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健军

　　一

　　马壳是我的堂兄，也称得上是我朋友。我把他介绍给你，绝没有褒奖他的意思。在村人眼里，马壳是个笑话。这不代表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在我这儿，那些把马壳当成笑话的人，才是笑话。可悲的是，他们对自身一无所知。马壳的故事，我知道一些，在他离家之后，有关他的消息少了，偶尔听到一些，也是碎片，不完整。

　　在我上初中二年级时，马壳突然退学了。他退学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对高考失去信心，而是无比狂热地爱上了诗歌，非当诗人不可。与其考上大学再写诗，还不如趁早，从现在开始。马壳的突变源于他的语文老师，确切地说是语文老师的师弟。马壳是语文课代表，同语文老师的交往比别的老师多，常去语文老师的办公室不说，语文老师的单身宿舍也没少去。有一天，马壳在语文老师的宿舍里认识了语文老师的师弟，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在读生。语文老师的师弟面容清瘦，长发在脑后扎成马尾巴似的一束，下巴下挂着一撮单薄的胡须。腮帮子上长有一颗痦子，痦子上一撮毛，说话时那撮毛就像个跳舞的小人儿，上下左右摇摆个不停。语文老师同他的师弟就朦胧诗的起源发生了一场战争，接连三个晚上，一个旁征博引，据理力争，一个跃马横刀，慷慨激昂，最终，语文老师丢盔弃甲，恼羞成怒，轰走了老远赶来探望他的师弟。作为旁观者的马壳成了最大的赢家，一边同情惨败的语文老师，另一边，在历经诗歌炮火的洗礼之后，马壳欣喜地发现，他同语文老师的师弟一样富有诗歌天赋，并且要命地爱上了诗歌。

　　辍学后，马壳还是留在了村子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成天关在屋子里，那几本从学校图书馆挟带回来的诗集都被他翻烊了，里面的诗句几乎倒背如流。他开始在练习簿残存的空白页上作诗，渴望写出那种像朝霞般灿烂，或者像太阳突破云层时光芒万丈的诗篇。可是，事与愿违，不论他内心的渴望多么炽烈，那种石破天惊的诗句总是迟迟不肯降临。灵感的天使似乎被烟熏火燎的土墙阻隔了，飞往了别处。他为此深深苦恼。绝望之际，他想到了语文老师的师弟，仿佛有一道光亮划过了黑暗。那三个晚上的旁听，以诗歌为桥梁，让他在内心同语文老师的师弟会见了无数次。他耗费了整整一本练习簿，给那个留着长发的青年诗人写了一封长信，诉说他的困惑，诉说他对诗歌的热爱，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诗人的仰慕之情。他甚至用上了这样一种比喻，这世上任何一个女孩，哪怕她是公主，是女王，也不可能让他对她产生超越诗歌的情感。诗歌是他的初恋情人，诗歌是他的全部爱情。他在信里还暗示，能不能去找诗人，同他一块拥抱诗歌，在诗歌的国度畅游。他很快收到了青年诗人的回信，信里洋溢着如春潮般澎湃的激情，足够配得上马壳的热烈。青年诗人鼓励马壳多阅读经典，多写诗，期待一颗灿烂的诗星升起。青年诗人委婉地告诉马壳，哪儿不能写诗呢？哪儿没有诗歌的土壤呢？只要他对诗歌一如既往地虔诚，忠贞不渝，诗歌一定不会抛弃他，一定会让他成为诗歌国度的王子。

　　马壳的眼睛被青年诗人的回信点亮了，他的诗心晴空万里。青年诗人还给他寄来了诗集和诗歌杂志。马壳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留有青年诗人体温的诗集，遇上特别喜欢的诗句，还把它摘录到练习簿上。叫他深以为憾的是，村里唯一的小卖部只售卖练习簿，他没法用信笺和稿纸写诗，也没法用信笺和稿纸给远方的诗人写信。因为笔耕不辍，他的练习簿消耗得很快，那些练习簿像砖头一样摞在一起，在窗台上砌起了一堵墙。他的脸色苍白了，浮上了诗人的忧郁。他消瘦了，眼睛里却炯炯有光。马壳的父母，我的伯父伯母，都是没念过几年书的农民，对马壳的表现说不上担心还是欢喜，马壳不上学了，可从没停止念书呀，马壳不下地，可天天在念书呀。在他们眼里，念书的马壳总是有希望的，总有一天会鲤鱼跳龙门，从烂泥塘里跳出去。

　　马壳挑选了几首自认为满意的诗作寄给了青年诗人，对方除了习惯性的鼓励外，还赞美他的诗有拜伦的味道。这让马壳欣喜若狂。马壳从自己身上看到了曙光，也可能是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太孤单了，居然异想天开，希望带动村子里更多青年人来读诗写诗。马壳从卧室中走了出来，来到了村子中心。他不知说服了谁，还是经过了谁的允许，在两间闲置的土屋里创建了水门村有史以来第一家图书馆。从此以后，马壳像个上班族一样，早上八点准时打开图书馆，晚上直到村子里万籁俱寂才离开。刚开始，图书馆还很简陋，马壳把他有限的书都搬到了图书馆，书架也是他亲手用木板和钉子钉好的。马壳将图书馆的创举告诉了青年诗人，这位远方的知己很是赞赏他的行为，并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青年詩人寄来了更多书和杂志，那是他发动学友们捐赠的。这些书五花八门，既有外国诗选，也有古典小说，有的盖着××大学图书馆的印戳，有的是书边发烊的大学课本。那些杂志更是五花八门，除了文学期刊外，还有传奇故事、医学的、美术的，竟然还夹杂着几本电影画报，电影明星的照片一张比一张夺人眼球。

　　马壳的图书馆一时成了村子里最热闹的地方。茶余饭后，村民们都爱往图书馆跑，马壳对此是非常欢迎的。他创办图书馆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书，让村民们接触诗歌，进而喜欢上诗歌，最终成为诗人。起初，他们的确是惊奇的，因为很少有人见到过这么多书。他们似乎对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拿起一本翻弄几下，放下，又拿起另一本翻弄几下，又放下。马壳本想给他们介绍书的作者，可他们不给他张口的机会。他被裹挟其中，后来，进来的人实在太多，他被挤到墙角去了。他们将全部书翻弄一遍后，不像马壳想象的那样有人安静下来阅读，而是挤在屋子里叽叽喳喳聊天。他们询问马壳哪来这么多书，马壳不想多费口舌，回答说买的。真看不出，马老秧还是个财主，看走眼了，看走眼了啊。他们的神情很是异样。

　　遇上天气恶劣的日子，下暴雨，天寒地冻，出不了工，马壳图书馆就成了娱乐中心。村民们都跑这儿来了，还带来了扑克和象棋。他们把马壳用来看书和做笔记的小方桌当阵地，摆开战场，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反客为主，马壳完全被忽视了，抱着一本诗集，孤零零地蹲在角落。

　　二

　　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是我们解救了马壳。马壳后来说起这件事时，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他是只羊，落入了狼群的包围圈里，那些狼却不着急吃他，而是将他扔到一边，慢慢熬着。马壳的说法很耐人寻味，好像我们是牧羊人，而他是只走投无路的羊羔似的。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此，对于被禁锢在课堂上的学生来说，周末是放风的惬意时光。去马壳图书馆是蒙骗家长再好不过的借口，我们可以逃脱放牛，或下地薅草的苦差事。我们进去时图书馆空空寂寂的，先前在这里喧闹的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马壳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异常兴奋，眼睛里放射着欣喜的光，脸却板得端正而严肃。刚开始，我们都小心翼翼的，生怕触犯了马壳什么。要知道马壳向来是我们的榜样，我刚进入村完小念一年级时，父亲就叮嘱我，向你哥马壳学着点，别丢了家里人的脸。马壳先是村完小的红小兵，后来红小兵换了称呼叫少先队，马壳是少先队大队长，班长，三好学生，从头到脚都是金灿灿的光环。我们顺着靠墙的书架看过去，顶多拿手摩挲一下书的封面，谁也不敢贸然拿起一本书来。随便看，有你们没读过的诗集，也有你们没见过的诗歌杂志，都是给你们准备的。马壳看穿了我们的犹豫，带着骄傲的微笑鼓励我们说。我们依旧缩手缩脚的，即便我是马壳的堂弟，也不敢造次。我拿起一本诗集，是普希金诗选，翻了几页，赶紧放回了原处。我之所以如此谨慎，除了害怕损坏书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弄不懂那些诗句的意思。

　　马壳是在我们毫无察觉时站到我们中间的。马壳像举着火炬一样，将那本普希金诗选高高擎起。我太熟悉这个姿势了，在我刚刚有记忆时，大人们每次聚会都是这个姿势，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红本本，把它高高举过头顶。你们知道普希金是谁吗？马壳的目光仿佛两只小手电筒，徐徐扫过我们每一张脸。他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十五岁就开始发表诗歌了。后来，马壳用双手将那本诗选按在胸口上，昂起头，给我们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马壳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抑制不住亢奋。他的眼眶里有晶莹的泪光，那一瞬间，我们的眼睛似乎被点亮了。后来，我们每个人都会背诵这首诗歌，有事没事时都会脱口而出，可能由于背诵的次数太多了，当它从我们嘴边流出时，不像一首经典不朽的诗歌，更像是一首流行的校园歌曲。

　　此后，每逢周末马壳图书馆就成了我们的诗歌课堂，马壳充当了免费的授课老师。他给我们讲过许多诗人的诗作，即便到了现在，我还能回忆起一长串名字，诸如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叶赛宁、勃洛克，还有匈牙利的裴多菲、法国的波德莱尔、英国的拜伦、美国的朗费罗，等等。也是在那时，马壳给我们讲解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余光中的《乡愁》、卞之琳的《断章》。这些诗歌一旦从马壳嘴里流出来、进入我们的耳朵后，好像刻录在了我們记忆的硬盘上，再也忘不掉。有个叫李青的女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来到马壳图书馆的，她被戴望舒的《雨巷》给迷住了，甚至买了一把油纸伞，遇到下雨的日子就撑着那把油纸伞，彷徨而来，又彷徨而回。她似乎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同丁香一样的姑娘。

　　马壳也会说些诗人的逸闻趣事，这恰恰是我们喜欢听的，可这样的机会少得可怜，估摸他知道的也不多。他讲过普希金的三十次决斗，为了爱情和尊严，甚至模仿普希金决斗时举着手枪的姿势，仿佛当时他就在现场。被这个花絮感动的仍是李青，我不知如何形容她当时的表情，她双手捂住鼻子和嘴巴，露出来的双眼闪着晶莹的泪光，应该是无声地哭泣了。除了这些，马壳还给我们看过那位青年诗人的回信，让我们领略了那种激情喷薄的语言。还给我们朗诵过青年诗人的作品，老实说，我听不出个所以然。我倒是希望能有张照片，目睹一下青年诗人的形象，可惜没有。

　　临近放寒假时，马壳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那位青年诗人要到马壳图书馆来，甚至有可能会留在村里过春节。这的确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而我们又忐忑不安起来，不知该如何面对青年诗人，如何接待他，如何同他说话。马壳比我们镇定得多，他向我们预告，青年诗人肯定会给我们介绍新鲜的、从未听说过的诗人诗作，肯定会给我们朗诵最新创作的作品。马壳还鼓励我们，可以尝试着写诗，届时说不定能得到青年诗人的指点呢。他说这些时声音是颤抖的，好像拨动的琴弦一样，回声在土屋里波来荡去。我们的情绪跟着被调动起来了，虽然脸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但私底下都在暗暗努力。我模仿一个叫何其芳的诗人写了一首诗，写好之后夹在某个笔记本中。我不敢确定那是不是一首诗，后来，我再也没有读过它，它连同那个笔记本莫名其妙失踪了。

　　那个寒假，我们是掰着指头度过来的。从放假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守在马壳图书馆，从早到晚，不肯轻易离开哪怕一分钟。腊月十五，村里祭玉帝祈平安了，青年诗人没有来。腊月二十三，祭灶台了，青年诗人没有来。腊月二十四，扫尘了，腊月二十五，接玉皇了，仍旧不见诗人的影踪。腊月二十八，家里开始发面了，腊月二十九，我们差不多接受了诗人不会来的现实。大年三十，上午我们还聚在马壳图书馆里，谁也没有说话。晚上，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团年了，到处欢声笑语，那位青年诗人终究没有来。

　　正月里，我们去马壳图书馆没那么殷勤了，究其原因，可能是青年诗人爽约了，也可能是当初的新鲜感正在退潮。马壳绝口不提青年诗人，那已是他的伤痛，我们也尽量避免。马壳跑去镇上好几次，我们推测，他要么是去给诗人寄信，要么是到镇邮电所查看有没有诗人的回信。他黯然的神情告诉了我们不理想的结果。马壳不吭声，我们谁也不敢挑起话头，大家都沉默着。去马壳图书馆的人慢慢少了，那张小方桌重新被打扑克下象棋的村民占领了。有一回，我从图书馆前经过，听见里面有争吵声，好像是有人上厕所，撕了诗集当揩屁股纸。马壳突然咆哮起来，像头被激怒的野兽一样，那些人大概被吓着了，一个个从图书馆里钻出来，悻悻然走了。我没有进去，猜想马壳也不愿意有人看见他的狼狈相。眼见得寒假即将结束，落下的作业要赶紧完成，我也无心去安慰他。

　　马壳图书馆的结局很是悲凉。在我们进入新学期时，马壳早早开始了图书馆保卫战。他毫不客气地驱赶死皮赖脸的人们，扔掉他们的象棋，撕碎他们的扑克，同他们撕扯，战斗，可无论他怎么竭尽全力，毕竟双拳难敌四手，他赶不走他们，那些苦心收集来的诗集和杂志，要么被人顺手牵羊了，要么被人撕掉扔进了粪坑里。到最后，马壳不得不把仅剩的几本诗集抱回家，那两间土屋子复又空空荡荡的了。这是我们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三

　　马壳成天缩在自己的龟壳内，读书，写诗，也照旧给青年诗人写信，三五天一封，三五天去一次镇邮电所。他寄出的信宛如石沉大海，一封回信也没收到。他想象不到，诗人为什么不给他回信，是没收到信件，还是有别的原因呢。没有了诗人的回信，就没有了前进的方向。马壳对他的诗很有信心了，可他不知拿这些诗怎么办，是继续码柴垛一样将那些写有诗作的练习簿码放在窗台上，还是有别的去处。他需要有个人对他说一声，你是诗人了，你是个优秀的诗人了。他从一本幸存的诗歌杂志上找到了编辑部的地址，试着寄去了自认为满意的几首诗作，一个月后收到了回信，对方闭口不谈他的诗歌，而是给他寄来了一份招收函授学员的通知和几张空白的表格。通知上只有马壳的姓名是钢笔填写的，其他的字迹都是印刷体。

　　村里早已风言风语，说马壳中邪的有，说他患了精神病的也有。在人们眼里，他不是个正常人。甚至有人怀疑马壳会自寻死路，因为有人看到他在深潭边走来走去。有一天，我刚从学校回来，父亲警告我，离马壳远一点，别有事没事总往那边跑。其中的原因不说我也知道，我和马壳虽说是堂兄弟，论亲疏还是隔着一点的，从我们两家共同的距离最近的一位祖宗说起，到我和马壳这一辈是第七代了。我喏喏答应了父亲，背地里还是约了几个伙伴，去找马壳了。我胆敢冒犯父亲，的确是马壳开启了我通往诗歌的门扉，内心有那么一线隐隐的向往，另外，我也想看看马壳是不是真的同别人说的那样。

　　马壳对我们的到来依旧是欢迎的，只不过没有先前那么热烈。他客套地问我们渴不渴，要不要喝水。我们都说不渴，他好像不相信，犹疑地扫视了我们一眼，好像我们在撒谎。他的头发长了许多，有些乱，下巴下长出了春草似的浅浅的胡须，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出他有何异常之处。有一会儿尴尬，都不说话，后来是马壳打破了沉静。他问我们在校的情况，还像家长似的告诫我们，要好好念书。话题慢慢挪移到他喜爱的诗歌上，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他谈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几本诗集，声音不像往日那样慷慨激昂了，却如流水似的滔滔不绝。他给我们朗诵了几首诗，大约是他的得意之作。朗诵完毕后，他用探询的目光瞅着我们，好像在问怎么样。我们都有些不知所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李青遮掩了我们的懵懂无知，她用掌声做出了回应，她的双眼含着热泪，掌声和泪水无疑是最有价值的赞美。

　　往后，极少有人去找马壳了，大概的原因是谁也无法回答马壳探询的目光。马壳需要的，我们给予不了。我们还一度以为，我们需要的，在马壳那里，他能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暑假里的一天，李青忽然来邀我与她一块去见马壳，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与她同行。李青比我大两岁，有一双明亮而清澈的大眼睛，她要是看着你时，好像能把你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都看出来。她刚刚初中毕业，听说学习成绩不太好，估计上不了高中。我不知她去找马壳有什么事，是不是要请教写诗的法子。去吧。李青见我不太乐意，拿手推搡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拗不过她，跟随她去了。李青见了马壳，却没什么要紧的话说，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全是没头没脑的。她的脸红扑扑的，好像被太阳晒热了。马壳倒是挺耐烦，陪着扯东扯西。后来，马壳提议去外面走走，我们便来到了屋后的竹林里。你们瞧瞧，这竹林像不像一首诗？每根竹子都是一个青色的句子。马壳扶着一根竹子，另一只手指着竹林的幽深处。真像一首诗。李青用赞叹的声调附和说，马壳哥，你会一直写诗吗？马壳瞥了李青一眼，含含糊糊回答，也许吧。我们在竹林里无所事事地呆了半天，后来，马壳没来由地说了一句，也许我要去做木匠。

　　女孩子可以做木匠吗？李青天真地问。

　　马壳愣住了，不知拿什么话来回复她，好一会儿过去，才说，我想，大概是可以的。

　　马壳对自己的预言真的应验了，没过多久，他在他父亲的指引下拜了村里一位口碑甚好的木匠为师。这里不能不再次说到马壳的父亲，我的大伯，先前不露声色，一路任由马壳胡来，其实自始至终在冷眼旁观。揣度他已觉察马壳陷入了窘境，当机立断，让马壳改道而行。马壳的父亲外表木讷，骨子里却是明察秋毫，早已从马壳制作的那些书架上窥见，儿子具有做木匠的天赋。馬壳没做任何反抗，顺应了他父亲的心愿。马壳后来同我说起过，做木匠并不耽误写诗，一者动手，一者动脑，两者正好互补，相得益彰。作为学徒，抡斧子的时候多，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胳膊仿佛脱臼了。马壳是火烧芭蕉心不死，照样乐此不疲，还就地取材，从墨斗里蘸墨，把诗题在东家的墙壁上。马壳的毛笔字还不赖，他上小学一年级时开始描红，到四五年级时，按语文老师的要求临帖。不出半年时间，好多人家的墙壁上都能读到马壳的诗作，黑压压的一大块。

　　马壳的学徒期原本约定为三年，前两年学手艺，第三年才拿半个人的工钱。两年期末，马壳就脱师了，大约他师父也巴不得他早点滚蛋。后来，马壳在短暂的木匠生涯中并不像他父亲预料的那样，手艺平庸不说，还马虎了事。经马壳之手制作的农具多半是废品，纯粹浪费木料。

　　我不知道马壳失业后在村子里是怎么度过的。那年底，马壳做出了另一件让人深感意外的事，马壳逃婚了。这在水门村还没有过先例。同马壳谈婚论嫁的对象是李青，婚事还是她父亲托人主动提起来的，内里的曲折没人知晓。我猜测是李青的意愿，也怀疑马壳和李青早已暗通款曲了，生米煮成了熟饭。如果马壳和李青顺利结合，我说不上是好还是坏，是喜还是忧。那时候，李青在镇上学裁缝，木匠和裁缝，在村子里是两个夕阳职业，已经露出了衰败的迹象。这或许暗示了他们的命运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定亲那天，李青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新衣，准新郎马壳却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四

　　从马壳邂逅语文老师的师弟——那位大学生诗人伊始，我的命运不知不觉被马壳给修改了。这不能不说奇妙而又诡谲。我在乡村长大，见惯了农民的困厄和辛苦，可能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从初中三年级开始，我愈加勤奋和刻苦，除了吃饭和必要的睡眠，其余的时间全都用到了学习上。中考如我所愿，我考上了本市的师范学校，成了一名未来的人民教师。马壳在我血管里施下的蛊，这时候便暗暗作祟了。学校图书馆是我的第二课堂，我在那里逗留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三年时间，我把图书馆的文学书差不多读了个遍，我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有几篇还被当作范文讲解。我尝试着写诗，写散文。我向市里的报纸投过几篇小文章，不想被刊登了。因这几篇小文章的影响，我选上了文学社的副社长，师范二年级的下学期，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了文学社的社长。我组织文学沙龙、小型的诗歌朗诵会，编辑油印小报，给校广播站选稿。干这些时，我有种错觉，我仿佛不是我，我是那个令马壳膜拜的青年诗人，我是马壳。

　　那个寒假，我回到村里最迫切的愿望是想同马壳聊聊，把校园里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他。我找不到马壳，逃婚后他再也没有回来。我问过好多人，得不到马壳丁点消息。我想到了李青，可她不在村子里，后来才知道，她已经出嫁了。虽然刚刚过去两三年，但马壳就被村里人彻底忘记了，好像他不曾在村子里出现过。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距离老家五十多里外，一所藏在山旮旯里的乡村小学任教。学校不到二十个学生，分成三个年级，就我和一位年过五十的老教师。老教师是当地人，朝来夕去，到了晚上，就剩我一人守着空寂的校园。因为交通不便，大多数周末我不得不滞留在原地。文学成了我最好的伴侣，我阅读，写作，虽然没人同我分享，但我沉迷其中，自得其乐。每次回家经过镇上时，我会把誊写好的稿件邮寄给市报省报，收到样报和稿费的日子就是我的节日。后来回想，就是在山旮旯里的那些日子，我走上了文学之路。五年后，我的调动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我被调回老家，同样是在偏僻的山村小学，离家不过五六公里。回家的机会多了，可内心的孤寂并没有多少改变，文学仍旧是我的精神脊梁。

　　开学那天，我遇见了李青，没想到她出嫁在这里。粗略看，她似乎没什么变化，身材同过去相差无几，不胖不瘦。脸颊上晕着两团高原红，皮肤不像之前洁嫩，头发扎成一束，马尾巴似的吊在脑后。她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当时，我还没想到是她儿子。她是来送孩子报到的，山村里没有幼儿园，大多数孩子都会提前入学。

　　李青见了我，也是一愣，脸上的表情不太自然。可能是为了掩饰什么，她抖了一下小男孩的手，叫叔叔，不，叫老师，马老师。小男孩一点也不怕生，定睛看着我，脆生生地叫了声，马老师。他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长，这点很像他妈妈。我回应了小男孩，拿手去抚摸他的脑袋时，他却一闪，躲到一边去了。然后，他拽着他妈妈要走，她顺从了他。

　　往后，我见到李青的次数多了。她的婆家同学校隔着一条小河，每逢下雨的日子，她会送孩子来学校。她居然撑着那把油纸伞，也许不是先前那把，这种伞的伞骨是竹篾做的，山沟里还有人会这种手艺。她一定是有意这么做的，看见油纸伞，我的内心像是有根琴弦，忽然被拨动了一下。我和她之间有条通道被打开了。我邀请她到办公室去坐坐，她踌躇了一下，后来还是婉拒了，说家里还有个小的，是邻居帮忙在看护。有一天，她来接孩子回去，来得有点早，便到办公室说了一会儿话。我不敢贸然向她打听马壳的消息，彼此说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客套话，她问我有没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需要就告诉她。我回答说挺好的，都已经习惯了。你现在还看书吗？静默了一下后，她突然问我。我明白她说的书是指什么，正要回答，她倒自我解嘲似的笑了，你当老师了，肯定得看书，你瞧我问得有多傻。

　　同她说了几次话，我觉察到她仍惦记着马壳。我猜想，如果她有马壳的音信，或许早就告诉我了。可是我不死心，有一次禁不住问她，你知道马壳去哪里了吗？她的脸忽地惨白了，嘴巴像鱼一样张着，一双眼睛绝望地盯着我。好半天，她才困难地摇了摇头，几颗泪珠从她的眼角滚了出来。我抽了张面巾纸递给她，她接过背转了身。再回头时，她的脸上干净了，脸色也平静了许多。他就不是泥塘里的蛤蟆。她这么说着，瞄了我一眼，好像在打量我认不认同她的说法。我没接话，可内心还是承认她说的有道理，马壳去哪儿都行，就是不适合待在村子里。过后，我赔着小心问，你恨他吗？她好像生气了，横了我一眼说，我为什么要恨他？我恨得过来吗？

　　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害怕遇见李青，每次见她撑着油纸伞缓缓朝校园走来，我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我想提醒她油纸伞早过时了，该换一把伞，有几次话到嘴边，还是收了回去。我对她有种负罪感，好像是我欺骗了她。所幸我在那个山村待的时间不长，不到两年，就调走了。临走时，我没有同李青告别，这已无关紧要，她迟早会知道的。

　　我被调进了县城，在县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县报社总编是个资深的文学爱好者，看过我发在省报上的文章后，安排县报社的记者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到报社工作，只要我同意，调动手续报社会出面办理。我不假思索答应了，一个月后，如愿到报社上班了。整个过程恍如梦境一般，想不到改变我命运的，是发表在报纸上的那些小文章。等待调动的日子，我想得最多的是马壳，不能否认，我曾把他视为榜样，视为参照，他在改变他的同时，润物无声地改变了我。如果他知道这些，不知会作何感想。

　　五

　　我在报社的日子是最忙碌的，最充实的。我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采访，撰写新闻稿，编辑副刊……都是新鲜事，都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因为用心，我进步很快，不出半年就基本上路了。在这些工作中，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编辑副刊，每个星期编辑部都会收到很多来稿，摞在一块老高的一堆。我会认真阅读每一篇稿件，沙里淘金，把优秀的篇章遴选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发现县城有不少同我一样热爱文学的作者，因为发稿的缘由，有些人很快同我熟识了。他们结成一个群体，不时举行聚会，有时还会邀请我参加。我们一块喝酒，畅谈文学，偶尔也会说说有关女人的话题。谈到文学的启蒙，与我年纪差不多的都有着相似的经历，要么受到语文老师的影响，要么受到那些文学先行者的熏陶和引导，或者是我们在模仿，在东施效颦。我们也会争吵，唾沫横飞，面红耳赤，揎拳捋袖，就差没像街头的混混那样大打出手。像朝水里丢了块石头，水花四溅，鱼儿都惊散了，待到水平如初，在某个人的召集下，我们又会像锦鲤似的聚成一团。

　　进了报社，我对文学愈加不敢懈怠，虽说不像马殼当年那般狂热，但内心的执念始终如一。只要有点闲暇，我就想着要写点什么，要是不写，就会有一种排解不掉的焦虑。或许是文友间的碰撞和交流，亦或许是经常外出采访，我的野心被激发了，不再满足于那种豆腐块似的小文章。有一次，省报副刊的编辑抱怨我老半年都不给他稿子了。那会儿，我偷偷写小说了，开始得很艰难，内心却是欢喜的，满怀期望的。我将完成的小说投给省城的文学期刊，居然发表了，这近似于在县城的文学圈里投掷了一颗重磅炸弹。那段时间，只要聚会，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我那篇小说。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小说还被一家文学选刊转载了，成了县城的一个文学事件，产生的冲击波不只让我晕眩，我身边的文友也跟着鼓噪了起来，他们给我张罗了一个研讨会，县文联的主席不知怎么得到消息，主动要求参加会议。我因此成了县城的知名作家，不管走到哪里，赞美声就跟到哪里。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找我的人忽然多了起来，不只是那些文友，不相干的人也经常打电话到报社，约我吃饭喝茶。我应酬了一些场面，让我苦恼的是，邀请的电话仿佛出洞的蚂蚁一般接连不断，几乎没有了安静的时间。我委婉推掉了一些，后来不得不让同事出面，让他们谎称我不在报社，但隔三岔五仍旧有电话找我。

　　在那些不找到我决不罢休的电话中，其中就有马壳打来的。这让我始料未及，我从来不曾想过马壳会在县城，会与我在同一个地方。马壳每天打一次电话找我，打了整整一星期。他计划好了，打满十个电话，如果还找不到，就不打了。马壳说他当时真是那样想的，不过，也许十个电话过后，他会打第十一个。在第七个电话后，我见到了马壳，在报社楼下的一家小餐馆里。那时候，报社在一栋砖木结构的楼房里办公，楼下的油烟气、爆青椒的呛人气息从楼板的缝隙里往上冒，叫人直打喷嚏。马壳抱怨说，你可真是个大名人。又说，谁叫你是咱们村的呢，见到你实在是我的荣幸。我被他数落得又打了一串喷嚏。

　　马壳的脸很光洁，胡子刮得也很干净。他的穿着也有了很大变化，挺括的西装，白衬衫，外加一根红领带。县城里这种装扮的人不常见，除了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一般人寻常出门不会这样。这让我有些恍惚，好像他不是马壳，而是我第一次遇见的一个陌生人。我憋了一肚子话要同他说，不知如何开口。我怔怔地，猜不到他现在干什么，也不知他还写不写诗。马壳到底是大哥，比我自如，点菜，叫酒，还吩咐餐馆老板，哪个菜要微辣，哪个菜要放点糖。酒菜上桌，碰过两次杯后，马壳把话匣子打开了。他说他在一家耐热瓷钵厂当推销员，已经有几年了。我刚好去过一次那家瓷钵厂，是同记者部主任一块去的。我对那里没什么印象，只记得红砖的厂房，厂房后杵着两根高高大大的烟囱。往后，从马壳嘴里流淌出来的是一个成功的推销员该有的光辉事迹。马壳进厂的第二年被派驻省城推销耐热瓷钵，开始并不顺利，前半年一只瓷钵也没卖出去。后来，他偶然认识了省城某大学文学院的一位教授，自掏腰包赠送对方一只耐热瓷钵。教授夫人某天用瓷钵煲汤，煲到一半，临时有事出去了。教授夫人在外应酬了老半天，才记起忘了关煤气灶，火急火燎赶回家，瓷钵里的汤早干了，瓷钵通体透红，居然没有爆裂。教授家避免了一场火灾，耐热瓷钵也让用户刮目相看。从那之后，他的推销事业就顺风顺水了。

　　马壳的讲述没在辉煌中停留多久，转瞬又倒回到当推销员伊始时的苦难叙事中。他说那会儿什么也不懂，不知该怎么推销。他就像我在街头遇见的卖菜的农村妇女，黄瓜要不？西红柿要不？新鲜的豌豆呃……反反复复就这么几声吆喝。最穷的时候他连买两个馒头的钱都没有，不得不拿瓷钵同人交换。

　　任何一個出身贫寒的成功人士都会这么标榜自己，这不是我喜欢听的。马壳困扰我的，是当初他为什么逃婚，逃婚后去了哪里。我预感瓷钵厂不是他的第一站，他似乎刻意在回避什么。我回想自己在马壳离开村子后饱尝的孤独，觉得有权利知道他的一切。犹豫几次后，最终趁着碰杯的机会，把问题抛了出来。那一刻，马壳像是被冻住了，握着杯子的手也不知收回去，像掉光了叶子的树枝似的擎在半空里。他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末了，一仰脖子，将杯中酒倒进了嘴里。

　　我不能不走，如果不走，结了婚，哪儿也去不了了。马壳好像放下一件重物似的，将酒杯蹾在桌子上。

　　马壳说的不是假话，像我一样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毕生的愿望就是逃离生我养我的村庄。马壳告诉我，他当时并不是要逃婚，而是去找寻那个脸上长有痦子的青年诗人。他找到偶像所在的大学，偶像早已返乡了。他打听到偶像家乡的地址后，奔偶像而去。马壳说到这儿打住了，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你找到他了吗？我问。找到了，他端起酒杯，又是仰起脖子，一饮而尽，不过，是他的坟墓。马壳的神情黯然，眼眶里有了隐约的泪光。

　　青年诗人的死有些奇特，有些诡谲。他的家乡有座水库，面积不小，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兴修水利工程的产物。青年诗人在水下造了一间小小的石头屋子，然后自沉水底。那间石头屋子成了他的水下坟墓，最后的归宿。

　　沉默一段时间后，马壳给我朗诵了一首诗，是他在村子里无数次给我们朗诵过的——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六

　　约半年后，我在处理读者来信时，发现了马壳寄给我的几首诗，电脑打印稿，字迹是那种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仿宋体。应该是他的近作，是他在省城生活的记录，字里行间弥漫着丝丝缕缕漂泊而迷惘的气息。以我当时的阅读经验来看，这些诗作谈不上好，但也不是多么拙劣。我捏着那几张打印纸，发呆了好长一会儿。后来，我从那些诗作中选了三首，发表在报纸上。我用信封装了两张样报，打算寄给马壳，查看他的来信后才发现，他留下的收信地址并不详细。我便把样报寄给了瓷钵厂的销售科，不管怎么样，马壳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可不想，此后再无马壳的消息，我有些话那天没来得及同他说，很想找他聊一聊。我从电话簿上查到瓷钵厂的电话，将电话打到了他们的销售科，得到的回答是马壳已经辞职了。问马壳去了哪里，答案也是模糊的，可能在省城吧。

　　马壳究竟有没有收到那两张报纸，我不知道。时间久了，也忘记了此事，因为我遭遇了别的困扰。我渐渐厌倦了报社的工作，采访，写稿，编版，每天像只陀螺一样团团转，从来没个休止。之前，我热衷于从来稿中淘取副刊所需的稿件，慢慢也审美疲劳了，都是些应景的小文章，专为节日特供的。端午节，满纸都是屈原和汨罗江，教师节，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秋节，是大团圆。再选稿时，我纯粹为了完成任务，把分配给我的空白版面填满。我的内心全被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细节给占据了。我去采访时，获取新闻是次要的，更多是为了收集创作素材。我发表的小说越来越多，且不再局限在本省，外省的好多文学期刊上都能看到我的名字。

　　我想离开报社，可不知去哪里。况且，总编对我很欣赏，也很宽容，见我在文学上取得了成绩，想方设法减少我的工作量，让我有更多时间从事小说创作。面对如此热诚、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总编，即便我有地方去，也很难张开嘴。在踟蹰和彷徨中，我恋爱了，对象是我的作者，一位小学语文教师。许是同孩子们讲多了故事，课余她会写些适合孩子们阅读的故事和童话，我在副刊上采用过她几篇。我们的爱情没有任何悬念，很快步入了婚姻殿堂。第二年底，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婚后的第三年，老总编退休了，退休前他找我谈过一次话，建议我调到县文联去。县文联主席同老总编是朋友，当年主动参加我的小说研讨会，就是听了老总编的介绍。在老总编退休的同一年，我调进了县文联，成了一名创作干部。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县文联大概是最奇葩的单位，县文联主席是兼职的，真正在编在岗的就我一人。正是这种让人忽视的犄角，让我有了自由空间，单位上的事情不是很多，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安排。处理完公务后，剩下的时间我就全身心来对付小说了。这儿似乎成了我的庇护所，把我同繁杂和喧嚣隔开了。它比马壳图书馆坚固多了，不至于让我日晒雨淋，不至于让我暴露于众人之眼。县文联主席对我的要求也不多，我每次将发表的样刊送给他，他总是说，好好写，你写好了就是最大的贡献。他还开玩笑说，你出名了，我也跟着沾光嘛。

　　随着我发表的小说增多，周边的文友反而都沉静了。刚开始，我每发表一部小说，或轻或重都会引发他们的躁动和喧哗。我觉察到他们都在暗暗努力，有好几位文友冲上省刊了，有的还上了名刊。我的内心莫名地愉悦和感动，在小县城里，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我们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天，县文联主席对我说，是时候了，咱们也要成立文学协会，听说外县都有，咱们低调点，不叫作家协会，叫文学工作者协会。就这样，我被选为县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我的工作内容多了一项，可我不觉得是负担，相反乐在其中。我牵头组织采风活动，举办会员作品研讨会，编辑内部交流刊物。在内心，我感觉有一份责任，一份道义，一份担当。我是另一个马壳，在一个比老家水门村更大的村庄里。

　　我同外部的交往频繁起来，应邀参加过好几次笔会，有的是杂志举办的，有的是省、市作家协会。我同许多编辑和外地的文友建立了联系，刚参加活动时，我有些拘谨，甚至自卑，不敢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经历了几次之后，包裹我的羞涩感脱去了，我慢慢融入了他们当中。我参与他们的谈话，某个作家，某部作品，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中心话题。我们会辩论，有正方反方，可是没有和事佬。每个人都很惬意，都很享受辩论的过程。有时候，我们也会谈起各自从事文学的经历，有一回，我鬼使神差地说起了马壳，从他邂逅那位脸上长有痦子的青年诗人开始，到马壳图书馆，再到他的偶像之死，把他的点点滴滴全给说了个遍。大家听了一言不发，谁也没有接话，原本愉快的一场聚会，最后在沉默中散场了。

　　我没想到在这种文学活动中还能遇见马壳。有一次，我应邀参加省城一位作者的作品研讨会，会议安排在省城郊区的一家农场。农场景色怡人，场区前是片浩瀚的人工湖，筑有长廊和水榭，湖里种莲，正是莲蓬成熟的季节，泛舟湖上，莲蓬随手可摘。一条清亮的河流穿境而过，河的上游是座水库，水库周边建有小木屋。山坡上是果园。还有供观赏的转基因植物园。是个很理想的度假之地。农场主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一身青花似的旗袍，声音柔媚，不太像个生意人。研讨会开幕时，她致了欢迎词，尔后端坐在座位上当个认真的听众，直至结束。

　　研讨会后，女主人陪同我们参观农场。参会的嘉宾中，有一位外省来的编辑，曾编发过我的一篇小说。他说起了我那篇小说，我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落在了队伍后面。待我们追赶时，老远飘过来一个耳熟的声音，很快我就从人群中搜寻到了马壳的那张脸。马壳见到我一点也不吃惊，只是朝我点了点头，整个游玩的过程，他都与嘉宾在一起，有说有笑。晚上，燃起了篝火，大家围着火堆唱歌跳舞，有位女诗人朗诵了一首她自己的诗作，赢得了喝彩和不息的掌声。马壳可能是受了女诗人的感染，也跳到篝火旁抑扬顿挫了一番，猜想是他自己的作品。晚会散后，马壳同我有过短暂交谈，大多是他在说，我在听。马壳说他在省城开了家文化公司，这个研讨会就是他一手策划的。农场女主人是他朋友，他建议她多赞助类似的活动，农场一定会成为闻名遐迩的度假胜地。马壳还举了个例子，说本省的某风景区先前不过是个野山沟，有一天当地一作者邀请外地作家去游玩，那些受邀的作家被當地的美景所吸引，回去后不少人写了文章，当然不乏溢美之言，野山沟后来被打造成了著名的风景区。

　　事情并没有顺着马壳的想象来发展。几个月后，马壳打了个电话给我，说的还是那次研讨会，大意是农场花了那么多钱，场地、食宿、礼品都是无偿提供的，结果呢，没一个人写文章，只字片言都没有。就连那个被赞助的作者都说，他是写小说的，从来不写散文，更不写游记。你们这些人……敢情都是骗子。马壳说得很激愤，听在我耳朵里更是如扎芒刺。马壳哥，要不要听我给你朗诵一首诗？我的口吻是戏谑的，甚至不屑。马壳没答话，我也懒得理会他的心情，对着话筒朗诵了他无数次给我们朗诵过的那首诗。

　　七

　　那次在农场相遇后，我原想去马壳的公司坐坐，可他不邀请我，连假意的客套也没有。我和他之间好像被设置了一道无形的障碍，他不主动拆除，我更不便逾越。他打过那个牢骚满腹的电话后，没再同我联系。我无从了解他的近况。我得知的有限的信息全都来源于老家那个村子。马壳极少回村去，每年的春节，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农家后代，不约而同会回家团聚，只有马壳例外。转眼又是几年过去，有一年中秋节回村，我惊讶地发现，村子里到处都在谈论马壳，酒桌上，茶余饭后，羡慕的，嫉妒的，感叹的，什么声音都有。原来是不久前马壳回村了，他开着一辆高档的宝马轿车，载着他新婚的婆娘。村里人都啧啧称赞，马壳的婆娘标致极了，简直是仙女下凡，就一样不好，冷不防就吐鸟语。读书的孩子反驳他们的家长，什么鸟语，那是英语好不好？！后来，我才探听清楚，马壳的新婚妻子是个从澳大利亚回来的留学生。

　　在村人眼里，马壳不再是个笑话，而是个大老板，究竟有多大，每个人的说法不一。他不只有宝马轿车，还有大公司，银行里的存款存折都快装不下了。很多人忘记自己之前说过什么，这会儿都在证明自己有先见之明，早就瞧出来了，马壳不是一般人，要是当年留在村里当木匠，那还不委屈死他了。蛟龙陷在山沟里，只会渴死饿死，还是要入海啊。他们谈论马壳，我插不上话，只能在一旁默默听着。在他们眼里，我和马壳掉了个个，即便不是笑话，也是个没多少出息的人。

　　我没想到的是，在省城如此风光的马壳有一天会回到县城。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马壳在县城安营扎寨已有半年之久。马壳的营寨不是普通的营寨，他在县城一家新开张的准四星级的酒店租了整整一层楼，办公和吃住都在酒店里。那一天，他驾着那辆宝马车来报社的旧楼里找我，报社新建办公楼后，旧楼当破烂扔给了县文联。我走下楼时，他正像只好奇的小鸟似的歪着脑袋打量我办公的楼房，见了我，很是感慨地说了一声，文人，还是清贫啊。我斜睨了他一眼，捉摸不透他话里的意思。这栋办公楼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建筑，已经是危房了，我每次走出办公室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马壳载着我去了他租赁的酒店，参观了他的办公室，见了他的一些同事。尔后，我们在二楼的餐厅吃了一顿西餐，七分熟的牛排叫我的胃很不适应。我只得放下刀叉，另叫了一份中式简餐。吃饭的过程中，马壳向我解释回到县城的缘由，是他给之前做推销员的耐热瓷钵厂供应了好些年的包装盒，货款一直拖欠着。催收货款时，瓷钵厂无钱可给，把厂子抵押给他了。马壳一脸的无辜和无奈，要是他们给钱，谁愿意要这么个烂厂，哥是被迫回来的啊。他有意卖惨，在我听来却是得了便宜还卖乖，拿一堆纸糊的包装盒换了一家瓷钵厂，这买卖到底亏了谁？傻子都拎得清。

　　马壳大概瞅出来了，我很不耐烦听他说这些。简餐吃完后，我起身要走，他把我拦住了。别着急，再坐会儿。他给我叫了茶，他自己则要了咖啡。往后，他询问我近几年的创作状况，我迟疑了一下，考虑有没有必要告诉他。我很纳闷，这么多年憋着的话，全然不见了影踪。我的内心固执而又平静，除了小说，似乎什么也装不下了。我不会把这些表现出来，更不会写在脸上。我想到了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我被装在小说这个套子里，恐怕此生都挣脱不出来了。我不可能把内心的幽微告诉马壳，最后，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我几篇小说，毋庸置疑，是我以为的得意之作。

　　你终究写出来了。马壳的脸上带着不言而喻的欣喜，以咖啡当酒，为我祝贺。

　　那一刻，我的内心充盈着感动，马壳骨子里的某些东西仍在，只不过他把它藏得更深了。

　　哥是回不去了。马壳的眼睛湿润了，为自己叹息，又替自己欣慰，哥播下那么多种子，只有你这粒金种子，生根了，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

　　这是不容我否认的事实。马壳就像个纵火者，扔下火种后独自跑了，留下我们在火里痛苦地涅槃。我们在村子里的情景，一幕一幕从脑海里闪过，我感觉得到，此刻马壳同我一样，坠入了回忆的深渊里。

　　八

　　我同马壳的交往渐渐多了起来，隔个三五天，就会去他办公室坐坐。我的创作遭遇了瓶颈，如果无法突破，说不定就此终结了。我甚至怨恨马壳，若不是他，或許我不会闯入这条折磨人的小径。我无法把内心的苦闷吐出来，也不知马壳有没有觉察。我知道，谁也帮不了我，我只能依靠自己走出来。那段时间，我在阅读和思考的同时，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了县文学工作者协会上，以弥补专注创作时落下的亏欠。在这方面，马壳给予了我足够的支持，人前人后，他不止一次说过，有什么他帮得上忙的，尽管说。他的确这么做了，我们召开研讨会，组织采风活动，甚至外地文友的接待，都是他在幕后买单。他的付出是心甘情愿的，我隐约感觉到，他好像心存些许感激，以这种方式让他维系了同文学的联系。后来，他把这些事情委托给一个叫小戴的女孩。小戴是跟他从省城过来的，性格温婉，嗓音甜美，做事细致周到。我每次打电话给她，她都会把事情安排得妥妥帖帖。邀请她参加活动，她也会欣然而至。我想引导她写点东西，她总是紧张而羞涩，马老师，您可别取笑我，我很笨的。

　　在我的创作陷入低谷之时，县文联主席换人了，老主席退休，新来的主席是个女的，三十出头，正是对前途很有幻想的年纪。关于她的传言很多，有些细节都可以写进小说。在她眼里，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人，除了闭门在纸上造车，什么也不会干。为了锻炼我、不让我吃闲饭，她给我布置了许多命题作文，围绕县里的中心工作举办征文，组织会员采访，撰写报告文学，等等。我不得不丢下手头的小说，去应付叫人厌烦的工作。在我的认识中，这种活儿距离文学相当遥远了，不能向马壳求助，单位给多少钱就干多少活，没钱就晾着。我的消极没能瞒过女主席的眼睛，后来，她交给我一项在我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预算一笔少得可怜的经费，让我操办一台诗歌晚会。其时，县城正在热火朝天搞新区开发，诗歌晚会的主题是“建美丽家园、筑幸福生活”。没有现成可供朗诵的作品，可以组织会员创作；没有经费，可以寻求社会各界支持。总之，没得商量，要不折不扣搞成，还要搞得精彩，搞出影响来。我只要结果，不问过程。女主席的潜台词没说，但我猜得到，如果搞不成，趁早夹卵滚蛋，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

　　我被这事儿给困住了，干吧，心有不甘，也不知从哪儿开始，不干吧，一进办公室就得面对女主席的淫威。我像只钻进风箱的老鼠，憋屈死了。拖延几日后，我还是着手了，搞不搞是态度问题，搞不搞得好是能力问题。很快我就焦头烂额了，仿佛掉入了荆棘丛中，演员，服装，道具，舞台，灯光，音乐，一大摊子事，哪一件都扎手，更不要说把它们撮合到一块儿。在几次向人求助未果之后，我只得向马壳讨主意，他在省城办过文化公司，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这还真不是你干的活，比写小说难多了吧？马壳笑着，得意中挟带揶揄，在我是小菜一碟，对你可是满汉全席了。我承认他说的没错。这领导也够浑蛋了，你哪里得罪她了？马壳对我既同情，又安慰，交给我好了，哥不会害你，包管你能交差。

　　我信了马壳，把诗歌晚会的事托付给他了。马壳只提了一个要求，让小戴上一个节目，你别小瞧她，人家是播音专业出身的。

　　诗歌晚会是在能容纳上千观众的大剧院举行的，这在县城还是第一次，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女主席安排的那点经费，马壳一个子儿也没要。晚会的费用从哪里来的？我还是在现场看出了一些端倪，开发区有的是房地产公司，剧院内外的那些广告牌坦白了它们的身份。只是我不知道，那里面有马壳投资的公司。

　　因为诗歌晚会，社会上很多人知晓了我和马壳的关系，有些人七拐八绕找到我，希望我能将他们介绍给马壳。我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委婉地拒绝了。马壳也曾向我提出，让我在他的公司挂一个顾问的头衔，让我白领一份工资。我没有答应，按我的理解，这是施舍，说得更严重一点，是侮辱。当然，这是我的敏感和误解，并非马壳的本意。

　　马壳在县城的生意到底做得有多大，其实我了解得并不多。在马壳入狱的前几年，我感觉谈论马壳的人陡然多了起来，有时去吃个早餐，都能听到马壳的名字从陌生的食客嘴里飞出来。诗歌晚会后，女主席大概自以为是地察觉了什么，对我的态度来了个急转弯，虽说没有恢复到老主席那时的自由状态，至少没那么苛刻了。我有了时间投入小说创作，同马壳的联系也就少了。我得到马壳犯事的消息，是在他被检察院逮捕一个多星期后。马壳的父亲——马老秧，到处打听他儿子的消息，自然找到了我，而我爱莫能助。

　　马壳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非法集资。我向马壳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了解情况，马壳入狱后，是他负责打理公司。副总经理说得不多，但我听出来了，马壳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人，马壳是替那个隐形人背锅了。副总经理的意思是，马壳是个特别讲义气的人。而在我看来，这是马壳的耻辱。后来，我叮嘱副总经理，他们若是去探监，记得叫上我。我已经想好了，他们要是不去，我也会一个人去的，毕竟马壳是我哥呀。

　　见到马壳的时候，他的脸有些消瘦，精神状态比我预想的好。他的囚服很干净，隔着铁栅栏，他的笑容甚至有点灿烂。副总经理同他说了公司的事儿，他点头或者摇头，不时还抬起眼睛看看我。轮到我跟他说话时，他倒先问起我的创作情况，询问我发了几篇小说。我简要说了说，继而问他在里面情况怎样，他说挺好的。我问怎样个好法，他说没吃什么苦头，还有时间读书看报。

　　是不是还写诗？

　　他被我问得一愣，转而呵呵笑了，谁叫我是个诗人呢。

　　责编：周希言

　　作品 202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