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云婧

　　《腾飞的树屋》（刊于《作品》2022年第10期）这个标题指向非常明显，让人一见即知小说与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形成互文。在卡尔维诺编织的故事中，从十二岁到六十五岁，从孩童到死亡，柯西莫始终生活在树上，以金子般的勇气与执着抵抗着个人被集体同化的命运，拥抱着风雨、畏惧与孤独；而在棵子的文章中，“我”是一个被深圳的内卷压榨到身心俱疲的打工人，回到老家恳求精通木工的父亲建造树屋，安睡在繁茂的枝叶中，与人群隔离，体验“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般的悠闲情趣。柯西莫成功了，而“我”却失败了——曾经支持孩子放松身心的父母在几个月后拎着烧火棍来到树下，强硬地命令他们的儿子停止这种好吃懒做的生活。

　　小说写到这里，已经点出了现代年轻人的生存困境，“我”的生活如风月宝鉴的一体双面，一面是树屋中的悠闲自在，是栖息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大地上，重寻诗意与文字的力量，在风声与树叶的低语中让枯竭的灵感复苏；另一面则是深圳繁忙辛苦的生活，在意义的世界中孤独漂泊，成为繁华都市中毫不起眼的一颗螺丝钉。美好是幻影，挣扎才是真实，“我”想要书写的这部《腾飞的树屋》注定是无法完成的，在时代的高压和父母的期望之下，只能马不停蹄地追赶一个个可量化的目标。这正是无数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在连高考复读、考研二战、考公二战都会被追问“履历中空白的一年到底在干什么”的当下，每个日子都密密匝匝，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哪里有时间舒舒服服地待在树屋之中，宣告“我的这一段人生什么都不想追求”？

　　但《腾飞的树屋》并没有停留在对“我”的关注上，在作者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家中三个男人的命运都与树屋缠在了一起——父亲建造树屋，大哥向往树屋，而“我”享受树屋。随着失恋的大哥因为醉驾车祸逝世，家庭曾经稳固的结构出现了无可挽回的崩裂。老家拆迁了，“我”离开了树屋，而强烈反对“我”上树的父亲却躲上了树，“变成了一只老鼠似的”，天天不肯下来。一边是颓靡疲惫的儿子，一边是固执得如同钢铁、坚信人要出人头地的父亲，双线交织的角色故事线在此刻发生了翻转，主人公实现了奇妙的过渡，正如“我”发现的，“我想我可能永远写不成《腾飞的树屋》了，对于树屋，如今最有资格写的就是父亲”，小说的主题也从都市年轻人的异化困境走向“农村人”注定逝去的挽歌：老屋拆迁，高铁穿过，爱子逝世，父亲曾经坚信的生活真理逐渐被时代推翻，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他只能躲在树屋中与自己的痛苦对峙。

　　最后，我还想再提一笔的，是小说中的母亲。她在文章中一直是一片沉默的底色，一个播报消息的报幕员，一种让生活正常维持的动力，母亲陪着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一切家庭的打击，却并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情绪与故事。我们需要记得，“我”和父亲之所以可以腾飞在半空之中，是因为地上永远有一位守候的女性：如果沒有她如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地每天送饭，理想是无法成为现实的。

　　作品 202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