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凡

　　1

　　黄河穿过太行山，落壶口，冲蒲州，撞上秦岭华山，然后猛地转头向东，一路奔向大海。

　　风陵渡口，残阳夕照，子夏面向鲁国的方向，五体投地，老泪纵横：“夫子啊！您的话我明白啦，终于明白啦！……”

　　此时的子夏已经是107岁的老寿星了，虽然须发苍苍、双目失明，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心意虔诚。

　　众弟子抬起子夏，长河落日的余晖映红了他的面颊，映红了众人的身影，也映红了脚下的关中平原。

　　魏国的都城安邑就坐落在关中平原东部，这里西邻秦国，北接赵地，东抱韩氏，南望陕关，虽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地域狭小，扩展困难，再加上魏国新立，国力孱弱，四面强敌虎视眈眈，在这样的情况下，魏文侯怎样才能提升国力，走出困境呢？

　　从晋之魏氏到独立的诸侯魏国，魏文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不拘一格任用贤人的胸怀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魄力。

　　《资治通鉴》和《史记》中记载了诸多他礼贤下士的事迹，说他“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任用李悝、翟璜为相，乐羊、吴起为将，西门豹治邺，率先在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变法；接着他用田璜为相改革弊政，以乐羊为将对外攻略、开疆扩土，奠定了魏国百年霸业的根基。

　　子夏正是在魏国新立时由鲁及魏，完成了从儒生到帝王师的转变，并通过魏文侯用国家的力量来弘扬儒学。

　　然而，事物总会存在两面性，随着魏国的日益强大，魏文侯成为战国时期第一个诸侯霸主，子夏所倡导的儒学不得不随着魏国政策的改革而改变，最终使得“子夏之儒”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遭到了同门的唾弃。

　　曾子曾经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子夏“罪恶有三”（详见上一期“三省吾身”），说子夏老年丧子是得罪了上天应得的报应，从此，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和以曾子为首的“齐鲁学派”针锋相对，后世的荀子甚至把子夏一派定义为“贱儒”，这也正应了孔子当年训诫子夏的那句话：“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那么，什么是君子儒，什么是小人儒？子夏的观点和孔子的思想到底有哪些冲突？子夏之儒为什么被荀子称为“贱儒”呢？

　　2

　　子夏（前507—前400），姒姓卜，名商，字子夏，后世亦称“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晋国温邑（今河南温县）人（另有魏人、卫人二说，据钱穆先生考定，温为魏所灭，卫为魏之误，故生二说），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之佼佼者，他才思敏捷，以文学著称，被孔子许为“文学”科的高才生。这里的“文学”，指的是典章文物、章句训诂、名物考索，包括成文的历史文献和政治制度，还有对古文的注释、考证和解读，等等。

　　《后汉书·徐防传》载：“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所谓发明章句，就是指整理、疏解、分析“六经”的章句文字，这是后世以传、注、疏、正义等形式传经的开始，而用这种方式解经，子夏可谓第一人。

　　子夏及其学派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整理与流传，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博学笃志，心无旁骛，虽性不弘，然毕竟亲炙孔子之教，故终成一代文学宗师。

　　子夏拜孔子为师时很年轻，但对问题常常有独到的见解，因而得到孔子的赞许。

　　有一次，孔子讲读《诗经》，在讲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一句时，子夏不解，问于孔子，孔子回答：“这就好比画画，需要在一张白纸上画才能画好！（绘事后素）”子夏听了，突然开窍，说：“对于做人来讲，首先要有良好的品德素质，而后再加以必要的礼仪文饰，才可以成为君子！”

　　孔子听后大加赞赏，说：“卜商啊，是你给了我启发呀！有这样的悟性，我们便可以在一起谈论《诗》了啊！”

　　子夏对《诗经》是有着很深研究的，从孔门弟子之间的对话中也能发现，同门弟子这方面的困惑往往也会从子夏那里获得启发。

　　众所周知，在孔子众多弟子中，颜渊是被孔子最为认可的“好学者”。其实，子夏在孔子的学生中也是颇为好学的一位，以至于子贡也不得不叹服子夏“学之深”。

　　那为什么子夏没被孔子立为“标杆”呢？

　　《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在孔子心目中，只有颜回才是唯一的标杆。

　　孔子是不是“偏心眼”呢？或者说，子夏的“好学”和颜回的“好学”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颜回“闻一而知十”，他的“好学”侧重于对“道”的理解，生发能力强，连孔子都自叹不如，“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而子夏所回答的都是孔子曾经说过的，只不过是经过子夏的转述保存下来的，更侧重于“书本知识”的搬运和挪移！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颜回善于理论结合实践从而悟道，而子夏更善于研究如何写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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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夏的“研究”能力是非常强的。

　　《孔子家语·执辔》载：

　　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敢问其然乎？”

　　从这里看，子夏能从一个点考究出来这么多东西，确实属于写论文的高手，属于那种“一碗炸酱面能写十万字考究论文”的学霸！

　　对于子夏的“考究”，孔子频频点头，可子贡就不耐烦了，说：“你厲害你厉害！可是，研究这些劳什子能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还是能促进社会进步？有啥用呢？”（“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

　　孔子对此持包容态度，说：“人各有所长嘛！”（“然，各其所能。”）

　　《吕氏春秋·察传》还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也能说明子夏的研究能力超强：有一年，子夏途经卫国去晋国，路遇一位“文化人”，捧着一卷史书高声朗读：“晋国的军队带着三头猪过河……”子夏一听赶紧纠正他：“你读错了，不是三头猪，是‘己亥，肯定是抄书人抄错字了！”

　　后来那人到晋国核对，果然是己亥年晋国军队过的河；那时的书都是手抄卷，所以经常会出现抄错的现象，子夏一听就能指出错误，可见他的研究能力有多强。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吕氏春秋·察传》）

　　孔子虽然认可子夏研究精微的才能，但是，孔子所传的是“大道”，是君子之道，注重的是“德之内修”，讲究的是“修身济世”，而子夏偏于章句训诂、名物考索，极尽考究之能事。至于“修身养性”，他认为，只要是大方向不错，有点小毛小病的无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他可能认为孔子之道的真谛就是“写好论文”，然后“以文载道”教化万方。其实，这和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差异了，所以孔子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显然，孔子对子夏为学的方向是心存不满的。

　　那么，什么是“君子儒”，什么是“小人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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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儒”！

　　西汉扬雄《法言·君子》说：“通天地之人曰儒。”

　　在古代，什么样的人才能“通天地”呢？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认为，国家第一等大事就是“祭祀”，而负责祭祀的人就是“儒”。

　　“儒”的本字是“需”，样子像一个健壮的人顶天立地，这样的人被称为“大人”。我们看到，“大人”腋下各有两个点，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古人祭祀，主要诉求就是风调雨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求雨”，两个“雨点”（）在腋下，表示“大人”求雨，雨在“大人”身上，也就是说人们认为“需”就代表雨神；到了周代，随着对自然界认识的进步，人们认为“雨”不是在神的身上，而是在天上，求雨实际就是向天祈求，所以就变化为，上面是“雨”下面是“天”，代表人们对天的需求；而作为求雨者的负责人，不再代表神，而是个“公务员”，所以，金文就在“需”（）左边加了一个“人”成为儒（）。

　　近代学者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说：“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

　　“求雨之师”为什么衍化为了“术士”呢？

　　殷商时代，国家特别重视祭祀，我们发掘的甲骨文基本上都是祭辞，到了周代，“儒者”除求雨之外，还负责治丧、祭神等其他各种宗教仪式。

　　汉代刘向《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他认为儒家是从周代主管教育的官员转化而来的。

　　另有资料表明，儒教发源自尧舜禹时期的“五教”，“五教”就是处理人际道德关系的五种基本规范，尧舜禹的臣子皋陶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包括国家祭天、民间祭祀甚至老百姓的婚丧嫁娶，专门负责“五教”普及推广和教育职责的人就是早期的“儒”。

　　后来，周朝逐渐衰落，直至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战，不再服从统一领导，周天子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养这些官员，为了谋生，“儒”就产生了分化，有的继续为各诸侯国服务，这就是“君子儒”；有的就转化为巫师、相礼，替别人处理丧葬业务等，这就是“小人儒”。

　　后世把孔学称为“儒学”，或许是出自这一则《论语》中的“君子儒小人儒”，因为《论语》中没有记载谁把孔子称为“儒”，更没有记载孔子以“儒”为荣，甚至把自己称为“儒”的语录也一条都没有，可见，把孔门之学定名“儒学”是后人干的事情。

　　郭沫若先生考证，儒家这一称号，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带有贬低其地位的意思。

　　胡适先生在《说儒》中讲：“儒”是殷民族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持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然而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变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变成了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和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地行到统治阶级里了，向他们求学的已有各国贵族的子弟；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子夏并没有从事“巫师、相礼，替别人处理丧葬业务”啊！那孔子为什么还要告诫他“无为小人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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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意思就是说，聪明的人要是坏起来，就有着无穷大的破坏力。

　　宋朝的秦桧很有才，不但学富五车，而且精通书法，据说宋体字就是他的发明。青年时期的秦桧也曾想做正义凛然的君子，可后来却变得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排除异己，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了抗金名将岳飞等忠臣，成为一个十足的小人。

　　在古人看来，读圣贤书，修君子之道，为的是能够拥有一颗仁义之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正当的地方，那他就是“君子儒”；反之，如果用在不当的地方，那他就是“小人儒”。

　　那么，子夏是这样的人吗？

　　孔子对子夏是非常器重的，年纪轻轻就被孔子举荐为鲁国的“莒父宰”（即莒父这一地方的行政长官）。在子夏所处的时代，做官的正规途径基本有两条：一是依靠世袭的爵位来获取，另一是以军功取仕。显然，子夏一介书生，且出于贫贱之家，这两条路基本都行不通。

　　不过，一些以实际才能而“破格”为官的现象已开始出现，子夏能够以晋国人的身份在鲁国做官，如果不是孔子极力推荐，恐怕是很难实现的。

　　子夏注重人民的利益，講求现实功效，而且比较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现实，所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而忽视了民众的道德教化。

　　孔子对子夏的施政方略不满意，对子夏说：“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其结果很可能会导致走向社会的失控。”并告诫子夏：“不要只抓眼前的小利益，要目光长远，如果贪图小利，反而最后达不成目标。”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不以为然，心想：夫子崇拜的管仲先生不是也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吗？我发展经济有什么错？

　　《周礼·太宰》说：“儒以道得民。”就是说儒者是以“传道”而取得民众的热爱，如果偏离了这个主体，就会成为“小人儒”。

　　南怀瑾先生认为：什么叫小人儒？书读得很好，文章写得很好，学理也讲得很好。但除了读书以外，把天下国家交给他，就出大问题，这就是所谓书呆子，小人儒。君子之儒有什么不同？就是人情练达，深通世故。如前面所讲的，子路的“果”、子贡的“达”和冉求的“艺”都具备了，那就是“君子儒”。

　　子夏卻认为，孔子的学说太过理想化了，要落到实处，要从经济上根本改善百姓的生活，这样的“道”才具有现实意义！

　　所以，孔子去世后，子夏导演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以“有若状似夫子”为由，联合子游、子张等人尊有若为师，“以所事孔子事之”，从而取代了子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从此和代表着正统孔学的子贡、曾参等人走向分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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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韩非子列举的“儒分八派”，并对这八派一一做了批判，认为他们都没有得孔子真传，可是，里面并没有提到子夏、曾子、子游、有若这些人，这是为什么呢？

　　郭沫若先生说：“那是因为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了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着的祖宗，而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儒家看待的。”

　　高培华反对郭氏此说，并引用胡适之说，真正的孔门弟子，如曾子、子夏、子游、有子诸人，都是孔门的正传，他们重在践行传播孔子之道，并不别立宗派，故而韩非没有提到。

　　那么，子夏和曾子这些人到底什么时候分的手？子夏之儒流变为法家之祖是不是子夏的初衷？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论语》记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从“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可以看出，子夏属于“强硬派”，和孔子“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思想完全不同。

　　又据《墨子·耕柱》记载：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

　　从“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可以看出，子夏的学生出言不逊，浑身充满着战斗气息，这和儒家倡导的“君子之风”也是格格不入的。

　　此外，《韩诗外传》中还记有子夏与公孙惰言勇的故事。到了战国中期，子夏一派的势力大增，“子夏之徒”也遍布天下，由此看来，子夏一派不只是一批学士，也不只是一批志士，而是一批斗士，颇有一股武侠的精神，也就是说，他们是富有斗争性的。

　　所以荀子批评“正其衣冠，齐其颜色，赚然而终日不言，子夏氏之贱儒也”。

　　“子夏门人”“子夏之徒”是不是就可以完全代表子夏本人呢？或者说“子夏之徒”本就是个泛称，他们得到的不一定是子夏的真传。

　　这就需要了解一下“西河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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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河位于今陕西关中东部黄河沿岸地区，这里原本属于秦国的领地。公元前453年，晋国的赵、韩﹑魏三家联合灭掉了智氏，三家分晋的局面基本形成。三家中赵氏获利最多，魏氏、韩氏得到的要少一些。由于赵氏在北，发展方向是北面；而韩氏在东，发展方向是南面的郑国；魏文侯则把发展的方向放在了西面的秦国。

　　秦人虽居华夏西陲，但由于秦国的先人曾是殷商时期的贵族，对中原文化的向往扎根于心，“东归”一直是他们的心愿，因此，争夺西河之地就成了秦魏两国的焦点。

　　魏文侯雄才大略，锐意进取，大胆改革，任用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富国强兵，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的霸主。

　　公元前419年，魏军占领了西河地区。

　　魏文侯在西河地区一方面完成了军事占领，另一方面把魏国的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西河新政对秦国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简公为了安抚民心，被迫实行“初租禾”政策的改革。

　　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在对秦攻略中除了军事打击、政策攻心外，重点进行了文化渗透，于是决定重用当时著名的大儒子夏在西河讲学，西河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对魏文侯的邀请，子夏最初是很犹豫的。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国士人的“灵魂宗师”，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给国君做老师是儒士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亲自到西河坐镇。

　　以魏国国家名义设立的“西河学院”，实际上就是魏国后备干部培养中心，所以，凡是想晋升的国家体制内高官，都想到西河学院去进修，甚至其他诸侯国谋求进身的士人也纷纷转入西河学习，一时间，西河学院少长咸集，群英荟萃，人才辈出。

　　《史记·儒林传》记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战国时一批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如李悝、吴起，俱出门下，而商鞅、荀子、李斯、韩非则也是其隔两或三代的再传弟子。其门风之盛，使当时许多人甚至误以为子夏就是孔子。

　　这个时候，西河学派应魏文侯的要求已经不以贵贱为收取学生的标准了，这些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这样，西河学派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各国的士人对西河都很向往，魏国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理想的效力国家。

　　由于子夏已经享有了魏文侯师的至高荣誉，相当于西河学院终身名誉校长，对学生的入学条件也就不计较了。一般情况下，除对几个关键人物如李悝、吴起之外，对西河收来的其他人等并不亲自教课。

　　那么，西河学派的日常教学都有谁来授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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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夏虽然很少亲自授课，但课程体系设置，师资力量还是要他最后来审定。

　　先说课程体系。

　　南宋洪迈说：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或云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穀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

　　大体意思是说：子夏对于《周易》《诗经》《礼记》《春秋》等都有注解，我们之所以今天能看到《易传》《诗序》《礼记》《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都传自于子夏，而且《论语》也是由子夏和仲弓最终撰定的，可见，子夏及其学派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整理与流传，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钱穆先生对此也做过考证，他认为孔子死后，儒分鲁、魏两派，《左传》是鲁国的儒派搞的，此外，如《竹书纪年》《逸周书》《周官》《毛诗》《孝经》《尔雅》《易经》等书，恐怕都出于魏国的儒派手中。魏国既有这么多的儒书出来，可见在鲁国之外，的确已另成一个新的儒家学派。

　　孔祥烨《子夏氏“西河学派”初探》认为，曾子、子游、有子等人在积弱的鲁国，只是讲仪文小节的礼，而子夏的门徒李悝、吴起等在魏国从事政治活动，借助国家的力量始将儒道发扬光大。由此可见，子夏在魏国名声盛大，他传授文献，使中国的古代文化继往开来，其贡献之大，不可忽视。

　　子夏长于文学，常与孔子论《易》、论《诗》、论《书》，后来又与魏文侯论《乐》。子夏论《乐》，将音乐与政事、武备结合起来加以阐发治国的大道；孔子论《乐》，以和为贵，反对战争，而进入战国初期后，子夏在魏文侯那里却提醒他准备打仗。这说明形势变了，魏国的儒派学说也跟着进行变化。

　　再说师资力量。

　　田子方，子贡的学生，《史记》上说他是魏文侯的老师，《吕氏春秋》上说他也是子夏的学生。田子方除传授儒本身的“六艺”外，最重要的是讲授纵横术与经商的本领，特别是纵横术，成为官员从事外交活动所必备的才能（曾任秦国宰相的纵横家张仪就是魏国人）。田子方对传统六艺的发展是和那个时代的发展相适应的。

　　段干木，是子夏看重的一个学生，《吕氏春秋》明确说他“学于子夏”，他的教授中可以看到子夏培养高级官员的思想精髓。魏文侯担心段干木培养的高级官员如果不能为魏国所用，反而会与魏国为敌，便让段干木主要教習魏国的公室贵族，并请子夏对这些贵族的子弟能够多加指点。

　　公羊高与穀梁赤也是子夏的学生，最初的时候这两个人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但由于他们教授的《春秋》是以服务国君为对象的，所以魏文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公羊传》的蓝本，穀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后来《春秋穀梁传》的蓝本。《公羊传》和《穀梁传》一直影响中国2000多年，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吕氏春秋》上说“田子方学于子贡，段干木学于子夏，吴起学于曾子，禽滑厘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厘，田紧学于许犯……”而后来，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李悝、禽滑厘等人又先后相集于西河，这些人又都“受业于子夏之伦”，可见，“西河学派”是一个庞杂的团体，成员与成员之间有一种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大概率的原因是这样的：魏文侯拜子夏为老师，其他人自然也都会拜子夏为老师了，这样，子夏就成为了“西河学派”的灯塔人物，所有人都会尊其为师。

　　因此，“子夏之徒”是个泛称，不一定都受到过子夏的亲授。

　　9

　　子夏对做官没什么兴趣，也相当清高，《荀子·大略》载：子夏贫，衣若县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大致意思是：有一段时间子夏非常贫穷，穷到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的衣服破烂得一条一块的，远看就像满身悬挂着鹌鹑的尾羽，这时有人劝他说：“你满腹经纶，为什么这么穷而不去做官呢？”子夏回答说：“凡是那些不尊重知识分子的诸侯，不值得我去为他献计献策；凡是那些目光短浅以为自己了不起的士大夫官员，我见过一次，第二次连见都不愿意见！”

　　魏文侯深知这一点，所以诚恳地拜子夏为师，邀请子夏出山。子夏有感于魏文侯尊师重教，所以才答应到西河任教。

　　那么，子夏都教授魏文侯些什么呢？

　　《史记·魏世家》载：“文侯受子夏经艺。”除此之外，没有发现魏文侯向子夏咨询过治国问题，也没发现子夏在魏国任过任何官职。

　　不过，对于子夏来说，魏文侯能给他相对安静的环境与充足的支持，以保证他进行纯粹的学术研究与讲学，这正是子夏求之不得的；而对于魏文侯，请子夏只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名望组建一个道场，来吸引天下英才为魏国服务，“西河学派”实际上是“魏国国家干部管理学院”。所以，这样的关系各不相害，没有历史资料证明子夏与魏文侯发生过什么冲突，大概二者是善始善终的。

　　子夏曾经非常后悔地说：“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以前不明白，子夏这么多学生，怎么可能离群索居呢？现在分析，所谓离群索居，无非就是指他不问世事，只做纯粹的学术研究，从而使“子夏之儒”被天下人骂为“贱儒”“小人儒”的缘故。

　　子夏为什么会被人诟骂呢？

　　我个人以为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一个人各方面优秀就应该去做官。这和他原先宣扬的“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就不同了，你自己高调宣称不想做官，转脸又去道德绑架让别人去做官，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二，“西河学派”实际上是“魏国官办机构”，因而办学方向必须是“注重社会功用，志在变法改革”，子夏只不过是个幌子，因而，“西河学派”成为由儒家向法家、兵家过渡、转变、蜕化的连锁环节，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主张并推进变法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的诞生地和策源地，因此，远离了儒家的思想路线。郭沫若先生说：“李悝、吴起、商鞅都出自儒家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慎到虽属黄老学派而后于子夏，可知他的主张是受了‘子夏氏之儒的影响，因此，前期法家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学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舊名词而已”。

　　第三，子夏虽得魏文侯的支持得以讲学，但子夏并没有依附巴结权贵的意思，尚且保持了一个纯粹学人的独立品格。前面讲过，儒家经典之所以有这么多书出来，一是魏国国家力量全力支持，二是子夏潜心著述才能有这样的结果，至于后学与末流把儒家引向“贱儒”，恐怕是他所未能预料的。

　　程伊曰：“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归？必趋于道矣。”

　　事实证明，子夏之儒后来发展为只“溺于文章，牵于训诂”，这种“学风”后来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严重脱离了现实，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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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

　　大致意思是说，君子对人要呈现三种不同面目，首先，要和人保持一定距离，要有威严感，让人远望而不敢轻易接近；其次，当他愿意让你接近的时候，就表现出笑容可掬、和颜悦色，让你觉得他很有亲和力；最后，当你再进一步接近他的时候，他说话就非常严正，没有给你文过饰非的余地，对你要求就会很严格。

　　由此可见，子夏心目中的君子是知变通、懂权术、有心计的，和孔子倡导的“温文尔雅”“坦荡荡”的君子是不同的。可能正是这个原因，让很多人觉得子夏难以接近，因而对他也会产生各种误解。

　　子夏不像颜回、曾参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颇具独创性，关注的问题不是复兴周礼，而是如何与时俱进。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历史理论。

　　比如，他以为他明白了孔子著《春秋》的目的，所以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记取历史教训，防止臣下篡夺，因而对《春秋》的解读特别重视，他的学生公羊高和穀梁赤继承了子夏的学说，分别形成了《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两大体系，一直影响到清末；再比如，他以为“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是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的道理，其实他不知道这是孔子对颜渊不幸的人生际遇的悲鸣，等等。

　　总之，子夏的一生可谓十分传奇，他出身贫寒，但靠着非凡的才华和努力的钻研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成为了帝王之师；他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

　　然而，也许是历史开的玩笑，子夏的那些有成就的弟子们，最终都没有选择儒学作为其研习传承的学问，而是在子夏思想的基础上开创出诸如法家、兵家这样的思想。这或许是与子夏在其学问中更强调实际、注重实效有关吧！

　　责编：周三顾

　　作品 202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