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思孝

　　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们国家正和伊拉克发生战争。我提到这些是因为一个人，我不会说他是一个英雄，英雄是什么呢？我们才是英雄。这里说的是督爷，他就这么活着。洛城督爷，即使他懒惰——督爷可能也是洛杉矶最懒惰的人，在懒的世界排行榜上也一定名列前茅。但是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人……我有点断片了，管他呢，我介绍差不多了。

　　——《谋杀绿脚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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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文忠并不清楚儿子到底能判几年，这个小学没念完，只认识几个字的农民，对法律有限的认识中，他知道杀人偿命，再多一点，邻居老孟年轻时捅人被判了五年。去年冬天，临近年底，西葫芦行情好，一斤三块钱，吴文忠种一棚，被人偷走一半。大道的监控拍下了车牌号。第二天上午抓到人，下午两个人就从派出所出来了。后来一打听，其中一个人的堂叔，给市里的领导开车。这件事让吴文忠明白，都说法不容情，也有弹性。这是他对法律的第二个认识。知道儿子出事后，吴文忠从派出所回来，先去找的老孟。两家的房子在一排，相隔两户，距离不到四十米，邻居三十多年，也没多少来往，当初两家盖房，各自搭手出过力气，村里婚丧嫁娶，也都能凑在一块，一张桌子上喝过酒。吴文忠性格温吞，总是充当看客，几杯酒下肚，只会让他更加沉默。老孟可管不了那么多，监狱生涯让他在村里获得了横行的权利，对谁都不用过于遮掩内心的想法，动辄拿来取笑，吴文忠自然也是被取笑的对象之一。在粗俗的骂人俚语之外，再缀以老实（已近窝囊）。老孟出狱后，和村里大多数勤劳的菜农只操持大棚不同，他成立了一个统销点，作为中间商，利用能说会道的秉性，以威严做后盾，没几年，先是买了货车，搞蔬菜运输，又在村南边的国道旁建了一座两层小楼，一楼办公，二楼住宿，烟也只抽软中华。老宅租给外地人，成了废品收购站，门口堆放着刚收上来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各类废品，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吴文忠每天进出，都在心里问候老孟的祖宗八代。吴文忠的菜交给村里另一个统销点，那是他本族的一个堂叔开的，也是村里的两家统销点之一。有时，知道价钱没有老孟给得多，吴文忠也认了。本族情分是原因之一，他有些怵头和老孟打交道，自从发家后，老孟底气更足了，话里话外都不中听。

　　吴文忠骑着电动车，从镇上顺着国道往回走，远远看到老孟统销点停着一辆货车，正在卸白色的塑料泡沫箱。到了跟前，彩钢板围成的厂院里，几个妇女正在把刚收上来的柿子装箱，称重，贴胶带，垒放好，叉车运到另一台货车上。老孟站在街边，指挥着工人卸泡沫箱，看着点，坏一个算谁的。看见吴文忠过来，老孟指挥更为起劲，用自己此刻的忙碌来掩盖，本以为他只是路过。见电动车停下，老孟转过脸说，还不赶紧去棚里摘西红柿，在这里闲逛，视察我工作啊。吴文忠说，忙着呢。老孟说，你眼也不瞎啊，这空谁不忙，不忙钱不来。吴文忠说，今年西红柿还行，我昨天打听了下价，一块三。老孟说，一天一个价，今天一块三毛五，你今年种了多少？吴文忠说，我这小打小闹，西红柿就种了一个棚，另一个棚的茄子刚爬蔓。老孟说，今年想来我这里？吴文忠一听，知道他误会了，忙说，问点别的。他清了下嗓子，又说，有点说不出口。老孟说，你这人真磨叽，有什么不好说的，反正借钱没有。吴文忠说，不是为这。老孟说，只要不是钱的事，什么都好说。

　　吴文忠看着泡沫箱，在五月，如同一地的雪。一阵风吹过，已经卸下大半车的车兜里，破碎的泡沫颗粒纷扬着扑向他俩，身上，衣服上，头上，沾满了泡沫颗粒。老孟呸呸往外吐，背过身。吴文忠站在原地，脸上汗液粘着泡沫颗粒，如同长满了白色的痘，趁不留意，他问，你当初进监狱，是咋回事？老孟抽下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拍打身上，这都多少年的事，你提这个干啥？你也想学我捅人啊？吴文忠问，你当初咋捅的，把人捅成啥样了？老孟点上根烟，你怎么不问我为啥捅？吴文忠说，我不关心你为啥捅，我就想知道你把那人捅成啥样了。老孟说，活着好好的呢，年前我赶集还碰见那人了，递给他一根烟，寒冬腊月的还掀开肚皮，让我看那道疤，我回头买了一只笨鸡，塞给了他。我当初看上新安桥的一个女的，他也看上了，决斗呗，他输了。吴文忠说，就为这点事？老孟说，这叫尊严，你懂个屁，你没看过动物世界啊，这叫争夺交配权，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吴文忠说，为个女的，五年，不值。老孟说，肏，用你可怜我了。吴文忠又问，那你觉得五年判轻了还是重了？老孟说，政府的事，还轮得着你操心了，我都放出来小三十年了，考虑这个干啥，没碰到严打算我命大了，咱村里的牟良田，比我晚一年，就偷了粮店里的三袋地瓜，命没了，下次上坟，你问他冤不冤。吴文忠说，良田这人从小就爱顺东西。老孟说，吃过牢饭的人，知道滋味深浅。又一想，老吴，我知道你心里想啥了，你是想捅人了。吴文忠扭头，跨上电动车，走了。老孟在后面喊，窝囊一辈子了，你别想不开，多大的事，过去也不算事。（卸完货，已过七点，老孟去二楼冲了个热水澡，换上短衣短裤，来到一楼，坐在老板椅上，泡了杯热茶，点上一根烟，把腿架在桌面上，望着夕阳西下，余晖染红一片，他吼了句，把灯打开。厂院里探灯亮了，妇女们还在挑拣西红柿装箱。香兰坐在马扎上，背对着屋。她当然没有觉察到，自己在弯腰时，上衣和裤子中间露出的腰和碎花的内裤，正在被老孟慢慢欣赏。这里面没有任何的情欲色彩，同龄的女性早已经不是老孟这个村里能人的选择了，念旧确是他身上一直无法改变的特质。去年冬天，老孟从别人嘴里知道香兰的儿子欠了网贷，被人打断了腿后，他背着老婆帮忙还了一部分，又让香兰来这里上工。和忙季打零工的村民不同，她是为数不多的固定工人之一。老孟陷入回忆，想不起自己当初追求香兰的细节，以至于还要为她捅人。老孟走出去，刚迈出门槛，因腿麻跌倒在地。妇女们回头看他，发出一阵哄笑。老孟压坏了一个泡沫箱，骂道，让你们箱子别乱放，没听的时候。）

　　吴家湾中间的水泥路主干道，是村北边的大棚区通往国道的必经之路。前些年把沿街村民私自种的小菜园铲平，拓宽的车道能双向通行，但一到蔬菜上市的时节，这条路还总是堵车。货车、私家车以及村民的三轮车混在一起，如同等待疏通的下水道。吴文忠骑着电动车加入其中，如同一条肉丝被卡在牙缝里。喇叭声此起彼伏，十来分钟挪动了不足五米。换作平日，慢性子的吴文忠也早就失去了耐心，今天他身体沉重，车胎也跟着主人如泄气一般。他两只脚支撑着地面，嘴巴念念有词，捅人，五年，捅人，五年，捅人，五年，捅人。卖豆腐的老邢，没听见吴文忠说的什么，只见他嘴巴一张一合，打趣道，还算能赚多少钱呢？老邢没像往常那样，在这位憨直的菜农脸上看到羞怯的表情。吴文忠没搭话，让老邢没法开口推销挂在车把上的仅剩的三块钱的豆腐。吴文忠靠两只脚慢慢挪动，十多分钟，终于走出了拥挤的路段。天要黑了，确定剩下的这块豆腐卖不出去，老邢收摊。他骑着三轮车，嘀嘀摁着喇叭，回邢家庄。又过了十几分钟，终于出了道，老邢打开车灯，进入小道，在路边看到一辆电动车，认出是吴文忠的。顺着河堤边上的田埂，五十多米处，一个黑影蹲在那里。老邢吼了句，钥匙也不拔，把你车骑走了。吴文忠没反应。他摁了几下喇叭，不回家吃饭，坐在这里等哪个娘们呢。还没反应，老邢下车，把豆腐取下，挂在吴文忠的车把上。骑上车，老邢边走，边回头看，吴文忠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团漆黑，连他都有些怀疑，那到底是不是个人，还只是自己眼花了。（这块豆腐，吴文忠带回去，放在饭屋的瓷盆里，当天没吃，又过了几天，等他发现时，冒出一层绿色的斑点，已经馊了。吴文忠按照父亲生前的做法，搅拌成糨糊，剁了几根葱，又加了一小块的姜末，撒上盐，搅拌呈糨糊状。这块自制的臭豆腐，吴文忠每次顺着碗边，用筷子抹一下，吃了好几天。每次吃，他心里想，吴安柱从小也喜欢吃，这是这对父子为数不多的共同之处。当电视台的摄制组来到吴家，各间屋拍外景，放在桌上的这碗吴氏臭豆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给了两秒钟的镜头，作为这个贫瘠家庭的注脚。工作人员一起围着，又没勇气尝一口，问吴文忠，这是什么？显然，它比吴文忠本身更引起大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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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出了个杀手，这和当季的蔬菜价格变动，成了吴家湾的村民最热衷讨论的问题。不论是照看孙子辈的老人，还是在统销点来往运菜的菜农，但凡有两个以上（包括两个）的村民交谈，吴安柱成了必提的名字。除去吴文忠的左邻右舍，大多数村民对吴安柱并无多大印象，即便是现在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也不会认为是本村村民。这是普遍现象，大概因年轻人常年在外念书，初中、高中、大学念下来，十来年间个头、长相变化之快，令人感慨，现在的生活条件是好了，不是人高马大就是过度肥胖。尤其是吴家湾这个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基地，菜农辛苦不假，但小富也是事实。菜农的后代享受了理应得到的生活，他们只在寒暑假偶尔在家，以学习的名义不去大棚里帮父母，穿着打扮俨然和城里的孩子没什么区别。吴安柱并不属于以上此类，母亲生病欠下外债，家庭拮据。吴安柱大专毕业后，不务正业，拒绝了和父亲去操持两个大棚的提议，断绝生活来源后，他在外面混迹两年之久。两年的时间，一个蔬菜大棚，少说能赚十万出头，两个大棚就是二十万，抛开各类成本和人工的开销，这是最基本的行情。但身为菜农，三百六十五天午休，没有任何的消遣，在棚里当牛作马，身体过度消耗，岁数渐长后各种慢性病和关节疼痛，这些辛苦更容易被人忽略。一个人，成为杀手。其中内情，在村民的猜疑下，生发出了各种可能。这种神秘感，一直保持到法制节目的播出。在这之前，吴文忠作为杀手的父亲，在吴家湾承受着流言蜚语，但也享受着杀手之父的荣光。村民对吴文忠的态度复杂了起来，在背后说闲话，感叹他命运不济，老婆死了，儿子又不走正道，其中夹杂着幸灾乐祸。他们不愿意承认，行动上已经亮出鲜明的态度，吴安柱从根上改变了吴家的门风。吴文忠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老汉，说不定也蕴藏着惊人的力量。那些平日里占过吴文忠便宜，欺负过他的村民，忙着去修复这种看似危险的裂痕，见到吴文忠，热情打招呼，甚至递上一根烟。这些举动，就像是在挽救自己的性命。交谈中，吴安柱自然成为禁忌的话题。吴文忠不清楚，村民都知道他儿子成了杀手，不仅是村里，很快儿子也要走向全国了。

　　在吴家湾的历史上，目前来说，有幸上过电视的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前妇女主任宋明霞。她早年在戏班里待过，会唱京剧。年过五十后，宋主任的嗓子如初，依赖于传统的元宵节等节目和这些年政府组织的乡村大舞台，她总会穿上戏服，画上脸谱，唱《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她年轻时还能一字马，在《我是大明星》的海选上，宋明霞唱完后，对评委说，如果晋级了，下一轮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为了准备下一轮比赛，宋主任在家练习，不慎韧带拉伤后掉泪了，逢人便说，不服老不行。晋级赛上，宋主任说起备战的艰辛，又哭了，不仅是评委，连吴家湾守在电视机前的各位村民，也都有些心疼，因电视节目延迟播出，众人早就知道她被淘汰了，见面后，还是表示应该晋级。又说，那个所谓音乐学院的光头教授，根本什么都不懂，他会唱戏吗？他懂什么是京剧吗？有什么本事坐在那里点评你？看他长得熊样，还有脸当评委了。在参加节目后的两年，宋主任开始走穴，频繁出现在门头开业和婚庆现场，出场费都上千到几百不等，随时间推移呈下滑趋势。有时，也去临近的县市。总之，那几年，宋明霞给儿子在县城付首付买了一套房子。至于村里的妇女工作，宋主任无暇兼顾。慢慢地，她过气了，偶尔请她出山，也只给百八十块，最多管一顿饭。再次选举时，宋明霞也丢了妇女主任的职位。如今，她在家里带孙女，偶尔唱一段戏发在抖音上，等待再次走红。置顶的还是她参加《我是大明星》的视频，总计点赞量在三千多。宋明霞的抖音粉丝不到两万，不是吴家湾的第一，但已经是乡村顶流了。

　　现年二十五岁的孙世乐，占据吴家湾短视频粉丝数的头把交椅。二万三千多的粉丝中，多半是在他曾经参加《快乐向前冲》的节目中积累的，这个从2009年开始的闯关节目，每周一至周六18：53-19：50播出，霸屏十余年，在山东广大农村的妇孺老幼间，有着堪比足球世界杯的影响力。从夏初到春节的几个月间，由群众参与，选拔赛，周冠军，月冠军，季冠军，再到总决赛，一条固定的赛道，培养了为数众多的青年竞技偶像，给这些在乡村不受待见的精壮小伙提供了一条致富道路，他们纷纷放下原本的主业——包括但不限于退伍军人、小商贩、菜农、泥瓦匠、车间工人、快递员、肉贩等，依据赛事奖金和变卖奖品，积累了人生第一桶金后买房买车，纷纷转行当了小老板——主要是餐馆等普通私营业主，名气大一点的代言地方小作坊生产的食用油、白酒和洗衣液等，如果外形和口才占据其一，也会去兄弟节目《我是大明星》上面露脸，所谓的文体不分家。尽管他们的名气只局限在山东的乡村，考虑到上亿的人口基数，在数千万的乡村中混个脸熟，这已经比世界上许多的国家人口要多。大概因乡村并不发达的经济，难以有效化，没有出现粉丝成群结队摇晃着荧光棒发出一阵阵尖叫的场面。乡土明星的效应，就拿并不出彩的孙世乐来举例，作为一个退伍军人的菜农，他在赛道上最好成绩是折戟在季冠军的冠亚之争中，由于伤病，年底的总决赛上，在八进七中淘汰。赛道的伙伴们簇拥着孙世乐，一起高歌任贤齐的《兄弟》泪洒赛场，发誓还要卷土重来——这是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实际上，他只参加了一年的比赛。也就是这短暂的一年，他赢了八辆电动车、四台冰箱，估价不到三万。等他回到家乡，出门总是碰到热情打招呼的村民，年龄不限，指着他的脸说，你就是电视上那个跑赛道的吧。很快，亲戚朋友张罗他的婚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相亲二十余次，和朱台镇开汽修厂的千金，走在了一起。婚后不久，老丈人出资在镇上开了一家洗车行，兼保养汽车，孙世乐也就把要继续在赛道上拿冠军的事情抛之脑后。和体育明星一样，不出成绩，被大众遗忘是必然的，乡村最不缺乏的就是无事可做擅跑能跳渴望发财的小青年了（这还不包括体校的学生，碍于面子，不参与这类业余赛事），吴家湾还有几个小伙去参加比赛，但都没有突破孙世乐的成绩。如今，孙世乐已经人间蒸发，快手账号也停更了大半年，从还在不断更新的辱骂和讨债的留言中，我们可以一窥来龙去脉，这只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赌徒欠债，又借高利贷，继续下注要翻盘，最终血本无归的故事。洗车行早已变卖，卷帘门上贴了招租的告示，房东虽粉刷一新，但还能从散落的红漆斑点上，想象讨债队伍所留下的痕迹。同样在寻找的还有孙世乐的家人，他的老婆早就打印好了离婚协议书，只等他回来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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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书记给吴文忠打电话，让他去村委。一上午过去，人没来。村书记骑着电动车找到棚里，吴文忠趴在蔓藤间，拖着筐子摘西红柿，听到村书记喊，直起身子赔着笑说，本想摘完这一筐就去的，还麻烦你跑一趟。村书记扬手，你少说这些没用的。吴文忠跟在后面出了棚，站在屋外。书记说，老吴，你儿子出息了，都惊动省里了。吴文忠没明白怎么回事，说，捅个人，怎么省里还知道了？省电视台的《法治在线》，了解到吴安柱的案子，想拍期节目，通过省委宣传部，找到市委宣传部，市里又找到区委宣传部，区里又找到镇委宣传部，镇又找到吴家湾的书记，一层一层下来，所说的话，也都一模一样，要全力配合完成拍摄工作。吴文忠说，西红柿上市，就几天的工夫，行情随时在变，摘不下来，就烂在棚里了。书记说，你政治觉悟怎么这么低？上电视又耽误不了你多少工夫，烂几个西红柿算啥？吴文忠倚着墙根，蹲下，又不是多光彩的事，上了电视，让孩子怎么找对象？书记说，你考虑倒是长远。又说，你是觉得我这个村书记官小，不把我放在眼里，等着省里下来人是吧？吴文忠说，书记，我可没这个意思。书记转身，走了几步，打量着吴家的两个大棚，你和村里签合同，承包这块地是几年来着？吴文忠说，十年，当初想一口气签二十年，你不同意。书记又问，今年是第几个年头了？吴文忠明白了。书记又说，明年再签，咱一口气签二十年，让你一口气种到走不动了。吴文忠问，我也没上过电视，不知道怎么准备，还留下他们吃饭不？书记说，吃饭，村里负责，你啥都不用准备，人家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什么叫全力配合？就是让你干啥就干啥。书记跨上电动车，说，这两天哪里也别去，等通知。

　　摄制组一行四人，开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车，驶入吴家湾时，闻讯的村民们早已放下各自的农活，分列两道，翘首期盼，让这本就狭小的胡同，只勉强留下一条空隙通过。这既是村书记的有意组织欢迎，也是村民好奇心作祟，希望摄影机能抓拍下自己，在电视上露个面。车停在吴文忠的家门口，工作人员几步并作一步，在村书记的带头下，溜进了吴文忠的家里，并马上关上铁门。吴文忠在天井里早已摆好了一张木桌，上面放着两个盘子，一个是水果，另一个是西红柿。吴文忠穿着一身下大棚的褪色迷彩服，两只手窝在裆处，神情拘谨，语气颤抖，礼让吃西红柿，又说，自己家种的，刚摘的，新鲜。这句客套话，没有引起众人的重视。四个人，除了出镜记者是个女的，其余三人，都是男的。记者拿出黑色的手提箱，打开，三层抽屉，一个个拉开，化妆用品陈列在眼前，开始上妆。口红、眉笔、眼霜、睫毛夹、海绵扑……在吴文忠的眼中，如同面对刑讯逼供时所用的刑具。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吴文忠的差别，已经完全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一个只是遮体，另一个才叫衣服。摄影师率先开口，让吴文忠领着进屋。一会出来，对主持人说，杨姐，还是在这里录吧，屋子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太乱了。转头问吴文忠，怎么住人的？吴文忠说，一个人，凑合住，没那么多讲究。杨姐化完妆，站起来，拍打了下黑色西装，端坐时留下的褶皱，顿时没了。吴文忠只在拍摄时，看到杨姐和蔼的微笑，录制之外，没正眼瞧过他。吴文忠面对记者无瑕且美丽的脸庞，差点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是为儿子求情。

　　这天，上午拍了两个小时。中午休息，村书记领着四个人去外面吃饭。吴文忠一个人吃了臭豆腐和着热水泡的煎饼。下午又录了半个小时。吴文忠这天过得，恍惚到如同一个梦境。节目播出，他才知道自己那天究竟说了什么。在记者的引诱下，吴文忠说了很多话，包括儿子的成长经历，该说不该说的，都说了不少。这并不符合他平日内敛的性格，当然在采访前，记者那句，案子还没宣判，答应片子出来，让法官看，能争取减刑，这让吴文忠的心里多少抱有一丝幻想。节目播出中，吴文忠的镜头不到半分钟，留用的几句话是，吴安柱不爱学习，好不容易考上大专，毕业后也不找工作，这两年不知道在外面干啥。那些为儿子求情的话，都没用。吴文忠看完后，气得把碗摔了。

　　《法治在线》摄制组去看守所采访吴安柱，先给他看了对吴文忠的采访画面。吴安柱上次在家里还是春节，大半年过去，家里变化不大。桌子上的那份臭豆腐，激发了他早年间形成的味觉反应，加上这阵子顿顿窝头、白菜、玉米面稀饭，口水注满嘴巴，吞咽时给人感觉在哽咽。以前吴安柱吃臭豆腐，吴文忠总让他少吃，变质的东西吃多了不好。吴文忠满头大汗，坐在镜头前，眼神失焦望着对面，这让吴安柱感觉到一种更为刺痛的挫败，抵消了为自己这段时间在看守所的遭遇所充满的自怜，这大概就是亲情的力量之一。吴文忠一脸愁容，说着对儿子的评价。孩子还是小的时候好，不让人生气，大了就不服管了。这两年，我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平时也不回来，干什么也不说。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父亲对自己的评价，不禁流下泪。记者对吴安柱说，你爸不明白，自己的儿子怎么就成了杀手了。在最后成片里，吴安柱寥寥几句：我没当过兵，也不是什么特种兵、兵王什么的，这都是我从网络小说里看到的。我没杀过人，我也不敢杀人。

　　从观众的角度，我们无法得知受访者在说这段话时的语境。考虑到节目片长，记者的提问被删减，也无法知道提问的详细问题。从转场的几个分镜，也明白，这是被剪接的，并不是全貌。吴安柱面对镜头，有些拘谨，这对观众产生误导，我们不能就此武断地得出他性格腼腆。他穿着统一的灰色制服，说话时眼神缥缈，说出的话，轻飘无力。也不能就此认为，这是一个狂傲不羁的人。我们全然忘记了，案件诉讼进展缓慢，长达月余的关押——十几个人挤在大通铺，和监友们相处艰难，被悬而未决的判决折磨。吴安柱疲惫不堪。至于肤色白皙和略有发福，那是因为几个月不见阳光，以及强制性戒烟后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失调。

　　附：采访全文

　　记者：你今年多大了？

　　吴安柱：二十二，虚岁二十三。

　　记者：进来多久了？

　　吴安柱：五月四号被逮住的，先在刑警大队关了两天。办好手续后，来到看守所，就在这里，一个多月了。

　　记者：在里面住得还习惯吗？

　　吴安柱：也没什么习惯不习惯的，不习惯能怎么办？就这么个环境，这里也不是养着你的，毕竟是自己犯了事，要进来改造的，肯定没有外边舒服，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刚进来的一周比较难熬，一个监室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新来的，谁都不认识，晚上还要守夜，睡不好觉。要拖地打扫卫生。先盘问你到底犯了什么事，问来问去的。后来，就习惯了。慢慢地，自己就成了老人了。在看守所里，只能关三十多天，案情复杂点的，比如说杀人了之类的，时间长一点，能再申请关押一个月。你看我这都一个多月了，比我早来的，很多都已经出去了。没出去的，比如老何，他杀人了。还有小田，网络诈骗，事比较复杂，骗了两三百万，听说还在联系受害人，也没走。这家伙，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这才是心术不正。我最瞧不起这种人了，让他刷了好几天的马桶。我刚来的时候，一共二十三个，在我前面的，加上我，还有我们八个，现在一共二十一个，新来的十三个。在这里面也是按照资历来的，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干活挨训，新来的还不得也要经历这一遭。呆久了，大家没事还帮忙分析下案子，出出主意。他们说，我这案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故意伤害，捅人脖子，幸好人救过来了，没死，要是花点钱赔偿下受害人的话，估计关四五年吧，而且我这也是属于从犯，被人雇着，情节没那么严重，我认错态度也好，没和警察兜圈子，问我什么，我就说什么。这都我们在一块瞎琢磨。要说其他方面，就是有点无聊。我算明白了，为什么进来一个人就刨根问底，让他交代，就是憋的，想听点新鲜点的事。昨天刚进来一个小偷，五十多岁，从十七八岁就偷东西，说话太有意思了，说年轻有次偷到一个当官的家里，柜子里成捆的现金，他没敢多拿，具体没说拿了多少。不过好日子过去了，现在的小偷不好干，大家都不用现金了，手机也都有密码，到处都是监控。但他手又痒，去超市里偷东西，这不又进来了。我在里面话不多，我一般都是听他们说，他们说得比我有意思，我再说出来就没什么滋味。

　　记者：我看你适应环境的能力挺强，在里面交了不少朋友。

　　吴安柱：哪有，我刚进来那会，睡不着觉，寻思这辈子交代了。我也不是没想过有一天会进监狱，但真进来了，还是感觉不一样，那种绝望，不知道以后出路在哪里，这和刚毕业那会还不一样，就算不知道干什么，但起码有自由。但人就怕对比。在里面的，我这算什么，有杀了人的，不知道会不会判死刑的，还有比我小的，父母都死了的。还有进来好几次的。我起码比他们要好，坐四五年牢出去，也才二十五六岁，以后的路还长着。大多数人的心态都挺好的，在里面有说有笑，不然这一天天怎么熬？白天还好，去叠手套，晚上能看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回到屋里，趁着熄灯休息前，就抓紧说点话，里面人流动也快，今天来，过几天就走了，谈不上什么朋友。我也不可能出去后，特意找他们。学好不容易，学坏不难。我平时没朋友，都不走正道了，再和他们交朋友，我更完蛋了。

　　记者：我看你资料里，你读过大学？

　　吴安柱：也不算是什么大学，就是一所技校，五年制的，学的电气自动化。

　　记者：具体都是学什么？

　　吴安柱：也就是名字听着好听点，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可能别人学到了。我基本上没怎么上课，都是在网吧打游戏。主要是我上课也听不懂，我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是吴文忠不知道听谁说了，学这个毕业后容易就业，这话也不假，我很多同学毕业后，就去厂子里上班了，在车间里看个仪器什么的。我当初实习也去过，没意思，八个小时就站在那里，盯着个机器看，倒是不累，但一想到这一辈子就守着一个机器，这和坐牢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还不如坐牢，车间里规定很严，不能说话，要一直守着机器，就算是一条狗，被拴在那里，听到动静还能叫两声。白天还好说，到了夜班，看一宿机器，不打瞌睡不成了机器人了，我被逮住两次，一次扣三百块钱，实习期一个月五百块钱，我干一个月，倒贴了一百块。你说这还有人性吗？我是受不了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还真能干下去。

　　记者：那你想干什么？

　　吴安柱：我要是能清楚自己干什么，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我一直没找到人生的方向，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从出生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了，除了在学校里待了十来年，难道我学习就是为了盯着机器？为了赚那几千块钱？要真是这样，我觉得人活着真的是没意思，还不如去死，但是死也没那么容易。我只知道现在的生活并不是我要过的生活，我想活得精彩一点。

　　记者：你认为什么才是精彩？你觉得谁的生活是你想过的呢？

　　吴安柱：肯定是不为钱发愁吧，我不知道有钱是什么感觉，但也见到过那些有钱人，什么都不缺，好像生活中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对吧？你肯定接触的有钱人比我多，但只有钱也没意思吧，最好是有一番事业，但又不能太累，让别人瞧得起。我看那些电影里面，黑帮里的老大就特别受人尊敬，但结局总是不太好，早晚都被弄死。你要是真让我选一个人的生活，我一时间还真想不出来，不过人无非就是那么点欲望，名和利，有了这些肯定就是享受人生，满足各种欲望，不论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如果这些都满足了，那就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我想那么多也没用，我估计这辈子是达不到这种境界了，也无法体验到这种生活。我现在想得很实际，就是你曾经拥有什么，如今失去了，这种就是最宝贵的，就我现在这种情况，能有自由就可以，不用回到里面，和那些人挤在一起，上个厕所都那么多人在边上，一点个人隐私都没有，天天吃的这些东西，猪食都不如。

　　记者：有钱人的烦恼可能比你的还多，你已经失去到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但拥有更多的人，更害怕失去。

　　吴安柱：也对，我真是啥都没有，就剩这一条命了。

　　记者：在你们农村，你算是读书比较多的了吧。

　　吴安柱：不算多，但也不算少。和我一般大的，有的初中没念完就赚钱了，现在过得也挺好，起码有车有房的。比我读书多的，还在上学，本科毕业了，读研究生。我属于夹在中间，要是不读书，可能也就认了，随便赚点钱。我不是念书的料，不然上个好大学，选择的余地就多了，不至于下车间，看机器。

　　记者：你爸还是支持你念书的。

　　记者：你妈走的时候，你多大？

　　吴安柱：那年我十四岁，还在上初中，也不是什么正经学校，是个武校。在临县，坐公交车要倒车，一个多小时。封闭式管理，一个月休两天。我学习不行，吴文忠觉得我念下来也没啥用，就给我找了所武校，强身健体都是假的，他怕在村里受欺负，想让我练好了，替他出头。那学校寄宿制，四个班，一共不到三百个学生，校长是从少林寺下来的，据说还是李连杰的师弟，墙上贴着他俩在《新少林五祖》中的合影。这部电影我们看过，没看到校长的镜头，只是个替身。后来我们才知道，李连杰压根就不是少林寺的，哪来的师弟。那时候我们不懂这个。我去的那会，刚开了散打的课。武术没练几天，老师说我身体不协调，动作做出来不好看，把我调到散打队了。我从小在家里干农活，力量还行。练了半年，就出去四处打比赛了，也拿过几个奖牌，反正就是打架，拳击，腿技，摔跤，啥都学一点，我在里面不算好的。散打队一共十几个人，后来选七个，走体育特长，没有我。散打加起来总共不到两年，后来学校出事关停了。有个新来的学生，被同学欺负，打得脾脏破裂，当时没事，到第二天人就没了。回到家，继续在镇上念初中，留级了，课也跟不上。那阵子，我妈也没了。更没心思学习了。

　　记者：你妈是怎么死的？

　　吴安柱：我妈年轻的时候下过煤井，当时来钱的路子少，也没开始种大棚蔬菜，靠种地不行，她就去临镇小煤井寻活。一开始也不下井，下井工资高，她胆子也大，没多久碰到塌方，压在里面。我还不太记事。咱这边的小医院治不了，送到市里，全身各处骨折，又是内脏出血，大小手术做了十几次吧，算是捡回来一条命。从那以后，她身体一直不好，刚开始还能勉强走路，后来拄拐，再后来就只能坐轮椅了，最后在床上躺了好些年。出了事故，她神经也不好，总是头疼，夜里睡不着，瘦得不行，也就八十多斤，大夏天也把自己裹严实，不能受风。刚开始那会，煤井还赔钱，出了事，煤井手续不全，再说那地方本来不产煤，就直接关门了。治病的钱都是借的，实在没钱，就整天喝中药调养。我妈死前，不吃东西，只喝点水。吴文忠在大棚里忙，我在家守着，问她什么，她也不说，就眼睛含着泪。我妈这辈子命苦，活着的时候都在受罪。

　　记者：你和你爸感情怎么样？

　　吴安柱：吴文忠眼里只有他的两个大棚。

　　记者：你出事后，你爸也很担心。

　　吴安柱：我妈死后不到两个月，他就把一个女的领回家，住在一起了。把我妈的东西都扔了，遗像也给藏起来了。那女的是邻村的一个寡妇。前些年，寡妇的儿子考上大学，她就搬走了。她就是看上吴文忠的钱了。他还觉得人家和他真心过日子。我上技校，问他要生活费，他每次都给我甩脸子，让我少花。钱都用在养别人的儿子上了。反正，自从我妈走了，我就没家了。

　　记者：你毕业后这几年怎么过的？

　　国内方面，埃塞农户通常使用木材做薪材和烧木炭，随着森林过度砍伐，收集燃料占用了农民大量生产或休闲时间。使用竹子作为替代燃料(薪材、竹炭和炭饼)，不仅保护森林及耕地，同时因其速生的特点，可以大量节约农户采集木材燃料的时间，大幅增加全社会在其他生产性劳动上的投入。埃塞竹产区有用竹子建造房屋、篱笆等的传统。

　　吴安柱：这有什么怎么过的，这个社会也饿不死人。实在没钱花了，就借。借不到，就找个地方上班，干上一两个月，手头有个几千块钱，还债，剩下自己花。我没什么花销，我对吃穿这方面没什么讲究。没钱的时候，就在网吧住着。有点钱，就租个房子，一个单间，一个月也就一两百块钱。在厂里上班有一点好处，就是管食宿，吃食堂，住宿舍。这两年就这么过来的。

　　记者：你是怎么想要当杀手的？

　　吴安柱：你见过迷药、枪支的广告吧，就是那种刷在墙上，大街小巷都有。你想过没有，干这种事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胆子真够大的，就这么留下电话，也不怕警察找上门。我这个人爱琢磨事，就想弄明白，他们是怎么个套路。我就打电话，想买点迷药。对方给了我一个账号，让我先把钱打过去。我立马就知道，这是骗人的。我说这样不行，要见面。他说，爱买不买。我把钱汇过去，那边发了一个地址，在植物园，东门停车场的垃圾桶，一个白色的小瓶。我回去试了下，喷在毛巾上，捂住自己，没管用。我打电话过去，我说这是假的。他说，就是假的，你告我去吧。妈的，我怎么告？总不能告诉警察说，我买这个玩意，我干什么用。后来一想，这是个来钱的门路。我就办了个手机号，在公厕里到处写上。过了好几天，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我就想，这样来钱也慢。不如直接当杀手，替人复仇什么的。

　　记者：你是真想杀人？

　　吴安柱：怎么可能，我就是想骗点钱，干这行的都有预付金。就算他们被骗了，也不可能报警。

　　记者：找你的人多吗？

　　吴安柱：不少。不过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接的。

　　记者：这个有什么讲究？

　　吴安柱：我只为女的复仇，男的应该自己去解决这些事，女的是弱势群体啊。

　　记者：你的意思是只骗女的钱吧，男的你不敢。

　　吴安柱：开始是想骗钱，但后来又改主意了。

　　记者：为什么改主意？

　　吴安柱：她们太惨了，听完她们的故事，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帮她们复仇。

　　记者：为什么不报警呢？

　　吴安柱：她们就是报警没用，才找我的。

　　记者：她们是怎么联系上的你？

　　吴安柱：我选了几个高档的小区，在地下停车场贴小广告。

　　记者：第一个电话你还记得吗？

　　吴安柱：说起来有些好笑。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地下停车场的清洁工。她上来就骂我，问我小广告是不是我贴的，说我弄的这个东西很难擦，物业检查通不过，让我别在这里贴了，再贴的话她就报警。我当时都蒙了，我都不知道她咋想的，我好歹也是个杀手，她就不怕我对她下手，跟这样的人真的是没办法讲道理。我也犯不着和她一般见识，挂了电话，又好气又好笑。心想，她也不容易。

　　记者：那第一个想请你的，是什么情况？

　　吴安柱：对方是个男的，问我是不是杀手。我说，是。他问我怎么个价钱。我问他，谁雇人？他说他雇。我说，这生意做不了。他说，我都没说怎么回事，你咋就做不了？我挂了电话。一会，他又打过来，让我别着急，先听他说完。是怎么回事呢？他也不是让我去杀人，让我去放把火。这个男的开超市，本来生意挺红火的，旁边又新开了一个超市。竞争对手。让我把那超市给烧了。我一听就来气，我他妈好歹也是杀手。我就骂他，你是不是人？正当生意，你把人家店烧了。我挂了电话。一会，这男的又打过来。我俩就在电话里骂起来了。他要把我举报了。我说那我也举报你，你还想烧人家的店。

　　记者：你多久接到的第一单？

　　吴安柱：不到一个星期。

　　记者：是沈颖这单？

　　吴安柱：对，也是第一单，就出事了。不过，在她前面，还有一单，差点谈成了，都见面了。

　　记者：这个是什么情况？

　　吴安柱：我们都在公园约好见面了。她问我有没有经验。我说，这个你放心，我以前是特种兵，在缅甸那边杀过人。这女的也不是让我杀人，只是想出口气。她有个男朋友，家暴她，动不动就打，但又分不了，想让我教训下她男朋友。我问她，怎么不报警？不行找父母出面也行，犯不着非要走这条路。女的说不想让父母担心，也不想报警，关几天出来了，还会骚扰她。只能以暴制暴。我一看这女的，真的是可怜，脸还是肿的。她还在念书，是个大学生，家境也一般。我更不忍心去骗她了。我说，要一万块钱。女的觉得太贵了。也就算了。但我还留着她的手机号，寻思等我赚了点钱，可以免费帮她这个忙。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记者：你为什么没骗沈颖的钱？

　　吴安柱：本来也想骗的，但一听她说完，觉得这已经不是钱的事了，那男的简直就是畜牲。沈颖的妹妹才十三岁，念初中，就给糟蹋了。而且还不止一次，都没生育能力了，一辈子都毁了。才判了两年，这男的就出来了，太便宜他了。

　　记者：你收了沈颖多少钱？

　　吴安柱：我也是被气坏了，就建议直接做个亡单，这种畜生就不配活着。我定的价格，亡单五万块钱。沈颖不同意，觉得杀人不好，主要是怕被连累吧，说做个残单就行，卸条胳膊挑断个脚筋什么的。我说三万块钱，定金一万，完事后再给两万。

　　记者：你拿着一万块钱都干什么了？

　　吴安柱：前期买摩托车和电棍什么的就花了好几千。我那阵子没钱，营养跟不上，寻思这是个体力活，起码要养好身体吧，吃吃喝喝的也花了好几千，反正最后杂七杂八的，根本没剩多少。我问她要少了，我后来在里面问别人，三万真是良心价，一般都上十万了。

　　记者：你当时怎么下手的？

　　吴安柱：朝脖子上捅了一刀，天黑，没看清楚具体捅哪里了。

　　记者：沈颖骗你了，你知道吗？

　　吴安柱：骗我什么了？

　　记者：沈颖根本没有妹妹，她和你说的都是假的。她和陈子凯是男女朋友，陈子凯要分手，沈颖不同意。两个人就是感情纠纷。

　　吴安柱：你听谁说的？

　　记者：我来之前，先采访的他俩。

　　吴安柱：我不信。沈颖和我说的时候都哭了。

　　记者：她哭，也是为了自己。

　　吴安柱：那她为什么要骗我呢？

　　记者：她没说？可能有难言之隐吧。

　　吴安柱：难她妈了个逼的隐。亏我这么信任她。

　　作品 202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