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坎

　　与你相伴或不与你相伴是我时间的尺度。

　　——博尔赫斯《威胁》

　　我触碰什么，什么就破碎。

　　——卡夫卡

　　你是我命运的一部分。

　　——黑塞《彷徨少年时》

　　梅梅离开的那晚悄无声息。起初我毫不在意，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上天知道哪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或细节足以令她愤愤不平，从而迁怒于任何人事。九月三日一早，我给她发了消息，直到晚上也没有回应。这是能预料到的。次日，我拨了十余通电话，到最后根本打不进去。当天傍晚，我程序性地找到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个共同朋友，询问她的下落，刻意凸显我的心急。睡前，我躺在床上告诉自己：该做的我都做了，梅梅会和先前一样，两三天的短暂纾解后自行在一个阒静的夜晚轻轻叩响我的房门。

　　三天后，我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梅梅一改往日的做派，不再于网上更新她的秋季穿搭与舞步教学；她的动态里删除了先前似有似无的些许“暗示”：一条项链、一座城市的地标、一盒蛋糕夹心的味道或某件呢绒大衣的款式……在最后一通电话里，我语气平平地留言说要是一早前她还不搭理我，我就报警。上午九点，我去到警察局，报了失踪的假案，言辞或许有点夸张。警察当着我的面拨通了梅梅的电话，那头却坚称不认识我，随后草草挂断。那个高大魁梧、身穿便服的男人面露微笑地拒绝了我想要重拨一次的请求，并提醒我以后不要开第二次玩笑。“再打过去，我们就成骚扰啦！”

　　回去的路上我绕着思明街兜了几圈，多拐了几个不熟悉的弯，还是捉摸不透梅梅在搞什么名堂。到家后，我洗了澡，赤身裸体时突然觉得身体轻得吓人。我不抱希望地再次打了梅梅的电话，结果可想而知。一气之下我把玻璃桌上的梳妆镜摔碎了。那面镜子总叫我想起梅梅的模样，她高傲、轻蔑、冷漠以及那时不时叫人感到悲哀的可怜神态。我想，任何玩笑都不应该过火，任何人的忍耐也都是有限的；我爱梅梅，但并非说我应该容忍她一切不合时宜的臭脾气。阿根廷的旧区流传着这样一句俚语：要是一个男人想同一个女人超过五分钟，那他就算不上一个男子汉。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我铁下心来尝试睡觉，但怎么也做不到；十二点过后，我承认自己是个十足的窝囊废。我闻到槭树的香味，起身去探寻梅梅遗留下的可怜的痕迹。

　　插在瓶子里的百合香已经挥发殆尽，残余在空气中的是淡淡衰老的气味。有一张相片摆在方柜中央，背景是缤纷的彩砖，当时我吻了梅梅的额头，现在我只能吻吻落了灰的相片。以往的早晨，梅梅喜歡把被子叠成方块，现在我也把被子叠成方块。沙发的褶皱、墙上的手印、樟脑丸的甜腻气味……梅梅无处不在，她的出走或许也早有预兆：那晚我注意到浴室里的灯泡忽闪忽灭，墙角的地缝爬着几小群蚂蚁，衣柜里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我的背上不知怎么起了两道血痕，几张蝴蝶标本不见了踪影，窗外的爬山虎死死缠住阳台的栏杆，烧开的水突然就凉了下去。最重要的是，夜里的小雨已经连续下了有半个月了。

　　一切早有迹可循，我想，梅梅是爱我的，但任谁也受不了这毫无生气的逼仄的房间和八月没完没了的纷纷细雨。我无可奈何地躺在床上，打算让一场痛快的午觉解决我怯懦、反复的念想。翻来覆去的时候，我尽力幻想些刺激而无关紧要的事情，例如占星术和摇滚乐。有一阵子我几乎快睡着了；然而，无论怎么想、想什么都无法避免回到梅梅那双褐色、哀怨的眼睛。没过多久，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第一次发觉睡眠和死亡竟是一对不折不扣的同义词。我想爱因斯坦说的不无道理：在折磨中度日，时间便漫长得难以忍受。

　　我是十二点零五分出门的，出门前我刻意看了眼手表。事已至此，称不上好，但也不能说不会比这更糟。我简单收拾了一番，随后坐车去往位于中山街的芭乐广场，在附近兜了几圈。直到太阳越加发威，我才从侧门进入商场。门口几个男人正为一台演出忙前忙后，或许是童模走秀。我没有注意太多，直奔五楼，买了两场连续的电影。出乎意料的是，我很快就睡着了；幽暗、变换的音乐和鬼魅的灯光让人不自觉地微微晕眩。醒来时已将近晚上八点，我感到精神抖擞。楼下的演出已经开始，过于杂乱无章的节奏和掌声注定只能吸引过路的小孩和老人。我注意到几个脸熟的过气明星，但叫不上名。我在一家专卖店挑了件芥末色的呢绒大衣，又给自己配了副新的方框眼镜，以便让自己看上去更有男人味。这是必要的。终于，九点了；梅梅是九月二日晚上出走的，我想，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天，现在我去探问敦坎——梅梅的表哥，也是当初我俩的介绍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或许也不可避免。

　　奥黛丽酒吧通常十点开门，我是九点十五分到的。隔着玻璃窗能看见里面有人在摆樱桃盘。前台那个身穿枣红色工作服的男孩认出了我，把我引进一间包厢，敦坎就躺在沙发上。我轻轻关上门，但故意弄出了点声。大概是感到意外的缘故，敦坎立马坐了起来，掐灭了烟，打算泡茶。我闻到一股梅子酒的气味，便问他是否之前喝了点。

　　“猜对了一半，老兄。”他不无骄傲地说，“是从墨西哥一家秘密酒商进的。不止梅子，还有杨桃、石榴、菠萝……甘蔗汁，几十种呢。”

　　我立马尝了一口。问题在于，他的话令人难以信服，却也找不到可辩驳的佐证；如果他说那是杯柠檬酒，我反而没有怀疑的理由。我简单附和了几句，随即把话题引到往事上。

　　我们是两年前认识的。那时临近开学，我特地染了一头黄发以彰显自己的特立独行（尽管我讨厌别人在我头上动手脚，或许有任人宰制的意味？）。当晚，为了配得上理发师辛苦而别出心裁的艺术造型，我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光顾那家位于鳄鱼街的新开酒吧的责任。颇感意外的是，酒吧的生意门可罗雀，尽管店内装饰不无当下年轻人所热衷的“现代的古典风味”。敦坎接见了我，并和我攀谈起来。他的热情远超想象，仿佛要把自己的前半生对我和盘托出。他提到自己悲苦的命运，求学不顺，生意几度失败，又不愿做些持久的小本买卖来偿还债务。几杯酒下肚后，他呜咽起来，说自己动过轻生的念头。

　　老实说，开始我以为敦坎只是个服务员，后来知道他就是酒吧的老板时，我为他过度的坦率感到可笑，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尴尬和不自在。开学后不久，我在三百人的篮球社群里提了一嘴奥黛丽酒吧，也许是广告痕迹并不明显的缘故，收效还算不错。敦坎给了我笔钱，那群兄弟也认为我给他们介绍了个好去处，我做了两边的好人。2020年的夏天，我被结束了短暂的初恋，但不至于难以忘怀；或者说，失恋本身也许更令我忧伤。那段日子敦坎的生意逐渐好了起来，我三两天便出入一次奥黛丽酒吧。有几次，我执意要喝白酒，耍了酒疯，出了不小的洋相。是敦坎事后告诉我的；为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好哥们。不久后的一晚，他向我介绍了梅梅，他的表妹。

　　“别想过去的事啦！”敦坎大声说，“我认为自古以来从不存在尽善尽美的东西，除了哲学建构的奇妙世界本身。”

　　他话题转折的突兀程度使我吃惊，也令我尴尬。我认为若是接着他的话说下去难免会自降身价，便没有附和，只是强作微笑。

　　敦坎面色潮红，神态轻盈，左脸颊颧骨上的刀疤像一小块玛瑙。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长谈中我了解到，他勤劳、礼貌、忍耐、没有架子，从不对员工抱怨或发脾气。他学历不高，说起话来善用成语（尽管往往显得格格不入），有时过分地注重言语的文雅反倒让他的谦和显得不那么自然。前几个月，他在本地的商会上崭露头角，结交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据说他性情多变，广交朋友，但不爱热闹，独处时判若两人。他自觉兴趣寥寥（梅梅平时也常感到生活索然无味）。

　　“要是说，让柏拉图真的统领一个国家，”敦坎评论说，“他斯巴达式的教育方法注定会无可逆转地走向战争。”

　　我无话可接，心想为何初次见面时要向他袒露我正在攻读哲学硕士。我提议泡点花茶解酒，敦坎却坚称自己没醉，连微醺也算不上。他半靠在沙发上，眼神迷离，肩膀显得很宽。我突然想到可以借此将梅梅不经意地牵扯进来，便问他是否认为自己细长、含情的眉毛出自家族的優良遗传。

　　“没有。我从不这样觉得。”

　　敦坎的正经模样令我感到是如此木讷，甚至愚蠢。我开始相信奥黛丽酒吧的兴隆仰赖的绝对是他实打实的能力，而非生意场上某些察言观色的技巧。接下去的半个小时，他发表了一系列自认为是独创的哲学观点，又自顾自地评论了历史上那些崇高的巨人们，并邀请我为他不足为奇的评论做中肯评论，不要顾及朋友之面。

　　“要是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敦坎激动难耐，双手在空中乱舞着，“那么建筑便是流动的音乐——黑格尔诚不欺我！他两世纪前的话放在当下照旧别具一格；可以预见的是，他的其他观点会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一样经久不衰、永不落伍。逻辑和常识毋庸置疑阻碍了人类的智慧发育，就像休谟认为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不过是因为目前的经验仍未破例；另外，他的三个问题虽在如今看来已是笨拙至极，但我认为解决的过程仍有诸多纰漏。关于这点我不愿意班门弄斧，想必你知道的在我之上。我想说的是，直到康德出现……”

　　敦坎还举了大量著名的哲学事例，以此论证他的观点绝非空穴来风。他的语句冗长，但却毫无核心，充满了完全多余的修饰。最为遗憾的是，他所述的大多或许并不属于哲学范畴，而是经现代学者之手总结而成的某些粗浅概念。我不好明说，只是随声应和。在他一次难得的说话间歇，我不得不去上趟厕所。回来时，我故意踢到了放在桌角下的呢绒大衣袋子。

　　“这是什么？”我问敦坎。

　　“我不知道，”他说，“不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带来的吗？我都忘啦。”我佯作思索，“哦，梅梅三四天前不知道去了哪儿，有人把这东西寄来，现在你帮我转交给她吧。你不提醒的话我都忙糊涂了。”

　　“梅梅是谁？”

　　“啊！”我愣住了，“梅梅，你的表妹。”

　　于是我们都没说话了。

　　好一阵儿后，我把一张照片拿给敦坎。背景是潮湿的树木和橘黄的沙滩。那是我和梅梅唯一的合照，我随身携带。“梅梅，你的表妹。”

　　“哦，”敦坎说，“是她呀。”

　　接着，他说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女人的姓名。

　　这是正常的，并没有什么不妥。梅梅高傲、冷漠、可怜，或许她不愿意让所有人知道她的真名，或许因为那个名字太过拗口难听，又或许这是她在恋爱中玩的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游戏，艺术家的独有癖好……接下去的时间，敦坎还在那儿自说自话。我明白，他的勤奋和努力体现在广泛涉猎之上，但和真正的哲学并无多大关联；他的评述自认为旁征博引，实际上却找不到任何可供讨论的价值。我兴致不高，无可奈何地同他交谈，粗率地赞成那些无聊的看法。

　　时间在夜晚的消逝不易察觉，我逐渐失去了平日最引以为傲的耐心，并对敦坎的愚笨感到无比可笑。我只好对他表明，上周本想带一大帮子弟兄来他这儿玩，结果被梅梅那事给耽搁了。他眼睛一亮，立马听出了话外之音，胸有成竹地约我两天后的下午再见。“我正想请你们俩吃个饭呢！”

　　可想而知，两天里我一直在等通电话。然而，直到九月十日一早，敦坎那儿仍旧没有半点声响。我估计他忘了这事，又多等了半天。晚饭前，我给敦坎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也忙到把赴约这事抛到脑后了。我强调说，要不是家里的晚香玉香水已经挥发殆尽，一股股霉气随之而来，我就不会想到梅梅。

　　电话那头愧意十足，并邀我当晚前去参加奥黛丽酒吧的三周年活动，他有好礼相送。我兴味索然，但没法拒绝。晚上八点，我乘公共汽车去到鳄鱼街，敦坎就站在门口抽烟。

　　“梅梅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呢？”他把烟掐灭了问我。

　　“不是你要把她喊来吗？”

　　“哦，”他说，“但她今晚没空。”

　　“可我们约的是昨晚。”

　　我有些气恼。敦坎的话前后矛盾，显然充满欺诈的成分。他难为情地当着我的面拨了通电话。时隔十余天，我终于重新听到梅梅那冷漠、沙哑的声音，尽管那声音细碎、陌生、低沉、模糊，但也足以令我伤心。敦坎是这样向我保证的：“下个礼拜一晚上，你来这儿就能见到梅梅啦！”随后，为了表达歉意，他让我玩得尽兴，因为可以把账全算在他头上。

　　“我没有非要见梅梅，”我赶忙解释道，“只不过她应该把香水瓶换了再走，不是吗？家里总有一股子霉气冲得我头昏脑涨。当然了，当面说也不是不行。”

　　为了显示出从容，我在闲聊中告知敦坎，那晚是我为数不多的空余时间之一，因此才有机会前来捧场，顺道问下梅梅那事。不久后，我们一同走进奥黛丽酒吧。酒吧内灯光四射，一切都好像在火烛之上晃动，所有人看上去都像被截断的影子。敦坎将我安排在一张卡座上，周围坐着五六个人，年龄与我相仿。开始时我感到不自在，但当我知道他们彼此也互不相识的时候，又觉得神奇极了。

　　在座的人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我生性内向，只两三句话带过。我们点了小食拼盘和几打鸡尾酒，还玩了会儿炸金花。九点十五分左右，吧内的音乐声突然大了起来，眼花缭乱的灯光让视线所及的人群成了不停旋转的万花筒。

　　故事的插曲便如此自然展开：一个喝醉了的男人先是抢走了驻唱歌手的话筒，大声说着胡话，随后执意要买下吧台玻璃柜上一瓶用以装饰的荔枝酒。现场变得有些混乱。敦坎十分礼貌（也十分聪明）地向他表示，那瓶荔枝酒属于非卖品，但他可以免费相赠。令人意外的是，男人反倒因此耍起了酒疯。

　　“一群没见过钱的傻子。”他叫嚷道。

　　敦坎面露难色，但事情不久就被他摆平了。他提出，为了显示对男人的敬意，允许在他开的价钱上翻上十番地把酒卖出。经过我身边时，敦坎自负地报出了一个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数字。

　　“十万！”我不禁叫了出来。

　　“别这么大声，”敦坎说，“会把脑子叫坏的！”

　　“可得找几个证人，”我小声嘟囔道，“别等他酒醒后不认账啦。”

　　“你还是个孩子呢！”

　　“什么？”

　　敦坎以为我没听清，又重复了一遍：“我说，你还是个孩子。”

　　回到卡座上，我左思右想仍不得解。“不简单，”我喃喃自语，“真是不简单。”没一会儿，坐我身边一头蓝发的女孩提议玩“星球大战”。她的眼睛是琥珀色的（和梅梅简直一模一样），我带着莫名其妙的兴奋接受了。酒桌游戏比想象中进行得快，几杯酒下肚后，我感到喉咙在着火。十点整，我模模糊糊有些晕眩，直言要走时被留了下来，因为那场纸牌游戏至少需要四个人。我不愿意扫兴，又多待了会儿。

　　现实往往喜欢轻微的错移，交叉闪烁的摇头灯混淆了之后的记忆。为数不多可以确定的是，临走时，敦坎送了我份葡萄酒礼盒，他贴着我的耳朵说：“就让苏萨娜送你回家吧，可别以为是她在帮你！”那晚我遗失了一件牛仔外套、几张随身携带的相片，也许还有几十块零钱。

　　几杯后劲十足的龙舌兰和长岛冰茶帮了我的忙（或许是倒忙），从林林总总的步态、叫喊声和猜拳游戏到躺在床上仿佛是一瞬间的事。我自觉如夜虫般轻飘飘地悬浮，顺其自然地将苏萨娜伤心地当成了梅梅。

　　“梅梅，我的宝贝，梅梅……”

　　我朦朦胧胧，像在梦中随意泼洒颜料。苏萨娜喂我喝下几口柠檬水（不知道她从哪儿搞来的），接着把我搂在怀里。她的笑容那么天真，那么模糊，就像永远不会离开我似的。她轻轻拍着我的后背，贴着我额头的手掌像一条热毛巾。她哭了，她滚烫的眼泪滴在我的肩膀。我听见她的啜泣，就像个不知所措或自责的孩子。我贴着她湿热的脸颊，我亲了亲她咸咸的泪水，我闻到她身上摄人心魂的栀子花清香，我哭了，我吻了吻她的锁骨，我看见她慢慢坐了起来，我看见她娇小的、叫人怜惜的身躯，我看见她脱掉了黄绿相间的百褶裙，好让我的头枕在她的腿上能更舒服点。

　　黎明前我应该还在哭，因为醒来时枕头是湿热的。苏萨娜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没有留下一丁点儿痕迹，就像她从未来过一样。我半醉半醒地打开了敦坎的礼盒，发现酒瓶上系有一张玫红色卡片，上面写着：但愿它能帮上你的忙！

　　我似懂非懂，赶紧拨了梅梅的电话，依旧是无人接听。我竭力保持平静地留言说，难得看不见她那张趾高气昂的脸，这一个礼拜我过得真是舒坦极啦，但这绝对不能弥补她一声不吭就离开的错误。我用略带嘲讽的口氣告诉她，仅仅几天，我就认识了一个名叫苏萨娜的女孩，她的眼睛也是琥珀色的，漂亮极了，我们情投意合，不过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我强调说，这完全出于我的自重，而非是我对过往还恋恋不舍，并且恰好相反，我对过往已经失望透了。留言的最后我告诉梅梅，宽容的美德让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趁着我还有回心转意的可能，她可以在下周一前主动约我在奥黛丽酒吧见面，到时权当此事完全翻篇。

　　晚上睡觉前，我喝了点葡萄酒，除去生涩外别无印象。我时断时续地揣摩敦坎的意思，微醺似乎让思索和现实始终隔着一层帘子。他或许想说，酒能让懦夫无畏，让浪子求饶，让忠心者背刺，让无欲者撒野；他或许想说，爱上一个人就好像创造了一种信仰，侍奉着一个随时会陨落的神，而酒精能让现实颠倒，让上帝隐没。蒙田说过，按规则去爱，就得不到爱；我想，或许当我不爱梅梅的时候，她反而更加爱我。时间过得越久，我便越觉得留言时说的话不够狠心，语气也应该更不以为然一些。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休息好，多梦症让苏萨娜那张没有表情却给人以微笑印象的脸在我头脑里挥之不去。一位诗人年老时弄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地狱的萌芽；一张脸、一句话、一个罗盘、一个香烟广告，如果不能忘掉，就可能使人发狂。那时起我便自然地意识到原来地狱里冷得可怕。米兰·昆德拉也提出过相似的观点：隐喻是危险的，爱由隐喻而起，换言之：爱开始于一个女人以某句话在我们诗化记忆中的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我不吃欲擒故纵那一套，梅梅休想把我变成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隶。有那么几小时，我忘了一切；我先是忘了梅梅那白皙、修长的手指，接着是一个曾令我无法忘怀的舞姿，接着是她干净纯粹的声音，她随口而出的几个冗长繁杂的病句。那晚我明白记忆是长情之人的刽子手。

　　星期天的晚上，我或许有点发烧（可能已经好几天了），决定提前给敦坎打个电话，免得像上次那样因突来的窘境而被迫撒谎。接通后，我开门见山地问他：

　　“梅梅那事有着落了吗？”

　　“啊，”敦坎说，“我听说她跟一个黄毛小子跑啦。”

　　“你说什么？”

　　“你听不清吗？”他说，“梅梅跟一个毛头小子跑啦！”

　　“你上次说明天我就能见到她。”

　　“她可大你一轮呢。”

　　“那又如何？”

　　“说不定明天她就回心转意来见你啦，”他带着戏谑的口气说，“世事难料啊老兄！”

　　我彻底被激怒了。

　　“我现在就去你那儿，”我说，“再带上几个兄弟，他们可不像我这么礼貌。”

　　我是十点十五分出门的，搭出租车十分钟就来到奥黛丽酒吧。敦坎把我引进了先前那间暗黑的包厢。我反复申明，我那群兄弟随后就到，但愿他们小臂上的老虎文身不会打搅了酒吧的生意。

　　“知道啦，”敦坎摆了摆手说，“但奥黛丽魔方会让他们改变主意的。”

　　“奥黛丽魔方？”我问。

　　“对，就在那台帕灯背后。”他不无傲慢和夸张地说，“三年前，在南区的跳蚤市场，一个女人出价两千把它卖给了我。几乎所有人都偷偷提醒我别被骗了，而当时我负债累累，一心只想着临死前做点好事，便买了下来。成交后，那个浑身长满鱼鳞的女人告诉我，魔方内部别有乾坤，只需要一束光源……她含糊其词的样子实在可笑。回去后我把这事彻底忘了，直到一个跳闸的晚上……”

　　“那晚怎么了？”

　　敦坎起身走到门那，突然把灯全关了。

　　“你自己看吧，千万别眨眼，”他激动难耐，“可别以为是在放电影！”

　　房间内瞬间伸手不见五指。没过多久，几束摇晃的强光闪烁得让人微微晕眩。紧接着，我看见了那个悬浮在空中的、不停翻转的奥黛丽魔方。

　　故事到这儿已经难以为继。在《瓜亚基尔》中，作者提及，语言的连续性不恰当地夸大了所说的事实，因为每个字在书页上占一个位置，在读者心里占一个瞬间；这一看法或许可以衍生出无数变式，因为就连每个字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那么我又该如何准确表达出当时的所见所感呢？为此，不得不强调的是，我只记录事实，绝不谈感受（尽管这点也是在自欺欺人了）。

　　奥黛丽魔方被包裹在光束中自转，起初我以为它类似地球，不过没有上下两极，后来明白它的转动毫无规律可言。它的六个面并非六种颜色，而是无数幅眼花缭乱的拼图组合而成的古怪形象（诸如我发现有一面像野马脱缰图）；然而，不久我发现先前的看法大错特错，因为随着奥黛丽魔方的翻转，每一种形象都转瞬即逝，每一种形象都包含有我难以用语言叙述的核心，每一种形象都铺天盖地而来、排山倒海而去，每一种形象都和寒暖、喜怒、嘴唇的颤动等感觉有着丝丝入扣的联系，我所能记叙下的只是少许残存的叫人魂牵梦绕的印象。我看见波澜不惊的湖水和白鹭，看见狂奔不止的大江大河，看见斜阳、玫瑰、清晨和火焰的衰变，看见码头上燃烧的滚滚热浪，我看见一个阒寂、酸涩、略带哀艳的午后（那天我和梅梅提了分手，茫然走在街上），看见染上月白的起伏不定的山丘，看見豹子牙床般淡粉色的晚霞，看见廊檐上每一道画线和闪电状的裂罅，我看见漫天浊雾，看见满山香樟浓烈的潮湿气味，看见一束水仙枯萎多日的遗体，看见一群赤裸、勇敢、惹人哀怜的胴体的前世今生，我看见又黑又苦的浪潮，看见音乐和流云隐秘的聚合，看见南区博物馆内一只蝴蝶标本翅膀上的细纹，看见啤酒和瀑布倾泻而下的泡沫，看见小孩手里瞬息万变的水晶球，看见烟花被肢解成无数灰烬的过程，我看见一缕缕假扮成梅花的鲜血，看见杂乱无章的骆驼、黄金、妖姬、樱桃和羚羊，看见八月马路上沥青那种臃肿、焦躁、刮人喉咙的气味，看见漫漫黄沙中的旗帜和兵荒马乱，看见一个指天指地的人的影子，看见雨的沸腾和狰狞的面幕，看见苏萨娜那张终于清晰起来的无邪的脸庞，我在杏林大桥上看见来来往往的飞机、轻轨、轮船、货车和行人，看见无数级楼梯和我童年时的每一次摔倒，我看见厄运变幻无穷的不同形式，看见每一次咀嚼、吞咽、坠落发出的嚎叫，看见地下通道日久年深的败坏（我上中学时曾每天途经那里），我看见土壤覆盖下的另一番天地，看见死亡每一帧仁慈的更替，我看见海外之海，梦见梦外之梦，我看见悬浮在空中缓缓旋转的自己，我感到恶心，我使劲闭上双眼但那些满坑满谷的变化仍在我眼前爆炸，我看见一个身体前倾以至失去平衡的人的抽噎。

　　“我都把你给忙忘啦，”我迷迷糊糊听到一个叫人腻烦的声音，仿佛就贴在我耳朵边说话，“我这就把窗帘拉开，别睁眼！”

　　几束微弱的光亮迟疑地刺进来。

　　敦坎昏暗的轮廓倚在门边。“好家伙，都五点十五分啦。”他用平淡温和的声调说，“我去把你那位老虎文身的好兄弟喊来，就让他送你回去吧。”

　　我恍恍惚惚，好一会儿才站起来。

　　“别啦，让他们玩个尽兴！”我急切、不容争辩的口气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委婉地拒绝了他的建议，表示完全能够自行回家。敦坎抽着烟，把我送到酒吧的大门口。拂晓的晨曦星星点点，一切给人以井然有序的宁静印象。临走时，敦坎凑过来搭着我的肩膀，他再次强调让我千万别逞能，到家后立马睡上一觉，因为在梦里还可以好好咂摸下奥黛丽魔方，“就像喝完酒那样！”

　　他高傲的样子使我无可奈何，我只庆幸他识相地没有提及梅梅那些事。

　　在鳄鱼街的一处拐角，我向敦坎报了平安，告诉他我已经躺在床上昏昏欲睡了。挂断电话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往南区靠近妈祖像的海边（地图上标明那是整个厦门唯一的二手市场），发现几辆大吊车正在搬运沙子。几个刚刚打鱼上岸的女人用拗口的方言告诉我码头正在扩建，至于那个跳蚤市场，不少人投诉说实际上是个合法的骗子聚集地，被政府勒令撤除已有好些年了。

　　一连半个月我都在寻找重新接近奥黛丽魔方的契机，但一无所获；我想，要是以梅梅为借口，可就太跌身价啦。毕业前夕，在一场灯光展览会上，我发现一款新科技的投影机，据说能穿透任何色彩，并折射出大相径庭的另一番模样。我作为受骗者的激愤心情便从亲眼证实后开始：我认为敦坎的那个故事是编造的，奥黛丽魔方其实并不存在，而也只是被光源折射出的一个形象。到了晚上，我有了第二种猜测：那天的一切实际就是一场电影。不然为什么敦坎要趁我不注意突然把灯关掉，后来又提醒我千万别当作是在看电影呢？不变的是，敦坎绝对又摆了我一道。次日清早（那晚我自然没法睡着），我如梦初醒般得出结论：敦坎压根儿就不是梅梅的表哥，他把我当傻子似的耍得团团转。我打算先佯装不知，也绝口不再提梅梅的事；等哪天敦坎不在，就跟在他那群呆头呆脑的员工后面，偷偷溜进那间包厢，到那盏帕灯背后一探究竟。

　　责编：周三顾

　　作品 202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