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健

　　我母亲过去常说，一个女人一生中总会有那样一个时刻：知道今天的蒜薹多少钱一斤，比昨天便宜多少，或者贵多少。当然，不一定是蒜薹，也可以是萝卜、白菜、韭黄或者猪肉。对我母亲来说，她一生中那样的时刻来得特别早；她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五人，虽然最终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弟弟文生、新生（新生丢了，但我觉得他一定还活着），但对我而言，那样的时刻来得要晚得多；我并不是说我过得比我母亲幸福：我父亲四年前才过世，他们相守了六十九年；而我，今年五十二岁，就已经守寡两次了。

　　四十岁，我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我就搬来和母亲、父亲一起住了，方便照顾他们。父亲去世后，弟弟文生在省外找了份工作，一年回来一趟。不过，房子以后肯定是要留给文生的，父亲去世前就这样告诉过我们。我本来对这件事没有特殊的感受，但就在前几天，母亲又一次明确地告诉我，房子以后是要留给文生的（文生现在还没成家）；虽然我现在已经申请到廉租房了，但听到母亲那样淡淡地告诉我，我还是望着阳台上一盆被夕阳照亮的红掌出了神：当我老了，我甚至没什么可以留给我儿子的——是的，我和第一任丈夫有个儿子，今年三十岁，一个人在深圳——他还没文生回来得多。那盆红掌的时节已经过了，即使在夕晖下，红掌上的褐色也显得触目惊心。我看着它——即使是红掌这样寻常的植物，也有自己的時节。我母亲拿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颤颤巍巍走近它；她拨弄着重重叠叠的叶子，一边把多余的枝叶剪掉，一边说，“养花就像养孩子，”她瞥了我一眼，逃过她大肃清的那枝红掌就像一柄鸡血玉如意，插在一个无人问津的聚宝盆里，“你得把旁枝清理干净，不然养不好。”她又拿起一个带花洒的雪碧瓶，把被瓶身映得碧荧荧的水浇在红掌上，红掌被她浇得像她一样颤颤巍巍的，“不然养不好啊。”她又说了一遍。我当时觉得她是在说我儿子。但我也没太在意。

　　不过，说回蒜薹——我今天买蒜薹，正把几根枯黄的拣出来时，看到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女人。她比我保养得好得多，但凭女人的直觉，我还是觉得她和我年龄相仿：到了一定的年龄，不管你的脂粉涂抹得多厚，岁月总会透过它们，让别人一望便知你的深沉。她拿了一把蒜薹，根本不像我那样仔细，那样挑挑拣拣，直接递给了菜摊主人。那时我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那把蒜薹，又看见自己穿了很久的鞋。我的鞋跟不高，鞋面上带着灰。年轻的时候看见别人穿漂亮衣服时心里那种自惭形秽的感觉突然来了，但我很快镇静下来，那个女人拎着蒜薹走了。我把我的蒜薹递给了菜摊主人。

　　我觉得我这把比那个女人的那把蒜薹要更好，更青，更嫩，但拎着那把蒜薹和一些其他时蔬，走在路上，看见临近正午时的阳光洒在破败的街道两旁，洒在刚刚被洒水车浇过的路面，看见自己映在路面上的影子，我心里还是泛起一股惆怅。我母亲昨晚说了，说今天要吃蒜薹炒蛋，于是我今天就来买蒜薹了；但以后我母亲不在了，谁再给我这样的指示，好让我的人生继续下去呢？如果我第一任丈夫还活着，或者第二任丈夫还活着，也许，即使我拿了一把不那么青、那么嫩的蒜薹回家，我也是幸福的吧。我继续沿路走着。

　　“哎呀，快叫阿姨好！”崔凤娟抱着她那两岁的小孙女儿从湿漉漉的远处走近，“刚买菜回来呀，我们起晚了。”她的小孙女儿昂头看着我，“阿姨好。”我收敛了自己的惆怅。

　　“哎呀，长这么漂亮！小美人儿，你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我用不拎菜的那只手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发。

　　“蒜薹哪买的，多少钱一斤？老妈妈身体还好吧？”崔凤娟笑着，她的目光似乎已经扒开了我的塑料袋，把那袋蒜薹的青和嫩端详了一番。

　　“还好，在出口的地方，”我也赔笑着，我告诉她蒜薹的价格，“有空来家里坐坐。”

　　“好，”崔凤娟依然抱着她的小孙女儿，“跟阿姨说再见。”

　　“阿姨再见！”

　　“再见。”我望着他们走向湿漉漉的前方。

　　你看，我母亲说的，一个女人一生中总会有的、那样的一个时刻，即便在我一生中来得那样晚，对于另一些女人，还是来得太早了。

　　那天我们吃完午饭——蒜薹炒蛋，菜花炒肉，裙带汤——我收拾好厨房，看见母亲歪在沙发上看新闻，于是我坐在一边打毛衣。酒红色的，为母亲打的，秋天穿。这时母亲要和我聊聊过去。

　　老人家是这样的；就像年轻人喜欢谈论未来一样，老人家更倾向于谈论过去。当然，我母亲已经很老了，她谈起过去时，并不忌讳谈起逝者。我很喜欢边打毛衣，边听母亲谈起过去的事：在母亲的话里，我的兄弟姊妹仿佛还没死去，仿佛又从往昔里坐起身来，和我们一起歪在沙发上；当然，我也会和母亲谈起过去一起经历过的种种，不过我不会谈起我的两任丈夫：那样的回忆是只属于我自己的；我敢肯定，即使是母亲，她也对我隐去了很多只属于她的记忆。

　　有的时候，母亲也会讲到令她黯然神伤的地方，但我总是知道我该怎样让她感到宽慰。像那天，我就把打了一半的毛衣晾在一边，用我的手握住了她的手。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从成语词典里摸到了“瘦骨嶙峋”这个词。母亲的手有一种脱了水的鱼皮的质感，她紧紧攥住我的手，眼泪扑簌簌掉下来：但并不像年轻人，像我的儿子在他父亲死去时那样流下许多眼泪——也不像中年人，像我在两任丈夫去世时那样，流下那种像古人说的、“玉箸”一样的眼泪——我母亲的眼泪像一处汩汩的泉眼被一块大小刚好的石头堵住后，无可奈何地溢出来的泉水珠子。那一刻我先前的哀愁也被勾起来了，我抱着母亲哭着。

　　“文生他现在忙啊，不来看我了，”我母亲呜咽着，“要是新生没丢就好了。”母亲伏在我怀里，我感觉自己捂着一个即将干涸的泉眼。“文生他不来看我，”母亲呜咽着，“我们两个都养了白眼狼啊。”

　　那一刻我更伤心了——我也三年没见儿子了。我现在还可以等，我还不太老，可母亲是等不了那么久的。“命啊，”母亲的发像从茧里抽到一半就断掉的蚕丝，不会再有人过问了，“命啊。”

　　我已经忘了新生的样子了，我母亲一直声称她还记得；她总是说，如果现在新生出现在她面前，她一定知道那是他；但我是不信的。新生十二就丢了，那时我十六。我只记得他是我们家兄弟里长得最好的，眉眼、鼻子、嘴巴都是好的，可就是想不起他的样子了——可能是我自己也生了儿子，所以对已经丢掉的弟弟，印象越来越淡了。想起来，新生也是我们兄弟姊妹里最机灵的，很懂得帮家里人分忧；难为母亲一直想着他；但，母亲终究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有次她兴致来了，帮我拣菜，还把蒜薹看成了葱。所以我觉得，即使新生现在到她面前，她大概都看不清他。而且岁月是会让人改容易貌的，文生小时在兄弟里长得最贼眉鼠眼，到了青年时，居然长得也挺招人喜爱了；现在到了中年，头发没掉，体重也保持得挺好，变得和小时候一点也不像了。要是新生没丢，也许现在母亲也不会这么寂寞吧；不过，世上的事，谁又知道呢？

　　有时母亲会在夜里念叨一些人名。我最开始以为她是在梦里念的，但我有一次起来，到母亲床边坐下，借着窗帘一隅漏进来的月光，发现母亲睁着眼睛，手搭在被子上，她看到是我，问我，“新生呢？”我心里已经叹了好几口气了，但我还是把母亲的手放回被子里，母亲依然睁着眼睛，眼神在月光里变得像深不见底的潭水。“新生，”随即那眼睛又变成两口枯井，因为将近百年的世事已经抽干了她的潭水，带走了她身边的人——也带走了我身边的人，“新生。”母亲淌着泪，闭上眼睛。那眼泪看起来简直像世事蘸着月光的墨水，在她脸上写下的、只有她心里知道的密文。即使我们都是女人，我们的哀愁也不尽相同，我又在心里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床上睡下了。

　　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母亲再没劝我嫁人了。“再找一个”这样的话，我母亲那时起再不说了。况且我儿子那时已恨我入骨，在省外上大学，除了要钱，几乎不和我联系。我那时就做好了准备，守寡一生。过去我和别人吵架，常常被骂“克夫”，这样的话现在想起来，也是很伤人的。如果冥冥中真的有“命”这样的东西，一次，是可以试错的，两次，未免就有些吓人了；虽然说事不过三，但我们这样的人，哪里有际遇和胆识，哪里有靠山和资本，去试第三次呢？不过，当时还真的有人这样劝过我，那是我和老墨认识以后的事了。

　　我认识老墨是在八年前，我四十四岁，他刚五十岁，还有几年就退休了。他离异了，儿子已经工作；而我儿子那年毕业，刚到深圳。他那时似乎对我很有情谊，那几年我母亲腿脚还硬朗，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和楼上的白姨（现在已经去世了）一起搀着到楼下晒太阳，唠家常。这样的日子里，母亲是不需要我的，她们有自己的往事要在太阳下整理，我就给老墨悄悄发消息，老墨要是闲着，就会叫上我陪他到附近的公园或者老城逛逛。我怕别人说闲话，所以老墨的事我没告诉过别人，甚至没告诉过母亲——我只告诉了当时和我特别合得来的姐妹王姜，她是个特别好的女人，对朋友守口如瓶，可惜三年前肝癌晚期走了。唉，不过，那时她还是很健康的。那时她老公在外面有了人，我常常去她家宽慰她。有一天我告诉了她我和老墨的事。那天是周末，下午文生在家和母亲看电视，父亲那时还健在，正和梁叔在楼下下棋，我在王姜家里打毛衣。

　　“啊，他人真好！而且很有眼光——你现在保养得还是不错的！”王姜笑着帮我捋了一下頭发，“要不要吃点我昨天烤的红薯干？就烤在暖气片上。”

　　“都老了，”我也笑了，“不好看了。吃。哎你上次打的那个帽子，下面那个穗子怎么打的？教教我。”我笑着，差点漏掉了一针。我那时在给老墨打毛衣褂子，我想再给他打顶带穗子的帽子。

　　“待会儿教你。”王姜端来一盘烤得干干的、香香的红薯干，放在铺着绿色桌布的玻璃茶几上，笑着坐在我身边。“哎，我说，”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她还是凑在我耳边，像个少女一样，悄悄问我，“你们那个了没？”

　　“哎哟，”我笑得红了脸，拿起一片红薯干朝她的嘴塞去，“吃你的红薯干。”王姜笑着挡住了嘴，“这有啥害羞的，看看你。”王姜自己拿了一片。

　　“没有，”我笑着摇摇头，继续打着毛衣，“没有，我们就拉拉手，像过去的人那样。”我打着毛衣褂子，想象着老墨的体格。“没有别的，就拉拉手，”我一针都没漏，我毛衣打得特别好，一针，两针，“再说了，我们又不会结婚。”

　　“为什么不？”王姜逗我，“你还年轻呢。”她笑着。

　　我腾出一只手，竖起两个指头，“两次了，”我摇摇头，“不敢再试了。”

　　“我就不信你的命是这样！”王姜要看我的手相，我躲开了，把手攥紧，像个小孩子，“我还是觉得你可以再嫁人，再说了，现在虽然没有工资，可是咱们有退休金啊。”

　　你看，真的有人这样劝过我。不过，除了王姜，也再没别人这样劝过我了。而且那时我的退休金确实在自己手里，所以可以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衣服，首饰，吃的，用的——都不太贵，可如今这些钱（还有我母亲的一部分养老金，我每次挪用，母亲都默许了）都用在我儿子身上了——唉，这是另一个故事，我后来会讲到。继续回到那些让我感到些许欢愉的回忆中去吧。

　　“我不会再嫁人了，”我打着毛衣，“两次希望都破灭了，再燃起一次希望，太累了，受不了的。”我摇摇头。

　　“他知道你的事吗？”王姜一边嚼红薯干，一边问我。她现在不笑了。

　　我继续打着毛衣，要是别人这样问我，我是会用毛衣针扎她一下的，但王姜是为我好，很多事她和我想的都一样。比如，她和她丈夫离婚后，就只有一个愿望，“什么时候我能看见我儿子结婚，我的人生就圆满了，他成了家，我就放心了，你也是啊，”她那时伸手，搭上我的肩膀，“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啊。”所以王姜这样问我，我并没生气，我只是继续打着毛衣，我说，“不知道，”我想着老墨，想着他的体格，领子得再打大一些，“不知道，我还没告诉他。”

　　“别误会，”王姜看着我们面前的那盘红薯干，“但我觉得，如果你没告诉他，就别告诉他了，”王姜又拿了一片，“男人都一个样，他要是知道了——”

　　“不会的，老墨是个好人，再说，”我那时的语气很肯定，但心已经犹疑了，“他不是那种人，不会——唉，”我叹了口气，“我总不能瞒着他吧。”

　　“很多男人都避讳这个，嘴上不承认，但心里都是那样的。”王姜说完，又起身走到暖气片边，准备再去拿一盘红薯干，虽然这盘还没吃完。

　　“我觉得我还是得告诉他，”我说，王姜背对着我，“我觉得他不会介意的。”

　　“那我希望你是对的，”王姜那天的背影我直到现在还记得，“还是谨慎一点吧，人心经不起试探啊。”

　　在对老墨坦白后，经历了他的冷落，最终和他断开，我再想到王姜那句“人心经不起试探”时，心里是五味杂陈的。当然，我并不怪老墨，也没怪自己当时没听从王姜的建议，把一切对老墨守口如瓶——不过，你要说我心里没有一丝丝悔恨，那是不可能的。我说过，被骂“克夫”是让人难受的，但一份自己可能享受到的幸福，因为“克夫”这样一个令我无奈的理由，被自己亲手断送掉，还是令人愁肠百结的。而且老墨是那样一个温柔的人，决绝的时候都是那样彬彬有礼，他带我最后一次逛了老城，我把我为他织的毛衣褂子送给了他——可惜不能再为他织一顶带穗子的帽子了。我的眼泪那时就在眼眶里，我想起我过去的婚姻生活，想起我以前的两任丈夫，想起我如今所做的一切，我突然有一种眩晕感。老墨抱住了我，他那天在老城的一个巷子里抱了我很久。

　　那天晚上我給儿子打了个电话，问他在深圳待不待得惯。

　　“朋友在，”语气里的不耐烦，我已经听惯了，“以后这个点别打。”电话挂了。那天晚上母亲不知道我怎么了，拍着我的肩膀；父亲歪在沙发上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他耳朵有点背。文生出去和朋友喝酒了。我现在还记得母亲拍我的肩膀时，我抽噎的声音、她拍的声音、电视的声音合在一起，让我玉箸似的眼泪越流越长的情形。

　　我四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此后，电视声调小了许多。所以每回进门听见调得小小的电视声，我都会一次又一次地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那年王姜经常来我们家宽慰我和我母亲，就像我之前宽慰离婚时的她那样——她也会带着她的毛线来，她甚至教会了我打她的“独门穗子”。王姜那年陪我们度过了好多个阴郁的下午，我和我母亲的精神也渐渐好了起来。“我父母都走得早，”她有一次对我母亲说，“我男人又在外面找女人，我儿子现在在外面，所以我差不多也是一个人，”她拉着我母亲的手，“阿姨啊，我和你女儿关系好啊，还好我在这有这么个好朋友。”她拉着我母亲的手，我母亲也被触到伤心处了，“好孩子，那你就常来阿姨这坐坐，常来啊。”我母亲也握住了王姜干瘦的手。

　　可惜最终我母亲也没能长久地握住她的手。王姜在我父亲去世一年后——也就是三年前——我四十九岁时，肝癌晚期走了。那年四月查出来就已经是晚期了，七月人就不行了。五月我们还参加了崔凤娟儿子的婚礼——就是之前买蒜薹回来时遇见的那个抱着她两岁孙女儿的崔凤娟。

　　王姜那年四月底还来过我们家一次。那时她的手比我母亲的手还要干瘦得多，两只眼睛依然有神，只是面颊已经深深凹下去了。“我不怕，”她望着窗台上那盆我母亲悉心照料的红掌，语调苍凉又悲伤，“我终于可以去找我爸妈了，只是，”她尽力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失控，“再也等不到我儿子结婚的那天了。”我母亲温柔地拍着她的肩膀，而王姜就那样看着那盆正当时节的红掌。我母亲说，“唉，文生也是啊，我活到这么老，也没看见他成家立业，唉，”我母亲叹道，“我和你也是一样的心，一样的命啊，我也等不到文生结婚的那一天了。”然后，我母亲和王姜都转过来看着我，王姜那天的眼神我再也没在别人眼里看到过——她看着我，眼里含着一种糅合着绝望的期待。那眼神仿佛在说，“替我看到那一天，替你母亲看到那一天，最终也为你自己，看到那一天。”那一瞬间，仿佛我不止一个儿子，而是三个——文生，王姜的儿子，仿佛都成了我的儿子。我继续低头，剪着自己的指甲。但其实那时，我心里也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悲伤——我是等不到我自己的儿子结婚那一天了。

　　我有三年没见我儿子了。事实上，我上次见我儿子，就是在王姜去世的那一年三月，就是那次我知道了我儿子在深圳借了很多公司的贷款，有过一段靠着挥霍未来而摆脱过去的日子。那次以后，我就开始用自己的退休金帮我儿子还贷款了——当然，我的退休金是远远不够的，好在我儿子现在也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母亲也默许我拿出她养老金的一部分来，帮我儿子还债，我们就靠着剩下的养老金过活。事实上，三月初我接到了我第一任丈夫的妹妹打来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现在想想，原来那通电话才是后来更大的哀愁的号角。

　　“你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啊！令人刮目相看啊！不过，我哥哥已经不在了，他儿子造的孽，早就和我们没关系了！你自己养的好儿子，自己受着吧！”然后，电话就挂了。我打回去，也没人接了；我给我儿子打，也没人接。事实上，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去深圳一趟的准备，只是没办法安顿我母亲——谁知过了几天我儿子就回来了。

　　我儿子那时是和一个与他差不多大的男生一起回来的。我打开门见到他们两个时——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想太多，因为好久没见到我儿子，那种欣喜的感觉一下就让我眩晕了。我把他们让进门，让我儿子进去看看外婆，这时我才发现他们两个一直是牵着手的；而且我的儿子两只手都戴着手套，手套很长，甚至盖过了手腕，他吃饭时也没摘下来。我当时应该没有多想，甚至没想起来我儿子的姑姑打来的那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但女人的直觉还是让我警惕了起来。

　　你也许会诧异，一个像我这样守寡的，住在三线城市的，每天不是去菜市场，就是待在家里的女人，怎么会对这样的事警惕？让我来告诉你，这样的事每个时代都有，我母亲当年上山下乡时就遇到过，她还怀疑过文生会不会是——毕竟他这么多年都没成家——况且在我们这个时代，从网络上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是无比容易的，有时甚至会被迫获取很多我们无意知道的信息。我不知道别人怎样，但我觉得，这样的事落在我自己的头上，是我无法承受的。我给自己规划过一个理想的晚年生活图景——即便没有我丈夫，我依然可以给儿子带带孩子，孙女儿孙子我都会喜欢，毕竟这个孩子将是我丈夫留在世上的、留给我的最后的慰藉。况且参加了那么多场朋友孩子的婚礼，我也经常在脑海里幻想自己儿子结婚时的景象——我将穿着一身喜庆的、大红色的、我们那个年代由衷喜爱的、经典的服装，新郎新娘将给我献茶，我将流着幸福的眼泪祝他们永结良缘。但我看见我儿子现在牵着另一个男生的手。

　　我母亲眼睛花了，但她也是能看见那样的场景的——她当时对我儿子点点头，对那个一起来的男生笑了一下，然后慢吞吞地起身，拿着剪刀去修剪那盆红掌了。我躲进厨房，那时我正准备着午饭，我看着刚刚切好的土豆丝出了神。

　　那顿午饭是怎么吃完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儿子待了几天就走了，他变得比上学之前文静了许多，少了些乖戾的脾气，当然，我感觉他还是恨我的——恨我当时选择嫁给了第二个男人，恨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爸爸。那个男生也陪他一起回了深圳，我本来可以更快地从我儿子这次突然到访中恢复过来，重新和我母亲过起平淡而又满足的日子——如果不是在我儿子出发的前一天傍晚，那个男生给我打了通电话，我有时会天真地觉得，对于我和我母亲，命运不会再变得更坏了。

　　他一定是从我儿子那里知道了我的手机号，他给我打了通电话。“他今天不在，”我听出是他，就冷冷地说，“明天你们就要走了，今天他去见过去的朋友。”

　　“阿姨，我打您的電话，就是找您的，”电话那头不卑不亢，“您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如果你可以离开他——”他打断了我。

　　“事实是，阿姨，我不能离开他——或者说，他离不开我——是我救了他，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在自杀，而我一直在帮他。”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说的是假的，他是个骗子，我应该马上报警。但我当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母亲在一边把电视声调得更小了，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或者只是单纯地把电视声调小，让我更好地听清电话里那个男生说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他说了很久，我听了很久——他说，他第一次遇到我儿子时，我儿子在一间喧嚣的酒吧里，多么亢奋地咒骂旁边那个把酒水洒到他肩膀上的人，多么亢奋地咒骂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一切——我儿子青筋暴起，嘴里吞吐着白色的泡沫，我看到了一条即将死去的青鱼。我儿子把酒喝完，然后掏出一把漂亮的英吉利小刀——我知道那把刀，是他爸爸留给他的——看着它，越看越难过，好像在犹豫，又好像是在想事情，然后他用那把刀划开了自己的左手腕。他说任何一个还有心的人看到那一幕，都是会心碎的，但我儿子身边的人都是撺掇他的魔鬼；他从他们中间穿过，来到我儿子身边，迅速把他抱起来，呵斥旁边的人叫救护车，这时那些人才终于从看见血的惊诧中恢复过来，拨打了120。我儿子在他怀里哭着，哭声越来越短促，说他多么爱他的妈妈，多么爱她，当然，他也多么想他的爸爸。他抽噎着，然后抽搐着，脸因为失血，又被酒吧的灯照耀，看起来就像一块被揉碎的华夫饼。他说他看不下去了，我儿子当时还在一声一声地叫着“妈妈，妈妈”，我的眼泪又像玉箸一样流下来了。

　　“他怎么会——怎么会呢？”我母亲这时把电视关了，我刚刚差点脱口问“他怎么会自杀呢”，不，不能让我母亲再承受这样的事了，即使是已经过去的事，对她来说也太残忍了。

　　“贷款，很多公司，他还不了，所以——”

　　我等他说完，我当时觉得自己拿的不是电话，而是那把英吉利小刀。所以，他继续说，他先帮我儿子还了一部分，但他觉得这件事必须要让我知道，他很爱我儿子，会帮他一起承担这一切，但他认为，作为我儿子的母亲——

　　“作为他的母亲，”电话那头顿了一下，“您也应该一起承担。”

　　我隐晦地问了数目，我还不想让我母亲知道。他似乎终于意识到了我身边还有我母亲，我儿子的外婆。

　　“我会发给您的，”电话那头又顿了一下，“所以请您相信，我是让他变得更好的人，我不会再允许他沉沦下去的。”

　　“他为什么不自己告诉我？”我的心里终于泛起一股源自内心的母性的愤怒，“是他让你告诉我的吗？”

　　“不是的，我们来之前，他只告诉了他姑姑，以为她会帮他，毕竟他爸爸那边的亲戚更有钱——但她很决绝地挂掉了电话；经历了她姑姑的拒绝，他更不肯告诉您了。事实上，这次回来看您，还是我敦促他的。不过，看来他也并没告诉您，但我觉得，您和他姑姑不一样——您是爱他的。”

　　是啊，哪一个妈妈不爱自己的孩子呢？挂了电话后，我走出房门，想起了之前我第一任丈夫的妹妹打来的那个电话；我又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我一边等待接听，一边在脑海中想我母亲修剪红掌的那个画面，我是不是也很久没有修剪我的红掌了呢？电话这次接通了。

　　“我都知道了，”我看着夕阳，“你没去见朋友吧，妈妈都知道了。”

　　“嗯，”电话那头的声音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发出来的，“对不起，妈妈，对不起，”那个声音一直在说对不起，“我没见朋友，我在老城里走着，太阳快落山了。”

　　“没事，”我拿着电话，“没事，没事，”我看着太阳落下去，“妈妈在，妈妈在，”可太阳落得那样慢，“妈妈在。”

　　所以你都知道了，王姜那天眼里含着一种糅合着绝望的期待，看着我时，我的心是多么悲凄啊。虽然我母亲还在身边，我的身体也还算健康，但我已不能再丢失任何东西了——在这世上过着悲凄的一生，像我这样年纪轻轻就没有了爱情的人；像我这样到了中年兄弟姊妹就已阴阳相隔的人；像我这样几乎不能在晚年依仗儿子还要替他还债的人；像我这样不仅不能为我母亲排忧解难，让她颐养天年，还要靠她的养老金过活的人；像我这样知心朋友寥寥无几，即使王姜在身边，也即将撒手人寰的人……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人生失败透顶——我甚至没有我儿子拿英吉利小刀划开手腕的勇气。

　　那年四月起，我就开始把自己的退休金汇给我儿子了。他一开始执意不要，但迫于还款压力，他还是接受了。我母亲后来也“后知后觉”了一切，她有一次提议让我用她的养老金给我儿子还债，“用吧，我还能用多少呢，用吧，别让孩子在外苦着自己；以后用的时候就拿，不用告诉我了。”我哭了，抱着我母亲，后来她真的就默许了。但就在前几天，母亲那一次明确地告诉我，房子以后是要留给文生的——我想，我母亲大概也害怕我儿子欠得太多，要把她最后留给文生的房产也赔进去吧——但我早已在心里发了狠誓，我是绝对不会动留给弟弟文生的东西的。

　　那年五月，我有天买菜，回家路上遇到了崔凤娟。“哎呀，就是准备上你家找你来着，你猜怎么着，”崔凤娟喜得眉毛都挑起来了，“我儿子要结婚啦！”

　　虽然我心里有些嫉妒，但崔凤娟也是我比较好的朋友，我还是尽可能由衷地恭喜了她。我问了问新娘子是哪的，家里有几口人，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崔凤娟热心地一一回答了我。

　　“哎呀，后天吃酒席！一定要去啊，带上你妈，热闹热闹！把王姜也叫上！给她冲冲喜！她病得怎么样了？”

　　我摸了摸自己的两颊，“这儿，”我摇摇头，“肉都凹下去了。”

　　崔凤娟的眉毛这时塌了下来，“唉，”不过她可不想被这样的事影响到她的心情，“呸呸呸，咱们都别唉声叹气啊！后天叫上她，咱们好姐妹，一起去吃我儿子的酒席去！”

　　到了后天，我，我母亲，王姜，我们三个坐在一辆车上，朝酒店驶去；我和司机坐在一起。前一天晚上，我母亲包了个五百的红包，“随份子可不能忘了，你和小崔关系好啊，”我把红包掖在自己包里，王姜也包了个五百的，“我的不能比别人少！”查出肝癌晚期后，王姜看起来一直特别憔悴，人也慢慢脱了相，但那天吃酒席的路上，王姜看上去更像过去那个健康的旧王姜。她扑了粉，点了唇，特别是那双眼睛——看起来特别干净，好像没有被世事折磨过；她穿了一件看起来特别喜庆的衣服，头发看起来也浓密极了——“是假发。”她上车前对我和我母亲扑哧一笑，小声说。司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当时他透过车窗望着王姜的眼神，我现在还记得呢。

　　我，我母亲，王姜，我们三个最终坐在了一桌，崔凤娟和她儿子、媳妇来敬酒时，我们都站了起来，王姜也试图站起来。被崔凤娟拦着，但王姜还是站了起来，“哎呀呀，你坐着就好呀！你知道，你来了我们就可开心了！快，新郎新娘，敬你们王姜阿姨！”那时我看见崔凤娟的眼泪就在她脸上、擦脸的手上、擦手的红手绢上，“哎呀呀，我今天是太高兴啦！好姐妹都过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我开心啊！”崔凤娟还在哭着，我给新郎使了个眼色，让他把他妈妈扶走。崔凤娟一只手扶着儿子，一只手举着杯，“大家吃好喝好！哎呀呀，我是怎么了——我是开心啊！”然后崔凤娟把酒干了，王姜也把酒干了——我母亲去拦她，但晚了一步。“没事，”王姜笑着对我母亲说，“我这样的人，今天看到一场婚礼，虽然不是我儿子的，也圆满啦！”那时我突然也被这句话感动到了——今生我是不能为我自己的儿子办一场婚礼了，但只要他不再沉沦下去，不再想着自杀，等到哪天我们一起还完了贷款，他过着自己喜欢的日子，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这不就是普天下每一个像我一样的母亲，最希冀的事情吗？也许我不该苛求太多，虽然我心里依然有一个想抱孙女儿孙子的心愿，但只要他不再靠着挥霍未来而摆脱过去，真正地活在当下，即使我马上步入王姜的后尘，和她做伴，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到时候我就可以在另一边和我的兄弟姊妹、我的父亲、我的丈夫团聚，在另一边和他们一起等候我母亲、文生弟弟和新生弟弟（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相信，那样的话，我是会满足的。

　　到现在，我儿子欠下的贷款已还完一半了。我承认，三年前参加崔凤娟儿子的婚礼时，那种“感动得觉得可以马上死掉”的心情只持续了两个月，两个月后，人生又一次让我清醒了一回——当然，这次终于不是给我当头一击，让我汗毛倒竖地从噩梦中惊醒，而是像小时候那样，像母亲把我从酣眠的美梦里唤醒。

　　三年前，参加完五月崔凤娟儿子的婚礼，我又接着参加了七月王姜的葬礼。葬礼上我见到了王姜的儿子，他的眼睛哭肿了，我看着他，眼圈也红了。

　　“以后再也没有人给我烤红薯干了。”新的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溢出来——你看，我之前告诉过你的没错，年轻人的眼泪是丰沛的。

　　我听到这句话实在是太诧异了，我又想起那天和王姜一起聊老墨、吃红薯干的情形。这句话真是令人难过啊。

　　“以后再也没有人给我烤红薯干了。”王姜的儿子说。我看着王姜的黑白照，是的，那张照片，在那一刻看起来，真的像一个世上最会烤红薯干的专家的肖像。那天我回家以后，就抱住了我母亲，“妈，有你真好。”我把她搂得紧紧的，仿佛害怕她那时会从我怀里被岁月抽走，但岁月那时没有那样做，它任由我母亲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像她之前无数次拍过的那样。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傍晚都带着我母亲散步；当然，自从她去年腿疼得厉害，很难再走那么远，我就在傍晚陪着她看电视，陪着她照料窗台上的红掌和滴水观音。我母亲过去常说，一个女人一生中总会有那样一个时刻：知道今天的蒜薹多少钱一斤，比昨天便宜多少，或者贵多少。不过，我母亲也说过，对于这样深深知道世事艰辛的女人，上天也会同情，会让她在一生中或早或迟地体会到那样一种华丽——是的，我母亲的的确确用了“华丽”这个词。虽然我觉得，我母亲当时是在自我安慰，甚至是在自我解嘲，但近来发生的事确实让我重新掂量起我母亲说过的这句话来。

　　首先，弟弟文生要回到我们市里工作了，前不久他打來电话，终于安定下来了——他的意思是，他不仅要长久地留在市里，也有了一个心上人了。我和我母亲都很开心，这就意味着，我母亲在她有生之年看到弟弟文生结婚，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而且弟弟文生也要搬回家里来住了。事实上，我母亲开心极了——母亲总算可以日日见到他了。虽然，如果文生结婚，婚后他大概率还是要搬出去的，但我母亲已陶醉在眼下的快乐中。也许她也是知道的，但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搅老人家的快乐了。

　　其次，我现在终于申请到属于我的廉租房了——虽然只有二十平方米，但我的晚年将不再是没有着落的了。虽然弟弟文生说，他会给我养老，我儿子也这样对我保证过，但我还是希望他们能有各自的、单独的幸福。况且，我并不像我母亲那样，可以把房产留给弟弟文生，我手中并没什么可以留给我儿子的——不过，我还在和他一起还着贷款：以后，当我儿子在我死后想起我时，大概也不会全是恨意吧。那个男生现在还陪着我儿子；至少我是个包容的妈妈——除了偶尔在夜里想象一场儿子的婚礼，想象一个孙女儿或孙子，我也再没对谁提过这样的事——王姜已经不在了，再也没人问过我了。

　　最后，最后一点要让我承认，还有一点害羞呢——我最近又谈起恋爱了。我最近在见一个比我小两岁的男人，老邱。好吧，我承认，我最近变得不如以前那样诚实了：我并没告诉老邱自己的往事；但我很享受现在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还记得王姜说过，“人心经不起试探”，好吧，那我从此就不去试探人心了。王姜说得对啊，干吗费尽心思去试探一样最终大概率会让人失望的东西呢？还是尽可能地享受人生吧。于是此刻，在夕阳渐渐西沉的老城，我怀揣着我的秘密，就像老邱怀揣着对我炽热的爱意；我坐在他的车上，他开车驶向老城深处的家里。尽管此刻我清晰地知道，只要告诉他我的过去，他就会把我撵下车去，我依然觉得自己到此刻为止的人生，无比华丽。

　　责编：郑小琼

　　作品 202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