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乌衣巷》可能是唐诗中受关注度最高的作品之一，谁写的呢？刘禹锡。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江雪》恐怕也是无人不知了，它的作者是柳宗元。苏轼总算是个骄傲的人了，但对柳宗元的这首诗，也说是天赋极高，一般人根本比不上（苏轼《东坡题跋》卷二）。

　　这两个人都是中唐的风云人物。《旧唐书》说在唐代贞元、大和年间，在士大夫当中，以文学为人刮目相看的，也就是“宗元禹锡而已”。所以他们当时也就被并称为“刘柳”。

　　刘禹锡比柳宗元大一岁。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原籍洛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们都在贞元九年（793）考中进士，这年考中的进士总共32人，在这32人中，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关系最密切，后来他们又都考上了博学宏词科。他们早年的科举之路应该说是比较顺畅的。踏入仕途之后，他们也几乎都是同命运、共进退。从贞元九年（793）两人一起考中进士，到元和十四年（819），前后二十六年时间，他们联系密切，志趣相投，特别是一起团结在王叔文的周围，致力国家中兴。永贞以后虽然分居两地，但联系也从未间断。他们一起谈书法，谈医学，也谈宗教。

　　这二十六年当然有快乐，也有痛苦。但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他们都是一起分享，一起承受。“朋友”两个字，注定是要用“快乐”和“痛苦”两个词来诠释，才能理解得更透彻的。或者说，能够共患难的友情，才是真正的友情。

　　柳宗元与刘禹锡就是这样，他们是在生命的每一个艰难时刻，都携手同行的人。

　　我们看看柳宗元与刘禹锡是怎样一路同行的。

　　元和十年（815），柳宗元与刘禹锡两人从京城南下，分别前往广西的柳州和广东的连州任所。这是他们人生的再一次挫折，虽然他们已经习惯了挫折，但这一次一路南下，他们谈了很多，谈从前，谈当下，也谈未来。不知不觉就到了衡阳，眼前的湘江水势汹涌，波浪滚滚，就跟他们的心情一样。这湘江流到衡阳后，然后经株洲、长沙等地就汇入长江了。

　　而他们一路同行了几千里之后，也到了分别的时候。柳宗元看着刘禹锡，尤其是看着他白发苍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路颠簸着过来，禁不住情感的奔涌，眼泪哗地一下流了出来。

　　他对刘禹锡说：“没想到我们辛苦等待了十年，结果却是这样。这也许是天命吧！”

　　刘禹锡听了也黯然神伤，但他不想让离别的场景变得过于凄凉，说：“过去的终究会过去，磨难可能真的是人生的财富，我们还是安心过好每一天。也许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不遥远呢。”

　　柳宗元听了说：“人生变化无常，我已经累了。也许这一次的柳州就是我人生的终点了。”说完，柳宗元抬起头，日光映照之下，分明已是泪流满面了。

　　刘禹锡怕柳宗元过于激动，指着河边的船说：“送你去柳州的船已经备好了，我们一定后会有期。”

　　柳宗元擦了擦泪水说：“希望能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们彼此珍重吧。”说完，拿出纸和笔，写下了一首诗送给刘禹锡，然后挥挥手，依依不舍地跟刘禹锡告别，步履沉重地迈上了船。

　　刘禹锡没空细细看诗，看着柳宗元的船缓缓驶出了码头，没多久就消失在山峰之外，这才坐上马车，扶着年迈的老母亲，一路向着连州奔去。

　　在马车的晃晃荡荡中，刘禹锡虽然也疲惫，但他睡意全无，于是打开了柳宗元饱含热泪写下的那首《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

　　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

　　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

　　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这首诗把他们两人从踏入仕途、备受重用、经受挫折到如今分别全写进去了。从情感上来说，也是把声闻天下、招致非议、生命憔悴、黯然伤神都一一写来。一首诗几乎写了一生，写了不同的情感与感受，也写出了他与刘禹锡之间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一份难得的情谊。

　　这首诗几乎每一句后面都有一段故事。

　　第一句“十年憔悴到秦京”，秦京原来指咸阳，这里指唐代首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了。到长安，到就到了，怎么是“十年憔悴”以后才到呢？这十年是怎样的十年？为何让诗人如此憔悴呢？你看这里面都是疑问。

　　这里不能不说到“永贞革新”这个事件了，在历史上，虽然唐顺宗确实在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诏号改当年年号“贞元”为“永贞”，但其实这个诏告发布四天以后，唐宪宗就即位了，这个年号在唐顺宗时代实际上只存在了5天时间。即位后的唐宪宗将“永贞”年号使用到当年底，第二年就改元“元和”。

　　那么在唐顺宗的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只是象征性存在了5天的年号，要用它来冠名一场政治运动呢？原因说起来也简单，在“永贞”年号颁布之日前，“永贞革新”其实已经结束了，但这场革新毕竟是在唐顺宗任上进行的，所以还是用“永贞”来冠名这场政治运动。

　　唐顺宗（761-806）是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六日正式即位的。此前他当了二十六年太子，但当皇帝当了多久呢？到当年八月四日退位截止，前后不到七个月，不足一百九十天。

　　但这近七个月的时间，是中唐政坛风起云涌的时期。唐顺宗从“安史之乱”中看出了唐代政治的问题无非是四个方面——一是藩镇割据，二是宦官专权，三是贪官太多，四是赋税太重，其中前两个更为关键。所以他即位后就大力起用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团队。“二王”是指王伾与王叔文二人，“刘柳”就是刘禹锡和柳宗元了。王叔文因为会下棋，深受太子李诵喜欢，任太子侍读，在太子身边呆了十八年；而王伾因为字写得好，任太子侍书。王叔文、王伾虽然都在太子身边，但他们倒不争宠，互相之间十分友善。

　　等到李诵由太子而当了皇帝，这两个当年在东宫备受宠幸的人便立即得到重用。唐顺宗正月即位，二月以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五月又任命王叔文为户部侍郎。这些都是朝廷的核心部门和重要职务，并以他们为核心，很快就在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宦官势力、减免租税、惩治贪官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来进行改革。

　　“二王”特别注重提携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因此纷纷进入权力中枢。刘禹锡在这场变革中主要协助管理财政，柳宗元担任礼部员外郎，负责朝廷的礼仪、享祭和贡举。尤其是刘禹锡特别为王叔文欣赏，认为他具有宰相的能力和气质，一心想把刘禹锡培养成宰相，又“奇待宗元”（《旧唐书·柳宗元传》），两人的政治前途也都被看好，显然是要大用的。当时朝廷文诰都是王叔文来拟，柳宗元、刘禹锡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换句话来说，当时他们三四个核心人物就基本上可以决定天下大事了。

　　为什么这“二王刘柳”权力那么大呢？其实也与唐顺宗当时身体欠佳有关系。贞元二十年（804）九月，时为太子的李诵突然中风，基本上失去了言语功能和行走能力，没想到四个月后居然当了皇帝。你说一个说话不利索、走路不方便的皇帝，能在实际工作中起到多大作用呢？所以唐顺宗虽然发动并领导了这场革新运动，但实际上无法亲力亲为，身体的局限也使他不得不放权让“二王”去主持。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唐顺宗真的是一个很有思想的皇帝，因为在太子期间就了解了太多的政治不良现象，所以才想着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以重新恢复大唐王朝的雄风。这些变革在当时来说，对现实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正因为这些措施从根本上触动了宦官和藩镇的利益，招致的反对当然也就大。他们联合起来反对王叔文集团，顺宗无力阻挡，只能黯然退位。

　　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原本在有序推进，但到了八月顺宗内禅，只能以失败告终了。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不仅犯了众怒，整个朝廷几乎没人为他们说话，而且让唐宪宗也大为生气，所以才把他们一贬再贬，而且特别规定“逢恩不原”（《旧唐书·刘禹锡传》），也就是任何情况下都属于不能赦免、永不复用的一类人。王叔文被赐死，王伾被贬后病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当年九月被贬官连州刺史，还没到任，接着十月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西南边陲，文化陋俗，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以文章来度日。当地巫风盛行，歌词俚俗，刘禹锡为当地写了不少新词。柳宗元被贬邵州刺史，在半道上，又追贬到永州司马。永州也是荒芜落后地区，柳宗元也就只能在山水之间寻求安慰。

　　元和元年（806）正月，顺宗就去世了，是突然去世的，如今也是一桩悬案，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被宦官谋杀。因为前一天唐宪宗宣告顺宗病重，第二天顺宗就死掉了。“永贞革新”就像一阵风似地吹了六个月，便被吹到远方去了，远得一点踪影也看不见了。

　　刘禹锡与柳宗元这一去便是十年。现在我们理解了“十年憔悴”的意思了。

　　虽然唐宪宗发狠说这批“永贞革新”的主将永不复用，但事实上慢慢地气消了，情况稳定了，也就不断地有人建议重新重用这批人。所以他们终于又“到秦京”。

　　在被贬十年之后，刘禹锡和柳宗元分别从朗州和永州回到了京城。

　　他们毕竟是有抱负的人，虽然被贬十年，但初心不改，所以这一次回到京城，他们觉得眼前有了新的曙光，也做好了再次一显身手、为国效力的准备。

　　但结果呢？柳宗元说：“谁料翻为岭外行。”没想到风云再次突变，元和十年（815）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一起抵达长安。三月就因为宰相武元衡等排挤，满怀的报国之志倾刻被瓦解掉了，这一次被贬得更远，一起被贬到更远的岭南去了。

　　为什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会出现这么大的仕途逆转呢？

　　如果说上一次是因为唐宪宗上台，对参与“永贞革新”的主将们痛下杀手，导致他们被贬各地，这一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从“谁料”两个字，我们就大致能知道，刘禹锡与柳宗元完全没想到变化来得如此突然。

　　我先说刘禹锡。

　　元和十年，刘禹锡从武陵召还，本来宰相要把他放在郎署，担任宪宗的侍从官。这个官职不算高，但与皇帝接近，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刚刚回到京城的刘禹锡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写了一首诗，结果因为这首诗，他又出事了。

　　一首诗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有的。刘禹锡本来就是政治敏感人物，加上他的诗名又大，一首诗写完，很快就传出去了，这时候他想收也收不回来了。这首《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是这样的：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是元和十年的春天回到京城的，春天的长安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据刘禹锡回忆，他在贞元二十一年（805）贬官朗州司马之前，玄都观里并没有桃花，但十年后回到京城，他身边很多人都跟他说，玄都观里的道士后来种了很多桃树，桃花盛开的时候，远看如红霞一片，非常壮观。

　　刘禹锡是个诗人，“看花”大概也算诗人的特殊嗜好之一了。如今听说旧“观”有了新貌，他当然就动心了，于是他约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前往观赏。结果他在去玄都观的路上，果然见到一群一群的人从玄都观出来，都说是刚刚看完桃花回来，神情十分亢奋。因为人流大，所以红男绿女迎面走来，路上扬起的尘埃也扑面而来。“紫陌”是指京城长安两边长满各色草木的大路，“红尘”原来是指尘埃，但这里也可以指红男绿女。

　　这两句其实写刘禹锡还没到玄都观时，在路上看到的景观。说明什么呢？说明这玄都观果然是当时长安的热门景点，参观的游人非常多。

　　接下两句写在玄都观里观赏桃树。眼前的景象跟刘禹锡刚刚回来听到的传说完全一致，“桃千树”当然是形容桃树成林，面积大，很有纵深感。

　　刘禹锡以前去过玄都观，没见过花，当然就更没见过桃花。如今见到这么大规模的桃花，常规的写法，要么描写桃树成阵、桃花盛开的壮美和旖旎景象，要么写自己观赏时的激动兴奋之情。但大家看，刘禹锡完全不是这样写的，他只是发了一句感慨：这些桃树都是我刘某人离开后才栽下的。他把最后一句应该向上向外的感情，硬是向下向里收缩回来了。

　　刘禹锡可能只是有感而发，写首诗歌抒发一下感慨，但他不知道，他的诗歌传播速度是他根本想不到的。有人就借这诗做文章了，说诗歌明显以前辈自居，有讥刺当朝权贵的意思。意思是你们这些新贵不过是我离开京城之后，才占据了目前重要的位置。

　　据说过几天刘禹锡去见宰相，宰相对刘禹锡一开始倒还很客气，临走的时候对刘禹锡说：“你最近写的诗，可能给你惹麻烦的，怎么办呢？”因为刘禹锡虽然回到了京城，其实朝中权贵还是政敌居多。特别是元和八年（813），武元衡为相。武元衡在顺宗朝的时候，因为与王叔文政治集团政见不合而曾受到调职处分，这次再次入相，难免要报复私怨了，所以就简单地找个理由把刘禹锡贬到更远的播州（今贵州遵义）去了。当然，回到历史现场，刘禹锡被贬是否真的因为诗歌这一个原因，其实是一个有待继续研究的话题。

　　刘禹锡为什么这么写？我们没有办法替刘禹锡于地下来问一问了。但他的再次被贬确实是与这首诗歌有关系。唐宪宗原本就是对刘禹锡有看法的人，以为他十年在外，心情应该趋于平静了，没想到他一回来就写出这种读上去很有情绪的诗歌，一回来就这样，时间长了更不知道会惹出什么更大的事情呢，所以就决定把刘禹锡贬任播州刺史。

　　这样连着贬官，连当时的御史中丞裴度也看不下去，他对皇帝说：“刘禹锡上有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您把他贬官到那么边远、人迹罕至的地方，刘禹锡有罪去也就算了，但他的老母亲肯定无法跟着去，则刘禹锡这一去，等于是与他母亲生离死别了。皇帝您一向重视孝道，您是否让刘禹锡贬官的地方近一点呢？”

　　唐宪宗说：“为人之子，凡事应该谨慎，应该经常提醒自己不要让父母担忧。今日按照刘禹锡所犯过错，就是应该比他人受到的惩罚更重。你怎么用普通的孝道来说这个特殊的事情呢？”

　　裴度被唐宪宗一番义正词严的话呛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宪宗语气缓和地说：“我说这些是针对作为儿子的不是的，但终究不想让他的父母伤心。”就因为这一句话，刘禹锡改授连州刺史，后来又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刺史，这一去又是十多年。

　　按照唐朝当时处理同党的惯例，柳宗元也同时被贬官柳州刺史，但听说刘禹锡要转任播州刺史，诏书已经下达。柳宗元对朋友说：“刘禹锡的母亲年纪那么大，播州又在那么遥远的西南边陲，文化落后，地理环境恶劣，简直不是人住的地方，来回超过万里，他怎么带着母亲同去呢？如果他不带母亲同往，也就意味着这次上任播州，就是与他母亲的永别了。我跟刘禹锡是最好的朋友，我真的无法忍受他面临这样的痛苦。”所以就上书皇帝，要求把柳州刺史一职给刘禹锡，自己去担任播州刺史。这个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刘禹锡最后还是由播州刺史而改任连州刺史了。（参见《旧唐书·柳宗元传》）

　　“谁料翻为岭外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刘禹锡与柳宗元就从回到京城的喜悦而转变为再次被贬的悲凉。满以为劫难已过，没想到新的劫难转眼就又来了。

　　你看这短短两句中包含着多少政治风云和人生艰难。但无论是仕途的进与退，刘禹锡与柳宗元始终不离不弃，尤其是柳宗元为刘禹锡母亲年老而上书皇帝，愿意用自己的柳州刺史来换取刘禹锡原先贬任的播州刺史，更可见出朋友之间非常珍贵的牺牲精神。

　　当初柳宗元与刘禹锡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京城，应该也有过同行的时候，如今两人一同被贬岭南，当然就相约同行了。他们从长安出发，一路舟车劳顿到了衡阳。衡阳是他们必须分手的地方了。到这里，柳宗元从衡阳坐船去柳州，刘禹锡坐车去连州。从此一个在连州，一个在柳州，彼此只能书信往还、诗歌唱和了。

　　第三、第四句分别用了两个典故。“伏波故道风烟在”是用了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东汉时当时的交趾——也就是现在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交界地带，频繁在岭南一带作乱，于是马援被朝廷派去平定交趾之乱，当年马援率部从长江转湘江，然后直奔今天的广西。而今天柳宗元与刘禹锡行走的路线正是当年马援南下征战的路线，这未免引发了他们心中的感慨。马援早已灰飞烟灭了，但他当年行走的故道还在，风烟如旧啊。

　　“翁仲遗墟草树平”一句其实沿着上一句继续抒情，你看秦朝的巨人翁仲，当年秦始皇也曾铸造以翁仲为原型的铜像，完全是鹤立鸡群的高耸感。但现在呢？衡阳湘江西岸就有一座马援庙，庙前的许多石像，它们刚刚竖立的时候，也是如翁仲铜像一样挺拔一方，现在野草疯长，野草、树木与石像已经看不出高低了。大概从汉代开始，翁仲就代表墓道前的石像的意思了。

　　即便铸造为金人或者石像，也抵不过漫漫岁月的消磨。柳宗元写到这里十分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永恒及其与人生短暂之间的矛盾。人活着的时候总想永恒，但事实是不可能永恒。柳宗元从一路走来的故道和眼前看到的石像，顿然悟出随遇而安的人生哲理。他把这一份人生感悟写赠刘禹锡，也是希望刘禹锡能坦然面对当前的人生困境。

　　深厚的朋友之情，渗透在字里行间。

　　接下来是“直以慵疏招物议”，其实是由当前对自然现象的感悟，回到了他们当年在永贞革新时所遭受的种种阻力和非议。意思是说我们当年致力改革，如果愿意与反对势力妥协一下，甚至同流合污，哪里会引发铺天盖地的非议和批评呢？无非是我们坚持正义，一心为了国家的中兴，才招致这种种匪夷所思的指责。这是为他们当年的耿直和献身国家的精神做出辩护。

　　“休将文字占时名”，其实是回到刘禹锡写玄都观桃树的绝句了。意思是劝慰刘禹锡不要再把情绪用文字表达出来，文字有时是福，有时也是祸啊。我觉得这一句主要是担心刘禹锡去了连州，又写出什么给自己带来灾难的诗歌，告诫他谨慎对待自己的言行，里面都是满满的关怀。从这一句来看，柳宗元应该也是承认刘禹锡诗歌中的微言大义正是讥讽当朝新贵的。

　　最后两句“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用了汉代李陵赠别苏武的诗“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意思是说，想到我们今日别后，天各一方，眼泪便再也止不住了，根本不用湘江的水去洗涤长缨，只是那滚滚流出的眼泪便已经可以浸透长缨了。“长缨”就是系帽子的长长的丝带。

　　柳宗元的情绪显然非常激动，滚滚热泪似乎都隐含着对此次离别万分的不舍。

　　如果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柳宗元的这首诗歌主要写了四点意思：

　　第一，他们共同面对了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磨难，这些磨难出人意料又难以抗拒。

　　第二，他们曾经共同的梦想是为了国家中兴，而这个梦想也一次又一次地破灭。

　　第三，他们深深感叹自然的神奇永恒和人生的短暂悲凉，无法克服其间的矛盾。

　　第四，即将到来的天各一方的凄凉境遇，让他们对离别充满了悲凉甚至之情。

　　柳宗元告别了刘禹锡，上了船之后，心情仍难平复，又写了三首诗赠别刘禹锡，其中就有“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重别梦得》）两句，再次描写了他们曾经患难与共的友情，以及不得不分离的情况。

　　柳宗元好像有预感，此去一别，好像不仅是天各一方，很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元和十四年（819），刘禹锡还在连州。年近九十的老母亲去世，刘禹锡奉灵柩返回洛阳，十一月经过衡阳的时候，虽然怀着母亲去世的悲哀，但未尝没有希望衡阳这个见证过他与柳宗元友情的地方，能给予他新的温暖。但没想到的是，悲哀之外再添悲凉，突然听说柳宗元也去世了，刘禹锡想到衡阳是柳宗元与他最后分别的地方，想到这一生与柳宗元如影随形的政治与人生经历，刘禹锡悲从中来。他用《重至衡阳伤柳仪曹》来寄托心中无尽的哀思：

　　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

　　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

　　马嘶循故道，帆灭如流电。

　　千里江蓠春，故人今不见。

　　这首诗除了开头与结尾四句是写当时的心情，中间四句都是对当年衡阳分别情景的追忆，里面写了柳宗元坐的船很快就被绵延的山峰遮挡住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柳宗元的船在起航后，刘禹锡其实一直在遥望着船远行的方向，一直到看不见船，才坐着马车离去。而今再次来到当年分手的地方，只看到湘江绵延的江堤和江中一望无际的蓠草——也可能是一种水边的藻类植物，但我哪里要看江堤和蓠草呢？我想看到我的老朋友柳宗元啊，哪怕只是看到一个背影也好啊。

　　刘禹锡凝望着江面，呆呆地出神，与柳宗元情同手足的友情一幕一幕出现在眼前。

　　刘禹锡想起了大约在半年前，自己在连州生了一场大病，柳宗元获悉后，除了来信来诗慰问，还三次派人带来药物。现在转眼之间，刘禹锡既丧慈母，又失良朋，悲痛至极，特别是听说柳宗元在去世前曾经不断喊叫“梦得梦得”的时候，刘禹锡一定是肝肠寸断的感觉，他形容自己是“惊号大叫，如得狂病”（《祭柳员外文》）。也就是痛苦万分，大喊大叫，在别人看来好像疯了一样。

　　柳宗元在去世后，对后事的诸多安排，都用遗书的方式交给了刘禹锡。柳宗元把孩子周六托付给刘禹锡，请他抚养成人，请刘禹锡送柳宗元灵柩回祖地安葬，还请刘禹锡帮助编订诗文集。刘禹锡手拿遗书，痛哭失声。刘禹锡不仅完全照着柳宗元遗书中的吩咐来办，而且“友道尚终，当必加厚”，更加隆重地料理柳宗元的后事（参见刘禹锡《祭柳员外文》）。

　　试问有几人的友谊能肝胆相照到如此境界，亲兄弟也未必吧。因此在柳宗元客死柳州任上后，刘禹锡花了多年心力，整理柳宗元的遗作，然后又全力筹资刊印，使其得以问世，并收养了柳宗元一个儿子。可以说没有刘禹锡，也就没有柳宗元文集的刊行于世。

　　这种好到骨子里、从不被辜负的友情，这种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友情，才是醇厚纯美的友情。柳宗元与刘禹锡就给我们展示了这种虽然伤感却非常动人的经典友情。

　　作品 2022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