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缘，来到浙江永康园周村。园周村是由大园、山后周两个村合并而成，位于英山岭下，南溪江畔。南溪乃永康江支流，出钱塘江水系；英山属仙霞岭山脉，又称英周山，英即“花”也，山峰犹如莲花一瓣。村中又有“莲泉”一处，据传水涨莲升、水退莲降。村民喜种莲，村舍左右，多有莲塘，入夏，莲叶田田，莲荷尽放，色艳香清。故而在明代，此村名叫“水里莲花”。我们春四月来，莲叶尚幼嫩，紫褐的圆圆的在水面瞌睡。
村人传说着一个如莲般“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物——明代御史周琦。
御史府邸是新建，仿着明代七品官邸式样，三进屋宇院落，前有映湖，挨着莲泉、荷塘，再远些，是清澈曲折的南溪。“水里莲花”村历来是周姓族人居住。据传，明永乐十五年（1412），村人周富，其妻有孕，昼寝，梦见塘中莲花盛开，一朵硕大莲花上立着位神人，那神人飘飘摇摇自外而入，扑入她怀中，她就醒了，满室红光，莲香扑鼻，不多时，诞下一个婴孩，面庞如莲花，手脚似莲藕。这小孩儿就是周琦，字宗玉。
那周琦少有才学，也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却直到三十七岁才中进士。中进士后，即被举荐为监察御史。
都察院及监察御史是明洪武年间开始设置的监察官制。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各左右一共六人，与六部并行；分布全国的十五道监察御史，形式上属都察院，奏报却可不经都御史，直达皇帝，并与都御史互相纠察、监督。景泰五年（1454），周琦任北京道、湖广道监察御史，举荐者是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
明代监察御史选拔要求高，得进士出身，且须学识广博、清正廉明，为人通达，能准确判断是非。周琦一考上进士，即被于谦举荐为监察御史，这是对他人品、学问的信任。当然，于谦早已熟知周琦，少年周琦曾经由巡抚周忱推荐给于谦，于谦领导北京保卫战时，周琦捐产捐资制作盔甲贡献朝廷，颇具能力。
明代监察御史位卑，仅正七品，月供禄米七石半（明代一石粮米约为95公斤）。职位低，俸禄低。明代政治特点是：“以内制外”，皇帝信任身边人，内官外放，不断加强对外官的监控；“以下制上”，七品小官，易调动，易把控，能深入基层，为皇帝调查传递情报，而位高者擅专权，举止动静大，不易获得真实信息。但俸禄低，也易导致贪腐；职位卑，若假天子之名，行天子之权，也会导致权力的膨胀、滥用，失去监察功能，而朝廷对监察御史的回道考察往往敷衍了事，完全听凭皇帝或权臣的信任与否。
监察御史权重。御史皆由中央（皇帝）直接差遣任务，有内差、外差。内差包括两京刷卷（查档），巡视京营，监临乡试、会试及武举考试，巡视光禄寺、仓场、内库、皇城等；外差是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关、屯田等。其中，巡按最为重要，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沟通中央与地方，对地方实行垂直治理，好似一个“流动的朝廷”。巡按御史负责监察、考核地方官吏，举荐人才，查考复审案件、冤情，巡视军事、粮草、宗藩，等等。可以说，监察御史，就是皇帝的千里眼，顺风耳，为皇帝监控官员（包括监察官员自身）、收集地方情况，直接奏报皇帝。御史出巡，在察吏安民、兴利除弊、纠治贪滥、打击豪强、下情上达等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实践中，权力往往滥用，一些御史甚或作威作福，欺压地方官，或与地方势力同流合污，本为安民反成扰民，演变成新危害。明中叶后，三司及府州县地方权力愈加式微，巡抚、巡按御史、镇守（太监）、东西厂等权力愈加膨胀，其实是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结果。
监察御史若知法犯法，处罚比一般官吏严厉。明廷地方官相对稳定，巡按御史则是“一年一代”，满一年即回朝述职，“无久交，不掣肘”，不让御史与地方势力勾结。但监察御史是七品小官，俸禄低，家道不富裕的，甚至无法维持应有的社交体面。所以，面对巨大权力财货诱惑时，明知处罚严厉，一些御史依旧收受贿赂、与地方官勾结，对异己严加查办，对同党留有余地。
话转回头。周琦任监察御史期间，分别被皇帝差遣巡按滇西、江西。两次皆破获大案，这也是“水里莲花”村民称道至今的政绩。
巡按滇西时，周琦查办了洱源县官员屡次侵吞官粮，却以粮仓“不慎失火”上报朝廷，枉杀知情者三十多人。此案有几处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滇西地处蛮荒偏僻，“天高皇帝远”，处于中央权力管控的神经末梢。地方势力强大，地方官若相互勾结，很难下情上达，只能任由官吏鱼肉百姓。之前皇帝也曾派御史巡察，或仅仅调阅档案，不做深入调查，走马观花，未能发现什么问题；或收受贿赂，与当地官吏沆瀣一气。故而粮仓依旧失火，百姓依旧饥馑，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可见，巡按御史能否起监察作用，并没有制度性的保障，而全然依靠御史的个人品德；能否发现冤情、解决问题，具有极大偶然性。
在强大地方势力下，认真调查案情的御史，往往身陷危险中。洱源官粮案中，县衙役错杀了一个乐妓，周琦这才逃过一劫。神奇的是，坐骑大象居然能嗅出杀人者气味，那衙役被象鼻卷起来甩出去，杀人者竟是被大象杀死了。也幸亏周琦身边有个习武的侍从贴身保护。
周琦微服调查，惊骇获知，知晓粮食被侵吞者皆遭灭口，除了粮长史尚在狱中，冤死者达三十多人。然而，调查取证极其困难。所谓流水的御史，铁打的地方官，百姓及小吏不愿轻易得罪父母官，御史调查完，拍拍屁股走人，提供证据者却走不了，他们要面对的是，未来在当地势力下如何存活。
文献说，周琦坐实官员侵吞官粮、枉杀守粮者证据后，亮出御史身份，抓捕一应贪官，整个洱源县，竟有大半官员参与；周琦决定先斩后奏，回京后再向皇帝面陈原委。这个情节，颇具戏剧性，就像戏中唱的，百姓望眼欲穿，等来青天大老爷，手持尚方宝剑，为民申冤请命，对贪官恶吏先斩后奏。现实并非如此。
所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其实御史没有“断”的权力，事事皆报，御史谏议，皇帝决断。比如周琦巡按滇西时，将一路所见所闻，事无巨细，一一奏报景帝，包括迎送仪仗、宴请食鹅，等等，以致景帝不耐烦地对于谦说：“这人奏报也太频繁了，这些小事也报。”连小事都要奏报，涉及一县官员贪腐、三十多条人命，如此大案要案，尤其还要斩杀朝廷命官，周琦岂敢不报？岂敢“先斩后奏”？
何况，明廷对处决人命历来谨慎，“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复生”，且不说是斩杀朝廷命官，就是一般百姓的处决，也要仔细复核。要案、大案或死囚案件由御史与地方三司（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审核后，奏报督察院、刑部、大理寺，皇帝批复。如有疑，或将人犯移送京师，御史协同刑部、大理寺会审；或令御史协同地方三司再次会审复核，“情真罪当者依拟处决”。在洱源官粮案中，周琦身为巡按御史，可对六品以下官员抓捕审问（洱源县令为七品），但涉及一大半洱源县官员的死刑，死、重、疑案和贪腐案皆系重大案件，周琦不敢也不可能“先斩后奏”，必是反复奏报、会审、复核案情。他是否在审核案件流程中有不合程序处，所以得面见皇帝请罪，不得而知。
总之，周琦辛苦破了大案，抓捕了一应贪官，保护了官粮，平反了冤情，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饥馑，结案后回朝汇报，景帝并不高兴，看在于谦面上，没有治周琦的罪，却也没有记其功劳。因为此时，景帝正烦躁不安，陷入权力的威胁恐惧阴影中——
景泰五年（1454），才不过立了一年多的太子猝死，嫡脉继承人没了，景帝哀恸，性情变得暴戾，而皇位争夺战已打响，雷声隐隐，景帝全身心都在权力争夺战中；周琦心心念念的遥远边陲百姓的饥馑、一群小吏的生命，对皇帝来说，却是比蝼蚁还微乎其微的。
周琦没有升官，皇帝却也知其清廉、能干，景泰六年（1455），江西抚河屡塞屡决，景帝就派周琦巡查抚河决口事。英宗、景帝三十年间，朝廷拯饥发粮、免税免征粮约六十次，提及水灾十五次。发粮拯饥与治理河道，封建时代关系民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周琦任御史两年间，皆亲身参与，且都破了大案。
周琦协同江西地方官，很快完成了抚河治理。本以为可回朝复命了，却有永修、武宁百姓来申诉，说两县每年春夏遭受修河决堤、泛滥之苦，每年决堤后，官府又抽丁修堤，增添了劳役之苦。但两县官府案卷并未提及。周琦预感其中有猫腻，决定微服私访，先到修河上游的武宁县勘察。一次摆渡，船夫醉醺醺地说，有个人被砌进了堤坝中。周琦惊骇，顺船夫所指望向堤坝，只见——
一个略微凸的地方，果然是隐约的人的形状，一把野草恰巧长在类似下巴的部位，感觉就像一个死去的人，胡子嗖嗖地长出来。……（周琦）让船夫把船撑到更近的地方，而后，他清楚地看见这个人形图案犹如摩崖石刻上凸显的部分，唯眼窝空空荡荡，空无一物地看着眼前的流水……（引自章锦水、杨方：《江南烟华录》）
船夫告诉周琦：修河年年决堤，武宁县令就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先生说，想要不决堤，得将一个活人砌进堤坝，才能镇住修河不再兴风作浪。有个年轻小吏，自告奋勇牺牲自己，甘愿被砌进堤坝中……百姓围观下，那小吏活活地被站立着放进堤坝中，泥浆、石块从他头上浇灌下来……据说，小吏要求他的眼睛露在外面，这样，他可以看着修河之水平宁流淌……
那年，砌了活人的那处堤坝竟真的没有决堤！于是，每年都有一个人被砌进堤坝，四年砌了四个人。奇怪的是，四处砌过人的堤坝，真的不再决堤，而没有砌人的堤坝，依旧年年决堤。所以，当地百姓都相信官府的话，为了不再决堤、引发水患，甚至希望多砌几个人进去。
如此惊骇绝伦的治河法！周琦当然不信什么风水、河神之类的鬼话！
继续调查，有人告诉周琦：修河上游的武宁官府与下游的永修官府相互勾结，侵吞朝廷每年下拨的修堤款，除了砌过人的四个堤坝是牢固的，其他皆是虚堤，武宁官府以此要挟下游永修县的商贾平民出巨资修堤，否则就决堤，冲毁下游。堤坝，要好就好，想毁就毁。
第一个被砌进堤坝的年轻小吏，其实是发现修堤款被贪墨的证人，他收集证据，向之前巡按武宁的御史举报，御史却已被武宁县令收买，他就被割去舌头，口不能言，活活砌进堤坝，却假传风水先生言，说他是自愿献身河神的。其他两个被砌进去的，情况类同，只有一个妇人是被丈夫所害。
又是一起惊天大案！告知周琦内情的是个典史，日日提心吊胆，担心自己会是下一个被砌进堤坝的人。
武宁县令照样贿赂周琦，派人跟踪他。如同洱源官粮案，周琦微服私访，是置身险地，可能被杀，或被栽赃陷害。且不说愚夫愚妇都相信官府的话，便是有所质疑者，调查取证也相当艰难。怎么办？
周琦一面调查取证，一面假装与地方官同流合污，所有贿赂财物，照单全收，却列出清单，悉数上报京都，并写信给于谦，一一汇报当地情况。然后，他假装将举报的典史出卖给武宁县令，假装割去典史的舌头，再一次，当着众百姓的面，要将典史砌进堤坝。一切准备就绪，那典史突然开口说话，当众揭发了武宁、永修二县官员侵吞修堤款、以人砌堤的令人发指行径。百姓这才知道，年年决堤，年年水患，并非天灾，实乃人祸。周琦早已预备捕快，抓捕了一应贪官。之后，景帝下诏，将一干人等治罪。
细究此案，有几点令人深思：
之前派到武宁的巡按御史，收受贿赂，反将举报者砌进河堤。周琦一来，武宁县令如法炮制行贿于他，在他们看来，这些中央派来的钦差大员、巡按御史，全不过是例行公事，只要塞饱吃足，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似乎已是个定例。所以，周琦虚与委蛇、与其称兄道弟，悉数收下贿赂，他们全无怀疑。官场腐败，可见一斑，如周琦般清廉的，凤毛麟角。御史若不能行督察之责，形同虚设，假以中央、皇帝之名，为害更甚。诚如黄训《名臣经济录》中言：“巡按关系甚重，得其人，则一方之民无不受惠；非其人，则一方之民无不受害。”巡视监察，若不是依靠制度，而是依靠官员个人品行，政府运行能力，下情上达的可能，案件是否侦破，全都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当明廷发现一种制度无法解决问题，便生出新名目，派出新人，层层叠叠的监察系统，权力滥用与腐败问题却不断升级，最后，皇帝除了叹息，“诸臣误朕”，也是无可奈何。
即便周琦不贪腐而认真执法，还可能卷入党派争斗中。明太祖始废宰相，权力集中于皇帝，直接面对六部及监察机构，各种奏报、弹劾雪片般递到皇帝那，官员间、党派间又相互攻讦、相互掣肘，奏报越积越多，皇帝无暇也无精力解决问题，往往留中不发。皇帝不发言，上意不明了，就给了位高权重者揣度、解释上意的尺度与机会。于是，各党派当权者往往将自己人举荐为监察御史，或拉拢御史为其所用，推举同党，攻讦对手。御史不再是清正廉明的言官，而成了党派之争的工具。
英宗、景帝时，党派斗争极其激烈。土木之变，英宗为瓦剌所掳，景帝登位，太监王振、喜宁被杀，之后，英宗返回，尊为上皇。周琦任御史期间，朝廷至少存在这些党派：忠于英宗的上皇党，敌视景帝的太监王振、喜宁等的党羽，忠于景帝的于谦党，废太子朱见深的党羽，后宫中有孙太后党、废汪皇后党、当今皇后及太子的党羽。朝廷及宫廷的党派斗争，由上而下延及地方。一个小小御史，不是孤立一个，必定隶属某党某派。御史巡按地方，遇见本党官员，网开一面，如遇敌党，则毫不留情一查到底。天子得到御史奏报，裁断时会考虑不同党派的平衡、牵制，各种关系的勾连、调度，方方面面权衡下，决断往往大打折扣，巡按能否起到下情上达、察吏安民的作用，只有天知道了。如周琦这般，不顾身家性命，深入民间查访，两年间破获两起大案，少之又少。
文献说，在武宁，周琦事无巨细写信汇报于谦。于谦乃兵部尚书，并非周琦直管上级（都察院）。但周琦乃于谦举荐的监察御史，洱源官粮案越权没被皇帝勘问，武宁决堤案能放手调查，皆因背后有于谦支持，而于谦的背后是皇帝——北京保卫战后，于谦深得景帝信任，事无巨细皆向他垂询。假使周琦上头无人支持，或者所查之人，恰好是顶头上司的人，试问，就算他清廉，想为民请命，能否一查到底呢？后来英宗复辟，于谦下狱，于谦党人榜之于众，周琦也是于谦党人，虽未论罪，但想要起用重任，也是不可能。此为后话。
武宁决堤案最为骇人听闻的是，一连四年，竟有四个活人被砌进堤坝，一番祭河神的鬼话，竟能糊弄住百姓。此事若发生在偏远蛮荒，或在远古时代，尚不足怪，恰恰发生在学者文人有识之士辈出的江西地界，令人扼腕。且此事并非偷偷摸摸，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人活活砌进堤坝，如此残酷野蛮，任由发生，愚夫愚妇固然好骗，竟没有士绅、读书人出来质疑一下？若非周琦这样一个肯深入调查的御史到来，还不知有多少人被砌进堤坝？而周琦们的到来，如同甘霖天降。一个朝代，如果缺乏一个良性的社会监察功能，缺乏敢说话、敢质疑官府的读书人群体，就只能任由官府鱼肉百姓了。
江西案结后，周琦升任福建按察司佥事（正五品），在一次探察倭寇行动中，他被假扮商贾的倭寇砍伤。养伤期间，周琦不知，在北京，一场政变即将发生，他所崇敬的于谦大人，再也不能相见了。
事情得从正统十四年（1449）说起。瓦剌也先大举进犯，在太监王振撺掇下，明英宗决定御驾亲征；众臣力谏不可，皇帝一意孤行，命弟郕王留守京城。明军一再溃败，终至全军覆没，皇帝被困于土木堡，太监王振被杀，众多臣属死亡，英宗被也先掳掠。这便是臭名昭著、充满耻辱的土木之变。
在京城，听闻军队溃败、皇帝被掳，众臣惊慌恸哭，徐珵善观星象，提议都城南迁。当时兵部尚书随英宗出征，兵部侍郎于谦留守北京，他断然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南迁意味着放弃和逃亡，是对朝廷及民众极不负责的懦弱行径，何况匆促迁移，根基动摇，一旦敌人追击，可能丢掉半壁江山，宋朝就是一例，南渡后，再想北伐，收拾旧河山，已然不可能。于谦及众多老臣，力主坚守京城。
瓦剌也先以英宗为质，要挟朝廷。国中无主，京城危殆。太子尚幼，无以稳定人心，王直、于谦等力请孙太后拿定主意，让英宗弟郕王即帝位，郕王惶恐辞谢，于谦说：“臣等不是为了私心，而是为了国家。”景帝遂即位，尊尚在瓦剌的哥哥英宗为上皇。之后，于谦、石亨等积极备战，击退了瓦剌军对北京的数次进攻，粉碎了也先以英宗为质、要挟朝廷的图谋。当也先发现英宗已是一枚废棋，进攻又屡遭挫败，便决定和谈，放英宗回明都。
当外敌入侵的危险消除后，内部的权力之争就开始了。
诗人丁尼生在《国王的叙事诗》中，讲魔法师莫林制造了一把空椅子，叫“危险包围”，谁坐在这把象征权力的椅子上，谁就会丧失人性。
不幸的是，英宗、景帝两兄弟，坐上了同一把权力之椅。从此而后，为了争夺这把空椅子，不独丧失了兄弟之情，还戕害了诸多生命。政治原是一潭烂泥，一旦身陷其中，便浑身沾满污泥，越陷越深，没入泥中而死。
很难想象，英宗从被掳掠到释放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宠幸的太监王振当面被杀死的愤恨，大臣武将在身边一一死去的痛楚，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苟延残喘的耻辱，听闻朝廷易主后的灰心失望，瓦剌以其为质叩关、守将拒绝放行的愤怒、痛苦与绝望……理智上，他明白立弟弟为君是为了国家，情感上依旧难以接受。返回帝都后，英宗虽认可上皇名分、居于南宫，内心却不愿接受权力的丧失，只要故臣旧将稍稍怂恿，夺回帝位的野心与欲望，便会如星火遇着干柴般燃烧起来。
景帝是在国家危殆之时、众臣力请之下，登上大宝的，一旦坐上至高之位，吃了权力之果后，就再难下来。当众臣想要迎接上皇返回时，景帝内心是不愿意的，于谦给他吃定心丸：“皇位已是你的了，不可能有什么反复，于情于理都该迎接上皇回来。”他才勉强对于谦说：“从汝，从汝。”他拗不过“情理”二字，也深知于谦是一心为国、全无私心。
景泰元年八月（1450），明英宗回到北京。景帝降低了迎接规格，将英宗安置在南宫，率百官朝谒。景帝的问题是：若他够狠心够有手段，或不让英宗返朝，或假他人之手暗杀之；但他既抹不开“情理”面子，内心又不甘愿，权力欲又加重了内心的疑虑。我相信景帝一开始并未将英宗禁锢，只是英宗的旧臣部将势力都在，交接、朝拜，在他身边滋长着一个巨大威胁。终于，景帝封闭南宫，禁止大臣朝拜。禁锢英宗，激化了旧臣的不满情绪，而大臣的进谏、不满又加深了景帝的疑虑。
还有皇位继承问题。景帝即位时，孙太后提的一个条件，就是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在当时，既确保国中有主、稳定人心，也使英宗一脉皇位传承不中断。景帝坐稳皇位后，就想传给自己儿子，何况宠幸的妃子杭氏眼巴巴在等。景泰三年（1452）夏五月，不顾朝臣反对，景帝断然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同时废去皇后汪氏，立太子母亲杭氏为皇后。但他没有对英宗之子赶尽杀绝，除沂王外，又封了英宗儿子朱见清为荣王、朱见淳为许王。
皇权之争已然激化了、公开化了。
禁锢上皇，旧臣已然不满；易储，废去之前约定的皇太子，更失了信誉，同时激化了英宗想要夺回皇位的决心，若不夺回，不独英宗自己失去皇位，他这一脉，也将永远失去皇位。
不知景帝是否后悔过？假如他不曾登上帝位，假如登了帝位，又不曾迎回上皇，假如迎回了上皇，又不曾禁锢上皇，更不曾匆促废掉皇太子，那么，他的小皇子、他的皇后，是否就不会相继死去，他自己也不会中道薨逝，他与哥哥的相互残杀是否就不会存在？若非他们兄弟争位，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死去。
历史不会重演。权力之争只会越演越烈。
景泰五六年间，年幼的皇太子朱见济在太子位一年多，猝然夭折。景帝哀恸，在恐惧威胁的阴影中惶惶不安，脾气性情也变得暴戾。有奏请恢复皇太子朱见深者，或下狱或流放或杖责。景泰六年，大臣廖庄受杖于宫阙下、后贬谪，章纶、钟同在狱中领杖责，钟同被活活打死。斗争没有停止，情况不断恶化。至景泰七年（1456），杭皇后崩；景泰八年（1457）春，景帝病重，在南郊斋宫养病。
不到三年，景帝的皇太子、皇后，包括他自己，相继死去、生病，着实蹊跷。文献只简略提及他们的死，没有详细记载，有理由怀疑出自宫廷阴谋。诸如毒杀幼小皇太子，给皇后、皇帝下毒令其毫无破绽地病亡，对于宫廷阴谋而言，实在是雕虫小技。当时后宫中，有忠于上皇的宫人，有王振、喜宁的旧人，有废太子朱见深、废后汪氏的党羽，任何一方，都想要景帝儿子死。只有新立的皇太子死了，皇位继承权才能回到英宗一脉。为了英宗复辟，为了皇位继承，所有充满仇怨的势力，都会勾结起来。景帝禁锢了南宫，却禁锢不住渴望联手的欲望。
景帝不够狠绝，下手也太晚。他的对手，提早动手了。杀死幼小的皇太子，就是让他绝了脉。接着，趁景帝病重在南郊斋宫，发起夺门复位事件。
景泰八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輗、左都御史杨善、右都御史徐有贞（即徐珵）、太监曹吉祥等动用武力，打破南宫门墙，将上皇抬出，于奉天门即位。二月，废景帝为郕王，不久，郕王薨于西宫，只活了三十岁，谥号为“戾”，毁掉其帝王寿陵，以亲王礼葬于西山。《明史》评景帝，说他在国家危难时登大宝，保卫了北京，击退了瓦剌，在位八年，信赖于谦，励精图治，有功；遗憾的是，在皇权斗争中，“而乃汲汲易储，南内深锢，朝谒不许，恩谊恝然。终于舆疾齐宫，小人乘间窃发，事起仓促，不克以令名终，惜乎”。
夺门复位成功后，于谦、王子文等皆被下狱。
英宗恨于谦，不独因景帝信赖于谦。瓦剌挟英宗叩关时，于谦令各关隘不可轻易放行，敌人阴谋未得逞，英宗心中难免怨恨；于谦屡次不同意议和，因时机未到，后来英宗得以返回，实乃于谦等力请，英宗却认为于谦有意拖延议和，令他迟迟不得回朝。于谦又不可能向英宗自证，这等于是出卖景帝。
徐珵（有贞）恨于谦，他提议京都南迁时，于谦厉声道：“言南迁者，可斩也。”后徐有贞曾巴望于谦举荐自己成功，被景帝否决，账却算在于谦头上。
侯石亨也恨于谦。他违纪被查，是于谦宽宥他、重用他，让他得以总兵十营；但他心中畏惧于谦，又恨其压自己一头。曾想举荐于谦儿子，却被于谦厉声训斥，说心思不用在国家上，却用在小技巧上。他人的白，映照自身的黑，黑就对白生出恨意，心眼狭小者也总会憎恨让自己相形见绌的高尚的人。
曹吉祥等太监恨于谦，或因于谦当政时，诛杀了误国太监王振、叛徒喜宁等的族人、党人。
于谦性情刚烈，常叹息：“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对那些蝇营狗苟的大臣勋贵，颇为轻视，这些人便心存愤恨，早先便有御史弹劾于谦专断，皆因景帝信任作罢。至景帝被废，于谦下狱，那些原本心中不忿者，便乘机贬损之、踩踏之。人心狭隘，总易忘记他人功劳，却长久记住他对自己的轻视。
于谦，具经世之才，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杀伐决断，有勇有谋，阻止了瓦剌进攻，保全了国家，《明史》评他：“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社稷，阙功伟矣……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抄家者到于谦家里，除了书籍日用，别无值钱之物，只有一个房间，锁着皇帝赐予的物品。就是这样一个清廉之人，一个品德高尚之人，一个不顾私利一心为国之人，一个保存社稷国家的功臣，竟至于“坐以谋逆，处极刑”，被下狱，被抄家。那些宵小，恨不得将于谦剥皮凌迟，票拟“碟刑”，英宗“不忍”，改为“弃市”。
都说朱家刻薄寡恩，从太祖到末代皇帝皆如此。朱元璋登大宝后，大杀功臣，宰相胡惟庸案杀死三四万人，蓝玉案杀死数万人，又有郭桓案、空印案，牵连七八万人，将开国功勋、文人谋士杀得七七八八，这才停手。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杀掉官员无数，包括两个首辅、七个总督、十一个巡抚，其他低级官员百来个，最冤的是，将最能打的袁崇焕以叛国罪凌迟处死。夺门事变中，再现了朱家的刻薄寡恩，兄弟争位，大臣倒霉，将最有功劳的一个人，送到菜市口杀掉。天顺元年春正月，英宗下旨杀了于谦，抄没其家，榜于谦党人于天下。小人们乘机清除政敌，异己者皆指为于谦党人，被杀被废被贬谪者，不知多少。据称后来英宗有悔，宪宗上位后，为于谦平反，想为其老子收回点人心。
有悲伤，就有欢沁。夺门复位立功的几个人，皆分封公、伯、侯，成了新贵，领功加官进爵者数十人。但他们的兴奋期，也仅仅几个月，最多几年，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共同敌人消灭后，“夺门复位立功者”便相互倾轧起来，灾祸，旋踵即至——
天顺元年（1457）四月，距正月夺门复辟仅仅四个月，徐有贞两次下狱，之后流放，往后一直赋闲在家，至死不得复出。
天顺三年（1459）秋，侯石亨及其子石彪有罪下锦衣卫狱中，十月，侯石亨以罪罢官，次年春正月，侯石亨死于狱中，石彪弃市。诸夺门冒领功劳者大多罢官。
天顺五年（1461）秋七月，总督京营太监曹吉祥及昭武伯曹钦反叛，曹吉祥被凌迟处死，夷灭其族，其党徒汤序等皆伏法。
英宗又下令，禁止文武大臣、给事中、御史、锦衣卫之间往来交通，违者以铁榜例论罪。这是对自己被禁锢的报复？或是担心另一起“夺门复位”事件。景帝已死，他还在担心什么？
而王振，这个撺掇英宗亲征，导致皇帝被掳的罪魁祸首，景帝时被夷族，英宗复辟后，于天顺五年十月，为其平反，赐王振祭葬，立祠堂曰“旌忠”。
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就是政治的泥潭，浑浊的权力世界。
有明一代，现实政治无不酷烈。朱元璋立国后，接连发动四大案，斩杀功臣，控制文士，诛连至死者难以计数；建文皇帝倒是温和宽仁，可惜在位仅四年，其叔朱棣兵变篡位，对朝臣、文士又是大开杀戒，手段酷烈一如乃父。民众饱受战争、内斗、残杀之苦，至仁宗、宣宗时才稍稍喘息，“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英宗、景帝时算是太平盛世了，就是这“清晏”的三十年，现实政治又是如何？两次事变，两次皇位易主，两次权力更替，伴随的，是多少人头落地，多少家族朝臣败亡——土木之变，王振、喜宁被夷族，党人遭诛；夺门复位，于谦党人被诛杀；最后，夺门复位的功臣们或死或贬——这期间，外患有阿台朶儿只伯、瓦剌也先犯边，倭寇作乱；内有苗族、瑶族、福建邓茂七等叛乱。更兼灾害频仍，豪强兼并土地，天灾加人祸，流民众多，饥馑常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谓的“清晏”太平盛世，其实也不过是一个烂泥潭。至明后期，宦官专政，官场腐败，政权失控，更是一个淤泥世界了。
但在这个烂泥潭的现世中，总也会有一些“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于谦是一个，周琦也是一个。
于谦被抄家、下狱、弃市，于谦党人榜昭于世。同于谦交游密切者，或杀或逃或贬谪或废弃。朝臣们纷纷转向，拼命洗白，急吼吼与于谦脱离关系（与当初的攀附同样心急）。人心之势利大抵如此。坚守人性本心的，不畏刀斧加身者，也有。有为于谦不平的，有暗中收殓于谦尸身的，有烧纸祭奠于谦英灵的。周琦便是其中一个。
此时，周琦尚在福建任上，被倭寇杀伤未愈，惊闻于谦死讯，恸哭，刀伤迸裂。周琦当即在家中摆起于谦灵位，以浙江祭祀法，一如孝子，全身着白，为于谦做七，每日上香烧纸、供奉祭品。周琦丝毫不避讳自己是于谦党人，相识有年，又得举荐，于谦可算恩师，周琦不忘本，危难之中，他表现出一个士人应有的大义与节操。当地镇守太监许海听闻，赶到周琦家中查看，见着祭奠于谦灵位，以为抓着了把柄，忙忙奏报给英宗，告周琦是于谦同党，欲一并治罪。不知英宗是否懊悔杀于谦、寒了尽忠报国者的心，还是认为周琦官卑位低，不值得兴师动众，总之，他见了许海的奏报，心中不快，非但没有治周琦的罪，反而撤掉许海镇守之职，令其滚回宫中。
政治黑暗如淤泥塘，在这样的淤泥塘中，还是能开出一朵朵清美灿烂的莲花。如周琦者，三十七岁前，他是一个熟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担任底层官职短短三年，深味民间疾苦，清廉公正，有勇有谋，尽其所能为民请命，破获两起贪腐大案；朝堂权力更迭时，他不畏强权，不忘恩情，不颠倒黑白，不随波逐流，不投靠攀附，他始终保持一个士人的基本节操。如周琦般的明代士人，是有明一代质朴而活泼泼的声气底色，黑暗如淤泥塘的现世，因为有这抹清亮的读书人底色，有一朵朵莲花在，才有所希望。纵观有明一代，有气节、敢直言、不畏强暴、忧国为民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士人）真是不少：
朱棣篡位后，要名士方孝孺带头效忠，遭拒，恼羞成怒，竟诛杀方孝孺十族，有谏曰：“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不听！朱棣在南京一口气杀了五千多人。即便如此酷烈，建文朝旧臣文士投效的也并不多，或逃或隐或为僧道。
正德、嘉靖年间，大臣直言进谏，触怒龙颜，锦衣卫直接抓到午门行廷杖，这是皇帝私刑，不经刑部、大理寺裁决，“士可杀不可辱”，在明代荡然无存。明武宗曾一次性廷杖一百四十六位进谏大臣，太监刘瑾还下令剥掉裤子垫棉打，一下子打死十一位大臣。嘉靖帝上位不久，为了立威，将百来位跪谏其不合礼仪的大臣廷杖，当场打死十七人，整个嘉靖朝“公卿之辱，前所未有……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蓰前代”。
即便如此，还是有敢骂皇帝的人。1565年，官居六品的海瑞，上书大骂嘉靖帝，说他整日与方士混，沉迷长生不老术，爱慕虚荣，听信谗言，是个愚蠢、自私的“桀纣”，直言“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嘉靖帝看完，大怒，喊道：“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手下说：“此人不会逃的，他递折子的时候，就给自己买好棺木了。”嘉靖帝还是气不过，将海瑞下狱，关了十个月，来不及杀，皇帝驾崩了，海瑞就侥幸地被放了出来。
万历、天启年间，政治愈发腐败，民不聊生，危机四伏。有东林党人高攀龙、顾廷龙等讽议朝政、崇尚气节、重视实学，将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联系起来，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希望整顿吏治、广开言路，改变宦官（魏忠贤）专政的现状。宦官专政的背后是皇权加强。明熹宗下诏，拆毁东林书院，东林六君子被杀。但东林党人的思想活动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崇祯皇帝景山自吊前，遗言“诸臣误朕”，即便如此，殉国自尽者数千人，其中士人有许多。清人南下，在扬州、在江阴，抵抗清军、抵抗剃发令，领头的也多为士人……所以清初搞“明史案”，后来不断兴文字狱，就是要打掉读书人的气焰、敲掉读书人的脊梁骨。
读书人周琦，小官周琦，只活了四十岁，只度过短短的三年仕宦生涯。悲伤愤恨，加以刀伤迸裂，感染，发烧，更兼原有咳嗽旧疾，病情加重，昏迷不起。景泰八年三月，距离于谦在北京被杀三个月不到，周琦也在福建去世。临终时，他恍惚回到故乡，看见水里莲花村中的荷塘，虽是三月，一夜间，莲叶田田，无数莲花绽放，香气弥远弥清……他来自莲，复归于莲。
作品 202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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