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

　　一

　　囿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所有古典笔记小说中，凡伟大人物必有神异。王安石也没有例外，据说，幼年时王安石随父亲入蜀，途经一座非常灵异的梓潼神祠。该祠的神奇之处在于，士大夫路过时，如果有风雨相送，其人日后必至宰相。

　　王安石的父亲带着他路过时，忽然风雨大作。有位同行的王提刑以为这风雨是为自己而起，不禁自鸣得意，谁知道等了一辈子，一直到死，连二府（中书和枢密院）的门都没摸着。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那场雨，其实是为八九岁的王安石而起的。

　　至于长相，更是和性格密切相关。

　　“王荆公，目睛如龙！”

　　“牛形人，任重而道远。”

　　又说：“安石牛耳虎头，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

　　“荆公观书，目光射纸上。”

　　在宋人关于王安石外貌的描述中，反复被强调的一点，就是他的双目炯炯如射，似乎要把世人和世事全都看穿了，凡见他一面，必会留下深刻印象。

　　这样看来，王安石是一个近乎诡异的人物——至少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无人可以真正理解他。他的思想离经叛道，他的行为古怪不群。总之，他似乎是从别的时空穿越而来，忽然迷失在了大宋的疆土上，所面对的，是一双双蒙昧而恐慌的眼睛。

　　如王安石者，是怎样炼成的呢？

　　二

　　让我们从庆历二年（1042）说起，这一年王安石二十一岁，参加了科举考试，取得了第四名的优异成绩。他得到的第一个任命是签书淮南判官（从八品）。他到任后过了两年，就迎来了扬州新太守——刚刚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的韩琦。从时间上推断，二人在一起共事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年，却因为性格原因，产生了难以弥补的隔阂。

　　王安石是个很自在、高傲的人，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学习和读书。因为晚上读书太晚，所以每天到了上班时间，王安石才急匆匆走进办公室，难免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加上他“天生黑于予”，经常不洗漱，形象十分邋遢。韩琦以为王安石通宵达旦在寻欢作乐，就提醒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

　　在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任职到期，回到京城述职，等待新的任命。按照当时的规定，进士在地方任职满一任后，就可以申请到馆阁任职，这样不但成了京官，而且是皇帝近臣，地位清贵，升迁的机会很多。

　　王安石显示了他的卓尔不群。他不申请到馆阁，而是继续到地方、基层去任职。

　　他调知鄞县、通判舒州，在地方干得有声有色，引起了朝廷大员文彦博的注意。文彦博让他来参加学士院的考试，考上后就可以进京了。

　　文彦博之所以看上王安石，完全出于对王安石个人的认同。当时官员们太多而职位又少，于是拉关系、走后门之风大行其道。在这样一片浑浊的泥塘中生出一朵莲花，居然还有王安石这样不爱当官的？于是文彦博决定提拔他，树立正气。

　　舒州任满后，典型人物王安石被任命为群牧判官，这个职务隶属于群牧司，群牧司又直接隶属于枢密院，主要负责全国的马政事务。对于这个职位，王安石还是推辞了很久，最后还是欧阳修出面劝说，才勉强接受。

　　此后数年，王安石又在地方上任职，直到嘉祐四年（1059），入京为度支判官。就在前一年，他上书朝廷，写下了赫赫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雄文，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也是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思考，更有改革思想的具体构思。遗憾的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或许皇帝压根就没有看。

　　也就在这前后，王安石写下了著名的《明妃曲》。

　　我们知道，虽然位列“唐宋八大家”，但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一直被他的政治光芒所掩盖，加上他的文章风格冷峻，没有韩愈那么雄浑壮阔，缺乏苏轼的灵动妩媚，也比不上柳宗元的画面感，所以受众不是太多。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是个伟大的文学家。

　　他的这一首《明妃曲》创下了当时的文学纪录。才落笔，便迅速蹿红京城，大有“洛阳纸贵”的趋势，成为读书人的必读资料。当时为这首诗写下唱和之作的名人，就包括了欧阳修、梅尧臣、刘敞、司马光、曾巩等人。

　　王安石是这样写的：

　　明妃曲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明妃”就是家喻户晓的王昭君，为了国家的安定，被送给了匈奴。可是等到要送出去时，汉元帝忽然发现这个女子“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负责海选的官员，怎么就把这么一块美玉给遗失了呢？

　　最后调查的结果，是那个负责画像的毛延寿做了手脚。他虽然被杀掉了，但是可怜美貌的昭君，还是不得不孤身前往匈奴。

　　历代的诗人们都是怜香惜玉的，所以写了一首又一首的诗。他们的论调无非这么几种：一是怨恨毛延寿。他没有职业道德，丑化美人，造成美女资源流失。二是表示对昭君的哀怜。这么美的小姑娘，放在异乡风吹日晒，实在是太可惜了。

　　在第一首诗里，王安石指出：毛延寿是被“枉杀”的。当然他不是给毛延寿翻案，而是直指选美比赛的策划人汉元帝：给你选妃子，你竟然都不当评委，而是把权力委托给几个画师，你不知道“意态由来画不成”吗？随后，王安石又安慰昭君，即使你回来，也未必就能得到皇帝的重视，难道你不知道阿娇和皇帝近在咫尺，却还是得不到宠爱吗？

　　在第二首诗里，王安石高举起人性主义的大旗，告诉王昭君：“汉朝待你不怎么样，但是那些胡人对你却很厚道，你也不要哭哭啼啼了，谁对你好，你就对他好，人生一世，贵在找到相知心的人。”

　　之所以讲这首诗，是要揭示王安石内心的思想本质，他讲求实际，但却又是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脑子里没有礼教那一套，不给任何人贴标签，不划分派系，决不会因为你阶级立场正确，就特意拔高你的人品。

　　在宋代，王安石这样一个人简直是罕见的存在。

　　后来，朝廷多次想把王安石招进中央机关担任文职工作。一开始，让他“同修起居注”，这个职位不高，但很重要。但是王安石拒绝了。良禽择木而栖，他要选择自己的职位。

　　最终，王安石还是得到了知制诰的职位，这属于“两制”之一，相当有地位。他的具体职责是纠察在京刑狱。只是不久后，王安石的母亲去世。照例，他回江宁丁母忧。这一走就是数年。终英宗一朝，王安石一直默默无闻。

　　此时神宗继位。少年天子听腻了腐儒们的那些旧观点，也目睹了国家的日渐衰败和羸弱。迫切想要有所作为的他，试图找到一条国富民强的道路。他考察了一些人，看看他们能否成为自己的战友，担负起乾坤剧变的历史重任，其中就包括司马光。

　　司马光的一生，恪守诚心，达到了儒家的最高境界。仅从私德角度分析，堪称完人。他的修心理论很简单，一共就三个字：“仁、明、武。”他的治国理论也是如此：“官人、信赏、必罚”。

　　神宗看到这个空洞的、充满了陈腐气息的官样高论，沉重地叹了口气。

　　整个朝廷，似乎都是司马光这样因循守旧、以古为尊的臣子，跟神宗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也正因为如此，当犀利另类的王安石出现时，神宗就好像看到了乌云之外那道亮丽的闪电。

　　二人最初见面，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天下如何治理？”王安石答：“选择合适的方法。”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王安石抓住机会，将心中的构想和盘托出。短暂的交谈，涉及了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

　　首先，王安石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这种传统人才培养和提拔方式的弊端。

　　传统文化最讲究“尊老”，它是一种隐含的“驯化”文化，让所有的人在一个圈子里安分守己，说话先引用古人，品评最强调道德。个人品质高尚、诗词歌赋优秀的人，就一定是全能选手，什么都能做好——这很荒谬，但是当时的共识。

　　其次，王安石十分反对这种人才培养方式，他认为单单靠“诗赋记诵”来选拔人才，是很不全面的，应该有学校来培养“专才”。王安石这是点中了科举制度的软肋。

　　除此之外，他对人才培养的“论资排辈”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还涉及到了“守将非选择之吏”，“农民坏于差役”，“其于理财，大抵无法”等内容。将这一段谈话和日后变法的内容对比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中年人的心里，改革的方案早已胸有成竹。

　　最后，王安石的新职务是参知政事，入职不到一个月，就领神宗之命谋划改革。也就在此时，王安石想起了之前的朋友吕惠卿，便向神宗强烈推荐。为了方便做事，朝廷特许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叫作“制置三司条例司”。单从名字分析，该机构是脱胎于“三司”，可见“理财”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重点。

　　新的机构一旦建立，天下人就都知道了，王安石将有大动作。即便新法还没有出笼，反对派们却早已经列队等候了。

　　几个月后，朝廷下诏，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均输法之所以被第一个提出来，估计是因为王安石感觉这个法规最合理，最能够被反对派们接受。结果还是捅了马蜂窝。

　　均输法的核心是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可以说，这是宏观调控的萌芽。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政策，没实行几天，根本看不出好坏，便遭到了莫名其妙的攻击。

　　九月，顶着重重压力，王安石抛出一颗重磅炸弹——青苗法。

　　这个法也不是无源之水，古时候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具体的思想是先把政府储备粮库的粮食换成钱，在青黄不接时，把钱贷给农民，类似于农村小额贷款。当然这个钱也不是白给，丰收后农民要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还给政府。广义来讲，青苗法其实就是个借贷政策。这样一个民间小额借贷的改革举措，成了争议最大的部分。

　　青苗法推行以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派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在他们眼里，整个事情是这样的：吕惠卿挥动如椽大笔编制法令，王安石对他言听计从；而王安石的意见，神宗从来不反对。

　　以上的关系只是表面现象，真实的状况是：神宗是变法的“第一推动力”，他志气很高，一直想带兵打到遥远的北方去，一扫前朝的耻辱，只是苦于囊中羞涩，他敦促王安石赶紧变法，为的是把国库塞满，实现梦想。而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忠实门人，令行禁止，活跃在第一线。

　　现在我们稍微公允地来探讨一下争议最大的青苗法。

　　在新法出台之前，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穷人只能向富人借贷，这就是民间高利贷。所以青苗法的初衷有两个：一是让日渐空虚的国库充盈起来；二是让贫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王安石在担任鄞县令的时候亲自实践过青苗法，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但是这个方法推展到全国去，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了以下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强制抑勒。部分基层官员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保住乌纱帽，就大搞“数字政绩”，强行令人借贷，利民政策变成了扰民。

　　其次是实施问题。朝廷好不容易出台了一个政策，让官吏有机会接触大把金钱，而封建官吏的贪婪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一来二去，所谓的利息翻了好几倍。

　　最后是因为新法是在巨大的争议中颁布的，所以不排除一些反对派故意在实施中做一些手脚，将所有的罪名都安在新法上。毕竟，“利益派”的官僚们都是大地主，王安石此举无疑是断了他们财路。

　　三

　　综观王安石的所有法令，并没有在官员选拔和磨勘上有太多着墨。笔者猜测，他吸取了范仲淹变法的失败教训，不拿同僚开刀，尽量不得罪读书人，希望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来改变帝国的利益分配模式。

　　然而，在封建社会的框架下，王安石再好的“经书”，也会被那些浸淫官场的老油条们念坏。

　　首先，反对派们是反对“富国”的，这也是神宗坚决不重用他们的根本原因。反对派们把条例司的官员们称作“聚敛之臣”，在他们眼里，“义”和“利”完全对立，君子应该舍“利”而取“义”。

　　其次，先王之法不可更改，改了就是不孝。

　　再次，在司马光等人看来，有钱人“智识差长，忧深思远”，而穷人比较蠢笨，有了钱就乱花，没钱就“冻馁填沟壑”，也不知道后悔。天下有富人就有穷人，这和高山平地一样自然，怎么可能“共同富裕”呢？

　　这一次站出来的是王安石的老上级，“相三朝，立二帝”的韩琦。他指出，青苗法中的“穷富联盟”不是靠百姓亲戚关系自愿结成的，而是地方官员强行指定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多收利息钱。

　　神宗看完韩琦的文件，沉思良久，还拿给王安石看，絮絮叨叨表示，青苗法是不是害人了？

　　皇帝态度如此，令王安石十分懊恼。面对韩琦的责难，王安石怒不可遏，愤然对其进行了批驳。可事情并未因此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神宗的精神恍惚，表情迷茫，神态沮丧，在谈话时，总是不由自主喃喃说到韩琦的上书。

　　一开始变法，王安石就给神宗说过：“变法和打仗是一样的，一开始就没有退路，一定要一条道走到黑。”现在，皇帝的态度这么暧昧，这个状况令王安石忧心如焚。

　　于是，王安石“病了”！所谓“称疾不出”，这既算是一种要挟，也算是警告。

　　按照制度，对于王安石要求回避的请求，朝廷应该有所批复，由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代笔。他饱蘸浓墨写了一个从政以来最痛快犀利的政治文书：“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王安石怒了！他愤然“抗章自辩”，誓与这些落井下石的家伙抗争到底。这吓坏了神宗，他“富国强兵”的梦想再一次占据上风，意识到改革还得依靠王安石。

　　于是神宗也在家里饱蘸浓墨，也写了封信，诚恳道：“诏中二语，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

　　可是神宗终究还是在犹豫，也许又是祖宗遗传基因里“异论相搅”的帝王术在作怪。总之，他还是想重用司马光，树立一个道德楷模，往近的说，能够起到镇痛剂的作用，安抚反对派那些受伤的心灵，往远了说，对苏轼所强调的“民风淳朴，国家自然强盛……”也是有好处的。

　　鉴于司马光目前的地位和立场，王安石自然不会“引狼入室”。他毫不客气地说：“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政，是为异论者立赤帜也！”

　　既然司马光不能参政，那么，安排一个军职大约是可以的吧。神宗想挽留司马光，让他做枢密副使，这是个级别相当高的职位，主抓军事。

　　司马光不干。他是这样回答神宗的：“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为了表决心，司马光前后九次推辞，直到王安石复出方才了结此事。

　　郁闷的不止司马光，还有韩琦。

　　韩琦不是个粗俗鲁莽的小官僚。他做事张弛有度、有板有眼，是在蓄势良久之后，方才写奏章发动攻击的。可韩琦终究失败了，之前那个脑袋长棱角的属下，现在已经成为掌握官员生杀予夺大权的二号人物。

　　江湖，已非彼时江湖……

　　哀叹一声，韩琦“上疏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一路”。这个举动没别的意思，也就是发泄下自己的幽怨，仅此而已。

　　王安石大笔一挥，同意韩琦的请求。

　　司马光对新法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左思右想，决定“擒贼先擒王”，亲自去做王安石的思想工作。

　　这就有了司马光的那套著名的“组合拳”，他接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然而“著名”是王安石带来的，因为王安石写了回信《答司马光谏议书》，简短利落，铿锵有力，成为千古雄文，因为连带关系，顺便也就带火了司马光。

　　这封信很有名，体现了王安石的一贯风格，没有像司马光一样旁征博引，企图用学问吓人，也没有像苏轼一样文辞华丽飘逸。他就是这样，简简单单说事情，把自己的观点表明就结束了，简朴到极致。他的淡定和务实在文字里表露无遗。

　　王安石的确淡定了，司马光却气急了。

　　这不是一般的愤怒。司马光已经使尽了浑身解数，却丝毫不能伤害内力深厚稳如泰山的王安石，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沮丧和恼怒：王安石的理智就是对自己的蔑视，要不是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他不会这样托大。

　　司马光愤然写道：“（王安石）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加以朋党鳞集，亲旧星攒，式备近畿，或居重任，窥伺神器，专制福威，人心动摇，天下惊骇。苟陛下不遏其端，则安石为祸不少。”

　　对王安石而言，这是最艰难的一段时刻，身边的 “君子”们不屑于与他为伍，个个都以跳出来骂他为荣，哪个骂得越狠，似乎就越高尚。

　　还好皇帝是站在王安石这边的，是年十二月，朝廷连着推出两条法令：保甲法和免役法。而同时，就在十二月十一日，王安石升任宰相。

　　先来说保甲法。此法有点全民皆兵的意思，老百姓自己结成保，负责一路的治安工作。当时冗兵现象已经十分严重，部队臃肿低效。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形成良好的社会安全网络，自然不怕有人啸聚闹事，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裁军可能带来的危险，等这些人慢慢练好了武功，一些战斗力强的人便可以参军，这样一来二去，就完成了部队人员的替换，起到了优胜劣汰的作用。这就是用训练的保兵替代募兵的思想。

　　而免役法的核心思想，是允许百姓出钱，雇人替自己完成劳役任务。全国的老百姓被分为五等，交钱的标准各不相同。以前享受免除差役待遇的几类特殊人员，如当官的、出家修行的、家里没有男人的，也需要交一定的钱，金额比正常人家要少，称之为“助役钱”。此外，还要加收二分的“免役宽剩钱”，用以应付荒年或者突发自然灾害。这项政策的初衷依然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只不过它使用这种职业“专门化”的方式，解放了劳动力，因而也就实现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标。在王安石实施免役法之前，已经有了输钱免役的尝试，这代表了当时差役的一种趋势。所以王安石的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形势所迫，也是实践得来。

　　法令一出，传言四起。百姓们慌了神。他们认为，朝廷现在练兵是为了派大家到前线打仗。百姓们摸惯了锄头的手不由颤抖起来，于是全家抱头痛哭。还有些狠角色不惜自残，砍了自己的小指头，把自己制造成残疾人来逃避练兵。

　　这些消息让神宗有所动摇。他对王安石说：“如果真的到了砍自己手指的地步，不如就先缓一缓？”王安石摇摇头，告诉皇帝，自古以来做事情，哪有轻而易举就令天下人行动如一的，老百姓需要用法令来约束、指导，否则还设置这些政府机构干什么？

　　然而保守派旗帜人物司马光就不这样认为。只要王安石赞成的，司马光就一律反对。在《司马光奏除保甲》里，他是这样评价保甲法的：“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

　　之后数年，当大宋的官员们仓皇南窜之时，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用祥瑞和道德文章抵御强敌？不知道，在兵荒马乱之际，是否会有人想起来，那位叫王安石的人，他曾经创立的保甲法有可能避免这一切？

　　任何个人的悲哀，都是时代悲剧的协奏曲。

　　四

　　新的一年又来到了，纵使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雨波折，变法事业总体上是处于健康向上的发展进程中，王安石即使年事不小，却还是有一腔豪情。这一年，他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改革家的满腔豪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对帝国的前途胸有成竹。通过这首诗，我们甚至能隐约看到一轮朝阳在地平线绽放金光……

　　刚过完春节，王安石又紧急推出贡举改革法。这项政策虽然和老百姓生活的关系没那么密切，但从思想上来讲，却是惊天动地、骇人听闻。

　　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单一，职业分类并不像现在这样丰富，要是没有范进那种坚韧的神经，就只好去当乡村教师或者乡村医生，所谓“不为宰相便做良医”，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就读书这条路而言，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的无非是两条：第一是文采。会写漂亮文字的人成名是很快的。第二是人品，人品进而会衍生出官品，历数中国历史上群众喜闻乐见的人物，都是私德十分良好的。有了以上两个基本条件，在同僚眼中，一个人就算得上是完人了，这就是“道德文章完人”定律。

　　王安石站出来，挑战读书人赖以生存的传统规律。二月初一，撤销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选拔进士。

　　他对传统的“读书、考试、做官”途径早就心存异议，这一点从他早年间的政治理想就看得出来。那时候他坚持要做地方官，为老百姓多做一点实事，几次拒绝进入朝廷担任舞文弄墨的馆阁之职。或许是源于自己在基层的工作经验，王安石深深体会到了旧式人才培养方式的缺陷，因而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将人才培养和选拔提上了议程。

　　王安石的道理是这样的：“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

　　中书省很快就将这种思想行诸官方文件，去除那些声病、对偶之文，让读书人专心研究“经术”，以便学以致用，同时兴建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此举虽然没有其他变法条款那么惊人，但思想性非常超前。

　　四月份的一天，司马光黯然神伤地走了。无独有偶，没过几天，反对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苏轼也走了，到杭州去当通判。

　　现在，似乎没有人跳出来公然挑衅，但其实，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化了。更多有惰性的官员们暂时“潜伏”下来。这也是古代改革者最大的悲哀。身为最高权力的执行者，宰相却没有办法指挥动下面的官僚。这并不荒谬，因为官僚们心里有底，他们深谙“法不责众”的道理，只要大家抱成一团，王安石单枪匹马，没有办法撼动那么大的利益共同体。

　　随即，王安石又推行了“市易法”“保马法”和“方田法”，这里面最有争议的是“市易法”。

　　所谓“市易法”，就是把以前被大商人们垄断的经营全部收归国有。这个法令的出台和王安石的所有改革方案一样，其目的再也明确不过，就是要把“兼并之家”对平民百姓的剥削权力收回来，都是为了遏制豪强。

　　市易法一出台，豪强们怨声载道、互相诉苦。被逼无奈之下，他们开始钻空子，专门去做政府不屑于或者说没有能力干的事情，比如开设当铺或者放高利贷。针对这种情况，王安石认为，已经达到了“摧兼并”的效果。虽然王安石的这一看法有点偏颇，但这个政策确实为朝廷带来了巨大的收入。

　　实际上，因为众人思想观念和官僚体系的积习难返，在执行过程中，市易法确实存在着这些问题。但是如果就此逐步改进，对国家的好处是毋容置疑的。

　　可是，一方面，反对派们是不会给改革逐步完善的机会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制度，从逻辑上来讲，这当然说不通。另一方面，他们又惧怕改革，唯恐伤害了自己的利益。

　　改革法令的逐步实施，确实给朝廷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虽然也有人反映有“扰民”的嫌疑，百姓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总的来说，变法的趋势是好的。

　　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任何改革都必须经历一个撕裂所带来的阵痛期，这是难以避免的。处于动荡期的人，应该宽容地看待这个问题，给改革一个缓冲和修改的机会。反过来想，在王安石变法之前，整个大宋朝正一步步走向衰弱。除了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有什么手段能够挽救这个帝国呢？

　　变法带来的经济上的改变迅速就体现出来了。熙宁六年（1073），在沉默了很多年之后，大宋朝终于硬气了一把，摆脱了以前总被别人追着打的局面，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王韶收复了一部分失地！

　　王韶是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市易法最初是由他提出来的。因为王韶思想有活力，又善于做事，王安石也因此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王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边境干了很多实事。但因为站到了王安石的队伍里，王韶即使没有直接参与变法，也没有被列入奸臣传，多少还是受到了士人的一些诽谤。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变法派是一群务实求真的人，他们先冲破了那种“坐而论道”的休闲政治氛围，迫切想要做一些于国于民有实际意义的事。如果没有后面的事，大宋朝的经济和军事都会走上正轨，迟早会实现国富民强。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因为，熙宁七年（1074）就要来了。

　　五

　　让我们把目光延伸向很多年前，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在江宁丁忧……

　　彼时他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位朋友有一个儿子，大名郑侠，学习很刻苦，颇有一点才华。冬天某日大雪，次日，一个学生来拜见王安石，转述了昨天和郑侠一起赏雪时写的诗。

　　王安石听后，一边吟诵着“漏随书卷尽，春逐酒瓶开”这一句，一边暗自点头。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刻苦的孩子将会成为他生命中的克星。

　　对这个老部下，王安石还是有印象的。郑侠在光州任司法参军时，业务上有什么问题，还经常书信往来请教领导，王安石对他不错，他也“感为知己，思欲尽忠”。

　　郑侠在地方上任期满了，便到京城来述职。王安石想让他参加新法的司法考试，考上后在京城工作，这是那时候读书人的终南捷径，所谓“选人”，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郑侠拒绝了，此人心气很高，读书是为了做大官，不是法官。王安石还是没有放弃，又派自己的儿子王雱问他：“愿不愿意到经义局工作？”郑侠还是拒绝了，他也不愿意坐办公室，当一辈子老学究。

　　最后他的工作岗位是监安上门。

　　可此人终究不是淡泊名利的人。他曾给王安石写信，说王安石变法“已败坏而振起之，盛大之业与日月相为照耀矣”。可见，他骨子里并不反对变法。

　　可是事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渐渐地，由于王安石总是不给自己安排重要的岗位，郑侠变得十分有意见，出于某种外因的刺激，事情走向了极端，也出现了质变，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郑侠开始攻击新法。

　　自从司马光和文彦博退居二线后，变法派一直掌握着朝廷里绝对的话语权和执政权，形势看似大好，王安石也颇有些踌躇满志。

　　唯一的烦恼来自天上。自从去年（1073）七月以来，一直是天旱无雨，赤地千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各地的流民没饭吃，扶老携幼在道路上乞讨，老百姓贫病交加，只好用野果草根拌上粮食充饥，场面甚是凄惨。

　　对于反常的自然和社会现象，历来不缺乏“科学家”，有心人总能够自圆其说给出解释。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朝廷内部势必有各种各样的言论流传，连神宗都有点心虚了，何况那些对新法早就心存不满的人。只不过，现在没有带头人了，大家也就只能“腹诽”。

　　这种状况成就了郑侠。

　　郑侠把老百姓蓬头垢面、瘦骨嶙峋、拖儿带女乞讨的情景画了一幅长卷。内容大致是天下之民，质妻卖儿，流离逃散，斩桑伐枣，折坏庐舍而卖于城市……

　　凭心而论，郑侠呈上的这幅图很客观，对“只能望见四角天空”的高层统治阶级也有相当的规劝作用，对赈灾活动的开展也是一种激励。

　　然而，除了这幅图之外，郑侠还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先是详尽叙述了目前的灾难状况。可是接下来，他又往前迈了一步，把灾难和政治联合起来，说灾难的根源在于台谏们尸位素餐、左右的辅弼大臣们又贪婪逐利，实在不是国家的福分。

　　这一年，神宗二十七岁，尚未到而立之年。他年轻的心灵被《流民图》深深刺激了。他反复看了好几遍，愁容满面，不住地反复叹息，把图揣进袖子里带进后宫，当夜辗转难眠，一宿没有合眼。

　　次日，神宗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头一次乾纲独断，命开封府免收行钱，三司检查市易法、司农寺开常平仓赈灾，三衙上报熙、河用兵情况，同时命令青苗、免役暂停，方田、保甲法全部废止。

　　一夜之间，神宗出了十八条新规定。

　　再次日，群臣上朝的神色都变了，一个个讳莫如深的样子，各自揣着心思。神宗先是拿出郑侠的杰作，然后开始责怪手下这些人把老百姓往火里推。

　　情势急转而下，变法派慌了神。吕惠卿、邓绾几人围在神宗身边哭诉：“数年以来废寝忘食，才有了现在这个局面，天下人都沐浴其恩德，如果因为狂徒的建议，就全部废止，岂不是毁于一旦，太可惜了！”

　　神宗冷静下来后，再次思考：“我是个政治家，岂能感情用事，于是除方田法之外，其他的政策照常执行。”

　　神宗动摇了！这相当于是在打王安石的脸。

　　朝廷断然是呆不下去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正的不贪恋权势的政治家，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十天后，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君臣之间产生了最大也是最早的一条裂痕。

　　从个人感情上来讲，神宗对王安石是很尊敬甚至崇拜的，所以想让他任太师、太傅，但是王安石拒绝了。接替他的，是宰相韩绛和参政吕惠卿，这也是神宗政治手腕的一种体现。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平息一些反对言论，起到安抚的作用。但在内心里，神宗当然舍不得放弃新法，所以听从王安石的建议，还是由变法派执政。

　　王安石罢相之后，吕惠卿和韩绛共事。一旦大权在握，吕惠卿就忍不住了，迫不及待处理那些和自己有私怨的人，同时又把韩绛晾在一边，这种行为和王安石之前的作为对比鲜明。

　　所以韩绛私下里告诉神宗：“吕某人，是条中山狼。”

　　神宗毫不犹豫，即刻下诏，让王安石回来工作。作为一个日渐成熟的政治家，神宗深知宰相这个位子，不怕执政者无能，也不怕他大胆改革，怕的就是有私心。

　　王安石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大约不回来了，所以就紧密团结在吕惠卿周围，使劲献媚。这里头最积极的，就是“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

　　忽然之间，王安石又回来了，连吕惠卿都觉得惊愕，邓绾更是手足无措。他已经看出王安石和吕惠卿二人的矛盾，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害怕王安石收拾他，觉得应该做点什么，表示自己的立场。

　　邓绾先是参奏吕惠卿的经济问题。紧接着，邓绾又弹劾吕惠卿的朋党章惇，说他是吕惠卿的帮凶，干了很多坏事。

　　这两次参奏在每个人心里，荡起了不一样的涟漪。

　　王安石没有表态，神宗暂时沉默，邓绾孤注一掷，吕惠卿则心里起了嘀咕，他确实不希望王安石回来。换位思考，他也认为王安石不希望他继续待下去，所以合理的推断是——王安石指使邓绾疯狂撕咬他的。

　　其实这都是误会，这只是邓绾个人的行为而已，但是因为大家之间有了隔阂，局面就更加扑朔迷离。

　　所以在遭到弹劾后，吕惠卿几次三番上书，要求去地方任职。王安石和神宗其实都对吕惠卿不满，王安石生气他私自改变法度，神宗则对他的品格产生了疑问。但问题是，想要再找到这样一个精通变法且富于热情的人，实在太难了，所以神宗极力挽留吕惠卿。

　　最后，吕惠卿还是离开了。

　　曾经的战友吕惠卿走了，这并没有给王安石带来好心情，没有强有力的左膀右臂，一个改革者是很难做成什么大事的。最要命的是，王安石此次回来，颇有“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触，一贯坚决支持变法的神宗，蓦地深沉起来，变成了一个有城府的青年。

　　在封建集权社会里，决策层的态度其实是变法唯一的生命线。

　　王安石独自坐在书房，闭目靠在椅背上，那些并不遥远的、温暖的记忆接踵而来……

　　在变法运行的几年间，王安石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要退休，远离政治中心，但都被神宗拒绝了。神宗把他比作刘皇叔托孤的诸葛亮，又信誓旦旦地说：“我和你君臣之间，哪里有纤毫的疑贰？”

　　但是——这世界上最凶猛的就是“但是”——它就像一个炸药包，足以把前面所有的修饰和美誉炸得粉碎，灰飞烟灭。

　　随着新法的一步步实施，神宗皇帝日渐成熟，有了自己的政治主见，难免和王安石有所分歧，而王安石又是有名的“拗相公”，自己认准的事，就要一条道走到黑。

　　一开始，神宗只是想往国库里多收一点钱，好去打仗，收复祖宗的失地，所以对王安石的变法是无条件支持，说了那么多真诚感人的话。随着新法逐步实施，情况起了变化，神宗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抱着种种目的，奋不顾身来反对新法。

　　神宗相信，变法是正义的事业，凭借自己和王安石的能力，一定可以令帝国焕发青春，走上富强的道路。可面对天灾，他的世界观又绑架了价值观，疑心变法是不是真的“逆天而行”。

　　对王安石而言，虽然他洒脱、不羁又擅长独立思考，但这不代表他是个一根筋的人，他的内心孤独而敏感，目前的局势在他看来一目了然，却又无能为力。

　　更何况根据调查，这件事是自己的宝贝儿子王雱干的。王雱指使那些上蹿下跳的家伙告发吕惠卿，以报复吕惠卿的“夺权”。

　　王安石就这么一个儿子，对他极其疼爱，甚至有一些娇纵。他拥有那个时代最发达最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可以想象，在儿子的思想教育上，他并没有用那时候的通常的教育手段，于是在其他人眼中，王雱就成了一个“乖张”的青年。

　　对于现在这个局面，王雱不仅知道是怎么回事，还知道吕惠卿心里的小算盘。正好邓绾等人又出来献媚，所以王雱加以利用，想为自己的父亲出一口气，而这一切，王安石却是不知道的。

　　吕惠卿受到攻击后，毫不示弱。他是多么聪明的人，想必已经看出神宗有了“自奋英断”的意图，所以用语就不太客气，丧失了一个政治家的客观立场。吕惠卿说：“王安石完全抛弃了平生所学，转而研究纵横家的末技，乃至于谗言陷害、胁迫他人、压制贤能、党结奸邪……”

　　神宗想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就把吕惠卿的上书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也一头雾水，回家问儿子，这才知道了原委，他狠狠批评了儿子的冲动。吕惠卿不是什么正人君子，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但是关键时刻，应该以大局为重，否则变法事业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王雱被父亲责怪，心里十分委屈，就得了重病，疽疮发作，英年早逝。

　　就这样，在反对派逐步被外放和软化形势下，变法派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蓬勃发展起来。事物的变化发展，主要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的。没有对手，有时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内部会分化出对手。

　　那些拍马屁的人，还在不断地帮倒忙。

　　就目前来说，要怪就怪邓绾自己，完全没有弄清楚形势，看不到皇权（神宗）、相权（王安石）和臣权（吕惠卿）这个“三角关系”的微妙之处。他以为，只要大拍王安石的马屁，就能巩固自己的位子，“好官继续为之”。

　　邓绾凑了上来，是因为他有个朋友练亨甫。练亨甫是王安石的门人。他告诉邓绾：“只要王安石继续当宰相，你就有了根基，荣华富贵才能久长。为此，你应该给皇帝提建议，用优厚的条件去留住王安石，让他千万不要辞职！”

　　邓绾瞪大眼睛，傻乎乎地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优厚的条件？”

　　练亨甫说：“王安石当宰相，他的儿子王雱应该当枢密使，王安石的几个弟弟应该分别位列二府，他的女婿侄子还要统统授予馆职。除此之外，在京城还要再搞一块地方，给他建一套豪华住宅。”

　　邓绾利令智昏，写了一封文件，建议神宗按照这个方案赏赐王安石，以便为国家留住人才，将变法到底。

　　一看这份疏奏，神宗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笑过之后，神宗却又陷入了沉思，他把邓绾叫过来问话，邓绾说：“这是练亨甫建议的。”

　　神宗知道练亨甫是王安石的人，他紧皱眉头，心里浮现出两个可怕的字——

　　朋党！

　　于是没几天后，当王安石再次向神宗请求辞职时，神宗神秘地笑笑：“卿勉为朕留，朕当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稳便第宅耳。”

　　王安石大吃一惊，慌忙问神宗，自己曾经“提过什么要求，怎么还有府邸宅子？”

　　神宗这才娓娓道来，王安石听得目瞪口呆，原来邓绾给自己铸造了这么大一口黑锅。王安石心里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在皇帝心中，自己竟然成了如此一个人！

　　因为和皇帝的隔阂，王安石坚决要求辞职养老。

　　这一次，神宗没有挽留。

　　此一去，帝国颓老，哲人晚岁……

　　六

　　从感情上来讲，王安石是下定决心离开了，从理智上，却又有一点不舍或者说不甘心，毕竟是自己倾注了毕生心血的事业，就这样放弃了。

　　回到江宁，王安石彻底摆脱了政事。大约是骤然来临的空闲使他有些手足无措，他的爱好变得广泛起来，涉猎了很多之前不曾接触的东西，比如佛学。他那爱好思辨的心灵，总要找一个依托。

　　在这段时间内，他深入研读了包括《楞严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等多部大乘经典，并且颇有心得，也写下了大量的佛教诗歌。

　　隐居林下的这段时间，往日的一些朋友变成了敌人，而往日的一些敌人，则变成了同气相求的朋友。人生的际遇就是如此，犹如乘舟顺流而下，一路景色变幻无穷，其相对相映，也令人感慨。

　　第一个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是苏轼。

　　苏轼是中国最有名的文人之一，他这一生的戏剧化超出了常人的思维，称得上波诡云谲、妙异无方。

　　苏轼之所以想起和王安石修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应该是因为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曾经出手救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轼方贾怨于众”，“贾”就是“买”的意思，是他到处惹别人，所以树大招风，招致怨恨。

　　还好，往日积累的名声救了他，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应该是王安石，王安石给神宗写了一封信，说：“哪有圣朝杀害贤士的？”后人评价这件事，都说这场牢狱之灾“以公（王安石）一言而决”。

　　经历了这些事后，苏轼深深认识到了政治的肮脏和厚黑，也才惊喜地发现，还是这个叫王安石的老头最可靠。这个老头当年得势的时候，权势如日中天，就算和自己不对付，不喜欢“三苏”组合，但也绝对没有暗箭伤人，算得上是个君子。

　　如今，曾经志不同道不合的两人终于见面了。往日强硬不群、挥斥方遒的大宰相，现在骑着小驴，身着灰色便装，在夕阳下略显萧瑟。而往日斗志昂扬、才气纵横的文坛巨星，现在则多了一些中年的稳重与淡泊。遥遥相望，二人俱是百感交集，不胜唏嘘。

　　两人的此次会晤，气氛是和谐的，态度是友好的，交谈是很有深度的。

　　两人所交谈的内容，多以文艺佛禅为主，是纯粹的艺术，经过这一次的深入沟通，两人都发现了对方思想深层处的精妙，在文化内核上，形成了奇妙的共振，遂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此后，苏轼还给王安石写过几封信，表达了怀念和敬仰。有苏轼的诗为证：“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第二个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是来自老同事、老下级吕惠卿。

　　王安石对吕惠卿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很器重他，看重此人的才气，在变法开始的岁月里，两人共进退同荣辱，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是一种类似于父子或者兄弟的感情；另一方面，王安石却对吕惠卿最后的倒戈相向又十分遗憾，正是这种变法派的内讧，加速了改革派的瓦解，从而使大事未成。

　　可是有一天，王安石收到了吕惠卿的来信。

　　在这封信里，吕惠卿深情回忆了以往和老领导并肩战斗的岁月，还对自己的鲁莽和冲动做了检讨，说自己本想登门拜访，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出行，所以用书信表达真情。

　　王安石收到信后，很客气地回复了，只不过语气不是那么积极，说两人确实是为了公事，没有私怨，还感激他当年在众人围攻的情况下，鼎力辅助自己变法；又说吕惠卿年富力强，正是奋发有为之际，该往上走，而自己已经衰朽残年，也没什么理想了。所以，以后大家也不是一路人了，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吕惠卿收到回信，知道王安石心里还是有疙瘩。经过精心研读佛经，吕惠卿掌握了佛学知识，并且转化为自己的精妙语言，再次写信给王安石，探讨佛学。这一次，王安石被撼动了，回信明显热情了很多，甚至表示：“犹冀未死间或得晤语，以究所怀。”期望能有机会见面，探讨禅理。

　　这件事中，王安石的憨厚耿直与吕惠卿的乖巧，一览无余。

　　七

　　时间从未停歇，尽管它脚步缓慢，却终有一天走到了某处。

　　大宋元祐元年（1086）四月初六，一代伟人，有宋以来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荆公王安石，合上了安详的双目，走完这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是勇敢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这一振聋发聩的宣言，打破了因循陈旧的思想桎梏，在千年暗室，点亮独立思考的火花。

　　他是富足的。生命中前半部分，在朝堂履行了一个臣子的义务，拖着虚弱半老的帝国，试图奔向那梦中的王道乐土，勒石北疆，重铸金瓯；在生命的后半部分，他归隐江湖，获得了思想上的深邃和自由，成为一个完整的、真正的人。

　　他是温情的。在不修边幅的粗糙日常之下，是对少年天子知遇的尽心回报，是对儿女家人的默默呵护，是对苏轼这样的后辈晚生的宽容与帮扶。

　　但他的一生，终究抹不去一丝淡淡的遗憾底色。

　　在荆公辞世之前，神宗皇帝已经英年早逝，这一老一少的离开，使大宋朝丧失了唯一一次救赎的机会……

　　别了，大宋的巍巍河山与金戈铁马；别了，东京桥头那些似曾相识的人们。

　　夕阳垂野，暮色弥漫。很少有人注意，历史的天空已经丢失了一颗星星。

　　作品 202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