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铁站出口，出租车和黑的士挤成一团，司机们竞相冲着出站的人群招喊。我站在台阶上，打眼一看，停车场里打双闪的车子至少有七八辆，不知道哪辆才是刘赐的车。
“海东人民欢迎您！”——对面宣传架上的红色字迹倒是清晰，又大又亮，用十几盏斜灯探照着，如乡下露天电影通体发亮的银幕。
好不容易，摆脱了几拨拉客仔的纠缠，最后才在出口处一家卖粿条汤的铺头前，对上了车牌号码。刘赐开的是一辆丰田卡罗拉，看起来有一定年头了，车窗玻璃竟然还加装了布帘子，使之看起来更像一部“老爷车”。这让我一下子有些迟疑，迟疑不是嫌车子土，而是突然觉得大老远回来找这么一位老同学，是不是有点欠考虑了。
刘赐嘴里咬着烟，正手忙脚乱地把我的行李塞进后尾厢里，里面堆的东西显然有点多，他挪了好几下位置，才终于把车后盖合上。
“大导演，欢迎莅临小海东。”上了车，刘赐这才笑呵呵地说道，他至少没把“莅临”说成“位临”。因为被真诚地称呼为“大导演”，我的脸突然火辣辣起来，幸好是在夜里，旁人看不出我的窘迫。刘赐见我没说话，只是呵呵笑着，车子七拐八拐，很快就出了高铁站，驶上了大道。
从深圳回来之前，我把所有认识的家乡人都捋了一遍。这些年，参与拍了几部网剧，其实都是豆瓣评分低得离谱的大烂片，却并不妨碍不少同乡纷纷联系上我，加了微信，其中就有老同学刘赐。刘赐的朋友圈整天咋咋呼呼的，乱七八糟一天要整十几条。我多少有些瞧不上，因而他的朋友圈我从来没点过赞。刘赐却丝毫不计较，只要我一发朋友圈，他一条不落，点赞加评论，秒赞，秒评，几年来从未间断。
在微信里，我先把回海东的意图跟刘赐说了。我选择用文字的方式，字斟句酌的，生怕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刘赐立马回了一段近六十秒的语音，啰里吧嗦，先是说了一通奉承的话，最后几秒才说：“没问题，需要我跑腿引见的，你尽管说，海东哪个角落我都熟，再说了，这地方也就浪巴一样大……”
副驾驶座上的杂物硌得我很不舒服，显然这儿平时不是预备给人坐的。除了屁股能沾点位置，我的双脚一时也不知道往哪放，脚踏处同样堆放着东西，我不好意思把脚搁上去，只能半屈着双腿，像是蹲在座位上大号。
“都是些工具，平时就靠它们下乡，有时也跑山内。”刘赐似乎看出我的不适，他转而又说，“你看起来一点没变，除了……我看样子比你要老十岁吧。”说完他哈哈大笑，他欲言又止的应该是我扎起来的辫子——真要说像个导演，我这一身行头确实不落伍。
不过，身边这个男人的变化是有些大，我们至少有二十年没见了，如若是路上遇见，怕是完全认不出来了。然而既然确认了，倒是在举手投足间，说话的语气里，渐渐地便和记忆里那些已然杳远的碎片对应上了。
“你也没多大变化。”我的客套话显得很假，说后脸更热了一些。
二
估摸半个小时的样子，车子就开进了海东城。夜里的小城亮晶晶的，像是乡下儿童刚穿上崭新的内置发光二极管的旱冰鞋，河道两边的建筑物都镶了灯带，使之看起来有了过年的气氛，虽然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车窗内，隔着一层撩起的格子布帘，螺河两岸高高矮矮的楼房被灯带勾勒得轮廓分明、璀璨耀眼，就连底下的河水也波光粼粼。
对我而言，海东不仅是一个县城，一个突然明亮起来的县城那么简单。海东是我少年时期一段难忘的记忆，可以说，那段记忆是唯一顽固地还残留在我脑海里的有光亮的东西。二十年前，我搭乘中巴来县城参加中考，就住在螺河边的金鸡宾馆，那年我十七岁。别看都十七岁了，乡下人在那个年纪其实还像个小孩，傻乎乎的，没见过世面，对陌生的事物缺乏认知。我到现在还不太确定金鸡宾馆大致在河岸的哪个位置，只记得就在河边，不是北堤就是南堤，宾馆院子里有三五棵高大的木棉树，考试那会木棉花基本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和几朵尚存的卡在枝头的已经风干成暗褐色的枯花。而我就像那枝头上的枯花——同学们要么是父母开车接送，要么几人一起包车，唯有我是独自一人搭乘中巴来的县城。我记得考试那几天还下雨，螺河上的水浮莲绿油油的，我们沿着河堤走一段路，就到达考场了，也不记得学校的名字，只知道在河边，校园里同样长着几棵高大的木棉树——似乎那时的县城到处都是木棉树。
眼前所见的河堤却都是密密匝匝的榄仁树，像是一顶顶厚实的雨伞，擎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倘若是突然空降此地，我大概会误以为这儿就是深圳的某个城中村，至少，在我租住的西乡麻布村里，有些场景看起来就和海东城相差无几。当然，整体的气质还是不一样，县城作为一个浓缩的整体，无论是楼体、街道、广告牌，乃至铺面的装饰，相比城中村，多了一些“独挡一面”的粗俗气质。
刘赐的车正沿着河堤西行，如果没猜错，正是当年我出了宾馆步行去考场的方向。
对于县城的夜景，这些年来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主要是来的次数太少，五根手指头就足够数清楚。不过相比于大城市，县城的夜晚却对我产生了非同一般的诱惑，甚至在到来之前，我躺在深圳的出租屋里，侧着身子就能望见对街洗脚城的霓虹灯，心里却把它替换成海东城的夜景。在县城过夜，虽说不是第一次，二十年前那个夜晚，似乎又是不存在的，仿佛那时的县城只有白天，我记得跟随几个镇上的同学出了宾馆，去过一趟街角的药店，从时间上看，那绝对是晚上，因为街道上已经行人寥寥，地上到处是随风翻飞的干木棉花——同学们每人买了一小包西洋参，说是考试时泡水喝，可以提神。我第一次听说那玩意，一伙人中，只有我没买，心里自然不信那个邪，主要也是兜里没钱。
见我没说话，刘赐随手摸了支烟点上，对我说：“大导演多少年没回过海东城了？”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某种意义上，海东城并不算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海边村落。海东城对我而言，仍和少年时期一样，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异乡”。
“二十年该有了吧。”我应付着，突然正起身子，眼睛特意朝着车窗外逡巡，问道，“对了，这河边是不是有一家金鸡宾馆？以前我来这里参加中考，住过。”
如果金鸡宾馆还在的话，应该也不会叫金鸡宾馆了，这个名字很不符合现在流行起来的小城审美，至少也应该改成凤凰酒店什么的。如果可以，我倒想再次住进去，也没什么目的，就是怀旧，或者说心底还有一股未曾被生活磨灭的文艺意气。
“金鸡宾馆？”刘赐念叨片刻，“没印象啊，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也没听说过河边有什么金鸡宾馆，你大概是记错了吧。”
刘赐的话毋容置疑，不过我也不死心，继续说，宾馆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木棉树。
刘赐说：“要说木棉树，老区政府的院子是有几棵，区政府搬去开发区后，木棉树就被砍掉了。”
我也糊涂了，是不是真的记错了？或者说，那家宾馆并不叫金鸡宾馆，是其他的什么谐音，比如锦集宾馆之类？然而我的记忆不可能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即便什么都记不清楚了，“金鸡”两个字却是可以确定的，我亲眼见过宾馆的招牌，掩掖在木棉树的枝丫里，像是一帧特定的画面，在某个瞬间，在记忆的长河中很突兀地呈现出来，如被特意保存的字条，白纸黑字，无须辩驳。
“大导演请放心，来海东就听我的安排，我带你去全城最好的酒店，早上起来，可以望见乌坎码头的渔船出港。”
车子继续沿着河堤西行，行人和电瓶车逐渐多了起来，都把机动车道给占领了。很显然，我们已进入县城最热闹的地段，从车里往外看，任何热闹的夜景似乎到哪都一样，乌泱乌泱的，可是又哪跟哪都不一样。这也是我一直喜欢到处跑、到处看的原因。
外面是类似“小吃一条街”之类的街市，各种小吃摊子，其中最显眼的便是“五果汤”，是海东人最喜欢吃的甜食宵夜，夏天做成冷饮，冬天做成热汤，多少年吃不厌。我突然很想下车，去吃一瓯热气腾腾的五果汤。
三
刘赐把我拉到万国酒店，说是全城最大的了，我看这名号确实挺大的，那个若有若无的金鸡宾馆，肯定比不上。在前台登记时，刘赐抢着要付钱，被我拦住了。我说，公司可以报销，别客气。刘赐愣了一会，没明白我的意思，看样子他是真的要负责我在海东城的一切费用——海东人就这副德行，无论有钱没钱，朋友来了，面子得给足。我解释说，这次来海东，算是公务，是出差来的。刘赐哦哦几声，拎着刚在街市打包的两份五果汤，讪笑着退到一边。没能帮我付钱，他似乎有些没面子。
我拿了房卡，走近电梯，回头却看见刘赐朝大厅的沙发走去。他的腿脚明显有些跛，像是一只脚长一只脚短。我来不及细想，只是感觉讶异。
“我在下面等你。”他大声说，厅堂里响起回音。
电梯里就我一个人，加上我那笨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的几乎都是摄影器材。楼层里也静悄悄的，除了服务员，没遇见其他旅客。说实话，这让我有些沮丧，像是全城唯一一个需要住酒店的外乡人。我急忙找到房间，放好旅行箱，脱了外套，转身就关门下楼。在电梯里，有那么一会时间，我迅速调整好心情，自觉在脸部制造出愉悦又自信的表情。在此之前，我确实没表现好，至少让老同学有那么一些失望了。电梯叮的一声在首层打开时，我张开笑脸，像是第一次出门会见来客。
我得重新捋一捋我所要会见的“来客”，以及我们之间的渊源。
确实，高中过后，我们就断了联系。我们曾是最为要好的同桌，我还去过他家，第一次坐电梯，晕乎乎的，具体事情不太记得了，事先也知道他父亲在政府部门上班，看起来很严肃，当天却为我们做了牛肉粿条汤，很好吃，至今念念不忘。我还记得刘赐管他爸叫大伯，听着很见外，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那是我们这地方的陋习，孩子出生后去算命看八字，先生如果说这孩子命大，就会建议孩子管爸爸叫伯伯、叔叔，甚至叫阿丈什么的，否则会相克。不过，刘赐管父亲叫大伯却不是因为命大，具体原因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年刘赐并没有参加高考，似乎还没上高三就辍学了，在同学们眼里，是个突然消失的人。至于我呢，高考落榜后，和家人吵了一架，还差点寻了短见。这些年，除了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一年，基本都在珠三角辗转，从文化公司到影视公司，跳的槽比我去过的地方还多。本来嘛，我连家人都没怎么联系，怎么可能会想起老同学呢？是刘赐几次三番，把我拉进同学会，还要我挂个副会长什么的。我婉拒了，一则是没时间，二则也是没兴趣，跟他们已经说不到一块去了。
没一会工夫，刘赐已经在玻璃烟灰缸里掐灭了两个烟蒂，他的烟瘾真大，而且每次抽烟都会把烟蒂咬得稀巴烂，不像是抽烟，倒像是在吃烟。见我在他对面的沙发坐下，刘赐忙把桌上的硬壳中华推给我。我不抽，或者说我只抽中南海，就摆手挡住了。一时之间，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之前也没在微信上聊过什么话题。我努力回想，读高中那会，我们都有过什么经历、聊过些什么——那时肯定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不会有找不着话题的苦恼。
“嘿，你是想拍部什么电影吗？”刘赐迟疑着问，他大概是怕问得外行。
“还没确定。”我把桌上其中一份五果汤打开，“有可能是一部纪录片。”
“纪录片？就像《舌尖上的中国》？嗨，那么海东的五果汤就可以上啰。”刘赐笑着，也打开眼前的泡沫桶。
“是的，可以考虑。”我拿起勺子搅了下汤水，其实不止“五果”，里面有桂圆、白果、莲子、薏米、百合、绿豆、银耳、姜薯，等等，估计有十几种。
“不过说实话，这类片子现在可多了，一打开电视到处都是，什么海鲜啊早餐啊火锅啊，各种各样，看都看不过来。”
刘赐说的没错，这正是我们团队踟蹰的地方。这些年吧，我们灰头土脸，是拍了不少片子，不全是网剧，还有各种广告、专题片、短视频，说好听点是做影视，说不好听的，就是打影视的杂工。现在这年月，能忽悠到钱的项目越来越少，酒桌上喝个半死也不顶用，不是项目本身不好，而是老板们都学精了，看似票房一天几个亿往上涨，其实就是金字塔尖那一小撮人的狂欢，塔下撑起底座的人群，乌泱乌泱的，也就每天领几个盒饭的命。
很不幸，身在影视界底层，我又不能实话实说，还得自制光环，麻痹自己。在那些过时的演员、跑龙套，或者想当明星的女孩面前，我又俨然成了伯乐，仿佛他们能不能红起来，全靠我的赏赐。一部网剧，从筹备到杀青，确实挺费劲，但是上不了院线的东西，自己看着都寒碜，除了亲朋好友，没几个人愿意点开，付钱的就更少了。基本上拍一部赔一部，我们都差不多半年没活干了，偶尔帮人写写剧本，也很少能顺利拿到钱。说是出差找素材，更多是想找个地方散散心。不过要拍一部纪录片的事，却不是我心血来潮的决定，比起那些乱七八糟的网剧，我对纪录片有一种近乎天生的喜爱。我也知道那玩意会比网剧死得更惨，反正干什么都赚不来钱，干脆破罐子破摔——这种孩子一样执拗的想法反倒让我悲壮起来，像是被某股力量给蛊惑了。
大冷的天，我们面对面，吃出了一头细汗。刘赐接着话题，又瞎聊了一通海东美食，什么粿条汤、鳗鱼粥、炒粿卷、蚝烙、牛肉丸……他如数家珍，看来平时没少吃，是小城那种典型的到哪都得先找口吃的吃货，这点看他发胀的身形就基本清楚了。我离开家乡多年，多数只是听说，并没有真正吃过，再说多年在外混迹，早就学会了庸常的口味，吃什么都不挑，吃什么也吃不出感情来。比如眼下这碗五果汤，味道是跟其他甜品不一样，不过也大同小异，没什么非得要放进纪录片吹嘘一番的必要。我对吃食不感兴趣，我想寻找更能打动我的东西。
垂体生长激素腺瘤并发糖尿病患者病情复杂，手术切除是临床针对该类患者的主要治疗方式。手术是一种应激源，可导致患者生理、心理上均产生创伤应激反应，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反应，一方面对手术方案的实施造成影响，同时不利于术后康复及患者预后[3]。此外，术前患者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普遍伴有沉重心理压力与精神负担，依从性较差。因此，手术期间护理方案的实施至关重要。
这时酒店大门走进几个拖着行李箱的客人，正说着普通话前往柜台登记。看来不独我一个旅客下榻万国酒店。我竟然松了口气，像是赶夜路找到了伙伴。
“那个，”刘赐又点上烟，“老政府过身了，你知道吧？”
我一愣，半会才明白刘赐的意思，海东人口中的“老政府”指的是父亲。
“你爸他……应该还很年轻啊。”
“嗨，老政府他——刚退休，胃癌，查出来没多久就没了，一个月不到。”
刘赐显然不太习惯管他父亲叫“爸”，在外人面前叫“大伯”又不合适，只好说成“老政府”。我估计他从小到大还真没当面叫过一声“爸”。
四
吃过五果汤，我架不住刘赐的邀请，又随他出去街上吃鹧鸪粥，不知是野生还是家养的鹧鸪，一只煮粥一只爆炒，吃起来跟鸽子肉似的。本来我在高铁上就已经吃了快餐，估计几块干巴巴的鸡肉还堵在胃里没消化呢，实在有些吃撑了。我们还喝了酒，一人一小瓶五指毛桃，刘赐推荐的，说吃鹧鸪就得喝五指毛桃。我也就客随主便，不过酒真是奇妙的东西，一晚上彼此都拘着，几口酒下去，就全都松懈了下来。我主动跟刘赐要了烟抽，刘赐很开心，立马到隔壁便利店给我买了一包硬中华，丢在我桌前，嘻嘻哈哈的，“没卖中南海，味道怪怪的，海东人不喜欢。”他还说早就看出来我是抽烟的，喝酒的人可能看不太出，藏得深，抽烟的人就不一样了，眼神里能看出来有一种对烟雾的迷恋。他说的还蛮有道理。
那是一条小街道，在酒店对面的拐角处，不远，夜有些深了，吃东西的，过路的，都稀稀疏疏。大多时候，摊档里就我们两个人，摊主看样子和刘赐认识，不时过来派烟，每次都莫名其妙地叮嘱刘赐，刘先生，有时间来给铺头看看，最近没什么生意哦，不知是不是哪里又犯冲了。刘赐都含笑不答。
我悄声问：“你还懂这个啊？”
刘赐笑了笑。似乎不太好意思跟我细讲，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那是错觉，他的不好意思是欲擒故纵，在我的追问下，刘赐很快便开始讲他的“光荣事迹”——而我也越听越兴奋。
出乎意料的是，刘赐竟然真如摊主所称呼的，是一位“先生”。海东人不会随便管人叫“先生”，能称得上先生的，得会看风水观面相、四柱八字、定基谢土、红白喜丧，为死人点墓穴，给小孩择日出花园……这些都是他们的业务范畴。在此之前，我能想象刘赐是个政府职员、是个小老板，甚至是个中学老师，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会是一位“先生”。这让我一下子对他又感觉陌生起来，这种陌生不是物理上的距离，而是身份上的差距，就仿佛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一位“先生”打交道，而此刻，他却是我的老同学，面对面坐着吃鹧鸪粥、喝五指毛桃酒……嗨，实在有些梦幻！我怔怔地看着刘赐，内心却隐隐觉得，这不就是我此行所要寻找的吗？
刘赐侃侃而谈，听他的口气，他在海东还是一位名先生，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号，这小城里一半以上的喜丧场面都需要他出面，就连政府部门改建、搬迁，具体到办公室的布置、窗户的开闭、鱼缸盆景的摆放，都得请刘赐上门一一指点迷津，无论多大的领导，那会都得客客气气地给先生敬茶献烟。
我一下来了劲，坐直了身子，“你怎么就干起了这个？”
问完又觉得有些不妥，好像刘赐不该干这个似的。实际上我并没有看不起他的意思，反倒有些敬佩，这可不是一般人想干就能干的，术业有专攻，还得天赋异禀，跟写剧本、拍电影是一个理，又不是一个理。这些我都懂，只是无法掩饰内心的惊讶。好在刘赐没计较，或者没工夫咂摸我话语里的意思，他几乎抢着我的话头说：
“嗨，说来话长，俗话说的，我这些年除了牵猪豭，什么行当都干过。当年我私自决定辍学，把老政府气得差点吐血。他把我送回镇上读高中，就是希望我能顺利地参加高考……可他不让我住宿舍，非要我住在叔叔家里，他每月给我叔叔五百块的生活费，那时五百块不少啊。叔叔是待我不错，看在钱的面子上，我那婶子刚开始态度也还可以，慢慢就不行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在我叔叔家借住的那两年，过得真是憋屈，偷偷哭过不少回……”
作为同桌，刘赐有过这么一段经历，我多少有些了解。经刘赐这么一说，我隐约也记起一些来，他叔叔还是渔民，我们有时会结伴去东宫码头，隔着脏兮兮的沙滩看他叔叔晾晒渔网和清洗船体。
“离开学校后你干了什么？”我问。
“嗨，就是瞎搞呗，那时和老政府不能见面，一见面就吵。其实我也不是什么都不干，我去学过医，石家庄一所医学院，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哪看到的招生广告。第一年去就下大雪，把我乐的，大晚上不睡觉出去逛到深夜。我们这里，一辈子到死也见不着一回雪啊。不过，学医也没学成，回来后，去人民医院实习过一段时间，老政府托了不少关系才进去的，最后是我自己不想干的，我那水平，哪能留在医院那种救死扶伤的地方呢？我又私自跑了，没跟老政府打招呼，又把他给气的，发誓再也不理我了。哈哈。”
刘赐笑得有些酸涩，他继续说：“那之后，我就完全放下架子了，应该说，是完全不把老政府放在眼里了，我什么活都干，什么钱都赚，十几年，就这么过来了。当先生还真是个意外，朱文保老先生你知道吧？我们海东城大名鼎鼎的老先生，他就是我岳父，我娶了他女儿。”
“哦。”
我举起小酒瓶子，和刘赐碰了一下。
回到酒店时，已经是凌晨了。
我洗好澡，却又睡不着，移步坐在窗口的椅子上，目光刚好能俯瞰穿城而过的河流。如果是白天，如刘赐所言，应该还真能望见远处的乌坎码头。如此居高临下，街道、房屋、河流和树木，竟然都呈现出别样的形态，像是梦境里出现的景致，被刻意拉长的距离，有一种行走其间所无法感受的诗意与美感。是的，阴柔弯曲地摆放在大地上的螺河，昏暗的躯体闪烁着细碎的灯影，像是一条安逸的巨蟒。楼体的灯带制造出很亮的光，不过从高处看，灯带都隐藏了起来，倒是河堤上披了一身闪灯的榄仁树，紫的红的蓝的，一簇簇，一圈圈，极为壮观地勾勒出河流蜿蜒的走向，类似于作家在现实的素材下进行艺术的虚构，自然也像导演通过镜头语言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这么想时，我突然感觉整个城市和人群都虚幻了起来，不像刚到时直接面对那么具体了。都这把年纪了，我还是害怕一切具体的东西，觉得只有虚幻的、想象的，才是文学的、艺术的、电影的。我开始想象如何用镜头去表达一个古老而传统的县城，老城区、老物件、老习俗、老行当……在这黑夜里，被一条暗涌的河流冲刷得泾渭分明、面目清秀。我的脑袋里突然跳出一个词——没错，这个词就是“先生”。
我简直有些兴奋，想立马给刘赐打电话，犹豫了一会，还是决定先睡一觉。
五
结果一睡就是两天——当然，也不是整天都在睡觉，第一天我穿上马甲背着相机把河对岸的老城区逛了个遍，街上人对我特异的形象充满好奇和警惕，这反倒激起了我的兴奋，在县城最老的马街拍了不少好照片，那些日渐翻新的铺面中还隐藏着岁月的痕迹，如老电影院的拱形铁制大门，骑楼墙体上泥灰剥落的毛主席头像和语录，粮所长长的巷子里一块清代的下马碑还立在苍梧的木棉树下……
第二天我就没打算出去了，除了下楼吃饭，剩下的时间都被我有意肢解得零碎，它们以不同形式在酒店的房间里表现，其中包括泡茶喝茶、挑几张照片发了朋友圈然后等着人们点赞、打开笔记本试图把写了一半的剧本接着往下写、看了十几页马尔克斯的自传、站在窗前果真能远眺到乌坎码头的渔船出港（这占去了大部分时间）。
其间我也想过是不是应该回村里看一看，自十多年前离开后，我就没再回去过。前些年，父母跟随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哥去了广西，不知道是南宁还是桂林，反正我一时能想起的也就是这么两座城市。我们几乎断绝了来往，不过前几年我哥突然加了我微信，似乎对当年阻止我复读高三的事有歉意，却只字不提，我也假装不在意，除了逢年过节发发短信，平常的交往就是偶尔给对方的朋友圈点个赞——我上传马街的照片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屏蔽我哥，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回来了。
这么一想，想回村里的兴头很快就萎靡下来了。虽然叔伯堂侄们还在，多年的隔阂，早已经很陌生了。
一直到第三天，我才等到刘赐有活干。
刘赐把车开到酒店门口，叫我下楼。我问去哪。刘赐说：“你不是说下次有活带上你嘛，现在有了，山内一户人家刚起好新厝，请我今天去谢土。”
海东人把建房子称作“起厝”，而且比什么都重要，得请先生看风水测分金，破土做基，竣工谢土，有一整套礼仪要恪守。我们脚下的土地有着本来的面目，无论是平原还是沟壑，破土起厝建楼房，挖掘打桩，灌注水泥，势必就是一种侵犯。如果说破土是知会，那么谢土就是致谢之意，谢过土地之神的允许与庇佑。在我们海东，谢土仪式甚至比从国土局申请到房产证还要重要。
我急忙带上摄影器械，下了楼，刚一上车，心中竟涌起一股异常的激动，像是即将奔赴某场艳遇——这种感觉，就算是以前网剧开机，站在一群俊男靓女中间，也不曾有过。
出城路上，刘赐一边开车一边跟我解释什么是谢土。我发现他只要说起自己在行的东西，就显得十分自信，像是换了个人：“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由七十二位土神掌管着，七十二位啊，哈哈，比去国土局审批材料还要森严，所以说阴间和阳界一个鸟样，分门别类，门门类类都有领导把守，想要动土开工建造起厝，就必须得层层打点，才能得到应允和庇佑呀。”
我能听得出来刘赐话里有话，也可能是纯粹在开玩笑。
我们是怎么出城的，朝哪个方向出的城，我全然不知，只知道车子很快就抛弃了城区，几处蹊跷的弯道之后，就开始行驶在进山内的路上了。进山的路出乎意料的宽敞，路上又几乎不见行驶的车辆，加上山区多雾气，路面的柏油湿漉漉的，乌黑得发亮，像是刚铺上去的，偶尔还有拖着长绳的牛或羊群横穿过马路。除此之外，山道上有一股不受季节左右的阴凉，夏天还好，如今是冬天，车厢内一下子就像开了空调。
其间，刘赐接打了几通电话，能听得出来，他还有一个小团队，平时各干各的，需要时一声招呼就凑在一起。这么一来，刘赐更像是他那个行当里的包工头，因而也可以得知，谢土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胜任的仪式。
“你进过山内吗？”刘赐突然问我。我摇摇头。仔细想想，我身为海东人，实际上又没到过海东几个地方。高考落败后，我在老家那个破旧的分校当了两年代课老师，那两年里，我甚至连村子都很少出过，像是故意要那么干，如被囚禁在泥盒子里的蝉。
山内却是听说过的——山内只是我们山外人的说法，作为客家人的聚居地，它还有个更好听的名字，叫鹿河。早些年，因为交通不便，言语又不通，山内与山外有些隔阂，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情况肯定不一样了。刘赐接着还跟我说了几句客家话，以表示他这些年在家乡走南闯北，福佬话、客家话、潮汕话，都不在话下了。
车子在山坡间起起伏伏，刘赐开得并不快，一是不赶时间，二是也得时刻提防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牛和羊。两边的山体并不高，虽然搭眼看出去，也有重峦叠嶂的样子，却几乎都是小山坡，山坡上能辨出来的，除了荔枝林，就是油柑树。时下不是结果的季节，树木有些蔫意，颜色仍是绿的，只是绿得有点单薄。
半途，刘赐停车下去小便。我也跟着下了车，站在路边，看着老同学的背影，再次确认他的腿脚是有些异样了，正一跛一跛地朝树丛里走去。事实上，异常的东西一旦被在意，就会越来越明显。我在脑海里搜索，坚信读书时刘赐的腿脚应该是正常的，看来这是后来造成的。我也不好意思把它当作话题拿出来聊，只是看着刘赐陌生的背影隐没在草木里时，突然有种错觉，这真是我的同学吗？
撒完尿，刘赐笑呵呵的，如释重负，显然一泡尿让他憋得慌。他站在路边，远眺了一会山下的河道，并不急着上车，而是拿出烟来吸。我也要了一根，车外有些冷，宽大起伏的山道上，目之所及就我们一辆车子和两个人。
“你的前列腺没问题吧？”刘赐突然问我。
“前列腺在哪？”我问刘赐。
刘赐哈哈一笑，“那就是没事了，要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身体的某个器官在哪，那个器官肯定就出问题了。”
刘赐说的没错。有一段时间我胃不好，反流性胃炎，那时我就能清楚地意识到胃连同食管一直到喉头的存在，它们正是用疼痛来显示存在感的。
“你前列腺怎么啦？”我又问。
“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医生说死不了，可是也治不好。我是学过医的，虽然现在全还给老师了，不过对人体和病理还是有个理性的认识，慢性病嘛，就得学会好好跟它相处，没别的办法。”刘赐吸了一口烟，呼出来时，烟和雾气混合在了一起，“就是有些烦，一小时就得撒一泡尿，我平时开车都不敢上高速。哈哈，感觉吧，就像那个医生说的，人身上有点小毛病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它就像个闹钟，不会让你躺在床上过于舒服——不舒服就对了，人生哪有那么舒服的，是吧？你看起来前列腺蛮好。对了，你结婚了吗？”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说结了吧，现在又单身，说没结吧，曾经也有过老婆。
“结过。”我丢了烟嘴，用脚蹍灭，冷风像蛇一样从身后袭来，我缩着身子向车门走去，伸手拉开，“走吧，挺冷的。”
六
是的，两年前，我离婚了。
离婚当然不算什么，不过在海东人看来，还是不光彩的事情。我不想和刘赐谈及婚姻的事——老实说，我还没从离婚的阴影里走出来。我仍爱着我的前妻，我相信她也还爱着我。我们现在的状态更像是以离婚的方式分居了，彼此还都保持着适当的联系，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也约好要陪孩子出去玩一回。我们的儿子已经三岁了，由前妻带着，她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把工作室开在了家里，工作和家庭都会安排得井然有序，说起来是我的介入打乱了她原本和谐的生活。
坐回车里，我竟忍不住打了几个寒噤，刘赐笑盈盈地看着我，似乎希望我继续刚才的话题。我想还是谈点别的吧。老同学见面，最保险的当然是谈谈青春往事。
“那个，对了，”我故意清了清嗓子，“你和陈玉眉还有联系吧？”
“陈玉眉？”刘赐迟疑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哦，不过她现在改名了，叫陈玉纯，大学毕业后回扇背中学教书，听说都当上主任还是副校长了。”
很奇怪，我对陈玉眉还有印象，并且还能随口叫出她的姓名。事实上，我对大多同学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别说姓名，相貌也多数想不起来了。之所以能记住陈玉眉，大概是因为她曾和刘赐有过那么一段不知真假的恋情。刘赐后来辍学，在我看来，多少也和那段懵懂的情感有关系。不过听口气，刘赐应该是淡然了，至少他说起陈玉眉，一点都没觉得难为情，或者像我一样，想避开不谈。
现在想起来，我们当年读书的扇背中学真是得天独厚，背靠待渡山，面朝大海，几幢外墙是水磨米粒还缀有玻璃碎片的教学楼依山而建，早上从码头方向射过来的阳光可以把它们照得金光闪闪，每天看起来都是崭新的，尽管已经是老建筑了。那时我就寄宿在学校的宿舍楼，从阳台往外望，目光越过低矮的楼房刚好能看见半身的妈祖石像。我很少回家，周末和节假日一般也不回，主要也是为了逃避干农活，因而我哥对我的怨气很大，说我读书能有什么用，插秧不会割稻不会，整天只知道看书。所以有些时候，我感觉整个扇背中学就住着我一个人，而刘赐也不想回他叔叔家，我们便约好，没事就沿着学校的梯道爬上山顶，其实也不高，不过到了山顶，整个小镇就一览无余了，近处能见东宫码头繁忙的景象，停泊的渔船，遍地鱼筐，更远处则是浩瀚的海面，像片树叶那样漂在水面上的渔船以及更大的邮轮，像是海上生长起来的山体，岿然不动。
一开始是我们两个人，后来加进来陈玉眉。有一段时间，我们三人几乎形影不离，陈玉眉的成绩比我们都要好，她和我们在一起，为了掩人耳目，就声称是在帮我们补习。那时班主任老李一厢情愿地促成不少相互帮扶的对子，我们三人是主动结在一起的，还有点怕被拆散的意思。当然，主要是陈玉眉和刘赐结对子，我当“电灯泡”的时候多。
刘赐和陈玉眉之所以能走在一起，大概跟他们都是插班生有关系。刘赐来自县城，陈玉眉更远，她是从省城广州转回来的，长得白白胖胖，算不上多么好看，但是因为足够白，而且还背着一个大城市回来的光环，就难免让小城镇的孩子高看一眼。我就更加不用说了，每次有陈玉眉在，我说话都会结巴。按理说，刘赐和陈玉眉这种从外地转回来的学生，无论成绩好坏，身上都是自带光环的，与我这个乡下的穷小伙应该走不到一块。但是没办法，老李不知道是故意的呢，还是随便那么一点，就把刘赐安在了我身边。那时的课桌还都是双人座，桌面上除了各位前辈留下的墨宝，最为显眼的就是中间笔直的分界线。我和刘赐同桌差不多两年，一直到他辍学，其实都很友好，没有吵过架，更没有因多占对方一点桌面而不高兴。不过，刘赐似乎没真正开心过，在叔婶家寄人篱下，在班里他其实也“自信”不起来。和陈玉眉不同，刘赐转学回扇背中学，多少有点让人怀疑他是在县城混不下去了，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我当然不关心那些，从没有问过刘赐任何家事，包括他叔叔一家。他那时跟我走得近，也是因为我话比较少吧。
但是话少并不代表我对刘赐的情况一无所知，事实上，自从刘赐一转学回来，班上那些话多的同学都开始在背后传播开了。他们是本地人，多少知道些刘赐家人包括他叔叔的情况。照他们传的，刘赐其实是个超生儿，是个超生儿也没什么，我也是超生儿，我哥才是那个被准许降生的人。刘赐和我一样，都是超乎国策之外的赘生物。不过，同样是赘生物，我们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区别源自于我们的父母。我的父亲作为一介农民，他只需要付出一笔罚款，就能为我这个赘生物购得一纸户口。刘赐就不一样了，他出生那年，也就是说，他家还没有搬去县城之前，他父亲就是扇背中心小学的副校长了。刘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当时已经不小，快读中学了，按政策，他家是绝对不能再生育了。应该说，刘赐决定来这个世界时，既挑准了日子，也挑准了人家。好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保住父亲的饭碗，刘赐即便后来也跟着家人去了县城，身份却一直像一颗疣肉那样寄生在叔叔家的户口本上。
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刘赐是不是还和当年一样，忌讳与人谈及身份和户口的问题。我也已不是那个话少的少年了，或者说，即便我还和当年一样话少，却也开始“口是心非”起来。我突然很期待刘赐能跟我谈谈他的家事，以我的敏感，我总觉得他以及他和叔叔那一家子的故事，对我的创作多少有些帮助。
“你当年和陈玉眉的事，到底是真是假啊？”我故意继续谈及陈玉眉。
“嗨。”刘赐傻笑着，“闹着玩呗。”
“我看不像。”我也笑着。
“是，我是喜欢过她。”刘赐坦然承认，“还不是因为当年我们都是插班生，比较聊得来。”
“不过，同样是插班生，她可比你风光。”我说，“那时同学们都在背后议论你。”
“我知道。”刘赐哈哈笑起来，“多大的事哦，要不我也不用转学回去……怎么说呢，就像起厝造房子，我是那个事先没有征得土地神同意就动土的，属于违建，最后也不用谢土了，好不了，这种房子，还得拆了。”
刘赐这么一说，还真是形象，就是说，我们连“谢土”的资格都没有，即便建好了，也是一栋不被祝福的“凶宅”。
“其实我和你一样，也是超生儿，现在外面我们都管自己叫超人，我们就是一代超人。不过话说回来，不是我多嘴哈——”我严肃起来，“如果，我是说如果，你的户口不寄放在叔叔那里，你应该不会那么早辍学，再往前一步说，你肯定也会认真一点读书吧。”
像是被我说中了心坎上的软处，刘赐沉默了一会，才叹了口气说：“那肯定不一样，能一样吗？我这辈子就没喊过一声爸，到现在我还不习惯叫他爸，只能叫他老政府。老政府一辈子是吃政府饭的，本来就谨慎，何况家里还藏着我这么一颗定时炸弹。从我记事起，他就要我管他叫大伯，管我妈叫大姆，幸好管我姐还叫姐，要不我真怀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家里。老政府不但一次也没带我出去过，要是家里不幸来了人，我还得躲在房间里，有一次实在躲不及，我被家人强行塞进排骨椅下面，足足一个小时，我就那样仰躺在椅子底下，看着客人肥胖的屁股在排骨椅上勒出一道道圆混混的肉条……哈哈……一直到我上学，都那么大一个后生仔了，家里要是突然来人，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想躲起来，因为如果搞不好，稍有闪失，我就会把老政府的饭碗给砸了。他那么在乎自己的饭碗，当初就不应该把我生下来啊，你说是不是？”
我不置可否——好长一段时间，具体是与刘赐成为同桌之后，我还真羡慕过他，羡慕他生在一个干部家庭里。那时我想，即便是刘赐辍学了，他父亲肯定也老早就为他谋好职位了。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心里便很不是滋味。
其实嘛，类似刘赐他家这种情况，在我们海东也不算什么稀奇事，见惯不怪。那些年政策多严啊，各种怪事层出不穷，还有酿成血案的。我和刘赐出生那年，镇卫生院负责手术的医生下班时，半路上连人带车被人推到河沟里，淹死了。这个案子当时轰动一时，后来也一直被人提及，官方也好，民间也好，都纷纷引以为戒，只是方向不同。杀人者没多久就抓到了，又没多久就枪毙了。那会全国上下还严打呢，耍个流氓都要枪毙，何况还杀人，杀谁不好，杀的还是执行政策的妇产科医生。被害的医生后来作为英烈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其中有一点就是他在死前的一天里连续做了多场手术，堪称劳模。人们也知道，那天被手术的妇女中，有一个就是杀人者的妻子，当时已经怀胎八个月了。
我记得这事是母亲讲给我听的，母亲除了讲这事，还讲了她们如何钻甘蔗园逃避，才顺利把我怀到临盆分娩。“你爸胆小怕事，每次也跟着我们往甘蔗园跑，我就骂他，你一个大男人，身边又没老婆又没孩子，怕什么，怕他们拉你去枪毙嘛？”我一直记得母亲极其愤怒地说出“枪毙”二字，看样子不仅是在骂她的丈夫。
现在看来，母亲真的没必要费尽周折生我出来，他们已经有一个儿子了。事实证明，这么些年来，他们靠的还是第一个儿子，我对他们而言，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超生，生活上，我也抽离了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想，刘赐的父母大概是想要一个儿子的，他妈在怀上刘赐时，估计就已经有了预感，比如孕期的反应和前面那个女胎完全不一样，前面那个吐得要死要活，后面却什么感觉也没有，胃口还挺好，三餐吃完，还经常想吃点酸涩咸杂……他们几乎笃定就是一个男孩了，否则也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生下来，并取名为“赐”，感恩上天的赐予吗？
“你怪他们吗？”我问刘赐。
“嗨，这种事也不好怪。不过——”刘赐斜着瞄了我一眼，“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出生在别的家庭里，普普通通就行，至少不用这么别扭。”
七
事先我一点也没觉得，我们会这么热衷于谈及家事，当然主要是刘赐在说，而我倾听的热情却也一路不减，趁着话语的空隙，我甚至也提及了远在广西的父母和家兄。比起刘赐，我家那么一些旧事当然不值得对外人说起，但有时候，人是需要被鼓励的，倾诉也一样。我想刘赐应该不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尤其是在话语上，他外露的性格早在读书时就已经成型了，这么些年下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如此，关于他的身份问题，在小小的海东城里，至少在他父亲去世之前，他肯定也是三缄其口的，这里面既有从小被压制的惯性，更多也是自身形成的小城式的危机意识吧，总之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如今，面对我这么一个所谓“知根知底”的老同学，关键是我还只是小城的过客，匆匆而来也会匆匆而去，这大概才是鼓励他尽情诉说的原因。
我能理解刘赐这些年来的“别扭”，他跟我不一样，在小镇读书时，他就大手大脚，请客吃饭、买名牌运动服，甚至有一回陈玉眉过生日，他还请了班上差不多一半的同学去唱KTV。那时KTV可不一般，同学们大多是第一次踏进那种场所，算是大开了眼界。刘赐的“别扭”是他明知道不高兴，却又改变不了。那两年，他一直想和我一起，搬到学校的宿舍里住，却一直没得到父亲的同意。他父亲的理由也很充分，如果刘赐搬去宿舍，明摆着就是跟叔叔一家过不去，即便本来就是那么回事，但父亲不允许儿子那么干。我见过刘赐的父亲，也见过刘赐的叔叔，以我的印象，无论是形象、性格和谈吐，他们都不像是亲兄弟，估计他们兄弟俩要是面对面坐下来，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的，就如同当年我和我哥。
刘赐说，他父亲兄弟俩的关系打小就不咸不淡，性情是一方面，主要还是不同的教育导致的。哥哥读书成绩好，考了汕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回扇背镇中心小学当了老师。弟弟不是读书的料，初中还没念完，早早就在街上跟着人混了，惹过不少是非，后来结了婚，生了小孩，才知道要打工养家，别的事做不来，只好去码头卖力气，好在几年下来，也有了一艘属于自己的渔船。兄弟俩大概是因为什么具体的事情闹过矛盾，或者就是在成长过程中纯粹看对方不顺眼，有些怨气是长年累月积下来的，这在亲人中间最为普遍了。如果不是因为刘赐要解决户口的事情，他们应该就那样了，一辈子都不会亲密走动，甚至连逢年过节也渐渐少了礼节性的客套。不难猜想，身为老师后来又是副校长的哥哥，在那场兄弟间的冷战里是占尽优势的，当他低头向弟弟主动示好并寻求帮助时，内心的挣扎可想而知。而弟弟却怎么也想不到以前自觉低人一等的“贱民”身份，竟然还能给吃政府饭的哥哥提供那么重要的帮助。因为涉及姓氏、亲缘和保密的需要，能提供帮助的又只能是弟弟。对弟弟来说，那当然不算什么难事，只要有人把超生罚款补上，他家的户口本就不怕多填写一页。
尽管如此，刘赐的父亲还是害怕弟弟不答应。去码头找弟弟之前，他跟妻子说过，准备脸皮厚厚让人羞辱的了。他跟弟弟说明事情的缘由时，竟紧张得几乎是低声下气，完全不像他之前总是一副傲慢自信的样子。可是，还没等哥哥说完，弟弟就爽快地说：“你早点说嘛，就照你说的做，没其他事的话我出海了。”弟弟得体地送走哥哥，没有一句迟疑或揶揄的话语，这让哥哥颇感意外，像是一脚踩了空，身体又稳稳当当地落了地。
“老政府拖了不少年，就是怕我叔叔不答应。”刘赐笑着说，似乎觉得叔叔以那种方式把父亲“嘲弄”一回，也是蛮开心的事情，“差不多等到我快上学了，事情不能再拖了，我的户口才正式登记在我叔叔名下，为了办好这事，是费了些劲也花了不少钱。从那时起，他们兄弟俩的关系似乎还有所改善，当然也只是他们兄弟之间有了交往。老政府当上副校长后，经常有老师送他烟酒茶什么的，以前他不收，他本身不抽烟也不喝酒，后来就全都收了，因为有时要用到户口本，得上叔叔家里借，去了就不能空着手啊，烟啊酒啊都得拎上，就算我叔叔不计较，我那婶子的脸色可是天气预报，阴晴风雨全部能看出来。”
“这么看来，你叔叔人还蛮好的。”我说。
车子在山谷公路继续前行，我们仿佛进入了冰窟窿。
“老同学啊，说了不怕你笑话。”刘赐说，“我叔叔他越活越自信，就是从我的户口登记在他名下开始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至少啊，他比老政府自信多了，感觉自己有跟哥哥抗衡的资本了。相反，老政府就不一样了，怎么说呢？这人啊一旦有了秘密，还是绝对不能被人知道的秘密，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跟着改变，就像身上不干净了，沾了屎尿，就得遮遮掩掩，害怕被人闻出来，还得骗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老政府后来连看人的眼神都开始躲躲闪闪，明面上是个校长，实际上都没有我叔一个渔民来得坦荡了。”
或许，应该这么说，自从刘赐出生后，他父亲便突然矮了下去，以前挺得很直的腰驼了，高昂着的头垂下去了。目光开始躲闪，耳朵却时刻立起来，听别人在背后小声嘀咕着什么，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细软客气，谁也不敢得罪了，尤其是那些平时还看不太惯的人，单位里的，生活中的，再怎么遭遇不公，都不敢站出来厉声反对了。这人的状态一变，气场也就跟着没了，像是气球上有了个不易察觉的小洞，在暗地里滋滋漏气……因而他在副校长的位置上干了多年，终究没能转正。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刘赐父亲的命运才有所转机，他被借调去了县教育局。刚开始，他战战兢兢，不敢冒失，还来回两地跑，到老车站坐两块钱一趟的班车，礼拜一早上去县城，礼拜五傍晚回镇里。他喜欢坐靠窗的位置，喜欢透过中巴银灰色的车窗玻璃看沿途的树木和山河，后来大部分时间，他只是歪着头靠在玻璃窗上睡觉，有时还淌了一脸口水。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他正式调入县教育局，于是全家都搬去了那个看似遥远实际相隔不过五十公里的“大城市”——海东城。相比在扇背镇到处都是熟人，海东城的大和陌生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尤其是怀揣着秘密的人。那时刘赐已经读小学三年级了，开始懂事，他天真地夸大了父亲的能力，以为父亲在迁移户口时把儿子的事也处理妥当了。然而没有，刘赐转学到海东城后，填写户籍表时，父母那一栏，填的还是叔叔和婶婶的名字，需要开家长会时，父母还是失联状态，偶尔姐姐来，签的也是婶婶的姓名。刘赐对这样的细节很敏感，虽然老师和同学们看不出什么，可他很清楚，他们一家都在骗人。
那些年，刘赐的户口愈发成为他家的一个顽疾，几次都差点爆发成“绝症”。刘赐的父母经常因为“户口”的事争吵，尤其是父亲每次回去找弟弟借户口本时都得事先备好一后车厢的礼品，母亲就气不打一处来，说早知道这样，宁愿吃粥配咸菜也要把儿子的户口登记在自己名下。父亲却没说话，默默地做着他该做的，他当然比妻子更知道这里面的利害，也知道孰轻孰重该怎么掂量，不过他后来似乎也后悔了，尤其是牵扯到继承问题。
刘赐继续说：“老政府临退休前两年，就退居二线了，被调去了文联，清水衙门啊，在文联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看报纸喝喝茶等退休。不过他依然不收心，还和在教育局工作时那样勤勤勉勉，好像他暗藏的秘密还可以通过比别人加倍的努力得到宽宏谅解似的。在文联那两年，别人都在单位看报喝茶，就他天天下乡，还担任什么民间文艺家协会会长，整天搜罗一帮所谓的民间艺术家，写春联的玩贝壳的搞皮影戏的唱曲的，他帮他们申请资金、搞专题、上报纸、办展览，弄得比在教育局时还忙乱。我姐一直劝他别逞强，那时他的胃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一直瞒着。他还不听我姐的劝。他以前很听我姐的话，就像我姐小时候也很听他的话。我姐从小学习成绩就好，从来没有考过第二名那种，大学毕业后考了公务员，慢慢她也沾染了那种吃政府饭的人的傲慢，跟老政府生我之前一样。况且她没有秘密，嫁的人也是公务员，别说超生，在要不要生这件事上，我姐就和她老公僵持了好些年。所以啊，我姐很生老政府的气，直到老政府查出胃癌，她都觉得是没听她的话导致的。对我就更不用说了，我姐对我一直没真正喜欢过、关心过，甚至老政府的死，她还有怪罪我的意思。因为那两年，老政府一反常态，似乎有意和我走得近，有时要下乡，单位找不到车，他就特意让我载他去。在那些乡下的老艺术家面前，他也不忌讳人们猜测我们的关系。事实上我们长得一点也不像。但是，他那么亲近的表现，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在外人看来，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我这么一个儿子的。来海东城这些年，在相对陌生的环境里，他是自信了不少，可还是和在镇上一样谨慎，保密工作一直做得很好，一般不会邀人来家里，也从没带我出去过……有时我还真是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我父亲。我知道从法律层面上，我们不是，我甚至怀疑连血缘关系也不是，要不然，他怎么可以做到那么滴水不漏呢？”
说完，刘赐苦笑了一下，直视着前挡风玻璃，我猜他有些动情了。
我故意把头偏向窗外，笑着说：“所以，老人家真把你当儿子对待了，你反而又不太习惯了。”
“是啊，”刘赐说，“我还真害怕他会当着别人的面介绍我说——这位是我儿子。是真的害怕，他辛辛苦苦保密了几十年，不能毁于一旦啊。我能看出来，他真有那样的冲动。他越老越变得容易动情，以前他不是那样的，以前他理性到让人害怕，都有些冷血了。”
我点点头，我明白刘赐所讲的，眼前似乎也浮现出老人家最后的模样。
“可是……”刘赐突然情绪失控，哽咽着说，“一直到他过身，他也没向外人公开承认过，我就是他儿子……他为什么就不能公开承认呢？人都快死了，还他妈的怕什么呢？真要怕一辈子，到死了还怕吗？我还真是想不通了——老政府死后，按照习俗，出殡的香炉得让儿子来捧。这也是海东人拼死拼活也要生个男孩的原因，都怕人死后连个捧香炉的都没有。亲朋好友，认识的不认识的，嘴上说的是一套，其实心里想的是另一套。关于这事，我们家人还坐一起开了个会，我妈哭哭啼啼，当然是希望我以儿子的名义回来捧香炉，正儿八经的，也不怕人家议论了，反正人也死了……是我姐不同意，我姐的意思是要为老政府的声誉着想，毕竟保守了一辈子，无论外人是真知道还是假知情，都没必要那么干，让老政府走得不安。我姐的话在我家已经代替老政府成了某种权威，自然没人会反对。不过我觉得她是为自己的前途着想，怕那么一闹，人多嘴杂，难免对她的前途多少会有影响——就算没影响，人们也会在背后小声议论。我姐自认为是干干净净的人，她不想因为突然冒出一个亲弟弟，玷污了她的清白。这我当然能理解，我无所谓的，反正我什么也不求。那样倒好，一切都听我姐的安排，我就跟我叔叔的家人一起，以侄子的名义戴孝。我姐把老政府的葬礼办得风光得体，她的胆识和干练，待人接物，还真是没得说。最后出殡时，是我姐五岁大的儿子帮外公捧的香炉，小家伙显然被吓着了，哭闹着，不愿意捧……眼看着老政府被推进焚化炉，我硬是没哭，不能哭，也哭不出来。”
八
车子突然拐了个弯，过了一座有些年月的水泥桥，一路上时隐时现的河流，终于被我们跨过了对岸，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开阔的场地，散落着几个松散的村子，它们的周边和中间分隔处，都长满了荔枝树。更早以前，这儿应该是窝在山坳里的一处林场，后来成了果林，陆续搬来人家守园，守园寮慢慢演变成如今的小村落。
刘赐朝最前面的村子努努嘴，“嗯，到了。”
如果没猜错，那户需要谢土的新建楼房就立在村子口，三层的小洋房，外墙贴了仿石瓷砖，楼顶是橘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派得很。刘赐把车停在榕树下，周围已经停了不少车辆，其中大多都是粤B牌照。刘赐跟我说，屋主在深圳做建材生意，大老板来的，你们待会可以认识认识。我点点头，如果大老板有需要，当然可以合作，我们公司也帮不少企业拍过宣传片，虽然那不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钱却是相当好赚，至少比拍什么纪录片靠谱。
新楼前早已搭起了红棚子，看阵势，屋主是想把谢土和乔迁一起办了，铺排算是隆重，厅口特意设了红案台，三牲、筵碗、果盒，该备的都备好了。刘赐张罗的乐队成员也都比我们早到一步，几样响器都妥当支架好了，牛皮鼓搁在箩筐里，铜锣则挂在木架子上，吹唢呐的乐手也在一边试音。他们见到刘赐，都起身点头示意，看样子对刘先生还是蛮敬重。我提着摄影机，跟在刘赐的屁股后面，像个小跟班。这会的刘赐完全变了模样，主要是神情，一下显得自信，仿佛进入了自己的主场。
屋主是个矮个的胖子，一看就是精干之人，亲自出屋来迎接，脸上时刻堆着笑容，手里的软中华递了又递，还备着打火机帮人点烟，自己却一根也不抽。在深圳，这种有钱人我见过不少，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待人接物，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节奏和语调，都差不多，就仿佛长这样的人会发财，又或者发了财的最后都变这样了。
我们被客气地引到厅堂内的红木茶几前坐下，喝了工夫茶，抽着随时都有人递过来的香烟。刘赐和屋主聊了一会谢土的事宜，屋主毕恭毕敬，表示都听先生安排。刘赐这时才顺势把我介绍给屋主认识，一个劲地说我是大导演，在深圳拍电影，更形象和具体的介绍显然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范围。屋主主动提出要和我加微信，我们便互加了微信，才知道他姓罗，罗老板。
隔了一会，有一位富态的嫲人过来，给刘赐和我各送上一个红包。我斜看了刘赐一眼，刘赐只是站起来，朝女主人点点头，算是谢礼，我也匆忙跟着做了。刚去深圳那会，我在一家报社当编外记者，有时去一些单位或企业采访，也经常能收到或多或少的小红包。但眼下这个红包，我拿得还是有些心虚，有一种蒙骗人的恶劣感觉。
刘赐望了望厅堂门口的案台，说：“都准备好了吧。”
罗老板说：“要不先生去看看？”
刘赐来到红案台前，轻车熟路地摆置并确认好香案上的物件，上面有五谷杂粮、七色彩纸、桃弓柳箭、黄裱香烛、新砖新瓦……刘赐突然想起什么，问屋主，雄鸡呢？罗老板立马差人去把囚在箩筐里的活鸡提起来给先生过目。刘赐神情严肃地点点头，他开始打开自己携带的包袱，把器物一样一样地摆上案台，我几乎都叫不出名字，却也感觉熟悉，似乎乡间一切礼仪需要的器皿物件大都差不多。接着刘赐披上一件背后印有八卦图的红色道袍，头顶也用一条红布系上，长长的结口故意打在额头处，看起来有些滑稽，像是一只大公鸡。直到刘赐从袋里取出毛笔，蘸了红油，并走近箩筐为雄鸡的头顶点了红，我才知道他要扮演的就是一只公鸡。紧接着，刘赐的手脚故意制造出急促和慌乱，开始在备好的砖瓦上画符，东西南北四道砖符，内容不一，字迹和笔画显然早已了然于心，其熟稔和庄重的派头，一点都不亚于大书画家在泼墨挥毫。我看着都有些紧张起来，这才想起摄影机还没有开，不少精彩的细节已然错过了。
比起刘赐的排场，我的活要简单得多了。身边这套简易的拍摄器械，我几乎是随身携带的，走哪带哪。干摄影这些年来，无论是出差还是游玩，我都想随时能拍点什么，就像作家们到哪都带个本子，记录见闻，积累素材。干摄影的其实已经习惯用镜头代替眼睛，似乎不通过几层凸透镜的过滤，就没办法观望眼前的事物了。我喜欢的倒也不是那种甜得发腻的风景，我对生活场景和特定人物的兴趣更大一些，所以对于那些跑一趟西藏却只带回一堆电脑屏保图的行为，我深感惋惜。
眼下，无论是场景还是人物，都是我心目中完美的拍摄对象。
我把拍摄器材固定在腰间，基本上一个人就可以充当一个团队了。一旦进入了工作状态，我整个人也显得自信起来，像是我的存在，也是谢土仪式的一部分。而且，因为我和摄影机，让刘赐的一举一动都变成了可供观瞻的场景，屋主一家，还有那些前来道贺的亲朋，以及村子里的小孩们，几乎都围了过来，兴趣盎然。人们的目光似乎正在被我的镜头牵引着，我走到哪，或者镜头对准谁，他们就跟着我齐刷刷地去看谁——仿佛他们围观的不是谢土，而是正在被记录的谢土。
这当然是一个愉悦的拍摄过程。
在镜头下，刘赐的举动也不太一样了，开始有了表演的意思。他在香案后的墙壁上挂起三幅幛幔，分别是土地公、地基主和当境神，在外行人看来，三位神像也就一个模样，都鹤发童颜、慈眉善目。刘赐对着神像一一祭拜、上香，他口中念念有词，只是声音太小，或被门外的响器盖过了，间或主人家还得在屋外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响，回荡在山谷间，往往要隔几秒才能消散。
刘赐突然从箩筐里抱起雄鸡，跪在香案前的草席上焚香化裱，并大声念道：
“香灯已点，供奉神前，弟子全家老幼，烧香拜神，虔诚恭敬，年值太岁，月值太岁，日值太岁，时值太岁，七十二太岁。土地老爷之神，土公土母土子土孙，一切众神君。小小众生，通年动土修造，不选良辰吉日，不记春夏秋冬，泛指年值月时，打基修屋，挖墙动土，凿井穿窑，恐怕冲撞神灵，招惹邪恶。我携老幼，祈告神灵将邪恶驱出主人宅院，赶于千里之外，感谢诸神，莫怪我等草木之人。弟子祈告一切诸神，保佑弟子全家老幼，一年四季，通通顺顺，老少康宁。子女昌盛，学业有成。出入通达，车船无险。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吉星高照，五福临门，门庭兴隆，永居福地。好人相逢，贵人扶持，孬人抹开。天宫赐福，神光普照，千言万语说不完，唯请神灵勤看管……罗府全家老幼磕谢诸佛菩萨众神君，感恩不尽！”
刘赐念完祭文，开始着手把五色纸和银锭捆绑在一柄松木的末端，看起来就像是一根火把。我猜的没错，确实是一根火把。紧接着，刘赐拿着松木伸到红烛上点燃，进到厅堂里舞动起来。燃烧着的五色纸散落一地，瓷砖地板上很快就落满了黑色的灰烬。刘赐舞动的身影越来越进入一种作法的状态，尤其是他一身红色的道袍和额头上的鸡冠一样的结，使他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人，让人不得不也跟他一样笃信，之所以这么做，要么是祈神的必要，要么则是神的旨意。刘赐此刻似乎也扮演了僮身的角色，只是他并非活人和死人的媒介，而是人与神的媒介，在乡间巫术崇拜的谱系里，后者显然要更为庄严神圣。
刘赐开始进入上乩时的迷糊状态，念咒的声调也忽高忽低：
“土恩深似海，地德厚如山，万物土中生，四季保平安……今择吉日良辰，安奉土家，跪拜神灵，吉日谢土，感谢神恩……”
然后，刘赐丢掉手中的松木，抓起案台的瓯碗，开始撒五谷杂粮：
“天圆地方，勒令九洲，撒天天清，撒地地灵，撒人人长寿。一撒金，二撒银，三撒摇钱树，四撒聚宝盆，五撒五子登科，六撒六六大顺，七撒七子团圆，八撒八仙过海，九撒九洲安康，十撒十全十美……”
撒过四方天地，刘赐这才安静下来，屈腿盘坐在草席上，开始诵经，超度邪魅亡灵。
围观的亲朋逐渐散去，他们显然都知道仪式已经接近尾声，纷纷退出厅堂，聚集在红棚下，围坐在摆放好的十几张桌子周围，喝茶抽烟，等着主人家上菜。
我也端着摄影机来到屋外，绕着亲朋们拍了一圈，人们嘻嘻哈哈，对摄影机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神秘感，当然我的形象，他们平时也并不多见。最开心的应该是那些小孩，他们跟在我背后，试图窥视取景框里的场景，有的则挡在摄影机面前，故意做出鬼脸。我乐意他们的好奇与兴奋，甚至随着他们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拍了一圈。
这个村子没有一条像样的巷子，只有七拐八弯的几条小道。小道倒是都铺了水泥，和进山的柏油路一样崭新。我几乎遇不到什么人，估计都被罗老板请走了。那些客家风格的房屋门口，偶尔坐着一两个老人，要么织毛衣，要么剥蒜。我拍摄时，老人们不躲闪，也不问话，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我，像是在辨认，这是哪家的孩子啊？
九
吃午饭时，刘赐喝了些酒。他喝酒之前倒是问过我会开车吗，我说会。不过说完就后悔了，我这人不太会使手生的器械，尤其是别人的汽车。吃完饭，罗老板送我们离开，他又往刘赐的车后厢塞了不少礼品，完了又跟我说：“到深圳，随时联系。”我点头笑着，心想这罗老板人还真不错。
刘赐坐在副驾驶座上，他有些醉意，不过没事，还知道先帮我启动车辆。我小心翼翼地把刘赐的“老爷车”开了起来，还行，总算是起步了，并顺利地出了村子，过了桥，驶上了来时的柏油公路。
往回走时，路似乎也宽敞了许多，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开车，视野不一样了。
“罗老板，”刘赐啧啧几下，“罗老板可不是一般人，你知道吗老同学，他一天学也没上过。刚开始去深圳做生意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到天桥下找人刻了个印章，需要签名时就把大印一盖，完事。真是牛人啊。”
“是吗？真看不出来。”实际上我一点也不惊讶。
“怎么说呢，他们那代人也算是遇上了一个好时候。”刘赐摸出香烟和火机，点了根烟抽上。
我明白刘赐话里的意思，说：“遇上好时候的也不止罗老板一个啊。”
“那是，你这么说挺合我意，还是得靠个人。”刘赐突然把话锋一转，“对了，你当年到底上没上过大学啊？我看你简介里什么也没写，你们这些名人不都喜欢标榜自己是什么什么名校出来的吗？”
我说：“哦，忘了跟你说，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没读过大学——高考没考上。”
刘赐说：“那你跟我还不一样，我是没读完，你是考不上。哈哈。”
我说：“是啊，我当年也不甘心，觉得自己没发挥好，一心想重读，家里人却不支持，他们更希望我回家帮忙，或出去打工什么的，尤其是我哥，一直看我不顺眼，说我一出生就害得家里被罚了五百块钱和一台飞人牌针车，要不是因为我，我哥就能继承我爸，成为村里的裁缝师了……和家人闹翻后，我就和他们没怎么好过，可以说是断绝了往来。”
刘赐呼出一口烟雾，“你还真会记仇，这点事算什么呢，你们好歹还是一家人啊，里里外外都是一家人……嗨，我都不想说我家那些事了，简直糟透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真不是什么读书人，我不是说你不会读书，你成绩比我厉害，这我知道，我是真不会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一路人，包括罗老板，我们都不是那种可以靠读书走出一条道路来的正儿八经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见我没接话，刘赐又说：“说白了吧，我们都不是我姐那种人——她可是真会读书，也真是适合走读书这条路。有时我想啊，如果没有我那老政府，她同样可以考上公务员的，她就是那样的人，天生拿铁饭碗的人，跟你我都不一样——我就不用说了，你啊，我也看出来了，其实早在读书时我就看出来了，你表面看起来害害羞羞的，性格还有点内向，像是个会读书的好孩子，不过嘛，这些只是你的表面，是拿出来骗人的保护色——你内心其实骄傲得很，甚至可以说瞧不起任何人……我说的没错吧？”
刘赐侧头盯着我看，露出那种仿佛看透一切的神秘微笑。
我直视着前面挡风玻璃外的路面，尽管大路宽敞，车辆稀少，驾驶一辆陌生的汽车还是让我的精神十分紧张。我承认刘赐有目光敏锐的一面，他说的也基本属实，不过，我还是得表现出没被看穿的样子，反问道：“那照你的意思，适合走读书这条路的人就该是奴才，对谁都点头哈腰吗？”
“也不是。”刘赐若有所思，“还是得举我姐作例子，是的，就该跟她一样，该点头哈腰的时候点头哈腰，该不可一世的时候就不可一世，亲姐弟也不行——就这样，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大概明白刘赐的意思了。这么说，我们确实不合适。
“不过，我们这样也挺好，像罗老板，还有你，大导演。”
“还有你，刘先生。”
刘赐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都被烟雾给呛到了。
“前面停一下吧。”刘赐嗽完说，“你知道的，我要撒泡尿。喝了酒……医生让我不能喝酒的，要是为了这点小毛病把酒戒了，那也说不过去呀。”
刚好前方是一个“Y形”路口，我正把握不准我们上午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我把车靠边停下，打了双闪，以示是个经验丰富的驾驶者。路边长着一排高大的桉树，从树的枝叶茂盛程度看，完全看不出时下已是冬天。是的，这省尾国角的海东城，根本就没有四季之分，反正漫长的夏天过后，便会直接进入短暂的冬天，而所谓的冬天，其实也就是过年前后一两个月，元宵一过，清明一到，便又是热炎炎的夏天了。树木还没来得及枯败，寒冷就溜得无影无踪了。现下正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尤其是在山内，透过桉树的皴裂翘皮的树干间距，我们能望见一路紧随的河流，刘赐说那就是东河，分支于揭西的韩江，横穿山内鹿河，最后途经海东城，才在望洋桥那儿汇入乌坎海港——就是说，它这会在山林间蜿蜒时名叫东河，等流入了海东城，便被人称之为螺河了。此刻银白色的河面上安静得像是没有水在流动，河水当然不至于被冻结，只是隐约升腾起一层烟雾，薄如晨光。
“到河边去吧，这条路我来回走过很多次，还没有下去过。”刘赐搓着双手，下车后的冷意显然将他的酒意消散了不少。
我们各自攀着一棵桉树下了一道斜坡，顺着斜坡往下走，大概二十米的样子，就是河岸了。桉树的皮像是沾了水晒干的纸浆，我们手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碎末，只好一起蹲在河边洗了手。这时我才发现水是流动的，近看还挺明显，水面上的树叶和枯枝也在移动，像是约好了一起去参加某地的聚会。我脑海里开始有了海东城和河流之间的宏观的印象，也就是说，昨晚我在县城酒店的窗口俯瞰的河水，它们都曾流经我眼前的河道。这么一想，一切似乎就显得亲切起来，和自己有了关系一般。
几只水鸟从水面上掠过，倏地飞进了河对岸枯瘦的玉米园——几天前似乎下过一夜霜，玉米的叶和秆都被冻得枯黄，像是被火燎过。
“你不撒泡尿吗？”刘赐笔直地站在河边，正在解裤带。
我站起来，意识到我们正要往一条流经县城的河流上撒尿时，却开始有些紧张，倒不是我生怕自己的阳具会被人看到，或者无意中窥见别人的阳具，而是我有一个困扰多年的臭毛病，就是如果边上有人，我会尿不出来，越想克服心理障碍就会越有障碍，越尿不出来。我在百度上查过，专家称之为“膀胱害羞症”——症状不怎么雅致，名字倒是挺可爱。
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就算有尿也尿不出来了。
“我不急，你尿吧。”我边说边转身，移开几步。
“嘿，你的前列腺真好，从上午出发到现在，我就没见你尿过。你别见怪啊，我现在啊，自从得了前列腺的病之后，自己老撒尿不说，还喜欢观察别人撒尿的次数，嗨，真是越来越变态了。”
我笑着说我先上去了，并问刘赐待会车该往哪边开。
“右手边。”刘赐说，“往右边开去海东城，往左开接国道，可以去扇背镇。”
不过，当刘赐撒完尿上车后，他却突然犹豫了起来，“要不，往左吧？”
“去扇背镇？”我问。
“嗯，好久没去了，你觉得呢？没别的安排吧？”
“没啊，听你的。”我随即把反向盘往左转。
“刚收到罗老板的红包，晚上我请你吃海鲜，海边公路的六角餐厅，你还记得吧？”
“记得，读书时你就请我们吃过，尼仔沾芥末，当天晚上我就拉肚子了。”
十
去往扇背镇的岔路要狭窄得多，是有些年月的水泥路，开起来没有柏油路平坦。对我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路途，车速便自觉地慢了下来，生怕错过某个需要拐弯的路口。刘赐看样子并不热衷于指路，或许在他看来，我身为海东人，应该是认识路的，他犯不着给一个本地人指路。
其实嘛，只要我一个劲地往前开，总会到达扇背镇的——怕走错路只是外来者的焦虑。
“上午你都拍下来了？”刘赐突然问我。
我点点头，“你需要的话，我回酒店再拷一份给你。”
刘赐笑着说：“不用，那有什么好看的，难看死了。”
我说：“有个冒犯的问题，介意我问下你吗？”
“嘿嘿，”刘赐看着我发笑，“你都说出来了，我能不让你问吗？”
“我觉得，哦不，我是想知道，你是真喜欢做这个，还是只把它当赚钱的活，就像有人开出租车有人在街边摆摊？”
“你可把我问倒了。”刘赐笑着，“这样吧，我跟你说说我的老岳父朱文保先生吧。说是我岳父，其实就是我师傅，我们这一行还讲究个师承关系，谁的弟子传下去，无论好坏，人们谈论起来，总是要从师傅开始说起的，就像他们会说，刘赐刘先生，朱文保朱老先生的弟子，然后听的人就会根据师傅的名声来判断徒弟的形象。所以说，我今天之所以在海东城能有一席之地，还是拜我岳父朱文保先生所赐啊。对了，你听说过朱文保吧？”
“听说过。”我确实听说过，还在村里时，就经常听人们说起“朱文保”的大名，那时他似乎还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中医师，谁家有个久治不愈的病痛，最后通常就会有人出主意——要不去县城找朱文保看看？
“那时我也只是听说，他家的中药堂就开在人民路上，我还去给我妈抓过几服中药，记得那是真贵，也难怪他家那么有钱，几片树皮就可以卖上百块。不过，家世要衰落也是即刻的事情，朱先生的小儿子，也就是我那小舅子，可真是一个败家子，他看上一个漂亮姑娘，姑娘不愿意，把她强奸了不说，还把尸体拉到望洋桥，扔下河去……为了让儿子活命，朱先生也算是倾家荡产了。前几年，小舅子才出来，他在牢里的表现也不好，二十年牢真是坐足了，进去时是个小伙子，出来已经是个中年人了，看起来比我还老，关键是什么也不会，不知道以后靠什么吃，现在就东一餐西一餐吃他两个姐姐的——他姐愿意，我也没意见。我经人介绍跟他细姐认识时，朱家已经出事了，小舅子坐了牢，他家在人民路的中药堂和房产都变卖了，一家人就租住在南华小区的两居室里。朱先生见我第一眼就点头说好，也没过问我的家世。事实上，那些年，我跟老政府的关系很恶劣，基本是离家出走的状态。我自己在外租了房子，靠着在北门市场贩卖外省猪肉过日子。当时之所以那么急于要结婚，主要还是想早些时日把户口从叔叔家里迁出来。没做什么准备，我们就结婚了，没有婚纱照，没有请人吃饭，两人直接就去民政局领了证。她家经受挫折后也喜欢低调行事，我家这边就更不用说了，我的家人还都不知道我结婚的事呢，他们后来是听我叔叔说的，我要迁户口，叔叔倒是先知道了。老政府都快被我气炸了，那时正是他官场最得意的时候，好像做了什么教育局的副局长，是的，还是副的，直到退居二线调去文联，他依然是副职——他这辈子最大的不甘全在这里。不过他那时却踌躇满志，人很自信，私下也走动了不少关系，听我妈说他还一直帮我留意一个领导朋友的女儿，现在那女的都当了我们海东城的宣传部部长了。那时我就是心里长了反骨，偏不听老政府的安排，我对他们那些吃政府饭的人也挺反感，似乎还有心理阴影。我宁愿一辈子卖猪肉，也不愿意受那种窝囊气，像老政府那样，一辈子也不敢牵儿子的手上一回街市——何况，那时我的猪肉生意做得还可以，没过几年，我就在凤凰城供了一套房子。在买房这件事上，我比老政府早了二十年，我可开心了，感觉比老政府强多了。”
“后来怎么就没把猪肉生意做下去呢？”我没想到刘赐还卖过猪肉，并且还靠卖猪肉在海东城买了房子。
“嗨，所以我想说朱文保先生神嘛。”刘赐对着前面挡风玻璃竖起一根大拇指，好像他岳父就坐在他前面似的，“我的猪肉生意做得好好的，有一天老丈人说给我看个面相。熟人看相本来就难，难在知根知底，过去的事不能说，只能说未发生的。老丈人跟我说的就是未来的事，他说我颧骨高耸，下颚又不够圆润，从面相上是兜不住的，当官也好，赚钱也好，兜不了的东西就得漏掉。他说我三十岁会有一难，就看到时能否挺过去。那年我二十九岁，老丈人预测我第二年有难，这还真不是一般先生敢做的，等于把自己逼在一个角落里，等待时间验证。”
“结果，应验了吗？”我好奇地问。
“你看出来没有？我这腿……”刘赐举手拍了拍自己的右腿，劲儿有些大，看来酒精还在他的身体里作祟，“这里面还打着钢钉呢，取不掉，医生说跟骨头长一块了。这样也好，人们说谁谁谁骨头硬，我说我的骨头最硬，里头掺了钢钉呢，你们有吗？哈哈，不过，天气一变，整条腿时不时会酸痛，跟天气预报一样准。现在想起来是有些后怕，当时却什么感觉也没有，我亲眼看见的，那时人还清醒着，我这膝盖以下的小腿，其实就只连着一层皮，完全在地上拖拉着了，稍一使劲，就会断出来了。奇怪的是，我没感觉痛，因为全身几乎都麻了，也没觉得害怕，好像它本来就应该是那个样子，或者它即便是那个样子，只要我有足够的力气站起来，它也会跟着我立起来似的——只是，我站不起来了。”
我转头看了一眼刘赐的腿脚，似乎能想象裤子里面那些隆起的疤痕。
“是车祸吗？”我问。
“是车祸就好了，现在想起来还不会那么难受。”刘赐又点上一根烟，同时不得不把车窗摇下来，布帘子便被寒风吹得啪啪响，“是让人给砍的，让人用杀猪刀给砍的，那把杀猪刀还是我带上的。我带上一把杀猪刀去要债，结果让人用我的杀猪刀把我的脚给砍了。哈哈，就是这么回事。想起来就觉得丢人呐。之前我们一直还是合作伙伴，他家是开餐馆的，在六社，卖隆江猪脚饭，经常从我这拿猪脚。后来餐馆不做了，却一直拖欠我的尾款不还，有两万块钱吧，那时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我要了几年，一直没要到。那年春节前，我还去要债。那段时间心情也不好，就想着再怎么样也要把钱要回来了，于是出发前，下了狠心，不知怎么就顺手带了把杀猪刀放在摩托车上。摩托车开到人民桥头时，熄了火，怎么踩也启动不了，脚踝还被启动杆磕掉了一块皮，流了血。那年冬天跟现在差不多，很冷，我却在人民桥头踩摩托车踩得满头大汗，过往的路人都看着我。当时我的心情烦躁到了极点，想把摩托车丢在桥上，不去要债了。那辆本田摩托车本来就是二手货，陪了我多年，娶老婆时我也是用它把女人载回新厝仔的出租屋的，一直没坏过，偏偏在我要去讨债时坏了。我甚至想把它推进螺河里，让河水和水浮莲把它淹没，像淹没那些无人认领的尸首。我决定最后再踩一下……结果，摩托车启动了。你看，我们俗话说的，死鬼到了，就是那样吧，命中注定我会有那么一劫。”
“当时你的摩托车要是能再坚持一下就好了。”我半开玩笑说道。
事情是个让人悲伤的事情，不过时隔这么多年，悲伤的气氛早被冲淡了，刘赐讲起来，也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哈哈，我刚把摩托车停在他家门口的龙眼树下，一进门，就感觉不对了，可我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他们是两个人，另一个不知道是他哥哥还是弟弟。我还没开口呢，就被一把推倒在地上，他们两人同时朝我扑了过来。我连忙起身往外跑，伸手去取车上的杀猪刀。他们一见我还带了刀，像是找到打我的正当理由了，兄弟俩很快就把我按在龙眼树下。我说你们有本事就把我杀了扔到螺河里去。然后，他们一个夺我手里的刀，另一个死死地摁住我，啪的一声，我感到小腿上一阵凉快，接着又是啪啪几声，那声音我太熟悉了，跟平时我在案台上砍猪脚一模一样。”
十一
“你的故事都可以拍一部电影了。”我说。
“是吗？那你还拍什么纪录片，直接回来拍部电影好了。”刘赐说。
嘿，我还真给刘赐说动了。我是不是非要拍一部纪录片不可？或者，如刘赐所言，我干吗不回家乡拍一部电影呢？就像前不久我看过的一部土耳其的电影，叫《野梨树》，讲一个文学青年回家乡筹集资金出版小说集的故事，拍得多好啊，说是一部电影，其实也是一部纪录片，二者并不矛盾。这么一想，我豁然开朗，突然知道我需要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了。
两年前，我也是头脑一时发热，把五十万元的全部身家都拿出来，投了一部所谓的文艺片，自编自导，结果电影烂尾了，至今还只是一堆有待剪辑的素材。烂尾的不仅是一部电影，还有我的婚姻。妻子和我提出离婚时，凭她一个优秀设计师的优雅当然不会怪责于我为了梦想花掉所有的积蓄，但是，毫无疑问，那就是一根导火索，是压垮我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脑海中突然浮现《野梨树》的男主斯南行走在长满野梨树的荒野上的身影。
我们的车子也行驶在同样一片荒野之中，目之所及，是零星的油柑树，和更远处的荔枝林。这种情景的置换让我的心情一下子清新起来，前面挡风玻璃似乎也变成了摄影镜头，所到之处，均被如实地记录下来。多好啊！目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是什么呢？东风就是钱啊。如果拍电影不需要钱，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钱，那该多好啊。谁还会愿意拿出一大笔钱来投资呢？深圳的公司是指望不上了，半死不活的，正濒临倒闭的边缘，要是这时候，我突然接到人事部的电话，来电说下周不用来上班了公司倒闭了人员就地解散各找活路吧，我怕也不会感到惊讶。想到这，我心中不免一阵悲凉。是的，之前拍出来的几部网剧，哪一部没有一两个美女，否则怎么可能吸引到投资方的青睐，要不，傻子才会拿钱出来？几乎明摆着是颗粒无收的投资，至少有美女相陪，就当是高级嫖娼啰。我在酒桌上见识过他们过分真实的嘴脸，就像斯南在市长办公室和沙土老板的办公室见到的真实面目一样——如果，我是说如果，我通过刘赐的关系，也去找罗老板赞助，罗老板会不会拒绝呢？这么想时，我突然有些紧张，却也开始有点莫名其妙的兴奋。
汽车大概在山道上跑了半个小时，果然接上了宽大的东西走向的国道。
上了国道，我便多少有些印象了，即使不熟悉，至少也似曾相识。山川河流自然变化不大，这么多年的时间，就像一个人换了一副模样，发型变了，体型变了，衣裳变了，唯一不变的只是内在的气质。是的，我能感觉到某种熟悉的气息，一样事物变得陌生和从来就陌生还是不一样的状态。不过，这十多年来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至少沿路那么看过去，无论是房屋、树木，几乎已经不能在记忆里找到重叠的印记了。毫无疑问，我的家乡是富裕起来了，国道两边的荒地，如今都是连绵不断的房屋和楼房，如果从高处往下看，整条国道大概就像是一条大蜈蚣，匍匐在大地上弯曲蠕动，新修的房屋就是它无数的触角。
几年前，海东城人靠“制毒”发过一笔横财，眼前这些崭新的楼房便是疯狂的实证。事实上，不少楼房都是烂尾楼，即便修建得金碧辉煌，有不少也是人去楼空，因为楼房的主人都在坐牢，甚至还有全家在牢里团聚的。关于这些我了解得不多，或者说，对于海东的了解，在我的记忆里发生了长达十几年的断层。零星一些信息是通过网络媒体获悉的，网上有关海东和海东人的负面新闻很多，媒体人似乎也把报道海东城的负面新闻当作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去做。这让我突然想起读高中那会，有一两年里，扇背镇出现了一个制假钞的团伙，窝点就在学校附近的旧城区。被警方捣毁的前一个晚上，团伙接到消息，不过已经来不及销毁全部假钞，于是半夜全部往山脚下倒，一摞一摞的，大风一吹，几乎铺遍了整个校门口。第二天早上，学生们踩着一地假钞进入校园，兴奋得大呼小叫。在我们眼里，实际上无法分辨假钞和真钞，只看见满地的钱，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
我跟刘赐提起假钞的事。我记得刘赐当时还偷偷藏了几张，是那种蓝色的百元大钞，崭新的，即便知道它们是假的，还是蛮有诱惑力，胆子大的人都趁早藏了几张，夹在课本里，从此就成了跟同学炫耀的资本。我看到刘赐几乎每本课本都夹了一张假钞当书签，还挺后悔的，当时没胆子，应该也藏几张，反正也没人管。后来警察是到学校来宣讲过，说私藏假钞是违法的事，不过没有一个同学主动上交，然后就没人过问了。
刘赐拍了拍脑门，很快也想起来了，“嗨，这事你要是不说，我还真给忘了。”
“应该有一个亿吧。”我笑着说。
“一个亿是多少，谁也不知道。”
“那应该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多的钱了，真是小小年纪，就让我见识到了那么大的场面，有点适应不过来。”我伸手跟刘赐要了根烟。很奇怪，我还是第一次开车的时候想抽烟，开的还是别人的车——显然，经过一路的“速配”，我们彼此都接纳了对方。
“嘿，你信吗？后来我还用假钞买过东西，是陈玉眉生日还是什么，我忘了，我给她买了个很漂亮的水晶球音乐盒，里面有雪景还有圣诞老人的那种。那时很流行那玩意，似乎每个女孩都希望在床头放一个，叮叮当当地响……我给了钱，十几块吧，拿一百块给老板找，老板还找我七八十块，等我回到学校，才发现拿错钱了，我竟然把假钞给花出去了。后来我一直很紧张，害怕有警察会来学校抓我，我又不敢去跟那个老板把假钞换回来。说实话，我真不希望把假钞花出去，虽然后来我也能看出真假，那些假钞还是挺好看的，假得也太像了，一般人真分辨不出来。”刘赐挪了挪屁股，接着说，“而且，真假还不是政府说了算，政府说它假它就假，不说它假它就是真的啰，你说是不是我的老同学？”
我点点头。国道前方的路牌提示，离扇背镇还有五公里。
很快，大老远地，就已经能望见东宫码头高高的妈祖石像了。那座石岗岩石像是整个小镇最高的建筑物——妈祖面朝大海，手执汉简，雍容尔雅，无数船只和岛屿都被她庇护在目光底下。二十年前，我和刘赐、陈玉眉坐在学校的山头眺望码头时，最先看到的总是被楼群挡住下半身的妈祖，就像是一个人浸泡在海水里。
“先去扇背中学看看？”我问刘赐。进入小镇，我发现小镇的道路大致没什么变化，如果没记错的话，国道直走，穿过小镇，在道路尽头右拐进入海边公路，再往码头的方向兜一点，就是待渡山了，扇背中学就在山下。
“要不，叫一下陈玉眉？”刘赐扒拉着手机屏幕，似乎正在找陈玉眉的联系方式。
“随你。”我说。我故意做出无所谓的神态，事实上刘赐提出这一建议，还是有点让我觉得意外，倒也不是说我们不该在人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去打扰老同学，而是刘赐竟然会想起要见陈玉眉。我不知道成立同学会后，他们是否有见过面，因为据我观察，陈玉眉一直没在同学群里冒泡，仿佛她就没在群里，要么，就是改了一个完全认不出的网名，潜水。
“嗨，人家现在是学校领导了。”刘赐一边划着手机一边嘀咕，“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我脑海里即刻想象出一个学校女教导主任或女副校长的人物形象，这是我身为编剧的优势，对一个人的职业属性总是十分敏感。不过，我已经想象不出陈玉眉的面容了，记忆里她的脸早已经模糊、朦胧，像是没过胶的彩色照片，因为氧化和潮湿，色彩氤氲成了一团云雾。我的想象更多只是基于一个学校的女领导，而非一个多年前的女同学，甚至是对她有过那么一点特殊情愫的女同学。关于后面这个秘密我可不敢跟刘赐坦白，不是怕刘赐会把我怎么样，我猜他也只会哈哈大笑，是我自己都感觉不好意思，挺难为情的。毕竟陈玉眉跟刘赐是一对，或者说曾经是一对，而刘赐辍学后，三个人就只剩下我和陈玉眉两个了。我们偶尔还是会去山顶上眺望码头和海港，只是彼此都没什么话说，只能把刘赐当话题。很快，我们就进入了疯狂的高三，分了班，有时在走廊上遇见，连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打招呼的方式只剩下匆匆地点一点头。
我还给陈玉眉写过不少诗歌，工工整整地抄在一个作文本里，却没有一首让她读到过。高考失利后，我跟家人商量要复读，我哥反对的理由便是拿出我的“诗集”，“啪”的一声，重重地甩在餐桌上。我当即把“诗集”点火烧了。那一刻起，我知道我和陈玉眉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刘赐拿着手机划弄了半天，也没能找出陈玉眉的手机号码，也许他的手机里根本就没有她的联系方式。
“嗨，忘了今天是周日。”刘赐难掩尴尬的情绪，“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人家吧。”
十二
几乎是轻车熟路，我就把车停在了扇背中学门口。
我们下车，进去转了一圈。听门卫说，这儿如今是初中部，高中部搬到新校区去了。校园格局没有什么大变化，新起了几幢大楼，所以规模上看起来是要比多年前宏伟一些。可能是因为天气冷，我们没遇见几个学生，往山顶上走时，也没遇见人，看来现在住宿的学生就不习惯往山顶跑了，确实除了码头和海港，也没什么可以眺望的。走到半道时，刘赐突然停了下来，他气喘吁吁，明显缺乏锻炼，他说算了下去吧。我止住脚步，只好跟着刘赐往下走。刘赐笨重的跛脚下山时要显眼得多，差不多整个人都摇摆起来，也可能是累着了，他边喘气边说：“去码头吧，看我叔出海没有。”
东宫码头和扇背中学相隔不远，步行穿过一条窄巷就可以到达。午后的码头还没有闹热起来，渔船大多也都出海了，浅海处只停靠着几艘残旧的渔船，几个瓯船人（疍民）踩在船体和沙滩之间的踏板上，晃晃悠悠地往下搬运鱼筐，裹得严严实实的嫲人们则围在一起分拣杂鱼。我们顺着码头的铁栅栏往前走，码头特有的腥臭味被寒风裹挟着，直冲人的鼻腔。
刘赐正在给他叔叔打电话。挂了电话，他回头问我：“你见过我叔吧？”
我见过一次。有一回刘赐把我的眼镜弄烂了，带我上街配眼镜，顺带就去了他叔叔家，记得是在南湖市场附近，一条巷子进去，都是旧房子，刘赐的婶婶还在家门口开了个小卖部，专卖银锭香烛等拜神拜佛的物件，屋里便有了一股类似神庙的神秘气氛。再者，刘赐的婶婶似乎全程就没搭理过我们，我当时只想着快点离开，也就更能理解刘赐为什么不想在叔叔家里住了。
我们在码头站了一会，一根烟的时间，刘赐的叔叔站在一艘渔船的甲板上朝我们招手了。我们走过去时，刘赐开了句玩笑，他说：“从法律层面讲，这位才是我的父亲，是政府承认并认证的事实。”我突然感觉这个事情挺诡异，好像是哪儿出了问题，事实又确实如此。
我们走过晃晃荡荡的踏板，进到船舱里，迎面是一股浓烈的咸鱼干的味道，不过比外面要好闻多了。船是中等体量的钢板船，有些年月了，好些地方都能看出颓败的意味，包括满舱的杂物，各种捕鱼器具，连同生活器皿，一同凌乱地堆放着。很显然，刘赐的叔叔大部分时间都在渔船上过，即便不出海，他似乎也情愿待在船上，不怎么喜欢回家。
叔叔见有陌生人，便有些拘谨。他摸索出茶具，给我们泡茶。他年纪应该不大，六十岁左右，看起来却有些苍老，像是有病在身。
刘赐问了叔叔身体和家里的一些情况，从话语间，得知叔叔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刘赐嘱咐他要按时吃药。说着，刘赐从袋里摸出一沓钱，塞给叔叔，目测有好几千块吧。叔叔推了一下，也只是一下，就收下了。这应该不是刘赐第一次塞钱给叔叔，也不像是给外人看的故作之举。
离开码头时，刘赐说，他叔叔这几年身体不好，很少出海了，加上每年有三四个月的休渔期，下雨刮风什么的，其实渔民一年当中能顺顺利利出海的也不过几个月时间。叔叔讨海这么多年，要说没赚到钱，也是瞎说，不过年轻力壮时靠命搏来的钱最后只是为家人买了一套房子。如今身体不好，出海一般也就是钓钓鳗鱼和尼仔，换点烟钱。他的儿女都大了，按理说是可以退休回家享清福了，可是没办法，他有个小儿子天天跟着烂仔在街上混，没钱买烟了就要来码头找老爸要，有时给慢了还要揍人。
这是让人伤感的话题，我们都不想继续深谈。
我们开车在扇背镇转了一圈，才发现以前巴掌大的小镇，现在还是巴掌大。我们回到海边公路，寻找记忆中的六角餐厅。刘赐说他是没少回来，却没再去过六角餐厅。我们在海边公路兜了两个来回，还是没找到，大致的位置上，如今变成了一家幼儿园。下车问了路过的老人，老人说，六角餐厅？好多年前了吧，早没了。
是的，和螺河边的金鸡宾馆一样，早没了。
趁着时间还早，我提议回海东城，反正来扇背镇，该看的也看了，该做的也做了，没必要非要在这里吃饭。刘赐同意，他估计也不想久留。说实在话，这巴掌大的地方曾是我们共同的伤心之处。
回县城的路上，我们又说了中学时代的一些事情，最后话题还是回到了陈玉眉身上。
刘赐鬼着脸说：“告诉你一个事，陈玉眉还是个老处女。”
我一惊，不明白刘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赐继续说：“她还没有结婚，是我们班上唯一没有结婚的女人，不是离婚哦，是至今还没有嫁人，所以同学们私下都说她是老处女。”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年，我对陈玉眉的了解可以说等于零，被刘赐拉入同学群后，也没参与同学间的闲聊，连红包也懒得抢。我曾在群成员里逐个辨认，也没能确定哪个是陈玉眉。同学会不可能也不应该少了陈玉眉啊，她怎么说也是班上几个学霸之一。后来我想，还是算了，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会加她微信吗？就算加了微信，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这么多年未见，早就成了陌生人，当年天天见，两人在山顶时不也找不到话说？所以，还不如就这样，至少还留个念想——即便是念想，极有可能也是单方面的念想。
我问刘赐：“陈玉眉的微信名叫什么？我好像没在群里见到她。”
刘赐说：“嗨，她没在我们同学群，她本来就没参加同学会。我们是联系过她，可她拒绝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是当了领导，怕人家去麻烦她吧。”
“怕麻烦是假，是怕和你旧情复燃吧。”我开玩笑说。
“嗨，没影的事，她当年是不是真的和我好也难说。”刘赐撇撇嘴。
……
回到海东城，刘赐召集了几个在他看来有头脸的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并请我们吃了海鲜，着实破费了一把。
我喝得有点多，勾住刘赐的脖子说：“我想明天回深圳。”
刘赐说：“怎么不多住几天？”
我说：“多谢兄弟，下次吧，有需要再回来找你。”
刘赐说：“那好，随时给我微信，是兄弟不说二话。”
刘赐把我送回万国酒店。折腾了一天，我有些累了，洗了澡，酒醒了不少，看了会电视，专挑本地台，实在也没什么好看的，又把电视关了。
我移步到窗前，俯瞰灯带闪亮的螺河，开始在脑海里构思新剧本——我还是觉得拍电影要好玩一些。虚构，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具魅力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突然困住了我——我们班在高三分班之前，就是五十二人，跟微信群的人数一致，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奇怪，怎么会少一个陈玉眉呢？我忍不住给刘赐发微信，问他，我们班是不是五十二人？一会，刘赐回道：“你把我和陈玉眉两个插班生忘啦？本来是五十二人，加上我们，就是五十四人。”
“哦。”我恍然醒悟，又问，“那还有一个呢？”
刘赐说：“死了。”
作品 202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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