的通道。同治三年（1864），法国海军部长谢师劳伯特命令法国驻南圻总督特拉格朗堤埃搜罗物色探测湄公河的人员，其目的已经昭然若揭——深入中国腹地，实现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侵略。

　　1865年6月1日，法国驻南圻总督特拉格朗堤埃组成了以船长特拉格莱和海军上尉安邺为首的探测湄公河的探测团，乘两艘炮艇从西贡出发，溯湄公河而上，经过柬埔寨、老挝，于1867年10月间进入云南境内。在云南，探测团的足迹遍及大理、东川等地方，特拉格莱于1868年3月12日病死于云南，于是安邺接任探测团团长。1868年5月底，探测团离开云南到了四川的宜宾，顺长江一直到了上海，再换船回到南圻，于6月29日回到西贡。经过两年多的探险，探测团向法国驻南圻总督做出了文字报告：湄公河上游，滩多流急且多大礁石，不宜航行，而“自临安东南行六日，可抵蛮耗，自蛮耗遵红河可行至海”，得出了红河是中国和越南的交通要道的结论。他们认为这一发现是此次探测最重要的收获。于是他们主张法国应该从越南北圻东京开辟商路与中国南部省份通商，法国人习惯于把北圻称为东京，并强调说“此为法人在东方最重要之事”，自此以后，法国就放弃了湄公河的航行，而将侵略目标集中在了红河流经的北圻。

　　当特拉格莱和安邺探测通往中国西南航道之际，英国也抱着同样的目的，从缅甸进入云南。这时云南正发生回民起义，英国主张支持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因为起义一旦成功，建立独立王国，英国可以凭借与杜文秀的“友好关系”，进而控制这一片土地。而法国的安邺则主张支持清政府，以便取得把中国西南的资源从红河运出去的方便之门，他花了两年多时间才找到这一条捷径，不能轻易放弃。这两个世界上排名前三的老牌帝国主义都把自己的主张积极付诸实施，他们在云南的争夺非常激烈。

　　这个时候，法国的另一个冒险家和军火商堵布益登场了，他乘云南回民起义之机，于同治八年（1869）流窜到昆明，找到了云南巡抚岑毓英和提督马如龙，极力向他们鼓吹和推荐西洋新式武器，并愿意推荐外国教官来培训他们的士兵，以镇压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在得到岑毓英等人的同意后，又趁机提出勘探红河河道及开发云南矿产的要求。为了镇压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岑毓英答应了堵布益的所有无理要求，先让他去广州，找两广总督领取购买军火的费用，再派兵护送他从云南的临安启程，经蛮耗沿红河到达了越南北部的安沛。堵布益在安沛看到了沿红河上行的许多大船，知道了沿红河到达长江，大型船舶可以畅行无阻。1872年的时候堵布益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他便极力鼓动法国政府出兵，用武力打通红河，进军云南，占领云南，进而占领中国的整个西南地区。

　　其时，普法战争（1870-1871）刚结束，法国一部分领土被德国占领，法国政府正忙于欧洲事务，如果此时在这个地区动手，将涉及越南、中国、英国三个国家的利益，后果无法预计，法国政府不敢轻举妄动，但又不甘心就此罢手。法国的海军与殖民地部长波多对堵布益说：“我们政府对这件事，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更不干涉，我们将会非正式地帮助你。”就是说你放心干吧，我们不便正式出面，但一直在你背后支持你，我们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又暗中下令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雷给予堵布益一切支持与协助。于是堵布益先到香港，买了两艘炮艇、一艘汽船、一艘大帆船和一些军火，还招募了一百七十多个外国地痞和盲流，日夜训练。同治十一年（1872）十月，堵布益率领这支船队浩浩荡荡从香港启航，到了越南，要强行进入红河航道，当即遭到了越南政府的抗议。但抗议是没有用的，手里有大炮才管用，所以堵布益凭借武力，根本不顾越南政府的抗议，强入海防，溯太平江而上红河，于1873年3月4日行抵云南蛮耗，将所运军火全部卖给云南提督马如龙，然后又从云南以极低的价格买入铜锡等矿产，于4月29日离开云南，沿红河顺流而下，返回越南。

　　堵布益这一趟表面上做的是买卖，实则是为以后法国进入云南，打開云南的大门，埋下了伏笔。

　　堵布益进入越南领土，无视越南的主权，驻军河内城外，挑衅生事，为所欲为。但他经常是恶人先告状，说他在北圻的商业活动受到干扰，要求法国驻西贡的殖民政府进行干涉。越南政府也很无辜，也向法国驻西贡的殖民政府告状，要求驱逐堵布益出北圻。这正中西贡总督杜白雷下怀，他一直在等机会占领北圻的红河三角洲，他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要有借口，便派兵去北圻，这下好了，这是你们越南政府自己要求我去北圻干涉、驱逐堵布益的，我就派人去看看。

　　杜白雷马上把安邺从上海召回到西贡，面授机宜。1873年10月11日，安邺率领五十六名士兵、四艘小舰艇离开西贡北上。越南方面以为安邺是去解决堵布益问题的，一路绿灯，优待放行。安邺在离开西贡之前（10月8日）给他哥哥的一封信中说：“给我的训令是一切行动自由，海军少将杜白雷完全信任我，因此，为了法国，我必须尽力而为。”杜白雷给安邺的训令中，非常明确地指示他，此行必须“开放商路”“戡乱”，并告诉他要取得北圻法国传教士的帮助。10月23日安邺抵达红河口，堵布益马上乘船去迎接。安邺向越南提出他的军队要驻扎在河内城里，越南人费尽了口舌，才让安邺驻扎在城外。安邺刚一安顿好，就邀请住北圻的蒲珍尼主教前来商议大计。安邺马不停蹄地张贴告示，说明本次到北圻的主要目的就是通商和剿匪，闭口不谈堵布益之事。然后，西贡那边还继续派军舰和士兵来河内增援，把越南人弄晕了，心想：他不是来解决堵布益的问题的吗？

　　当然不是。11月5日，安邺根本就没有跟越南打招呼，擅自就宣布了开放红河的计划，11月20日清晨5点，法国军队开始对河内突然袭击。河内总督阮知方直接就蒙了，他搞不清眼前发生了什么。他的士兵，连个防御准备都没做。法国军舰在河里向城内开炮，并特别瞄准阮知方的办公楼开了几炮。陆军在海军的掩护下，向东门进攻，堵布益带领自己的军队占领了商业区。法军有一支小分队到达南城门的时候，把大炮对准城门轰击，南门被攻破，总督阮知方腹部受伤被俘，他的儿子阮林中弹身亡。紧接着各个城门均被攻破，一个小时之内河内城完全陷落。阮知方被俘后，拒绝敷药和进食，以自己的方式把自己献祭给了陷落的河内城，保住了一个老将的晚节和声誉。

　　这一仗，守城的越军共计五千多人，八十人阵亡，三百多人负伤，攻城的法军共计一百八十八名，包括海军和陆军，还有二十四名亚洲的联军和伪军，动用了八口大炮，基本无伤亡。

　　安邺攻陷河内城后，马上建立伪政权，组织伪军警管理城市内外，他把这些交给主教蒲珍尼之后，自己马上乘势出击，于12月4日攻占海阳，12月5日攻占了宁平，12月10日攻占了南定，一星期之内连下三省。在法国殖民史上，这一次行动被看作是“安邺的惊人的史诗般的传奇”。消息传到顺化，嗣德王才回过神来：原来安邺不是去调解矛盾的，是去占领北圻的。悔恨之余，赶紧提升原三宣统督黄佐炎为北圻军务节制，和参赞尊室说共同负责北圻防务。

　　黄佐炎自己又打不过法国人，只能找刘永福帮忙。刘永福当时驻扎在兴化，便在兴化调集各路人马，因为之前从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仗，很多人都没见过老外长什么样，所以大家都很兴奋，既渴望又忐忑，全军上下就很重视。刘永福也很重视，重新缝制了一面黑旗，一针一线，每一个针脚都是刘永福亲自缝上去的，最后用牙齿咬断了线头，看了又看，比了又比，修改好半天才算满意。

　　大旗制好，要祭旗，祭旗完毕，再点兵。刘永福带领吴凤典、凌德选、班晚等将领，共计一千人马，从山西省向河内进兵，先到丹凤县，休整两天之后，进兵到了离河内西城门外十里之地的安和乡驻扎，黄佐炎带领越南兵又在离黑旗军好几里外的地方驻扎，作为后队。刘二也不计较，知道他们既不会打仗，也不敢打仗，能在后面跟着，就算胆子大的了。这次还不错，修营搭寨，挖壕沟放路障什么的，都由越南兵负责完成。一切就绪，黄佐炎作为越南方面的最高司令官，来黑旗军做战前动员，前面的官话套话说完以后，最后几句说到了要点：“斩法兵首级一颗，赏白银一百五十两，一画加十两，二画加二十两……依此类推。”这里说的一画两画，指的是官衔，画指的是军服袖口上的道道，道道越多，官越大，一画是少尉，二画是中尉，三画是上尉，四画是少校……七画是少将。黑旗军打仗，为的就是这个，斩获一颗法国兵的人头，至少能拿到一百五十两银子，这也是黑旗军自打仗以来见过的悬赏最高的一次，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每人都提几颗法国鬼的人头回来报账。

　　1873年12月21日上午10点，黑旗军按计划布置妥当，刘永福亲自带领小股部队到河内城西门挑战。安邺听说有人挑战，便立刻集合人马，出城迎战。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天，许多士兵都休假去了，安邺只找到了二十名法国兵和几十名越南伪军，他们带着一口山炮，趾高气扬地出了城。黑旗军按照预定计划且战且退，法国人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中国兵，眼看着对方打又不好好打，退又不拔腿跑，扭扭捏捏，欲拒还迎，一步三回头，便分头追击，总共就那么几十号人，还分成好几拨去追击黑旗军，每一拨就那么三五人，这不正中刘二下怀吗？一到纸桥，埋伏在四周的黑旗军掩面杀到，刚才还在撤退的刘永福回过头来形成反包围，安邺在慌张之中跌进了坑里，他在打完手枪里的六发子弹之后，被吴凤典一跃而上，挥刀砍下了脑袋。吴凤典一手拎着安邺的脑袋，一手拿着大砍刀到处追杀法国人。这场景把所有的法国兵都吓坏了，他们的脑子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画面：他们司令官的人头被敌人拎在手里甩来甩去的，并且他们的命运也即将像司令官一样，人头即将被敌人拎在手里。所有人都向城里跑去，魂飞魄散，哭爹喊娘。这些雇佣军们，这些平时的大爷们，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了生命的可贵，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可怕。这一仗，安邺的副手班尼也被黑旗军击毙并砍下了脑袋，幸存者仓皇逃回河内城里。

　　后来根据法方的资料和堵布益的回忆，这一次纸桥之战，法方共被黑旗军斩首五人，受伤六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没几个人出城迎战。班尼是在追击黑旗军的时候，在一座庙里遇到了伏击，最后被击毙。后来法国人为了纪念班尼，把纸桥称为班尼桥，把那座庙称为班尼庙。

　　在1882年刘永福对这场战争也有过回忆：“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间，法人已得河内，仅只法兵百余人，香山勇百余，回子勇百余。永福来援之兵，亦只数百。至离城数里，法人出城接仗。其队伍零星，数人一起，专以火器见长。自辰至酉，永福设伏，刀矛齐出，毙法官五人，真洋兵十余人，永福只亡一队目并勇六人。”

　　纸桥之战，法军大败，两位主将被黑旗军砍了脑袋，越南人却主动求和，要求谈判。法国人正求之不得，当然愿意。结果是谈了两个条约出来，一个是1874年3月的《法越和平同盟条约》，也叫第二次西贡条约，另一个是同年8月的《法越商务条约》。根据这两个条约，越南承认法国在南圻六省的完整主权；法国承认越南的完全独立，不论对任何外国（这是明显针对中国，企图隔断越南同中国的历史关系）；开放红河；河内、海防、施奈开埠；开设领事馆，拥有领事裁判权，并可驻军。虽然法国归还河内、南定等北圻各地，堵布益被驱逐出北圻，但他们早已在北圻各个重要地方打下了政治、经济、军事基础。无怪当时法国殖民者都认为越南已经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虽然条约里没有“保护国”三个字。代表顺化朝廷签约的大臣黎俊，事后觉得自己签了卖国条约，对不起列祖列宗，以自杀谢罪。可惜中国的领导人不会向黎俊学习，也不敢，不然的话，那些后来签下卖国条约的“中国黎俊”们，没听说任何一个人因为良心不安而自杀谢罪的，连引咎辞职的都少见，到死都不愿意退下来，都愿意当官，当一把手，因为好处实在太多了，诱惑实在太大了。

　　纸桥之战后，刘永福也当了个官，嗣德王帝为了笼络他，表示了一下意思，封了刘永福一个虚职，叫三宣提督，还是个副的。不过对刘永福的黑旗军来说，得到越南皇帝的承认与认可，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就能在越南的土地上名正言顺地生存下去了。至于官不官的，正的副的，倒在其次。

　　就这样，战争的失败者，得到了胜利者该得到的一切。中、法、越三国之间的纠缠，开始变得越来越微妙，越来越深沉。

　　现在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刘二和我七爷这几年在越南的足迹了。他们于同治六年为躲避清军的追剿进入越南北部，同治七年进扎六安，越南的史书是这么记载刘永福在六安的：嗣德二十一年（1868）春，清地股匪盘文义和梁文利等挂白旗号扰掠六安州（属宣光），省臣潘文述督新降头目刘永福等剿之，帝令兼督臣阮伯仪熟筹剿抚，处置要永无碍。这就是刘永福的聪明过人之处，甫一到越南，就找当地政府投靠，而不像盘文义和盘轮四那样，着急抢一块地盘当土匪。当时越南政府给了刘永福一个“团勇头目”的称号，虽然是虚名，但是是得到当时政府承认的民间团练队伍，可以合法地在越南境内驻扎、生存下来。这也是越南史书上最早关于刘永福的记载，所以刘永福和我七爷从进入越北的第二年开始，名义上就已经归顺越南政府，协助当地政府剿匪了，這里所谓的匪，就是他们曾经的同事和同志，在广西境内反清失败后流窜到越南的几支队伍的合称。

　　消灭了盘文义之后，就有了功劳，因此又得到了一个小官职。越南史书记载：嗣德二十一年夏四月，刘永福率团勇从官军剿匪，三次胜仗，宣光省臣潘文述以闻，赏八品百户。这个八品百户，是越南官职中最低的一级，既无地盘，也无军队，也是个虚职。但虚职好歹也是个官职，这是刘永福在越南当官的起步，就像现在的农民身份，一下子变成了干部身份，身份的转变，迈出了当官最关键的一步。

　　刘永福和我七爷打败盘文义后，发现六安地盘太小，安放不下他们的雄心和壮志，就去打保胜，保胜的土匪何均昌倒是不足惧，但他叫来了盘轮四帮忙。盘轮四之前和刘二、我七爷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反清失败以后，他率领黄旗军进入越南，占据了河阳地区，现在叫河江市。盘轮四同时还不断召集和笼络其余陆续败退进入越南的广西农民起义军残部，人数一度达到了三万多人，形成一股与越南政府对抗的强大的割据势力，从而成为中越两国政府共同追剿的对象。

　　经过一段艰苦的战争之后，黑旗军打败了黄旗军，把盘轮四赶回河阳。正在刘二和我七爷沾沾自喜，准备大力经营保胜的时候，越南政府却有不同的想法，他们怎么可能让一个外人占据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安居乐业呢？黑旗军在他们眼里，同样是土匪，只是需要你、利用你的时候，你是同志，不需要你，你一旦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你就是敌人，就要清除你、剿灭你。

　　同治九年（1870）底，冯子材奉清政府之命，再一次率兵入越追剿盘轮四，这一次他先派杨瑞山和冯月亮来保胜见刘永福，赏给四品蓝翎功牌，并给木制关防一颗。刘永福派农秀业带领“福”字号两营前往助剿，农秀业协助冯子材大胜黄旗军。同治十年（1871）正月，刘永福在龙鲁击溃盘军，并将盘轮四击伤，越南地方官员为刘永福向嗣德帝请赏。同治十年以后，随着黑旗军在保胜站稳脚跟，刘永福声望大振，入越的广西农民军纷纷前来投奔，势力发展得很快，从当初的两百来人，发展到了两千余人，成为越南北圻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

　　多么艰难的历程！但总算有了自己合法的根据地，实现了黑旗军的短期目标。

　　刘永福击败黄旗军、打通宝河关回到保胜之后，好事也接连不断。同治十三年（1874），是越南政府对刘永福进一步信任的一年：“兴化之镇河据匪黄崇英负固有年，至是巡抚阮辉玘督刘团剿拔之，总督黄佐炎具折奏闻，帝嘉赏之，其得力之副领兵刘永福升领兵官。”刘永福由副领兵升为了正领兵。好事还没完，越南政府还决定在红河开通商道，正式允许黑旗军在保胜设关收税，以补军用。越南史书记载：“嗣德二十七年（1874）八月，统督黄佐炎奏请弛禁通商，既已补给刘团，亦免病民……，帝曰：如果无碍，听依弛禁，俾永福得以抽丰之利，尽心办贼，而方民亦免受害。”

　　得到越南政府正式允许在保胜设关收税之后，我七爷与他二哥击掌相庆，两人在互相凝视之后，我七爷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太难了。”刘二也长舒一口气：“终于挺过来了。”

　　保胜原来并无城垣，现在刘永福建起一座周围约二里许的小城，城边建起五座高大坚固的炮楼，以拱卫全城。除了在保胜设关由自己收税外，又在红河下游保河、屯鹤、壮支等地设支关，上游程舍、家喻等地设正关，由黑旗军两员大将吴凤典、杨著恩承办分税。当时进出关的商货，由云南往下走的，除烟土照例不抽税外，抽税商品以锡为大宗，以两千五百斤为一票，每年可抽两千余票，由河内往上走的，以盐为大宗，每年可抽税百万斤，合计下来，保胜关每年可抽税银五万两左右。商家如果现金一时周转不开，也可以用物资相抵，算个大概就行，并不会精确到小数点。这些税银都由刘永福支配，主要用于黑旗军的军费开支。红河各关除保胜关收银作税外，其余各关都收铜钱作税款。程舍和家喻两个关口，每年各可抽税钱十六七万贯，壮支、屯鹤、保河等三个关口，每年各可抽六七万贯，这些钱则由吴凤典和杨著恩分别征收。巩固的根据地和可靠的经济来源，为黑旗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俗话说吃人嘴短，黑旗军既然在保胜收税了，那就得帮政府排忧解难。越南政府眼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赶紧消灭盘轮四。便开会，讨论征剿盘轮四。这一次出征，黑旗军出动了两千兵马，基本上是全体出动了。刘二想的是要一劳永逸，别三天两头折腾，要一战定乾坤，不擒杀盘轮四，誓不回师。

　　越南这边也很给力，兴化巡抚阮飞举亲自到宝河关督粮，这次打仗的后勤军需，全部由兴化、太原、宣光三省负责供应。1875年2月，越南的陈满员提督又带领一千多越南兵，与黑旗军在宝河关会合，双方人马合在一处，三千多人浩浩荡荡往河阳进发。

　　盘轮四的第一关设在乡望圩，守关大将廖四，这是黑旗军的老朋友了。其实黄旗军里，有不少将领，既是黑旗军的老朋友，也是老对手，有个几斤几两，互相都知道，根本不用试探，甚至对方的亲戚朋友、老婆孩子、家庭住址、门牌街道都一清二楚，有许多人，都是沾亲带故的，还有一些，以前是黄旗军，现在投奔了黑旗军，或者以前是黑旗军，现在投奔了黄旗军，所以双方一交仗，阵中对手互相一叫小名，也有就放下武器，不打了的。这种情况还不少。也有知道对方守关大将是自己这边大将以前关系挺好的朋友的，只是苦于許多年没联系了，不知对手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说话间前三关就已经打下来了，黄旗军均是一触即溃，没什么可说的，用“势如破竹”这个词，都觉得有点俗气了。因为黑旗军的气势摆在这儿：“盘军人马，一见黑旗，早已心怯，自己军溃乱，望风披靡，各散飞奔。”说实话，黄旗军的军心散了，这场仗，就没法打了。

　　第四关在安龙顿，大元帅邓士昌和副元帅麦陆。两人分别带领一千多人，安扎在关卡两侧，再加上前三关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全都会合在这里，总人数在五千余人。邓士昌早就在周围所有地势高的山岭筑起营寨，架上火炮，遍布二十多座卫星小城，互为掎角和支援，彼此相顾，真正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刘二听说邓士昌防范严密，军容整洁，再加上敌众我寡，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他带领部队驻扎在离安龙顿二十里外的西宝关，日夜思想破关良策，又带上我七爷等人，悄悄去到安龙顿附近，登山四处眺望，踏看战场形势。经过十多天的谋划和调兵遣将，一套成熟的作战计划已了然于胸。

　　忽一日，黑旗军帐前号角齐鸣，人影翻动，刘二开始帐前点兵了。

　　“杨老快。”

　　“到！”杨老快抢前一步，高声应答。杨老快是外号，大名杨著恩，也叫杨智仁，这个外号说明他做事干脆利落，动手快。

　　“命你挑选二十名敢死队员，每人大刀一把、快枪一支，作为第一梯队，扎入敌营心脏。”

　　“得令！”杨老快喜笑颜开地下去选人去了。为什么那么高兴？当着众兄弟的面，让你去打先锋，当敢死队的队长，那脸上多有光啊，那是二哥看得起咱。得令！走了！

　　“方兴邦、陆天球听令！”刘二接着往下点兵。

　　“方某到！”“陆某到！”两人也是抢前一步，头昂得老高，面露喜色，像中了彩票。

　　“命你俩速速挑选先锋二百人，每人快枪一支、子弹五十发，紧跟在杨老快队伍之后。”

　　“得令！”两人也是器宇轩昂地下去，选人去了。

　　刘二望着下面众将官一大排渴望的眼神，内心一乐，心想：多可爱的兄弟们！嘴上却说：“没有了，你们都散了吧，回家该陪老婆陪老婆，该带孩子带孩子，下次有事再找你们。”

　　只听下面“啊啊啊”的一片惋惜声，以为这次轮不到他们了，只有黄守忠反应最快，也是抢前一步，双拳一抱，对刘二说：“二哥，守忠愿做正面攻城拔寨的先锋！”

　　众人也反应过来了。对呀，杨老快他们的那两百二十人，仅仅是尖刀队，搞突袭的，打阵地仗还得靠我们来，于是又七嘴八舌起来，都抢着要去攻城。刘二这才慢吞吞地说：“诸位兄弟别急，都有份，这一次是硬仗，谁也躲不掉。”话音刚落，杨老快进来报告，二十名敢死队员和二百名先锋队员均已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刘二走出会议室一看，两百二十名官兵早已列阵完毕，二十名敢死队员在前排，两百名先锋队员在后排列阵，威风凛凛，每个人的眼神里，都有着必胜的信念。

　　刘二语重心长地对这批敢死队员说：“安龙寨甚多，攻不胜攻，你们唯攻一寨，只要你们这个寨子攻下来，其他各寨，自然不攻而得。你们务必要团结一致，克服万难，一切行动听指挥。”详细的作战方案，刘二早已让我七爷交代给了三位指挥员，如此这般这般，那般那般，三人都已默记在胸。誓师完毕，一夜无话，许多战士都躲在被窝里默默地写遗书，交代后事，或者有不认字的，就互相叮嘱，万一我牺牲了，你还活着，你回保胜的时候，告诉我媳妇应该怎么怎么样，告诉我儿子应该怎么怎么样。还有的外面有欠账的，交代家人要用抚恤金偿还，不能死后还留一个欠账不还的骂名。正常情况下，攻方的先锋队，牺牲率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甚至经常都是全部牺牲了的，所以出发前的夜晚最是安静，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自己的最后一夜，该怀念的，就怀念吧，从明天开始，就是别人怀念自己了，自己就要成为亲人们的怀念对象了……

　　天还没亮，厨房里就忙碌起来了。杀了两头大肥猪，鸡鸭各二十只，几个大酒缸已经放到了院子里，全部装满了酒，各先锋队员洗漱完毕，大家按小组默默地用早餐，只是在首长敬酒的时候，站起来喊几声口号，然后又坐下，匆匆再吃几口。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生命中的最后几口饭，有的囫囵吞枣，有的细嚼慢咽，像他们各自的人生，过程是如此的不同，而结局，又是如此的相似。

　　早餐用毕，即刻启程，刘二与二十名敢死队员一一握手拥抱告别，眼看着他们远去，马上亲率大军跟随先锋队，杀奔安龙顿。

　　将到安龙，遥见高山顶上之寨，矗立数丈，各即风驰云疾，浪涌涛翻而来。近前瞭望，皆以竹架而成，其楼数层，皆以竹片架作楼板，其围寨之排纱（竹篱笆），有数重之多，一重排纱，一重孤枪，其楼四边皆扎竹把，以防弹码穿入。若是远炮横击，断不能入，十分坚固。公等队伍到时，各人酒气正胜，杨老快三人，首先爬寨，此二十人，一齐踊跃，个个争先，人人恐后，遂蜂拥而入。二百人荷喼枪者，尾追联进，觑定其楼之竹板内击上，连穿数层，击毙其数层楼上士卒，不计其数，鲜血淋漓，由楼上溜落，正如下大雨一般，几乎一网打尽。此寨之人尚有多少，纷纷跳落，弃寨奔走，不敢回头一视。公等遂夺得此寨。于是安龙各小寨，及天花寨数十个，概纷纷走入大营，果然不出公之所料。

　　这是当年刘二身边人写的攻打安龙寨的一段回忆录，鲜活、生动，画面感十足。刘二第一阶段的任务就是夺取外围的据点，把敌人统统赶进安龙顿，围而剿之。

　　接下来更是所向披靡，第四关既下，第五第六关，自然也没什么可抵抗的，都是主动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到了第七关，没一个人投降的。为什么？全跑光了，一个不剩，只剩下一座空城、几只飞鸟、六只蚂蚱和一片蝉鸣。

　　早有探马报到河阳，盘轮四日夜收到的，都是坏消息，每一次探马来报，都让盘轮四心惊肉跳。七关全部失守，大部分守关将领都投降了，吓得盘轮四面无人色，三魂丢了七魄，早已去了爪哇国了。他自己趁着天黑，一个人坐在天井里不断反思，你看，我设了七大关卡，每一关不但有身经百战的将官把守，还都配有重兵，七关加起来有一万多兵马，现在却被黑旗军刘二打得七零八落，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降的降。难道今天的黑旗军，都是天兵天将附体了吗？难道刘二，得了什么兵法宝典不成？现在兵败如山倒，黑旗军一旦到了河阳，不用说，根本抵抗不住。“若各军一旦进逼，全家縱不为齑粉，亦定无噍类耳！”盘轮四思来想去，并没有什么办法破这个局。只好仰天一声长叹：今日时威势迫，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先逃出这个天罗地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决心已下，但目前形势，谁也不能告诉，就连老婆也不能说，盘轮四想想自己混到今天，竟连一个能说话交底的朋友都没有，又是一声长叹，但在别人面前，还得假装镇定。第二天一大早，盘轮四亲点敢死队四百人，每人先发十两银子，明着说是去攻打黑旗军，其实是朝着另一个方向逃命去了。

　　盘轮四想去十洲，他以前在那里驻扎过，觉得那是一个东山再起的理想地方，刘二打何均昌进驻保胜之前，也在那里驻扎过，刘二证明那确实是一个适合东山再起的地方。那里无论交通还是物资，都相当方便，顺河而下，便是越南河内，逆河而上，便是云南河口，但现在的前提是能走出河阳。刘二把以河阳为中心，周围几十公里内的路口全部封死了，长翅膀的飞禽都出不了河阳地区，更别说两条腿的人类了。盘轮四带着四百敢死队员、两个老婆、三个丫环、几百两黄金，东奔西突，四处碰壁，哪儿都去不了，就这样似无头苍蝇般在河阳周围转悠了两天，除了被黑旗军击杀一百多人，丢下几十个伤兵之外，毫无所获。后来这些士兵都急了，问：“我们这么毫无目的地逃来跑去的，到底要去哪里？到底要干什么？”盘轮四这才说了实话：“这里过不下去了，我是要带你们逃去十洲，在那里东山再起。”只剩下的两百多人一听，怨声载道：“你早说啊，你看你自己，两个老婆都带上了，这都不说了，连丫环都带了三个，你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一个叫常营的说：“你太不地道了。你早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把自己的儿子都带出来啊。”众兄弟七嘴八舌，其中有一个说：“那些将军们早都投降了，他们现在吃香的喝辣的，我们也可以去投降啊，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一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呼啦一下，顿时走了两百来人，投降去了，剩下二十来人，加上盘轮四的家属，不到三十人，接着走，继续碰壁。

　　盘轮四的家眷们哪里吃过这样的苦，走着走着，仅只剩下大老婆小琴和小妾小丽及八个士兵了，几个丫环都跟着其他人跑了，到了晚上，大老婆和小妾已经走不动了，两人相约着，找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吃下了白天准备好了的断肠草。第二天天一亮，只见两具扭曲着的尸体，盘轮四大骂一句“晦气的娘们”，便带着八个士兵继续往前走。有个心善的士兵犹豫了一下，对盘轮四说：“要不，把她们埋了？荒郊野外的，会有野兽把她们啃了的。”盘轮四过去踢了两脚，一点都不像是夫妻一场的人，一点都不像曾经是一起滚了那么多年床单的人，白了士兵一眼，说了声：走。又走了一天，翻了一个山头，天黑时分到了一座庙前，庙里有个大香炉。盘轮四心里有了主意，睡到半夜，解下身上绑着的几根金条，悄悄塞进香炉里，用炉灰小心盖好，便找一干净处，昏昏沉沉睡去。恍惚间觉得有人在砸自己的脑袋，一下一下又一下，他不敢动，他知道是那几个士兵想杀了他分赃，知道他身上有黄金，便装死。等到那几个人解下他身上的包裹，瓜分了剩下的金银渐渐远去时，才敢稍稍睁开眼睛。他只觉得鲜血沿着他的眼角流下来，浸润了他的眼睑，漫过了他的鼻子，流过他的嘴唇、下颚，一直流到脖子里，流到了心脏附近，然后凝固、结痂。

　　盘轮四醒来的时候听到庙外有脚步声，他慢慢抬起头来，正好脚步声停在门外，一张脸探进来一看，双方都吓了一跳。往里看的是一张典型的瑶族妇女的脸，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早上出来干农活，她看见庙里一个满身是血的人时，也是愣住了，回头便跑。跑吧，跑慢点，别摔着。盘轮四心想，他明白他应该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了，一会儿就会来人，把他捆起来，然后交给官府，领赏钱。等着他的呢？当然是杀头啦。他这一辈子，砍了多少颗别人的脑袋啊，现在轮到别人砍他的脑袋了，谁也别抱怨，谁都有这一天，这就是天道轮回。他只是希望，到别人砍他脑袋那一天，表现得好一点，潇洒一点，头抬得高一点，最好能笑一笑，露出上下各四颗牙齿出来。虽然他有一颗龅牙，但总体来说，门牙还是很整洁的。之前他的两个老婆，都很喜欢他亲她们，她们还很年轻，还是喜欢接吻的年纪，喜欢浪漫，喜欢金钱，喜欢前戏，喜欢他壮硕的身体。他没有其他爱好，除了女人，就是打仗。有些男人，就是为打仗而生的，雄性，荷尔蒙，血性，刀刃劈开头颅的声音，战马奔腾的声音，叫床的声音，耳鬓厮磨的声音，还有，瑶族人进来的混乱的脚步声。

　　瑶族妇女带回十多个青年男子，把盘轮四团团围住，有一个胆子大的，用不太流利的汉语问他：“你是盘轮四吗？”盘轮四点点头，努力露出笑容，说：“是的，我就是盘轮四，你们也可以叫我黄崇英，我真名黄崇英。”

　　众人见他浑身是血，也没有武器，也就不为难他，把他押到一个头人家里，打一盆水为他擦了一把脸，还专门为他杀了一只鸡，炖给他吃。吃饱喝足，这十多个瑶人专门找了一个猪笼，把盘轮四装进去，轮流抬着去了河阳官府。盘轮四跑了以后，河阳官府专门交由大清派去的蔡督办负责收拾善后。

　　盘轮四死后不久，当地的老百姓为他立了一座庙，叫作“四王庙”，庙宇很深，很阔大，宽有十八丈，深有九丈。这座庙的特别之处，是大门前另起了一堵高墙，挡住了庙门。这是因为，当年盘轮四被交给河阳的蔡大人以后，蔡大人本来想把他押解到广西桂林，交给巡抚大人领赏的，后来一想路途遥远，再加上兵荒马乱的，半路上出个什么岔子，反倒弄巧成拙，于是便在当年，也就是光绪元年（1875）9月9日，邀请河阳的党政军要员、各界进步人士、群众代表、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好看热闹者共计三百余人，在广场上搭起了架子，把盘轮四“剐为四甲”。刑场上盘轮四表现得很高兴，也很兴奋，很爷们儿，他觉得自己的死法都跟常人不一样，很酷。这刽子手第一刀下去，是将他额头上的那块头皮切开，慢慢往下剥，然后盖住双眼。头皮上的血丝慢慢往外冒，一会儿就流过了脸颊、鼻梁和嘴唇，很多人看到这里，都忍不住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庙前挡住大门的这一堵高墙，就象征着他被剥去的额头皮，两扇大门暗喻他的两只眼睛，很多人还没走近，心里都会一惊，下意识地脑门一凉。门前的大马路上立着一块石碑，大红漆书写着“下马”两个字。不论多大的官员，文官到这里要下轿，武将到这里要下马，老百姓路过要脱帽。这个庙非常灵验，孕妇不能过，路过会出问题。当地人都很尊敬它，1947年越南抗战政府撤退时，才把这座庙推倒、拆毁。唉，事实证明，不管哪里的革命者，他们都不怕鬼神。

　　刘二听到盘轮四已死，与自己打了十多年仗的对手突然没了，并没有觉得有多兴奋，反倒是有些唏嘘和失落。“二哥，听说他是被蔡大人绑在广场上，剐了。”我七爷跟刘二说。

　　“是啊，被剐了。”刘二回答起来，心不在焉。那人如果死在战场上，死在刘二的刀下，倒是个不错的结果。“可惜啊，被人剐了。”刘二为盘轮四的死法有些不值，只有那些汉奸卖国贼、告密者、无耻文人、发国难财者与政府勾结坑害老百姓的奸商才应该用剐刑，对一介武夫，直接砍头或者拿枪崩了就得了，不值得刽子手展现他们那些花哨的刀法。

　　对手都没了，那就暂时没事做了，回去伺候老婆孩子吧。便整顿三军，祭奠完牺牲的将士，一路上旌旗猎猎，班师回保胜。

　　回保胜以后，刘二做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儿，他把自己的小姨子介绍给了吴凤典。他心里一直惦着这件事，黑旗军的将领们大部分都成家了，唯有吴凤典一直单着，他又很了解自己的小姨子，跟老婆一说，老婆也很支持，小姨子脸上也有光，嫁给黑旗军的大将，吴凤典也很乐意，跟刘二做了担挑，成了连襟，真是皆大欢喜。可见刘二不光会打仗，还会照顾人，很会替人着想。很多武夫粗糙的皮囊下，都有一颗柔软细腻的心。

　　我七爷也是。

　　有一次做梦，我梦见我七爷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了，每天只能扛张小板凳，看着院子里我七奶奶喂鸡喂鸭，但他的眼神完全是那种少年才有的神采，有时候他完全沉浸在回忆中了，叫他好几声，他也没反应。七爷和七奶奶没有孩子，他们曾经有过，但在那个年代，孩子早夭，是每个家庭都需要面对的人生困境。孩子没了，他们把所有的爱，都毫无保留地给了对方。每次打仗回来，无论胜负，我七爷都会想办法带一两份礼物回家，而七爷每次回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美食和爱意在等着他。一间充满浓情蜜意的小屋，滋养着两个年轻人，两具年轻的、被火点燃的身体，在保胜的星辰下噼啪作响。唯有热烈，唯有燃烧，才对得起异国的早晨，那漫天的星辰刚刚隐去，朝霞又锦被一样覆盖他们光洁的面庞，他们在朝霞中醒来，紧紧拥抱，祈愿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战争，祈愿观音再赐给他們一个孩子，祈愿刘二别来敲门……

　　刘二自己没来，派了个人来敲门，说二哥有请。我七爷匆忙穿戴整齐，临出门前还想跟我七奶奶来一个吻别，因为有外人在，七奶奶有点不好意思，推了她男人一把，嘴上说赶紧去吧，眼神里，却透着不舍。其实刘二家走路过去也就十多分钟，但是两人生离死别的次数多了，他们就把每一次生离，都当成了死别。每一次短暂的分开，我七奶奶都有泪水溢出，她的魂魄，无时无刻不跟着我七爷。乡村女人的爱，更淳朴，更简单，更死心塌地。

　　“你的老乡想在越南当皇帝了。”我七爷一进门，刘二就跟他说。

　　“谁啊？”

　　“李扬才，原来冯子材冯提督的部下，也是钦州人，现在已经过了谅山，奔北宁来了。”

　　原来这个李扬才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竟然鼓动了将近一万散兵、残匪、游勇，进入越南北部。

　　李扬才想去越南当皇帝这事，其实闹得还挺大的，两边的皇帝都着急了，法国人也掺和进来了，清军、越南军、黑旗军三军联合，才把这事给平下来。1879年10月，李扬才被诛杀。越南历史上把这一段叫作“光复太原”。中间发生的许多故事和细节，都非常有意思。事后，因为黑旗军配合清军围剿逆贼有功，刘永福被清政府授予四品顶戴，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好歹也是个荣誉吧。

　　越南方面也给了黑旗军一些荣誉。荣誉嘛，反正既不用花费领导人的精力，又不用花政府的钱，顺水人情的事儿，只要有点情商的领导，都会给人一些貌似高大上实则一无用处的荣誉，以笼络人心。荣誉拿到手以后，刘二眼看这段时间比较空闲，就想着回趟广西老家，去给先人扫扫墓，会会老朋友。许多人活这一辈子，不就等着光宗耀祖这一天吗？当了官了，挣了钱了，就得回老家嘚瑟嘚瑟，穷人家出来的，谁也不例外：“即选亲兵二百人随行，路径北宁、南太、广安、下渊、河橹、芒街。十一月十七日，出到那良，起屋陛梁。旋往那良楼老夫人墓前扫祭焚黄。又上扶隆二渡江处，叔大人墓前祭扫焚黄毕，过广西平福新圩。公将到，欢迎者万余人，所有邻近百十里村落各老幼无不多有出来一视公之衣锦回乡。在新圩住十余日，先使人去包谷岭虎地老大人墓处，搭好山厂整扫，择日致祭。焚黄时，故乡各戚友备办猪羊来祭者数十堂，在山墓前，演戲两昼夜，并在山间开宴数百席，宾客千数，甚为热闹。”

　　说实话，我哪天回我们村里了，有此一通嘚瑟，也会觉得脸上有无上光彩，只要我爹别骂我，别拿棍子敲我脑袋。

　　没嘚瑟几天，忽然房子外面有人说话，说是越南那边有官方来信了。刘二这时纳闷：我不刚回来吗？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的？便让来人进屋说话，一看是谅山巡抚梁竹辅派人送信来了，赶紧拆开，怕有要紧事给耽搁了。原来信中说法国人已经准备攻打北圻的河内、南定各省了，叫他赶紧回去商议如何应对。刘二一看这事儿不小，得赶紧回去，便推掉了之前安排好的所有应酬，还有好几十顿的酒没喝呢，即刻由平福新墟启程，赶往谅山。大家也都很知趣，这些都是国家大事，现在自己身边的人居然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做大事情了，真是又高兴又自豪，大家目送刘二启程、离开、走远，许多年轻人在这几天，就立下了要跟刘永福去越南打天下的志向。

　　刚一进入谅山，杨著恩已经带领二百人马在国门处等他了。两人见面后，杨著恩一边跟着刘二往山西走，一边汇报自己所掌握的越南的情报。大部队快马加鞭，陆路加水路，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山西，黄佐炎带领越南的将官正在焦急地等他，听说刘二到了，急忙迎到大厅，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两个时辰。人多嘴杂，听得刘二烦躁不安，就说自己今天有点累了，先去宾馆休息吧，于是就带着杨著恩回了宾馆。

　　“二哥，他们对咱们是‘急则用之，缓则置之’，是有事就用咱们，求咱们，没事就欺负咱们，压制咱们，太气人了。”杨著恩说。

　　“是啊，不能是他们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得跟他们谈谈条件，治治他们。”刘二说。

　　接下来这几天，黄佐炎他们每天好几次派人来宾馆邀请刘二去大厅议事。“现在情形日迫一日，法国垂涎各地不自今始，闻今更甚，以情势而论，必然来攻我，不如先发制人，起兵攻之。况今上谕旨，亦决意兴戎，我又特请使君到来，筹商进兵之策。”黄佐炎态度显得很诚恳。

　　“进兵之事易如反掌，但刘某转战频年，于枪林弹雨之中，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力冒万险，可谓百战余生，唯所攻必克，有胜无败，今日复一城，明日克一县，敌人丧胆，我武继扬，未闻加奖励，夫朝廷论功行赏，岂有吝而不予？特都统置而不理，今日克复某处，以为当然之事，明日复某处，又以为本分所应，尔尔。此事不但刘某一人视为无所酬劳，即千百将士皆议论沸腾，互相埋怨，人人心灰，个个意冷。即不为刘某计，亦当为刘某之各士卒计；即不为刘某之士卒计，且贵南兵时有数千之众，随征转战，互相协助，不无微劳足录，岂可一并埋没，致令人言啧啧耶？……何以薄视刘某等如此，殊难索矣。”刘二开始发难，质问黄佐炎之前为什么那么多战功，一个都不往上报，是不是因为“他日刘某功高厚赏，未免压倒贵职？”

　　黄佐炎只好不断保证：“一概保奏，一并保奏。”

　　刘二装作很不高兴的样子，一甩手，回宾馆了。今天不聊了，生气，我先回去休息了。

　　又过了两天，黄佐炎派人叫他去开会，回话说不去了。又过了两天，黄佐炎又叫他去开会，派去的人回来汇报，说人不见了。后来一打听，说保胜那边有点事情，回保胜办事去了。“这是借口。”黄佐炎急得直跳脚，两人的矛盾一直存在，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刘二把话挑开了，事态变得严重起来。

　　刘二与黄佐炎之间，其实是相互需要的：我在你的地盘上生活，需要你的支持；我的地盘上有法国部队和土匪活动，需要你的助剿。但是黄佐炎及其他越南官员一边需要黑旗军的帮助，一边还要压制他们，觉得他们得到的太多了，你就不应该过得比我们好，看着你们黑旗军过得比我们越南人还好，心里就不舒服，反正找到机会就要踩你们一脚，踩不死你，也要恶心你一下，让你心里硌硬硌硬。其实这都是人性。

　　再说如果黑旗军每一次的战功都往上报的话，刘二得到的嘉奖和官职说不定真比黄佐炎要多和高，这谁受得了啊，所以这也是黄和刘之间比较重要的矛盾根源。另外一点就是黑旗军一直遭人妒忌和猜疑，所以刘二一直不敢离开保胜，只有待在保胜，他的心里才觉得安全、踏实。“保胜一方，刘永福决不肯让，而其所部室加党羽几十万人，各有庐墓田园，一旦迁之，必知激变。去岁越南欲移刘永福于宣光，不愿。许以广安之福宁府世袭知府，亦不愿。”刘二生怕越南及法国人的调虎离山之计，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对他加官爵、封官许愿、甜言蜜语，一句话：哪儿都不去，就待在保胜。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越南对黑旗军的粮饷太刻薄了，分到每个士兵头上，连给他们自己人的五分之一都不到，所以黑旗军需要保胜的税收来养活自己，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平时对于黄佐炎的调遣，刘永福可奉可退，因为不受节制，不靠你们的粮饷。所以平时黑旗军是个半独立状态，刘二自己也是个半官半民，政府军方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北圻的三宣副提督、保胜防御使，不需要他的时候，他是保胜的农民、拓荒者，还有一个稍微正气凛然的名头也许可以用：义军首领。

　　正因为保胜对黑旗军如此重要，所以刘二才把镇守保胜的重任，交给了我七爷、他的七弟：“老七啊，后方就交给你了，这么多人的老婆孩子，用心照顾啊。”交给我七爷倒是问题不大，但是我七爷平时想打仗了，想过个瘾，就经常得不到满足。我七爷经常说，大丈夫应该在战场上驰骋，而不是在被窝里耍横。这句话现在是我们家的家训，我正在练书法，等我练好了，我要把它写出來，装裱好，挂卧室里，每天晚上看一遍再耍横。

　　1883年初，法军准备对南定动手了。这时候刘永福已经回到了保胜，黄佐炎连发六函，请刘永福出兵抗法，刘永福都拖着不去。到了4月6日，法军攻陷南定，致使几千民众死伤，越南皇帝听到消息后震怒，立即下令，把从黄佐炎开始的一众越南文武官员，全部革职，一个不留。刘二听说南定死了那么多百姓，心中很是不忍，但他跟黄佐炎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短时间内，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

　　历史有的时候是很吊诡的，在某些节点上，突然会出现某件莫名其妙的事儿，或者出现某个莫名其妙的人，而这些事儿和人，跟之前发生过的一切，表面上似乎都没有任何关系和联系，但仔细一想，好像又有一点点牵连。比如在这个时候，有个叫唐景崧的人，出现在了越南的首都，他自称是大清国的钦差大臣，要面见嗣德帝，但是又拿不出皇帝的手谕或者其他能证明他身份的文书和材料，问他来干什么，他说见了皇帝才能说，现在天机不可泄露，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对于这种来历不明的人，越南的皇帝当然是不会见他的。

　　其实在越南的官员中，有一个人是能够证明唐景崧的身份的，这个人就是阮飞熊。最近一次，就是1881年那次越南给大清国朝贡的时候，就是阮飞熊带队去的北京，他跟唐景崧不但在北京见过，还唠得挺好。当时唐景崧主要是问刘永福的事儿：“闻得贵国有一鄙国广西人刘二，又叫刘永福的，黑旗军的主帅，在贵国武将中最为骁勇，智计非常，无战不胜，无攻不克，诚为猛虎，贵国倚若长城，是否？”唐景崧关心的是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儿，还是以讹传讹，或者是刘永福自己吹牛皮的。阮飞熊说：“鄙国若非夫人之力，久已为沼，焉有今日贡献方物？又有阮某到此与君相会乎？夫刘某每有攻占，身先士卒，且奇计韬略临机应变，神出鬼没，方之孙膑、白起、王翦、廉颇亦莫以过焉。”不但有这个人，有这回事儿，而且更加英勇，更加传奇。

　　后来有一天阮飞熊上早朝的时候，嗣德皇帝看见他以后，才想起还有大清国来人这么个事情，于是就问他，你去北京朝贡的时候，见没见过一个叫唐景崧的官员？有没有这个人？阮飞熊说有啊，有这人，还跟我问起刘永福来着。嗣德帝一听，还真是大清派来的官员，早几天估计把他得罪了，赶紧派阮飞熊去把他找来，好歹赔个不是，再问清楚到底来这里有何公干，别把事情耽误了。

　　就赶紧去找，找到唐景崧住的宾馆，一问前台，说前几天就走了，问知道去哪儿了吗，答说就听了一嘴，说是去海防了。

　　赶紧追到海防，一打听，说是搭船去往广东了，马上追到广东，说是刚走，去香港了，又追到香港，回答说，去海防了。原来又回海防了。

　　赶紧追回到海防，一问，说是去水东了，又到水东，一问，说是去北宁了。阮飞熊这一路追踪，人都跑得虚脱了，也没追上，心想，算了吧，再追，老命都要赔进去了，回京复命吧。就回京复了命，说了这一路折腾的情景，肯定还得添油加醋啊，皇帝一听，啊，这么辛苦，那个人这么难搞？那就算了吧。这事就算暂且过去了。

　　1865年唐景崧中的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七品庶吉士，十五年后晋升为六品主事，还要到吏部候补，还是个虚职，这样的经历，跟现在一毕业就在部委里面混的没有什么后台的年轻人基本上差不多，熬时间，等机会。后来唐景崧自告奋勇，自荐去越南说服刘永福抗法：“昔陈汤为郎求使外国，傅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皆以卑官而怀大志，卒立奇勋，微臣慨念时艰，窃愿效陈、傅之请。”并表示了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决心：“民贫财尽，巨患日深，苟可以救万一。虽职系小臣，亦不得诿为分外之事。其济，国之灵也，不济，则虽粉身蛮徼，均不必在顾计之中，臣不冀迁官，不支岁帑，抵越南后，毋庸援照洋使章程办理，唯乞假以朝命，備观瞻肃而操纵有权。”说自己既不图升官，也不图发财，就是去实现个理想，帮助越南人民建设一个独立、宪政、民主、法制完善的现代化国家。如果成了，越南人民就有福了，如果不成，咱们也没什么损失的，对于我个人，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什么后果我都愿意承担，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一个任命，我到越南以后也好开展工作。

　　自荐信写得有点卑微，也有点悲壮。要去几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是要一点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不然，在京城里吃吃喝喝，逛逛八大胡同什么的，不好吗？

　　但对于唐景崧的赴越问题，政府处理得极其模棱两可，主要是怕唐景崧在越南惹出事端，对法国人不好交代。因此在私下场合，几位重臣如奕?、宝鋆、李鸿藻等人都对唐景崧的建议表示赞同，但在公开的场合却没有，或者说不敢以政府的名义给一个明确的回复，也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任命文书或文件，只是在八月初五下了一道非常含糊的谕旨：“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著发往云南交岑毓英差遣委用。”清政府打的什么主意？这还看不出来吗？如果此行达到预期的目的，那是他们派去的。反之，如果中间出了什么乱子和差错，他们完全可以说，我们派他去的是云南，没让他去越南，那是他自作主张去的，跟政府没关系。看看，事情还没开始办，如何甩锅的招数，就已经想好了。像不像我们现在的某些机关、某些领导？像不像纪委三天两头通报的某些人？

　　这些倒是难不倒唐景崧，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的还在部里候补的中年人来说，此生如果想搏一把，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他便回家收拾东西。家人倒是有点舍不得，毕竟远涉重洋去外国，唐景崧很坚定地说，都不要哭哭啼啼的，应该替我高兴才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在单位里弄个调研员巡视员混吃等死？等我的好消息吧。临行时，他的老师宝鋆给他赠言道别：“南城外窃尝议汝不守范围，然陈汤、傅介子之俦，岂拘守绳墨之士可同日语哉？此事极为出奇，出奇必求制胜，吾深望汝。”老师对学生的期盼，非常恳切，最后说了一句：“壮哉班定远！”暗喻唐景崧将成就班超一般的事业。

　　然后就是唐景崧到了越南京城，越南人问他要谕旨，他说：“事情倒有，谕旨是没有的。”确实是有点尴尬，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师出无名，唐景崧要走的路，注定是曲折的，艰难的。

　　越南人当然知道唐景崧去找刘永福了，具体什么事情不清楚，但一个北京来的京官，不远万里来到越南的山西，肯定是带来上面的什么指示的呗。黄佐炎知道京官的分量，马上去找唐景崧，半告狀半诉苦，说我给刘永福发了六次告急文书，他都不出兵，不救援，导致南定沦陷，我们全体将官被免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进攻，把失去的城池夺回来，把法国人赶出去，但是我说不动刘永福啊，只能麻烦你唐大人了。

　　唐景崧来干吗的啊？不就是说动刘永福抗法的吗？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对黄佐炎说，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初十，偕渊亭赴上协见黄佐炎。”带上刘永福，去上协与黄佐炎一起，该解释的解释，该道歉的道歉，黄佐炎毕竟是你刘永福的直接领导，给台阶就得下。导演就安排双方握手拥抱，冰释前嫌。先得和解了，才能往下谈正事。于是当天晚上，“佐炎并留饮”，看见了吗？古今中外，男人之间的矛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只要能坐一桌喝酒了，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接下来当然就是黑旗军出兵，进军怀德府，逼近河内城，在离河内西门十里处安营扎寨。黑旗军当时有多少人呢？我们算一下：前营黄守忠部，有1000人，驻兴化；左营吴凤典部，400人，驻山西；右营杨著恩部，300人，驻山西；后营刘成良部，300人，驻保胜；亲兵营我七爷朱信华部，120人，驻保胜；前队叶成林部，250人，驻龙鲁；王玉枝部，200人，驻河阳；邓玉林部，150人，驻安龙。以上为黑旗军1883年的全部兵力统计，共计2720人。当然黑旗军的总人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体来说一直维持在3000人左右。这一次兵发怀德府，除了我七爷带领120名亲兵驻守根据地保胜之外，其他部队全部出动，总兵力达2600人。

　　法国人呢？法国人这次攻打北圻的总指挥，是海军上校、南圻法国海军司令员李维业。这个李维业名头不小，毕业于法国海军军事学校，既是法国皇家海军的军官，自己还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亦文亦武，颇为自负。他经常出没于巴黎的各个文学沙龙，以文学名流自诩，当然与他接触的也都是文学名家，如福楼拜、小仲马，等等，他到越南后与这些人都还有书信来往。他的经历也非常丰富和传奇，曾经参加过塞瓦斯拖坡战役和墨西哥战争，镇压过法国非洲殖民地的人民起义，骗过柬埔寨国王并在柬埔寨取得了卖鸦片的专利，等等。他的部队有多少人呢？据战后法军战报统计，有上尉杜邦米埃率领的两个海军步兵连，每个连有100人，15名炮手，15名安南冲锋兵以及“狄尔昔”号战舰上的15名水手，加上军官约250人。此外，法国人原来在河内设有领事馆，有卫兵100人，1883年4月24日，又从海防调来50人，从“阿米林”“都拉克”“巴斯瓦”等军舰上又抽调了共计100人，李维业这次入侵北圻的总兵力，达到了500人。李维业的副官马洛尔也从侧面证实了部队的参战人数，他说法军投入参战的兵力，计有“两个海军步兵连，两舰炮兵及其他附属的勤务人员同往，共计四百多人”。

　　李维业的远征队，早在1881年11月就着手准备了。1882年3月出发，4月8日在河内登陆，虽然李维业这么做违反了两国1874年的和约，但河内总督黄耀并没有得到顺化方面的指令，所以对李维业的进击毫无办法。1874年的和约规定只准许法国在河内驻兵100名，但从去年底到现在，这个数目已经达到了500人，另外法国的舰艇已经进入越南内河，一个法国舰队也在东京湾游弋。黄耀能做的，只能是加强自我防御能力，城墙不够高，就加高一米，城门不够坚固，就找工人赶紧加固，多垒几层沙包。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河内守城的人数倒是比法国兵多得多，那有什么用呢？多费点法国人的弹药而已。李维业跟西贡总督说，越南人太多了，子弹不够用，马上再给我快递10万发子弹和130公斤炸药来。

　　一切准备就绪，这些准备，都是有条不紊的，在黄耀眼皮底下进行的，河内总督黄耀眼睁睁看着危险一步步逼近，竟毫无办法。4月25日，李维业向黄耀发出最后通牒，命令河内总督第二天早上8点前带领文武官员前来报到，交接投降手续，把河内城的一切权力移交给法军。4月26日上午，从8点到10点，法军游弋在河里的三艘炮舰疯狂地轰击河内城，同时出动步兵攻城，黄耀率领官兵英勇反击，终因力量悬殊，最后西门和北门被法国人炸开，11点，河内城失守。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和遍地瓦砾的城池，看着满城溃退的士兵和惊惶无措的百姓，黄耀慢慢走向武庙前的一棵大树，从腰间解下一根褐色的腰带，捏住一头，怕甩不过树丫，就打了一个结，奋力一甩，确实没甩过去，抬头看看树丫，叹口气，又去捡过腰带，瞄了瞄，再用力一扔，这回甩过去了，过去把腰带两头拉齐，拽了拽，对齐，中间打个结，又在自己的脖子上比了一下高度，义无反顾地，在树下自缢殉国。黄耀自缢前留下一封遗书：

　　何忠义之敢言，惧事势之必至，城亡莫救，多惭北圻都人士于生前，身死何裨愿从先臣阮知方于地下。

　　阮知方和黄耀，不知今天北圻上空的星辰里，是否依然有你们闪烁的身影？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你们都是我辈仰望的恒久之星，照耀千古，光芒万丈。

　　攻陷河内城以后，李维业又把城市的管理权归还给了越南，因为他无法执行地方的行政事务，但侵略是他们的本性，接下来，他在援军到达以后，攻陷了南定。黄佐炎他们，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给刘永福连发六道指令，让黑旗军出兵抗法，而刘永福偏偏在这个时候闹了一点小脾气，六拒黄佐炎，最后导致了黄佐炎等被朝廷撤销了党政军一切职务，全部削职为民。

　　黑旗军在河内西门外安扎完毕，于5月10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给城里的法国人李维业下战书，战书张贴在河内城的东南门上，约李维业到怀德府决一死战：“约于旬日，于怀德府空旷之地交战，共决雌雄。”15日，黄守忠又带领一支小分队突袭并火烧了城边上的一座法国教堂，这又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挑衅。对于李维业来说，有人胆敢来下战书，并公开挑衅，这是对他极大的冒犯和不尊重，为了“表示我们的威力”，挽回“丧失的体面”，他在5月18日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出兵怀德府，攻打黑旗军。

　　这本来是一个绝密的军事决定，但是，间谍的的确确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刘永福有自己的情报系统，黄佐炎也早已在法军内部安插了间谍。这一次给黄佐炎送出绝密信息的，是法国军队里的越南翻译官阮文禄，刘永福和黄佐炎同时得到法军于第二天一早出兵的消息，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纸桥之战，在刘永福的心中，酝酿成熟了。

　　对于这场战斗，杨著恩表现得最为踊跃，一定要抢着打先锋。刘二看他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告诫说：“战洋人不可急，急则损。”杨著恩说：“见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虽死，愿任先锋。”还没等刘永福布置完，他就急匆匆回去准备战斗了。

　　刘二赶紧安排战术，左前锋吴凤典，右前锋杨著恩，两支队伍在前面互为掎角，互相照应，中间由黄守忠和邓士昌各带一队，正面迎敌，刘永福带着儿子刘成良作为中军指挥。选择纸桥作为决战的阵地，刘永福是花了一番心思的。黑旗军到达河内城外扎营后，刘永福“日日出去，踏看战地形势，如何方优势，早已了了胸中”。纸桥这片阵地是由关帝庙、安和乡、易望前村、易望中村等几个据点构成的凹形阵地，几个村落壁垒相望，房屋、树林和茂密的竹篱笆既可有效地打击敌人，又可掩护自己。只要法军出城往怀德府走，纸桥是必经之路。只要到了纸桥，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黑旗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桥面只能容一路纵队过桥，不论是进攻还是后退，桥上的法军都会成为黑旗军集中攻击的目标。

　　19日凌晨4点，天还没亮，法军便带着三门野战炮出发了。先头部队是一支大队的海军陆战队，由海军上尉桑提指挥，中军人数最多，配备大炮，由海军上尉比塞尔指挥，随后是准备运送伤员的救护队，垫后的又是一支海军陆战队，战斗总指挥是韦医副司令员，和中军一道出发，司令员李维业乘着马车在最后面督战。这是迄今为止法军在北圻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除了驻守大本营的人员以外，能够参加战斗的人员全部都参加了，连工程师贾尼埃都跟着队伍出城了，跟黑旗军一样，也是全体出动。从这方面来说，黑旗军和法军对本次战斗的重视程度，是一样的，双方都想着毕其功于一役。

　　双方都有着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当这样的两支军队迎面相遇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运气会站在谁的一边呢？或者说，胜利的天平倾向哪一边，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武器装备应该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吧？战争中，往往都是实力决定一切。黑旗军在河内之战时，武器装备可是十分拿不出手的。除少数部队装备有抬枪和火筒炮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大砍刀、长矛、短刀一类的冷兵器。1883年4月22日，纸桥大战前夕，为了知己知彼，刘永福清点统计了自己部队的武器装备情况：花旗枪200支，喼枪400支，火绳枪450支，火筒炮63门。花旗枪指的是中国1867年仿制的美式林明敦后装单发枪，主要装备在吴凤典的部队里。算上其他原始火器，黑旗军还有一大半人手持刀矛，跟徒手上戰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与黑旗军相比，法军的武器装备似乎要先进一百年。这一次出城，带的轻武器有夏什普式中心发火击针后装线膛枪、哈齐开斯机关炮（机关枪的前身）。特别是法国军队从拿破仑时代开始，炮兵就成为独立的兵种，防御时，火炮可以在主要方向上杀伤、拦阻敌军，进攻时，又可以集中火力先行攻击重要目标和阵地，形成缺口，打开一条通道，方便步兵和骑兵冲击。在越南战场上，李维业的部队主要利用装有重炮的军舰，协助攻打沿江城镇。陆路进攻时，也是先行修筑道路，把轻便的火炮提前送入阵地。当时，法军的舰炮可以攻击5800米以外肉眼看不见的目标，轻便火炮和步枪的射程也非常远。黑旗军里就有人总结说：“彼族枪炮总远及数十步于我，两军相望可见，我施枪弹尤未及彼，而彼之枪弹已先及我，军心遂惊。”

　　在武器装备方面，两军可以用“天差地别”四个字来表达。但是战争是双方全方位的较量，武器固然重要，谋略、诡计同样不可或缺。刘永福知道自己的缺点和命门在哪里，所以他打仗，很少打攻坚战或坚守单一的阵地，避免自己的主力部队遭到敌人强大火力的摧毁。他竭力与敌人展开近战、夜战、肉搏战，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伏击战，尽量不让法国人的炮火优势发挥出来。

　　刘永福在纸桥的西边提前布置好阵地，法军出城后，沿着往山西走的方向，向怀德府前进。在郊外埋伏的黑旗军从路旁的村庄里往后撤，法国人看见了，但是没有开枪，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只有在700米射程内才可以开枪，黑旗军很机灵，他们始终保持离法军800米开外。敌人的先头部队分成几支小分队向附近村庄搜寻，除了几个闪烁的人影，没有发现其他更有价值的线索，于是便赶紧向纸桥推进，几支队伍都抢着过桥，生怕黑旗军在此伏击。眼看着先头部队快要过完桥了，埋伏在桥边的黑旗军便开始向人群里射击，埋伏的地点离法军才30米，法军还没回过神来，便一批又一批地中枪倒地。副司令员韦医也在桥上被击中，他倒地后被后面的救援部队抢运回河内，因为伤势过重，当晚就嗝儿屁了。

　　消息传到后队，李维业就亲自上来指挥战斗了。刚才过桥的是先头部队，现在他指挥中军继续过桥，并占领了两边大片的阵地。黑旗军很快向周围分散撤退。桑提率一支军队向相隔一条小河的安和乡冲去，这个时候法国人的炮兵也过了桥。

　　法军的主力部队过桥以后，在火力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他们先攻击杨著恩的部队，因为杨著恩的部队离得最近，打得最凶。“著恩驰至纸桥，兵分三队，头队据桥旁关帝庙，二队列庙，自带亲兵为三队。队甫齐，而法兵已布桥东，镜瞰庙中，枪炮齐举，瓦飞栋折，人语不闻……，右营头队溃于庙，二队接战，力复不支，法兵一抄庙后，一走大道，夹击著恩。忽一弹洞著恩双股，左右尸叠，亲兵掖退，不肯强起，弹折右腕，坐地轮上，开十六响手枪，倒十数人，至十三响，飞弹中胸，阵亡，右营全溃。”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李维业亲自带队，冲锋在前，法国人越战越勇，击溃了黑旗军右路先锋杨著恩部，杨著恩中弹壮烈牺牲，实现了他的愿望，得到了他最想得到的归宿：“见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虽死，愿任先锋。”

　　杨著恩倒地牺牲前开的最后十三枪里，有一枪击中了李维业，李维业也是身负重伤，倒地无法前行。法军大部队眼看击溃了黑旗军的右翼，便向中军奔来，黄守忠迎面堵截。法国人打仗很有意思，十人一排，连续三排组成一个方阵，先是第一排十人同时开枪，然后蹲下填装子弹，第二排十人继续开枪，开完蹲下，填装子弹，第三排十人继续开枪，开完蹲下，这时第一排的十人早已填装好子弹，瞄准好目标，又开始新的一轮射击。几个方阵同时推进，黄守忠的中军也接连败退，黑旗军在这一轮轮的射击中，死伤了好几十人。因为武器不如人家，就像黑旗军里之前有人总结的那样：“彼族枪炮总远及数十步于我，两军相望可见，我施枪弹尤未及彼，而彼之枪弹已先及我。”

　　军情马上报到了刘二那里。刘二急招黄守忠过来，告诉他如此这般，如此那般。黄守忠得令急去布置。于是黑旗军边战边退，尸体丢了一路，法国人仍然是他们的那一套战术，步步推进，不慌不忙，几个方阵，踏着方步，在比塞尔上尉的指挥下，稳步前进。眼看着黑旗军一片片倒下，比塞尔心中大喜，按照这个节奏，用不了多久，就将全歼黑旗军。方阵很快推进到一大片黑旗军的尸体前。只听见一声“杀呀！”，倒地的尸体纷纷跃将起来，冲入法军的方阵中，挥刀便砍。

　　一两百尸体腾空而起，有鲤鱼打挺，有鹞子翻身，有一骨碌爬起来的，也有手脚并用蹦起来的。法军吓得魂飞魄散，随着刀砍入身体的声音越来越急促，倒地的法国兵也越来越多，全都吓傻了，许多人连逃跑都不知道了，有的原地站着发呆，有的跪下举手投降，杀红了眼的黑旗军根本连看都不看，只要见了法军，不管是什么姿势的，举刀便砍。只要一到近战，一到肉搏战，法军武器的优势便消失殆尽，再先进的枪械也发挥不了作用了。这个时候左翼先锋吴凤典也带队杀到，右队溃败的杨著恩部看见自己的队伍渐渐占了上风，也重新整队，从右边包抄回来。刘二亲率大军从正面掩杀过去，三面包抄，包围圈逐渐缩小，一时间只听见法国人哭爹喊娘，四处蹦窜。这个时候法军的后队也到了，但是他们不敢开枪，因为法军跟黑旗军正混战成一团，互相纠缠，互相砍杀。他们也只好加入肉搏，直奔吴凤典的左队而去，吴凤典马上带队迎战，这才稍稍减轻了一点法军中军的压力。

　　被杨著恩牺牲前击中一枪的李维业，无力地坐在地上，看着混战的人群，挥舞着帽子求救，被路过的一个黑旗军战士小嘎嘣脆看见，顺手便是一刀，“扑哧”一声，鲜血从李维业的脖子上喷涌而出，他一头栽倒在地上。小嘎嘣脆本想去追击另一个落荒而逃的法军，回头一看李维业的军装，还是个军官，多了个心眼，蹲下去把李维业的脑袋割了下来，别在裤腰带上，才去追那个法国兵。为什么要多个心眼？因为黑旗军战后算账的时候，按你杀死的敌人的级别领赏钱，级别越高，赏钱越多。

　　还有几个法军打累了，也跑不动了，几个人也不管战场不战场了，也不管黑旗军的大刀片子马上就奔他们的脖颈而来了，暂且把这里当成酒馆或者巴黎的咖啡馆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就把此地当成埋身之地，就把此杯当成人生当中的最后一顿酒，他们一边掏出酒壶，一边吟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忧郁的眼神里透出视死如归的光芒：“法队退转，席地吃酒，乘醉复起。”几个人喝得晃晃悠悠的，微醺中挨这一刀，甚好，此生甚妙。

　　黑旗军的战士不认识李维业，但法军认识。自己部队司令员的脑袋被敌人的一个士兵别在裤腰带上，随着敌人的奔跑上下颠簸，脖子下面还垂着几缕血丝，法军的意志力一下子就被摧垮了，瞬间就溃败，全都往回跑。大部队人挤人，人挨人，被黑旗军追上，又砍死砍伤无数。眼看着法军狼狈地挤过纸桥，刘二让黑旗军停止了追击，打仗这么多年，“穷寇莫追”的道理，他还是懂的。

　　这一场战斗，从早晨5点开始，到7点结束，从结果上来看，黑旗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关于法国人伤亡的数字，历来说法不一，黑旗军尽量夸大，法国人尽量往少说。根据河内法国领事馆管理员5月24日的调查报告，法军死亡五十人，其中有五名少尉以上军官，伤七十六人，其中有六名军官。黑旗军的伤亡统计是右营管带杨著恩、右营哨长何乘文、左营哨长陆天球阵亡，左营管带吴凤典被炮重伤，四十七名战士牺牲，五十五名战士受伤。

　　法国人在战后总结的时候，不得不承认，黑旗军的确是一些“勇敢坚决的人”，黑旗军的“迂回包抄战术，即使是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亦不能做得更好”。法军经过纸桥惨败之后，只能退守河内城，龟缩不出，惶惶不可终日，“夜则自哗，惊呼黑旗来，敌胆已落”。他们承认：“这是一个失败，使我们丧失体面，并使我们无力保卫河内市。”并导致了法军在北圻“每见短衣斗笠，装束如黑旗兵者，相戒不可亲近”。真的是闻黑旗丧胆，畏黑旗如虎。

　　纸桥大捷的消息在北圻传开后，当地中国人、中国军队、越南人、越南军队、文武官员，都齐声祝贺，“声动边关”。越南著名的抗法领袖阮光碧也写下动情的诗句，以歌颂、赞扬黑旗军的伟大战绩：

　　初来碔玉亦难分，

　　一片忠诚九陛闻。

　　几次龙编戎捷报，

　　人人传话黑旗军。

　　第二次纸桥大战之前，清政府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在围绕“济刘”还是“移刘”的问题上，进行难分难解的争论。以李鸿章为主的主和派力图“移刘”，以迎合法国的侵略要求，认为这是“息事宁人之计”。以左宗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主“济刘”，以为己用，以固边防。清朝官员对刘永福的两种态度，使刘永福在抗法战争中，既受主战派支持，又受主和派掣肘，关系复杂，处境困难，矛盾重重。但在纸桥大战胜利以后，情况明显变得对主戰派有利，黑旗军抗击法军取得的重大胜利，给主战派提供了可靠而有力的证据。“刘永福偏处一隅，至今尚与法军争锋。堂堂中国，岂一蹶而难振乎？”主战派有了高调的理由，他们在为刘永福鸣不平：“弃雄才而委之于虎口，坐视其亡，诚一咄咄大怪事，此可为天下人才一大哭。”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支持刘永福抗法。当时坐镇桂、越边境的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也为刘永福请功，之后广西提督黄桂兰将自己的部下一百人交给唐景崧，让他带到越南，暗中加入黑旗军，这是清军派军队协助黑旗军的开始。1883年10月，清政府正式下诏，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资助刘永福抗法，“刘永福矢志效忠，奋勇可嘉，著赏银十万两以助兵饷”，这是清政府公开表明“济刘”的开始。虽然最后刘永福并没有拿到十万两银子，但对于黑旗军来说，被清政府承认，还是值得高兴的。

　　第二次纸桥大捷之后，越南政府也有所表示了，他们授予刘永福三宣提督，终于把“副”字去掉了，加封义良男爵。其他黑旗军将士也一一论功奖赏。那个多长了一个心眼的小嘎嘣脆，就是把李维业脑袋割下来别裤腰带上那个，后来听说领了好几千两银子。可见，很多时候，多长个心眼还是很有必要的。黄佐炎他们那一批被撸下来的越南官员，也全部官复原职了，黄佐炎还被加封为征北大将军，他们在内心里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刘永福吧。

　　李维业被黑旗军枭首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全国上下哗然。茹费理内阁马上动用法国议会刚刚通过的远征越南的550万法郎军费，增派侵略越南的部队，命海军少将孤拔、陆军少将波滑、驻曼谷领事何罗芒三人负责侵略越南的一切事宜，一个管海军，一个管陆军，一个管民事。三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互相牵制。只要有人的地方，上级总会给下级设置人为的障碍，造成人为的矛盾，不然，你们下面的人工作干得太顺了，还要领导干什么呢？就显不出领导的英明和伟大了。三个人一起制定了分两路进兵越南的计划，一路由波滑率领，自河内进攻北宁和山西等地，一路由孤拔和何罗芒率领，攻打顺安海口，威胁越南首都顺化。

　　光绪九年（1883）8月15日，波滑趁着红河涨水之机，企图突破自纸桥之战失败后被困在河内城里的态势，把驻扎在怀德府的黑旗军赶回山西，于是带领两千人马、九艘舰艇、十四门大炮，出城攻打黑旗军。怀德离河内很近，是越南北部重镇山西的外围屏障，也是黑旗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黑旗军在这里抵御法军入侵，保障一方安定，被当地官民倚为靠山。

　　波滑率水陆两军，用加农炮和开花炮打头阵。在陆路方面，法军兵分五路，其中四路分别攻击黑旗军的前后左右营，另一路盘踞大道，专门对付刘永福的中军营。在水路方面，九艘军舰溯红河而上，并有500名海军陆战队员随队攻击，以隔断黑旗军各营之间的联络。而黑旗军这边，刘永福坐镇大营门前的树下指挥战斗，号令各营：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

　　战斗打响以后，双方都杀红了眼，法军在一轮炮火轰击之后，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强行登陆，逐渐向刘永福的中军靠拢，形成包围圈。此役，黑旗军的右营表现得极其英勇，营将韩伯铭身先士卒，击退法军多次进攻，并打死打伤法军多人，顶住了法军强大的攻势，力保阵地不丢失，立下了头功。

　　怀德之战历时七个小时，前后断断续续加起来两天多。“两军之士，死命相持，法兵以整，黑旗以锐，洵称劲敌，然义气薄云霄，忠贞惯日月，合全军为一心，死生以之，存亡与共，则黑旗有足多矣。”怀德之战黑旗军说自己大获全胜，敌人伤亡81人，其中有3名军官。但事后波滑给他上级领导、海军部长裴龙上将的战斗汇报中，与黑旗军的说法有一些差异：

　　15日，我率领全部可以调动的兵力——1800人，14门大炮，向敌人进攻。

　　左翼，利唯庸上校向由四五千中国人严密防守的工事发起进攻，经过一整天的战斗，于夜间返回。

　　中路，戈罗纳舰长占领了怀德府的工事，在怀德府城下陈兵，打了一整天，就在该阵地上过夜，至16日傍晚返回。

　　右翼，比科上校在所有炮艇支援下，沿红河前进，由舰队轰击敌人的炮台，夺取筑有防御工事的塔庙，在大堤缺口处，上校让一半士兵登上炮艇。

　　我们仍占着这座塔庙，将加强塔庙的火力，一些炮艇停泊在塔庙旁。

　　这一重要事件后，敌人撤出他们的阵地，向山西逃窜。这并非一个彻底的胜利，而是一次进攻性的侦察。他使敌人付出了死亡300人、负伤1000人的代价。我们的损失惨重：2名军官和10名士兵阵亡，2名军官和47名士兵负伤。

　　请运来一些攻城炮和要塞炮。

　　……

　　这里说的“敌人撤出他们的阵地”，指的是怀德府因为地势较低，加上那几天红河涨大水，很容易被法军用水淹阵地，所以刘永福进行战略撤退，退到了丹凤驻扎。

　　9月1日，法军再次出动部队，包括1200名法军、600名黄旗军伪军（盘轮四死后，许多黄旗军残匪都投靠了法军）、六艘军舰和一连炮兵，分两路进逼丹凤，围攻黑旗军。刘永福命令黄守忠和邓士昌两人率先锋队从正面拦截从陆路进攻的法军，另一路抢占红河围堤阻止法军登陆。战斗打得非常惨烈，“黑旗手持药包向法军齐扔”，法军则“枪如雷轰，弹如雨下”，此战，黑旗军大将邓士昌带领部队正面迎击法军，后被法军包围在一片水塘中，在敌人的交叉火力下，中弹壮烈牺牲，黄守忠部将何四也被流弹击中阵亡，士卒伤亡惨烈。黄守忠见状，带队往后撤退，正好被赶到的刘永福看见，喝令大部队停止撤退，就地反击。“黄方退时，公在后大怒，即喝大队拥进，各队人马奋力猛攻，击毙法兵数百人，法人势力不支，登即大败。公等追赶攻击，至二里之遥，然后收队，又报大捷，是役，计歼去法兵亦以千计。”刘永福这边说的是这一仗，虽然损失了邓士昌与何四两员大将，但最后还是赢了，丹凤之战，大败法军。

　　在波滑将军指挥的丹凤之战失利时，另一路由孤拔将军率领的部队开始同时进攻顺安海口，以威胁越南的首都顺化。按照惯例，战后，他同样要给他的领导、法国海军部长裴龙上将一个战况汇报：

　　8月16日，白天视察顺化河入口处的防御工事。

　　8月16日晚，裝甲舰“巴雅”号、巡洋舰“雷诺堡”号、“安南人”号和“野猫”号集结待命。

　　翌日，装甲舰“阿达朗德”号、炮舰“蝮蛇”号和护卫舰“斗拉克”号到锚地场。“安南人”号从交趾支那运来600名海军陆战队员、100名安南土著步兵、一个炮兵连和100名从事搬运的苦力。

　　进攻十分果断，分舰队启航，于8月18日停泊在顺安的防御工事旁。

　　下午4时30分，下令开火，虽然波浪起伏使舰船不断摇晃，但射击却十分精准。

　　8月19日，重新开始炮击，持续了一个钟头。8月20日早上，5时30分重新开火。5时45分，登陆部队在海军上校帕拉庸的指挥下，在《马赛曲》中离开军舰，登陆部队由两个排和舰队的登陆连组成。安南人跳出壕堑英勇反击，但是，尽管他们竭尽全力，沙丘还是很快被我们占领了。

　　8时，所有的人都已上岸，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与第一批分遣队在主堡附近汇合。

　　9时，我们的指挥官进入堡垒。9时5分，法国国旗飘扬在工事上，大家以欢呼声向它致敬。

　　我们取得的这一战功，由于领导得出色而又审慎，受伤的人很少，其中有海军陆战队的居尔宗中尉。敌人死亡600人。

　　夜间，敌人放弃堡垒，次日，这些堡垒被我军占领。

　　看起来，孤拔将军带领的这一路，进展更加顺利，占领越都顺化，指日可待。就在这紧要关头，越南的嗣德帝阮福时病故了。这对于越南的王室，更是雪上加霜，既要忙于嗣德帝的丧事，又要忙于立新帝，忙于宫廷里的明争暗斗，最后确立了阮福升继位。刚当上皇帝的阮福升哪有工夫或者说哪有胆量跟法国人打仗啊？抓紧过一把皇帝瘾才是当前要务。在重重压力之下，赶紧派他的外交部长去拜访何罗芒，双方商议停战事宜。下面是当时西贡的《独立报》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

　　20日晚至21日凌晨3点，人们来通知何罗芒先生——自从我们部队占领顺安大炮台以来，他便上岸住在那里——顺化外交部长作为谈判代表刚刚到达，他由充当翻译的天主教主教陪同。

　　早上6点，谈判代表到达何罗芒先生居住的炮台，在那里他们可以目睹我们士兵占领南面炮台堡垒的情况。他们似乎对新近发生的事件十分不安。

　　下面就是双方约定的内容：“从8月22日起，停战48小时。安南人求和，同意与法签署一个条约。”

　　何罗芒先生希望与嗣德帝的继任者本人谈判。

　　……

　　这个条约就是1883年8月25日双方签订的《法越顺化条约》。此条约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了从今以后“中国不得干预越事”，“安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即与中国交际，亦须由法国介绍”，“政权、利权均归法国”，另外条约还明确规定“大法国当以驱逐黑旗之党出于北圻之外”，法国人一直视黑旗军为眼中钉，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之前法国人脱利古与李鸿章或者法国政府与曾纪泽的谈判中，法方都特别声明要中国军队撤出北圻，以便法军放手打击和“剿除”黑旗军。条约签完不久，越南新皇帝就派钦差到丹凤县，传谕要刘永福退兵，并又口头告诫刘永福：“和议好不容易才告成，赶紧从速退兵，别再给王室惹麻烦，以免节外生枝。”刘永福就想不通：“前者因水涨大，故延于进兵，如水消些，刘某正要预备开兵，尽灭番奴，必使越境全国无一个老番影子，方合我心，如何要退兵耶？况我们不是打输于他，如果两军交锋，互有胜负，议和亦好。但我们仗仗皆胜，迭次歼去番奴，不下数千，且每阵必歼其大将，自古来未有仗仗赢他而反与他和之理。”便不退兵，执意要与法国人血战到底。越南的新皇帝眼看说不通，便给黄佐炎施压，让他去劝说刘永福：“刘某如不退兵，朕亦不认尔为越国之臣。”这边是越南的皇帝要求刘永福退兵，另一边大清国的云南巡抚唐炯也要求刘永福退兵，要他退守到山西，并答应每个月给黑旗军补充五千两银子作为军费。刘永福仍然没有答应，唐炯又找到唐景崧，要他去跟刘永福做工作：“能驱遣黑旗下河内，独不能命其旋山西乎？”唐景崧便苦口婆心劝刘永福，“先稳守山西，再议前进”。刘永福一声长叹，如果再坚持下去，不仅连累了黄佐炎，还将面临得罪大清国诸将官的风险。“罢了，罢了。”刘永福知道，这一退，黑旗军的士气，就会泄去一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越南新朝廷对法国的屈服，标志着法越战争的结束，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圻的政治形势，也改变了中法关系。你们自己都承认是法国的保护国了，一切政治权利归法国所有了，大清朝还怎么帮助你呢？从法律上说，你跟中国已经没有关系了，中国没有义务帮你了，但你又暗中求助中国：“保护山西、北宁，万勿撤防。”越南人这两面派当的，让当时的大清很是为难，帮不帮都不是。大清与法国之间已经没有缓冲地带了，驻扎在北圻的军队，被置于直接面对法军的局面。就法国来说，它既然已经控制了越南朝廷，必定要乘胜实现侵吞北圻的计划，所以接下来中法两国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

　　大清国这个时候只有两种选择：就地抵抗或者撤兵回国。难啊！何去何从，不仅关系中越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还牵涉自己政权的威望和声誉。不战而退，对清政府来说，既不能，也不敢，受辱不说，国际声望不说，撤退就是引狼入室，就是开门揖盗，所以只有一条路可走：站直了，别趴下，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黑旗军。对于刘永福来说，也很尴尬，你作为越南的官员，国家都投降了，你就失去了抵抗的依据。如果把自己作为中国人来抗法，那就需要清政府的支持。在这种大家都互相需要对方的时候，形势促成了双方的结合。10月22日，清政府发布諭旨，称赞刘永福“矢志效忠，奋勇可嘉”，奖给他十万两银子“以助兵饷”。虽然这个钱到最后也没到账，但以这个上谕为始，清政府与刘永福正式建立了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军事合作。第一个合作项目就是清朝的正规军与黑旗军协同戌守山西。

　　刘永福自1883年9月11日被迫从丹凤县退守山西以后，转眼就过了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他除了高筑壁垒，加紧训练部队以外，与清军的交道也多了起来，这个一方面得益于唐景崧在中间斡旋，另一方面，我七爷也从保胜到了山西，增援他二哥来了，因为现在的保胜驻扎了一部分滇军的兵团，所以并不担心土匪的袭击。之后跟清军打交道的事情，多由我七爷出面，刘永福才有更多的精力花在练兵打仗上，而不是消耗在与大清的内讧里。我七爷多聪明圆滑啊，经过这么些年的磨炼，他已经熟练掌握了跟政府打交道的窍门和要点，在疏通与当局的关系以及人情练达上，他早已超过了他二哥。

　　清政府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跟法国人开仗啊，虽然自己内部人讨论来讨论去，都觉得不能让法国人侵占北圻，不然的话，中国的西南门户大开，国将危矣。最后自欺欺人地弄出一个理由，让云南、广西两省的部队分别出关越南，美其名曰：“以剿办土匪为名，保护越南，即所以屏蔽吾圉。”于是，清军按照东、西两条线路陆续出关，向北圻进军。东线是广西的部队，西线是云南的部队。

　　黑旗军退驻山西以后，仅剩2000人，为了补充兵员，又到处招兵买马，到12月初，招了1000多名新兵，编为七星四营，由大将刘荣湄管带，这样，黑旗军驻扎在山西的队伍，就有了3000多人。唐景崧把原由李应章、贾文贵所管带的在越南山西驻防的广西一营半的军队合为一营，共计400人。滇军原来也曾派部队驻守山西，但唐炯由布政使擢升巡抚后，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未经请示便擅自撤走了滇军，后被清廷给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摘去顶戴、保留公职的处分，才又派参将张永清带领三营人马，共计1100人，于12月10日重新到达山西布防。到12月10日为止，在山西布防的队伍，共计有黑旗军3000人、滇军400人、广西的桂军1100人，再加上黄佐炎带领的2000越南本地的越军，大概在6500人。这时候在山西的滇军和桂军，因为朝廷有“只准暗助黑旗军，不许公开抗法”“不准衅自我开”的谕旨，还只能换上黑旗军的军装、挂着黑旗军的旗帜，全部化装成黑旗军镇守关防。直到12月10日，眼看着战争的氛围越来越浓厚，战争的气息越来越迫近，唐景崧才开始命令清军换回大清的军装，升挂清军军旗，“列队三日，以示为我军驻扎之地，犯必开仗”，这才公开表明自己是中国的军队。

　　根据山西处在红河岸边，又有公路贯通河内的地势特点，防务需要水陆兼顾，在刘永福重扼陆路的战术思想指导下，黑旗军的精锐部队——前营和左营被派往东门驻扎，又派武炜正、副两营作断为先锋驻扎东门外围，以阻遏法军陆路纵队的进攻。黑旗军右营、武烈营、四营新兵及桂军李应章营驻扎北门外，对付法军水路纵队的进攻，西门外由三营滇军镇守，南门外由黑旗军李唐营及桂军贾文贵半个营镇守，黄佐炎带的2000名越军则散布在南门外的乡村中，刘二的意思大概是你们别添乱就行，内城由唐景崧带领80名亲兵坐镇。刘永福和我七爷，兄弟俩终于又可以并肩作战了——刘永福坐镇前线指挥战斗，我七爷带领20名敢死队员，神秘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全军将士布防完毕，子弹上膛，钢刀出鞘，静待来犯之敌。

　　黑旗军与清军在山西积极布防的时候，法国人也没闲着。他们不仅给在越南的侵略部队追加经费，还不断增兵，加派部队。1883年8月11日，法国在越南北圻的驻军仅有4341人，但短短的三个月后，据1883年11月20统计，法国派往越南本土及中国海域的部队已达惊人的15180人，这支队伍既包括了法国本土士兵，又包含了雇佣军和在越南招募的土著兵，既有步兵，又有炮兵，既有海军，还有海军陆战队。1883年12月11日，在增援部队到达河内后，总司令孤拔即带领6000名将士，分水陆两路，气势汹汹向山西挺进。

　　11日至13日，法军一边调整部署，一边不慌不忙地向山西城推进。14日早晨6点30分，法军分两路纵队进犯山西城：左路纵队沿红河大堤内侧进军，右路纵队沿红河边的公路前进，舰队则低速行驶，以便与全军并行。

　　9点30分，右路纵队的先头部队到达大堤与河岸交汇点的天禄庙前停歇，一刻钟后，左路纵队与之会合。孤拔的作战方案是以红河为基地，以便让炮舰发挥作用，不然，带上炮舰干吗用呢？进攻的预订目标是山西外城的北门。孤拔在到达富沙东北面的天禄村察看完阵地后，便命令杜里厄所率的海军陆战队向南进发，雷加什营紧随其后。在两门40毫米火炮的配合下，法军很快轰塌了守军的前沿哨所，并迅速抵达了位于富沙东边的莲沼村。

　　恶战开始了！

　　上午10时，鲁和谢瓦里埃所率的两个海军陆战营占领了富沙东北的村庄和庙宇，这样，法军距离富沙工事只有500米了。

　　为了攻破富沙工事，法军在莲沼村西边架起了一组40毫米火炮，同时在村口也架起两门40毫米火炮。下午1点，在火炮的不断轰击下，富沙村工事的各座掩体被全部击毁，法国军舰开始配合作战，从红河上炮轰富沙炮台及停泊在码头边的守军船只。

　　下午2点，原住在天禄村作为后备的儒诺营奉命向富沙推进，在大炮和舰炮的火力支援下，该营来到了距富沙工事约400米的一片竹篱笆后面占领了阵地，配合原先进入战斗的部队到主战场——富沙工事去作战。

　　富沙之战是一场阿尔及利亚土著步兵与黑旗军之间名副其实的搏杀，是非洲狮与亚洲虎之间的争斗。

　　法国人停止了炮击。因为他们认为，富沙的工事已经被摧毁得差不多了，他们的步兵及海军陆战队员已经准备好冲锋了，在他们的眼前，除了一片越南人的乱坟岗，肉眼已经可见对面黑旗军的面容了。

　　前线指挥官儒诺拔出了他的军刀，挥向空中：法国人的冲锋号吹响了！

　　上刺刀！——他命令道。阵地上马上响起了一阵阵生硬的上刺刀的咔咔声。

　　——号手们！吹冲锋号：出击！

　　一阵阵巨大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法兰西万岁！

　　一声接一声的欢呼：为了法兰西，冲啊！

　　穿红领灰色军大衣的外籍军团冲在第一线。梅尔陆军上尉、拉盖尔陆军上尉、古蒂里埃海军上尉以及掌旗官布隆多冲在前头，紧接着是海军陆战队员、阿尔及利亚步兵及安南土著兵紧随其后。

　　“咚”，突然听见乱坟岗里传来一声小钢炮的响声，紧随着便是一声接一声的炮声，似乎有上百门小钢炮在对着法军轰击。刚才看着还是一片乱坟岗，现在突然变成了黑旗军的炮兵阵地，这一魔术师般的变化惊呆了法国人。炮弹不断落在法军前进的人群中，随着爆炸声响起，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开始不断爆发，人群里血肉横飞，炮弹落地以后，人头、断臂、残腿、尸块随即飞起，在空中有着各种夸张的弧度和姿态。许多法国兵呆在原地不动，连回头逃跑都不会了，完全蒙了，指挥官儒诺大声喊叫：“卧倒，快卧倒！”可是，没有人卧倒，部队显得惊慌失措，没头苍蝇般四散跑去。那些跑向黑旗军阵地的，被对面的子弹纷纷击中，法军好不容易跑回刚才上刺刀、高呼“法兰西万岁”的地方，早已经魂飞魄散。短短十分钟时间，许多人已经阴阳两隔，刚才还整齐雄壮的队伍，像在地狱里走了一回，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害怕”两个字，写满了每一张惊恐的脸。

　　好多人已经猜到了，这当然就是我七爷干的。他现在已经成精了，既对付得了朝廷的鹰犬，又对付得了鬼子的残暴。昨天晚上他趁着夜色，带领20名敢死队员，每人携带小钢炮一门、炮弹三发。为什么不多带点？没有那么多，哪有那么多啊？弹药充足的话，那战场上会是另一番景象。在事先改造过的乱坟岗里埋伏好，再在坟头盖上竹枝、枯草，伪装得毫无破绽，远处是看不出来动过手脚的。法国人在进攻前，不知拿望远镜望过多少遍了，确认了又确认，认为一点危险都没有了，才敢冲锋。这20名敢死队员，是些死神都不敢招惹的人，每个人都在鬼门关走了很多回了，生死早就看透，看法国人冲锋，就像看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幼稚。当炮弹准确地落在人群中，当看到法国人在空中翻滚的时候，他们早已悄无声地拿起武器撤回自己的阵地了，闲庭信步，也不过如此。有好几颗炮弹打出去了，但是没有爆炸，让他们有点失望。撤回没多长时间，法国人的炮火还击了，山呼海啸般，这是复仇的炮弹，带着怒火，刹那间就把那片乱坟岗夷为平地，而我七爷，早已带着他的20名兄弟，躲在另一个掩体里，准备迎接敌人的下一次進攻了。

　　法国的一位战地记者这样描述他们在第二次进攻时，我七爷是如何应付的：

　　敌人躲在相互连通、用竹尖防御的土堆火炮掩体后面，我方炮弹对这个每隔一米就有一个枪眼的工事无能为力，而在每个枪眼的后面，就有几个中国人从容地坐着，他们的脚边放着弹药箱，他们的火力交叉打向开阔地和他们所见到的出现在眼前的任何人……

　　这里的“敌人”指的当然就是我七爷他们，我觉得“从容”两个字也用得特别好，我能想象得出当时我七爷的神态：一副屌样，谁都不尿，爱谁谁，干就是了。如果他嘴上能再叼个烟卷，那简直就酷毙了，可惜那个时候卷烟还没传到大清部队里，不然，好多人叼着烟卷打仗，爷儿们的形象，才会更加生动、鲜活。

　　战场上不能缺了烟，也不能少了酒，要不然，总觉得不够味儿。

　　面对这样的守军和工事，法国人要想一举攻占并不容易，他们连续两次发起攻击，最后都没有得逞，相反，他们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了代价：戈迪内上尉和克拉维中尉在进攻中被我七爷他们的几支破枪击毙，指挥官儒诺被子弹击中大腿，身负重伤，居尼上尉被我七爷瞄了好半天，最后击中左上臂，捡了一条命回去。我七爷后来说，我瞄准的明明是他的胸口，但是子弹却击中了他的左臂，这不能怪我枪法不准，只能怪这杆枪太烂了。至于戈尔德斯副官，他属于比较走运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而他的怀表正好就挂在胸口，子弹击中了怀表，他后来一直没有更换表盖，留着做了纪念，据说现在这块怀表被巴黎的一家博物馆收藏着。最最幸运的当属莫西翁中校，他的胸前也挨了一枪子儿，但这颗子弹击中他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冲力，连他的外衣都没有穿透，他这样描述挨了一枪后的感受：就像被人轻轻地打了一拳。

　　下午4点，指挥北段支堤作战的贝兰上校发现守军的火力减弱，根据他提前得到的情报和判断，守军的弹药应该是消耗得差不多了，他果断地请求发起突袭。而在南段支堤的法军，则用拼刺刀的方式攻下了阻碍他们通行的炮台。炮台一失，守军各自仓皇逃生，被法军追着开枪，刹那间打死打伤二十多人。法国人趁机占领了河堤和营垒，因为河堤与山西城同高，又连接北门，守军无路可逃，只好溃退入城。而前往北门包抄敌人的黄守忠部走到中途听说自己的部队已经溃败进城，于是便原路返回了。

　　关于这一次败退入城，广西巡抚徐延旭后来根据唐景崧转来的函上奏说：战至申刻（下午3-5时），法人退踞河干莲沼社村中，七星营引旗直上，李应章继之，连美、朱冰清、黄守忠、吴凤典等军由东门绕道包袭。正在酣战，忽报守堤南兵被法击退，北路各军纷散入城，法军全据河堤，逼至城外木栅，炮弹如雨。

　　有黑旗军参与驻守的队伍居然败退入城，这让刘永福气不打一处来，他怒不可遏，命令驻扎北门外的韩再勋右营单独出守市栅，唐景崧也跑到北门督战，并将驻守南门外的桂军贾文贵部调到北门协助李应章。但是驻守在西门外的滇军未战先逃，这一逃，整个队伍的军心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唐景崧想帮助刘永福夺回北门外的第一条防线，可是军队既已退入城内，再想出城夺回阵地，那就太难了。

　　大家都知道刘永福正在气头上，谁都不敢跟他说话。唐景崧就悄悄召集李应章、贾文贵和张永清三位将领，商讨如何才能夺回阵地，大家一致认为：挑选死士，半夜偷袭，并悬赏重金，第一个登上河堤者，向北京请功，准保守备花翎。于是约定四更出城，偷袭法军，必使一举成功，夺回阵地。

　　四更一到，城门洞开。张永清带队直冲，李应章和贾文贵带队横冲，堤上的法军早有准备，顿时枪声大作，喊杀声此起彼伏。英国记者斯格特这样描述这场中国军队半夜偷袭：

　　早晨一时，当着仍有一些（法军）战士们把蜡烛插在葡萄酒箱子上面详述他们勇猛的事情时，战事又开始了。黑旗军的首领悬赏二十万元给能夺回战线的人，一位广西上校宣誓去做。几乎没有一点预兆，火箭如雨般落在堤上，曾为中国人的兵营、而在这时候法军正在里头睡着的许多小草屋开始燃烧。战斗像早晨一样的厉害，进行了四小时之久。双方排枪不断哒哒地叫，因为中国军人已经学会了法军的技巧，即只有在发命令时，一齐开枪。双方都在敌枪闪光时开枪，几十个中国士兵前进到靠工事的脚底地方，手里仅拿着大刀来砍倒竹子。非洲游击兵起了恐慌，急遽逃走。假若他们的阵地不是很快地被一队殖民地军队接过来防守的话，那么工事的那一部分，甚或全部，都要被敌人攻取了。事实倒是真的：有二十名非洲游击兵及五名海军步兵成了俘虏，自然是斩首了。一个野炮队的两位高级军官被枪打死，一位年轻的少尉请求土著军的一位上尉告诉他他该怎么办。“开你的枪，直等到你自己被打死为止！”这是他严酷的答复。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中国军队是如何的接近胜利了。但是恰当法军精疲力尽开始绝望的时候，黑旗军号手吹起了“停火”号——和法军的号筒相类似——中国军队便通过稻地退至未被法军袭扰的第二道防线；法军看着他们走，只是太感谢了。

　　文中说的宣誓去夺回阵地的那位“广西上校”，应该是桂军管带李应章或贾文贵当中的一位，至于守军在无限接近于胜利的那一刻突然收队撤兵，斯格特没有说明什么原因，但是事后唐景崧在他的《请缨日记》里是这么说的：

　　越南稀见月色，是夜独明如昼，照见须眉，不能暗袭。张永清部下死六七十人，终不能夺堤。

　　就是说停止进攻的原因，一是自己损失太大，二是不了解对方同样损失巨大，已经濒临崩溃边缘。而守军损兵折将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当天晚上月光太亮，无法偷袭。想来也是，回顾一下刘永福自从进兵越南以来，凡是获胜的仗，基本上都是偷袭或用计，很少有过正面大开大合的阵地战，因为要对付装备、训练都比自己强得多的队伍，硬拼的代价，刘永福和黑旗军是承担不起的。这一仗没有赢下来，虽然很可惜，但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遗憾和悲伤。

　　15日，守军一面向驻守在北宁的桂军求援，一面关闭外城，除东门留黑旗军七星营扎防外，其余全部进城备战。法军则进驻守军退出的工事，并沿河堤布防过夜。当天晚上孤拔将军在日记中承认在夺取山西城外防御工事时，“遭到了巨大的損失”：死亡和失踪70人，受伤180人，其中两名上尉和一名中尉被打死，10名军官受伤。

　　16日，清晨6点，法军泰勒西埃营奉命出发侦察。当他们到达距西门外炮台500米处，离守军的第一道防线会东庙只有300米时，立即召来守军密集的排枪声：新一天的战斗开始了！

　　因为东门有黑旗军把守，法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西门。为了分散守军的注意力，孤拔抽出部分兵力冲进通往北门的大街，佯攻北门。当时的战况，唐景崧的日记是这么记载的：

　　黎明，法兵攻北门。我军力拒，轰毙无数。火包下掷，竹根为焚，敌尸纵横城下，稍却。辰刻（上午7-9时），又攻，而轮桅击炮碎铁满城，妇稚惊哭。敌又悬巨炮于西门古刹，更番攻击。巳刻（上午9-11时），枪炮略息。

　　下午2点，法军开始炮轰。4点，法军的65毫米炮兵连开入战斗阵地，阿尔及利亚土著士兵和“雎鸠”号舰的哈乞开斯炮制止了守军对法军右翼的迂回运动。“闪电”号和“飓风”号两舰则朝城内塔楼发起炮击，塔楼基座及四周被打得炮痕累累。对于战争，黑旗军见得多了，除了一千多名新兵外，其他的都是老游击队员了，我七爷他们对于法国人排山倒海般的炮击置若罔闻，各自或躺或蹲守在自己的哨位上，闭目养神。他们知道，炮击停止以后，才是残酷的白刃战的开始，他们的强项在于巷战，在于肉搏，而不在于火炮。当时有文字是这么记载这个下午我七爷他们的战斗的：

　　16日，法军大队来攻，有他哥士黑人千名以为前驱。黑旗先伏兵三百于头栅内，而用兵五百与战，佯败而走。法之他哥士黑兵争先近期迫逐，既入头栅门，黑旗伏兵齐出，肉搏相攻，火枪轰发，刀矛并举，他哥士黑人仅余四五十名尔 。二队法军约三千人见前队已失，力驰往救。黑旗之前队并所伏兵只有八百，势恐不敌，乃退入二栅。刘提督永福勉励士兵，督令各队奋勇协力，攻出头栅，复与法军酣战，枪炮喧天，弹丸如雨，不半时许，法军死伤各有数百。

　　我相信这个战术是真的，诱敌深入，围而剿之，这是黑旗军以弱胜强惯用的招数，现在人们把这个战术叫作“切香肠”。刘永福身先士卒，在一线勉励士兵，这也不会有错。我唯一不相信的是敌人死伤的人数。数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历来没个准，不是虚报好几百倍，就是瞒报、少报、漏报好几十倍，弄虚作假已经深入国人的骨子里，怎么都改不掉，欺上瞒下这个毛病，再不改的话，国将不国，也是迟早的事儿。

　　同样一场战争，看看法国人是怎么描述的：

　　黑旗军的最高统帅刘永福指挥防卫反击。

　　我们看见他的白字大黑旗过来了，为了使旗子在我们眼前飘扬，他们长时间地摇动旗子，之后，便插在前沿阵地以示挑战。

　　我军在枪林弹雨中继续冲锋，死伤者吼叫着跌在地上，幸存者受其勇气鼓舞，从他们身上跃过，弯着腰，高举刺刀，向前冲，从防御者堆积的乱竹堆及各种障碍物中杀出一条通道。

　　最后，我军在越过一条齐腰深的壕沟后抵达围墙脚。我们已临近西门，即将进去。

　　突然，围墙上的枪声消失了，一片寂静。不用说，中国军队肯定肩背武器，或卧或蹲在瓦砾后面等着我们。

　　外籍军团第一线士兵冲向前沿阵地，梅尔上尉总是冲在最前头，“法兰西万岁”的呼喊声更大了。

　　人们听到工事里响起了一阵锣声及号角声。随即响起了许多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是些灌满火药的竹筒在爆炸，具有很大的杀伤力。门那边也传来了巨响。

　　围墙上的射击更加疯狂，聚集在围墙上的中国士兵向我们射击。梅尔上尉胸部中了致命枪弹，倒下了，勒孔特上尉也负了伤。60多个外籍军团士兵倒在了阵地上。

　　在密集的枪弹的扫射下，我军第一次被压下去了，向后撤了50米。

　　围墙脚下，大群穿蓝、白衣服的中国军队，或站或跪。我还听见这些士兵看见我们后退而兴奋得大声尖叫，挥动枪支，但他们不敢追赶。

　　在这最后的停战片刻，彼此都互相观察两侧，同时又互相用枪口顶着疯狂射击，伴随着狂怒的喊声和叫骂声。啊！哦！哟！掺杂着中国士兵的嘘！嘘声。一些阿尔及利亚士兵则大声高喊：法兰西万岁！

　　在死者和那些临终时的极度痉挛中痛得卷起来的伤者之间的空地中间，有一个6米左右高的尖塔，底座为花岗石板，上面是一块刻满碑文的青色石碑，我们勇敢地在台阶上迎击敌人，并安营扎寨。一个赤褐色脸膛的中国士兵，如同战神一般，披着一件黑长袍，头上缠了一条同样颜色的头巾。他一只手用力敲打铜锣，另一只手敲打着架在三角架上的大鼓。

　　数百发子弹在不到30米处射向他。子弹击破了他的衣服，打穿了铜锣和鼓。这个中国人总是站着，继续他这种恶魔般的音乐——嘣！嘣！嘣！

　　一些中国士兵匍匐前进，抓获我们阵亡或受伤的士兵，把他们拖到塔下斩首。

　　台阶上流淌着遇难者的鲜血，敌人把我们受害同胞血淋淋的头颅抛到我们中间，作为挑战。

　　……

　　这个赤褐色脸膛的士兵，叫朱一诺，跟我七爷是一个村子的，按辈分论，比我七爷小一辈，如果他还活着，我得叫他叔叔。他是五年前从老家约了几个小伙伴一起，悄悄跑到越南来当兵的，连他父母都不知道。他站在阵地上敲打铜锣和大鼓的时候，大概是二十一歲或者二十二岁，这是一位年轻的老兵。当几百发子弹同时击穿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一直是正面迎向子弹的，我想，他倒下的那一刻，除了肉身，还应该加上子弹的重量，他那一刻的体重，应该增加了好几公斤的，一个体内填满弹药的躯体，大地接受起来，也是心情沉重，思绪万千的。

　　我的七爷看着朱一诺被打成了筛子，他强忍着怒火，他带领的20名敢死队员，全都在等待命令，只要刘二一声令下，他们就将扎进敌人的心脏，为朱一诺、为所有牺牲的将士报仇雪恨。眼看着局势即将扭转，黑旗军慢慢占据了上风，军情突然起了变化：守军遭到了来自后方——山西城内的攻击。刘永福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充满疑惑，他让我七爷坚守阵地，停止出击，他要亲自去后方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形势急转直下，刚才还准备退却的法兵，突然发现守军不打了，枪声消失了，便开始长驱直入，下午5点，法军已推进到离护城河仅100米处。此时夕阳已西下，法军的身影被落日拉长，人未到城门，影子已经提前抵达了。孤拔亲自下达了冲锋令，我七爷他们拼死抵抗，用密集的火力射向步步进逼的法军，但仍然没能阻止法军前进的步伐。

　　法军进入外城后，占领了西门炮台，用法国国旗取代了城门上飘扬的黑旗。我七爷眼看着法军迫近，无法抵挡，便带领他的兄弟们撤往内城，去与他二哥会合。

　　5点45分，孤拔在参谋部全体成员的陪同下，进入山西外城。夜色的降临，掩护了守军的退却。孤拔不敢轻率地在一个不熟悉的城市追击敌人，他命令部队在外城过夜，并在西门和北门能够通往内城的各条街道上设置街垒，为第二天的战斗做准备。

　　根据法方粗略的统计，这一天法方损失了一百多个士兵及十来个军官，14日到16日的死伤总数为350人，其中军官为22人。

　　17日，法军对内城做了一番小心翼翼的侦察，发现守军已经离去，工事里寂静无声，看起来就好像一片巨大的墓地，大炮、银元、枪弹、粮食、衣服甚至同伴的尸体，全都扔了一地，看得出来，守军撤退得很匆忙。就这样，法军便不费一枪一弹进入了内城。上午9点，孤拔将军在比肖上校及总参谋部的一些军官的陪同下，进入了城堡，受到了士兵的欢呼和欢迎。一面三色旗飘扬在山西的城楼上，预示着法国人已经是这里的主人了。

　　法军进城以后，像全世界所有的侵略者一樣，开始血洗山西城：

　　该城被阿尔及利亚士兵和别的一些士兵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抢劫，杀死了200多名安南人及躲在屋里的黑旗军。此外，俘虏也一个不留，统统枪毙，每次4到6人，有时人数更多。他们被带到河边，枪响人倒，河水把他们冲走了。每天平均枪毙25人。

　　唐景崧本来是带着80名卫兵镇守内城。16日下午，当他看到西门“城崩楼毁，军无立地”，然后是“忽报寇已入城”，残酷的现实让他意识到大势已去，败局不可挽回，于是匆忙间带着卫兵从东门越壕而出。他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天暝不知所之：欲走黄佐炎营，而南门火起，不敢行；欲取道北宁，而敌轮据红河，莫能渡；欲绕上三十里，由屯鹤渡江，而仓皇无识途者，且不忍舍渊亭。当是时，东、西、北三面皆寇，退路独兴化，乃南向绕西以行。回望山城，火光烛天，兵民男女以万计，纷走田野。大呼“随我纛来”，而云阴蔽月，沟桥莫辨，更无一识往兴化路者，以所行非大道也。夜约三鼓，暂息岭坡，亲兵失散仅四十二人矣。……过村，不启栅，然枪鸣鼓如抗敌者。农耀林解越语，告以官军大队且至，乃放行。……忽遇黄守忠部将邓遇霖带残队至，询渊亭下落不知……命差官王德标带亲兵探路，为乱民掺拥，又失去二十余兵，王德标亦迷失不归。再行为横潦所截，盘旋不得出，……觅入民家，小憩竹楼，倦极且馁，襟袜透湿，假寐须臾，而天曙矣。……马上沉思，潸然泪下。

　　唐景崧本来是个典型的文官，平日里做做八股文，“之乎者也”一番，日子也就慢慢混过去了。一个人要在浑浑噩噩中变老，那是很容易的事儿。可他偏偏想干点事情，把班超班定远当成自己的楷模，要去边塞建功立业，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京官，到一个在异国的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杀敌立功的军人，这样的转变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唐景崧第一次见到战争的场面，还是有点心惊胆战的：“枪炮复震，细弹雨落，洒遍内城，余寓左右炮弹著地开花，不知所避，厨下盂盘粉碎，满空鸱鸣。”可见他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战场能让人瞬间成为英雄，也能瞬间让人成为逃兵和叛徒。

　　山西失守，黑旗军退往兴化。连日来刘永福都是唉声叹气，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他在不停地问自己：我们到底输在哪儿？这狗日的抗法战争，意义何在？我们是在帮越南打仗，还是帮大清打仗？打赢了如何？打输了又如何？……一连串的问题整日里困扰着他。我七爷就陪他喝闷酒，其实有些问题，我七爷已经知道答案了，刘永福也知道，只是想不通而已。还有一些问题，现在我知道了，但当年他们是不知道的，于是有一天早晨刘永福对我七爷说：“老七，咱们今天开个总结会吧，不管打输打赢，总得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吧，你让办公厅安排一下。”这次不是通知副处副高以上领导干部了，而是通知连以上指战员到会议室开会。会议主要围绕兵力配备、武器装备、指战员的军事素养、战士的个人素质、战术的理解力和执行力、情报及后勤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会议由我七爷主持，我七爷俨然是一个军事专家和主持人，开场白、各位指挥员的发言小结和点评、会议期间的控场、会议结束前邀请黑旗军总司令刘永福同志做总结讲话，每一个环节都表现得无可挑剔。战争能锻炼人，会场上，同样能锻炼人。我七爷似乎越来越全面了，一个满脑子忠君思想的农民，在经过几年战火的洗礼和政治的洗脑后，居然成了一个“公知”，想想还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中间，我七爷肯定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和思想磨砺，不然，这很难说通。

　　会议首先总结了兵力配备问题。说完兵力说武器装备，这方面刘二的连襟、担挑、大将吴凤典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一直战斗在最前线，深知中法之间的差距。

　　长期以来，黑旗军的常规武器是花旗枪、喼枪、火绳枪。这些武器本来已经足够陈旧了，但就是这样一些杀伤力不强的武器，也只够装备一多半的部队，战斗中许多士兵靠更为原始的武器——大刀、长矛上阵拼杀。虽然在黑旗军使用的武器中，确实也有一小部分是清政府提供的，但这些武器“皆天津解粤之笨枪，弹药多不著火”。清政府是够坏的，简直是坏透顶了，表面上说是支持了一批武器给黑旗军，但是子弹都打不着火，都是哑弹，你让黑旗军将士扛着这些枪支去冲锋，跟每个人扛着一根烧火棍有什么区别？送死不说，将士们死得冤枉啊。这等于是将我军最骁勇善战的一些将士当作活靶子送上战场，替法国人训练新兵啊。

　　“真他妈够操蛋的！”吴凤典忍不住开始骂娘了。我七爷适时制止了吴将军的牢骚：“不能骂领导，尤其不能骂皇上，现在我们周围到处布满了监控、告密者和信息员。”一阵静默之后，会议继续。

　　反观法军，这是一支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部队，各兵种全部配备有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陆军使用的轻武器全部是后装式线膛枪，射程达到惊人的2000米；炮兵有40毫米山炮和65毫米火炮各两个连，无论是在水上和陆上都能够有效地配合其他军种攻击敌方目标，摧毁敌方工事；海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舰上的武器对摧毁沿岸堡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位于红河岸边的山西城来说，来自法国海军的攻击，尤为致命。此外，法国人的通信联络、野战救护、后勤保障等体系，也远远比黑旗军先进和完备，其实就没法放一起对比。看看斯格特对当时战场上一个细节的描述，就可知两军的火力对比：中国军队冲进到三百码以内，但法军的开花炮弹和排枪子弹的叫响，使他们畏缩混乱了，当他们完全离开法军阵线时，从舰队上来的炮火，使他们的混乱，臻于极点。

　　对于双方火力对比这个问题，我七爷无法总结，因为这个问题不是他能解决得了的，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有人都一筹莫展，这是一个在当时来说无解的题。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什么正义、良知、公平、秩序、天道全是扯淡。

　　要不，同样两拨人，其他条件都不变，把双方的武器装备换一下，看看胜利的天平会倒向哪一方？

　　有那么十几秒钟的冷场，我七爷觉得这个问题没法总结，他拿眼睛瞟了一下他二哥，发现他二哥没有要接话的意思，于是便转换话题。一个会场上的老油条，不会轻易让会议冷场，临场应变的能力，是一个主持人必备的技能。

　　接下来讨论的是双方队伍的战术素养和将士素质。对于法军的战术，其实李鸿章早就看透了，无非就是先拿炮轰，把敌人的工事轰差不多了，再凭借着自己先进的后膛枪强攻。黑旗军也有自己一套熟练的战术，那就是诱敌深入，打伏击、巷战、夜战和肉搏战，这些都是黑旗军制胜的法宝。

　　至于要总结双方将士的个人素质，我七爷还真没把握，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他二哥也是，在场的其他人也差不多。尤其新招募的那一千多新兵，基本上都是关外的流亡边民，这些人往往都是为生活所迫，当兵的目的，就是图口饭吃。时人记载：“防勇虽多，率皆乌合，仓促添募，尤多乞丐、游民，不晓洋枪如何施放。”

　　士兵如此，将官也好不到哪儿去。广西巡抚徐延旭，本身是个文官，进士出身，当过知县、知州、道员、布政使，直至中法战争爆发前才授巡抚衔，之前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云南巡抚唐炯之前也是文官，也是布政使，况且他这个巡抚，还是花钱买来的。如果说他对付国内扛锄头、棍棒造反的农民尚有一些办法的话，要对付装备精良的洋人，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这就是徐延旭出关以后，株守谅山不敢南下作战，唐炯出关以后失魂落魄，未闻枪炮声就夹着尾巴擅自回国的原因了。就连主动请缨奔赴抗法前线的唐景崧，也是一个文人，是标准的读八股文成长起来的书呆子，之前从未听过枪响声，直到到了山西，见到战士们修筑工事，都是啧啧称奇，眼界大开，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他之前确实没见过世面，他平生第一次在越南山西经受战火的洗礼，战败后“潸然泪下”，一副楚楚动人的模样。

　　法军呢？他们大多受过正规的教育和系统的训练，掌握专门的军事知识，走出军校后又长期在部队服役，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们的军衔，都是在部队里通过实战一级级提升的，跟中国的将官完全是两回事儿。随便举几个例子，之前被黑旗军枭首的李维业，1845年毕业于法国海军学校，获准尉军衔，1849年任少尉，1856年任上尉，1870年任中校，1880年任上校，第二年被派往越南。李维业不但是个优秀的军官，还是个颇有名气的作家和学者，他的著作和几部戏剧在法国还很有影响力。

　　中法战争爆发前驻东京的最高司令官波滑，1852年进入法国军事学校，毕业后获海军陆战队少尉衔，1855—1859年在塞内加尔担任菲德尔普将军的副官，返法后于1868年升任营长，1871年任中校，即被派往交趾支那服役，直至1873年。1875年授上校衔，被派往任圭亚那军区司令，1882年授少将衔。

　　这一次指挥山西战役作战的司令官孤拔，毕业于巴黎綜合工科学校，22岁时成为海军一级准尉，29岁任上尉，39岁任中校，当过法国北方装甲师参谋长，指挥过安德列斯舰队，1873年升任上校，曾被任命为新喀里多尼亚总督，1880年升海军少将，之后赴越作战，1884年授中将衔。

　　曾经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谈判签约的福禄诺，1842年生于图卢兹的一个军官家庭，曾在李维业学习过的海军学校学习，毕业后以准尉衔参加交趾支那战争（1861—1864），1865—1968年加入朝鲜远征军，1878年在中国海域任“野猫”号舰长，翌年升任中校，1884年擢升上校。中法战争结束后授少将、中将衔，曾创立高等军校并任校长，当过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另外，他还有许多科技论文和文学著作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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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方将官的总结，是我七爷凭经验瞎猜的，但也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就是一群庸才加奴才。法方的这几位将领，是我帮我七爷总结的，因为当年，他还没这个本事摸清他们的底细，他只知道山西失守，是自己打不过法国人，至于为什么打不过，他还稀里糊涂的，心里似乎明白，但嘴上一时半会又说不明白。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说的就是我七爷这种情况。

　　最后总结了黑旗军为什么要撤出山西城。是在什么情况下撤的？为什么打着打着，刘永福要我七爷停止进攻，他要去后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当时有人是这么记载的：

　　城内忽有炮轰来，刘提督见事可疑，即传令先锋一面驻守头栅，不必追敌，复自统军入城，则见守城越兵所裹内衣多是法人装束者，城之内外前经布置预藏地道又有越兵私形发掘行迹，知为内奸通敌无疑，于是尽杀谋变各军，而执越官解回北宁。

　　说的是山西的越军通敌叛变，临阵倒戈，从背后向黑旗军放枪打炮。这无疑加速了黑旗军在山西的失败。另一则消息也证实了越军临阵叛变的事实：“法人拥队奋攻土围，西门各军竭力抵御，至酉、戌间（下午5-9点），忽城内南官竟放从后袭击，我军腹背受敌，顿然涣散，纷纷向东南奔退，沿途村庄，教民亦多起应，拦途截抢。”

　　最大的悲哀和不幸莫过于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突然从背后给你捅上一刀，而你在他刀子捅进你身体的时候，还毫无知觉，笑脸相迎。我七爷让他二哥最后说几句，也假装高屋建瓴地做一个全面总结，刘永福的嘴张了张，嗫嚅了几下，又把想说的话，生生地咽了回去：“老七说得很好，该说的他刚才都已经说了，接下来大家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时局会怎么发展，明天会怎么样，等通知吧！”

　　法军占领山西之后，中国门户洞开，法国舆论界欢呼雀跃，《时代报》评论道：“东京大局，以山西之捷为断案。”中法战争，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大清的军队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小打小闹、遮遮掩掩和自欺欺人的状态了。

　　法军占了山西之后，占领北宁还会远吗？

　　1884年年初，法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北宁的准备，这次领兵的是尼格里和波里也两位将军。3月12日，法军兵分五路进攻北宁，以摧枯拉朽之势，不到一天时间，攻取了北宁，桂军闻风而逃，往太原败退，中途自相踩踏而死的不计其数。

　　3月19日，法军攻陷太原。

　　4月13日，法军攻陷兴化。

　　前线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老太后更是愤怒不已，1884年3月26日，朝廷分别谕令将徐延旭、唐炯革职拿问，“派员解京交吏部治罪”，黄桂兰、赵沃等一并查处，一批中低级将官被就地正法。后来徐延旭病死狱中，“已革云南巡抚唐炯出关监师，并不听候谕旨，率行回省，以致军心怠玩，越南之山西、北宁等处相继失陷，实属罪无可逭，著照所拟斩监候，秋后处决”。黄桂兰“仰药自裁”，也就是服毒自杀了。这不算完，老太后本来就和恭亲王奕?有矛盾，现在正好趁群情汹涌之际，泄一泄私愤，把之前想做又没借口做的事情给做了。她于4月8日突然下旨，以“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为名，改组了军机处，让以奕?为首的军机处五大臣全部下课，踢出清政府的权力中心。

　　当时的法国正与英国争夺埃及，矛盾急剧激化，已经要翻脸了。两国的战争舆论都已经造得差不多了，就要开战了。因此法国也不想跟中国开战，开辟多个战场是法国财政经受不起的负担，因此法国政府也想着早一日解套。于是茹费理授权“野猫”号舰长福禄诺同李鸿章进行会谈。经德璀琳牵线，福禄诺前往天津同李鸿章进行秘密谈判。

　　李鸿章是主和派的代表，清政府一边让李鸿章与福禄诺开展谈判，另一边，却调任主战派张之洞为两广总督，督战前线。一旦求和，就会失去国威，一旦开战，就会失去和局。真是两难啊。对于老太后来说，那几天的日子，是很难熬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在正式谈判之前的1884年5月1日，慈禧太后训令李鸿章，如果满足下面四个条件，可以与法国媾和：一、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不能放弃；二、不允许法国人进入云南内地经商；三、不取消黑旗军；四、中国不赔款。应该说老太太的思维还是很清晰的，每一条都站在大清的立场上，丝毫也没有奴颜婢膝。

　　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代表各自的政府在天津簽订了《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有五条：一、法国负责保全助护中国南界。二、中国将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并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三、法国不向中国索赔。中国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日后遣使臣议定详细商约税则，期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四、法国与越南议改条约之内，决不插入伤碍中国威望体面字样。五、两国派全权大臣，限三个月后，照以上所定各节会议详细条款。

　　老太后之前说的是只要满足训令里的四条就可以签，但是李鸿章签的条约里，很明显已经违反了两条：一是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二是允许法国人在云南通商。虽然没提黑旗军，也没提赔款，但是最重要的两条违背了老太后的意愿，所以签完之后，清政府也没有去下令执行。福禄诺那边呢？他当然高兴了，为国谈判签约，不辱使命，5月17日，在他回国的前一天，他专门找到李鸿章，给了李鸿章一张条子，条子上写了几行字，大概的意思就是“法国应该保护北圻全境，提督米乐拟在20天后即派法军前往高平、谅山，40天后前往保胜红河两岸，无论何处，宜调置法兵或越兵前往攻击黑旗军或其他匪党，中国兵营应限时退出”。条约上说的是三个月后商议具体条款以及怎么撤兵等细节，可没过几天，福禄诺就自作主张，变成了20天和40天，李鸿章没敢答应，但也没敢向朝廷汇报，心里想的也许拖一拖就混过去了。李鸿章这一自以为是的小聪明，给接下来的中法关系留下了许多隐患，最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不久后发生的“观音桥事件”，又称“北黎冲突”。

　　中法天津《简明条约》签订前九个月，法国的东京特派员何罗芒已经用武力威胁越南政府签订了《顺化条约》，此条约里首先规定了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当时中国政府表示不同意这个条约，法国政府也不同意，觉得签得太仓促了，应该加以修订，完善内容，并且需要重签。因此，当福禄诺与李鸿章在天津开始谈判时，法国政府马上派驻华公使巴德诺前往越南顺化，找到越南政府，要修改之前的《顺化条约》。5月11日，当李鸿章在中法《简明条约》上落笔签字，放弃了对越南宗主国的地位后，巴德诺马上把修改好的代替第一次《顺化条约》的草案交给了越南辅政大臣阮文祥。6月6日，巴德诺和阮文祥在法国公使馆内签署了第二次《顺化条约》，以代替1883年8月25日签署的第一次条约，正式确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在签约现场，阮氏王朝拿出了大清帝国颁给越南嘉隆帝的大玉玺，在被召集来的众多越南高级官员面前熔化销毁。这颗大印玺“是安南在与天朝的关系上作为藩属的标记”。维持了几百年的中越藩属国关系，到此终于结束了。

　　6月23日，如福禄诺所说，米乐命令杜森尼中校率领一个310人的海军步兵营，一个携带6门40毫米山炮、有90名炮兵的炮兵连，约300人的东京土著兵、工兵、医疗人员组成的共约800人的一支部队，企图接收谅山。米乐特别指示杜森尼中校要以和平的方式进驻谅山，如遇抵抗，必须请示。杜森尼是个冒失鲁莽之徒，一个法国作家这样评论他：“毫无外交手腕，但能事事破坏，甚至连自己亦有破坏的危险。”

　　当时接替徐延旭的桂军将领潘鼎新已经得知中法签约以及法军进犯谅山的消息，但朝廷没有给前线明确的指令，如果法国人来犯，打还是不打？潘鼎新很为难，朝廷和战不定，前线肯定进退两难。当大将王德榜向他请示法军已经逼近，如何应付时，潘鼎新无奈地说：“战亦违旨，退亦违旨。”只好连着加急电报催问李鸿章，后来李鸿章转来朝廷的答复：“严饬各营仍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倘法兵竟来扑犯，则衅自彼开，唯有与之决战，力遏凶锋。”这个老太后非常有意思，不管跟谁打仗，首先纠结的是“衅自我开”还是“衅自彼开”，只要是“衅自彼开”，那么好，可以还手，可以打，似乎道理就在我方一侧了。

　　杜森尼率队到达观音桥附近，据守谅山的苏元春部主动派人前去联系，说我们已经知道两国签约了，只是我们部队还没有接到撤退通知，等通知一到，我们马上撤回国内，谅山就交给你们接管。杜森尼颐指气使，说自己奉命接管谅山，现在就要进驻，前去通报的使者就好声相劝，杜森尼变本加厉，叫嚣道：“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并将桂军使者“刃毙一人，枪毙二人”，放回了一个姓胡叫胡元平的使者，随后带队逼近清军防地。接下来就是枪声响起，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直至法军败退三十里。据事后统计，清军除被法军杀害了3名使者外，另伤亡了300多人。法军此役阵亡军官2名、士兵20名，受伤军官5名、士兵46名。这就是所谓的“观音桥事件”，又叫“北黎冲突”。

　　冲突是法国人挑起的，但为了把事情搞大，他们反而污蔑中国人破坏了《简明条约》，并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军队撤离越南，并赔偿法国人2.5亿法郎。7月12日，法国驻京代办谢满禄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履行《简明条约》，并在一个星期内作出答复，否则，法国人就要诉诸武力，并夺取物质上的保证。这个所谓物质上的保证，就是占领某个地方，把某座城市或某个省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为了配合谢满禄的要挟，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于7月1日从越南到达上海之后，就不再北上了，也不同意举行议定详细条约的会谈，就这么晾着。从7月13日起，法国远东海军司令孤拔中将率领法国海军舰队陆续开进福州马江，对福建和中国台湾地区虎视眈眈。本来在“北黎冲突”的时候，清军伤亡那么多人，大清本应向法国索取赔款的，但是为了保全和局，清政府不但息事宁人，还一个劲地宣称愿意履行《简明条约》，并令岑毓英、潘鼎新将保胜和谅山各处的清军撤回国内。7月23日，清政府派曾国荃去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表示中国“格外和好之意”，曾国荃再一次违背老太后“不赔款”的训令，擅自答应给法国人50万两白银作为法军伤亡士兵的抚恤金，巴德诺认为太少，认为这个数字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于是拂袖而去。8月19日，法国驻京代办谢满禄向清政府送出一份最后通牒，把赔款降到了8000万法郎，但直接遭到了拒绝。老太后在这一点上还是挺有骨气的，说好的不赔款，最后硬是一分都不给。8月21日，谢满禄下旗离开北京，同时，清朝駐法公使李凤苞也离开巴黎，中法外交关系宣告决裂。8月23日，法国水师突袭福州舰队，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炸毁，官兵伤亡七百多人，战火终于由越南北部蔓延到了中国本土。大清政府一直想保的和局，终于没有保住。这一次老太后也是纠结于“衅自我开”还是“衅自彼开”，法国军舰就停在福建水师军舰边上，炮口就对着福建水师，老太后的意思是一定要等他们先开炮，一定要“衅自彼开”，只有等他们开炮之后，我们才能还击。但是这一次，法军一旦开炮，你就没有还击的机会了。8月26日，清政府不得不向法国宣战，命令滇、桂两军分西、东两线对法军实施反击。9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现在战局已成，倘再有以赔偿等词进者，即交刑部治罪。”

　　中法战争真正开始了。

　　10月，岑毓英率领滇军七八十营人马，总计四万多人，进入越南，先驻宾河关，再到顿关。一路上刘永福调集民夫和士兵，砍伐竹木，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提前给岑毓英扎好营盘。11月下旬，岑毓英的滇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唐景崧的景军三路大军联合向宣光进发，形成了对宣光的包围之势。宣光是北圻重镇，地处水陆交通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攻下宣光，就可以直下山西、太原，从而把东西战场连成一片，然后可以乘势攻取河内进而收复整个北圻。唐景崧原来只有桂军给的一个半营，经过争取，主管前线战事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同意唐景崧可以单独募集四个营的兵勇，号称“景军”，自此以后，唐景崧也算是拥有自己的军队了，真正从一个文人，转变为叱咤疆场的武将。

　　自从1884年9月抵达河内接替米乐将军的东京总司令职位以后，波里也将军对宣光被围显得十分着急。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恢复与宣光的通信联系，以便尝试给这座城市解围。为此，他在11月份专门派遣了一个海军步兵连、一个外籍军团连以及一个炮兵排，攻打布防在水路的黑旗军。当增援部队到达离黑旗军的阵地150米处时，遭到了黑旗军最猛烈的火力阻击，双方都把子弹拼命射向对方阵地，最后以法军的火力更加强盛而胜出，法军冲破了防线，带着物资进入宣光城内，与城内守军会师，暂时解了宣光之围。

　　眼看着法军援军进了宣光城，滇军统领丁槐心里很不痛快，他打心眼里看不上黑旗军，就处处给刘永福找茬，对黑旗军吆五喝六的。他这种心理，就跟正规军看不上保安队一样，感觉自己要高出黑旗军一个级别，老想压制黑旗军。在一次军事调度会议上，我七爷直接就跟丁槐顶起来了，双方剑拔弩张，差点动手。刘永福紧紧抓住我七爷的胳膊，他不想把事态搞得太僵，他当然知道丁槐心里看不上他们，但作为一军之主，他得维护大局，他已经有了其他的想法，惹不起你，我躲你远点还不行吗？这个事件历史上称为“朱七拍案，丁槐怒目”，越南的史料里有这一段，因为当时开会的时候，不仅有滇军、黑旗军、景军的将领，还有越南义军的将领，如阮光碧、阮文甲等都在场。前几年我去越南参加一个活动，阮光碧的后人阮越云听说我去了后，专门找了几个当年越南义军的后代，跟我小聚了一下，其间谈到了他的曾祖父阮光碧跟我七爷朱信华以及刘永福之间的深厚友谊，为此我们这些当年抗法将领的后代还多喝了几杯，既是祭奠先辈，又是展望未来，祝中越友谊长存，万古长青。但在大清的史料里，我没有找到这一节，估计是因为在前线两军将领内讧，写出来不好看，也就隐去了。淹没在细节里的历史，多了去了，展现出来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历史，也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刘永福就给领导提建议，他们滇军负责攻打宣光城，我们黑旗军去往左旭，负责消灭从东线前来增援的法军，双方互不节制，省得再闹矛盾。当然话不能说得这么直接，刘永福跟岑毓英和张之洞汇报说：末将想到一个战术，叫“围点打援”，滇军负责围点，我们负责打援，这样双方各打各的，各自为战，又互相有联系。这个“围点打援”的战术深得张之洞赞赏，于是接下来攻打宣光城的任务，就交给滇军了，当然，还有唐景崧四个营的景军。

　　1885年1月26日，攻打宣光的战斗正式打响，滇军和景军互相配合，组织敢死队开始攻城。一般来说，打这种攻坚战，武器装备非常重要，如果攻方的装备不如守军，那这个仗很难打。那时候，整个滇军的装备除有后膛枪六千多支、哈乞开斯枪一千支和克虏伯炮十二门外，其余都是土制的铁炮、毛瑟枪、火药枪、土地雷等，还有许多人手拿大刀和长矛。装备落后不说，枪械、子弹型号又不统一，前线将士经常处于有枪无弹的困境。守军的武器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格林炮、开花炮、快枪和军舰，这样的武器对比，滇军要想攻下宣光城，难度可想而知。

　　中国人历来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何况困难就摆在面前。在多次强攻失败以后，滇军提督丁槐提议用“地营战”。这个战术是滇军在实战中摸索出来的，非常实用且有效：先挖一个十六尺深的大方坑，坑内四周密布大圆木，圆木在当地有的是，高出地面一尺左右，再在圆木上面铺上木头，木头上面用泥土覆盖，然后在高出的那一尺四周开射击孔，地营内储备足够的粮食、水和弹药。由于坑道接近地面，敌人的炮火不容易击中，也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然后在坑道背后开地槽，与坑相连，坑口有木栅，木栅有士兵守卫。坑内少则十来人，多则二十来人。各个地营之间，又挖地道相连，可以互相策应。除地道外，又在地营外开挖一条“之”字形明槽，宽五尺，十米即转弯。明槽主要用于侦察敌情。在地营三丈之外，密布枝杈、藤条和鹿角架，密排三层，防止敌人进攻。鹿角架的四周，离地营二十丈处，再密布地雷，敌人如要进攻和偷袭，先要遭受第一拨地雷阵的伤亡。

　　都说云南是蛮荒之地，没文化，当我们看到这个一百多年前滇军所发明的地营战术，不禁感慨云南还是有不少聪明人。这不就是现代的地道战加地雷战吗？这个地营战放在今天，也是足够先进的，如果再在外围放上几道岗哨，再把武器升级，再用上无人机，就足够媲美今天的现代化战争了。

　　东线的桂军在参观完滇军的地营之后，再比较自己的战术，感慨万千：“桂军跺墙虽厚，巨炮一轰，实不足恃，亟应仿滇军地营。”“地营构筑又快又好，一夕可成，胜于跺墙，军心较固。”给了很高的评价，并邀请滇军到东线给予技术指导。滇军派出了以技术骨干何自学为组长的二百多个战士，拿着锄头、斧子去帮助东线构建地营，此后地营法在东线军队中也很快推广开来。就是敌人方面，法军跟滇军对峙久了，也了解了滇军的地营构造，也开始运用地营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宣光城外建起许多地营，甚至双方挖着挖着，就互相挖通了，直接来了个脸对脸。

　　宣光城里法军的指挥官是多米内营长，我们来看看他对地营战的描述：

　　敌人继续围困宣光堡垒。开始炮击，每天都有一个或几个士兵受伤。同时他们挖掘战壕，借助炮火的掩护开始挖坑道埋地雷。

　　为消除这个隐患，我们亦开始了反坑道措施。然而，我们终究未能避开，有一个坑道被打通了，只是缺口还没有大到人能通过。从这一坑道上来的敌人，被我们击退了。

　　1885年2月12日至13日夜，我方士兵忙着挖掘反坑道，有两条反坑道通往敌人的一号坑道。3点15分，一声沉闷的爆炸震撼城堡，到处都发出了“拿武器”的声音，各人立即按前一天布置的方阵就位。是西南角被炸，内壕墙角被掀去一段约15米长的护墙，内护墙也被炸开了一个缺口，缺口中间有一个漏斗形弹坑，给行动造成了困难。中国人大叫大嚷逼近缺口，二连上尉穆里内命令吹响冲锋号，并率领预备队的一个排冲向缺口。

　　中国人的进攻很快被打退了，冲在前面的旗手倒毙在墙头，另两名旗手则逃回到了他们的战壕。接着他们又试图两次接近缺口，均被我们打下去了。

　　第二天早上，工兵修复了简易工事，并在缺口设置了障碍，糟糕的是护墙已被破坏得不能再修复，只好由西北面凸角小丘后面的士兵和另一侧的士兵以火力控制了。

　　这是关于双方互开地营的场面，战场上的一个小插曲。战斗打得十分残酷，对于滇军来说，最大的困难不是跟谁打仗，他们不怕打仗，跟谁打都不怕，他们的困难来自内部。一方面是来自朝廷的压力，朝廷不断施压，谕旨络绎不绝，今天一个“立即克复”“相机克复”，明天一个“克日攻拔”“指日攻克”，滇军已经尽力了，战斗打得“天容惨淡，地血横流”。滇军和法军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双方谁也拿不下谁，对峙的局面一直在僵持。滇军面临的第二个压力是粮饷供应的困难。吃饭的问题一旦不能解决，别说打胜仗，人能不能在阵地上坚守，都成为问题。

　　“现在滇軍七八十营，刘永福亦统3000多人，每日共需军粮三万余斤，……每日仅可运到一二万斤，将士半饥半饱，已属难支。”

　　“各军断粮，焦切万状。”

　　“前敌需米甚殷，左右乡村罗掘一空。”

　　“此间米粮日少，甚至食粥。”

　　“军心惶惑，粮且不继，数米而炊。滇军、刘军俱乏粮，食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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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缺粮的状况，一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改变。在组织敢死队攻城的时候，他们以布裹饭，从后面扔给攻城的战士，后来粮食少了，只能熬粥度日了，布裹不了粥了，前线的战士们只好“辄饿竟日”。有一名战士叫伍义廷，经常主动要求到宣光城下侦察敌情，并冒着生命危险把战死的同伴的尸体背回来。有一天晚上他冒着枪林弹雨，背回来五个战友的尸体，受到上级嘉奖，被提拔为差官。1885年2月23日，滇军向宣光城发起了猛烈攻击，由30人组成的敢死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登城，最后牺牲26人，回来4个，登城失败。24日，滇军和景军再一次组织敢死队，伍义廷明知此行有去无回，却“慷慨请行”，愿任敢死队队长，姚纪昌、覃启发、赖朝荣为副队长，分为三队，第一队先锋50人，第二队先锋150人，第三队后援500人作为接应。部署完毕，伙房将仅有的200斤大米和100斤糯米煮成干饭，给勇士们壮行。饭罢，伍义廷召集敢死队誓师：“不拿下宣光，决不回营！”随即兵分三路进攻宣光城。城中法军死命拒守，双方争夺异常激烈，敢死队几进几出，“前者伤亡，后者继进，裹创血战，雨夜不休”。此役，双方都有重大伤亡，伍义廷、赖朝荣、姚纪昌壮烈牺牲，覃启发受重伤，敢死队员大部分壮烈殉国。

　　云南人民为了纪念宣光之役和为国牺牲的滇军将士，曾在1909年出版的《云南》杂志第4期上作赞歌传颂：“快哉安南役，快哉安南役，歼孤拔滇军奏奇绩。滇军真勇绝，宣光围四十日，城破在旦夕。班师诏，真痛惜，到而今，金马碧鸡已非昔。我滇人，我滇人，大纪念，快哉安南役。”

　　法军指挥官多米内营长对这一段战事，也有着精彩的记录：

　　2月23日，围攻已持续了3个月，我们以少量的兵力顽强地抵御着数十倍于我们的敌军，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和无畏的牺牲精神。

　　晚上，我们发现中国部队在战壕里进行大调动。9点，敌人开始炮击，10点30分，中国人阵地上射出一阵密集的枪弹。凌晨4点，一股中国人悄悄地集结在障碍工事尚未完成的缺口下方。

　　他们终于通过了这条有4个岗哨的战线，小分队队长于博上士率领一个班勇敢地扑向已进入城堡的敌人。但他受了伤，这个班后撤了。与此同时，泰韦内中士力图组织两个班冲向缺口，但他也受了伤，士兵们毫不后退，在掩体后面同中国人激战。

　　卡特来上尉此时率二连总预备队前来应援，他下令吹起冲锋号，上起刺刀直冲缺口，中国人败退了，有4人被击毙在城堡内，丢下了两面大旗，有3人在缺口处被刺倒，不少人则被打死在壕沟里。战斗结束了，阵地仍在我们手里。

　　24日，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中国人发疯似地冲了上来。两军在被炸开的缺口处短兵相接，战斗持续了30分钟，两军之间只隔着一道竹篱笆，中国人成功地将3面旗帜插了过来，但立即被我们的外籍军团战士拔除。最后，敌人退出了缺口，凭借有利地形向我们投掷炸药包和小袋弹药佯做抵抗。

　　不一会儿，他们又冲上来了，冒着我军的火力又一次扑到缺口下，他们毫不退缩，在一个半小时内没有停止过冲锋。

　　正当战斗在西南凸角激烈进行之时，北面以及东京土著步兵也受到了攻击，在设置于丘顶上炮火的有力支援下，这两面的进攻都被我们粉碎了。

　　中国人除在缺口处留下40具尸体外，一无所获。

　　此次战斗，中国人的表现与以往截然不同，他们并不是与往常那样怯懦逃遁，而是异常勇猛顽强。滇军里有一支优秀的部队，士兵们额上划着十字，曾起誓绝不后退。最后，这支部队在攻打城堡的战斗中全部丧生，仅在一个缺口处，就有他们的70具尸体。

　　……

　　宣光争夺战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滇军和景军凭借十倍于法军的人数上的优势，把宣光城围得水泄不通，切断了法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法军则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精良的装备，坚决守住城池，不让清军夺取一寸地盘。

　　在西线清军与法军争夺宣光的战斗打得胶着的时候，东线清军则节节败退。1885年2月3日，法军大队人马向谅山方向进犯，清军将领王德榜败于东里，苏元春败于谷松。2月12日，接替徐延旭的广西巡抚潘鼎新闻风而逃，自焚谅山退入镇南关，13日，谅山失守。23日，镇南关失守，提督杨玉科阵亡。一时间“关内大震”，“沿江自南宁、梧州、浔州达于桂林省，无不惊扰”。2月25日，法军焚镇南关自退。随后由波里也将军亲自带队，分两批人马向宣光进军，支援被滇军和景军困厄在宣光城里的法军。3月2日，波里也的援军到达离宣光城不远的左旭附近，刘永福和我七爷在这里，恭候他们多时了。

　　自从上次开会我七爷跟丁槐拍了桌子以后，刘永福就把黑旗军拉到了左旭驻扎。我七爷也算是给黑旗军出了口气，那个丁槐，每次看见黑旗军，都像大爷似的，黑旗军的将领们早就看不惯了。会上我七爷唱黑脸，刘永福唱红脸，假装拉架，但他心里，何尝不想自己骂丁槐呢？但作为一军之主，在外军面前，总得表现出胸怀来，不与他们一般见识。所以提出来自己带队伍前往左旭，伏击前来增援宣光城的法军援军。现在，援军来了，黑旗军早已准备妥当，各就各位，预备，就等刘永福喊一声：开始！

　　黑旗军于1885年1月21日到左旭安营扎寨。左旭有一条河流当地人叫三圻河，直通宣光，我七爷先派人搭浮桥横跨河面，并设置障碍物，扼守河道，切断上下游的交通联络，再在陆路设置哨卡，这样法军的后勤粮饷及装备补给就无法通过水陆两路到达宣光，再破坏法军的通信设施，使法军的信息无法沟通。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刘永福和我七爷便开始四处踏看地势，寻找打伏击战的最佳位置。

　　在离左旭城两三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大茅坡，路的一边有一片开阔的坡地，坡地往上是山，山上竹林茂密。另一边是三圻河，河边及坡地上茅草丛生，有的地方高达六七尺，生态环境极好，要去往宣光，大茅坡是必经之路。我七爷和他二哥一对眼，同时脱口而出：就这里了！

　　给法军找好了埋尸之地，这里确实是一块风水宝地。现在谁家要是想在这一片依山傍水的坡地里弄一块坟地出来，那是不可能的，认识县里的领导也不行，除非你认识更大的领导。地方找好了，用什么方法送他们上天堂呢？刘二一眨眼：有了。他已经想好了办法，便问我七爷：“老七，你说说，你想用什么办法送他们上天堂？”我七爷看了看漫山遍野的茅草，说了句：“火攻啊，用火烧死他们。”刘二笑了笑，说：“对，火攻，烧死他们，但还不够猛，得再给他们加点料，让他们走得痛快点。”

　　刘二派了一支小分队去到顿关，找岑毓英特批了两万斤火药，小心翼翼地运回左旭，中途还不能让人知道这是火药，还得伪装成粮草。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刘二开始不断派人前去河内、谅山等地侦察敌情，探听情报，并买通给法国人当翻译的越南人，有任何风吹草动的，立马通报消息，就这样，法国人在北圻的一举一动，尽在刘二的掌握之中。

　　接下来的活儿，就轮到我七爷出马了，挖个坑、布置个陷阱、埋个炸药什么的，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之前他都不知干过多少回了，马上成立了六个小组，每组五十人，每个小组设组长副组长各一人，按部就班，各司其职，每个小组、每个组员迅速进入各自的岗位。至于要干的活，各个小组的组长副组长都心里门儿清，他们跟随我七爷多年，都是我七爷的老搭档，熟门熟路，手到活来。

　　第一组去山上砍竹子，选最高最大的竹子300棵，中等个头和小细竹各500棵；第二组将砍回来的所有竹子凿通竹节，锯竹眼，大竹子竹眼3寸大小，小竹子竹眼1寸大小，然后往竹子里填满火药，再用葵叶将竹眼包裹三层，扎紧，怕的是雨天受潮；第三组是木匠活，赶造大木箱500个，四方形，四边留孔，每个箱子里装入40斤火药；第四组干的是花活，把两棵填满火药的小竹子交叉成十字，中间扎紧，然后四个头分别插进四个箱子的孔里，这样一组一组排列，组与组之间，用大竹子相連，保证每一组都与另一组的火药通过大小竹子相搭接；第五组是体力活，在道路两旁茅草丛生之地，挖出深五六尺、宽度能够一组箱子放进去的坑道，每边藏进去250个大木箱，每一组箱子都用填装好火药的大竹子连接，大竹子又接搭出一条总引线，正中用布条卷好火药，总长度五六丈长，挖一条小沟堑，埋好引线；第六组善后，也是体力活，从周边山坡上铲回生长茂盛的茅草，覆盖住刚被挖开的道路两边的火药箱子，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覆盖完以后，确实看不出什么破绽，确实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但远处山坡上刚被铲去茅草的地方，露出光秃秃的土壤，煞是晃眼睛，让人怀疑那里会不会有什么手脚。

　　对付这种事情，我七爷那是轻车熟路，吩咐刚才铲茅草的第六组，马上扛着锄头铲子回去，回到刚才铲草的地方，问他们：修坟会不会？会！好，赶紧的，做几十座假坟出来，把刚才挖开露出土壤的地方全部做成一个个坟头。新坟修好，从远处看很壮观，似乎是黑旗军新建的烈士墓园。有几个比较讲究细节的黑旗军战士，说还差点纸钱香烛什么的，不然全部都是光秃秃的不太像。我七爷说安排上，于是，几天时间，左旭城边上就出现了一片黑旗军的墓园。

　　全部弄完以后，我七爷就喜滋滋地带他二哥来参观，说：请首长检阅！首长检阅一遍，很满意，非常满意，就说：很好，非常好，现在看我的了。

　　原来首长自己，也还有活留着。

　　刘二也早就让人砍好了200棵大小不等的竹子，也早就灌满了火药，他带着一支小分队，把竹子拉到刚才我七爷埋木箱一里外的地方，也在河边，竹子不用埋在地下，就在地上排列成一行，只是砍一些茅草盖在竹子上，让人一眼看不到就行。然后把小竹子的一头削尖，里面灌满火药，扎好扎紧，做成火箭，斜插在大竹子旁，用引线把大小竹子的竹眼连接起来，这个小工程就算结束了，接下来是大工程。

　　大工程是在刚才放火箭的路上，修建炮台和营寨。这个炮台和营寨搭得有点随意，没花力气弄。为什么？因为这个营寨是准备输的，准备一接仗就放弃的，就是个道具。再往回一里地，也就是我七爷埋箱子的地方，又搭一个炮台和营寨，这个营寨，是准备与法军的援军同归于尽的，里面到处埋满了火药。搭完两个营寨，刘永福又在自己的大营外密密麻麻扎了三层竹篱笆，以阻碍法军的进攻。刘二的工程干完以后，生怕下面的人对他的计谋了解得不够透彻，还专门预演了两回，谁打头阵，怎么一接仗就败下阵来，怎么往回败走，走到哪儿，谁负责点火，谁负责引爆，都有明确的分工，责任到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作战手册，程序都在里面，一二三四写得明明白白的。刘二说，有不懂的就问啊，别到时候拖后腿。要是谁拖了后腿，到时候军法处置，可不要说我没提醒你们。

　　万事俱备，只等人来。

　　便日日派密探，天天等消息，终于有消息来了，法军总司令波里也将军亲自带队，从谅山出发，前往宣光救援，就要到左旭了。

　　3月2日，法军先头部队5000人进入黑旗军预先设伏位置。按照预演的程序，这时候是先锋吴凤典带领几百人出战，与法军接仗，一接即溃，败退到第二关，即我七爷埋箱子的营寨里。

　　法军果然上当，眼看着黑旗军一触即溃，队伍拖拖拉拉，散漫无形，根本不像一支正规部队，于是大摇大摆进入到第二个营寨。

　　刘二看着法军队伍浩浩荡荡进来了一半，于是一声令下：点火！这一声“点火”，跟今天酒泉那边发射火箭时总指挥发指令的气势一模一样。按照之前预演的程序，点火的活由大将黄守忠干。因为这个活太重要了，胜败在此一点。要是哪位年轻人关键时刻掉链子，手哆哆嗦嗦的点不着火，前功尽弃不说，黑旗军将会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重要的活，还是要交给老家伙干！

　　这边火一点着，黑旗军集全军火力，向着法军队伍里开枪射击。从点着引信到火药箱爆炸，有那么十多二十秒的过程，法军刚准备开枪还击，只听见“轰隆隆”之声突然想起，震耳欲聋，连绵不绝，地动山摇，巨石飞崩，泥沙翻滚，炸得黑旗军自己都抬不起头来，双手捂住耳朵，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两万斤火药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许多人在那短短的一刹那，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法军直接就蒙了，以为到了地狱。刚才还趾高气扬的他们，现在却连身处何地都分不清了。爆炸声一波接一波传来，法军也被一浪接一浪炸飞上天，再沉重地跌落地面，大地接受不了那么多沉重的肉身，只能把他们分成碎块，以减轻分量。往回跑的人又被第一个营寨的火箭射中，成百上千个火人像无头苍蝇般在原地乱转。往前冲的，想冲出包围圈的，又被我七爷带队在前方截杀，砍瓜切菜般，顿时砍翻几十上百人，吓得法军又退回火药阵里，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此生最后悔的，就是来越南参加战争了，但是后悔已经晚了，许多人在向上帝祷告忏悔的时候，被黑旗军顺手一枪，或者一刀，送他们见了上帝。“忽然一声轰天大响，火药飞爆，势如崩山陷地，炸毙法军二三千人。又被火箭击射，死者数百，尚余数百残兵皆是焦头烂额，无一个完全肌肤手足之人。其伤甚重，皆是爬鞠而行，或不能行，尽被公等人马追出斩之。是役也，大获胜捷，夺获军械无算，公自千百战斗以来，未有如此之大胜捷也。”后来刘二在自传里，对这一仗也是沾沾自喜，自得之意溢于言表。是啊，这一切都按照他拟好的剧本演的，没出什么纰漏，结果当然是让人喜出望外了。

　　波里也将军在后队压阵，几公里外就听见天雷阵阵，地动山摇，第一反应是地震了，他做梦也想不到黑旗军埋了两万斤火药在等他们，并且等候多时了，再不来，刘永福都怕火药受潮，点不着了，欢迎仪式就搞不成了。

　　前队溃逃回来的士兵向波里也将军汇报说：部队遭遇到了黑旗军地雷阵和火箭炮的伏击，黑旗军的火炮和炸药让我军伤亡惨重，请速速救援。

　　波里也听完倒吸一口冷气。黑旗军的大名在中法越三国都是如雷贯耳的，知道他们打仗厉害，尤其是他们的总司令刘永福，计谋多端，智勇双全，但是不知道还能如此厉害。波里也打起十二分精神，马上召开战地动员令，重新调配作战方案，重炮和重武器作前队，轻武器作后队，大队人马火速赶往大茅坡。

　　法国作家斯特凡·杜穆兰后来出版的《东京：远征湄公河》一书中第48章里，对波里也将军突破左旭防线、解围宣光的战斗，做了详细的描写：

　　将军下令拼死打开通道。打开通道的关键又是首先拔除这重重叠叠、相互缠绕的竹篱笆。篱笆扎得挺牢，且右面、前面、左面的强大火力都控制着它。一批批战士倒下了，其中一部分牺牲了，一部分受了伤，可受伤者不但不下火线，一俟火力减弱又马上往前冲。

　　竹篱笆被拔除了，可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在高高的草丛中，在密集的雨点下，在死者和垂死者中度过一夜之后，战斗在黎明时又打响了。水兵和阿尔及利亚步兵狂怒地扑向敌人阵地；地雷在前者的脚下爆炸，却不能阻止后续者的前进。炮弹如雨，炮声似雷，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援军在波里也将军的带领下，终于开往宣光城堡。

　　对于最后的撤退，刘永福在回忆录中，也有详细的记载：

　　（第二队）法兵到时，公率队出迎，两军交锋，初时，均有伤亡，不分胜负。战到下午，公等各营未能取胜，子弹将尽，屡请岑军救援，岑营按兵不动。子弹渐渐稀少，援兵无来，法兵见弹发稀疏，知是子弹告乏，即尽力攻击，公等势力不支。先是，吴凤典营被他攻破，旋朱二营被他攻破，后刘绍经营又被攻破，共计伤亡百余人。公见三营已破，弹尽援无，迫得退十余里之清水沟驻扎。

　　黑旗军一退，波里也将军带队直扑宣光，围攻宣光城的滇军与景军在波里也与城内法军的前后夹击下，腹背受敌，很快败退，滇军撤回到了同安、中门以及清水沟等旧营驻扎，景军先撤回到沾化，然后再撤到东线的牧马，也就是高平。至此，围攻宣光的战斗，无果而终，3月3日，波里也将军与城内法军胜利会师，多米内营长率众欢迎将军的到来，波里也下马与多米内热烈拥抱，大家激动万分，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法兰西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经久不息。

　　滇军和黑旗军在西线积极抗法的同时，东线的桂军则不断溃败。早在1884年底，张之洞就看到了东线的危机，12月3日，他命令已经卸任的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在钦州成立一支队伍待命。冯子材当即以团练为基础，竖旗招兵，几天之内迅速召集了十个营，共5000多名新兵，因为冯子材号萃亭，这支队伍就被称为“萃军”。张之洞优先拨给萃军军饷器械，并允许冯子材把部队扩充到十八营9000多人。

　　1885年2月3日，东线法军大举北犯，清军将领王德榜、苏元春败退，法军进逼谅山。2月12日，潘鼎新焚谅山退入镇南关。2月14日，谅山失陷，2月23日，镇南关失陷。2月25日，张之洞坐不住了，终于下令由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给了他一个正式的任命，同一天，法军焚镇南关后退走，总司令波里也将军带领两路人马火速赶往宣光，增援被滇军围困的宣光城。

　　3月2日，黑旗军在左旭伏击波里也的援军，取得左旭打援大捷。同一天，冯子材、王孝祺部队挺进镇南关前线。那个时候，在越南打仗的有楚、滇、黔、淮、桂等各省军队，大家互不合作不说，还互相拆台，闹脾气，争功劳。比方说桂军出战，其他军队就袖手旁观，总想着等桂军打败仗了自己再去立功。如果人家打了胜仗，就嫉妒，就讥笑讽刺。自己打败仗了就埋怨，将过错推给别人。现在，各支部队的将领们一致推选冯子材为本次战役的总指挥，避免了各自为战的局面。4日，冯子材带领诸将官赴前线勘察地形，下令修筑三华里的长墙于关前隘东西高山之间，以作御敌决战之计。

　　3月21日夜，冯子材与王孝祺主动出击，率军袭击了在文渊的法军，战斗一直延续到22日中午，冯子材才命令撤退。这次袭击，战斗成果倒是不大，但是作用不小，意义非凡。也是在同一天，22日，在北京，朝廷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国谈判代表商议中法和约的条款。前线在玩命打仗，将士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用自己的生命在保家卫国，而后方，却在祥和的氛围里喝着茶，吃着精致的小点心，谈着卖国条款。将士们都被蒙在鼓里，他们分不清楚朝廷和祖国的区别，为国捐躯和为政府捐躯、为皇帝捐躯、为利益集团捐躯，不是一回事儿。

　　法军东线统帅尼格里做梦也没想到，前几天刚被自己打败的清军居然还敢来偷袭自己，但是他不知道，此清军已不是彼清军，不是他手下败将那一拨人了。23日，尼格里十分愤怒，气急之下，率领军队分三路猛攻镇南关。这当然是一场恶战，冯子材誓言：“法军再入关，何颜见父老？必死拒之。”

　　冯子材统率三军，带领王孝祺、王德榜、苏元春等将领同心协力，于关前隘构筑防御工事，奋力迎战来犯的法军。“炮声震山谷，枪弹积阵前厚寸许”，清军人人奋勇，击退了法军一波又一波进攻。第二天，尼格里再次指挥法军进攻关前隘阵地，在法军接近长墙工事时，老将冯子材“持矛大呼”，亲自跃出工事与敌人肉搏，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冯相荣和冯相华。他带着这两个儿子上阵是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两个儿子身后是他自己预备好的一口棺材，带儿子来是给自己收尸的。“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阵，皆感奋，殊死斗。”法军终于难以支持，溃败而去，战局一举扭转。这一战“毙敌千余，擒斩数百，缴获枪炮、弹药、辎重无数”。这就是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清军乘大捷之势，于26日出关追击逃敌，收复文渊州，29日收复谅山，并重伤尼格里。31日，清军南进收复长庆府、谷松、观音桥等地，萃军前锋进驻拉木，攻郎甲。王孝祺部进扎贵门关。

　　东线打得热闹的时候，我七爷他们也没闲着。自从左旭退到清水沟驻扎之后，就被岑毓英安排到了临洮，岑毓英的计划是先打临洮，收复临洮之后，再打兴化，然后直逼山西。这次也是跟滇军合作，但合作对象不是丁槐，而是滇军里的民族军，他们全部由少数民族勇士组成。这些民族军不是正规军，平时就是山野村夫，在家耕田种地，或者渔猎为生。只有哪里有战争发生了，需要他们去帮忙打仗，双方就谈好价钱，其实就是雇佣军。这一次黑旗军合作的民族军，这些勇士和死士们，是来自云南的壮族和苗族，首领是竹春，另几位重要将领分别是陶吴、徐恩、苏元礼和黄明，有一千多人，他们与岑毓英签订的合同是“包打前敌”，也就是先锋队，第一轮冲锋就是他们上。这样黑旗军就是第二轮上，滇军第三轮，还有第四轮，那是越南本地的义军，人数也不少，他们真正是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尊严而战。其实驻扎在临洮的法军也是雇佣军，也有一千多人，大多来自非洲，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居多，穿的衣服是“红衣大裤囊”，行军走路时，显得很笨拙。临洮之战的时间基本上和东线镇南关之战是同时进行的。23日上午9点双方开始交战，一直打到傍晚天将擦黑，清军联军把法军渐渐逼向河边。民族兵打仗很有意思，也很有自己的一套，他们像打猎一样，会利用人数的优势包围小股敌人，然后把敌人逼到一个角落，敌人反抗就就地击毙，敌人投降就让他们跪下，然后叫他们把衣服脱掉。法军的衣服都是套衫，穿衣是从头上往下套，脱衣是从下往上褪。当敌人双手把衣服刚褪到脖子处的时候，民族兵正好一手搂住刚好遮住法军脑袋的衣服，另一只手手起刀落，正好砍在法军的脖子两个关节的连接处，脑袋“噗”一声，就离开了脖子，很少用得着补第二刀的，太熟练了，就像宰杀牲口。这样有个好处就是衣服直接兜着脑袋，拎着衣服走就行，袖子上还有军衔，事后按照军衔领赏钱，都不用廢话。后来有个稍微懂点汉话的法军军官对我七爷说：“你们太不公平了，打仗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大炮和机枪，而你们不讲武德，居然用砍刀。还有，我们都投降了，你们还要砍我们的脑袋，这不公平。”这是我七爷抓的俘虏，就跪在他面前，本来我七爷也想一刀砍下他的脑袋，但听他这么一说，看着他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溢出求生的泪花，没忍心下手，只是告诉他：“你们屠杀清军的时候，你们屠杀越军的时候，你们屠城的时候，你们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时候，你们屠杀妇女儿童的时候，想过公平吗？”说完把他交给后面的一个民族军，自己去追杀另一股敌人去了。

　　喊杀声此起彼伏，此时的法军已经人困马乏，欲战无力，欲退无路，只好边战边退，到处寻找藏身之地，盼望着天快点黑下来：

　　大裤囊千余兵看看不是头路，若再延挨，断无生路，各人万分惊恐，正是魂向三天去，魄往九霄飞。适横边里许，有河沟，水涨五六尺，欲走唯有这路，但水又深，不熟泅法，不能泅水而往，唯有沿沟边水浅处可行。时已更后，月色无亮，大裤囊兵即尽脱了红水呢衫、裤，在红沟边千余套，堆积如山，每人赤条条，仅荷枪沿河沟过水而走。

　　法军败退得虽然狼狈，但最后一句“仅荷枪沿河沟过水而走”，还是让人对他们肃然起敬。衣服裤子、金银财宝可以丢，但作为军人，武器不能丢，人在武器在，这就是职业精神，这就是职业军人的素质。换成大清的军队试试？先把枪支弹药丢了，身上之物，那是一点都舍不得丢的。身上的东西是自己的，不能丢，枪支弹药是国家和政府的，可以随时丢弃。

　　第二天一大早，清军发现河边堆积如山的红呢衣裤，知道法国兵是头天晚上过河逃跑了，于是一哄而上，都围上去抢衣服，现场一片混乱。附近村寨的老乡也陆陆续续地提着法国鬼子的人头前来领赏了，许多鬼子对地形不熟，跑着跑着就迷路了，被老乡们拎着砍刀、长矛从四面八方包围、追杀。临洮这一战，附近老百姓给了部队非常多的支持，可以说临洮大捷，要给老乡们也记上一功。岑毓英闻报，知道临洮已经打下来了，大喜过望，连忙叫来秘书写奏折上报喜讯：“在临洮大获全胜，枪毙法兵数千人，大将一员，斩首千余级，得有红呢衫、裤千余套。”真真假假，数字往大的报，反正都习惯了，报的人也习惯了，看的人也习惯了。

　　临洮和镇南关大捷，是东、西两线清军在同一天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1885年3月28日晚上11時30分，西线法军统帅波里也把临洮法军失利的消息传到了巴黎。3月29日，巴黎又得到东线法军统帅尼格里受重伤，法军撤出谅山的“又一个严重且悲惨的消息”。这两个消息像晴空霹雳，震撼了巴黎全城，使法国陷入了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巴黎人民纷纷集会、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要求内阁立即辞职。3月30日早晨，众议院开会，议员们齐声指责茹费理，并对他起诉，骂他“国家的蟊贼”“东京佬”，茹费理成了过街老鼠，表现得十分的恐慌和孤立。“没有一个人起来说一句为政府辩护的话，内阁已不再有多数支持了。”这一天，这个“法兰西共和国强力要素之一”的铁腕人物，不得不宣告下台。

　　中国和法国在越南打仗，表面上看，只是中国、法国、越南三个国家的事情，可事实上，牵扯的国家可不少，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有美国、德国、英国、俄国等，日本当时虽然还没有挤进强国的行列，但它已经在一边虎视眈眈，正在寻找一切参与瓜分中国的机会。就像时人所看到的一样，当时的中国，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东南边法国正在吞并越南，目的是中国的云南、广西和广东，西南边英国正在侵占缅甸，目的在中国的云南和西藏，西北边俄国人张牙舞爪，目的在新疆伊犁，东北边日本人正在对朝鲜虎视眈眈，目的在东三省，稍有不慎，国将不国。所以怎么处理跟法国的关系，考验着老太后治国理政的智商和智慧。

　　法国自己也不省心。1882年8月2日，英国占领了苏伊士运河，9月15日，占领开罗，不久，英国人占领了整个埃及，对此，法国表示难以容忍，因为侵犯了它的巨大利益，英法关系迅速恶化，双方处于战争的边缘。为了集中力量应付埃及局面，法国也希望早日结束与中国的战争。

　　英国和俄国也不对付，两国因为争夺阿富汗也几乎爆发战争。在朝鲜，两国的矛盾也很尖锐，因法国是俄国的友邦，所以俄国拉拢法国，共同对付英国。阿富汗危机和中法战争纠缠在一起，使法国的国际处境更加困难，因此，法国不得不寻求和平的途径。另外，法国在缅甸的扩张势力，引起了英法之间的矛盾加深。1885年1月，法国与缅甸在巴黎签订了条约，法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和委派领事的权利，法国还答应帮助缅甸抗击英国，这使英法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大。

　　法国发动的这次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将士死伤大大超过预期，茹费理内阁内忧外患，不得不开始认真寻找结束战争的方式和台阶。

　　打仗只是手段，掠夺才是目的。仗打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看看能够得到多少利益了，如果符合预期，那就可以坐下来谈判，如果没有符合预期，那就再打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如何再说。就法国来说，当国际形势对它不利，或国内矛盾尖锐，或战场遭到挫败时，它就暂时接受调停，准备谈判，当上述情况发生变化，它就诉诸战争，拒绝和谈。法国人的核心政策就四个字“以打促和”，能打才能和，敢打才能和，还没打就吓得要谈判的，那叫坐以待毙。能坐在谈判桌上得到的东西，那就没必要通过战争得到，这也是共识。在中法战争的全过程中，出现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边打边谈的局面，就是它怕谈判桌上搞不定，因为很多时候，刚一坐到谈判桌前，前线又传来失利的消息。比如这次，就在中法谈判即将告成、李鸿章和巴德诺准备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法军在海上和陆路战场上的进攻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使他们妄图“据地为质”的图谋，大受其挫。3月1日至3日，浙江提督欧阳利见和宁绍台道薛福成率军击退了法国海军司令孤拔对镇海的进攻，孤拔身受重伤，后死于澎湖。3月18日到24日，北圻东线冯子材率军于关前隘击溃法军尼格里部，取得了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3月26日冯子材率军出关，克文渊州，29日重伤尼格里，攻取谅山，30日克复谷松、屯海，31日攻克观音桥。与此同时，西线滇军、黑旗军也在临洮大败法军。冯子材已经决定在4月13日总攻北宁，拿下北宁马上直捣河内。而鲍超从四川开来的两万援军，正从广西归顺州日夜兼程，两三天即可抵达东西线之间的太原前线。再加上之前除了孤拔偷袭福建水师之外，法军在沿海和台湾都没有取得像样的战果，从整个形势看，中法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出现，前景一片光明。但是清政府却以这一连串的胜利为筹码，提出了“乘胜即收”的策略，法国茹费理内阁刚于30日因镇南关——谅山大败而倒台，也想早点收场，因为战争的扩大和拖延，他们已经面临着财政和外交上的困难，国内反对声四起。再加上他们自己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也还有一屁股屎没擦干净，需要处理，所以双方都不希望夜长梦多，都愿意赶紧结束眼前的这一个噩梦。

　　谈判需要一个中间人，不然两个人直接谈，容易谈崩掉。中间人能得到很多外人想象不到的好处，明处的，暗中的，所以，很多人就争着当中间人。

　　中法战争的消息一传到日本，日本的强硬派就认为这是日法联合夹攻大清国的最好时机。在打破清国的宗主权这一点上，法国和越南的关系跟日本和朝鲜的关系是一样的，如果清军胜利了，就会给朝鲜问题带来不良影响，而法国的胜利，则会给予日本分割朝鲜的机会。在日本国内，“日本人大多数都对中国人抱有敌意”，“联合法国，攻击中国”成了大部分人的共识。就连伊藤博文也认为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日法两国有缔结协定之必要”，“应连法攻清”。

　　朝鲜自古与中国唇齿相依，朝鲜局势的变化对中国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

　　日本在中法交战的关键时刻，在朝鲜发动“甲申政变”，这招实在是够狠的。相当于两个人打架，正胶着间，其中一個人被第三方从胳肢窝下捅了一刀。被捅刀子的人不可能以一敌二，他会怎么选择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亡国亡族，踏入深渊。

　　之前英国政府曾经帮助中法调停，但因为朝鲜的政变，被耽搁了，没有成功。现在朝鲜政变已经平定，英国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这次他们换了个打法，换人了，没有大张旗鼓，现在是悄悄地干活。这次的主角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赫德29岁就来到了中国，从1863年起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此后，他不仅控制了中国的财政，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当时总理衙门还没有情报机关，总税务司署是总署获得情报的重要渠道。总税务司署虽然是总理衙门管辖下的机构，可是赫德实际上早就成为了总理衙门的最高顾问。现在，在他背后，为他撑腰的是大权在握的奕譞。赫德人在中国，但他通过他的亲信、伦敦中国海关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为他跑腿，金登干跑腿能力很强，执行力很强，完成任务的决心很坚决。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1884年10月第一次跑去巴黎找茹费理，代表中国政府跟茹费理谈判，居然就取得了茹费理的信任，他既没有清政府的委任状，又没有带着中国的官员前去，就自己愣去，愣谈，就成了。你想想，之前美国、德国、英国都没有谈成，那可都是代表国家的，都不成。这个金登干还是有点本事的，他从1884年10月第一次去巴黎找茹费理，到1885年4月《中法草约》签下来，他总共见了茹费理三次，其间快要签约之前还出了点小插曲，茹费理在3月30日下台了，那找谁讲理去啊？赫德就撺掇他直接去找法国总统格利维，陈述如果拖着不签，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法国的总统也被他说服了，在茹费理下台、下一届政府还没有组建的情况下，于4月4日下午4时，便委派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与金登干在巴黎签订了《中法议和草约》，4月6日，清政府发出了批准的谕旨。4月11日，法国新任外长佛莱新纳让金登干电告赫德，新内阁将忠实履行草约，并感谢赫德的斡旋。那么大一个协议，表面上只是涉及中法两个国家，其实受影响的国家至少有六七个，就被这么两个人玩儿似的，唱着双簧，就给谈下来了。要是换了我七爷，先别说语言通不通，就是他都不认识茹费理，怎么能找到法国总理衙门的大门、怎么能见到茹费理本人，就能让他急出病来，他确实办不了这么大的事情，见识多寡是一码事儿，读书多少是一码事儿，就是这个情商和智商，我七爷都不在线上。能把两个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国人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说的是赫德他们，我七爷根本不行，他顶多也只能是在城乡接合部当一个保安队长，管管地痞流氓还凑合。如果换成唐景崧呢？他读书够多的吧？大场面也见得不少吧？至少以前是在宫里上班的，口活花活都会玩。但是当年他去到越南要见皇帝，说自己是大清朝的钦差，只是没有带谕旨而已，就被一口拒绝了，连宫门都没让进，更别说见越南的皇帝了。如此一对比，我们的办事能力，和赫德他们的办事能力，高下立判，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否、发达与否，跟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和执行能力，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协议签下来之后，奕譞对赫德更加信任了，1887年又通过金登干同葡萄牙订立了关于澳门的《中葡里斯本议定书》。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后，清政府又派赫德的弟弟赫政去西藏，协助驻藏帮办大臣升泰同英国交涉，出现了两个英国人坐在一起谈判英国侵略西藏的怪事。这样的事情在世界上都闻所未闻，前所未有，偏偏就在中国出现了。中国政府的怪事很多，他们的脑回路，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这无关他们脑后的辫子剪了还是没剪。

　　中法草约签完以后，后遗症接踵而来。伊藤博文利用清政府不敢同时向法日两国开战的心理，在天津对李鸿章百般要挟，讨价还价进行外交讹诈。清政府给李鸿章与日本人谈判的底线是：“从容商办，勿为所欺，亦非与日人开衅。”说了等于没说，一切全靠李鸿章的临场发挥，谈判没有框架，像在潘家园买东西，一边使劲叫价，另一边使劲压价，经过五个来回的较量，最后成交。1885年4月18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约定了将来如果朝鲜变乱严重，两国或者一国有必要派兵时应互相行文知照。日本通过这个条约，迫使清政府默认它在朝鲜的地位，由此实现了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平等”，日本取得了梦寐以求的侵略朝鲜的便利。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大陆政策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开始煽动军国主义，加紧准备独霸朝鲜和侵略中国的战争。十年后，日本果然以《天津条约》为借口实出兵干涉朝鲜甲午农民起义，进而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中法和约草案签订的时候，我七爷和刘永福他们可不知道，就连冯子材和岑毓英都不知道，这些人都还在前线琢磨着如何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府，解放全越南呢。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黑旗军这边是战士们先知道的，我七爷手下有一支敢死队，就是经常打先锋和打埋伏的那些人，这些人平时闲不住，不打仗手就痒痒。4月9日，带队的小队长叫朱锐，是我七爷一个村子的本家侄子，他早些年就带着村子里的几个小伙子来投奔七爷了，在山西保卫战中牺牲的朱一诺，就是他带来的，是他的堂弟，按辈分，我也得管朱锐叫叔叔。我叔叔就带着十多人去到十里地外的法国人的一个据点，叫草圩，去摸哨，其实就是去偷袭，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去溜达溜达，运气好了砍几个鬼子脑袋回来弄点赏钱喝酒。我叔叔他们经常干这事儿。草圩有鬼子的碉楼，外围有岗哨，我叔叔他们以前都是晚上趁着夜色去摸哨，这一次是白天，离着岗哨还有好几百米呢，被碉楼上执勤的法国兵发现了，法国人没有开枪，反而是对着我叔叔他们挥手，大声喊叫：“喂，你们过来喝咖啡吧，不打了，我们的皇帝和你们的皇帝讲和了，和平了，马上都要撤军了，来喝咖啡吧。”我叔叔不明白什么叫喝咖啡，旁边有个明白人，说：就是喝茶，不放茶叶那种。我叔叔心想，这法国人，也太小气了，喝茶不放茶叶，要么就是太穷了。内心里可怜了法国人一下，就叫那个懂咖啡的人，大着胆子上前问一下：什么时候就讲和了？我们怎么就不知道？一会儿出来一个当官的，空着手，没带枪，对着我叔叔他们连比带画说，唾沫星子乱飞，一看，袖子上有一画，一道杠，是个最小的官，说：“我们的皇帝和你们的皇帝已经签了和约了，现在不打了，和平了，我们双方都要退兵了。”看着不像说假话，也没必要，但我叔叔也还有点半信半疑，就问：“我们怎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接到通知？”法国人就说：“我们也是刚接到通知的，我们比你们快，我们是电报，你们是骑马，你们的通知已经在马背上了，过几天马就到了。”敢情法国兵什么都明白，但他的眼神居然那么真诚，一点都没有瞧不起中国人的意思。我叔叔一想也对，应该不假，于是对法国兵一抱拳：“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告辞了！”一套江湖话术脱口而出，也不管对方听不听得明白，带着他的十多个兄弟，一转身，赶紧往回走，他要把这个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七爷和刘永福，这消息太重要了。

　　我七爷和刘永福就去找岑毓宝，因为岑毓宝是驻临洮的最大官员，岑毓宝也没有接到通知，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真假，但重要性他是知道的，马上派人去顿关，找他哥哥汇报，他哥哥岑毓英也还没接到通知，但觉得事情应该是真的，法国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立马下令，所有部队撤回大营，做好回国准备。命令刚下完，第二天北京的谕旨就到了：“已经和议告成，限奉到谕旨七日，退兵到保胜。”于是滇军和黑旗军拔寨起营，纷纷撤兵，退往保胜。

　　东线的冯子材他们，是在乘胜追击的路上，于4月14日半夜进攻郎甲的时候，接到撤退的命令的。消息传到部队的时候，前线的将士们无不义愤填膺，这太打击士气了，正在节节大胜的时候，后方却签了和约。冯子材、王德榜代表前线官兵上书请战，部下聚集营门，“将士环跪，恳求愿出死力，灭此法夷”。鲍超所率的军队，“诸将愤怒”，“环列帐外，摩拳擦掌，同声请战，先立结状，甘从军法”，“谕之不应，挥之不退，更叩头不起，言词激烈，至于涕泣”。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也上疏进谏，奉劝慈禧太后“万万不可撤兵”。但是慈禧却三令五申，催迫前线军队按期撤兵，并电责张之洞，必须“乘胜即收，……倘有违误，惟该督是问！”在广东的抵抗派大臣彭玉麟悲怆万分，写下了“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有余哀”的悲叹。

　　有个管带叫胡田秀，不肯退兵，被前线的督军抓起来，杀了。临刑前，胡田秀对他的兄弟们说：“我当差当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今天当上了管带，戴上了红顶官帽，还是难逃一死，还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我不服啊。兄弟们，你们都回去吧，回家种田去吧。”监斩官汤灿明杀了胡田秀之后，受良心谴责，服毒自杀了。

　　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决定了他的眼界有多高、多远。比如我七爷打仗，他的眼里只有面前的这一伙敌人，他的最终目标是把他们赶出战场并消灭他们；如果是刘永福，他就会多考虑一下敌人的增援部队什么时候到，自己的后防稳不稳固，这场仗打完了，下一场怎么打，等等。如果换成岑毓英，他就会考虑自己能够指挥多少部队，调动几个省的兵源，对方有多少兵力，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即使换成张之洞这样一个级别的高级将领，他能考虑到的，也只是中法战争到了这个阶段，眼看敌人节节败退，要穷追猛打，痛打落水狗，直捣黄龙，因为他的眼睛里，只能看到中法两国之战。换成老太后和皇帝呢？他们作为一国之主，他们的眼里不仅仅只有法国，只有中法战争，他们每天醒来，看到的、听到的全都是内忧外患，日本、俄国、英国等全都虎视眈眈，如果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仅仅只有中法战争，是个傻子也不会签那么个屈辱的协议，因为战局已经明显转向，并有利于自己了。

　　我七爷他们跟着滇军撤到保胜。保胜是黑旗军的根据地，战士们当然都很高兴，许久都没回家了，这下可以团圆了，就兴高采烈。滇军按照和约规定，在保胜稍作休息整顿，按部就班撤往河口，然后回到各自驻地。到6月27日，滇军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东线的粤桂楚鄂等军队也于4月15日起，被迫“连环卷扎，皆撤入关”，这样，在越南境内，就只剩下了黑旗军还在保胜驻守。

　　对于如何安置刘永福和黑旗军，张之洞一直颇费踌躇，后来思来想去，从保护刘永福的角度来说，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盤上，放到广东，使其归在自己的部下，接受自己的管理和制约，实现安插、保全、任使兼得，这是最理想也是最妥善的处置方案。方案上报后，北京说可以，接下来，就是如何说服刘永福离开越南保胜，回归中国，到广东任职了。

　　刘永福非常矛盾，从他内心来说，他是非常不希望离开保胜的，黑旗军经营保胜将近二十年，刘永福自己也官至三宣提督，既不用给朝廷上供，政治和军事上还相对独立，是一个独立王国，如果没有战争，这里简直就是黑旗军的伊甸园和天堂。黑旗军在保胜建有坚固的营垒和炮台，山岭迂回，易守难攻，况且黑旗军及其家属在三猛十洲筑室垦田，开山辟林，聚众耕牧，米粮充足，人丁蕃息，百畜兴旺，这里不仅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早已成为庇护他们心灵的港湾，刘永福自己不愿意撤离，大部分的黑旗军将士，也是难舍难离。

　　还有一点刘永福在心里隐隐担心，他不敢跟别人说，只能跟我七爷偷偷地说：“老七啊，你可别忘了，我们的底子，可是反政府武装啊，是反大清的啊，啊，是吧……”

　　但随着中法和约的签订，从4月中旬开始，催促刘永福和黑旗军入关的信函、文件就雪片般飞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刘永福一直在犹豫，在观望，在拖延，他下不了决心。他知道一旦做了决定，就没有回头路了，他考虑的倒不是自己的前程，他在考虑跟了他二十年的兄弟姐妹们今后怎么办，尤其是那些失去了丈夫、父亲的孤儿寡母们，这些烈属、军属们，如果黑旗军一走了之，她们今后的生活，怎么办？

　　在这紧要的时刻，法国人又来添乱了，他们一看东西线的桂军、滇军都撤回关内了，唯独黑旗军一动不动，根本没有撤退的打算，就给清政府施压了：“如刘永福不退保胜，澎湖亦不退。”法国人这得多恨刘永福啊，既惧又恨，刘永福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他们说刘永福“是在东京三角洲令我们惧怕的唯一敌人”，因此，“法仇刘甚，必欲灭之”，“黑旗不去，法虏不安”，法国人时刻都想着要铲除这一在他们扩张道路上的重大障碍，于是以占领澎湖为质，胁迫清政府威逼刘永福离开保胜，撤回中国。法国人心想：好你个刘永福，我们收拾不了你，让你领导收拾你。可不嘛，中国人不怕鬼子，从来就没怕过，就怕领导，怕举报信和穿小鞋。

　　刘永福决定第二天上午开个班子会，到了该宣布命运的时候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心里都有准备，但是许多事情，还是得通过开会来做决定，好像开过会了，就显得正式了，就理直气壮了，哪怕事后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最后也会把责任推到开会上，“我都开过会了”。似乎开会，历来就是中国人推脱责任的不二借口，即使错了，这个责任也是参加会议的人一起承担，而不是某个人来单独负责。

　　在跟不跟我七爷回国这件事情上，我七奶奶很是伤脑筋。她在家是独女，深受父母宠爱，我七爷在前方打仗的时候，七奶奶都是回家跟父母吃住，仍然过着掌上明珠般的生活，是个典型的小家碧玉，她从出生到现在，就没离开过父母，没离开过保胜。现在我七爷是肯定要回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七奶奶这个难啊！离开生养她的父母和土地，到她一无所知的国家，过着前途未卜的生活，让她心生巨大的恐惧。如果留在自己的国土上，仍然小鸟依人般依偎在父母身边，过一种可预知的、淡定的、按部就班的生活，就要与她深爱的男人分离，这一分，要想再见面，就更加无法预料了，也许分开之日，就是永别之时。那几日我七奶奶的眼睛，每天都是红肿的，她嘴里不说，可作为她的男人，我七爷怎么能不知道她的心事呢？

　　“你们商量吧，我们老人对任何决定都接受，”七爷的老丈人对他说，“也为难你了，我们知道你也很难做这个决定。”

　　当然是把老婆留下！我七爷早就想好了，只是没说出来而已。这个老油条，他想得比谁都明白。老婆留在这里，他就还有退路，还有根，可进可退。他早已父母双亡，今后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保胜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况且还有很多兄弟都选择留在保胜不回国的，互相照应起来都很方便。在中国混得好了，确实有能力把老婆以及老丈人一家子全接来中国生活的时候，再来接他们不迟，现在就带上老婆离开生养她的国家和父母，去一个什么都未知的地方，是对自己以及她们一家人的极度不负责，作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应该考虑周全。我七爷想的是，今后不仅仅是带我七奶奶一个人走，而是带着他们全家，让他们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在一起生活，在哪儿都像在保胜一样幸福。

　　道理一说明白，我七奶奶的眼睛马上就不红了。碰到讲道理的老丈人，碰到明事理的媳妇，要珍惜。胡搅蛮缠的家属太多了，我七爷应该是祖坟埋得好，也就是我们家的祖坟埋得好，才让他遇到我七奶奶一家人。

　　光绪十一年农历七月初六，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及其家属启程回国，7月12日到达云南文山的南溪休息整顿候命。张之洞听到刘永福已经回到国内的消息，如释重负。到达南宁后，刘永福不得不再次裁兵，然后带着家小和行李前往宾阳。宾阳是他夫人的老家，他把一家老少在宾阳安顿好，再回到南宁时，已经11月下旬了。

　　12月初，刘永福率领1400人的队伍从南宁出发，水陆驱驰，经梧州抵达广州时，已是1886年1月29日。士兵们驻扎在城东门外十五里张之洞预先为他们修筑的燕塘村龙船岗营盘，刘永福本人则入住城内豪贤街公馆，400名亲兵也随他驻扎公馆。到的时候已近大年三十，刘永福马上拜会张之洞。张之洞奉旨对刘永福进行考察，认为他本质淳厚，勇猛多谋，擅与洋人作战，入粤后治军纪律严明，具有统领之才干，于是奏请朝廷对刘永福“授以两粤一缺，并请明谕仍令带本部驻扎省城原防，训练部勇，听候调遣”。4月24日，光绪皇帝下旨：“刘永福已简放南澳镇总兵，仍著统带本部，驻扎原防，训练部勇，暂缓赴任。”5月3日，光绪帝再下旨：“记名提督刘永福著补授南澳镇总兵。”直至9月，刘永福才正式赴任。

　　1887年4月，刘永福的黑旗军又被裁去400人，剩下的1000人分为五个营，每营200人，其实是仅仅保留五个营的编制而已。6月，张之洞调刘永福署理碣石镇总兵，9月赴任。11月，刘永福与广东水师提督方耀一起，进京觐见皇帝和老太后。刘永福回家一盘家底，发现没几个钱，去北京肯定要花钱，钱不够怎么办？只能找张之洞借。不好意思开口也得开，张之洞倒是大方，因为刘永福是他调来的人，皇帝召见是大好事、大喜事，便借给刘永福白银二千两，说：“我不急着用，你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还。”刘永福便背着银票，带着几个随从，和方耀一起去了北京。

　　11月下旬到了北京，住在两粤会馆。他在庆亲王奕劻的带领下先觐见了老太后，老太后盯着刘永福看了好半天，觉得也不过如此，很平常的一个人，就问：“你就是打败了法国人的刘永福？看不出来啊！”然后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勉励加许诺，什么好好干，大清是不会亏待你的之类，女人要哄个人许个诺，张口就来，连个咯噔都不会打。刘永福只是频频点点，他不敢抬头仔细看一眼老太后那张老脸到底长什么样，后来回去的时候我七爷问他老太后长什么样，刘永福说我只看见她穿一双绣花的鞋子，至于鞋子往上长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见完老太后又见了光绪皇帝，见光绪帝的时候，刘永福明显不那么紧张了，因为皇帝对他“训谕周祥”。刘永福在北京一共见了三次皇帝，第二次也是庆亲王带去的，第三次是去告别，肃王带着去的。刘永福在北京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探花李文田。李文田是广东顺德人，时任翰林院编修，后官至礼部侍郎，入值南书房。当年中法战争时前线吃紧，刘永福缺饷求援，就是李文田筹集巨款襄助，为黑旗军解危脱困，对此，刘永福心存感激，一直想找机会当面言谢，没想到这次在两粤会馆相遇了。李文田非常看重刘永福，常常在同僚和朋友圈中赞叹刘永福的韬略，认为他是旷世奇才。在一次闲聊中，李文田问刘永福，这次来北京，花费了多少银两？刘永福颇为尴尬，有点说不出口，但李文田问了又只能实话实说：我给那些重要部门的重要领导每人送了点土特产，玉桂、燕窝、追风丸什么的，还有一点玉器，土特产他们都收了，只是玉器他们没收，退回来了，几十号人，花费加起来大概三千两银子吧。刘永福说完很是羞愧，接着说：跟我一起来的方耀，每个王公大臣，送的礼物都是论担，每人十多二十担，听说花了几十万两银子。跟他一比，他送的礼物，超过我几百倍都不止了。我的钱早就花完了，前几天还跟他借了两千两银子呢，说来惭愧啊惭愧。

　　李文田听完哈哈一笑，说：“论声名，方逊公，不如且远甚；论送礼，公逊方，不如又远甚也。”李文田有点意思，在皇帝身边的人，看人看事，眼光还是挺独到的。居京城，大不易，没点眼力见的人，还真是不好混日子的。

　　刘永福自1886年5月3日補授南澳镇总兵以来，张之洞一直对他详加考察，并于1887年9月18日以刘“质朴勇敢，长于驭兵”为由，命刘永福署理广东碣石镇总兵。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2月25日辞去碣石镇总兵为止，这中间来来去去，往往返返，一会儿碣石镇总兵，一会儿又回到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在广东水师总兵任上，总共度过了二十一年。他自诩为“岭海镇臣”，雕刻了一枚“岭海镇臣”的朱文印章，以表心迹。

　　实际上，朝廷给他的不过是广东水师营的一个闲职，我七爷跟他提过，让他喝喝茶、听听戏、打打牌得了，这明显是让我们退二线了，但他二哥可不这么认为，他说，不管朝廷把我们安排在什么岗位，我们都要努力工作，在哪儿都要发光，站一天岗，就要出一分力。他经常带着他的几个亲信勘察地形地貌，筹划军事，购置军火，训练兵员，时刻准备着听候调遣，期望有一天还能为国家、朝廷效力。

　　刘永福在这期间招揽的人才中，有一位颇为世人所熟悉，他就是黄飞鸿。

　　黄飞鸿在省城仁安街开设跌打医馆“宝芝林”，刘永福在越南打仗时落下了风湿的毛病，被黄飞鸿治好了。刘永福很高兴，请张之洞题了一块“医艺精通”的牌匾，送给黄飞鸿，并邀请黄飞鸿到黑旗军里担任军医官和武术总教头。黄飞鸿是佛山人，曾被聘为广州水师武术教练，并考取了广州将军衙门“靖汛大旗手”职位。甲午战争爆发后，他随刘永福赴中国台湾抗日，驻守台南，与黑旗军并肩战斗，失利后内渡回粤，继续他的治病救人和武术教练生涯。

　　刘永福自1886年5月任南澳镇总兵以来，一直到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子基本上过得波澜不惊，工作上南澳镇和碣石镇互相调来调去，生活上回了几趟广西老家，去宾阳跟家人团聚，到平福新圩祭拜先人，应冯子材之邀，去钦州选择地基建房。老将冯子材跟刘永福在越南打过交道，对刘永福的为人很是认可，他写信给刘永福说：“谚言‘一山不能藏两虎’，君切不可信。夫唯英雄，方敬英雄，君祈安心，即在钦州落业为上。”钦州既是冯子材的老家，也是刘永福的老家，能在老家建房养老，那是最好不过的，再加上老将冯子材的邀请，刘永福于是下决心，在钦州买下莫家旧宅，兴建私宅。因为在越南时被封为三宣提督，刘永福就把这座私宅定名为“三宣堂”。又因为跟冯子材脾气相投，英雄相惜，两家遂结为亲家，刘永福把大女儿英娇许配给冯子材的儿子冯相锟为妻，成为一段佳话。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台湾告急的奏折传到京师，清政府决定派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带兵赴台救急。赴台前夕，老太后特颁赏御笔“寿”字一方、小缎两匹及帽纬一厘，派专人送至帮办台湾防务刘永福办公室，以示褒宠。女人就会玩这一套小恩小惠，之前刘永福进京见老太后及光绪帝回来后，老太后也专门写了一个“福”字，再加两匹缎子送到刘永福在广州的办公室，让刘永福受宠若惊。这一次也一样，刘永福马上写折子谢恩：“惟有血诚勉竭，与三军共效驰驱。”老太后这一次送字来，是让他去台湾卖命的。

　　8月14日，刘永福接到谕旨：“令酌带兵勇前往台湾，随同邵友濂办理防务。”刘永福率领驻广州燕塘的两营黑旗军旧部，并在汕头等地又招募了部分新兵，共计1000人，于9月3日乘军舰奔赴台南，到达台南后，又从散兵游勇中招募、精选了1000人，总计2000兵力，仍称为黑旗军。刘永福又从旧部抽出300名勇士组成“七星队”，作为黑旗军的敢死队，仍由我七爷担任队长。好多年没打仗了，我七爷微微有点兴奋，他看了看刘永福身边的几个人，他们是刘永福的儿子刘成良和刘成业，还有女儿秀蓉，秀蓉还不满十七岁，三个孩子随父出征。这些孩子，都是我七爷看着长大的，他自己没有孩子，对刘永福的孩子视同己出。我七爷慈爱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上一次打仗，我们是在越南打法国人，这一次打仗，我们要在台湾打日本人，你们要保护好父亲，子弹是不长眼睛的，自己在战场上，也要学机灵一点。”秀蓉很懂事地点了点头，孩子气十足地说：“会的，七爹，你放心吧。”

　　当时的台湾巡抚是邵友濂，自中法战争后，唐景崧“以功授台湾道，旋擢藩司”，后来一直在台湾上班。中日战争开始以后，唐景崧参了他的上级邵友濂一本，说他军务办理不善，光绪帝不问青红皂白，看见奏折以后，直接下旨：“邵友濂撤任，台湾巡抚着唐景崧署理，兼督办军务事宜。”所以说当官的风险很大，因为你不知道危险来自哪里，来自什么人。当官的偶然性也很大，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下，都是未知数。就这样唐景崧就成了刘永福的领导。当时刘永福的部队驻防在台南，唐景崧驻防在台北，他还把部队分别派往台中、台东驻扎，相互间各自为战，互不统属，使本来就非常薄弱的兵力更加分散，非常不利于集中统一指挥和协调作战。刘永福对这样的防务系统深感忧虑，他亲自到台北面见唐景崧，提出了“南北联络一气，临时堵御，呼应方灵”的方略，劝他改进防务，并提出将擅长防守的黑旗军移驻台北，可与唐景崧同处一地，以便帮办台湾防务诸事。唐景崧不同意，说：“老兄在台南独当一面，节制南方各统领，弟虽督办之名，亦不为遥制，且鞭长莫及，老兄即系台南，毋庸再多一样思想，又况老兄顾台南，弟顾台北，南北两地皆有备敌之对付。弟意已决，兄勿多疑为是。”刘永福听完，知道事情已不可挽回，于是带着我七爷他们回了台南。路上我七爷说：“依我看，唐景崧那小子肯定记我们的仇，在越南他跟我们黑旗军就不对付，就不是一路人，这个人一直心术不正。”刘永福何尝不知道这是唐景崧记仇，但他现在是台湾巡抚，督办军务，是直接领导，不管他说什么，只能服从，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时人江山渊写的《丘逢甲传》里有一段描述，把刘永福和唐景崧的关系、台北和台南的关系说得很明白：“及景崧与永福交恶，分兵而守，逢甲又引以为忧。景崧者，古所谓处士虚声者也。初为吏部主事，喜谈兵，有知兵之名。……中法和议成后，景崧以功授台湾道，旋擢藩司。兵事将起，清廷以景崧知兵，特命代友濂为巡抚。然景崧既与永福共事于越南，意见不同，冤仇日深。既为台抚，遂自守台北，移永福于台南。逢甲以景崧虽号知兵，而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台南非其比，台北失，足以牵动台南；台南失，未足以牵动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

　　一行人回到台南后，抓紧训练队伍，修筑工事，全体黑旗军将士严阵以待，因为日本人的军舰一天天逼近，風声一天比一天紧张，传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糟糕。

　　1895年3月，中国军队在辽东海战中遭到惨败，4月17日，《马关条约》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其第二款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割让日本。割台消息传出，全国人民痛心疾首。“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雨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4月18日，台湾士绅丘逢甲刺指血书“拒倭守土”，上书抗议，表示“誓不服倭”，震动全国，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割台运动迅速在全台范围内兴起。

　　丘逢甲召集士绅联名抗争，成立“台湾民主国”，登高一呼，全台皆应。大家推举唐景崧为总统，制“蓝地黄虎”国旗，起草临时宪法，开议院，定官制。“某日，乃率绅民数千人，鼓吹前导，旨抚署，上台湾民主国总统印绶于景崧，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抚署为总统府。”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爷爷连横著的《台湾通史》卷四之《独立记》里，记载了唐景崧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时的情景。

　　1895年5月10日，日本政府任命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率日本主力近卫师团兵分两路进犯台湾，27日，日军在基隆登陆，清政府饬令在台官员内渡。6月2日，刘永福率儿子刘成良和刘成业等联名盟誓：“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存，不令倭得。”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6月4日，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悄悄换上德国士兵的服装，携带细软以及台湾藩库的存银，在德国德吉里洋行买办薛飞的帮助下，在台北乘坐德国的商船偷偷内渡。台湾一时群龙无首，下面的大小将领官员纷纷找关系各自逃命。就这样，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台北。

　　唐景崧的晚年还有点意思。据说他从台湾内渡回来之后，把从台湾带来的银饷给贪污了，存在了英国的一家银行里，用的是他儿子的照片作为取款凭证，就是取的时候让他儿子拿着自己的照片去银行。但是后来他的儿子死了，这笔钱就无法取出来了，空欢喜一场。他回来后估计是内疚，或者其他原因，不久就辞了官职，把剩下的积蓄拿出来，听说张之洞还给了点，在桂林建了一座五美堂，内中亭台楼阁十分阔气。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外出过，终日以声色自娱，沉溺于编写桂戏，并成立了“桂林春班”。桂戏原来是湖南的祁剧引来的，1896年经唐景崧移植、提倡和整理，才逐渐自成一个剧种，他编成的《看棋亭杂剧》40种，使桂剧的剧目得以流传到今天。当时他的戏班里有个演员叫鸭旦，颇得他的赏识。鸭旦对桂剧的造诣也很深，后来的很多唱本，都是由鸭旦口述流传下来的。

　　唐景崧死得也很离奇，他没死在桂林，在哪儿死的，怎么死的，都没人说得清楚，据说是由他心爱的戏童小崔子背着他逃到外地死的。唐景崧留下来的著作有《请缨日记》《诗畸》《迷拾》等几种，他在桂林的时候，跟康有为那拨人的关系都很不错。

　　1895年6月7日，日本不战而陷台北。台北失陷以后，台中空虚，台南难保，形势危急。在刘永福的号召下，在台各军同仇敌忾，坚守要隘，老百姓有钱出钱，无钱出米，拿起刀枪棍棒共御外侮。台南的士绅召开集会，推举刘永福为台湾民主大总统，并铸了一颗银印，上书“台湾民国总统之印”，三番五次将大印送给刘永福，要他就任大总统之职，刘永福坚决不受，他要是想当皇帝的话，在越南的时候唐景崧就唆使他“取而代之”，如果他听唐景崧的话，说不定早就当上了越南皇帝，世界史就得改写了。他一直以“钦差帮办台湾防务”的名义统领各界抗日保台的斗争，但事实上，全台大小官员内渡的时候，都将自己的大印交给了刘永福，刘永福实际上已经统揽全台军民要政。

　　刘永福把作战指挥部设在台南府城，委派合适的人选接替内渡官员的空缺，恢复正常的办公秩序，稳定政局，派人联络各地防军和台民义军，明确统属关系，统一号令，改进原防务系统，构筑以新竹为第一线的整体性防御体系，设置新竹、大甲溪、八卦山、曾文溪等主要防线，重新布置地段，调遣军队和义军扼守、巡防关卡要隘，随时准备打击南下进犯的日军。

　　日军占领台北之后，成立了台湾总督府，总督桦山资纪给刘永福送来了劝降书，许以重金劝刘永福内渡，放弃台湾：

　　大日本国台湾总督、海军大将、子爵桦山资纪呈书刘君永福足下：

　　自从客岁大日本国与大清国构离也，清国海、陆之前军每战不利，其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溃于平壤，覆于黄海，旅顺之要隘，威海之重地，相寻而陷，北洋水师之兵轮，覆没殆尽，燕京之命运，岌岌乎在于旦夕之间。于是乎，大清国皇帝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及李经芳请讲和，大日本国皇帝容其情请，着全权大臣会见于下关议和，和成，而订条约数款，台湾全岛并澎湖列岛咸为大清国皇帝所割让。昔者钦差全权大臣李经芳与本总督相会于基隆，完清本岛并澎湖列岛，授受之约。本总督乃开府台北，扶绥民庶，整理政务，凡百之事，将就其绪。乃闻足下，尚据台南，慢弄干戈会此全局奠定之运，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矣！足下才雄名高，能明事理，精通万国公法，然而背戾大清国皇帝之圣旨，徒学愚顽之为，本都督窃为足下惜焉！若能体大清国皇帝圣旨之所在，速戢兵戈，使民庶安堵，则本总督特奏大日本皇帝，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各部将、卒亦将宥恕其罪，遣还原籍。既基隆、臺北、宜兰及沪尾之地，现收容降附、残败之清兵，或依官船，或付船资，送遣原籍，垂八千人。本总督听闻足下之盛名也尚矣，故预布腹心告以顺逆之理，取舍唯足下之所择，足下请审计之，不宣。

　　桦山资纪玩的是先礼后兵，这种文字游戏不是刘永福擅长的，他把信拿给我七爷，说，要不你给写封回信？我七爷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二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你知道我写不了的。我七爷自己写不了，但他知道谁会写。打口水仗历来是中国文人的强项，当时刘永福办公厅有个叫吴桐林的副秘书长，文采斐然，后来著有自传《今生自述》。我七爷就把这封信交给吴桐林，让他以刘永福的口气，给日本人回封信，吴桐林在自传里记录了这一段，说自己“即时挥毫，疾书而就”：

　　大清国钦差、帮办台湾防务、记名提督军门、闽粤南澳总镇府依博德恩巴图鲁刘永福，覆书大日本国海军大将、子爵桦山资纪阁下：接曰来书，甚承奖誉……今4月，我大清国皇帝不忍生灵涂炭，乃复大度包容，重修旧好。乃贵国不体我皇上爱民之意，占据台北，纵容兵卒杀戮焚掳，无所不至。……台湾隶我大清二百余年矣，余奉命驻防台湾，当与台湾共存亡，一旦委而弃之，将何以对我先皇帝于地下？无以对我先皇帝，即无以对我当今皇帝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余岂懵然学古人为哉？况台南百姓，庶道攀辕，涕泣请命，余既不敢忘效死勿去之心，又何忍视黎庶沉沦之苦。爰整兵甲，保此人民，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台南一隅，虽属偏小，而余所部数十营，均系临阵敢死之士，兼有义民数万众，饮血枕戈，誓死前敌。粮饷既足，军械胥精，内不虞竭，外不待援，窃以为天之不亡台湾，虽妇竖亦知其然矣。足下总督全师，为一国之大将，长才卓识，超迈寻常，何不上敬天时，下揆民心，幡然觉悟，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不惟台民感戴不忘，即外洋各国亦必以足下为能审事机，知进退，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恐彼时足下进退维谷，反获不仁不智之名，与其后悔，何不早图？或从或违，悉请尊酌。即此顺覆，不宣。

　　两边的嘴仗打到这儿，就算打完了。自古以来也就是这么一个套路，交战双方进入阵地以后，进攻的一方先送信劝降，防守方收到信后回信反驳，这就叫礼，似乎这么一来，双方都覺得自己先占理了。礼毕，残酷的战争，马上开始了。

　　打仗打的是后勤，说穿了打的就是钱，是国库的实力。武器装备到位，粮饷保障到位，奖金到位，打完以后军功章到位，这个仗，基本上就妥了。《马关条约》一签署，清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命令守台的主要官吏和清军主力陆续内渡，使整个台湾的防御系统濒于崩溃。同时命令沿海各处不准过问台湾事务，不能自行输送粮食军械到台湾；又令闽浙总督谭钟麟“著海口、官弁严行禁止”，派李鸿章坐镇上海，将大陆援助台湾抗战的军械和粮饷截留下来，封锁和断绝大陆对台湾抗日保台斗争的联系和援助。刘永福别看给桦山资纪的回信口气很硬，但他实际上已经处于无钱无粮的境地，如果再筹不到粮饷，不用日本人打过来，过不了多长时间，自己内部就华变了。所以刘永福就派我七爷带领几个人偷偷内渡求援，因为我七爷一直在部队里，好歹跟那拨官员也混了个脸熟。内渡后我七爷他们马不停蹄，通过各种渠道分别向福州边保泉，广州谭钟麟、马玉山，山海关刘坤一，天津王文韶，烟台李秉衡，南京张之洞等制军抚军、各路都督、大人，以及北京翁同龢求助，求爷爷告奶奶，能想到的人全想了一遍，能说的话全说了一遍，遍呈台湾窘境，再不伸手，台湾军民将万劫不复，最后的结果是“遍走海洋，无一应者”，连曾经表示愿意接济台湾抗战所需之军饷的张之洞、谭钟麟，也改变了说法，拒绝了对刘永福的一切援助。刘永福听到我七爷发回去的消息后仰天长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当把一个人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就释然了：无非一战，无非一死，以死殉国，死得其所。他让我七爷继续在大陆筹措粮饷，万一能筹到呢？自己则调兵遣将，准备跟日本人血战到底。

　　桦山资纪见劝降不成，刘永福的回信还说得头头是道，文采斐然，知道该进入下一道程序了。他组织“南进司令部”，以台湾副总督高岛鞆之助中将为司令官，兵分三路，分别向台南和台中进发，抗日保台的大战，正式拉开序幕。

　　1895年6月，日军派出两艘战舰偷袭台南安平口，刘永福亲自站在炮位上向敌舰发炮轰击，迫使日舰放弃了从海上包抄台南的想法，而把目标转向台中。

　　台中是台南的陆路门户，台中失守，台南便无险可据。刘永福紧密团结各部义军，利用台中山高地险的有利地理，与日军展开较量。

　　6月12日，日军入侵台中新竹，刘永福命防守中路的新楚军副将杨紫云率部会同吴汤兴、姜绍祖和徐骧指挥的义军，在十八尖山和虎头山设伏，展开阻击战。杨紫云率军经大小二十余战，歼灭日军数千人，终因寡不敌众，主动撤退。7月9日，杨紫云、徐骧率军反攻新竹县城，双方打到拼刺刀阶段，大街上血流成河，互相损失都很惨重。最后杨紫云拼尽最后一口气，壮烈牺牲，新竹落入敌手。

　　情势危急，刘永福当即叫据守彰化八卦山的吴彭年率队前来驰援。吴彭年本来是个文官，浙江人，这个时候已经不分文官武将了，只要你敢上战场，你就是真男儿。8月13日，日军从新竹向苗栗进攻，遭到吴彭年的奋力阻击，伤亡惨重。日军不知道吴彭年指挥的这支队伍是黑旗军的敢死队七星队，原来的指挥官是我七爷，这个时候我七爷正在广州恳求时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拨粮拨款对黑旗军进行救援。我七爷比谁都着急，同志们在战场上拼命，他在后方求人。这不是他的风格，他后半辈子都遗憾没赶上这一场台湾保卫战。吴彭年率领七星队对日军穷追不舍，刘永福闻讯，急电告不可恃胜追击，严防日军从小路渡大甲溪，包抄八卦山。他又派遣忠满带兵连夜驰赴救援。果然不出刘永福所料，忠满还没到彰化，大甲溪已失。吴彭年退守八卦山。8月28日，日本人重金收买当地汉奸蔡奇，汉奸带领日军抄小路从背后包围八卦山，吴彭年和副将吴汤兴、徐骧率部血战八卦山，歼灭日军近卫师团一千多人，击毙日军少将山根信成。在这场悲壮的血战中，吴彭年战死，吴汤兴阵亡，黑旗军的精锐七星队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徐骧率少数义军杀出重围，退往台南。彰化失守。

　　第二天，日军又接连攻下云林等地。刘永福为了稳定军心，任命副将安徽人杨泗洪为台南镇总兵，统领五营，节制黑旗军前敌各军及各地义军，组织全线反攻。杨泗洪深感身上的责任重大，刘永福对他的信任，他将以命相报，他在誓师的时候立誓说：“我当以身报大将军知遇之恩，庶不负先生牙齿力也。”

　　9月11日，日军增援台湾的第二师团从辽东到达台北，在海军的配合下，大举南犯，直逼台南。杨泗洪率所部和吉林炮队以及精简华义军，连克云林、苗栗等地大片失地，直逼彰化。刘永福下令各军合围彰化县城，奋力攻打，而日军的四万主力分三路向杨泗洪部包抄，试图消灭黑旗军。战至最后，杨泗洪所率部队因为粮饷无援，武器远不如日本人先进，在人数上又占劣势，被迫退守嘉义。

　　退守中与一股日军在观音庙发生激战，杨泗洪身先士卒，攀墙而入的时候，被日军一发炮弹击中，全身粉碎，最后尸骨不全。刘永福得到这个消息后，悲痛不已，亲自为杨泗洪招魂，“哭以奠之，并厚恤其妻子”。

　　前敌不能无先锋。刘永福又以部将王德标和义军首领徐骧为前敌主将，命王德标率领黑旗军先锋队与徐骧会合，死守嘉义。又命刘成良率黑旗军一个营扼守旗后炮台，布设水雷，阻击日军登陆。当六艘日军军舰袭击打狗巷时，刘成良登炮台据守，使日舰不敢靠近。当夜，日本人在奸细杨志学的带领下由小路登岸，迂回至炮台后面袭击刘成良，攻下大营，围攻炮台。刘成良率军拼死抵抗了两天，终因将士饥肠辘辘，无力应战，退守台南。

　　10月11日，日军重兵进攻嘉义，王德标、徐骧拼死战斗，歼灭日军七百多人，自己的损失也非常大。第二天，在日军的疯狂攻击下，王德标、徐骧眼见伤亡太大，难以抵抗，率部撤出嘉义，退守台南外围曾文溪。

　　10月16日，日军近三万兵力向曾文溪发动猛烈攻击，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王德标冒着炮火进行殊死战斗，最后战至全军覆没。前敌主将徐骧率领高山族七百勇士与日军展开决战，不幸中弹牺牲，日军一举突破台南外围防线，重重围困住了台南城。

　　日本人用军舰堵塞住港口，各卡均有军舰驻扎，还有几艘舰艇来回逡巡。这个时候台南的外援已绝，内部又饷械两亏，局势相当严峻。10月18日，守军饥饿难耐，大部分将士已经几天粒米未進了，当夜大部溃散，日军又从各路向城内逼近，城内土匪蜂起，秩序大乱，军心已散。刘永福只好将作战指挥部从城府衙署迁至安平炮台。19日，日军集中炮火攻击安平炮台，刘永福的小女儿秀蓉在敌军的炮火中牺牲。刘永福亲自向敌军阵内发炮，无奈敌我双方力量太过悬殊，刘永福再无回天之力，眼见大势已去，仰天恸哭。最后在部将的掩护下，潜至安平港口，趁夜里登上停泊在港口外的英国商船“嗲利士”号，日本巡逻船开到“嗲利士”号上登船搜查，刘永福在船员的帮助下躲过日军的搜查，翌日早上，英国商船离港驶往厦门。21日，日军破城后搜寻不到刘永福，又派“八重山”号军舰追上“嗲利士”号，再次搜捕，刘永福藏在锅炉间未被搜出，躲过一劫，最终安全抵达厦门。至此，刘永福领导的台湾抗日战争宣告失败，黑旗军全军覆没。

　　刘永福出走时，黑旗军余部和台湾义军数千人还坚守在台南北面的曾文溪一线，在日军的全线猛攻下，徐骥、柏正才、林义成血战阵亡，王德林、简精华突围而出，不知所终，全军玉碎。时人杨文藻诗云：“难鸣孤掌忿，风雨吊台南。”

　　不过回顾一下刘永福在台湾抗日的战果，他在外无救援、内缺粮饷的困局下，坚持浴血奋战四个多月，抗击了日本两个近代化师团和一个海军舰队共五万兵力的进攻，击毙日军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令日本军队因伤亡和疾病减员达三万多人，日本军队在侵略台湾时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是其在整个甲午战争海陆主战场所付出代价的两倍以上。换一种说法，刘永福在日本军队里的名声，远远超出他在中国的名声。我七爷因为被刘永福派往大陆筹集粮饷，遗憾地错过了能让他和他的二哥一同经历生死的这场恶战，幸耶？不幸耶？可惜历史不能重来一遍，对于我七爷来说，这样的遗憾，是他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因为他在大陆，并无筹到粮饷，虽然这不能怪他，但在他的晚年，一直对此耿耿于怀，释不了。

　　回到广州的第二天，刘永福去见两广总督谭钟麟。问候完毕，谭钟麟请他落座，他不坐，说：“职镇败军之将，望大帅开恩，愿已足矣，尚敢坐乎？”谭钟麟也不见怪，一把拉他坐下，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何足芥蒂？况老兄扼守台南孤岛，并非战败，何足为罪？一则朝廷将此地割与洋人，二则无粮应付。古云：‘未动兵，先动粮’，兵若一日无粮，必然哗溃，尚言战乎？既无战，又焉云败焉？”谭钟麟的这几句话说得挺好，算是替刘永福解了围，找了一个台阶下。刘永福借坡下驴，顺势说自己身体不好，希望回老家养病。谭钟麟见刘永福去意已决，其实换位一想，这时候的刘永福确实没有心情上班了，应该回老家调养，于是谭钟麟就上报朝廷，请准刘永福“开缺回籍”。朝廷批准了刘永福的病假条，同意他回家养病，病好了以后重新安排工作岗位，继续为人民服务。光绪二十二年（1896）2月，刘永福率旧部回到钦州，开始在三宣堂隐居。

　　我七爷跟着他二哥一起回到了钦州，在三宣堂没住两天，就待不住了。台湾之战不仅对刘永福打击太大，对我七爷，也同样是毁灭性的打击。“忍看朋辈成新鬼”，去台湾前都还活蹦乱跳的将近一千人，转眼间全军覆没，这换谁都接受不了。我七爷就跟他二哥请假，要去保胜疗伤。刘二当然知道他的七弟想什么，就说：“去吧，替我向弟妹问好。”我七爷连夜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天没亮，就启程去保胜了。

　　他当年把我七奶奶留在保胜，这个心眼，算是留对了。他是不是早就预料到有一天终将回来，有一个港湾可以歇息，可以疗伤？

　　刘永福在钦州休养了一年多，1897年底，谭钟麟来信问他病养得怎么样了？该回来上班啦！并派了一条轮船来接他去广州。其实并没什么大事，到广州后的这几年，除了在周边有那么一两次缉匪行动，大多都是处理宗族械斗和邻里纠纷什么的，按现在的说法，全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派出所的辅警就能解决的事儿，让他这个总兵带部队去弹压，杀鸡用牛刀不说，多少显得有点小题大做了。1900年，刘永福在广州白云山下的沙河修建了一座“刘氏家庙”，家庙落成后，他就搬来这里居住了。同年3月24日，刘永福奉旨再次调补碣石镇总兵一直到1907年正式退休，他每年都要很认真地给朝廷写奏折，汇报这一年的情况，也就是述职报告，光绪帝每次都在他的述职报告上写三个字：“知道了”。也不知看没看，真看还是假看，反正这也不重要。

　　1907年2月25日，清朝政府正式批准刘永福辞去广东碣石镇总兵职务，回籍休养，这就算是正式退休了。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两广总督府，74岁的刘永福本来在钦州安度晚年了，一听说革命，一颗澎湃的中国心又骚动了起来，马上赶回广州。10月30日，刘永福从广州来到香港，其间跟同盟会的关系非常密切。11月9日，广东宣布和平独立，推举同盟会南方支部部长胡汉民为广东都督，正式组成广东军政府。11月14日，刘永福从香港返回广州，仍然住在刘氏家庙。当时的广州各路军民纪律性很差，一听说革命，全都是纷纷攘攘，蠢蠢欲动，政府军与大批反正的新军、防营、绿营、旗营矛盾不断，给军政府的财政和广州的治安带来严重的困扰。为此，军政府颁布军令，严肃军纪，划分驻防范围，成立民团督办处，邀请刘永福做民团总局局长。12月19日，刘永福正式就职广东民团总长，以珠江边的八旗会馆为省民团公署，部署民军的整编，再次聘请黄飞鸿做民团的武术总教练。在刘永福的整顿下，民军的无政府状态得到了有效控制，社会秩序有了明显好转，胡汉民等政要出巡都不用带卫兵了，胡汉民对此甚为赞赏，题写了一块“见义勇为”的匾额赠予刘永福。

　　12月下旬，孙中山经香港回广州，要胡汉民北上协助组织民国政府，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孙中山的革命启蒙，受中法战争直接影响。他自己说：“余自乙酉（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立民国之志。”1885年孙中山19岁，当时在香港的中央书院读书，刘永福48岁，在越南的山西、左育、宣光、临洮与法国人打得难解难分。中法和约签订以后，孙中山香港的一个法国同学不无揶揄地对他说：“你们中国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惯例，凡是战胜之国，一定要表示战胜的尊荣，一定要战败方割地赔款。你们中国战胜之后，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真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先例。”一番话让孙中山无地自容，从此更加坚定了倾覆大清的决心。

　　1912年，75岁的刘永福终于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他辞去了民团总局局长职务，回钦州老老实实安度晚年去了。

　　刘永福的最后几年，都是在钦州度过的。1915年，听说袁世凯同日本人签了“二十一条”后，“一时愤慨填胸，白发怒举，面赤亮如重枣，目稜欲射人”。他立即在祖堂召集全家人和家庭教师、旧部，“抗电北庭，请缨与战”，并表示愿以七十八岁的“老朽之躯”，充当先锋，与宿敌日本决一死战。当年在台南败于日本，使黑旗军全军覆没，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胸中块垒日夜压着他，致使他的余生，一直无法抒怀畅快，紧蹙的眉头再也不曾打开。其实袁世凯在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之前，也一直是压在日本人心中的迫得他们难以喘息的块垒。一世枭雄，最后一步没走好，可惜了一辈子的英名，毁于一念。

　　1916年，刘永福从钦州带着家眷到父辈的老家博白县东平镇那担岭祭拜，兼做八十大寿，历时五天。刘永福对祖宗非常敬重，不论是在越南抗法还是移师广东期间，都经常回乡祭祀祖宗，以尽孝心。1917年1月9日，我七爷的二哥、清末名将刘永福在钦州三宣堂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岁。刘永福去世那一天我七爷在保胜的家门口靠在躺椅上，慵懒地晒着太阳，他的身体一直挺不错，我七奶奶一直把他照顾得很好，这些年来虽然说有点小毛病，也都无大碍，但那一天他脑门上的青筋莫名其妙一直在跳。几天之后当他接到他二哥去世的消息，才知道他那天脑门的跳，是他二哥像小时候一样，在用中指弹他脑门，通知他：老七，二哥我先走一步了，你慢慢来。

　　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听说刘永福去世的消息，深表哀悼：“钦州渊亭，国之宿将，遽闻溘逝，骇悼殊深。”国务院“给银两千元治丧，并查明生平事迹，付国史馆立传”。

　　刘永福的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爭、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阶段。他如果能再活二十年，活到另一场更加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话，不知他会否再次“抗电北庭，请缨与战”？

　　按他的脾气，应该会的吧。

　　刘永福临终前，留有遗言：

　　予起于田间，出治军旅，一生唯以忠君爱国为本。无论事越事清，皆本此赤心，以图报称。故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虽幸战绩颇著，上邀国恩，中越均授以提督之职，居武臣极地，亦可谓荣矣。然予心惕惕，终不以官爵为荣，只知捍卫社稷，不使外洋欺我中国为责任。此身虽老，热血常存。现今国事日危，外强虎视，若中政府不早定大计，任选贤将，练兵筹饷，振起纲维，各省督军不知和衷共济，竭力为国，以救危亡，因循坐误，内乱交作，蛮夷野性，必趁机入寇，割据瓜分，亡国奴隶，所知不免。吾今已矣，行将就木，恨不能起而再统师干，削平丑类，以强祖国。儿曹均已成立，各宜发奋为雄，抱定强种主义，投军报效，以竟予未了之志。倘为国用，自宜竭力驰驱，不惜以铁血铸山河，强大种族，以期臻于五大洲最强美之国。若不能见用于时，亦宜将予之遗嘱，遍告当轴名公，求其人告大总统，务以尊贤任能为急务。远小人，贱货色，严边防，慎取舍，旁求山林逸才，延揽智谋健将；惜民力以裕财源，养民气以威夷狄；集群策群力，以鞭笞天下，则天下之尚力者，自然入我范围而不敢抗。如是，则国基巩固，国势富强，吾虽死，九泉之下，亦将颔首而颂太和。

　　刘永福死后安葬在钦州沙埠镇沙寮村老虎头岭上，墓朝向大海，前面是大片的水塘，背后是苍松、翠柏和山岗。

　　我七爷得知他二哥去世的消息后显得很平静，那一年他也七十有四了。他们这批人，早就看透了生死。我前些年去了几趟越南的老街，也就是之前的保胜，寻访、探究我七爷在那里生活的蛛丝马迹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黑旗军是怎么回事儿了，尤其是年轻人，都没听说过黑旗军。只有少数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还知道刘永福和我七爷的大名。当我问到我七爷的时候，他们说：“那个老头太有个性了，八九十岁了，走在大街上，还像风一样刮过。”“那个朱七爷是我们保胜的英雄，听说年轻时很能打仗，有勇有谋，我们都很崇拜他。”“七爷的夫人很贤惠，对他很好。”“他们是同一年不在的。”“不在”的意思，就是去世了。据说，我七爷和我七奶奶是在民国30年，也就是1941年不在的，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后代，去世后当地黑旗军的后人替他们料理了后事，安葬在一座墓园里。现在早已找不到那片墓园了，到处都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我装了一袋老街红河边的泥土，带回了国内，我把这些泥土当成了七爷和七奶奶的魂灵，我想，他们应该跟着我回中国看一看，回浙江，回台州，回临海，魂归故里。对了，我们的家谱上，应该加上我七奶奶的名字，一位越南女性，壮族，她叫：黄婉春。

　　责编：李京春

　　作品 202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