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风

　　一

　　我拖着笨重的行李走出郊区小火车站，站在休伊·昂·薛萨斯小镇路边。巴黎正是春天，空气中有股嫩树叶和早花的清香，呼吸能感觉雨水刚过的湿润。我仿佛一只钻进了蝴蝶蛹的蜜蜂，现在正从蛹筒里欣快地钻出来。

　　学校遗憾地通知，由于应届毕业生们拖拖拉拉不肯按时从MBA公寓搬离，需要入住校区的学生只好自己想办法先解决一个月左右的校外住宿，同时在候补名单上耐心等待。那些腾出来的房间尚须例行整修。

　　在学校发布的“校友及社区人士提供食宿”信息栏里，我找到一位校友克萨维尔，电邮一来二去，决定在他的公寓租个单间，先盘桓两星期。

　　这未曾谋面的校友解释自己：欢迎新校友，请君一切自便，房租看着给就好。我另可专程开车到巴黎市区接你。

　　别过分麻烦别人，自己有手有脚，还上过三年夜校攻法语，我必能自己摸到学校所在的镇上。据说克萨维尔就住镇外不远。

　　把行李挨个环在膝前，我从风衣口袋掏出上海产的红中华，点燃一支。靠紧老椴树斑驳的树干，抬头欣赏蓝天中飞去飞回的黑白大喜鹊。

　　“多么肤浅的喜鹊呀，”一个戴墨镜的男人走来微微一笑，“您抽的是外国烟？”

　　我打开烟盒，递给此君一支，又掏出打火机替他点上。

　　“第一次来本镇观光？”三十七八岁衣着整洁的法国男脸上浮起戏谑表情，“不用带行李的，这个镇半天就能看完，余下的时间只有泡泡咖啡馆。咖啡馆嘛，里头只有些老头和当了奶奶的老板娘，没年轻姑娘。”

　　我矜持地笑笑：“我来学校念书。”

　　这里只有全法国人人皆知的那所大学校，我明白自己的话溢满虚荣。

　　这男人没接茬。他猛吸几口，把烟扔地上踩死，看我一眼，又俯身将烟头捡起握进左掌心，伸右手来够我的旅行箱。

　　我猛一惊，伸手挡。男人收回手，微笑，显得彬彬有礼并试图同我握手：“我是克萨维尔呀，幸会，为您效劳。”

　　有几棵高大的杨树耸在小镇主路中央，阳光照得它们熠熠发光，呈一大团竖立的黄绿。克萨维尔的车是辆普普通通的灰标致，他打开后备厢，把我的行李杂物仔细塞进去。盖上后备厢，回头认真说：“中国人朋友，你没退路了，行李已上车，将要跌进MBA的炼狱啦！”立马他又戏谑地绽开笑颜：“不忙着去我家，我先带你去校园参观。我们伟大的校区比小镇更具旅游价值。”

　　以上是我和克萨维尔初见的光景。

　　多喜是日本人，我是在课堂上看他第一眼的。我们统共两百多人的年级里只有十几张亚洲脸，但中国人和日本人仍明显不同：日本人静，沉没于人堆，轻易不引人注目。多喜就是典型的日本男，你不刻意找他，他便隐身。

　　那天特聘的美国教授斯泰利一下午讲授多元文化课，这种课对跨国公司而言还是有点意思的，能帮公司减少人际斗争。不过斯泰利是不是合适讲这课，殊难判断，他喜欢亲自把学生们搞得一惊一乍。

　　用整整一个小时卖弄完好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在一起把事情搞成粥”的浮华案例，斯泰利忽指住一个不声不响的人：“那么，请问多喜君，日本人历来不声不响在海外当间谍，你是又一个经济间谍吗？”

　　一位身材适中长脸柔发的亚洲男惊跳站立：“我？我不是间谍！”

　　“那你为啥一语不发光听别人讲呢？”斯泰利摸摸自己的金胡子，得意地笑，“你该贡献东京经验嘛！MBA是彼此分享经验的项目。”

　　多喜木然，没再回答也没任何表示，大家哄堂笑起來。斯泰利认准自己讨好学生们的花招奏效了，人们已瞬间原谅了他讲课的空乏失调。于是，他乘胜追击受害者：“除了寿司，你们日本人不太愿意分享其他好东西给盟友。”

　　瞧这种牛仔风格的鲁莽！

　　只听多喜冷冷开口：“我多年在香港为美国公司服务，我只有香港经验。”

　　“香港？”斯泰利教授像咬到一块拿不准的生肉，他蓝色的犹疑不决的眼珠子转了好几圈，“不是已被中国收回了嘛！”

　　我到学生食堂吃午饭，实在不晓得自己吃下去的是什么，一嘴巴怪味。唯一的好处是食堂价格便宜，才不过十欧元就能吃饱。

　　本班同学们惯于像耶稣门徒那样围着长桌吃东西。吃不值一提，议论课程和教授们值不值高额学费才是主题。

　　我记得那天午餐的主题是德国女人，这女人不过三十多岁，没任何教学经验，却被一位喜欢咬眼镜腿的法国教授邀来讲了两三天课，她还敢问底下坐着的陷入郁闷的MBA学生们是否跟得上她的思路。

　　饭桌上几个阿根廷同学恨不得吃了她（阿根廷正闹经济危机呢，他们的美元比随便哪来的同学的美元都昂贵）。

　　我听大家要联名请愿赶走自不量力的德国女博士，就悄悄站起来，从斜刺里溜出了食堂。我去学生咖啡馆买咖啡。

　　等我买好咖啡想去独步树林，正见多喜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榛树下喝咖啡。

　　我招呼一声：“多喜，原来你在香港上班。”

　　多喜站起欠身，淡淡却有礼：“是的，我跟公司要了两年停薪留职，来巴黎。”

　　休假不去玩，跑来折磨自己，读一个学位？

　　多喜诚心回答：“旅游可请不出两年的假哟。等暑期我太太来，再一起留在欧洲玩。”

　　我本不想多管闲事，不过我打熬不住，脱口说美国来的教授就是过分，像人人该被他怀疑并教训。

　　多喜咧嘴一笑：“美国人嘛。”

　　校园很静，偶尔来买咖啡的学生们也静。空气清新得了不得，鸟类在几百棵大树上欢腾。我认为多喜长得像书上刊出过照片的日本人村上春树。

　　“多喜，吃得惯食堂吗？”一杯双加强咖啡也没盖住我胃的扭曲感。

　　“哈，真难吃哟。”多喜连连点头，“全香港也找不到如此难吃的料理。”

　　“我已经向自己的胃说了十次对不起。”我笑笑，“我决定从今天开始自己做午饭。”

　　至于美国人杰森，我一开学拿到厚厚的同学简历大全时顺从相片的吸引力看了看他，这个在照片上蛮英俊的美国人入学前在某赌场当市场营销经理，自述经历也怪有趣的。再看他的爱好是戏剧和电影。

　　一见面，我明白相片全是摄影师的魔术，像我这种不圆滑的人在相片上显得很成熟，杰森叫看过他相片的人大跌眼镜：他事实上是个不高的细条男，像发育尴尬的高中生，还喜欢微扭腰身不停说话，也喜欢在课堂上尖利地挑战老师，并热衷课外同人争论。

　　我对杰森另加注意，是因为日本关西人与中国广东人混血生的女郎夏子。夏子把杰森扯入了中国学生们的视野。

　　这届MBA，中国学生只有五六个，却互相求证夏子是不是刻意对中国同学不友好。我没同夏子打过丝毫交道，只远远见一张梨子形状的平脸和这张大脸上飞快上演的多种夸张表情。开学没几天，梨形脸就和杰森的长条子脸同进同出，两人要好得不行。

　　不过，杰森和夏子那种作派并非混情人而是处哥们。夏子放肆到让杰森抱着她上台阶，可杰森高兴得像个找到了玩伴的学龄前男孩，一味跟夏子打闹，毫无男女厮磨的暧昧。

　　教授组织市场开发的策略竞赛，我和杰森被随机分在同一个五人组。组里谈起欧美市场或日本市场，杰森滔滔不绝，一谈到中国市场，他就没话讲，失去表情，眼里透出阵阵凉意，让人疑心他并非不熟悉中国，而是先前在中国市场吃过大亏。

　　二

　　克萨维尔居住的小区环境不错，树木都有了点年头，这时节郁郁葱葱，符合凡尔赛区的区域特色。房子外观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米黄色片石外墙在阳光下散发傲娇的嫩金色，屋顶仍是法国蓝。

　　打开房门，不像单身汉的居所，像一对夫妻共同经营着的巢穴：家具齐全，厨卫用具看似质量不错，角落里还有收拾起来的童车。克萨维尔力气大，将我的行李箱玩弄于股掌之间，轻松放到客厅一角，微笑：“好吧，请随便选个角落躺下睡觉好了。”

　　我确实蜷缩到长沙发上休息了好一会儿，等闻香进厨房，克萨维尔正做他的午饭，看起来平底锅里是加了奶酪的烙蛋饼。他斜我一眼，耸耸肩，关火移锅：“假如不嫌弃，我分一半给你吃。”

　　我从行李里掏出一袋上海产的即食鸭肫，请他品尝。厨房显得拥挤凌乱，我们坐在小桌边，试图开展比较像样的交谈。这时我注意到他头发天然蜷曲，凑近了，闻到他身上有酒气，脸上也有纵酒的气色。果不其然，他顺手从角落里抽出酒瓶，不由分说先给我斟了半杯白兰地，自己慢慢倒满一杯。

　　“说说你不远万里赶来巴黎郊区山丘上读MBA的原因？”他嘲讽地看我，把冒热气的蛋饼割开，从不粘锅倒进我盘子。

　　我算有急智，也能看清他人的臉色，于是我喝口酒：“改变我的轨迹。”

　　克萨维尔碰都没碰蛋饼就喝掉了大半杯白兰地，他脸上那种戏谑的神色浓烈而显著：“是啊，改变轨迹呀。首先改变职业，其次改变国籍，然后改变婚姻状况。MBA嘛，如果你不重组人生，读什么MBA呢？”

　　“你呢？”我反问，问得友好也谨慎，“你已毕业，成了校友，你改变了什么？”

　　没想到我的话像冷水浇头一样让他哆嗦，原本笑着的脸下意识板了起来，嘴角耷拉，快速地念念有词。我见他的手随着打抖，叉子插在柔软的奶酪蛋饼上，才没发出叩击声。

　　他抬眼看看四周，像在寻找什么，然后才看我，呻吟道：“请原谅，我不得不跟你解释我愿意让新生暂时借住的原因：我刚离婚，我的三个小孩都被法院判给了前妻。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怕自己发疯。”

　　我想我什么都听明白了，我看见他房间的第一眼其实就感知了他的窘境。

　　是否可责怪他事先不对我说明？如果他在邮件中预加说明，以我这人“不粘锅”的性格，我不会来借住的。

　　当然，这种事，你要人家如何在邮件中对陌生的外国人加以说明？

　　我尴尬了半分钟，我的良善天性占了上风。我举杯喝下一大口酒，对他说新绽的伤口肯定痛，忍一忍，时间可以治愈心。

　　我，我嘛，白天将在学校拼命读书。我说我文科出身，读商科没基础，必须笨鸟下死劲儿飞。我借住的日子里克萨维尔无须提供什么餐饮，我回来洗个澡倒头便睡，醒了就去上学。

　　克萨维尔忽地不伤心了，他瞬间又成了善于嘲弄别人的人，他笑看我，笑容里有酒气：“哪需要你拼命读书呢！你已上了船，船总要把你渡到新口岸的。就算船中途沉了到不了目的地，MBA学生们也不会溺水。到时候每个人能占住一小岛，当鲁滨孙，使唤星期五。”

　　我初入校园可不是轻松愉快的，这和我的过往有关，不足为外人道。

　　反正，巴黎没任何人出来迎合我、关心我或直截了当提供帮助。我像个弄懂了游泳理论却没在游泳池练习足够的人被扔进一条河，淹是淹不死，但手舞足蹈、力气花不到点子上，事倍功半，气喘吁吁。

　　我同多喜一起喝过咖啡之后，感觉心里堵住的地方再次畅通了。

　　多喜说尽管他常年任财务主管，但像金融学啦市场学啦这些课于他而言也是不可承受之重，何况他还不懂法语，谁能要求人到了这年纪还成学霸呢？大家来巴黎，不只为一点专业知识。

　　多喜强调他不期待人生出现任何重大改变，拿到学位，他计划回去原公司干原先的职务，而家庭计划是和目前这位太太生养一个孩子。

　　“我把这两年当调整，你明白？生活不一定需要革命，也许只需要一次大调整。”多喜边说边频频点头，看上去他很想在巴黎虚度光阴。

　　不过我却因为多喜的话，感到自己又畅通了。

　　所有财务未曾自由的学生（占比百分之九十左右，另有百分之十乃是各国阔佬）都到休伊·昂·薛萨斯镇上购买生活物资。小镇尽管有我们这个建在丘陵上的学校注入消费力，仍商业不彰。论餐厅，镇上只有一家巴西烤肉店、一家比萨店、一家中餐厅蠡园和一家日本寿司店。超市更难生存，当不起一点点竞争，全镇仅一家阿搭客，是连锁的生鲜超市。超市门前还有家神气的鱼店，在铺开的乳白冰块上出售各种速冻海鱼和少许贝壳类海鲜。我每周两次从学校后山下坡，和所有抄近路的学生一样，努力翻越一人多高的石头围墙，直接跳落到镇边小马路上。买了食物和生活用品之后我自己背自己拎，唯恨爹妈只生我两只手，仍攀越石墙，奋力爬坡回宿舍。

　　多喜在香港的大型美资游乐公司当了十多年财务主管，他来学校后租了辆雪铁龙代步，很顺溜地顺公路上下校区和小镇。不过，我不喜欢蹭车占人便宜，尽管他邀请了两三回，我仍坚持独自下山翻墙。翻墙让我觉得年轻，也许暗中另有趣味。不过，我俩常在阿搭客超市里不期而遇。

　　在超市里，多喜总推着大推车，我则手提塑料篮子。

　　他租用的宿舍是个大套间，他预备太太要来，还买了大冰箱。我太太在上海上班，虽说也要来度假的，但我只申请了单人宿舍。

　　学校有个本科的中国学生是无锡人，他传授我到阿搭客买东西的窍门，若想节省着过日子，就要学会蹲。你蹲下翻翻货架最靠地面那一格，会发现同类商品中最便宜的商品全堆放在那个海拔高度。

　　说是那般说，我也没真节省到那份上，唯想念上海产蜂蜜巧克力时我才蹲下寻觅。我做饭只买原料不买预制菜，一切自己烹饪，这样无论如何就已省下大钱。

　　多喜碰上我大概也有点尴尬，总抢着推荐他发现的东方食物，甚至亲自跑到货架前，替我取下现成的各色炒饭、面线米线、越南春卷，或日式寿司。他说这些拿回去微波炉转一转就能吃，方便。

　　我做得有点绝，当面道谢，等他推着车走稍远，就把他替我拿的这些全放回货架。毕竟太贵了，他吃一顿付的钱我能精打细算吃三顿。之所以我宁愿翻墙爬坡不搭他的车，这也是个原因。

　　这么干让多喜惶惑，他常殷勤跑来告诉我他要去排队付钱了，是不是在超市停车场等我一起回学校。我假惺惺笑说你先回，我还要去邮局；有时我说自己特想走回去，以此代替健身。多喜几乎每次都一个人悻悻地走了。

　　其实我该承认自己是个孤僻的人，我不喜欢深入地同人交往，我总浅尝辄止。

　　请不要鲁莽地判断我，也许这并非我从娘肚子里带来的习性，也可能我暗处有伤痕。世上并非只有我的短期房东克萨维尔才有伤痕吧？

　　多喜同我的友谊是偶然的，恐怕也属必然，因为我们班有杰森这样情绪爱激动的人存在。

　　简洁地说是这么回事：有个校友担任着法国最大电视机企业的总裁，他要求MBA学院“战略决策”课教授把我们这届学生组织成五个混合不同国籍及文化背景的小组，模拟他的企业管理层，试着做一次重大决策。

　　事先总裁校友请教授转告大家，生产电视机在法国已成夕阳产业，只有接受国际市场更大玩家的合并才是出路。

　　我们MBA学生的任务是为他提供战略咨询，说大白话，就是替他比较看看，到底被谁合并能使法国人利益最大化，让现有员工最少被解雇（后者涉及文化差异）。

　　这行业哪躲得开中国玩家呢？据说总裁先生特意关照教授要让中国学生和日韩学生多支招，他明白东亚来的学生一般习惯于保守意见，光听欧美学生们大侃特侃。

　　我，多喜，杰森，还有十多个欧洲各国的同学分在同一组，我们内部讨论时意见迥异且针锋相对，没法达成一致。

　　假使以最简约的方式总结，可以提一提美国人杰森歇斯底里地排斥任何法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媾和”：“不行，不行，要后悔莫及的。我们谈战略，可不是搞市场营销！”

　　杰森为解释立场，甚至不惜当着我面说中国企业全是些偷窃高技术的惯犯，说与中国企业合并是白白送上高科技当贡品。

　　他说他那些时我明白组里其他同学们都偷瞄我，我面不改色。

　　等杰森说完，我必定清晰地冷笑一声“嘁”，这叫嗤之以鼻。

　　我悄悄对身边那位日本人说：“多喜，以我对家电市场的了解，杰森是个傻蛋，狡猾的是法国人。这家法国企业若还不抓紧时间把自己卖个好价钱，顶多再过几年它就只好自行倒闭。到了那时候，啥对价也拿不到了。”

　　多喜连连点头，说话绝对不像个日本人：“我同意。香港经验也差不多。现在是法国人想死得合算点，卖给谁都一样，电视机生产技术算不上高科技。”

　　杰森还要瞎掰，我给美国面子，不评论，只当着大家面，回答了一个瑞典同学对我的提问。我说谁稀罕呢，假使我是TCL集团的总裁，我才不要这法国厂子呢。它就是个累赘。

　　杰森被我气得脸发白，闷哼，说不出话。

　　课后我和多喜结伴往宿舍走，我们都喜欢沿学校的树林和山坡边缘步行，竖起耳朵听那杂乱动听的鸟声。多喜说杰森有点偏执，我说我不理解他作为美国人何以小家子气，我们争论些什么全是学问上的事，偏生他带怨气。

　　多喜一反常态，竟幽默起来：“这个不一定哦，他在赌场里干，万一他曾被华人豪客糊弄过，结了冤仇呢！”

　　“糊弄？”我品味多喜的意思，觉得有点吃亏，“他哪分得清客户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呀？日本人曾经差点买下美国，岂不也得好生提防？”

　　多喜打個哈哈，说粗人碰上细心有盘算的人，总会憋一肚子的气，这没办法的。

　　我俩把各自心里针对杰森的怨气说通畅了，心里一高兴，看见下山的山坡小路，一致同意去镇上吃晚饭。多喜说日本寿司店近日有新鲜金枪鱼刺身，我说那好，先去寿司店，然后到蠡园以中华料理饱腹。

　　我俩欣悦，匆匆下山，多喜头一回踏着蒙上青苔的大石块翻越石头围墙，身手还算敏捷。我说你外貌有点像村上春树吧，他回答说如果是他而非村上君经营爵士乐酒吧，酒吧不至于亏本。

　　杰森在正式的那场咨询会上抢到法国企业总裁面前反对同中国企业交易，他脸暴青筋地说了种种理由，无非是中国企业对高技术必存觊觎之心。

　　教授请我们几位中国同学发表不同意见，我们委婉地表示法国企业越早出售股份越有利，至于是不是由中国企业实施收购倒无所谓的。

　　那位总裁校友当场感谢了让他赶紧行动的人，直截了当批判杰森的痛切陈情，说那些是偏见不是商业。

　　杰森的脸拉长成马脸，尴尬得快哭了。我见状提早退场，免得他看见我想起我们组的内部讨论，难免加倍恨我。

　　三

　　本商学院号称只从名校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招硕士生，公布的全球名校名单里属于中国的无非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南大浙大少许几家，我看到名单上有母校，就释然把它扔进了纸篓。不过，我也敏感地发现尼诺是个例外。

　　尼诺首先是个典型的中国留学生，他能说普通话就绝对不说英语，能讲家乡话就绝对不说普通话。他说他的家乡已没有了，此话怎讲？他解释他来自三峡库区。

　　我一般注意到别人是当别人走近我、出现在我近视眼的清晰视野里。尼诺并不敲门就走进我住宿的房间，直截了当喊声“老莫”。我讶然抬头看着这个不速客，我不喜欢人家在我私人空间里feel easy feel home（宾至如归），我不满地嗯了声，瞪他。

　　尼诺一屁股坐到我通常换上室内服装才坐的高背椅上，直瞪瞪去读我的电脑屏幕。

　　“老莫，你找了法国女朋友没？洋荤不要忘记开。”尼诺很友好地挥手，眼睛却不离开我的电脑屏幕。我正在电脑里记账，账目应该是不容窥探的隐私。

　　好在他看了并没评论，他自自然然蹬掉自己的鞋子，把一双散发异味的脚架到我书桌上，朝后仰，享受那有弹力的椅背。我想，等他再放肆些，我一并收拾他。

　　“要不要去巴黎意大利广场逛中国超市？”尼诺问，“我有车。”

　　“你去巴黎，谁的车？”我不由得问，我确实缺中国食品。

　　“跟一个法国同学借的，他去滑雪了，把钥匙给了我。我下午想去巴黎逛逛。”尼诺站起来，踮脚伸手，在我书架上乱翻，活像搜查，土拨鼠拨土的动作都比他得体。不过他无意翻开任何一本书，他只是患有多动症。

　　“尼诺，”我生气地问，“你本科是从哪个大学毕业的？”

　　他平淡无奇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他报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内地学校。说实话，我心里觉得他成功地骗过了法国学校的入学审查，或者，他是某种秘密慈善计划的受益者。

　　我没受他诱惑搭他的车去巴黎市区，我并没怀疑什么，只感觉不好。

　　他垂头丧气从巴黎回来后成了年级里各国同学们议论的对象，很多人觉得他是传奇：他没驾驶执照，既没国际驾照也没中国驾照，他仍旧驾驶汽车，还带着两个搭他车的马来西亚女生在巴黎街头行驶。搭车的女生们发现他违规变道还不会踩刹车，在他勉强靠边停车后尖叫着跳车逃跑。但尼诺依旧驾车从巴黎返回了学校，他没办法下车采购，也没引起警察的注意。

　　尼诺受人非议的另一行为是在周末舞会上努力泡妞，他对亚洲女生没兴趣，他坦言想泡上个把洋妞。女生们都渐渐不同他交谈，将他当作看不见的空气。

　　我并没讨厌尼诺，只要他不再随意踏入我寝室漫不经心地翻弄我的东西。

　　但是，尼诺还是撩拨起了我的火气：我们在校园的湖边烧烤，他不请自来，吃他想吃的任何东西，不觉得应该分担费用。有一回，我们忙乱了一阵，鸡翅刚刚放上烤架，天正好黑了，尼诺唱着歌来到，我在暮色中观察他，他翻弄正烤的鸡腿，我惊讶地看清他在每只鸡腿上啃了一口再放回……

　　这样一个尼诺，我从此用冷冷的眼光将他从近距离中放逐出去，让他离我远些。

　　有一天杰森突然像被火蚂蚁咬了一般在MBA学院的阶梯教室里喊叫起来：“尼诺是一个错误，学院该感到羞耻！”

　　我正在角落里啃金融学课本，我从侧面打量扭动上身脸色怪异的杰森，觉得这美国小子成了一枚亮晶晶的叹号。杰森愤怒地告诉周围的欧美学生：“（尼诺）他已婚，刚飞回去看老婆生第二个小孩，可却想在这里找金发女人上床！他就是他那种人的典型。他来自令人怀疑的本科学校。”

　　我冷静地想一个现实问题：尼诺踩到了杰森什么痛脚？

　　周末我们聚在公寓楼二楼尽头的空房吃火锅，尼诺在门外张望。火锅底料是我贡献出来的，所以我有权决定谁可以谁不可以成为食客。我招手说：“尼诺来吃火鍋，告诉我们杰森为啥举报你。”

　　尼诺如释重负坐下来，不知曾几何时起，他对我显得比之前更尊重，他尽量不打量冒出热气的火锅：“我回国了一趟，快去快回，带来一批U盘。我在MBA大楼里摆摊，很多人喜欢我的货，杰森也想要。”

　　“难道你不肯卖给他？”大家问。

　　“不是，杰森说他从前花一大笔钱买U盘，买的都是品牌正品，美国货。而我们这种人偷窃技术，出仿制品，低价倾销，是吸血臭虫。”尼诺的声调里没情绪，好像在谈什么历史事件。

　　吃火锅的中国同学们发出愠怒的嗤声。

　　“来吧，放羊肉。”我对大家说。

　　“也放点香菜一起。”尼诺喊，他明显饿了。

　　“尼诺，请你先搞明白，这火锅由我做主。”我告诉他必须按我的习惯先吃荤食再吃绿叶菜，否则请自便。尼诺当场败下阵来，控制住了自己的野胃口。

　　我们每个人都贪馋地高兴地吃起了火锅，但我们每个人都有点窝火。

　　“那个杰森算是什么东西呢？”上一个年级来自北京的女生终于咕哝一句，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杰森从没给过任何中国同学好脸色，却成天和混血的夏子搞在一起。而夏子告诉所有人，她是日本人不是广东人。

　　我护住我自己的蒜泥油碟，不让半野蛮人尼诺把他夹到的羊肉放进来蘸（他自己有调料碟，没几口竟已蘸空），我冷静地问：“杰森是不是吃过华人的苦头？譬如，他有没有一个跟人出奔的前妻？”

　　北京女孩冷冷答：“我知道事实。杰森自己没啥，他爹上了大半辈子班的汽车厂搬去中国了，他爹失业加酗酒。”

　　这些她是怎么知道的呢，简直不敢相信有如此完美的解释。北京女孩酷酷说：“美国人的嘴是憋不住的。”

　　于是，逻辑关系水落石出让我对杰森竟产生了同情。下课我见他一个人在MBA大楼外拿着机器上打来的一杯小黑咖啡远眺，禾花雀从过冬的大南瓜上成群飞起，杰森的瞳仁却凝固得像滴在泥土上的水银。我走近他，很平和地递给他一支中华牌香烟：“杰森，生活可不容易呀。”

　　杰森出于礼貌接过香烟，我给他打了火，他吸了一口：“莫，你的生活有什么不如意？”

　　我吐出烟圈，知道美国人不懂我们的幽默，没啥言外之音可给他听：“大家都在朝前狂奔，我想歇歇也不能够。三十五岁了，还要读MBA。”

　　杰森倒认真地琢磨了一下我的话，他轻轻吸着中华烟，吐出稀薄的烟雾，语调里有点厌倦和冷漠：“那是改变集体命运的赛跑，不是吗？你怎么能不负责任地松懈呢？”

　　“去他妈的。”我粗鲁地说我不习惯的美语脏话，特地说给杰森听，“我才不想改变什么集体命运，我们原来过得挺好，经常读读书，喝喝茶。”

　　上课时间到了，我和杰森踩着时点往教室走。杰森像对我的接近持正面态度，他尽量平和地咕哝说：“你的英语说得挺好，没有大词儿。”

　　“去他妈的大词儿。”我微笑着拍拍他瘦弱的肩膀。

　　春天巴黎连着下雨的时候我在阿搭客顾客留言板上看到一位夫人留言，出送她家母猫新下的崽子。我需要有个生命分担我的孤独，我去了附近一栋小楼，送了那夫人一条杭州丝巾，抱回来一只小橘猫。那时候，我自然已住进了MBA学生公寓楼，拥有一间十平方米的单间和独用盥洗室。猫咪分享了我的私人空间。

　　我有空就带小橘猫到公寓楼背后的空地上玩，它如离弦之箭飞跑出去，到处撒欢，然后总会跑回我脚跟前。有时它也躲起来不让我发现，但都耐心等着我叫唤它并找到它。

　　那天小橘猫死命地躲在灌木丛里，想弄明白我有多挂念它。我有点焦急，我还有小组讨论，我恐怕没时间再寻找它。我叫唤着猫咪一抬头，杰森正从他房间窗玻璃后面研究式地冷冷观察我，我们视线相交，他点点头，我挥挥手。

　　第二天在公寓楼下撞个满怀，杰森像下决心要推进我们之间的社交关系，他局促地退后一步，认真看我：“喝杯咖啡怎么样？”

　　我们端着在本科生宿舍楼咖啡机上打的小黑咖啡慢吞吞走进榛树林。榛树林长得遮天蔽日，树干上盘满了常春藤。杰森说：“毕业你们都要去美国吗？”

　　我笑了：“我太太在上海等我回去做饭。美国我去过一次的，没兴趣再去。”

　　“你们最终都要去美国的。”杰森摇摇头，“你也是，你将带上你太太，你是个体面人，不会换个美国妻子继续加油。”

　　我以我的智商明白杰森在说什么，他让我觉得怜悯这种礼物也可能从我给到他。我尽量温和地说：“杰森，你知道，世上没什么容易的人生。我已吃过一种环境的苦头，我晓得如何对付了，我可不想换个环境，从头再吃一遍苦头。”

　　“你真怪，和从你们那儿来的其他人不一样。”杰森大概觉得这话说得过分，又描一描，“当然，我的意思是，上次是你的意见得到了认可，教授和企业家觉得你说得对。”

　　我看着杰森，他像在同自己搏斗，他说得勉强，有点打恶心，好像语言违背了良知。他不懂如何同亚洲人交往，每多说一句，离他的利益就更远些。

　　“你为何不喜欢中国人？”我直截了当问。这里只有我们俩，大树都没耳朵，也不会掉下榛子来惩罚我们的言语。

　　杰森愣了愣，他没矢口否认，他拉长了脸，像一个立马要破罐子破摔的人。不过他忍住了，摇摇头，不回答我。

　　“我晓得你有些成见。”我耸肩，“你不懂，中国太大了，我都不晓得你针对它的哪一部分。不过，读MBA是让我们来澄清分歧，不是来增加敌意。”

　　我觉得自己的话多少有点儿虚伪，这正是MBA式样的虚伪。我无意中占了杰森这小美国佬的便宜，先使用好莱坞式的语言套路。

　　杰森茫然点头，他竟在我面前拙于言辞，这让我困窘。我难道比他更能言善辩、更虚伪不值得交流吗？杰森说：“莫，当你表现得不像你背景相同的伙伴们，就可能潜藏危机。”

　　我不喜欢他美国小脑袋里诸如此类阴森或城府颇深的思绪，我喝光咖啡，领先一步走出榛树林。我其实很想同杰森多聊聊，但他不会敞开心扉。他早就对很多事有了定见，这很明显。

　　“对于你，夏子不算是中国人吗？”我突兀发问。

　　“夏子？”杰森没想到我会提夏子，“她是美国人呀，顶多有点日本血统。”

　　四

　　我搬去学校住宿前几天，克萨维尔特别友好，其中一天他建议我同他一起去他姐姐家午餐。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看汽车缓缓驶过凡尔赛的普通住宅区，树木都在初夏阳光里滋长新叶，除了遛狗人，看不见什么行人。

　　这些街区宽敞明亮，但缺乏高级的文艺感，类似于上海的居民新村。车停在一栋楼前，我们下车，手里没礼物也没鲜花，还好我带了一副在上海城隍庙买的扑克牌，勉强可拿出来示好。

　　夫人已四十开外，发福了，并不讲究礼仪。她和克萨维尔飞快对答，向我这个“学生房客”表示欢迎，但她没拥抱我，没有贴面吻，这让我自在。

　　她的先生大概是个体力劳动者或是工程人员，笑呵呵朝我点点头，并不把我当一回事。好在克萨维尔的外甥女对初次出现在眼前的中国人怀有巨大的兴趣。她十来岁，礼貌周到又对我充满好奇。

　　夫人笑说由她的小女儿照顾客人，她让克萨维尔进里屋去谈事，留我和那小姑娘在客厅。我猜克萨维尔的姐姐一定同他谈起令他痛苦的事，其实我更愿了解发生在克萨维尔身上的悲剧。一个男人不但要同妻子离婚，而且三个孩子的抚养权全判给了女方，这种打击不是人人能承当的。就像拳手全力一拳打来，打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结果。

　　不过小女孩很会待客，她问我从哪来，是从海边还是从山里。既然我从上海来，那么这么个大城市是不是挤满了人像个大蚂蚁窝。她说先生你喝咖啡呀，听说中国人是喝茶的专家，我家没什么可炫耀的茶叶。先生你读了法国的大学校是要干什么，回去上海造一家大医院吗，还是想扩建港口？

　　我从口袋里摸出中国扑克牌递给她，她打开扑克牌就看见了我们乐于让外国人见的那个上海，外滩的西式建筑和南市中国老街。

　　啊，小女孩兴奋地叹息，啊，中国，听说一切都和巴黎颠倒行事的那个国度！她把扑克一一张张摊开到玻璃圓台面上：“先生，谢谢你，这礼物太了不起了。”

　　夫人在餐厅里摇铃铛，开饭了。小女孩认真挽我手，将我带进餐厅：“妈妈，这位先生送给我们扑克牌，上面是东方的城市，上海。”

　　头道菜我从来没尝过，是半只切开的鳄梨，事先拿掉了巨大的黑心。夫人戏谑地指指鳄梨：“律师被拿掉了心，放心吃。”我敏锐地看看克萨维尔，他睡眼惺忪，头发也没好好梳理，暂时不像合格的巴黎男。

　　“先生，就用小勺挖着吃。”小女孩看懂我的困窘，指点我。

　　我觉得鳄梨很好吃，恨不得再要半个，可惜头道肉食已送上，是两种肉肠，外加红色甜菜丝。我听克萨维尔的姐夫果断地对克萨维尔说：“你这段时间管好自己，房客不要招女生。”夫人喉头咕哝了一声，模糊不清，带着某种情绪。

　　我很想加入他们的谈话，甚至对这种事提供些上海智慧，不过，还是装糊涂为佳，我们的地方文化曾受过法租界的影响，未必没法国式的得体：如果别人不对你明言私事，千万别去点穿，这是为人处事最基本的红线之一。

　　“你想知道中国人为什么用筷子吃饭吗？”我问殷勤观察着我的小女孩。

　　“是的，想知道。”小女孩点点头，“我的朋友们说东方人是拿筷子练功夫。”

　　只听克萨维尔含糊不清地对他姐夫说：“周末我也没看见孩子们。”

　　饭桌上形成了两个气团，我和小女孩轻松地说着筷子刀叉，克萨维尔和他的姐姐姐夫以最隐晦的语言谈论他的事。夫人没用仆人，她自己去厨房端来蔬菜汤，先分给我和小女孩，再分给其他人。

　　“噢啦啦，我已经受不了这些事，”她倾诉般凑向她弟弟，“让我告诉你，事已至此，最好想开点。”

　　我和克萨维尔告辞出门，我告诉小女孩她是我来法国之后见过的最可爱的女生，她拘谨地笑了。我坐回副驾驶座，终于不得不问：“哥们，在你家住了好些天，那么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小孩们会来看你吗？”

　　克萨维尔开着车耸耸肩，脸上是无可奈何的迷雾：“谢谢你关心。我计划辞掉工作，去非洲。”

　　不过事实上他并没辞掉工作，更没去非洲，而且，我还没搬出他公寓，一個不修边幅的菲律宾女孩就来了，她敲门，是我开的门。女孩扁平的脸上一对世故的眼瞪着我：“你是前一个房客，还没搬走吗？”

　　克萨维尔逛荡出来，在玄关打量那女生，他帮她把行李拖进门，对我说：“她不是MBA学生，不过她也是到我们学校去进修的。”

　　女生挑战地仰脸看我，好像我是这个空间里不该存在的仙人掌。

　　历来有很多名人被各渠道请来学校演讲，这是学校拓宽学生眼界的传统性安排，嘉宾观点不可能代表校方观点，大家对此都有充分理解，从没发生任何问题。譬如，我听了一堂法国历史学家评价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讲座，其实他讲的不是法国而是美国，他想强调现代所有战争本质上都是石油战争。我秉持不评论政治的原则，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不具有政治判断力，作为普通人，这方面我只有良心和软弱两种基本配置。

　　学校里来了一位印度老太太，她是前任印度驻法国大使。她的讲座有三分之一时间谈论中国，她说她研究过中国的伟人。

　　我和多喜一起坐在阶梯教室中部靠左的长椅上，沉默地聆听印度老太太谈亚洲和中国。应该说她嘴上仍有把关的，她亲眼看见台下有中国学生，其中有从美国商校交流来巴黎的交换生。我听见她谈论中国伟人的诗词，觉得这确是个很好的话题。若你谈论文艺，大家都如沐春风。

　　不过，看这老太太多几眼，能觉出她是个讲究策略的人。她渐把话风扩大，话题越过了文学，像她已从一棵树的树杈跳到了别人家庭园里头。

　　我听清了她开始讲什么，我下意识看看身边的多喜，多喜对我摊开手，撇了撇嘴。我从口袋里掏出耳塞，这是我保护自己的消极方式。

　　说时迟那时快，阶梯教室里忽竖起两个人的手臂。获得老太太允许后，两个从美国院校交换来的中国女生站起来，用英文告诉老太太她的发言充满谬误和偏见。她们举例子，并口头引述文献，证明老太太误解了文字和史实。

　　多喜轻声问我，我回答说那两个女生所言基本属实。有些诗词我能背诵，也晓得时代背景，不太可能如印度老太太说的那样。

　　“作为文学讨论，什么都可以，不过，别让政治进入学院。”

　　多喜斩钉截铁回答我：“我完全同意你。”

　　争论在两位中国女生和印度老太太之间变得十分有火药味，我听见有人说这两位女生来自美国杜克大学。我和本校生他们一样，决定置身事外，只留耳朵听。

　　其实对大多数国际学生而言，这种争论陷于地区性和历史性，并不太吸引人。吸引人的是印度老太太逐渐显明了的敌意。她为人有点糊涂，想在讲座这种开放式场合驳斥并压倒挑战她的年轻女生们。

　　“你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大象的记忆力。”老太太一字一顿说。

　　“是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会记住发生过的一切苦难和不平。”伶牙俐齿的女学生立马反击。

　　多喜忧心忡忡看我：“也许演讲者的目的达到了，中国又成了被围观的主角。”

　　我点点头，若是我，我会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这是这位印度女士的讲座，她有权展示她的聪慧，也可以泄露她的无知或狭隘，这不关我事，甚至不关她谈论对象的事。

　　然而，现在，印度老太太栽的葱长到了我们地头。嘁，最好这并非她刻意所求。

　　讲座结束后，散场的学生们议论纷纷。印度老太太发现没学生留下来同她攀谈，MBA学生年纪偏大，都懂避嫌。想必这让她颇感失望。我正准备和多喜一起去学生咖啡馆的树下喝咖啡，多喜却朝印度老太太走过去。我犹豫了一下，跟上去。

　　“夫人，我听了你的演讲，很有启发。”多喜客套说，“亚洲是热点，不是吗？作为印度人，你畅谈了。我是日本人，我认真听了。”

　　老太太喜出望外，竟然说起了日语，我没懂，她像是在往远的地方扯。

　　多喜却用低沉清晰的英语答她：“夫人，我不同意你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贬低性评论，我相信中国学生们公开指出的谬误之处是属实的，希望您明察。”

　　我和多喜在印度老太太的失语和不悦中离开，我不想说什么，多喜就是这么一个人，也许，别的日本人会觉得他过于亲近中国。

　　走到咖啡馆我们各买了自己的咖啡，坐在大榛树下听婉转的鸟鸣。我说：“多喜，你一定也有对中国人的负面看法，我现在很想听你说说。”

　　“没有，中国的文化是得体的。”多喜回答我。

　　“那么，突破我们固守的界限，批评一下中国民间对日本的态度也行嘛。”我继续请他畅所欲言。

　　多喜想了想，说：“只是我也不习惯为什么要我们日本人不断地道歉。作为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战争早已和我的人生无关。我们这代人是和平主义者，和平应该从友谊出发。严厉地让我们这代人以及下一代不停地鞠躬道歉，恐怕并不能换来真挚的友谊。”

　　我喝咖啡，不加评论。多喜点点头，改变了话题，我俩开始讨论校园里清新的空气。

　　等我们朝宿舍走回，我突兀地说了一句：“多喜，中国最后一个慰安妇还没死去，老兵们也还活着。也许你理解战争的伤痛是持久的。”

　　“是的，我可以理解。请原谅我方才未经考虑的话。”多喜欠身，我们在走廊里分手，各回自己的房间。

　　晚上MBA班各小组在大楼里讨论课题，我们立刻都听见了传言：美国人杰森虽没参加印度老太太的演讲会，却向校长办公室提出请求，要求校长明确所有被邀请到学校演讲的嘉宾们都拥有不打折扣的言论自由权，如果他校交流生破坏上述原则，请向对方学校提抗议，必要时终止交流计划，遣返交流生。

　　大家都在笑杰森又找到了抨击某个特定国家或特定文化背景的机会。他就像不采蜜光记仇的一只细腰胡蜂，随时准备给巨大的花盘奋力一刺，奋不顾身。

　　五

　　每周六下午我并不寂寞，还很有成就感，那是我的洗衣日。

　　自助洗衣房就设在我们这层的西侧，透露一个秘密：MBA学生不怎么喜欢洗衣服洗床单，我想这在生活中曾归他们的助理或家人负责，或者开车出去，直接把衣服扔给洗衣店。

　　我满意洗衣房里三臺洗衣机和两台烘干机总有空位，这让我每周六都能顺利收拾一周的“人生分泌物”。把衣裳和室内织物弄干净晾干，我的心情也会变得更整洁。

　　周六吃过午饭，我会把一周来于我最重要的课程做个复习，就是尽力消化一番，不管能不能真正掌握，反正心里留了影儿。我干完这事，就往我的塑料盆里堆放待洗的衣服，不多，但也能滚上一缸。有时心里特油腻，就把身上的衣服也脱下，淋浴，换上干净衣裤。

　　我书桌上有个用过的玻璃酸奶瓶，里头是特意留的一欧元和两欧元硬币。我把衣物塞进洗衣机，倒入我自备的洗衣粉，然后投入两欧元硬币，令人愉快的电器启动声响起，赋闲的洗衣房立刻成为工作系统，整个房间成为被人需要的时空。

　　我听着机器声，看白色泡沫在衣物间“沸腾”，感到妥帖，万事在预定的轨道里不曾脱轨。我要做的仅是负重前行。

　　回到房间继续干MBA该干的那些毕业后一辈子不肯再干的事，我没忘记洗衣房，我计算着洗衣机的每一次滚动，为洗干净晾起来的衣物预先感到舒畅。

　　大概一小时后回去洗衣房，有时有人占了边上的洗衣机，大部分时间只有我的一缸衣物。我和人打招呼或不打招呼，取出洗净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顶上放置的烘干机里，投币一欧元，热量弥散的那种声音就响起来。这之后回自己房间，我常常就忘记了衣物。烘干机比洗衣机更少有人用，有时令我怀疑自己并不比别人穷。

　　我常忘记及时拿取烘干的衣物，直到洗衣房边甬道另一侧有钢琴的那小酒吧响起迪斯科乐声。每周六MBA学生都可以利用这个公寓附设的小酒吧聚会。我从来不去，太吵闹，我也不特别想花时间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交朋友。我们只是同舟，各有计较的要务。

　　我去取衣服，常看见尼诺在小酒吧里。尼诺面无表情，像只蚱蜢站在蝗虫堆里那般站在一群金发碧眼的人中间，别人不怎么搭理他，他安之若素。有时他迅疾地凑到某个女生面前。经过一番敷衍，女生们成功地打发尼诺回到原地。

　　多喜从不去周末舞会，他太太还没来巴黎，他的周末同我的一样平淡无奇。有时我做多了菜，给他送去一碟红椒泡木耳或油煎馄饨，他回送我日本小点心或山下买来的天妇罗。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各自和寂寞打拼，并不太多凑一起唠叨。我们这种人对付惆怅不靠相濡以沫。

　　那天清华毕业的小陈突然推开我虚掩的门，我的猫哧溜跳到了窗台上。小陈说老莫我在你这里盘桓一会儿，尼诺跑我房里了，我烦他。

　　烦尼诺烦到这程度，小陈宁愿来和无趣的我说说话，将自己的房间拱手相让。过一会儿我同小陈一起回他房间，尼诺已走，小陈的椅子倒扣在小陈床上。我们面面相觑，不晓得尼诺玩什么把戏。

　　后来尼诺犹豫地在我房门口蹭脚，我的猫咪喵喵乱叫，我说尼诺你可以进门来，不过不经我允许不能乱翻东西，你坐下好好说话。尼诺说老莫你这人好相处。他进来坐在我分配给猫猫的塑料椅上。

　　我从冰箱拿一瓶姜汁啤酒给他，他说老莫我坐在你这儿感觉很平安。

　　我才懒得顺他的思路同他交谈，我只愿知道我想知道的那些。我问尼诺舞会上如此奋力之后有无泡上洋妞，尼诺面无表情回答两个字：暂无。

　　你从前在三峡是这样打鱼的吗？我戏谑他。

　　老莫，你这种人不懂我屌丝的生活经验。尼诺沉着地告诉我，瞎猫有时也会碰上个把死老鼠。尼诺说，我毕竟也是个带把的。

　　噢，原来如此。尼诺你这么辛苦何必呢？

　　“尝尝鲜。”尼诺答我，他的瘦条脸凝聚着信心，还有一种我不能同感的热望，“我还没骑过洋马哪。”

　　“尼诺，为什么你一点也不心虚呢？你没驾照，怎能毫无心理障碍在巴黎开车？听说你连刹车都踩不好，还敢邀请人家坐你的车？”

　　“嗯。”尼诺点点头，喝了一口啤酒。

　　“为什么杰森攻击你，闹得满城风雨，你一个屁也不放？你是大将风度还是破罐子破摔？”

　　“这啤酒好喝，你哪儿弄来的？”尼诺问。

　　我哑然一会儿，觉得好笑，也深感尼诺其实没那么令人讨厌，这是个奇怪的人，大概脑子不太正常？

　　尼诺喝着啤酒，环顾我房间，沉吟说：“我太太生了第二胎，我卖卖U盘，做点小生意，补贴路费。我过阵子还要回国几天的，老莫要带什么，尽管说。”

　　我说我不需要什么，身边都够。尼诺，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是有人欺负你，你还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能帮则帮。

　　尼诺说声谢谢：“没什么，老莫。你是复旦的，他们几个清华北大交大。我啥也不是，我不娇气。有人看不惯我，我知道。可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呀。”

　　他的神情让我有点莫名其妙的感动，我问：“你什么也不是，哪能进得了这所学校？你不会真是混进来的吧？”

　　说了，我有点后悔。不过尼诺却立马抚平了我的情绪，他说：“说混也可以，不过，这是上帝的安排吧。上帝不答应，我哪能在这里？”

　　“毕业后你什么打算，留在法国？”

　　“还没时间想。”尼诺说，“我的老家现在浸在水库底下。对于我，这世界哪都可以去，只要把老婆孩子接上。”

　　尼諾喝光姜汁啤酒，把瓶子倒立起来，放在我墙脚。他咕哝了一声就走了，跟来的时候差不多诡秘。

　　那天下午我在洗衣房洗衣烘衣，忍不住想尼诺这个人，他和我不一样。他才是课堂上呼吁寻找的那种“out of box”的人，我们其他人无论从世界哪个角落来，都很相似。

　　怎么说呢，我们大家其实都像淡水鱼，而尼诺是深海鱼类。

　　六

　　上NEGOSIM课程时，大家再次分成不同小组，每个小组必须由不同国籍的学生组成。大家都削尖脑袋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达，而事实上大部分小组最后会破产。

　　游戏是安东尼奥教授设计的，他已蜚声欧美商学院，是只老狐狸。游戏开始后没多久，我们就发现自己当真了，为了活下来成为最后的成功者，我们特别在乎自己的意见，和同组的人争论，也和其他组的人进行尔虞我诈的“合作”。

　　这回，我和多喜仍分在同一组，尽管我俩长相近似，可大家把日本国籍和中国国籍分得清清楚楚，不会搞错。杰森那组，除了一个中国香港女生，其他都是欧美人。杰森下来打咖啡时碰到我和多喜，杰森冷冰冰朝着我：“喂，你们肯定要搞诡计，不过，我不会让你们占便宜的。”

　　“为什么我们肯定会搞诡计？”我问他。

　　杰森耸耸肩，好像这不是一门实践课，而是真实又残酷的商战。他也冷冷地看多喜，多喜没表情。

　　等杰森走开，我说：“这人是神经病。”

　　多喜笑笑，显得宽宏大量：“他是看好莱坞大片长大的，肯定也看了不少《007》。”

　　有人从远处笑嘻嘻喊我一声“莫”，我仔细分辨，竟是久违的系友克萨维尔！他出现在MBA大楼前。

　　“回来看望教授吗？”我和克萨维尔握握手。

　　听说我们正上安东尼奥的NEGOSIM课，克萨维尔喜笑颜开：“正经点，你们都正经点，不要觉得这只是课。你们手里发的枪是真枪，记住我的忠告。哦，我不能再剧透了。”

　　我介绍多喜给克萨维尔，克萨维尔说他来帮他的新房客拿行李，他的新房客也是日本人。多喜奇道：“日本人，我们班的？”

　　我的下巴都惊得要掉下来，我们看见那个扁脸的夏子拉着拉杆箱从大楼出来。明明克萨维尔只是个新房东，她的表情却属于老情人：“行李交给你了，晚上见。”

　　我望着夏子的背影，特意拍克萨维尔肩膀：“老兄，你有得麻烦了！”

　　克萨维尔若有所思朝我眨眼：“是吗？我有事可忙了吗？”

　　多喜忍俊不住，我使坏：“克萨维尔，我必须纠正你，夏子女士可不是日本人，她也不完全是美国人。”我差点把杰森扯进这人物介绍，不过，我最终忍住了。

　　克萨维尔说：“这样吧，周末我邀请你和多喜到我家来聚会，我看这能凑成一个别开生面的东亚式聚会呢。”

　　我蛮有恶作剧情绪，我答应克萨维尔：“我和多喜可以来，不过，你最好让夏子再邀请上我们班的美国人杰森，他对东亚非常上心。”

　　“好的，这很有意思。”克萨维尔拎起夏子的拉杆箱，朝他的汽车走去。

　　我很难忘记那个夜晚，我们把克萨维尔家变成了灵魂的战场。我们每个人都投入，我们为自己的良知和真理而论战。我们感到满腹委屈，却也知道对方有相似的情绪，轻易不会放弃。

　　夏子为啥搬离已经入住的学生公寓，选到克萨维尔家住？我琢磨的是这个，我是喜欢研究这方面真谛的少数派。

　　我看一眼夏子就不喜欢她。她是那种没法穿旗袍也没法穿高跟鞋的女人，我这么说就算够意思了。我盘算在克萨维尔家夏子会是什么做派，她的房东邀请客人，她没份反对，不能说她不愿意，我想至少多喜是日本人，而我没开罪过她，甚至没交谈过。

　　为了不比多喜更不讨人喜欢，这回我和多喜一起去阿搭客买礼物。多喜买下一瓶四十欧元的昂贵红酒，我买了一打姜汁啤酒和五个大苹果。

　　没想到我的小心眼全然鹅毛飘窗边一阵风吹得看不见，打开门迎接我和多喜的是夏子而不是克萨维尔。

　　夏子竟然穿了薄型的粉花和服，梳着日本女人的高髻。她笑容可掬和多喜互相鞠躬，高兴地说急促的好听的日语。看到我，更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她不但礼貌地甚至快乐地笑，而且，竟毫不犹豫跟个法国夫人般揽住我双肩，不由分说凑脸上来跟我贴了两贴，皮肤倒也细腻，令我晕头转向，想不明白这奇遇。

　　我住过的所在变得不一样了，克萨维尔像是被他的新房客放逐了，客厅没了他的痕迹，到处放着软垫，悬挂着惹眼的日本宫灯，仿佛这已是夏子主持的日本租界。反正她要是出了房租，肯定不会像我那样毫无建树，连我的小猫都比我更喜欢到处留下自己的气味。

　　暂时只有我们三个相处，夏子有眼色，毫不犹豫打开了多喜买的红酒，找了三只高脚玻璃杯，我们一口下肚，心情变得更好。

　　夏子告诉我她前不久刚去过上海，她喜欢上海喜欢得了不得。我好奇地问为什么，夏子叹口气说一到上海就有男士主动帮她提重重的箱子，放下箱子点点头走开，一路上没人对她上下打量，她喜欢的宾馆、连锁餐食和品牌专卖店都信步可及。“太棒了，魔都。”

　　“在这儿，没中国男生帮你提箱子吗，都狠狠打量你吗？”我绽开了笑脸，藏不住自己的嘲讽。

　　“反正，我喜欢上海。”夏子不理睬我的挑衅，快乐地回答我。她转向多喜说起了日语，我听不懂。

　　克萨维尔带着食物进门没多久，杰森也来了。杰森表情别扭，苍白的脸颊有块突兀的红斑，像被阳光灼伤了。杰森没和夏子打闹，反而坐到我和多喜中间，端起酒杯，同我俩聊起一起严重的事务来。

　　“背信弃义呀，欺骗性质啦！”杰森反正从来没不愤怒不气恼的时候，他是正义之剑，从美利坚合众国远道而来，暂时在首鼠两端的巴黎驻足。

　　这次他愤恨的目标是MBA学院。

　　“白纸黑字地写在招生简章里头，阿瑟教授开设创业课程。阿瑟可是名扬美国的创业专家！我们为啥飞越大西洋到这里来上学，还不是为了成为阿瑟的亲传弟子？！”杰森瞥一眼我和多喜，怀疑我俩既来自东亚这种骚地方，一定也心心念念想着创业，“临时撤换阿瑟的课程，我们绝对要抗议，要求院长挽留阿瑟并如期开课，否则就退学费赔偿大家的损失！”

　　我看看夏子，夏子乐呵呵咧嘴笑看杰森，脸色是阿妈看乖仔。她喜洋洋，像一个吃得过饱的婆娘觉得喊饿的人好笑。夏子难道不需要创业，不热心创业，她来读MBA为的啥？

　　我瞥见克萨维尔睡眼惺忪看着夏子，夏子给了他一个甜蜜微笑，竟然还有端庄的气象在她脸上呢。

　　多喜紧张地听着杰森攻击学院和女院长，连连点头，嘴巴却声明：“我不是选创业赛道的，我不太了解。”

　　杰森于是看我，我热切地直视他：“你要不要联络中国学生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创业课选课人。”

　　杰森明显地犹豫起来。我猜，让一只公蟋蟀联合另一只一起去斗鸡都比这容易。

　　出乎我狭隘的预料，杰森说：“人多力量大，我希望中国同学加入我们，一起去为自己课程的含金量斗争。”

　　我诧异得了不得，不由更进一步：“要不要尼诺？”

　　杰森气呼呼瞪我一眼，他开始疑心我的动机，他不再作声，把右手大拇指送进嘴巴，恶狠狠地啃起来。

　　克萨维尔笑嘻嘻端来一大盘各式奶酪，奶酪上撒了点褐色葡萄干，他从酒柜里拿出白兰地，想推销给在座的每一位。但见夏子劈手夺下酒瓶：“不要醉酒，今夜，不醉酒！”

　　气味有点儿不对了，我偷眼看杰森，杰森阴沉着脸，除此之外没任何不妥当。多喜清了清嗓子，举起酒杯说：“我想再喝一杯红酒。”

　　“你这样是没法团结同学的，尽管校方缺少理由，但学生们总是更倾向于服从校方。”克萨维尔笑着对杰森摇头，像自己比杰森高明，又像本地人拿出本地智慧告诫外来者。

　　我落井下石：“团结同学得在平时，急来抱佛脚只会惹人讪笑。杰森一向不肯放过中国话题，还制造中国话题，一下子中国学生很难被你团结过来哦。”

　　多喜不作声，克萨维尔干笑几声，夏子装作没听见，只有杰森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尴尬，他一开始也不作声，后来神态缓和：“还是先解决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要紧。所有学生联合请愿，互相支持。”

　　我们都沉默，各想各的，人的思路如風中飘荡的顽固的旧蛛丝，很难改变摆动的方式。我痛苦地打了个激灵：“杰森，真想和尼诺这种人合作？如果你心意已决，我去跟他说。”

　　杰森以为我还没懂他，他喃喃地唠叨：“这关系大家的根本利益，是为自己而战。”

　　“你这就不了解中国人了，杰森。”我戏弄他，“中国人爱面子你们都知道的。既然面子最重要，切身利益就可以暂时牺牲一下。你上次公开对尼诺发难，尼诺大概可以牺牲掉他对创业课的热望，反过来支持你的敌人。”

　　“这有什么意义，难道疯了？”杰森嚷嚷。

　　我有点幸灾乐祸，恐怕今后没敲打杰森的机会了，刚下决心想开口说更带进攻性的话，多喜却抢在了我前头。

　　多喜喝着红酒，平心静气对杰森说：“有时候，我作为日本人都想不顾自己固定的立场反对你们这些美国佬呢，杰森。”

　　夏子发出莫名其妙的大笑，她乐不可支：“正如你们在背后嚼舌头说的，我确实是混血儿，一半日本血，一半是华族血。但我是个美国人，我生在纽约长在纽约。我看我不用创什么业，我只要能调停美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我就有挣不完的钱。”

　　克萨维尔乘机拿起酒瓶给自己满杯，他讥讽说：“朋友们，读死书已没有意义了，我们只活眼前这些年。杰森就算再嫌弃老莫，中国人已端着酒杯坐在这里，和我们混在一起了。所以，现实点的话……”

　　我竟和夏子相视一笑，像突然间发现了共鸣点。夏子笑道：“中国人口袋里有现钞，出点钱把创业课程恢复吧。那能取悦所有人。”

　　“然后，我们再出点钱把杰森装麻袋扔进学校的湖里。这事交给夏子。”我说。

　　大家发出一阵并不怎么投入的笑声，证明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喝酒，不是针尖对麦芒。

　　“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最后会被学院利用，他们总是在一切事上利用。”杰森悻悻然还唠叨，像个老太婆。

　　“还是把杰森灌醉，然后送到尼诺的房间去。”多喜说，咂着酒。

　　我看看克萨维尔，克萨维尔的脸上布满奇怪的红晕和汗珠，他大概琢磨着多喜的话，颊上有讪讪的笑。我想如果夏子不住他房里，他该不会这样。

　　如果没有多喜、我以及克萨维尔法国人天生的调停别人（不包括自己）的能力，杰森很可能冒冒失失点燃贪功冒进的战火，让所有人都被绑上他的战车。

　　七

　　MBA学院的女院长亲自出面解释课程变化的事。她是个精瘦精瘦的法国人，留着笔直的齐肩头发，发色金麻。一开口，大家都怀疑她是法学院毕业生。她麻利地从法律角度解释招生宣传资料不具合同条款性，也就是说，宣传资料上的“菜品”若有撤换，解释权在“店家”，也不用对顾客作出赔偿。

　　不过，她和颜悦色想调停汹涌的群情，她许诺尽可能与其他创业专家接洽，争取开设若干相关课程，并且，如实在有谁仍觉得这事是学院“挂羊头卖狗肉”，那好，学院准许有关学生退学，按已授课数比例收费，其余学费退回。

　　我们所有学生坐在阶梯教室里，觉得女院长不讨人喜欢，却没法拿她怎么样，除非请律师，可谁又付得起律师费，谁有精力打官司？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尚未被重伤，有许多人本没打算毕业后创业，只觉得学院处理不当。我们都看杰森，杰森已到处声明自己是受害者代表，预期他会剧烈反应。

　　我见杰森的小个儿硬翘翘竖在第一排，他目不转睛盯着女院长，但自始至终沉默，没当场挑战校方。另有几个美国学生站起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旁听者恍然大悟：这些人在美国考不上名校，搞曲线救国，辗转到欧陆来想拜在同一位名师门下。

　　但又不能说法国人失约，女院长明说了，是美国教授更改日程所致。教授并没签约，当时只共同宣布意向。所以你们美国教授的锅，法国学校不背。

　　美国学生们挠挠头发，陷入了沮丧。我知道那几个都是有钱人家子弟，在校园里也名车名酒，对万事不强求的。唯有杰森，他认真。

　　如今，杰森露出了倒霉蛋的成色：他想上的课程实质上被取消了，这MBA对他还有何用？

　　曾同他日日黏一起令人侧目的夏子小姐现在和法国房东克萨维尔打得火热，克萨维尔每天都一身酒气傻乎乎笑着接送她。我碰上克萨维尔时狠狠讽刺他“发什么吃什么”，克萨维尔有点“吃蛆”，躲躲闪闪告诉我他宁愿沉醉也不想一个人孤独得发疯。他很久没见过他的三个孩子了，他在长长的怪梦里跋涉。不过，杰森看见克萨维尔仍很自然，像全不吃醋。

　　我们听见那个可怕的诽谤时下意识都认为是杰森干的，只有他才具备完美的动机。

　　有人在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业教育平台上抹黑MBA学院，将这以国际性为自我衡量重要标尺的项目说得乌烟瘴气，先列举了课程被擅改形同失约一项，另外尼诺也成了被攻击对象，证明学院招生失误，言下之意，尼诺是一碗粥里的老鼠屎。

　　杰森倒没浪费时间，先在班网上声明他与诽谤事件无关。

　　尼诺当天下午很勇敢地闯进院长办公室讨说法，他得到了女院长和通常隐身的常务副院长的力挺，他俩以法国人的精明决定充当尼诺的坚强后盾：尼诺平安则学院名誉无虞。尼诺告诉我：“老莫，不要担心我，我肯定没事。”

　　我们几个中国同学还是聚在一起为尼诺举办了一次火锅宴。我们想告诉他，不要怕，也不要打退堂鼓，无论我们是否当他朋友，这种时刻我们必须挺他。

　　进攻尼诺，未必就是进攻我们，但中国学生们如果视若无睹，则从此不安全。尼诺，我们吃的是同一个火锅！

　　多喜看见我们吃火锅，从寝室拿了一大堆日本小零食来给我们，他已经吃过晚饭，只接受我递给他的青岛啤酒。多喜说日本同学们的意见也一致，反对欺负尼诺，谁能说尼诺因为和别人不尽相同就是“失误”呢，这侮辱人格且不合道德。

　　那么谁是幕后黑手？大家面面相觑，然后都笑了：贼喊捉贼，黑手当然也会说他自己不是黑手。杰森从来没有友好表情，这些对学院的攻击可全是他一贯的口径。

　　那么，我们将如何与杰森相处？

　　大家的公论是冷暴力。

　　我们是来完成学业的，没精力参与任何斗争，也没搞任何运动的兴趣。对杰森之流還是敬而远之吧，给他一道铜墙铁壁，让他跟我们绝缘。

　　那天晚上尼诺很感动，喝了不少啤酒。他想发表感言，却也明白言多必失，有些东西还是不提为妙。他聪明地拿我开涮，说老莫今天放松了火锅管制，任由他毫无次序地投放食物，搞成个东北乱炖；这是对他的宽容和爱护，他要哭了……

　　倒也轻松自在，现在我们远远看见杰森，有充分理由转身就走，避他远远的，他这个人就此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

　　若谁和他分在同一小组，我们敢理直气壮跑到学院办公室要求换组，由那采取同情态度的常务副院长去和教授接洽，让我们达到目的。

　　这样做之前体会不到什么，做了之后，才明白也是种很狠的报复。不久之后到处就传说中国学生集体抵制杰森。

　　杰森偶然碰到我，眼光是受伤的冰凉，像一只被猎枪打过的狼。我只好装模作样大叫一声杰森，猛力向他挥手，然后逃之夭夭。

　　发觉事情终于脱轨是在五月份长假之后，我和美国人比尔分到同一个市场学课题组。比尔是那种动作迟缓温文尔雅笑眯眯的人，模样就像他是其他人的好舅舅。

　　比尔请我喝咖啡聊课题，不停夸赞我思路开阔见多识广，他那种表扬方式欲言又止，还真不像灌迷魂汤。

　　后来我俩就习惯于休息时海聊，不拘主题。比尔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没人能绕过最大的市场。如果想在商业上成功，必须和中国成为伙伴。”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比尔，正确的废话你为啥跟我讲？我又不会负担你今后的咖啡钱。”

　　比尔笑说这是他的心里话，而且是他到巴黎读MBA的秘密心得。

　　我看看比尔，觉得他神情悲壮，像刚刚瞒着同胞为自己留下一条秘径。我啐道你别神经兮兮，你毕业了来中国找我，我顶多管你一顿火锅。比尔诚挚地伸手要和我握手。这时我觉得他眼神里的嘲讽藏不住了。

　　“比尔，我们是同学，希望你只记得这个。”我正色。

　　我把这事告诉了多喜，多喜摇摇头：“即便啥都不做啥都不说，变化还是照着不可更改的轨迹发展。我们能做的，依旧是啥都不做啥都不说，如同面对冰川融化。”

　　我佩服多喜敏锐的观察力，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杰森很久没在校园出现，他没退出MBA学院，但他一定在干些会让我们惊诧的事。

　　后面降临一段人人沉潜于学业的日子，我们都摆脱了分心的事，得以专心学习。这段时间颇长，从初夏到冬天，课程非常繁复充实，任课的法国教授和从美国特聘来的教授们都出色而敬业，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围绕着课堂流转，就像纺织机上顺畅而优美的纱锭跳着节奏固定的舞蹈……

　　很久没碰见克萨维尔，我已将他归入记忆中脚踩西瓜皮的糊涂虫一类，他可以和任何女人同居以度过他的困难期，但何以同夏子这种人凑在一起？每见夏子，虽说她从未与我冲突，我总觉得难以审美而是在审丑。夏子的神态气质与我推崇的正相反。我慢慢将克萨维尔遗忘了。

　　有件事以出乎我们意料的方式发生，最后产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后果。

　　果然不出所料，美国人杰森不是好欺负的。他一段日子不出现，正是为了以牛仔的胜利姿势再次光荣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他以令人惊讶的快速获得了本校在欧洲境内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的录取通知书，弃本校如敝履，投入对方怀抱。杰森再次出现在校园时他素常的娃娃表情彻底不见了，成了郁郁寡欢而神态沉着的“成年人”。他带来一个法国律师同女院长接洽，他提的要求并不难满足，他要求学院返还他全额的预交学费，而他愿意同学院签下“纠纷原因保密协议”。

　　我们都是明白人，我们觉得院长接受杰森开出的条件是明智之举。等杰森高高兴兴走进另一所颇负盛名的学校，他对本校的敌意会像冰雪化解，我们也不必再天天面对他不愉快的眼光。

　　如今回头去想，很多事大概真是前定，哪怕所有人都认为事情已了结，其实事情却在发展，朝着最坏的可能性。

　　尼诺一开始只是跑到新录取杰森的那个学院去兜售U盘，那学院离我们挺远，搭火车来回，还得在那边至少住上一晚。尼诺去了，他卖光了第二次回国捎带来的所有U盘，对方有个好心的英国学生让他在学生公寓过了一夜。

　　尼诺给每个买他U盘的学生一点儿优惠，并送上一个薄薄的信封。信封里是他自己用不怎么通畅的英语写的一封公开信。信的标题是：Jason is a mistake （录取杰森是个错误）。尼诺说明了发生在本校的所有事情，他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曝光他的加害者。

　　当杰森恍然大悟自己被人报复，他竟然没回校找尼诺算账。

　　杰森成了更古怪事件的主角：他跑去克萨维尔家找夏子，由于我们不清楚的原因同克萨维尔发生了肢体冲突，误伤了前来看望父亲克萨维尔的一个男孩，当场被巴黎警方拘捕。

　　八

　　我MBA毕业后离开巴黎在苏黎世工作了五年，然后回国在北京工作，栖身于广渠门外大街的金桥国际公寓。

　　我常常从二十八楼的窗户俯瞰驶入北京站的列车，看着那些穿梭于时间中的巨物，有时我恍惚记起自己在巴黎度过的日子。我想起多喜，想起克萨维尔和杰森，但我不怎么去想尼诺。

　　我日复一日地辛劳工作，在我新开辟的事业路途上获得诸般惊喜，我的MBA投资已被证明是成功之举，我获得了蓝海。

　　但我想起我的朋友多喜仍在他早已厌倦的位置上当一个没有足够假期的主管，我隐隐感到悲伤。我想起酗酒的克萨维尔，虽然他的孩子们最后获准常来看望他，他却成了一个说着智慧或幽默话语的酒鬼。

　　自然，我猜杰森出狱后不可能再像他渴望的那样获得别人的尊重。我揣摩他这人其实不坏，只是属于伤口久而不愈的一类。

　　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不成为“一个错误”？我恐惧这个问题，我明白和他们所有人一样，我亦无力对抗找上门来的魔鬼。

　　“喂，多喜，”一个北京之夜我拨通了东京的电话，听见多喜克制而亲切的声音，“我有一个问题：属于你和我的变化何时才会发生？你说过要来中国投资一个老年医院，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准备好了当你的合作者。”

　　多喜不停用日语说谢谢，他笑着，像村上春树听见别人赞扬他还未出版的下一部杰作：“老莫，不要性急。变化都是上门来找我们，不是我们去找它。”

　　他说得真好。多喜就是这么一个人，对命运的庸常安之若素，可惜从香港回去了东京。

　　当我们顺从变化，我们就万事大吉。我们当年到MBA学院去寻找变化，那真是太鲁莽了，搞不好就骑虎难下，弄得像克萨维尔或杰森。

　　后來尼诺曾到北京找过我一次，他那天穿着合身的西服，配了一副昂贵的眼镜。

　　他是大大方方从学院毕业后海归的，他一如既往地不属于任何大机构大公司，他在真正地创业。

　　“老莫，要不要投资我的项目？给我三年，我让你盆满钵满。”他勇敢地对我说。

　　我很温柔地笑了，我以开玩笑的态度回答他：“尼诺，不要忘记，你曾经是一个错误。”

　　我知道我成长了，从MBA的经历中获益，我对自己的勉励如下：

　　一、永远不要接受环境强加给我们的好恶。对一切保持平常心。

　　二、活久见，人生最大的乐趣是看见而不是参与那些堂皇事件的结局。

　　三、等待变化在合宜时自己来找我，我不用寻找它。我只做好顺应它的准备。

　　下一次去巴黎，我计划留出时间回一趟母校，再去坐在大树下听鸟，呼吸那清甜无比的山林仙气。

　　听可靠消息说MBA学院的女院长几年前与学院吵翻了，我相信我在校园里很难再遇到什么熟人……

　　责编：胡破之

　　作品 202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