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

　　1

　　一座小楼、三棵香樟树构成的这一院落，安定坊五号，位于江苏路、愚园路交叉处。

　　附近是地铁二号线江苏路站、静安寺、上海戏剧学院、华东医院……院落大门敞开，可开进并容纳几辆轿车，目前空落落。一地黄叶，说明冬至后的寒意达到极端，但暗自酝酿新一轮的生发与蓬勃。静悄悄。没碰到一个人。

　　小楼建于一九三六年，德式风格。砖木结构，三层，水泥拉毛外立面。若干大小不一的铁框磨砂玻璃窗，紧闭，像嘴巴，坚守室内的幽暗和秘密。三条黑色排水管道，有锈迹，并列着紧贴墙壁、贯天彻地，隐隐有哗哗啦啦水流声。两个崭新的空调外机，很突兀。小楼顶端高耸的烟囱及紧密联系的室内壁炉，大约已废弃功能。红瓦铺陈于阁楼倾斜的尖顶。一群鸟飞过。若鸟瞰小楼，大约近似于“L”形格局，像一个人张开双臂，试图抱住一切出入于内心的事物。楼道入口，那心脏般的位置，位于“L”的直角转折处、连接点，斜放一辆自行车。墙壁镶嵌标牌，镌刻文字：“傅雷旧居。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六年居住于此。”

　　一只白猫盯着我，嗖一声，窜进小楼东侧拐角处，像向导，指出南侧那一个后花园的存在——

　　站在后花園里，我一眼就看见傅雷与妻子朱梅馥某张黑白合影中的背景：客厅外封闭阳台旁的后门，三级台阶。那一天，傅雷站这台阶下，穿衬衫，结领带，平静对待镜头；朱梅馥站台阶上，穿旗袍，低头笑着。傅雷心情应该比较好，朱梅馥乃至全家的心情也就比较好，像轻雷隐隐的春日天气。拍照者，应是傅雷小儿子傅敏。时间，大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儿子傅聪已被国家公派波兰留学。我此时或许就站在傅敏拍照的位置？后门紧闭，三级台阶依旧。透过阳台窗户，可以看出室内的吧台、沙发，似乎是一个倒闭或歇业的俱乐部、咖啡馆。当下，庚子年末，因新冠肺炎侵袭，傅聪的身体也在巴黎停止运作，终年八十六岁。

　　花园已被水泥硬化，一把可以折叠的巨大红伞下，有一张玻璃圆桌、三把藤椅。靠近围墙的地面，用一块太湖石装饰出小规模的沙滩，暗示着湖水、舟、隐逸、消失？傅雷没见过这些景象。他和朱梅馥喜欢种花，曾在这里种大片月季，深夜里也会点着灯来观察，研究开花、嫁接的规律。举动异常，引发其他小楼邻居的猜忌、举报，招来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后花园挖地三尺……

　　我回到前院，从楼道入口走进去，绝对不能像那些学生一样狂热，大概像傅雷那样沉重？

　　木质楼梯旋转着，上升，从一楼到二楼、三楼。我放轻脚步，屏紧呼吸。楼梯陈旧，咯吱咯吱作响，像一个老人的脊骨与肝肠，充满骨裂肠断的危险。傅雷喜怒不定，走在这楼梯上的响动应该比我大，像雷鸣，随时带来春雨或暴风。在底楼客厅中练钢琴的长子傅聪，做针线活的朱梅馥，读连环画的小儿子傅敏，对于从三楼书房走下来的脚步声或者说雷声的意义，很敏感。它沉重或轻快，决定一个家庭半天的阴晴晦明。

　　当黄宾虹、刘海粟、钱锺书、杨绛、柯灵、施蛰存、楼适夷、宋淇等友人来访，甚至过夜，就是傅家最愉快的时光。作为主人，傅雷微笑着，显得腼腆、羞涩，双手抱着烟斗与客人聊天，轻声细语。话题冷门、有趣，比如“普希金的枪伤有无可能治愈”“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意象”“作家体质与小说品质之间的关系”等等，笑声时时响起。多年后，傅聪回忆，钱先生幽幽缓缓的话最有趣，机锋暗藏。当客人邀请傅聪弹奏一曲肖邦，琴声响起，傅雷表情更愉快。朱梅馥会脚步轻盈端来点心、续茶。更多时候，傅雷与客人闭门深谈沉重的话题，比如内战、民主、中国的未来。被排斥在话题外的傅聪和傅敏，坐在门外楼梯上偷听、沉思。门突然打开，傅雷在逆光里咆哮，一把尺子随即飞过来。两个孩子噔噔噔噔地跑上楼去。朱梅馥一边骂他们，一边用手安抚丈夫胸口……

　　傅雷租居的这座小楼，主人是宋淇，其父宋春舫，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家，一九三八年病故，家族殷实。安定坊内共计十六座小楼，都是宋春舫投资建起的家业。除傅雷外，其他著名房客还有科学家钱学森、钢琴家顾圣婴、电影演员祝希娟，等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宋家提前收取的房租急剧缩水，陷入困顿，移居香港后，成为张爱玲著作版权的代理人、持有者。每推出一部张爱玲小说，就引发文学界、读书界的一次轰动、一番猜想。那些真实或虚拟的旧事前情，让上海保持梅雨季一般的恍惚、江潮一般的冲动。

　　宋春舫曾留学欧洲，通五国语言，痴迷于巴黎、伦敦、日内瓦各个剧院的声腔灯火，是将西方小剧场艺术样式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安定坊五号亦如戏台，装台工、布景工宋春舫退场，演员卸妆，旧剧落幕。我像迟到的场记、戏剧评论员？在现场徘徊，看一个时代作为编剧、导演所创造的悲欢离合，还有什么遗迹余音。

　　门槛以及与其相邻的楼梯、穿堂、走廊等时空体，还有相继而来的大街和广场时空体，是情节出现的主要场所，是危机、堕落、复活、更新、彻悟、左右人整个一生的决定等事件发生的场所。

　　在《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一文中，巴赫金如是说。傅雷一生，也是一部长篇小说，在这座小楼里完成高潮和深渊。现在，小楼的新主人紧闭几扇门扉。“福”“吉祥如意”“喜来运旺”等对联、门心旧了，大约对新一轮春天的到来充满期盼。借助楼梯的转折、穿堂的过渡、走廊的长驱直入，以及愚园路、江苏路、外滩这些周边大街与外景的推动，门内的人，书写个人史，暗自希望比一九六六年消失于此地的那个文人，写得好一点。二楼楼梯拐角处墙壁，并列三个长方体电表，分别有黑色水笔潦草写下的名字“顾浩培”“王淑兰”“包美芳”，像傅雷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那样，这也是以人名为书名的三部长篇小说封面？电流隐蔽，充满光明的动机和黑暗的伏笔。

　　我上楼下楼，又上楼下楼，试图能碰到一个人开门。聊聊傅雷？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居住在傅雷的阴影中，多么不安和庆幸。

　　透过楼梯拐角处的窗子，可眺望隔壁另一院落。那同样风格的红色屋顶下，有着怎样的隐痛？我试图体会傅雷与傅聪多年前的立场和心境。

　　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中原一座小城谋生。长发散乱，焦虑，抽烟，写诗。与周遭格格不入。逆反期、青春期似乎过于漫长。渴望远方，却不知道远方的经纬度是什么。父亲，小镇公务员、酒徒、象棋爱好者、业余书法家，给我写信，洒脱的行书竖排在稿纸上，像充满忧虑的秋日细雨：“儿子，你要适应环境，要安心、开心，找一个女孩早日成家。”“我的教训很多，你不要像我这样直肠子、急脾气。古话说得好，贵人语迟。”“能不能先别写诗，会不会伤脑子？”如此等等。一九九七年冬，父亲六十岁，脑溢血突发，去世。一个人的晚年刚刚开始，就草草落幕，像一部无力完成尾声的戏剧。

　　如今，我头发已剪短、灰白，逐渐接近父亲去世的年龄，不再抽烟，诗写得少了。在散文中散怀，对精神的伤害强度会降低一些？与周围人物客客气气、保持距离。庚子年，疫情绵延未了，脸上的口罩像掩体、山顶积雪、面具，似乎在揭示生活真相。不知道我现在的样子，符合父亲期愿否？完全可能被他质疑：“你早年的孩子气弄丢到哪里去了？”父亲们面对子女一辈都是矛盾的、纠结的。诗与现实之间，这古老的敌意，由李白、杜甫、苏东坡们次第遗传下来，也是全人类面对、求解的广阔敌意。

　　大学时代，我读过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庚子年，疫情断续未了，带来空前焦灼和危机感。我用三个月时间，戴耳机听完上世纪初期问世、四十年代由傅雷翻译进入中国的这部小说，重新走完主人公从德国到法国、意大利的一生。每每听罢一节，结尾处，就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片段响起，雷鸣雨泻一般，贯彻身心。我与一部小说长久相处，从青年到逐渐进入晚年，是因为时代的疑难始终伴随。在一个深夜，终于听完整部小说，泪流满面，好在无人知晓而不至于难堪。像约翰·克里斯多夫那样，在绝境中重生勇气，去爱着，去追求美与真理吧。

　　傅雷历时二十年，三度翻译《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一、第二个译本，分别在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一年，由商务印书馆、骆驼书店分别出版。当时，傅雷刚从巴黎回上海不久，住在贝当路即今衡山路上的巴黎新村。这两个出版年份，怵目惊心，恰恰是上海孤岛期、沦陷期的两个开端。书甫一出版即畅销风行。小说扉页题记，在中国南北传诵：“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沉浮于迷茫和苦难中的知识分子乃至一个民族，在约翰·克里斯朵夫身上，辨认并复活自己。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约翰·克里斯多夫》的传播背景，可以解释法国文学界的一个困惑：为何这部在法国没有太高评价的小说，在中国却拥有如此重要、广泛、恒久的影响力？

　　解释这一困惑，另一重要答案在于翻译者是傅雷。他用雅正美好的汉语，重新书写了一部异域小说。

　　我曾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傅雷手稿与文物展”上，目睹傅雷用毛笔书写，竖排，再用钢笔小字密密麻麻修改的各种文本。他常常半夜爬起来，打开台灯，改掉一句话，躺下，又爬起来，打开台灯，再改掉一句话，躺下。就这样一日日、一夜夜斟酌推敲，让罗曼·罗兰、丹纳、巴尔扎克等作家抵达汉语，获得亲切动人的面孔和身影。对文字，对生活，一概追求完美和准确，以至于苛刻、不近人情，傅雷的魅力在于此，他乃至周围人的痛苦也在于此。家中的茶瓶、茶杯摆放顺序乱了，日历撕去不及时，这类小事也会令他雷霆大作，更何况，“文章千古事”。正是在安定坊五号，傅雷完成《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三度重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持续出版至今，印数惊人。前两个版本，傅雷屡屡向朋友讨回、道歉、销毁，再奉上最新版本并致歉：“旧版献丑了，这一版还算满意。”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初的一天清晨，几辆卡车从上海市虎丘路某地下室内，运出一批尘封多年的旧书，奔向上海火车站。《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雾都孤儿》《基督山伯爵》《简·爱》《红与黑》《唐璜》《悲惨世界》《德伯家的苔丝》《双城记》《静静的顿河》……像一群流亡者，在数天后，抵达内蒙古一个偏远小城——集宁。按照国家文物局要求，上海这一批被抄家而来、没有主人记录的文学经典，被调拨给边疆地区图书馆。集宁文化局干部、文学青年李尧，赶来上海迎接并与这些“流亡者”踏上长路。在仓库中整理这批来到草原上的书，他发现一本《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扉页上，有一列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下的字：“译者自存，一九五二年”。李尧周身涌起热浪：“天啊！傅雷自存的书！是傅雷字迹！”细细寻找其他各卷，无果。四顾无人，李尧将这一卷孤零零、纸张泛黄、散发霉味的书，小心翼翼塞进胸前衣服内，回家，像拥抱着一个前辈脆弱的身体。反复打开书，像反复打开前辈内心。在一些句子、一些词上，傅雷用红笔修改的痕迹犹在。“他还在修订，寻找更好表达……”李尧体会着、感动着。他不懂法文，就找出英文版《约翰·克里斯朵夫》来对比傅雷译本，发现两者神似魂通。因傅雷，因这本流亡到草原上的书，多年后，李尧也走上翻译之路。其译著，有我喜爱的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的自传《镜中瑕疵》。每有新译著出版，样书扉页上，李尧也像傅雷那样写下“译者自存”字样，这是一种致敬和自勉的仪式。一九七八年，通过给上海翻译家任溶溶、作家柯灵写信，辗转获得定居北京的傅敏地址。李尧把这本傅雷自存的书，包裹得严严实实，走进邮局。一个父亲残存的手跡手温，终于回到儿子身边。

　　“傅雷手稿与文物展”，出现了这本“译者自存”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旁边，是六十年代零散四方后重聚一堂的《论语》《孟子》《庄子》《红楼梦》《骆驼祥子》……这些傅雷生前读物，揭示一个翻译家汉语美感的秘密源头。正是在反复揣摩曹雪芹、老舍等人文字的过程中，他顿悟，如何将西语的长句连绵，与古汉语的省净、简劲，两相融汇，去创造一种全新的现代汉语，从而有能力叙述一个全新的、剧变中的世界。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的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

　　新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

　　这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史诗般的开篇，傅雷在三度重译时定稿，不再更动，随即震撼数代读书人的心灵。健笔陡起，像韩愈、苏东坡那样鹰视周遭，又蓦然落回绵密细节构成的烟火人间：窗玻璃上的雨流，婴儿摇篮的晃动……

　　曾翻开《约翰·克里斯朵夫》另外两个他者译本，开篇分别是：“江流滚滚，震动了房屋后墙。”“屋后江河咆哮，向上涌动。”叹一口气，我合上书，不再继续对比。言辞的选择，就是世界观的选择。在对比中，确认傅雷对现代汉语美感与力量的贡献，满怀感激，像曼德尔施塔姆所期待的、在未来海滩捡到漂流瓶的人，感激多年前的深情抛瓶人。如果没有这样美好的漂流瓶，世界多么荒凉。一个好翻译家，必然是好作家、好诗人，使原著在新国度获得新生——写字台，类似于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后扭动、啼哭的那一个摇篮？

　　在安定坊五号，傅雷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过程中，书桌旁的唱机，持续播放贝多芬的一系列交响曲或短章。这些雄拔或柔和的旋律，与书中主人公的悲恸或狂喜，两相激荡。这栋小楼，与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时莱茵河边的家，有类似的风格和气质。走在楼梯上，我耳边响起贝多芬的命运敲门声，那也是傅雷命运的敲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在楼梯拐角处止步。这一扇窗户前的立场和心境，像书中那少年激烈的立场和心境？

　　这一刻，上海晴朗，没有雨水沿着历史的裂痕蜿蜒流下。

　　3

　　能够写出“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这一惊人句子，缘于黄浦江横越傅雷出生地——浦东下沙。每个人，都是其所处地理、种族、时代的产物——丹纳的《艺术哲学》中这一观点，傅雷翻译，并以自己的道路和命运加以确认。

　　一九〇八年，傅雷脐带刚被接生婆剪开就哭声如春雷。父亲傅振鹏欢喜，为儿子起名“雷”，字“怒安”——“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源于《孟子》。一个父亲，在儿子身上寄托儒家伦理：入世济民安天下。傅雷四岁，父亲遭构陷、入牢、去世。母亲带他迁往离城区和黄浦江更近的周浦镇上学，力图使傅家唯一的香火，更明亮壮大地燃烧，光宗耀祖雪恨。当傅雷顽皮、逃学、走神，母亲就哭、殴打，甚至以自杀相逼迫。多年后，傅雷给远在异国的傅聪写信，反思早年教育儿子时为何充满暴戾，意识到：一个人童年中的阴影始终存在于自身，像病灶、暗疾，须用一生去治疗。他期望从傅聪开始，中止这一“家族疾病”的遗传，给孙辈以充分自由和欢乐。他甚至给从未谋面的儿媳、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女儿弥拉写信，谈约翰·克里斯朵夫和自己的童年经历，感谢她爱傅聪……

　　黄浦江宽阔、浩荡，充满傅雷的视觉听觉，为一个终生天真而勇敢的人，指出广大的入海口。

　　一个人的名字就是提前宣示的命运？傅雷，的确君子振振，选择了孟子式的阳刚一途，在愤怒中安放良知和义理。

　　中学时代参加学生运动，在街头演讲，抨击国民政府腐败专制，遭学校开除。不得已，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赴法留学。母亲卖了数十亩地，为儿子筹措路费学费。一九三一年秋，与画家刘海粟等友人一同归国。完婚。受邀到刘海粟创立的上海美专任教。这所学校，开中国美术教育史上裸体素描课之先河，刘海粟被保守势力誉为“上海滩三大妖怪”之一。另两个妖怪，是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和写《性史》的张竞生。为一个生病同事争取待遇改善未果，傅雷愤而辞职并与刘海粟绝交，斥责其“商人习气”。直到十多年后，他才打去电话：“我来看你。”刘海粟在电话另一端哽咽良久：“怒安兄……好的……”正是傅雷，与郑振铎等人在四十年代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与国民党斗争，“我是可以扛着自己的棺材，去死谏的！”许多友人都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决绝神情。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傅雷以一篇长文点名道姓，抨击翻译界的种种平庸、惰性，呼吁维护汉语的纯粹、鲜活与正大，惹来同道声讨与疏离，成了孤家寡人。他也曾与周建人争论：新中国在苏联、美国之间如何站位选择？傅雷认为：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发展，警惕苏联企图。这一观点，在一九五八年以“倡导中间道路，亲美反苏”之名遭批判。

　　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大院。一九五八年某日，著名的爱神雕像，俯瞰傅雷缓慢走进来，像一头孤单、瘦弱的鹿。在群雄逐鹿、恨意弥漫的时代氛围里，雕像中的爱神，对自身、对这座城市许多人的存在，充满不安预感。傅雷站在聂鲁达、叶夫图申科等中外作家曾经出入的华丽大厅，接受批判。除了在上海美专任教两年，傅雷一直以稿费维生，没有单位和工资，上海文人中只有他和巴金如此。与上海作家协会的关系，无非是挂一“理事”虚名。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四十年代成立之初，傅雷作为发起人就声明：待蒋家王朝覆灭，即完成个人使命，从中退出。果然，他后来专心于翻译事业。在疏离中介入时代，于一己间贡献民族，这是傅雷的选择，清醒而又艰难。

　　那一日，朱梅馥在家中等待丈夫从巨鹿路回来，一次次走到窗前、大门口，眼巴巴盼着。天黑了，那鹤一样瘦高的身影，还是没有出现。保姆端来的晚餐凉了，朱梅馥和幼小的傅敏，都没动一口。大街上隐约有锣鼓声、口号声传来。直到深夜，听见大门推开的声音，朱梅馥“啊”一声冲到院子里，丈夫游魂般晃进来。看着趴在沙发上入睡的小儿子，傅雷低声说：“冤啊……若不是阿敏太小，今天……”回家前，他拐弯到苏州河边站很久。苏州河下游是黃浦江、东海。朱梅馥拥抱着此刻软弱得像孩子的傅雷：“忍一忍，总会过去的，总能弄清白的，想想阿聪阿敏，想想我……”

　　早逝的父亲傅振鹏，不知道傅雷多年后的遭际，否则，会为儿子起一个逍遥、避世、不怒而安的名字，从而能避开种种危境？

　　安定坊五号，傅雷在一九四八年入住后，称之“疾风迅雨楼”，与其名“雷”、其字“怒安”相呼应。他显然没把此地视为逍遥避世的桃花源，也从未将自我定位成隐士高人。始终在人间，抱持家国情怀，“小楼一夜听春雨”，或“铁马冰河入梦来”。他也常用“疾风”“迅雨”为笔名，力图以惊蛰之雷，焕发春风新雨洗尘埃？评论张爱玲的一篇文章，就是以“迅雨”之名刊于报端。他是最早肯定张爱玲才华的评论家，质疑其部分小说格调不高，惹得才女不快，写一篇小说影射傅雷情事作为报复。多年后，张爱玲对此举甚为后悔，承认傅雷的批评是准确的。她四十年代后期居住的常德公寓，离安定坊很近。

　　傅雷也常自稱“怒庵”——庵，一座在雷声大作中保持安详的庵堂？他自印的专用稿纸顶端，有“疾风迅雨楼”五字，是自我勉励，也像一种预言。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深夜十一点，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突袭安定坊五号，在后花园深入挖掘，失望，遂开始抄家。书籍、名画、瓷器、钢琴，被烧毁、砸碎或装上卡车运走。那些充分宣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咖啡壶、烟斗、西服、领带、西式餐具、唱机，被丁零当啷甩向门外。一堆火在院落里燃烧，照亮周围扭曲变形的脸。大部分房间被贴上封条，只留下一间房，供傅雷和朱梅馥容身。小楼挂满标语，贴满大字报和漫画。终于，在小楼尘封一角，学生们搜查出傅雷遗忘多年、亲戚寄存、挂一把铜锁的旧皮箱，撬开——三十年代的一本杂志，印刷有蒋中正肖像。青年们狂喜高呼：“罪证找到了！打倒傅雷！”傅雷的脸一阵阵苍白、通红，嘴唇哆哆嗦嗦：“那箱子，我从未碰过，不知道有这本杂志啊……”嗓音从嘶哑渐趋低微。

　　周身充盈胜利喜悦的青年们，像处于狂欢节，烟花在头脑深处喷薄怒放，怎会去俯身听取这嘶哑、低微的辩解？傅雷明白，更巨大的耻辱即将来临。

　　九月二日傍晚，朱梅馥告诉保姆，不用买太多小菜。台灯下，傅雷用毛笔给妻兄写遗嘱，就火化费、保姆生活费、存折中的余款处理等十三项事宜，一一交代清楚，没有一笔涂改的墨痕。不欠人间债，了却尘世情。天将亮，窗户有微白的光，九月三日来了。傅雷、朱梅馥用土布床单撕成的布条，绾成两个巨大句号，系在窗框上……“凡是爱过的，就是不死的。”罗曼·罗兰的这句法语，通过傅雷译笔，越过中法之间无数的山脉、城阙和大海，转化为汉语。一种爱，越过生死间的边境线得以永生。中国成语有“死去活来”，出自《红楼梦》，我对此有区别于原意的理解：自身体的死亡，得到精神的复活。一切耻辱、惊惧、卑怯，都会消失，而狂喜与尊严终将传布人间。

　　这一年，傅雷五十八岁，朱梅馥四十九岁。

　　这一夜，书桌上的台灯一直亮着，协助这对夫妻的灵魂上升，到浩荡江声和云朵里去。

　　4

　　借助于一叠黑白照片，眺望朱梅馥——

　　少女时代裹头巾。成为新娘，站在傅雷旁边身穿婚纱。与自己的“情敌”成家榴，并肩立于丈夫身后。中年后身着旗袍或列宁装做家务、出行……体态逐渐发福，大眼睛始终明亮。从她银盆圆月般的面孔，就能判断：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贤良美人，可相夫教子，可寄托门风与家运。傅雷去法国留学的前提，是必须与远房表妹订婚。一个暴烈母亲为儿子做出这一选择，有远见卓识。难以想象，同样暴烈的傅雷，除了这大地般宽阔的朱梅馥，能有哪个女子可供其安身存心？多年后，儿子傅聪说：“没有我母亲，就没有翻译家傅雷。”

　　用朱红色梅花的芳馥，抵御寒意侵凌，是一个女子在姓名中确立的宿命。朱梅馥原名“朱梅福”，少年傅雷感觉“福”字俗气，更改了，才去十六铺码头坐上开往巴黎的轮船。外滩海关的钟楼当当作响。十五岁的表妹在岸上挥舞手帕，似乎为揩拭未来汹涌的泪水而练习。

　　在巴黎，傅雷给朱梅馥寄来一张照片：穿着她手织的毛背心，手抚一本书，侧脸望着窗台外的街景，或许正沉浸在《约翰·克里斯朵夫》情节中。正是这部书，让迷茫、消沉的傅雷号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振作，此实余性灵生活中之大事。”他给罗曼·罗兰写信表达敬意，决心迟早要翻译这部巨著。他给朱梅馥抄赠唐诗《春雨早雷》：“东北春风至，飘飘带雨来。抚黄先变柳，点素早惊梅。”朱梅馥捧着照片、情书，被远方雷声一阵阵惊动芳心，在回信中连连呼唤“哥哥”“怒庵哥”……教会学校毕业的朱梅馥，字迹端庄如其人。英语、法语、钢琴，皆能熟稔操持。婚后，家务之余，为傅雷承担起校正、誊写稿件的秘书性工作，夫妻二人笔迹竟渐渐趋同。如同苍白宣纸接受了一枝梅花的颜色滋漾，傅雷中年后肖像，被朱梅馥氤氲着、影响着，减却几分孤寒，平添一抹宁静。

　　黄浦江边，小镇上，少女朱梅馥弹钢琴，总觉得像叮叮咚咚制造春日轻雷，走神，想念乘坐慢船去了巴黎的少年。她后来才知道，一个法国女子玛德琳的突然出现，使未婚夫的雷声变调并恍惚、微弱，差点永远消失。同在巴黎的刘海粟，把陷入新恋情的傅雷交给自己转寄朱梅馥的解除婚约信扣留，笃定等待。数日后，傅雷果然来敲门、唠叨：“完了！完了！玛德琳找不到了！变心了！一切都完了，巴黎的，上海的……我要自杀。”刘海粟拿出那封信，抖了抖：“还在这里呢。上海的，没有完……”傅雷呆了，接过信，泪水夺眶而出。即便后来发生冲突、断交，“扣信”这一细节，使傅雷对刘海粟终生怀有感激。

　　傅雷另一次情感危机，发生在婚后，就是被张爱玲写进小说的那一情事。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刘海粟妻子的妹妹，与张爱玲同窗期间的一朵校花，明艳照人，暗香浮动。她闪耀在傅雷、刘海粟应邀出席的音乐会上，接受掌声和欢呼，又闪现于安定坊五号，身姿、声音与眼波流转，使傅家秩序混乱了。成家榴气质迥异于朱梅馥，似乎不适合成为任何人的妻子和母亲，只宜于供奉在舞台般的高处，接受仰慕和聚光灯。这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美，令傅雷心慌意乱。写出《世界美术二十讲》作为上海美专教材的这样一个苛刻、敏感的审美者，“如何叫我不想她”？坐在钢琴前，他弹奏赵元任作曲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年幼的傅聪和傅敏，望着突然沉默寡言的母亲，似懂非懂。朱梅馥勉强笑着，解释：“爸爸弹得好……阿聪要弹得比爸爸还要好，好吗？”八岁开始爱上钢琴、被父亲惩罚不怕挨打只怕锁上钢琴的傅聪，点点头，伸手去抚摸母亲的脸，那皱纹像旧瓷器纹理一样加速蔓延。

　　住在安定坊另一栋小楼中的成家榴，时常步态优美地迈进安定坊五号，以芳邻、学生的双重身份来请教傅老师，关于意大利歌剧与中国戏曲之异同，关于诗词韵律与演员的声腔呼吸……朱梅馥笑着端茶、续茶，再掩门、上楼。丈夫坐在书桌前，酷似被母亲长久约束的一个孩子，面对成家榴，像看见久违的童年玩伴，那高声部的、明亮的无边欢愉……朱梅馥感受着，疼痛着。紧闭门窗，楼下的笑声琴声，仍隐约传来。她用手按着心头，像在担心那一个关键的器官，是否会碎裂……

　　成家榴去云南演出了。这一时期，傅雷正重新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推进不畅，因一个女子多日没有出现在大门外、院落里、书房中。失魂落魄。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主人公命运起伏转折的关键时刻，都有女子出现，来推动叙事与沉思。“成家榴，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是否永远不再回来？”傅雷脑海里总在盘旋这些问题，像海面上盘旋的台风，扬波激浪。握着烟斗，他沿楼梯上上下下，在花园里进进出出，像一头笼中老虎。

　　“老傅——老傅——”这是朱梅馥对丈夫的公开称呼，听起来像呼喊“老虎——老虎——”。一头焦灼躁动的老虎。朱梅馥明白原因，给成家榴写信，嘱咐她保重身体，询问她何日回上海。听说成家榴归来，朱梅馥马上打电话：“家榴啊，总算回来了啊，老傅……和我都很想念你啊，来吧，一起晚餐！”成家榴就欢天喜地来了。一头老虎冲出笼子跃进万重青山……

　　《傅雷家书》中也收有朱梅馥给傅聪所写的几封信。她为傅雷对儿子们的爱、对家庭的爱、对事业与真理的爱辩护，期待儿子能爱父亲，谅解那过于严重的父爱所带来的伤害。在信中，一个母亲，也为自己对婚姻抱持隐忍态度向儿子解释：爱他们的父亲，就必须接纳一切。她的确曾准备带儿子们离开安定坊五号，只要傅雷明确做出另一种选择。

　　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香港，傅聪在钢琴音乐会开始前，讲了这样一段话：“今晚，我演奏的曲目，都是父亲爱听的……”观众席上，被傅聪邀请来听音乐会的成家榴，白发苍苍，泪流满面。音乐会结束，成家榴对傅聪说：“我那时真爱你爸爸，那么有才华，高贵不俗，我怎么能不爱……可你妈妈多好啊，你们安定坊的家多好啊，我只能选择离开，远远地……”在傅聪眼里，这个独身女子到晚年依然是美的。他理解父亲能为她动心一年，是美的，就像自己曾经为女钢琴家阿格里奇而短暂动心一样，是真诚的。香港街头灯火中，傅聪与成家榴拥别，像代替父亲，去拥抱早年的上海时光。我读过傅雷分手后写给成家榴的信，全是关于读书、绘画和音乐的心得，无一丝暧昧和晦暗，端正、干净得像初冬的早晨。

　　“我的玛格丽特，我亲爱的玛格丽特……”傅雷私下这样呼喊朱梅馥。“玛格丽特”，这爱称，源于歌德《浮士德》中的一个女子。傅雷私下呼喊着。从朱梅馥的爱与谅解里，似乎看到自己翻译的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中那个俄罗斯圣者的形象，他深深震惊、羞愧。他呼喊着“玛格丽特，我的玛格丽特”，表达依恋和感动。这样的呼喊，使朱梅馥只能担负起玛格丽特一般的命运，去佑护和救赎这个刚烈、软弱、天真的爱人。这样的爱，有几分小母亲的色彩？只有朱梅馥知道。当然，“玛格丽特”这一爱称，完全可能与《浮士德》无关，欧美女子中常见这一名字。比如，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德语犹太诗人策兰的《死亡赋格》也出现了玛格丽特：“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在夜里喝……你的金色头发呀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或朱梅馥，但丁《神曲》中的维吉尔、贝雅特丽齐，俄国十二月党人们的妻子，用铁饼锅夹层保存曼德尔施塔姆遗作的娜杰日达……这一个美好女性们的阵容，有霞光在她们的瞳仁和怀抱里，一次次破晓、喷薄，让人间永不黯淡绝望。

　　在《浮士德》结尾，歌德写出一个名句，也写出真理——

　　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5

　　江小燕走进安定坊五号，是在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六日上午。

　　小楼楼道口的门紧锁，贴封条。风，拍打三楼一扇没有关紧的窗户，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似乎在呼唤：“来呀，关上呀，冷呀……”墙上贴满的大字报，被前一夜雨水冲洗得字迹模糊，像女子哭花妆的脸。“傅雷夫妇自尽了。”江小燕从辅导她弹钢琴的老师那里听到这一消息，震惊。尽管时常有死亡消息流传，但，傅雷决绝而去以及朱梅馥的追随，还是让江小燕打起寒战。她加穿一件衬衫，仍止不住这寒战的阵阵袭来。从钢琴老师那里问清地址，走进心目中这一光辉院落，眼前一切，墓地般黯淡死寂。

　　这一年，江小燕二十七岁，待业。读过《约翰·克里斯朵夫》，最喜欢书中的安多纳德，那一個法国女子，对困顿、挣扎中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充满温情与善意，彼此并无深刻纠葛，在街头湍急的人流两端对望着、召唤着，走散了。

　　与安定坊隔一条马路的上海第三女子中学，前身就是张爱玲、成家榴等上海名媛读书的名校圣玛利亚女中。一九五四年一月，江小燕走进学校音乐厅，听傅聪去波兰留学前的告别演出音乐会。前排就座的公众人物，有贺绿汀、傅雷等。舞台上，翩翩少年手指下倾泻的音符，潮水般漫过江小燕内心。当然，她从未想到会与傅家产生交集，像不同种属的鱼群游动在不同水域，各自冷暖。一个平民家庭女子，在弄堂深处逼仄、杂居、油盐气息飘荡、流言蜚语滋生的空间里，幻想着，成长着。高中时期，众多同学遵从旨意，纷纷揭发一个俄语老师的“罪状”，江小燕选择拒绝。毕业时，被学校做出“立场不稳”的政治鉴定，失去考大学、就业的资格。“‘不可作假见证，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信之，我行之。”多年后，回望这一选择带来无业、独身的生存状态，江小燕无悔无怨。她埋头自学大学教材、练钢琴、画画。直到一九七二年，父亲去世后，她被安排在街道工厂，正式进入社会，三十三岁。

　　一九六六年九月这一天，江小燕又将做出另一重要选择，与高中时期那次选择，源于相同的逻辑力量：为道义，为慈悲。她尤其怜惜追随傅雷而去的那个妻子、母亲。想想那女子的刚烈、爱，看看安定坊五号此时的景象，江小燕忍不住眼含泪水。

　　“姑娘找人吗？”身后传来询问。江小燕赶忙擦拭眼睛，转身，看见一瘦小老人。江小燕解释：“我，想看看这小楼，我知道傅先生……您？”老人叹息：“我是傅家保姆。”江小燕握着她的手：“您现在怎么安身？”老人答：“安定坊另一家人，也是傅先生朋友，见我无处可去，让我暂居一段。这两天，害怕路过这里，又想来这里。与他们一起十多年，先生、太太待我好。先生脾气不好，心好。我病了，催我吃药休息。好人没好报啊……”江小燕问：“他们火化了？有人送吗？”老人摇摇头：“我一个人去送了。阿敏在北京劳动回不来。阿聪还不知道家中出了大事情。骨灰不让我领，因为不是亲人。太太娘家，也没人出面……”江小燕周身又涌起一阵寒战，继而燃起一场火焰，向老人问清哪一家殡仪馆，急急离去。

　　在傅雷、朱梅馥灵魂上升的漫漫长途中，又一永恒的女性，出现了。

　　江小燕戴着大口罩来到殡仪馆。“我是傅雷养女，来领爸妈的骨灰。”火化工狐疑，像狐狸一样打量着口罩上方的大眼睛：“他们自己儿女呢？”“我就是他们养大的，亲女儿一样，哥哥们来不了，我不能不管，人得有良心，不能忘恩负义，您说是吧？”火化工似乎被“良心”“恩义”这些庄敬词语说服，点点头，拿出一纸袋骨灰，装入江小燕买来的骨灰盒。傅雷、朱梅馥化成的尘埃，被一个陌生女孩怀抱着，穿过半个上海。她担心坐公交车会被拒绝。江小燕家阁楼里，两支线香点燃在骨灰盒前，烟袅袅上升，安抚亡灵。数日后，她又怀抱骨灰盒去永安公墓，办妥存放手续。在死者名字一栏，江小燕用端庄楷体写上“傅怒安”三字。她明白，用“傅雷”这一如雷贯耳的名字存放，不妥。回家，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为傅雷鸣冤。当然，这封信不可能离开上海。盘踞上海市公安局闹革命的工人造反派，从信中雅正言辞，推测是一个有阅历的老者所写。通过邮戳、指纹、笔迹对比，追查到江小燕，有些吃惊、失望。

　　爸爸和妈妈站在弄堂口，看一辆吉普车带走江小燕，担心着。半小时后，一个工厂仓库改造成的审讯室内。三个工人虎背熊腰，面对这一瘦弱女子，很困惑：“你为什么给反革命分子傅雷叫屈？”“傅雷不是反革命，是老革命，解放前就反蒋介石，爱新中国！他翻译了好多书，对国家有贡献——反革命都戴鸭舌帽、戴墨镜，你们看过电影吧？傅雷不戴鸭舌帽。”三个审问者无言以对。冷场半分钟。又问：“他儿子叛逃了！他就是反革命！”“不是叛逃，国家还让他们父子通信呢——叛逃了还会让通信吗？那不是里通外国了吗？公安局不是太笨了吗？”审问者语塞、气恼，拍桌子：“傅雷自绝于人民！你为什么给他收留骨灰？阶级立场哪去了？”江小燕答：“人死要收尸，自古以来天经地義，这点义气你们大男人有没有？我还有。”审问者张大嘴巴，半天发不出声音，眉头紧蹙，像遇到难题的笨学生。冷场。继续厉声厉色：“为什么给周总理写信？大胆！谁在背后指使你？”“没人指使，我闲人一个，待业青年，整体呆家里，给总理写写信、说说话，不犯法吧？”三个审问者面面相觑。

　　多年后，江小燕向一朋友回忆这场审讯，感到庆幸：“那三个工人还算淳朴。我有意识强调‘义气二字，打动他们。说话也故意像孩子一样任性、幼稚。查不出我有啥政治背景、政治目的，关一天就放了。临走，求他们不要告诉我家街道居委会，不要告诉上海音乐学院——那学院与傅雷根本没关系，但如果知道收藏骨灰的事、写信的事，就麻烦大了。三个工人答应了。吉普车送我回家，在离家稍远的街口把我放下来。但我一直忧心别人知道这些事。许多年，听见警车、救火车、救护车的喇叭响，就心跳加速，失眠，头发早早白了，一把一把掉。我多次跑去找那三个工人，确认他们的承诺，神经质了。那三个工人讲义气，没食言，是好人。傅家后人感谢我，其实不必。我能在傅家灾祸覆顶时站出来，也就能在傅家无上荣耀时消失。无非做了一件符合良知的事罢了，无愧，不内疚，就是一种善报。”

　　无比宽宏的天恩啊，由于你

　　我才胆敢长久仰望那永恒的光明，

　　直到我的眼力耗尽！

　　我看到了全宇宙的四散的书页，

　　完全被收集在那光明的深处，

　　由仁爱装订成一部完整的书卷。

　　《神曲》中这六行诗句，像江小燕在吟诵，也完全像致敬江小燕的献词——在疾风迅雨的年代，用仁爱收集、装订那四散飘零的书页。

　　一九七九年，傅雷平反昭雪的消息在《文汇报》上刊登，江小燕的心一下子落定，失眠症随即消失。上海市作家协会遍寻傅雷骨灰，无线索，某日，接到一陌生女子电话：“请去永安公墓骨灰存放室668932号位置，找‘傅怒安。”“谢谢！谢谢！请问您是谁？怎么联系您？”女子把电话放下了。

　　同年，经邓小平批准，傅聪回国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傅雷追悼会。这是他一九五六年去波兰留学、出走后，第一次回到祖国。怀抱骨灰盒，怀抱已改变成木质长方体的父母，傅聪泪流满面。听到江小燕的故事，哽咽不止。他与弟弟傅敏托人请求登门致谢。江小燕再三推辞，最后答应在当时供职的上海大学见一面，拒绝合影，只接受一张傅聪的钢琴音乐会门票。当傅聪在舞台上抱着鲜花，朝江小燕座位的方向深深鞠躬，她悄悄起身，离去。周围是掌声、灯火、人流，星辰高悬。

　　我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张江小燕的照片。风吹云散雨无痕，才更像一个上海传奇。

　　6

　　傅聪坐在沙发上。修长、宽阔的双手，戴着黑色半截手套，这是手掌受伤后形成的习惯，即便弹琴时也不摘去，像突破黑夜包围的十棵小树，在晨风里摇荡不息。一双价值连城的手，不知为其买了保险没有。

　　周围，一群记者手持相机、话筒、笔记本，坐着、站着或者半蹲。若干摄像机镜头虎视眈眈，像老虎，像老傅雷，紧盯这一个早已越过少年边界进入暮境的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傅聪每年都要回中国，举办音乐会、大师班。每次都有记者云集风从，屡屡吃闭门羹。这一天，在上海，傅聪终于答应接受集体采访。记者多，那一间下榻的客房满盈，只好移步于酒店大会客室。傅聪始终呵呵笑着，配合记者要求，从沟通采访提纲，到调整拍照角度。头发向后梳，一丝不乱。尽管老年斑点点如繁星，形象依旧英朗如夜空。手捏烟斗的姿势酷似傅雷，脸型已有大差异。父母的面相中和之后，傅聪脸庞少了傅雷颧骨的耸峙，多了圆融通达。但耿介之气在父子眼神中一脉相承。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这是北岛诗句，傅聪可能没读过。但“召唤与追随”，是所有父子间共同的命题。答案与分数，则需要幽明两隔中的父子们，一再订正、补习、复试？

　　记者开始提问。背景中偶尔有手机响，傅雷表情平静，略停顿，再接着回答。

　　“您往往被称为‘钢琴诗人，怎么理解这一称谓？”

　　“这是别人的说法，不是自我命名。但的确有一种诗性，在我音符里回荡吧。可能与爱肖邦有关。肖邦被称为‘钢琴诗人。像我父亲一样挑剔，太追求完美，音符啊，节奏啊，气息啊，都讲究得不得了。我也与肖邦有缘分，一九五五年得了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全国轰动啊。肖邦去国怀乡，很忧伤，诗人气质浓烈。少年时代，父亲领我读李后主的词，句句是故国山河、春风秋月啊。我后来的经历也像肖邦，自然而然，旋律中有乡愁……”

　　“多年后，回头看当初您从波兰去英国这一选择，有何感想？抱歉，如果先生不想回答，我们换个问题。”

　　“可以回答。一九五八年，在波兰听到传言，我有可能中途结束学业，被召回国内批判，就担心不能再爱钢琴，有了到英国继续学琴的念头。我没背叛国家，国家也始终没以叛国之名加罪于我。周总理一直要求上海方面，不要阻碍我和父亲通信。他对我老师马思聪的命运也很关心。马思聪的钢琴曲《思乡曲》，我不敢听啊，听一次就流一次泪……万不得已，如何会离开祖国和父母？在英国，遇不到说汉语的人，很孤独。埋头读唐诗宋词，我的孩子已经不懂——那种美啊，‘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四顾无人啊，如何说？父母在，尚有家书，他们走了后，我彻底孤独了。我知道自己当年的出走，惊天动地，父母受了巨大打击……”

　　“父亲对您走上钢琴演奏之路的影响是什么？”

　　“他首先是艺术家，懂音乐、美术，其次才是翻译家。我从小就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很多画家、歌唱家、钢琴家，是父亲的朋友知己，常来家里做客。我爱听他们聊天。还没钢琴高，就喜欢爬上琴凳乱弹琴。父亲最初想让我跟着黄宾虹学画，发现我对钢琴着迷，就为我请教师、编教材。我没上过音乐学府，靠每天八小时练琴，靠对钢琴的爱，有了一些成绩。当然，小时候淘气、逆反，偷偷跑到街头看景致，或者弹琴的同时翻《水浒传》，爸爸发脾气，大吼一声真像黑旋风李逵啊。打，打得真疼啊。母亲就来宽慰爸爸，保护我。有一次，我弹练习曲烦躁了，扔开琴谱，随手弹，爸爸在书房听出不同，噔噔噔下楼来到钢琴边，我吓坏了。爸爸问什么曲子啊，没听过。口气温和。我说随意弹的。父亲连说好听好听，把刚才的旋律再弹一遍。他一边听，一边拿笔在五线谱上记录下来。就叫《春天》吧，父亲说。我就有了第一首自己的作品。这情景，完全像约翰·克里斯朵夫童年乱弹琴，被祖父记录下来、起标题。父亲对我管教严，期望高，他后来在信中过度自责了，你们千万别把我童年想得多么悲惨，开心的时光很多很多呵呵。关键是我爱钢琴，就能理解父亲的苦心。”

　　“您的后代有钢琴家吗？”

　　“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欣赏音乐，就行了，从事其他职业也挺好。我对他们是放养，与我父亲方式不同呵呵……”

　　“您还经常看看《傅雷家书》吗？这是一代代人都在读的经典。”

　　“这倒不用刻意去看，父母的话，就在脑子里。一九八〇年，傅敏来伦敦，把父亲给我的信带回国，整理后，出版了这部书。傅敏也有很多父亲的信，不敢留，烧毁了。父亲给我的信，一百八十多封，每封信都有编号，字迹干净。他反复叮嘱我，要先做人，再做艺术家，最后才是音乐家、钢琴家，这顺序不能颠倒。他用写信完成家庭教育，也用写信完成一个父亲的形象，那就是‘赤子，赤誠的孩子。对国家，对艺术，对友人，没一丝卑劣和虚伪，严霜烈日般，容不得一点点苟且、谬错、龌龊。他有两三年时间不能以‘傅雷本名出版译著，家里断了收入。母亲来信让我给他们寄一点生活费，父亲对此感到很难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劝父亲化名出版，他拒绝了，认为这样很屈辱、无尊严。幸好出版社体恤，以预支稿费的名义，每月寄来生活费，父亲才能够把巴尔扎克翻译下去。父母落葬后，墓碑上刻有‘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是我从父亲信中挑出的一句话。”

　　“您给父母的回信，在《傅雷家书》中没看到。您觉得自己这一生，合乎父亲的理想和期望吧？”

　　“我的回信，父母不敢留，怕被人胡乱解读，读完就烧掉了。那时候，他们很孤苦，无人交流回应，就等我的信。我演出忙，回信少，他们就着急。邮差来敲门，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我嘛，事业上，也许能给父母一些安慰，但作为儿子，很有愧，很痛苦……”

　　“先生回到上海，去安定坊五号的家看过吗？”

　　傅聪摇摇头，突然用双手覆盖住眼睛，长久不语。此时，一位漂亮女记者上前献一束鲜花。傅聪缓缓放下手，抬起头，笑了，高大地站起来，抱着鲜花与记者们合影。

　　我通过一个长度约半小时的旧视频，目睹新世纪初上海某日的以上场景。

　　这一日之前，中午，傅聪去海滨墓园祭拜父母。那里是黄浦江进入东海的地方。法国诗人瓦雷里有名诗《海滨墓园》，傅雷在巴黎留学时读过并深深喜爱，大概没想到完全像是为自己所作：

　　大海，大海啊永远在重新开始！

　　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

　　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

　　下午，傅聪从海边回到上海音乐厅，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练琴直到黄昏，为晚上的个人钢琴音乐会而准备。开场前，像孩子一样在后台嘀咕：“弹不好了，弹不好了，真担心……”友人忙安抚：“一定好，一定好，不担心的……”每次走上舞台，傅聪总保持着初恋般的紧张。灯光师调暗舞台，幽会般的气氛呈现，傅聪才缓缓走到亲爱的钢琴前，让肖邦、李斯特、贝多芬们在起起落落的琴键流水里，潜泳或仰泳，到听众内心深处去，掀起波澜。音乐会结束，掌声不息。傅聪松一口气，在渐渐明亮起来的灯光下，笑了。走出剧场，坐上轿车，应邀到诗人白桦家去做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通过阅读国内文学杂志，傅聪读到白桦、刘心武等作家的作品，在伦敦感受到故国解冻、春山可望。那一夜，傅聪、白桦喝了两瓶茅台酒，醺醺然到天亮……

　　一九八一年，经楼适夷推荐，三联书店的掌门人范用，力推《傅雷家书》问世。之后，出现众多版本，印数惊人。一代代读者从中获得艺术的、爱的、人性的启蒙。我手中的版本，蓝色封面上，一片白色羽毛翩然飞动，设计者是傅雷在巴黎求学期间结识并成为知己的画家庞薰琹。《夏倍上校》《贝多芬传》等傅雷译著的封面设计者，都是他。这位同样受过折磨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在为亡友家书设计封面时，心情或许大海般汹涌难平。“青鸟海上来，今朝发何处”（李白）。“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欲作家书意万重”（张籍）。“江水一千里，家书十五行”（袁凯）……青鸟来去，一代代游子、浪子、流亡者，只能在家书里拥紧亲人故土。当下，手机、电脑的即时性，取代纸墨和邮路的缓慢悠长，让乡愁与情思的重量变轻了？

　　傅雷给傅聪写第一封信，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晚。前一天，一月十七日，全家到上海火车站，送傅聪去北京，赴波兰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留学。月台上，父子、母子、兄弟一一拥抱，泪水中的笑脸像阵雨中的花朵。

　　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教人怎么舍得！老想到五三年正月的事，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我的头脑，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的一部分罪过。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

　　你走后，妈妈哭了，眼睛肿了两天：这叫做悲喜交集的眼泪。我们可以不用怕羞的这样告诉你，也可以不担心你憎厌而这样告诉你。人毕竟是感情的动物，偶然流露也不是可耻的事。何况母亲的眼泪永远是圣洁的，慈爱的！

　　7

　　安定坊五号，种种剧情落幕后的一个舞台。

　　“荷衣兮蕙带”，“芳菲菲兮袭予”，屈原所写的句子。一个最早以自尽表明心志的诗人，让汨罗江像一面波动的巨镜，供历代士子端正衣冠、洗尘去垢。傅雷熟读《离骚》、痛饮酒，看看这一巨镜。在空间中消失，在时间中永恒。荷香与蕙芳，自古至今浩浩荡荡吹袭身后人，让我们从莎士比亚式的悲剧里，感受阵痛，又在契科夫式的悲剧里，忍耐着、惭愧着、重生着。

　　我沿楼梯又走一遭，依然无人开门。像一只手掠过旧琴键，没听众。我的脚步声中，变奏着傅雷、朱梅馥、傅聪、傅敏等人的脚步声。

　　不知傅雷那间冲洗照片的暗室，设在哪一房间。他曾对摄影狂热过一个时期，去黄山、杭州、台州等地游走拍摄。与友人同行，会提前两天让朱梅馥用面粉、糖、肉糜、芝麻，精心制作出一种傅家点心，在路上共享。合影时，他难得咧开嘴欢笑。一九四四年，在上海费心操持“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写文章发表在报端，解读泼墨与积墨技法中的山水，举相機拍摄照片留存资料，去银行为黄宾虹汇寄卖画所得款项，像一个儿子对待老父亲。他从黄宾虹身上感受到缺失的父爱。通过能查询到的傅家照片，我在脑海中尝试还原这座小楼的室内陈设：书架，花瓶，钢琴，墙上悬挂的字画，写字台，窗户，傅雷、傅聪坐在沙发上讨论一本打开的画册，朱梅馥坐在他们对面织毛衣，穿衣镜映出摄影者模糊的身影，大约是傅敏。那本打开的画册，可能就是比利时木刻家麦绥莱勒为《约翰·克里斯朵夫》所作的插图集。我看到过这一插图集。约翰·克里斯朵夫出生、成长的那座莱茵河边小楼，被木刻刀刻画得像苏州河边的这一栋小楼，黑白分明，犹似深夜里大雪压境。

　　傅雷离世后，小说家、翻译家、傅雷老友施蛰存，来这一院落站立很久。在翻译原则上，二人观点有异，曾在傅家客厅发生争论。施蛰存主张，达意即可。傅雷则坚持不仅仅要达意，还要传神，并给施蛰存举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纪德由英文翻译成法文时，这一句变成“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傅雷对施蛰存说：“这不是翻译错了，是传神。”施蛰存反问：“这么说，中文译本里这一句应该是‘静得鸦雀无声？”傅雷击掌而笑：“对呀！”施蛰存狡黠一笑：“不行哦，怒安兄，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啊。”“但我们生活在汉语中啊，‘鸦雀无声，多美好。”傅雷坚持己见。二人没有达成共识，也美好。一九八六年，施蛰存写文章悼念傅雷，感叹：“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如此祈愿，大约因这样的刚劲已罕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蹁跹四方，像轻薄的蝴蝶。

　　“刚毅木讷近乎仁。”“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这些前贤话语，在傅雷身心回响，像江河潮汐在滩涂上的一枚贝壳里回荡。

　　《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结尾，回应开篇，在傅雷译笔下保持恣肆与雄阔——约翰·克里斯朵夫在梦中又回到童年卧房，一生像莱茵河那样在眼前展开。那些爱过的人，母亲路易莎，舅舅高脱弗列特，知己奥里维，女性友人萨皮纳、葛拉齐亚、安多纳德……一个又一个浮现并与克里斯朵夫深情对话。恍惚间，开始渡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一夜”，“左肩上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

　　早祷的钟声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 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去的克里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

　　“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

　　“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责编：鄞珊

　　作品 202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