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

　　记得是2014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与东亚系合用的大楼里，出席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主办的一个讲座活动。我的发言刚完，听众席里忽然站起一位中年男子，指着我，声音抖颤着喊道：“我认得他！认得他和他爸妈，他们全家！” 他马上却又哽咽起来，抽泣着语音断续，“他们家，他爸妈，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他说罢，竟然当场呜呜哭了起来！

　　举座皆惊。

　　我整个人愣怔在那里。

　　人生阅历虽不少，什么血火惊奇都见过，但在哈佛会场发生这样戏剧化的场面，还是让我有点手足无措，脱口问：“你？……请问您是谁？我怎么不认得您？”

　　“你不会认得我，可我们全家都知道你！认得你的爸妈——五叔五婶！我……我……我……我是二姐的大仔 （长子） 啊！……”他又一次哽咽起来。

　　“二姐！五叔五婶！”我心头被猛地一撞。

　　父亲排行老五，“五叔”“五婶”是日常亲友对我父母的称谓。

　　观众这时鼓起掌来，七嘴八舌怂恿着，要求他细说其中的因由故事。我却摇摇手平息了会场的骚动，笑道：“这个故事一定很长，我不要惊扰了会议的程序。我在会后，会把这位兄长请到我们的小型晚宴上，到时候我们再一起细说从头吧……”

　　……多少年过去，每回念想到父母，這个哈佛会场的惊奇画面，总会一次次浮现在眼前。天上的爸妈——“五叔”“五婶”！你们知道吗，逝水流年，天上人间，儿女细水长流地念着你们，多少远近亲友也这样涓涓滴滴地念着你们啊！

　　我的父亲母亲——苏翰彦、吴德琬，说平凡，确是很平常而平凡、没建立过什么惊世功业的一对坊间常见的老夫老妻。说普通呢，却又不算是市井里弄、菜头草根的平头百姓。父亲有一个“民主人士”的身份（曾担任民盟广东省委负责人和省政协副秘书长），见识过各种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却又经历过各种生生死死的大劫大难。母亲出生在香港富商家庭（祖父、伯父曾参与过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甫上大学便逃离家庭投身抗战洪流，在粤北战火中结识刚刚在战乱中丧妻的父亲而最终结为伉俪。贯穿父母亲整个人生背景的艰险、献身、冤狱、秘行、奇迹等故事，说起来并不“普通”，写下来更要耗费绵长的笔墨。每年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那些“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日子，念起天上的双亲，读到别人回忆父母亲的文字，便觉得自己双亲的故事也不乏精彩，有很多话可以说，却又枝枝蔓蔓、头绪纷繁，感到无从说起。因有哈佛讲堂的这一幕，我忽然想到许许多多父母双亲为他人“烧冷灶”的故事。

　　“烧冷灶”之“其来有自”

　　有“冷灶”，自然就有“热灶”。先说明，从我的儿时记忆起，父母双亲就并非“热灶”中人，他们的人生，几十年间一直处在“非主流”的边缘位置；但每当“热灶”有温有热（无论正面负面），父母都会立刻想到他人的“冷灶”，并默默倾身，为“冷灶”添薪加柴。—— 追溯起来，父母亲的这种“人溺己溺”之心，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今天的语言称为“同理心”或“共情能力”），倒是“其来有自”的。

　　其实，早在我出生的1953年，父亲便因某些别有用心人物的诬告，第一次深陷冤狱中，被一个牵连数百人的“中山事件”打入大牢。因为父亲早年入党又脱党、长期被中共地下党派遣到对立阵营中去“潜伏”的特殊经历，而那被构陷的系统又牵涉众多中共高层领导人，这个案子当年惊动了中南海，刘少奇、周恩来（他们当年都具体负责中共地下党包括南方党的工作）亲自出面成立项目组，最后审批结案，父亲无罪释放。父亲系狱逾年，一大家子顿时陷入困顿之中。父亲的老友、当时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黄榕增，默默拿出自己的薪资资助苏家生活费，每月悄悄托人把钱交给一位叔叔，这位叔叔再补足成齐头数，以邮政方式汇寄给我母亲（此人是谢炎叔叔，他晚年为父亲写的传记里详细记录了此事）。父亲出狱后为此感念终生，多少年来，“黄榕增伯伯”的名字及其危难时为苏家“烧冷灶”的义举，是父亲时常向家人念叨的话题。

　　真所谓“祸兮福所系”。经过狱中一年多的严格审查，不光完全廓清了父亲的历史谜团，项目组的负责人与父亲成为莫逆之交，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如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张泊泉、副部长谭天度及陈景文、江帆等多位叔伯），而父亲也由此一下子获得了超常的信任和提升，从出狱后任广州中国新闻社编辑，转调到省参事室当副主任，随后再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了解体制运作的朋友都知道，这种统战系统的“副”职一般都是虚职，也可说是“热灶”中的“冷灶”。而性格爽朗温热的父亲，很快就把这个“冷灶”烧热了起来，以一己之力把“热灶”的温热抒放出去。父亲当时在“副秘书长”的职务上，同时兼任了一个过渡性的机构职位——政协“第三办公室”主任。这个“第三办公室”，全称是“社会知识分子登记办公室”。其职责就是：在五十年代初政权更迭、社会巨变的大环境中，如何将社会上闲散的知识分子，寻找、聚拢回来，为新时代、新政权服务。只要能找到一位在职干部或民主人士为他们做介绍人，他们就可以重新进行登记，再参加学习和审查，最后量才量德地给予重新安排工作。

　　风雨苍黄中，这确实是一个关涉国家新政权及其社会稳定的巨大的“冷灶”。父亲有“热灶”的温热在身，便利用自己“第三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之便，通过自己广泛的社会联系，以及个性热情诚恳的感召力，为当时众多陷于新旧政权交替困境中的人（比如律师、私人医生、旧政府职员等）排忧解难。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虽然父亲很少向我们提及他这一段“第三办公室”的皇皇业绩（据说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后来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日后对父亲的赏识重用，就源于此），但当时许多生活无着，或蹲在海珠桥下摆小摊甚至靠捡破烂为生的“旧人物”，后来经过父亲的积极寻找、重新登记而安排工作的叔叔阿姨们，日后都成为我们家庭里常来常往的好友，如名律师潘兆良叔叔、民盟机关的孔庆珍阿姨，等等，都曾向我们讲述过当年父亲如何出手相助，帮助他们渡过艰困，一下子解决了全家生计问题的“烧冷灶”故事。

　　我们家人最熟悉的，则是罗广庭医生的故事（他曾把我的妹妹认作干女儿）。这位医术高超的留法博士，因个性和思想特异（比如公开反对“进化论”和唯物论，主张“生物自然之发生”，并坚持自设为“进化论”证伪的实验室），当时他的私人诊所被停办，生活三餐难继，就是父亲通过“第三办公室”出面，把他安排到自己的老友、从前危难时曾义助过他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名医、副院长黄榕增的医院工作，使他的惊世奇才得以发挥（罗广庭医生专治各种奇难杂症的高超医术，据说如黄永胜、陈郁等高官都曾风闻而至，找他看病诊疗）。其中，据谢炎叔叔撰写的父亲传记《落红护花》（收入北京群言出版社“民盟历史人物丛书”）一书的记载，原来著名书法家、诗人秦萼生、朱庸斋等人，当年也曾闲散沦落，正是通过父亲负责的这个“社会知识分子登记办公室”的登记，后来被安排到广东省文史馆任职，而成为日后一代名家的。

　　自身难保仍旧“雪中送炭”

　　上面说到了为众多“冷灶”添薪的父亲，就不能不说说我母亲——德琬“五婶”了。至今，我还常常听到熟悉的亲友们这么说：那些年，你妈妈——五婶，真是太难做，又太难得了！

　　我出生成长于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家里除了祖母、外婆和伯娘三位老人、“哆来咪发索拉西多”——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之外，父母还收养了大伯父的两个孩子，以及堂哥堂姐的几个孙子辈的孩子。按说我家——“广州东山启明二马路1号”并不算狭小（四房两厅的洋房一楼），家里却永远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几乎每个孩子睡的都是双架床或大通铺，真是“喝一碗粥也要开两大桌”。以父母当年说来也算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工资，其实仍旧是捉襟见肘、困窘不已的。可是以父亲豪爽不拘的个性，我们家的大门，永远是向有需求的远近亲友敞开的。宅所里的西式洗浴间被改造为一间小客房，在我的记忆中，这间大约五平方米的小房间，几乎永远是专门用来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或者是故乡北海与中山古镇进城来求医治病的乡亲，或者是父母亲早年结识的外省远地友人，而需要出面操持诸般家事的女主人——我的个子矮小却性格温婉粗放的母亲，却对此从来毫无怨言，并且毫不见外地照应周到，总是会让来客宾至如归。至今，我常会忆念起这样的尴尬场面：每当父亲在客厅与来访客人侃侃而谈，一到饭点时刻，父亲总会大大咧咧地发出邀请：别走了，就在我家吃个便饭吧！——这前厅的留人“吃个便饭”一言既出，后面厨房里早已经乱作一团、鸡飞狗跳了。老人还在的时候（主厨的是伯娘和外婆）就会抱怨：他……他……他……你爸爸“下巴轻轻”就要留人吃饭，家里可是什么待客的准备都没有啊！这时候，不动声色的母亲就会把我拉过来，匆匆往我或妹妹手里塞个三五毛钱，低声叮嘱道：快快快，跑到上面的龟岗市场，赶紧看能买点什么东西回来。于是，我们便“如箭疾飞而去”。都知道那时候的供应短缺，任何食品都几乎要凭票凭证。这样的“应急”场面在我的孩童时代经常发生，以至后来都学会起码的应急套路了（今天读者或问：三五毛钱，能怎么应急呢？当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毛五分可以买一斤小河蛤肉，配上姜葱就可炒出一碟“荤菜”了；若更“奢侈”一点，加上七毛五分左右一玻璃罐的红烧肉，也可以将就着对付待客）。

　　说话间，就来到那个“史无前例”的忧患岁月了。

　　我以前的回忆文字里曾提及：著名散文家秦牧叔叔，曾是我们家关系亲密的邻居，也是我个人走上文学道路的最早的精神教父之一（父亲则是另一位）。1966年初夏，我正在远地上住宿中学，平地一声惊雷：秦牧叔叔在广东的大报小报被“揪出来”，他年前出版的《艺海拾贝》，被当作与北京“三家村”的《燕山夜话》遥相呼应的“大毒草”，开展“炮轰”“油炸”式的大批判。一时天地失色。高音喇叭和大字報标语顿时封满紧邻的秦牧叔叔家，批斗“大黑帮秦牧”的人群常常簇拥着挂黑牌的秦牧，推搡到各种批斗会上，甚至连我们熟悉的秦牧叔叔的亲属，都要逼着上台去对他揭发批判，划清界限。恰在这时，多病又受到惊吓的秦牧叔叔的岳母——紫风姨和江平姨的母亲（我们叫她“伯婆”），却在急病中骤然过世了。那个年代，“黑帮家属”可是连医院、殡仪馆都要遭受歧视冷眼的。性情温婉的紫风、江平姐妹（我们叫“大吴姨”和“细吴姨”）所承受的超常惊吓和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妈妈也姓吴。在此乌云压顶的时刻，妈妈不动声色地出面相助，冒称是吴家的亲戚，奔走于医院和殡仪馆之间，帮助大细吴姨一起处理“伯婆”的后事。与此同时，已经朝不保夕的父亲忧心着秦牧叔叔一家的现状，借看病之由，悄悄约紫风姨到中山医学院的高干病房见面，以自己的过来人经历，面授紫风姨几条应对世情突变的方略：比如要求立刻搬家，避开目前被批斗包围的局面；你们姐妹俩要自重珍重，设法与被关押的秦牧多见面，增加他的信心，让时间解决问题，千万不能寻短见，等等（后来获知，秦牧叔叔当时确曾有过自杀之念）。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父母亲对秦牧一家的临危相助，甚至被秦家一名亲戚在单位以大字报揭发，“与反党分子秦牧勾结”曾成为父亲身陷黑狱的罪名之一。

　　父亲随即就被关进了警司监狱，甚至一度被安上吓人的名头打入死牢，从1968年到1974年，关押在冤狱和牛棚长达七八年之久。然而，整个“文革”岁月间，无论多少的打打杀杀、风声鹤唳，母亲与紫风、江平两姐妹一直相互照应扶持，真是有一口热汤热饭，都要想着彼此分享。母亲临危不乱又大而化之的个性，成为个性温婉的两姐妹于艰危时的一点依傍。我在“少年反叛”时期曾对“肚子墨水不多”的母亲不够尊重，受到大细吴姨多次的严词批评：“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母亲！”那一年，母亲因晚期癌症扩散骤逝，听闻紫风姨在接完电话后竟然就惊吓哀痛得晕眩过去，需要紧急送医住院，可见她们老姐妹间非同一般的感情深笃。以至多年来，外界也一直以为我们一家与秦牧家是近亲，我们两家人，也总是含笑默然相认。

　　为父亲“代笔”——我的“文字生涯”

　　始端的大工程

　　1974年春天，我尚在海南岛当知青，获知父亲在经历多年黑狱与牛棚的磨难后被释放回家，但随即就住进了医院。我慌忙请假赶到海口，竟然买不到渡海返城的船票，情急之下，只好花“巨款”（记得是人民币15元，当时我的“农工”工资只是二三十元），买了一张机票飞返广州。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那种只能坐十几人而震耳欲聋的苏式双翼小飞机，我在抵达广州好几天后，耳朵还残留着嗡嗡隆隆的响声。

　　那是我从14岁的少年时期到21岁的青年时期，第一次与父亲重逢重聚并朝夕相处的时间。此前还发生过，父亲从牛棚被监管人员带到眼科医院看病而偶遇我——我当时也在回城看乡下油灯苦读熬坏的眼睛，父亲却无论如何认不出我这位早已成年的儿子的凄怆故事。我给父亲带来了一堆这些年在乡下学习写作留下的文字——从诗歌到小说散文的手稿，请父亲评点指教，受到父亲的热切鼓励（多年来我一直记得父亲的这个“有东坡味的行云流水”的评语）。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是广州左翼文坛一名干将的父亲，多少年来第一次真正和我促膝谈文学、论诗歌，兴致盎然地为我背诵他青年时代发表的长诗《失眠夜歌》（幸好我当时笔录下来，后来得以收入父亲晚年的诗集《春泥集》），为我朗读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和戴望舒的《雨巷》。那一段日子，成为我们父子俩此生真正诗心相遇、文心相契的最温馨的时光。但是随即，父亲就把我带到他的书桌前，指着桌上一大摞文字纸张，微笑着说：“除了当年你的大姐，现在，你终于可以成为我的文字帮手了。”当年——六十年代初，为了给家庭经济解困，在秦牧叔叔的引荐帮忙下，父亲曾长期为香港中华书局撰写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小册子，以稿费补贴家用。我大姐苏蕙时在高中，也热爱古典文学，于是日日熬更抵夜地埋首案桌，成为父亲的文字帮手。我日后获知，父女俩当年在香港出版的古典文学小册子，竟达三十几本之多！可是眼前，这满桌堆满的纸张卷宗，父亲要我帮他什么忙呢？

　　原来，时在“文革”后期，父亲自己在刚刚“解放”而“妾身未名”之时（刚从监狱、牛棚“解脱”出来，还没做正式政治结论），就接到了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冤屈、受迫害的他在各个时期的老战友、老同事的请求信和申诉信，想通过我父亲，帮他们递交给上级有关部门要求甄别平反，获得正常合理的社会待遇。父亲告诉我：这些信的文字和申诉材料大多数行文不畅，表述不清不通，需要你帮我的忙，把它们一份份整理好，可以条理清晰地呈报有关部门。

　　这是我此生的文字生涯伊始之时，第一个代笔父亲完成的浩大的文字工程。我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曾帮助父亲整理过多少这一类的申诉材料。我只记得，那时候隔三岔五的，就有这一类需要帮忙的亲友捧着一堆材料登门求助，父母亲也总是热心接待收纳。在我那个难得的十几天探亲假中，在堆满纸张卷宗的父亲书桌前，我几乎没日没夜地伏案修改、订正，再用复印纸誊写成可以向有关部门正式呈报的申诉材料。我知道，这些在时代劫难中一命所系的泣血文告，正是父亲于危难困境中为亲友烧“冷灶”所需要的薪柴啊。

　　萍水遇合：我们家的饭桌和阁楼

　　于是，就来到了故事开篇哈佛场景所言及的种种因由故事了。

　　“枯木逢春”“积重难返”与“百废待兴”，这几个成语，可谓是描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中国社会的“关键字”。历史回廊里震响的1976年10月的“祝酒歌”，在举国同庆“文革”劫难结束的同时，也给当时满目疮痍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棘手的难题。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主导操持下，全国上下兴起的平反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的热潮，具体波及我们家庭的，就是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父母亲，需要面对一个个受劫难牵连的亲友的求助目光和雪炭需求。

　　最先跳入我记忆屏幕的，是这样一个画面：当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管乐手小D——我已不太记得他的名字，但他的硕大个头此刻浮现出来——因为在“文革”高潮中参与过反对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两派斗争，而在1968年被部队“双开”（开除军籍和公职），而此时黄永胜已被官方定性为“林彪反黨集团”重要成员，所以当年被遣送回乡、多年流离失所的小D，便从广西（或湖南）乡下辗转回到广州，向上级部门申诉要求平反。他当年曾带着乐器和朋友们在我家欢聚过，所以，大概是在他上诉无门而流落街头的某日遇到我的家人，被带回到我们家里来。这个故事的“前缘”我并不在场，我只记得这个画面：牛高马大而穿着一身破旧军装的小D每次在“饭点”来到我们家，就会引起后面厨房的一通骚动。那个年月，购买任何粮食都需要粮票而配给有限，我们偌大的家庭本来就食口紧张。而年轻的小D因为此时居无定所又饥一顿饱一顿的，完全靠着东一家西一家的接济而存活，他每次“饭点”到我们家来“蹭饭”，便都是食量巨大的狼吞虎咽，甚至可以把整桌饭菜风卷残云般扫光。但是我看到，我父母对小D的上门“蹭饭”，从来都是温煦相待，并尽可能满足他的巨胃食量，从不会表现出任何冷眼或嫌弃的表情。我就听父亲这样说过：小D还是很知道分寸的，你想他有多艰难，他总是设法在外面打发自己，实在没法子的时候才会登门求食，我们要善待他，千万不要让他感到委屈丢人。我听说，小D这样的登门“蹭饭”，隔三岔五的，曾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小D的案子终于获得改正解决后，他曾带着妻子儿女上门，流着泪向我父母下跪致谢。只是，我无缘见到当时那个感人场面。

　　开篇的“二姐”故事，则先要从我们家的“阁楼”说起。 当年我们家所居住的是一座西式洋房的底层。这种老式洋房的楼层很高，在我们家这个多子女家庭孩子都长大成婚后，更加上父母随时需要接待各方亲友，偌大的四房两厅大屋也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于是，父母便设法请人在后面一个房间加建出一个小阁楼。阁楼仅半人高，但可以平躺数人做度夜的睡床。这样一来，我们这个永远敞开门迎候各方亲朋的“苏宅”，接待和容纳的能力便大大提升了。

　　先是接纳了父亲的“发小”和老战友赵世尧叔叔的一家子。老革命赵世尧叔叔“文革”初期就被迫害致死，全家数口人被遣散回乡。此时——1978年赵叔叔获得平反改正，赵家兄妹回到城里却没有了安身之处。父母亲——“五叔”“五婶”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第一时间就把赵家兄妹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我已考上中山大学回到广州，每到周末回家，我和“赵五”哥便成为了阁楼上的“同床”兄弟。他和妹妹赵健当时在我们家落脚住下，得以安心埋头复习高考，最后分别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广州医学院。逢年过节或寒暑假期，赵家兄妹都以我们家为自己家，和我们相处得犹如亲兄弟姐妹一样。那一年，父亲病重住院，我自北美匆匆赶回，抵达医院时发现：日夜轮班守护着父亲的，正是赵家的兄弟。

　　“二姐”一家的情况非常近似。“二姐”是父亲当年抗战时期在粤北战区主持的抗日政工队的队员，也是“文革”中受迫害被遣送回乡，1975年带着孩子回城申诉却投诉无门，无处安身。“二姐”是一位身材修长、言谈温婉的知识女性。据大姐的回忆：“二姐”的称谓其实来自她当年在政工队时的绰号“二者”（在粤语里与“二姐”发音相同），因为她当年喜欢与人辩论，“二者之一”是她的口头禅，便被大家戏称为“二者”（二姐）。这个奇特绰号，也可见年少的“二姐”当年争强好胜、伶牙俐齿的青春风貌。我日后获知，就在年迈的“二姐”带着女儿回到广州后居无定所、将要流落街头之际，是父母亲把 “二姐”母女接到家里，先是以请她帮助大哥大嫂照应新生儿的名义，让她在我们家安顿下来，然后又把她的女儿安排到佛山工作。“二姐”在我们家安居了大约一年半，然后在父亲的帮助下解决了平反改正问题，才将全家妥善地在广州安顿下来。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的这一段话：“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此语，暗合了我此刻叙述父母为他人“烧冷灶”故事的微妙心情。“烧冷灶”，其实就是在人生的暴风雨中助人，或者与人携手一起穿越暴风雨吧。但父母多年对此却是自然而然为之，不动声色为之，从不计较利害得失又从未祈求回报的。或许，以“宅心仁厚”这一古语去论及父母“烧冷灶”之举，是最确当的吧。世道人生，随时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漩涡之中；显隐浮沉，盛衰达穷，任何人事都要受制于跌宕颠沛的社会与人生。每一个生命个体，每一段生命辰光，都可能随时出入于“冷灶”或“热灶”之间。把心中的“热灶”之火投予“冷灶”，就是让人性的温热覆被世态、世俗、世道与世界吧。古人曰：“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汉·贾谊《新书》）天道好还，因果不虚。我想，“冷灶”之薪，就是行善之举；行善，其实正是自渡渡人的最好方式。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章句下》）我是深信：善心必结善果，必获人生福报的。于是，我又忆念起父母亲先后过世时那两个超常盛大的葬礼了。

　　父母亲的晚年生活，因有时代机遇和子女的荫护，在粤港两地过得丰足而滋润。平日全家都把牵挂重心落在父亲身上——因为早年发生过多次心脏衰竭而须急救脱险的经历，更加上多年青光眼导致的晚岁失明，我们都时常忧心父亲在奇迹般地挺过“文革”冤狱后，身体会日渐衰颓。万没想到，却是平日在家里默默守持在一边——用今天语言叫“从不刷存在感”的母亲，却患上癌症又迅速扩散而骤逝于前头。我从大洋彼岸日夜兼程赶回，母亲在弥留中却等不及见到我而含恨瞑目。我只赶得及带着女儿在葬礼的透明棺椁里，见到了母亲最后的遗容，却被葬礼现场的非凡规模惊住了！——母亲生前无任何官职，更无任何显赫声名，可谓道地的草芥平民一个，但从四面八方涌到殡仪馆吊唁厅的几百位亲友竟溢出了户外，花圈挽联更塞满了厅堂空间而须排列在外。我不断听到这样的低声惊叹：这究竟是什么要人的葬仪啊？气氛规模都如此惊人又动人！五年后，年届九十的父亲毫无预兆也毫无苦痛地，在一个早晨安睡过去。我们全家自美赶回去为父亲送行。因为有从前母亲葬仪人满为患的先例，家人特意预订了广州殡仪馆最大的吊唁厅，据说此厅平日只为省市高官或豪富的葬仪所使用。结果葬礼当天，前来吊唁父亲的人流和如山堆满的花圈挽联，还是把馆方惊吓住了。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的大厅被黑衣与白幛填满又溢出户外，后面的人流还源源不绝涌进。日后为父亲写传记的谢炎叔叔曾对我说：他曾参加过多次省市高官的隆盛葬仪，但和你父亲葬仪的规模和气氛，简直不能比！

　　哀乐沉沉，缟素飘飘，泪光熠熠。我守在父亲灵前，凝望父亲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像是安睡在尘世福报中，天国祥云里，岁月歌吟间——爸爸！妈妈！五叔五婶——天上的父母双亲！阿炜此刻写着你们，念着你们，仍旧梦魂牵绕地眷爱着你们啊！你们多少年的烧“冷灶”之薪，如今已化为儿男燃放此生的博爱之火与厚德之火，她已是照进我灵魂的一束永恒之光，将温热着、光亮着我余下的人生途程，并一定會把这温热光亮，融入沧波泥土，高天大地，尘世法道，星月大荒……

　　2022年10月4日

　　重阳节结笔，耶鲁澄斋-康州衮雪庐

　　责编：胡破之

　　作品 202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