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

　　白鹿作证

　　一

　　李渤的白鹿，比南康知府翟溥福早六百多年到达庐山五老峰下。这只传说中通人性，常跟随主人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帮主人购买书、纸、笔、墨的神奇白鹿，没有见到过六百多年后翟溥福的伟业，只是当李渤的白鹿化身石雕之后，翟溥福才用“重建”这个词，让废墟中的白鹿洞书院重新复活，让那些苍老的石头容光焕发。

　　翟溥福上任南康知府的时候，他并没有看见李渤的白鹿，他所能够知道的是，白鹿洞的琅琅书声早已沉寂，废墟中的石头，长满了古老的青苔。

　　让白鹿洞书院焚毁的那把火，点燃于元末的战乱。书院的楼阁殿堂，全部毁于战火，偌大一座书院，仅存贯道溪上的濯缨、枕流二座石桥。兵燹过后，便是八十多年漫长的死寂。阒无人迹的漫漫长夜，仿佛在等待一缕曙光，等待一个人来点灯。而历史，也注定了翟溥福重建书院的文化使命。

　　中国历史上，焚毁书院的，都是野蛮人，兴建、保护、重修书院的，则是读书人。读书人以文明的姿态，将书的种子，以私塾的形式耕耘。

　　翟溥福为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却也是私塾的种子。进士之前，翟溥福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入邑庠，受业于司训黄先生，永乐元年（1403年）领乡荐，会试礼闱。这些求学经历，都是知识的台阶，为一个官员日后的文化贡献，滋生了养分。

　　翟溥福上任南康知府，并不是从他的家乡广东东莞至江西南康的直达，而是遵循了严格的官场路线，途经了青阳知县、新淦知县、刑部主事、员外郎的驿站，最后落脚在南康府的衙门里。漫长的距离和易老的时光，最终让鄱阳湖边的南康知府，成为他上任的车马。

　　我在白鹿洞书院看到的白鹿，已经被时光凝固成了石雕。这是李渤没有想过的结果，也是翟溥福未曾料到的安排。以石头的形态出现的白鹿，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南康知府何岩的手笔，这只不死的白鹿，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用文字向后人讲述一座书院的兴衰。

　　我三次到达白鹿洞书院，每一次都在石鹿前停步。一个粗心的游客，最后一次才在坚硬的石头上，发现翟溥福的名字。这个籍贯广东东莞的南康知府，有缘进入我的眼睛，与我作为一个户籍意义上的东莞人，密切相关。在遥远的江西，在五百多年前的古老时光里，“东莞”，无疑是一个最亲切的名词。

　　三十年前，我两次来白鹿洞书院，那个时候的年轻和游客心态，让我目光短浅，我没有耐心看完石碑上胡俨撰写的《重建书院记》，翟溥福这个名字，与我擦肩而过。2022年秋天的第三次朝圣，因为同为粤人的缘分，我终于在坚硬的石头缝隙中，看到了翟溥福的事迹，看到了白鹿漫长的脱胎过程。其实，坚硬的石头，比李渤的白鹿，更早到达这个地方，只是当李渤的白鹿化身传说之后，石头才挺身而出，那个没有留下名字的能工巧匠，怀胎十月，用铁锤凿子，将石头身上那些多余的部分去掉，才让一块粗糙的原始巨石，化身白鹿洞书院的吉祥物。从而，用一个不朽的形象，与这座书院的名字水乳交融。

　　李渤的白鹿，已经成了遥远的传说，何岩的白鹿，用那些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碑文，展示了一座书院的兴废与存亡。

　　二

　　我在《明史·人物传》中还原翟溥福的时候，南康知府的功绩簿上，第一笔就写上了重建白鹿洞书院。

　　在我六百多年后的想象中，翟溥福去白鹿洞书院的那天，一定是个晴朗的好日子。南康知府的衙门前，可以远眺到刀劈斧削的庐山五老峰，然而南康知府却无法看清通向白鹿洞的那条曲折的路。

　　轿马，是翟溥福通往白鹿洞书院的交通工具，这个畅通无阻的脚力，却在庐山脚下遇到了极大的阻力。雄心勃勃的翟溥福，显然低估了路途上的艰辛和危险。八十多年的荒芜，那条通向白鹿洞书院的道路，已经被树木荆棘严密覆盖。刀斧开路，艰难异常。更加凶险的是，老虎出现，啸声震天。

　　翟溥福出发之前，曾得到過下属的进言。但是他并没有将老虎放在心上。他心里有一幅武松醉打景阳冈老虎的图画，翟溥福的决心，在披荆斩棘中实现。翟溥福看到了白鹿洞书院被毁后的惨景和悲凉。

　　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决心，超越了对老虎的恐惧。对于饥饿的恶虎来说，它不会有男女老幼官员百姓的选择，在它眼里，所有的动物，都是它腹中的美食。

　　白鹿洞的老虎，并不针对翟溥福。翟溥福的前任，与宋濂齐名的著名儒生王祎，是兵火之后第一个来到白鹿洞的南康府同知。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刚刚上任的王祎欲带领随从，去察看白鹿洞书院，手下人用道路堵塞，虎豹纵横的描述告知王祎，王祎胆怯，当即取消了行程。几个月之后，王祎鼓足勇气，再次启程，带领众人，终于到达了白鹿洞书院，《庐山史话》一书的作者周銮书先生，形象化地描述了王祎的白鹿洞之行：

　　到了白鹿洞书院，一看，殿堂楼阁都没有了，瓦砾成堆，荆榛遍地，有的树已经长成几围大了，满目荒凉景象。王祎只能从一些残垣断壁来想像当年书院的宏大规模，弦歌之声完全被山鸟唱和所代替了，只有观道溪中的泉水，依旧在静静地流。王祎十分感慨，当时各路征战正在紧张进行，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恢复白鹿洞书院的旧观。……王祎除了作为书院被毁坏的见证人，写下这篇游记外，没有任何作为。

　　在周銮书先生的启发下，我在故纸堆中找到了王祎的《游白鹿洞记》：“按白鹿洞，唐李渤读书处也。南唐升元中，始即其地为学，给田以食其徒，所谓庐山国学也。宋初，天下未有学。惟有四书院：睢阳、石鼓、岳麓及白鹿洞也。太平兴国二年，尝赐白鹿洞九经，当时学者数百人。至崇宁末乃尽废。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为郡，始斥其旧而大之，又定为学规示学者，来学者益众，而白鹿洞之盛出他书院右。自后守其成规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废今乃如此，余亦无如之何也！”

　　翟溥福披荆斩棘到达白鹿洞的时候，那个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江南二儒，卿与宋濂耳”的王祎已经走远了，他只在空空的废墟上，听到前人的一声叹息。

　　来到白鹿洞的翟溥福，站在王祎伫立过的地方，他看到了和王祎一样的破败景象，不同的是，翟溥福没有叹息，他将叹息的时间，用在了谋划白鹿洞书院的重建上。

　　翟溥福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上级财政拨款之类的名词，倒是捐款筹资，一直是公益建设的传统和有效方式。翟溥福以地方最高长官的身份，号召民间捐款，他带头用自己的俸禄，作为捐款的引导。回到衙门之后的翟溥福，用“先贤讲学之所，乃废弛若是，岂非吾徒之责哉”的话激励府县官绅，共商修复事宜。

　　所有的文献，均没有翟溥福发起捐款的数额记载，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的账本，没有成为后世的文物。但是捐款的力度以及南康府官员和百姓的踊跃，在迅速立起的殿堂、书斋和号房中一一呈现。死去了八十多年的白鹿洞书院，在翟溥福的努力下，彻底复活。

　　白鹿洞书院的生气，在邑中耆宿何博士以教师的身份登堂和从民间选拔的俊秀子弟入院受业开始蓬勃。琅琅书声，让人回到了南宋的朱熹时代，让人看到了海内第一书院的影子。

　　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是翟溥福为书院生徒讲课的日子，南康知府沿袭了朱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的教条，现身说法，使读书风气，为之大振。

　　翟溥福重修白鹿洞书院的伟业，被《白鹿洞志》记载：兴复之功，溥福为当代冠冕。

　　三

　　对于具有一千多年存在历史的白鹿洞书院来说，南康知府翟溥福，只是漫长历史绳结中间段的一个人物，他的重要，与白鹿洞书院的死而复活密切相关。

　　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的时候，白鹿洞只是一个地名。那个时候的学子，已经找不到李渤豢养的白鹿，更无法在这片山水间找到一个可以供白鹿容身的洞窟。

　　白鹿洞是一个李渤和白鹿到来之前就存在的地名，它是天地的杰作，而非人的命名。第一次到达白鹿洞书院的人，总免不了去崇山峻岭间按图索骥，寻找山洞和白鹿。许多次的无功而返，难免让人产生遗憾。当联想不能变为现实之后，白鹿洞书院的生徒，就自然放弃了对白鹿与山洞的追寻。然而，白鹿洞没有白鹿没有洞窟的缺失，总是会让一些读书人挂心。

　　一个地名的遗憾，终于被一个名叫王溱的人填补。这个在翟溥福之后九十二年担任南康知府的官员，认为白鹿洞名震天下，却无洞可观，有名无实，开洞可以使先哲遗迹不泯，使后人之景仰愈久愈切，于是下令开凿山洞。王溱的想法，出于名实相副的人间逻辑，但是，在开洞的同时，他也有疏忽和遗漏，他忘记了李渤豢养的那头白鹿。

　　洞成之后，王溱知府没有忘记自己的功绩，他作《新辟石洞告后士文》和《鹿洞记》两文，告知后人。我去白鹿洞书院的时候，每次都在洞的正壁上，看到了《鹿洞记》的文字。

　　有洞无鹿的现状，一直延续了五年，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南康知府何岩，琢石鹿置于洞中。洞与白鹿合璧，从此开始。

　　我在白鹿洞书院看到的白鹿洞，是山壁上人工开凿的半圆形洞窟，洞高4米，宽约4米，深6米，内墙砌以花岗岩石，地铺石砖，一只小石鹿蹲卧在石基之上。白鹿的身形和姿勢，让我觉得不太满足。在我的理解中，白鹿洞的鹿，应该是一头神鹿，是李渤豢养的通人性的精灵，它不应该以瘦小的身躯，僵硬地蹲卧在地上。我的感觉和游客心态，无意中在故纸里找到了印证。

　　山洞与石鹿，虽然为后世的旅游增加了一处景点，为世俗的人生添上了一点谈资，但在时人看来，似有画蛇添足之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参议葛寅亮在《重修白鹿书院记》中写道：“问当年白鹿何似？一生指龛中石鹿以对，余不觉失笑。已，导余扪萝历涧，西流一石壁，紫阳手书‘鹿眠处三字，庶几近之。然恐亦是镜中像，以白鹿寻白鹿，犹之以紫阳觅紫阳。”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张恨水，也在《游庐山记》中评价白鹿与洞，“洞如城门，中置一石鹿，了无他异”。而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更是以嘲讽的口吻说：“白鹿洞本无洞，正德中，南康守王溱开后山作洞，知府何浚凿石鹿置洞中。这两人真是大笨伯！”

　　比这些评价更激烈的反应，来自江西参议葛寅亮。这个面对山洞与石鹿不觉失笑的官员，认为山洞不应该开凿，石鹿不应雕琢，竟然下令，将石鹿从洞中取出，埋于地下。葛寅亮于明万历四十二年的一句话，成了白鹿的灾难，从此以后，石鹿失踪，留下一个空洞寂寞的石洞。三百多年之后的1982年，人们在维修礼圣殿的时候，在两米深的地下，发现了石鹿，人们将重见天日的石鹿归位。石鹿的命运，是石鹿之父何岩未能料到的结果。

　　何岩雕琢石鹿的时候，白鹿洞书院的重建功臣翟溥福已经离开了现场。他没有看到石鹿的悲欢离合。

　　四

　　广东东莞至江西九江，相距遥远，中间的千山万水，在翟溥福那个时代，就是天堑和畏途。

　　如果不是为官，东莞人翟溥福，就不会有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功绩伟业，后人撰写的青史上，就不会留下他的名字。

　　巧合的是，我在砖头一般厚重的《新纂白鹿洞书院志》上，看到了另一个东莞人的名字。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罗亨信，以与翟溥福一同受业于司训黄先生的情谊，和明永乐二年（1404年）同登进士第的缘分，在《明史》中出场，好友兼姻亲的关系，让他写下了《中顺大夫南康郡守翟公墓志铭》。翟溥福一生的功绩，尤其是他重修白鹿洞书院的伟业，在罗亨信的笔下，化成了白纸黑字：

　　因访匡庐古迹，至白鹿洞，见考亭文公所建书院遗址尚存，与僚属捐俸市材，重建宣圣殿，两庑讲堂，焕然一新。延师简民子弟，受业其中，朔望躬谒，命诸生讲论经史，有切于纲常伦理，则反复诲论，郡人来观者百十计。复取仙居令陈襄《教民格言》刻之，印散民间，俾观感循化。

　　文献中没有罗亨信到达白鹿洞书院的记录，但是，他对翟溥福的了解，显然比一般的人更深更全面。而罗亨信本人，则是《明史》中，为官正直，为人善良的有为官员。

　　翟溥福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倡导，显然得到了官民的一致认同和支持。明正统三年（1438年）的重建，以前所未有的顺利进行。据《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记载，翟溥福主持的修建，从礼圣殿、大成门、贯道门入手，再维修明伦堂、两斋、仪门、先贤祠以及燕息之所，建屋宇若干间。他力图恢复宋元原貌，但所建殿宇有所不同，略有改变。

　　后世的研究者认为，翟溥福之重建，功绩不亚于朱熹之振兴。所以，明正统七年（1442年），监察御史张谦巡视南康时，邀请国子监祭酒兼翰林侍讲嘉议太子宾客胡俨，作《重建白鹿洞书院记》，并立碑纪念。

　　繁体竖排的汉字和简洁古奥的文言，在历史的风尘中漫漶不清，我用了平生的耐心，抄写了胡俨的一段碑文：

　　正统元年，东莞翟溥福来守是郡，考图阅志，喟然叹曰：“前贤讲学之所，乃废弛若是，岂非吾徒之责哉！”于是率僚属捐俸入以为之倡，而三邑义士叶刚、梁仲、杨振德等闻风而起，或出资费，或助力役，刬秽除荒，取材就工，先作礼圣殿、大成门、贯道门，次作明伦堂、两斋、仪门、先贤祠，以及燕息之所，凡为屋宇若干间。兴事于三年秋七月，讫工于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刚。美哉轮奂，灿然一新，郡邑士民，莫不欣戴。七年孟夏，监察御史昆明张仲益行部至南康，跃然喜曰：“能兴文教，郡守美事也。”乃择日造其所，游览之际，顾谓溥福曰：“是不可以不记。”溥福遂录其事来告。余惟郡守者，民之师帅，教化者，政之先务；而狱讼征输、簿书期会不与焉。今溥福兴废举坠，能为人之所不为，可谓达治本，知先务矣。然必有教之之师，养之之具，拔俊髦而造就，乐菁莪而长育，俾之知明诚之两进，敬与义而偕立，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庶不负先贤立教之本旨也。他日有贤者兴，道明德立，以嗣夫先贤之教者，则溥福今日兴建实为张本云。

　　石头上的这些文字，是南康知府翟溥福的颂词。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远比纸张坚硬。而何岩的石鹿，也远比李渤的白鹿生命长久。石碑上的文字，也是白鹿的证词。

　　五

　　由于视野的局限，白鹿证词之外，旅游者们看不到翟溥福的行踪。

　　翟溥福第一次与白鹿洞接触，是废墟上的视察，荒山野岭中与猛虎相遇，他临危不惧，视若等闲。没有人知道翟溥福的沉稳和勇气来自何方。只有文献，为我打开了翟溥福刚入官场时的一扇窗户。青阳县内有九华山，素来虎患为害，百姓恐惧。翟溥福上任青阳之后，“募壮士歼之，一境安宁，邑民建碑颂溥福之德”。

　　我们这个时代被国家以一级动物严加保护的老虎，已经成为了珍稀濒危物种，这是一个不允许出现武松和李逵的人类横行时代，它与翟溥福那个年代，仅仅隔着六百年的时光。白鹿洞的老虎，没有成为南康知府围剿的对象，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著名学者黄宗羲来游白鹿洞的时候，五老峰脚下，依然“虎声震地”。

　　翟溥福上任江西新淦县的时候，此地没有关于老虎的文献记载，翟溥福以另一种方式造福百姓：“新淦田里广，政务繁，尤多诉讼，溥福推诚布公，教民礼让，德政尤著，因有善政，升刑部主事，用法宽平，升刑部员外郎，处事公允，舆论赞行，为刑部尚书魏源所器重。”翟溥福后来出任南康知府，就是魏源的推荐。

　　南康知府，是翟溥福人生中最辉煌的一页，然而，由于重建白鹿洞书院的影响，许多政绩政德，都被书院掩盖了，即使文献留下的记录，也成为历史的只麟半爪，难以被后人关注、敬仰。

　　翟溥福上任南康知府的前一年，南康饥荒，百姓无以为食，而为富不仁的当地豪富，则囤积居奇，见死不救。饥民无奈，拥入富家，夺取米谷。知府动用武力，逮捕饥民，关入死牢，准备以强盗之名处以重典。消息传到刚刚到任的翟溥福耳里，调查证实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推翻前任的决定，将那些绝望中的饥民全部释放，仅仅用责罚的方式予以惩戒。

　　数百饥民，走出监牢。重获自由之后，这些百姓从此成为了翟溥福访民情，救疾苦，省刑罚，禁横征的口碑。后人用了“南康全郡，服其英明”的评价，描述了翟溥福上任的初举。

　　翟溥福的脚步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足印。鄱阳湖边的风浪，曾经让许多过往的船只遭险遇难。翟溥福下令筑石堤，绵延百余丈。坚硬的石头，筑起了一道港湾，为船舶避险和停泊，开启了最有效的避风港。

　　我在《明史·翟溥福传》、[嘉靖]《广东通志》、[明]黄佐《广州人物传》、[明]郭棐《粤大记》、[万历]《广东通志》和[崇祯]《东莞县志》上查到的翟溥福业绩，都是白鹿洞书院的碑记中缺席了的人生片断。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东莞历史人物》丛书，将先贤的行状，尤其是他的年老乞归，记录在白纸黑字中：

　　年六十六，以年老乞归，曾为江西巡抚侍郎赵新说；“翟君此邦第一贤守，何可听其其去。”溥福多次恳请，始得如愿。辞郡之日，父老争送金帛，溥福不受，郡民挽舟行数里，泣涕而别。当地人民建祠纪念。

　　溥福为官三十年，所得俸禄，多捐以营公务，家中田宅，无所增饰。归家后杜门读书，足迹不到官府，庭径萧然，自以为乐。

　　一个广东人，将他人生最精彩的一页，印刷在遥远的江西大地上。白鹿的故事，本来已经断了，是翟溥福的到来，接续上了情节，让这个故事妙笔生花，流传后世。

　　舞台下的江南巡抚

　　1

　　戏剧，是一种用艺术手段升华了的生活。戏中的人物，有的可亲可敬，有的可恶可憎。舞台的方寸之地，上演的真善美假恶丑，均以潤物无声的方式，浸染人的心灵，让人在唱念做打中不能自拔。许多人的一生，都无法逃避戏剧观众的身份，而我，却是一个被戏剧误导了的旁观者。

　　周忱以江南巡抚的身份，在戏中出场，而况钟，则以苏州知府的职务，主持了发生在无锡的一宗冤案。

　　明代无锡知县过于执在尤葫芦被杀案件中，错将熊友兰和苏戍娟这一对无辜男女青年，当成凶手，判处死刑，而真正的凶手娄阿鼠却逍遥法外。冤案的转机，出现在苏州知府况钟监斩的一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以“青天”留名的清官，明察秋毫，发现了案中的冤情，冒着罢官的风险，请求上司暂缓行刑。在深入凶杀现场调查研究之后，终于查清了真相，推翻了无锡知县的原判，最终使凶犯娄阿鼠落网，苏戍娟和熊友兰冤案大白。

　　我以一个中学生的角色观看昆曲《十五贯》的时候，并不是戏剧的忠实粉丝，大幕落下之后，我用一篇作文，记录下了我的观感，在况钟之后，我同时记住了那个照章办事，死守教条，草菅人命的江南巡抚周忱。

　　数十年过去，我那篇歌颂青天况钟，批判官僚周忱的作文，早已腐朽不存，但是，我却记住了昆曲《十五贯》的背景，记住了一个有为官员在戏曲中的形象毁损。

　　《十五贯》的走红，发生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这出晋京演出的戏剧。后来的文献，均用“大加赞赏”描述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心情和态度。毛泽东随后作出的三点指示，让《十五贯》成为人人观看的戏曲样板，我就是这个背景之下的受益者。

　　毛泽东的指示简短：第一，祝贺《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都非常成功；第二，要推广，凡适合演出的，都可以根据剧种的特点演出；第三，对剧团要奖励。

　　2

　　我来到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山前周家庄的时候，离我观看昆曲《十五贯》已经过去了五十年。

　　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中国社会沧桑巨变，包括戏剧艺术在内的所有方面，都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在尚书第里见到的江南巡抚，头戴玄色乌纱，帽翅庄正，身穿红色官服的周忱手抚胡须，这个动作，和脸上自信的微笑，彻底复活了一个正二品官员的形象。这种阳光的表情，和《十五貫》里的人物相距遥远。

　　我在昆曲《十五贯》中见到周忱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籍贯和家乡，在古老庐陵一个名叫山前的乡下，我看到了周忱少年的影子。文献中对他出自书香门第，从小聪颖好学，读书过目不忘的描绘，只是一般文化名人共同的颂词。即使是成年之后，参加乡试，以礼部会试中第三十五名，廷试第十三名，为永乐甲申科进士的成就，也是科举成功者常见的套路。

　　周忱的与众不同，这个时候并没有显示出来。

　　《明史·周忱传》的介绍，惜墨如金：“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明年，成祖择其中二十八人，令进学文渊阁。忱自陈年少，乞预，帝嘉其有志，许之。”这段文言的背后，隐藏着周忱自荐的情节：

　　永乐三年，朱棣命大学士解缙从新科进士中选取“才资英敏”者入文渊阁学习。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周忱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于是就上书朱棣，请求去文渊阁学习。

　　幸运的是，周忱的这次自荐，得到了朱棣的赞赏与肯定，同意周忱入文渊阁学习。对于能够进入文渊阁学习，当时的士子们是如此形容：“海内有志之士皆仰而望之，以为旷古之奇遇。”

　　成为入文渊阁进学的二十八人之一，绝对是周忱人生的幸运和转折。此后的刑部主事，就是此时奠定的基础。

　　解缙的名字，只是周忱介绍中的一个过客，他匆匆忙忙，为我留下了一个背影。幸好我曾经以一个赣人和读者的身份，知道这个传奇人物。解缙这个和周忱相同籍贯的明代首辅，主持过《永乐大典》的纂修，被明成祖朱棣视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他与皇帝的关系，被定性为道义上的君臣，恩情上的父子。

　　没有资料证明在入学文渊阁的过程中，作为同乡的解缙，对周忱有过私情和帮助。在有着严格籍贯回避制度的明朝，以才学高而好直言被人忌惮的内阁首辅，断然不会为了替人说话而毁掉自己的前程。

　　一个人的学习，都是波澜不兴的过程，这是一个被大多数研究者忽视的阶段。周忱此后的刑部历练和出任刑部广西清吏司主事、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的经历，正是此时打下的基础。文渊阁学习阶段，是别人看不到的暮鼓晨钟和青灯黄卷。在后人的描述中，“周忱特别积极用功，日夜学习从不放松。他没有辜负祖父、父亲以及朱棣的期待，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他日益‘博古通今，习谙治体，逐渐成为了经世致用的人才”。

　　二十多年的刑部生涯，周忱实践所学，见识日广，才能日增，在处理政事和刑狱问题上，游刃有余。时人的评价，正是周忱刑部生涯的写照：“公廉慎明敏而用法宽平，处疑狱必归于厚，丽辟者咸以得公为快，凡经断者不冤。”

　　3

　　周忱的平步青云，从宣德五年（1430年）开始。他人生的转折点，在宣宗皇帝“以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的圣意中起步。大学士杨荣，成了非常时期举荐周忱的贵人。

　　宣德五年九月，周忱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五百多年之后的读者，无法在文献中读到“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这几个普通汉字的含义，无法从宣宗皇帝朱瞻基的圣谕中看到国家的严峻形势。

　　《况钟与周忱》（廖志豪著，中华书局1982年12月出版）一书，对周忱上任之时江南地区的赋税形势，有详细具体的论述：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初，制定了对江南地区征收高额赋税的制度。明惠帝即位后，江南人民因无力缴税而逃亡或拖欠的愈来愈多。这就使重赋在事实上变成了欠赋少赋，这对于统治者当然是不利的。于是，建文二年（1400年），朝廷下了一道减税的诏令，然而这不过是一纸空文，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实行。明成祖登位后，便又“一复旧制”，恢复了高税额。不仅如此，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自南京迁都北京以后，纳税户还要承担长途运输税粮的消耗和运费。受官府经办人员的勒索，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比以前更加沉重。农民缴纳不起，只好拖欠。苏州府在宣德初，平均每年要拖欠一百十几万石，即相当于总税粮的一半。农民拖欠赋税，免不了要遭到官府的追逼、挨板子，直到被逼得无法生活下去，只好离乡背井，弃田逃亡。

　　早在明成祖永乐初年，逃亡即开始发生，以后逃亡的逐步增加。单是苏州府太仓县，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到宣德七年（1432年）的四十多年中，户口竟从原来的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减为七百三十八户，即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大片土地荒芜，几乎无粮可征。

　　周忱上任的艰难，远远超过了李白笔下的蜀道，周忱肩上的担子，在一个五百多年之后的读者心中，可以与一座泰山联系起来。

　　官员上任，总是当地官场和百姓关注的焦点。我没有在文献中看到周忱上任的表态和所谓的三板斧。在我的理解中，周忱是一个将抱负藏在心里的人，他不需要用宣言来为自己的上任壮胆。

　　《明史·周忱传》中，没有“微服私访”“调查研究”之类现代流行的描述，惜墨如金的文言文，仅仅用“与吏民相习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从，与农夫饷妇相对，从容问所疾苦，为之商略处置”“暇时以匹马往江上，见者不知其为巡抚也”的三言两语，活生生地画出了周忱的行事风格和人生情况。

　　面对一个亲民的官员，江南的父老乡亲，向周忱敞开胸怀，让真相浮出水面：依照规定，交粮食得加耗（耗，指耗损；加耗，指田赋附加税），但是豪强大户们都不肯交纳，于是加耗的负担全部落在农民头上，贫苦的农民交纳不起，只好逃亡，所以税粮越欠越多。

　　周忱用一种温和和扎实的方式，有效地改变了江南各府严重欠赋的情况。他的改革，稳打稳扎，似乎看不到暴风骤雨和电闪雷鸣。而与他同时间出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则用了欲擒故纵的手法，让他的对手心惊胆战。

　　在清查赋税，增加收入的背景下上任苏州知府的况钟，被宣宗皇帝赋予了特殊的权力。在朱瞻基的饯行宴席上，况钟等九个知府，收到了皇帝颁布的敕书：放宽职权，允许便宜行事，奏章可以直接送呈皇帝。

　　到达苏州之后，况钟隐藏起了皇帝赋予的尚方宝剑，用假装的糊涂，迷惑了那些官吏。属吏们以为这个新上任的知府和前任一样，糊涂易欺。况钟不露声色，面对属下的阿谀奉迎，表现得十分享受与得意，对捧着案卷请求批示的府吏，装出茫然的样子，反而问他们如何办理，一副言听计从的样子。没有人知道，况钟眼观四方，私行察访，悄悄地调查那些奸吏的罪行。

　　况钟的智慧和事件最后的结果，《况钟与周忱》一书做了详细描述：

　　过了一个多月，他摸清了情况，突然把属下官吏全部叫来，把学官子弟和地方耆老们也请来，当众宣读敕书，其中有“属员人等作奸害民，尔即提问解京”，“僚属不法，径自拿问”等话。接着便一个一个大声责问：某某人你那一天办什么事，受了多少贿赂，对不对？贪官污吏们做贼心虚，心怀鬼胎，十分害怕，大都无言敢辩。个别人支吾其词，企图搪塞过去，况钟大怒，立即命令几个身强力壮的差役，把这个不认错的恶吏当堂捶死。这样一连处死了几个舞文弄法、欺上瞒下、作恶多端的胥吏，并把尸体放在街上示众。这一下，“一府大震”，官吏们才有所收敛和警惕。接着，况钟又雷厉风行地惩办了苏州府所属七县中十一名查有实据的、情节严重的贪官污吏，其中包括昆山县知县任豫。又把长洲知县汪士铭等十几个饱食终日，不认真办事，疲沓庸懦的官吏革了职。第二年，又奏免了年老无能的治农官徐亮等人，奏请吏部另派干练有为的官吏前来接替。苏州府所属县的圩田（四周筑堤以防外水流入的低洼田），有圩长、圩老九千余人，这些人大多是恶霸、地头蛇，经常在地方上生事害民。况钟不管一些上官的反对，出了《革除圩老示》，坚决把他们罢免了。况钟继母病故，他离职回籍，有一批官吏乘机卷土重来，作威作福，肆意压榨老百姓。况钟复任回苏州后就毫不容情地加以从严惩处。

　　周忱和况钟，这两个在《十五贯》中配戏的角色，即将在江南的舞台上，展现他们作为一个好官的风采。

　　4

　　“平米法”，这个在《现代汉语词典》和《古代汉语词典》中缺席了的名词，只在《辞海》中留下了蛛丝马迹。这个出自周忱创造的词，在这里得到了正本清源：

　　明中叶在江南实行的调整赋税负担的办法。明苏、松等府田赋负担极不平均。田亩科则每亩从升、合起到七斗不等，最重的在一石以上；按科则派粮又轻重不同，每石米折价从二钱五分起到七八钱不等。宣德八年（1433年）江南巡抚周忱创立了“平米法”，对科则重的田土派轻粮，缴纳折色、轻赍，如科则为七斗的，以每石二钱五分派银，每亩征银一钱七分五厘，负担减轻。科则轻的派重粮，缴纳本色，负担增重。又将官民田地所纳耗米划一征收。科则轻重还用纳耗调剂。所收溢额耗米存仓，以便来年减征。

　　《辞海》对于平米法的解释，不是通俗易懂的形象描述。幸好词条中的“耗”字，让后人找到了开门的钥匙。耗米的征收，本来是为了弥补税粮征收过程中出纳、运输、存储方面的消耗或损失，但实际上，却变成了漕运粮食时沿途官吏、衙役乘机敲诈勒索的靡费。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方的大批税粮，必须迁移到遥远而又陌生的北方。在南北交通不便的明朝，南北大运河，就成了江南漕运的主动脉。尤其是永乐十三年（1415年）朝廷罢黜海运之后，内河的繁忙，让平静的水面，增加了无声的重负。长途运输过程中的耗费极大，通常情况下，三石米的运输，只有一石米交仓。运输代价被“耗”这个词取代之后，实际上就成了一种苛捐杂派。周忱的改革，是将耗米并入“正米”，一并征收，不论大户小户，一律交纳。周忱发明了平米这个名词，将正米和耗米的内容纳入其中。此后，周忱又建议工部制定标准铁斛，收粮放粮均用统一的标准量器，革除了过去大斗进小斗出的弊病。

　　平米之后，周忱又用“折色”的方法，将应征税粮折合成布匹或银两，用以调整官田和民田在田赋税负上的畸轻畸重现象。我在文献中，看到了折色的具体做法：凡是税额每亩四斗以上的，可以改纳金花银或布匹；凡是每亩税额在三斗以下的，则缴纳白粮、糙米。周忱从有利于税户的利益出发，规定了合理的比价，使得原来负担很重的粮户，可以缴纳实际负担较轻的“折色”。

　　周忱的改革，延伸到了与应征税粮有关的所有方面。他简化了交粮手续，改进了收、存、运的办法，还在交通方便的水运码头设置粮仓，方便农民交粮。如此一来，过去粮长、里胥借以勒索和贪污的机会，大大减少。

　　周忱的眼光，顺着漕运的水路，看到了遥远的北方。他和主持漕粮运输的官员商量，改革了漕运的方法。在朝廷的批准之下，过去不远千里开往北京的漕船，改到淮安或瓜洲卸货，交由军队接运到通州。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兑运方法，有效地减轻了纳粮户的运费和徭役，节省了人力和粮食。周忱将漕运改革节省下来的粮食和耗米剩余的部分，存入特设的“济农仓”，这些被称为“余米”的粮食，充作地方的各项公费开支，有效地弥补了税收的亏欠。

　　5

　　周忱与况钟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同乡的情谊，他们之间的联系，超越了《十五贯》政治化的脸谱，超越了官场上下级的森严等级，留下了好官廉官的美德懿行。

　　一個人的为官姿态，是一种人性人格的自然塑造，它无法通过伪装、作秀坚持到底。多种文献均用“清廉刚直、淳朴谦逊、久任江南，和吏民相处，亲如家人。常微服出访，体察民间疾苦。对部属即使是小官吏的意见，也能虚心采纳；对能吏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同知赵泰等人，都能与之推心置腹地研讨政务，务尽其长，故事无不成”等评价周忱。周忱与况钟的关系，在《明史·周忱传》中，凝练成了一句话：“凡忱之所行善政，钟皆协力成之。”

　　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由巡抚和知府两个男人构成的上下级关系中，周忱和况钟是最好的榜样。两个江西籍贯的官员，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完成了他们共同的目标。《况钟与周忱》这册只有一万九千字的薄书，多处出现两个官员的描述：

　　况钟被派到苏州任知府后，在江南巡抚（地方长官）周忱的支持下，多次提出官田减租和蠲免欠粮的具体办法，每次都被户部阻挠不准。况钟毫不动摇，他三次抗辩，一再上疏力争。

　　明宣德八年（1433年），况钟协助江南巡抚周忱，经奏请皇帝批准，设置“济农仓”。

　　况钟在苏州十三年，兴利除弊，进行改革，使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特别是况钟协助周忱实现官田减租一事收效最为明显。

　　况钟的政绩，本质上是和周忱的功劳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志同道合的官员，他们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信念，在明朝的官场风气里，彰显了一股清流。我突然想起了“亲密无间”这个成语，周忱和况钟的关系，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好诠释。

　　江西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山前周家庄的周忱纪念馆，是历史的一段复制，是一个正本清源，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地方。周忱的故乡，让我从昆曲《十五贯》中走出来。站在古老的尚书第门口，仔细品味那副不知谁人创作的对联：天帝五朝眷宠；尚书两部户工。目光移开的时候，可以看到西北方向的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从那个山村走出来的况钟，和周家庄的周忱并无任何约定，却同时走到了江南那个广阔的舞台。

　　周忱和况钟都无法预料，在他们身后，会有一台《十五贯》的昆曲，演绎出他们的故事。只有一个从《十五贯》中走出来的观众知道，戏曲艺术是人物脸谱化的登峰造极，在违背历史真实人为设定的戏曲角色定位中，一个好官，背上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污名。

　　由于迎合人民对于清官的向往，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昆曲《十五贯》粉墨登台，在塑造况钟正义化身形象的同时，用虚构的故事，嘲讽和贬低了周忱。

　　《况钟与周忱》开篇中的一段文字，让我回到了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

　　《十五贯》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况钟这个历史人物，刻画了他的性格和思想感情，赞扬了他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精神；同时无情地鞭笞和批判了过于执的主观臆断、大搞逼供信、草菅人命的恶劣作风，辛辣地嘲讽了况钟的上司周忱的官僚作风和封建官场的陈规旧俗。这部戏通过鲜明的对比，形象地突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个主题，是具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好戏。

　　《十五贯》的风头，直达了最高权力。1956年4月，《十五贯》进京演出。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之后，大加赞赏，做了三条指示。

　　毛泽东的指示，只是高度肯定和表扬了这台戏，并未涉及戏中人物的评价。如果党的最高领袖用日后评《水浒传》的方式臧否人物，那么，周忱绝对逃不了反面典型的厄运。一旦进入了政治批判，那么，因循守旧、死抱教条、草菅人命，任何一顶帽子，都足以让死人战栗，让周忱的坟上不敢长草。

　　6

　　《明史·周忱传》虽然文言简洁，但江南巡抚一生中的精彩情节，却若隐若现。

　　周忱经常用匹马孤身的方式，来到基层，与农夫农妇聊天。百姓不知来者是巡抚高官，便与之交心畅谈。周忱身上的便服和脸上的笑容，并不是巡抚的伪装，而是面向百姓的姿态。在一个衙门森严，官威炽盛的时代，只有匹马，只有微服，只有孤身，才能最近距离地接近底层，才能看到最真实的人间景象。“见嘉定、上海间沿江生茂草，多淤流”，就是周忱微服所观，“乃浚其上流，使昆山、顾浦诸所水，迅流驶下，壅遂尽涤”，便是私访之后的改变。

　　所有善于理财的人，必定细心缜密，《明史·周忱传》用“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评价周忱，并非虚言。周忱的计算，如同我们这个时代的电脑，将江南地区所有的钱财米谷，一一化成准确的数据。有一个自作聪明的下属，用江中遭遇大风，损失米谷为借口，妄图中饱私囊。周忱翻出记录天气的本子，用天气晴朗，并无风雨揭穿了此人的谎言。这个风平浪静的细节，让所有下属吃惊和佩服。

　　有个奸诈之徒，挑战周忱的权威，他故意搞乱自己过去办过的案子，想事过境迁，浑水摸鱼。周忱面对刁难，沉着应对，他准确无误地说出了办案的时间和过程，在那个人的目瞪口呆中，周忱斩钉截铁地反问：“我已经替你作了判决，为何还敢欺骗我？”

　　周忱的为官能力和智慧，已经超越了江南巡抚的职责范围。他的出谋划策，甚至让皇帝也刮目相看。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不顾重臣反对，仓促集军，御驾亲征，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遭强敌包围，明军大败，英宗被俘，举国震动。为了抵御瓦剌军队的进攻，断绝敌军的粮草，朝廷决定将存放在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烧毁。

　　对于经历了江南实施平米法和应征税粮减负的江南巡抚来说，几百万石粮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是纳税百姓的血汗。无端地烧毁这些粮食，是一个让周忱心疼的罪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周忱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即通州存粮作为北京驻军一年的军饷，让各地官军自行领运。周忱的计策，一箭双雕，既保住了粮食，同时又解决了驻军的粮饷需求。

　　我来到江西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山前周家庄的，周忱的纪念馆里，正在播放电视录像的昆曲《十五贯》，周忱与况钟的故事，以戏剧的形式，走进了参观者的心里。我知道，一个真实的巡抚，已经化成了庄严的建筑和万众的口碑，代代相传。

　　周忱和况钟，都已经以衣冠冢、文庙、祠堂的形式，留存在了人间。那些“法行民乐，任留殃迁，青天之誉，公无愧焉”“国朝东南巡抚，独称周文襄”“自古理财之臣，不病国，不病民者，在唐惟刘晏，在明惟公”“论经画有法，防制精密，巡抚克称，政绩显著者，无逾于公也”的评价，都超越了浅薄的谀词，成为了历史的肺腑之言。

　　生祠，是为了纪念活人而修造的建筑。古代的能官、清官，多有百姓自发为了纪念而建祠感谢的先例。他们为老百姓办过的好事，凝聚在生祠的每一块砖瓦之上。周忱的生祠，是江南百姓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是一个好官离任之后的正常逻辑。只是，我没有想到，周忱的生祠，竟如雨后春笋，在他任职过的土地上茁壮生长。周忱的生祠太多太密，数量也难以统计，幸好有文献之功，后人从《双崖文集》、彭韶《来鹤楼合祠》、刘健《苏州府建夏周二公祠堂记》、李应祯《周文襄公生祠画像记》，《常熟儒學碑刻集》第三十三陈播《报功祠记》、嘉靖《太仓州志》卷十寺观、正德《松江府志》卷十五庙坛，《芙蓉湖修堤录》卷七《周文襄公祠宇说》、万历《常州府志》卷二祠庙社稷坛、光绪《武阳志余》卷四之一祠庙续补、弘治《重修无锡县志》卷二十三祠宇、张有誉《周文襄公祠记》、《杨家圩周文襄公祠考略》、《周文襄公年谱》宣德九年“常州府民建公生祠于无锡之惠山、宜兴之善权二寺”条、嘉靖《江阴县志》卷八坛壝、《周文襄公年谱》宣德九年“镇江府民建公生祠于甘露寺”条、《周文襄公年谱》宣德八年“太平府民建公生祠于采石江滨”条、《周文襄公年谱》正统十一年“太仓、金山军民绘塑威海伏倭图，于佛寺祀公”条等多种资料中，归纳了周忱生祠的数量、地点、时间、立祠人和名称类型，那些立在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金山卫大地上的周忱祠，让一个古代官员永垂不朽。

　　这些数百年历史的生祠，组成了一个巡抚生平的建筑群。建筑是沉默的砖瓦，是无声的语言。在庄重沉默的生祠面前，我选择了一首诗。从周忱的《爱莲轩》进入，一个人的自述，就以莲荷的姿势，展现在后人眼前：

　　嘉卉比君子，亭亭植清时。

　　出污色不染，过雨叶更奇。

　　我家濂溪翁，自昔偏爱之。

　　后人艳高谊，种之益蕃滋。

　　碧香或送酒，适意还题诗。

　　酒香远愈好，每与南薰期。

　　责编：周三顾

　　作品 202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