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强

　　一

　　开元二十九载（741）九月丁卯（10月21日），长安城中下了第一场雪。对于这个能开梅花、可生柑橘、有茂密竹林的国际都市，这场雪真可谓猝不及防，比正常年份大约提前了三十八天。这一年，恰恰是开元盛世的最后一年。当时的官方文件中，年还称为载。

　　此时降雪提前，未必是纯粹的偶然。新一轮气候循环必然会深度影响社会生产百姓生活，最终关系朝局。总体而言，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寒冷期：东周到战国、三国到南北朝、五代到两宋、明末至清。寒冷造成的天灾人祸，逼迫北方民族南下，进而导致中原王朝的动荡。气候学家推算，唐代前期的气候总体如同朝局，温暖是基调，平均气温比今天高1.2℃。长安曾有十九个无雪的冬天。极限耐受低温分别为-8℃和-15℃的柑橘与梅花，都能在长安生长。而到了北宋，很多北方人已不认识梅花，因此引起王安石的讥诮：

　　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

　　在那之后，气温也如同朝局，渐趋寒冷，总体比今天低0.8℃。气候学家为方便统计，以公元800年为界，但宇宙不可能这样配合调查。能被写作者找到的最明显的临界点，就是开元盛世的最后一年。

　　那一年，四十一岁的李白在任城爱上邻家一女，与之生子曰颇黎；三十岁的杜甫从齐赵归来，居于东都；平卢兵马使安禄山不断贿赂使者的政治投资获得丰厚回报，被升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勃海、黑水四府经略使。而四十四岁的郭子仪，正在与安禄山遥遥相对的西北军中，担任大约少将级别的军官。

　　十四年后，渔阳鼙鼓动地来，五十八岁的郭子仪开始了自己真正的人生。这是天宝十四载（755）。关于名将的文章，从气候开始，是不是标新立异得过了头？不，其中大有缘故。

　　二

　　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郭子仪恐怕只能落寞而终。因他当时刚刚离任正三品的左武卫大将军、朔方左厢兵马使、九原太守，在家为母守孝。正三品是典型的唐代高官，但也仅此而已。即便复出，至多不过一个普通的节度使。

　　军情紧急，郭子仪被夺情起复，以卫尉卿、摄御史中丞的身份，权充朔方节度使。原任节度使安思顺是安禄山没有血缘关系的从兄，他虽然汉化程度较深，且多次预警安禄山的反叛，但时点敏感，需要避嫌避险。他被征召入朝，改任户部尚书。

　　匆匆受命，郭子仪最紧迫的问题却不是外患，而是内忧。确切地说，是跟老战友也是死对头李光弼的关系。

　　郭李二人早期都在安思顺麾下担任牙门都将，但关系很紧张，即便同桌吃饭也从不说话，除非吵架。更要命的是，安思顺最看好的是李光弼，曾有意招之为婿，并上表推荐他为节度副使、知留后事，摆明了是要让他接班。尽管李光弼无意于此，但而今忽然要听郭子仪的将令，他又怎能心安？

　　十天之后，诏命再来，郭子仪要迅速率军东伐赵魏。作为宿将，李光弼很清楚，战场严酷无情，随便找个理由杀掉仇人，实在是轻而易举。名将李广不就是这样，杀掉曾经冲撞过他的霸陵尉的吗？他自知不免，干脆自投罗网，来到节度使衙门，在堂下向郭子仪郑重施礼：“我情愿一死，只求中丞赦免我的妻儿。”

　　郭子仪立刻走下堂来，抓住李光弼的手，流泪道：“国家有难，正是用人之际，需要你我和衷共济，哪能计较个人私怨！”

　　英雄相对落泪，战将尽释前嫌。

　　内忧已除，即刻出兵。郭子仪指挥朔方军沿着黄河河套西进。他的眼睛盯着太原，叛军的眼睛也盯着太原。就在他出兵的同时，安禄山的大同军使高秀岩进犯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郭子仪立即派兵增援，击退高秀岩后顺势南下，攻破长城天险杀虎口（今山西右玉西北），占领净边军（今山西右玉县右卫镇）。净边军是入塞的桥头堡，位置极其重要，因而叛军的大同兵马使薛忠义赶紧领兵增援。郭子仪派李光弼、高浚、仆固怀恩和浑释之等人出战，获得全胜，史书记载“坑其骑七千”。

　　“坑”？这不是杀俘吗？自长平之战后，这个字眼颇为敏感。应该承认，这其中包括杀俘，但不完全是。战后获胜者将敌方尸体堆积起来，筑成所谓的“京观”以耀武夸功，其实是隐秘的历史传统。后世的史籍沿袭着这样不成文的惯例：如果作者认为是合法地封土处置坏人尸体，便记录为“京观”；如果认为此举不合道义，是滥杀无辜，则记录为“坑”。史书在此用了这个字眼，其立场现在看来还经得起推敲。

　　郭子仪派兵乘胜追击，北上围攻云中（今山西大同），南下攻占马邑（今山西朔州），重新打开东陉关（今山西代县胡裕乡）。东陉关是雁门关的东口，太原的北部门户。叛乱初起时，为防止叛军南下威胁北都，这个关口被封闭。而今既已控制马邑，它自然也就可以重新打开，恢复交通。此战虽然一直未引起史家的足够关注，但却是大唐站稳脚跟的关键一战。稳定山西，唐军就有了随时东出太行截断叛军归路的可能。因而捷报传到朝廷，郭子仪立即被升为御史大夫，唐玄宗还同时向他征求将才。在他的推荐下，李光弼得以以魏郡（今河北大名）太守、河北采访使的身份，率朔方军中的一万蕃汉步骑、三千太原弓弩手，东出太行，从此开始独当一面。

　　李光弼进入河北后，顺利克复颜杲卿曾经守御的英雄城市常山（今河北正定）。此后史思明率领大军前来围困，郭子仪也闻讯赶来增援。二人追击史思明到博陵（今河北定州），但攻城不利。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收回拳头。而他们一后撤，史思明立即派兵尾随，不远不近地跟着。

　　不怕被贼偷，就怕被贼惦记。这种尾随如同苍蝇，令人心烦。怎么办呢？郭子仪派五百骑兵不断向叛军挑战，蒙蔽他们，等他们后撤，再施行追击，在沙河打了一场胜仗。规模虽小，但总算拍死了苍蝇，暂时可以安心睡觉。

　　此时叛军又来了援兵。按照通常的理解，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唐军应当采取守势，但郭子仪的决断正好相反。他认为，此刻叛军必有轻敌心理，正好可以利用。于是挥兵进击。双方激战不下，郭子仪杀掉一员作战不力的将领，警示全军。这个催化剂极大地点燃了士气，全军奋力拼杀，最终告捷。

　　决战发生在曲阳县东北的嘉山。郭子仪指挥李光弼、仆固怀恩、浑释之、陈回光等诸位将军，跟史思明、蔡希德和尹子奇硬碰硬，获得大捷。史思明几乎是光脚散发逃回博陵的。郭子仪追到博陵，再度发起猛攻，但还是未能拿下。正准备调整部署，忽然接到全军回师的诏命。

　　为什么？因为潼关失守，哥舒翰被擒，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吴忠市）即位为唐肃宗，但几乎是光杆司令。这个前任朔方节度大使，只能赶紧召回郭子仪和李光弼麾下的朔方军。他们俩一回去，立刻被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谓“使相”，即出使在外的宰相。

　　三

　　安禄山有谋士严庄，唐肃宗则有谋士李泌。李泌虽是纯粹的白身，但“权逾宰相”。他建议派李光弼守太原，截断叛军北上迂回的道路，随时出击河北；令郭子仪占领河东，威胁两京联系但并不彻底切断，让叛军在千里交通线上疲于奔命，王师以逸待劳，随时反击。

　　这条建议被迅速采纳。但可惜的是，最精彩的部分被抛弃：不急于收复两京，否则叛军还会卷土重来。应当集中兵力，直接攻击范阳。河西陇右诸镇的勤王之师，以及从西域回纥各国借来的援兵，习惯低温，可从北方迂回叛军的老巢。蛇打七寸，似慢实快。可惜唐肃宗登基程序不甚合法，急于获得足够的合法性，而最大的合法性莫过于迅速收复两京。

　　至德二载（757）二月，李白还在老友高适的密集炮火中激情四溢地吟咏《永王东巡歌》，郭子仪则率军从洛交（今陕西富县）渡过黄河，攻击河东。河东是秦汉郡名，治所在今山西永济东南，唐代虽已先后改为蒲州和河中府，但大家依旧喜欢沿用古称，柳宗元便被称为柳河东。此地掐在两京之间，位置极为紧要。“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李白一定没想到，估计谁也想象不到，永王李璘败亡在即，平定天下的将是汾阳王郭子仪，而他出兵之前，早已派人潜入河东，联络好当地官员，作为内应。

　　叛军大将崔乾佑在蒲津战败，退入郡城，但当地官员乘夜打开城门迎接官军，崔乾佑只能逃跑。逃到安邑（今山西运城）后，队伍进城刚刚过半，大门忽又落下，伏兵四出，崔乾佑险些当了俘虏。这样一来，河东平定，郭子仪的目光随即转向天险潼关。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攻击潼关，郭子仪派出了自己的次子郭旰，令他和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祚一同渡河作战。唐军初战告捷，但随后叛军增兵反攻，利用地利之便扳回一局，郭旰、李韶光和王祚全部战死，部队损失过万。猛将仆固怀恩抱着马头才得以渡河逃生，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一个月后，叛军大将安守忠进犯河东，遭遇当头棒喝。史书记载郭子仪“杀敌八千、俘虏五千”。数据虽有水分，但胜利确定无疑。而正在此时，又有紧急命令传来，令他以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的身份，迅速开赴凤翔（今陕西宝鸡市）救驾。

　　那时安禄山已被儿子安庆绪刺杀，但叛军凶焰犹存，在武功将关内节度使王思礼击败，兵锋离唐肃宗驻跸的凤翔不过五十里，很多官员已偷偷送走妻儿，空气紧张得几乎可以点燃。郭子仪率军日夜兼程，向西增援。四月十三日，他派部将仆固怀恩、王仲升、浑释之、李若幽在白渠留连桥（今陕西三原境内）设伏，几乎全歼进攻的叛军，这才稳住局势。

　　四

　　新官上任三把火，但副元帅收复国都的第一把火便被兜头浇灭。

　　郭子仪与王思礼指挥王师进屯潏水西岸，安守忠、李归仁则收拾叛军驻扎于长安西部的清渠。双方对峙七日，都没有攻击。时间越长，受命攻势作战的郭子仪压力也就越大。因而五月六日叛军佯装后撤时，他只能挥动进攻的令旗。九千叛军骑兵布成长蛇阵，在唐军试图中央突破时忽然向两翼展开，将唐军包围。唐军阵势大乱，迅速败下阵来，人员损失惨重，物资丢弃殆尽。

　　然而复国决心已定，屡败必须屡战。八月二十三日，唐肃宗郑重地劳飨诸将，再度部署反攻。他收敛神色，对郭子仪道：天下兴亡，在此一举！

　　皇帝托付得隆重，大将回答得庄严：此一战不能收复长安，臣当以死相报！

　　当年九月，郭子仪随同广平王李俶，率领蕃汉兵马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反攻长安。李嗣业率领安西兵为前军，王思礼所部为后军，郭子仪统领中军，全军抵达长安城西香积寺以北的沣水东岸布下阵势。王维笔下的古木无人径，随即兵荒马乱。

　　这次胜利的两大主角，此前都有点瑕疵。

　　李嗣业是高仙芝麾下有名的猛将。肃宗刚在灵武即位时，征召安西兵勤王。节度使梁宰打算观望形势，李嗣业暗中应允，结果遭到段秀实的责难：“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称大丈夫，今诚儿女耳！”李嗣业闻听醒悟，迅速率军五千奔赴朔方。行前特意跟部下割破手臂立誓，沿途绝对秋毫无犯。

　　开战之后，唐军用弓箭击退叛军的骑兵，步兵随即列阵攻击。逼近敌阵时，叛军猛烈反击，唐军略一退却，阵形不觉混乱。情况危急。李嗣业喊道：“今天若舍不得身体，则我军必败！”边说边脱掉上衣，手持陌刀挺立阵前，呼喊着率军前进。等接近敌军，便奋力挥舞陌刀，大砍大杀。

　　陌刀是唐军最精良的主战兵器，刀柄长，刀身坚，刀锋利。李嗣业刀光闪处，叛军一截两段。这种气势激励了唐军，吓坏了叛军。各支部队迅速稳住阵脚，然后墙一般推进。

　　另外一个主角是王难得。七个月前武功之战中，友军郭英乂中箭败逃，王难得见死不救，导致王思礼全军溃败。但这一次，王难得表现迥异。为救手下的裨将，被叛军射中脸部，脸皮都耷拉了下来。他扯掉箭和脸皮，满脸带血地继续拼杀。夏侯惇拔箭吞睛，很可能是罗贯中从王难得身上获得的灵感。

　　大家都这样卖命，胜利自然顺理成章。唐军斩首六万级，俘虏两万多人，还有无数的叛军跌入河中淹死。而长安一旦拿下，潼关便不再是险阻。下一个战场是崤函古道东部的重要节点陕州（今河南陕县）。过了陕州，东部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直达大唐的东都、叛军的伪都洛阳。

　　安庆绪虽已弑父，但性格懦弱，大局还由安禄山的首席谋士严庄把持。严庄知道这是生死之战，因而倾巢出动，十万主力前往增援，队伍延续百里不绝。等郭子仪赶到新店，叛军已在曲沃（曲沃村有魏曲沃故城）附近依山结阵。叛军向来不愿守城，习惯野战，见唐军立足未稳，立即派出轻骑骚扰。

　　此地北临黄河，南边是山。郭子仪早已命令回纥兵登山抄袭叛军后路，主力正面出击，但阵势没有排好，不能开战，便令两队人马将这股敌兵赶走。没过多久，叛军以加倍的兵力再来骚扰，郭子仪也再以加倍的兵力驱逐。

　　等列好阵势，二百叛军骑兵再度杀来，到了跟前却又不战自退。郭子仪已经做好攻击准备，不管这是不是引诱，立即传令冲锋。唐军潮水一般冲过去，从中间贯穿叛军的阵势，所谓陷阵，但叛军也有准备，顺势张开两翼，又将唐军包了饺子。

　　这一次唐军没有沦为饺子馅，而是奋力化身为铁扇公主肚皮里的猴子。双方激烈厮杀，相持不下。抄后路的回纥兵在山上遭遇叛军，发生缠斗，迟迟不能加入攻击，时间一长，正面的唐军不免略微后撤。与此同时，叛军又派出三千人马，抄袭后路。郭子仪见状，赶紧令又一队回纥骑兵前往堵截。此时人踩马踏，尘土飞扬，背后策应的回纥兵也抵达战场。他们在漫天黄尘中接连射出几十箭，叛军惊叫道：“回纥来了！”随即丧失斗志，迅速溃败，伏尸三十里而逃。

　　接到败报，安庆绪知道大势已去，赶紧逃往相州（今河南安阳）。安顿下来清点人马，只有步兵一千、骑兵三百。十月八日，广平王李俶进入洛阳。遗憾的是，九天之前，坚守一年多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刚刚陷落，张巡、许远被俘后殉国。

　　两京顺利收复，虽是正牌太子但登基程序不甚合法的唐肃宗，终于有了足够的合法性与底气。他非常高兴，对郭子仪道：“虽吾之国家，实由卿再造！”

　　五

　　本文之所以要从气候变化开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郭子仪人生经历乃至唐史上的重要一环、九节度使围相州而惨败，原因被含糊其词地归结为极端天气沙尘暴：

　　“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弃甲仗辎重委积于路。”

　　这次作战旷日持久，师老兵疲，具体过程可以单独成篇乃至成书。简单而言，就是说当郭子仪作为后军刚刚列好阵势，准备加入最后决战时，沙尘暴从天而降，敌我双方各自溃退。言之凿凿，但前后矛盾：记载貌似平局，实际却是唐军大败。

　　九位节度使所部各归本镇，除了李光弼和王思礼全师而退，其他诸路“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其中郭子仪所部损失最为惨重：“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十万军中有一万骑兵，这个比例可信，数据应当也比较可靠。但还不止于此。刚刚收复的洛阳“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官员为什么要南逃襄阳、邓州？因为郭子仪根本没有坚守东京的打算，退到战略要地、洛阳北部偏东、黄河盟津（又称富平津）渡口的河阳（今河南孟州西），还是不能心安，又退到了洛阳以西百里之外的阙门山（今新安县铁门镇）。此时收拢溃兵已得数万人马，诸将依旧如同惊弓之鸟，吵吵嚷嚷地要退保蒲陕。如果不是都虞候张用济说蒲州、陕州一带缺粮，无法供养大军，弄不好河阳还真会被放弃。

　　相州之战，如果说摆在唐军面前有一千条路的话，那么至少有九百九十条通向胜利。安庆绪的残部被死死围在城中，只能龟缩防守，彻底放弃他们最擅长的野战。史思明虽然降后复叛、南下增援，但双方兵力也完全不对等。让谁承担历史责任最为合适？肯定是人见人厌的宦官。于是都归咎于鱼朝恩，说是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元戎、难相统属，便没设主帅，让鱼朝恩作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他耽误了大事。

　　这样归因简单有效，但未免失于粗暴。首先，郭子仪本来就比李光弼官阶高资历老，曾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当时还有天下兵马副元帅的身份。《旧唐书·史思明传》更是直言“郭子仪领九节度围相州”。其次，太监虽监军，但通常并不干预具体指挥。到底怎么回事？

　　原因有两条。首先，从战术上说，郭子仪没有采纳李光弼缠住史思明的正确建议。当时史思明攻占魏州（今河北大名）后按兵不动，对唐军后背形成重大威胁。李光弼建议跟朔方军联手，其次，进逼魏州。史思明嘉山大败的心理阴影尚未散去，必然不敢轻易出战。这样可以争取到攻占相州的大量时间。而一旦安庆绪就擒，史思明也就如同天亮后的露珠。官方史书记载是鱼朝恩不同意，但成书更早的《安禄山事迹》则显示拒绝的是郭子仪。他跟季广琛主张水淹相州。最终史思明南下，派出士卒用唐军的服装旗号拦住转运粮草者，动不动就责怪他们逾期而杀人，而巡逻的唐军士兵不能辨别，导致后勤补给线混乱。

　　而最直接的败因，则是郭子仪判断失误，弃军先逃。《邠志》是这样说的：

　　史思明自称燕王。（朔方）牙前兵马使吴思礼曰：“思明果反。盖蕃将也，安肯尽节于国家！”因目左武锋使仆固怀恩。怀恩色变，阴恨之。三月六日，史思明轻兵抵相州，郭公率诸军御之，战于万金驿。贼分马军并滏而西，郭公使仆固怀恩以蕃浑马军邀击，破之。还遇吴思礼于阵，射杀之，呼曰：“吴思礼阵没”。其夕，收军，郭公疑怀恩为变，遂脱身先去。诸军相继溃于城下。

　　这条记载说得很明白，是郭子仪统率全军。而吴思礼因为史思明复叛，对异族的仆固怀恩表示怀疑。二人大约还有其他矛盾，故而大战当天，仆固怀恩战胜归来时，将吴思礼射死。郭子仪以为仆固怀恩真要叛变，便乘夜抛下部队先行逃跑。主帅逃跑，战局必然急转直下。这也可以解释九节度使所部因何各归本镇。如果领军的是鱼朝恩，没有将令就这样率军逃跑，肯定要杀头的，但事后唐肃宗对谁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处罚。

　　在文人史官笔下，宦官的罪恶只能被放大。这应该是司马光采信《肃宗实录》中不设主帅的说法，而没有采信《邠志》中这条记载的原因。虽则如此，他到底是严谨的历史学家，还是将之收入了《通鉴考异》。

　　战后郭子仪被征召入朝，兵权给了李光弼。史书将之归因为鱼朝恩的谗毁，完全站不住脚。鱼朝恩确实专权，确实可恨，确实该杀，但在这件事上也确实比窦娥还冤。

　　孤证不立。还有类似的证据吗？当然有，而且就在《资治通鉴》上。如果您的《资治通鉴》开本足够大，那么几乎是在同一个页面。

　　朝廷下令换帅之后，反对撤往蒲陕的张用济打算武力驱逐李光弼、挽回郭子仪。当时仆固怀恩这样劝道：

　　“邺城（相州）之溃，郭公先去，朝廷责帅，故罢其兵柄。”

　　话不多，但信息量足够：郭子仪身为统帅而先行逃跑。请注意，仆固怀恩并非鱼朝恩的死党，张用济则是郭子仪的铁杆，且大家都是亲历者。可见这是军中普遍承认的事实。司马光为何会允许这样前后矛盾的漏洞存在？统稿疏忽，把关不严？当然不是，他只是在隐晦地捍卫自己的史德：兄弟，我可没胡说。问题是我会写，您也得会读。

　　但这样做毕竟会有作为史学家的职业风险。司马光这样的老成君子，为何要冒这样的风险？为何郭子仪所部损失惨重，而李光弼能全师而退？为何郭子仪弃军先逃还能维持部下的拥戴，甚至不惜武力挽回？原因很重要，但只能后文交代。

　　六

　　宝应元年（762），唐诗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白辞世，兵部侍郎严武则受命节度西川。严武这次镇蜀虽只数月，依旧给幽居草堂的杜甫带去了乱世之中难得的友情温暖。与此同时，郭子仪被升为汾阳郡王，再度出来统兵，担任朔方河中泽潞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等军兵马副元帅。他之所以得以出山，是因为朔方诸军都统李国贞、河东节度使邓景山被部下作乱杀死，乱军眼看就要跟叛军合流。

　　那是乍暖还寒的二月，唐肃宗已经病重，但郭子仪坚持要面圣：“老臣将死于外地，不见陛下一面，如何瞑目？”如此诚恳的话语，自然能换得病榻之前的召见。皇帝表达信任推重，大将表白忠诚勤勉。照剧本演出完毕，郭子仪方才就任。

　　郭子仪抵达军中，带头作乱的王元振立即前来表功。这就是藩镇遵循的逻辑：他们若不杀死李国贞，哪有郭子仪的兵权？但谁也没想到，向来以宽厚著称的郭子仪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脸色一板：“我贵为丞相，岂能受一人之私！”随即下令将作乱者全部正法。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郭子仪这次出山时间很短，不到半年便在入京朝见时请辞。宦官程元振嫉妒他年资高功劳大，老说坏话。此人拥立有功，唐代宗言听计从，郭子仪只能顺水推舟。请辞的同时，将先前收到的诏书二十卷一千多道进奉给新皇帝，剖白心机。

　　这多少有点摊牌的意思。郭子仪一定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唐代宗当然心知肚明，虽有道歉抚慰之语——“使重臣忧虑，我很惭愧。今后不必担心”，没有批准辞职请求，但也没让郭子仪回到军中。双方打了个太极拳。

　　后来史朝义兵锋再起，朝廷也没有起用郭子仪，而用了他的老部下仆固怀恩。年底仆固怀恩平定河北，郭子仪请求将副元帅的名衔转授与他。奏章一上去，立刻得到批准。

　　七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闻听史朝义授首，诗圣杜甫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挥笔写成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他一定不会知道，就连郭子仪也不会知道，都城长安还会再度沦陷。这次的主力是吐蕃，帮凶却是程元振。

　　程元振的确是一手遮天，就连吐蕃逼近凤翔、邠州（今陕西彬县）这样的紧急军情，他都敢刻意屏蔽。唐代宗几乎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刻，方才知晓。

　　这是广德元年（763）十月的事情。尽管年初史朝义已被传首京师，但大唐的朝局还是再度陷入危急。两大旧军阀刚刚消灭，两大都戴有副元帅光环的新军阀又赫然崛起。盘踞山西的仆固怀恩已跟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开战，而李光弼也因惧怕程元振加害，迟迟不肯入朝。无奈之下，唐代宗只能再度起用郭子仪，让他以关内副元帅的名义镇守咸阳。

　　郭子仪闲散已久，身边仅剩二十名骑兵。他刚刚抵达防区，吐蕃已率领吐谷浑、党项和氐羌大军，在司竹园（今陕西周至县东十五里）渡过渭水，沿南山东进。郭子仪派判官王延昌入朝求援，竟因程元振从中作梗而未能获得召见。

　　没办法，跑吧。唐代宗抛弃都城逃往陕州，郭子仪也只能东撤。刚刚抵达开远门，便成功地阻止了一次仓促的叛乱：射生将王献忠率领四百多名骑兵，裹挟丰王李珙等多名亲王，准备向西迎接吐蕃，双方迎头撞见。

　　开远门是长安西边三座城门中最北的一座，也是最繁华的一座，离国际贸易市场西市不过两坊之遥。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门外竖有里程碑“立堠”，上题“西极道九千九百里”。不说万里，表示远游之人不为万里之行。天宝八载（749），门外又建“振旅亭”，专门慰劳迎接西征将士。曾在西域领兵的郭子仪，对此当然无比熟悉。他心知有异，当即呵止。王献忠不敢顶撞元勋，下马施礼道：“皇帝东逃，江山无主，所以我奉诸王向西，以副天下之望。您贵为元帅，废置在手，何不行册立之事？”

　　郭子仪是什么反应呢？事实上，他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史书上没有记载他当时说了些什么。那些义正词严的话，都出自他的判官王延昌。郭子仪为什么没有立即开口？因为慷慨激昂从来都不是他的特点。他的特点是老成持重。支持反叛绝无可能，但问题在于，他势单力薄，而对方人多势众。他大概根本没有想到，王献忠这家伙竟如此政治不成熟，直接摊牌。这一下，包袱只能落地。

　　到底还是郭子仪的满头白发与崇高威望好使。士卒簇拥着诸王掉转马头，向东追赶皇帝，郭子仪则奔向商州。长安东南经蓝田县和蓝田关，即韩愈笔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中的蓝关，再过关中四关中的武关，便是商州。那里聚集的大量溃兵，是郭子仪的目标。当时副元帅身边有多少兵呢？比刚刚就任时足足飙升五成，共有骑兵三十名。

　　抵达蓝田，遇到元帅府都虞候臧希让、凤翔节度使高升，得到士兵将近千人，多少有了点部队的样子。郭子仪判断，溃兵聚集必定作乱，商州的官员很可能已经隐身，便派王延昌先去安抚，他自己暂驻蓝田，守住要点。汉代以降，无论叫青泥关、蓝田关还是峣关，这里都是兵家必争。

　　三天之后，郭子仪离开蓝田，前往商州。一路收容溃兵，连同防守武关的力量，兵力达到四千人，宝应军使张知节又率军前来会合，声势略振。郭子仪随即阅兵誓师，流泪激励将士。水与泥可以烧造陶瓷，元帅的热泪也能搅拌斗志，乌合之众随即又锻造成了军队。

　　在陕州的唐代宗身边也没多少人，闻讯立即召郭子仪赶赴行在，但郭子仪没有奉诏。他判断，吐蕃深入长安，已是强弩之末，必须趁其立足未稳，迅速兵出蓝田。他只要在蓝田站稳，吐蕃便不可能东侵。

　　那时蓝田方向情况不明，必须先行侦察。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主动请缨，郭子仪令他率领两百名骑兵先行开动，宝应军使张知节继后。长孙全绪抵达蓝田，发现前光禄卿殷仲卿已募兵千人驻守在那里。两下会合，声势更大。长孙全绪随即北出蓝田，抵达县北三十五里的韩公堆。这是官道上的重要驿站，无数官员南来北往，而那些官员都是天然的诗人，“韩公堆”三字屡屡入诗，元稹便有题赠给白居易。却说长孙全绪抵达之后，命令部队白天擂鼓，夜晚举火，作为疑兵。殷仲卿又命两百人渡过瀍河，直逼长安。吐蕃兵询问百姓，百姓都说郭令公（郭子仪是中书令）率领官军收复长安，声势浩大，数不清有多少人马。吐蕃兵信以为真，开始向城外撤退。长孙全绪命令将军王甫暗中联系长安城中的游侠少年数百人，乘夜在朱雀大街上击鼓，高喊王师已到，而殷仲卿、长孙全绪、王仲升等人又先后率兵攻入。吐蕃余部闻听惊惧不已，迅速逃离。

　　就这样，沦陷十五天的都城又被郭子仪收复。而大唐以再度丢失都城的巨大代价，总算处理掉了程元振这样的坏资产：他于贬谪途中被仇家所杀。

　　八

　　广德二年（764）六月，河中节度使衙门内气氛如同天气一般沉闷，黄河的风也无法吹透。郭子仪面色凝重，听掌书记读完替他撰写的奏疏，良久不语。掌书记以为使主（幕僚对节度使的称呼）尚不满意，刚要开口，又被郭子仪制止。

　　郭子仪点点头，吩咐用印后迅速入函，递发朝廷。

　　奏疏的内容是什么？建议撤销各地的节度使，以苏民困。就从河中开始。

　　半年前的正月里，因仆固怀恩在山西闹得烽烟四起，几乎就要公开反叛，郭子仪的身份随即成了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大使、河中节度使。他的大旗一竖，对昔日的老部下仆固怀恩效果自然如同釜底抽薪。鉴于仆固怀恩已带领残兵退回灵武，局面暂告平静，郭子仪不待朝廷有所动作，便主动上疏请求裁军。

　　这个建议当然是唐代宗乐于看到的。他随即下诏，撤销河中节度使与耀德军的建置。但郭子仪再度上表请辞副元帅时，他却没有批准，而是顺手免除了仆固怀恩的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职位，要求他以太保兼中书令、大宁郡王的身份入朝。仆固怀恩应该是唐代最具悲剧色彩的名将。他直接浇灭了安史之乱的最后一把火，一门四十六人死于王事，为正军法还处死了自己的儿子，最终却又陷入反叛的死亡漩涡。他的确有入朝的打算。只不过要带着回纥、吐蕃和党项所部的数万大军。

　　这是两个月后，亦即当年八月的事情，李光弼刚刚病逝于徐州。唐代宗得到消息，赶紧调郭子仪前出奉天（今陕西乾县）。君臣相见时，唐代宗忧心忡忡，郭子仪胸有成竹：放心，绝对没事！仆固怀恩勇猛寡恩，人心不附。将士们之所以跟着南下，主要是想借机回家。他本是我的裨将，手下都是我的部曲，我平常对待他们不薄，他们怎么好意思跟我刀兵相见？

　　郭子仪坐镇奉天，派儿子郭晞率军一万，增援邠州。等敌兵赶到，仆固怀恩的前锋近城挑战，部将纷纷要求出击，郭子仪却严令不许。为什么？敌兵远来，利于速战是军事常识，却不仅于此。因为仆固怀恩裹挟来的旧部本无斗志，如果马上应战，只能逼迫他们血拼；而这样拖着，必然夜长梦多。

　　最终的结果印证了郭子仪的判断。仆固怀恩的前锋一直没有动作。几天之后，大军逼近。郭子仪率领主力乘夜在乾陵以南扎好阵势。天亮之后，吐蕃、回纥大军赶到。他们本以为唐军无备，可以乘虚而入，见郭子仪严阵以待，知道无机可乘，只得退兵。

　　大军劳师远征，只为郭子仪已经摆好阵势，便不战而退，难道这是官费旅行？两《唐书》中的郭子仪传记就是这么写的。看起来是传主声威所致，其实是历史的缝隙漏下了另外一位副元帅的功劳。可以说，他以生命为代价成就了郭子仪。此人是谁？河已西副元帅、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杨志烈。

　　杨志烈本名杨预，为避唐代宗李豫之讳而改名。广德元年（763），朝廷设置河已西元帅府，希望整合西陲防御吐蕃的力量，统一指挥河西、北庭与安西三镇。这种元帅府都由亲王遥领元帅，并不到职，副元帅具体负责。仆固怀恩叛乱，杨志烈也受命增援，但他认为正面出击效果不好，不如围魏救赵。监军柏文达觉得很有道理，便率领援兵杀奔灵州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的驻地灵州，也就是唐肃宗即位时的灵武郡。

　　仆固怀恩倾巢而出，后方空虚，柏文达顺利攻破摧沙堡（今宁夏固原西北）和灵武县，灵州眼看不保。仆固怀恩得到消息，赶紧率军回援。他是猛将，部下多是能征惯战之士，而河西兵力并不雄厚，故而他们一个夜袭立刻得手，河西兵损失惨重，只能败退凉州。见到杨志烈，柏文达痛哭失声。杨志烈劝慰道：“此行虽然失败，但也有安定京师之功。士卒有点儿损失，无所谓的。”

　　这话安慰了监军却伤了士卒。吐蕃大军跟踪而至发起攻击时，新败之后士气低落的部队都不肯力战，导致州城失陷。杨志烈无奈，逃到北庭征兵，被伊西节度留后周逸串通沙陀兵杀害。他这一死，不仅救援长安的功劳无人提及，就连他本人也未能入选正史的传记。而给郭子仪作传的人，则可以顺理成章地将这笔功劳悄悄绑定，毫无作伪的道德压力。

　　九

　　病灶未除，终究还是要发病。次年即永泰元年（765），正月里长安城内“大雪盈尺”，九月里边境烽烟再起：仆固怀恩招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部大军，再度东进南下，从三面包围，声势远比上一年浩大：吐蕃攻击奉天，党项直逼同州（今陕西大荔），吐谷浑和奴剌进攻盩厔（今陕西周至）。这是第一道攻击波，后面还有回纥与仆固怀恩。

　　这次兵乱，真正激烈的战事发生在奉天，主角儿也是郭子仪曾经的部下，后来成长为一代名将的浑瑊。浑瑊跟仆固怀恩一样出自铁勒九姓，时任朔方兵马使，与讨击使白云光一起驻守奉天。吐蕃刚刚列营，他便率二百名骑兵杀入敌阵，左冲右突，刀砍枪刺，勇猛无比，吐蕃不由得向后退却。浑瑊趁机俘虏一将，而他和部下无一伤亡。等吐蕃攻城不下，他又发动夜袭，杀敌千余人。在奉天城下，浑瑊与吐蕃交战二百多次，杀敌五千多人。此后大雨不止，吐蕃无法作战，便移兵礼泉，最终掳掠数万男女后北撤。

　　这样一来，压力就全部转移到了泾阳的郭子仪肩上。敌众我寡，泾阳不过万余兵马，而尽管仆固怀恩已病死于途中，但吐蕃与回纥也已合流。所幸他们都想当老大，彼此不服。郭子仪严令部下不准出战，同时派人前去城西的回纥军中，劝他们与唐军联手攻击吐蕃。

　　收复两京，回纥的确有汗马功劳。新店一战，战马几乎全部战死，不得不派人回去收罗马匹。从助唐平叛到兴兵侵唐，这个弯儿拐得已经够大，再对吐蕃反戈一击，他们想想都觉得头晕。其首领药葛罗道：郭令公不是已经死了吗？你说他还活着，好啊，请他过来谈谈。

　　郭子仪果断决定单刀赴会。见众将都劝不住，郭晞拦住了父亲的马头：“回纥是虎狼之师，大人是国家的副元帅，怎能冒这等风险！”郭子仪道：“出战并无必胜把握，若败我们父子都可能战死，国家也有巨大风险。而今我一人承担风险，成功是天下之福，不成也不过死我一人，至少可以保全家族！”说完用马鞭抽开儿子的手，疾驰而去。

　　郭子仪带领几个随从直奔回纥大营。回纥戒备森严，主帅药葛罗亲自引弓注矢，立于阵前。郭子仪卸去甲胄，扔掉武器，朗声问道：“安乎？久同忠义，何至于是？”

　　各位还好吗？我们一直并肩作战，怎么会到今天的局面？您好意思吗？

　　诸位酋长都曾在郭子仪麾下作战很久，彼此熟悉，惊道：“真是郭令公！”立即下马围成数圈施礼。郭子仪拉住药葛罗的手道：“回纥有功于大唐，大唐的回报也足够丰厚，为何突然负约，弃前功而结仇怨？仆固怀恩叛君弃母，不忠不孝，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真心对你们好？我今天只身前来，任凭处置，但我死之后，部下必定会拼死一战！”

　　药葛罗连声致歉：“仆固怀恩哄骗我们，说大唐皇帝驾崩，郭令公已死，国中无主，我们这才前来。既然如此，我们怎能跟您交战！”

　　郭子仪道：“吐蕃无道，不顾舅甥之亲，兴兵杀烧抢掠。而今他们劫掠有大量的财物，人口牛马绵延数百里，这是天赐良机啊。还有比破敌取富、重修旧好更有利的事情吗？”

　　从匈奴开始，北方少数民族作战的终极目的，就是财富。这话打动了药葛罗。而吐蕃闻听他们联系频繁，立即后撤。药葛罗赶紧追击，郭子仪也派白元光率兵助阵，最终大破吐蕃，解救士女四千多人，牛马绵延数百里。当然，这些战利品都是回纥的。就像当初收复长安时的约定：士女归唐，财物归回纥。

　　是时候揭开谜底了，司马光为何甘冒职业风险替郭子仪遮掩？但揭开这个谜底之前，必须首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尽管他跟李光弼并称“李郭”，李光弼排名在前，平叛的功劳也比他大，为何名气和历史风评反倒落后？

　　原因很简单。郭子仪有功不自夸，绝对听话。皇帝安排得对，愉快地坚决执行；皇帝安排得不对，疑惑着坚决执行。而李光弼晚年不肯入朝，固然有担心宦官加害的正当理由，但依旧会被视为跟朝廷离心离德。这样的人，当时的朝廷无法漠视其功，而后代朝廷只会记得其过。

　　因此缘故，历朝历代的皇帝与朝廷都将郭子仪树为标杆，入庙配享。官方的推动效应总是最强大的，因历史的话语权始终在他们手中。而从民间的角度出发，郭子仪不仅官高爵显，更兼多子高寿：他享年八十有五，史书记载有八子七女，其实是八子八女。用这样的人作为信仰图腾，自然更合适。所以天官形象是有道义瑕疵的郭子仪，而不是李光弼。

　　这个答案，其实也是《资治通鉴》相关记载前后矛盾的谜底。

　　十

　　公元766年正月，长安城内“大雪平地二尺”，十个月后，唐代宗下令改元大历。这个年号在文学史上最深刻的印记，便是大历十才子。诡异的是，十位才子中竟有半数生平不详，作品留下来的也很少。请勿因此质疑他们的名气，而要声讨历史的俗气：只有功名能大过历史的网眼。相形之下，才华多为身家之累。另外五位，卢纶、韩翃、钱起、司空曙等人的名篇可为例证。排名第一的李端听起来并不怎么熟悉，但“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恐怕没几个人好意思承认未曾听说。能留下这等句子，自不辱没才子二字。

　　李端曾经给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写了一首诗《咏驸马都尉郭暧》：

　　青春都尉最风流，二十功成便拜侯。

　　金距斗鸡过上苑，玉鞭骑马出长楸。

　　熏香荀令偏怜少，傅粉何郎不解愁。

　　日暮吹箫杨柳陌，路人遥指凤凰楼。

　　在灿烂的唐诗星河中，这首诗黯淡无比，但却写出了郭暧的春风得意。永泰元年（765），郭子仪第一次挡住仆固怀恩招引的吐蕃、回纥后，朝廷无官可赏，便将升平公主嫁给了他十三岁的儿子郭暧。此后他们的女儿又生出了唐穆宗。可以肯定，当时郭暧寸功未立，煊赫都来自于郭子仪的荫庇。他跟升平公主一样，基本都是所谓的官二代。这样的人，严格说起来尚未成年，自然都会有点小脾气，我们这才得以看到各种剧目各个流派的戏剧《打金枝》。

　　某日小两口吵架，郭暧说：“你仗着你爸爸是皇帝是吧？我爸爸还不稀罕当皇帝呢！”

　　当时公主下嫁，公婆拜她她是不答礼的。公主下嫁完全如庶民家人礼，还得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因战乱多年，公主郡主严重积压，是典型的买方市场。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摊派而已。估计升平公主气派不小，将夫婿惹恼。可驸马恼，公主更恼，立即进宫告御状。按照道理，这是大不敬，杀头并不为过，但唐代宗涵养极好，对于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无论功臣还是叛将权宦，事情从不做绝：李辅国专权该杀，他只是派人暗杀，依旧厚葬；程元振该杀，他只是流放，途中被仇家寻仇杀掉；鱼朝恩该杀，他杀掉后说是自缢，依旧赠官；仆固怀恩公开反叛，他一直坚持说仆固怀恩只是被手下所误，不肯将其从凌烟阁除名，所以《旧唐书》里，仆固怀恩并没有被归入《叛臣传》。

　　对于郭子仪，唐代宗自然更能优容，因而对女儿道：“这是实话。若子仪想当皇帝，天下岂是汝家所有？”随即劝令公主归家，好生侍奉丈夫与公婆。

　　不事稼穑的公主驸马在长安生闲气，持重谋国的副元帅在干吗呢？在司令部种地。

　　永泰以后，郭子仪长期驻扎河中府。那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军队虽由国家财政强力支持，但也经常陷入乏粮的窘境，由此导致的兵变时有发生。既然局面已经平静，郭子仪便率先动手，自耕田地百亩。汾阳王已经行动，将校们哪好意思落后，而士卒不待命令，也纷纷仿效。那一年里，河中野无旷土，军有余粮。

　　恰在此时，郭子仪听说了这事儿。比起儿子的浑话，皇帝平静的话更令他畏惧。大是大非，岂能怠慢，立即囚禁郭暧，进宫请罪。唐代宗对郭子仪颇为尊重，从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大臣。而今亲家相对，他的态度更加亲切，语气轻描淡写：“谚云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于闺房之言，何足为怪！”

　　小两口闺房吵架话赶话，有啥了不起的？我们如果不能装聋作哑，亲家翁的关系，还怎么处？虽则如此，郭子仪还是将郭暧打了几十棍。容忍是皇家的大度，责罚则是臣子的态度。

　　十一

　　创业难，守业更难。郭子仪马上封王的过程已交代清楚，但又是如何保住的呢？对朝廷绝对恭顺、不恋兵权还不够，还有诸多生存之道。这又要提到一个寒冷的冬天。

　　大历二年（767）。对郭子仪而言之所以寒冷，不仅仅因为十一月里长安城“纷雾如雪，草木冰”，更因为十二月四日，他父亲的坟墓被盗掘。虽出自太原郭氏，但郭子仪的籍贯却是华州郑县（今渭南市华州区），其父自然也葬在那里。

　　当时郭子仪正辗转泾阳、奉天抵御吐蕃。在前线浴血抗敌的副元帅被挖了祖坟，这当然是大事，但蹊跷的是，官府组织查访缉拿，竟然没有结果。

　　谁干的呢？很多人指向权宦鱼朝恩。当时宰相元载、权宦鱼朝恩和大将郭子仪，可谓三足鼎立。鱼朝恩嫉妒郭子仪的盖世功勋，为破坏风水，挖了他的祖坟。

　　祖坟被挖却找不到责任人，大将岂能容忍？朝堂上忧心忡忡。君臣见面时，唐代宗深表遗憾关切，但郭子仪竟没有丝毫责难，只有满怀自责，甚至真诚落泪：“臣久将兵，不能禁部下为暴，军士多发人冢。今有人盗臣父冢，此乃天谴，非人事也。”

　　被人挖了祖坟，郭子仪痛恨不痛恨？当然痛恨。为什么不追究？因为可能牵扯到鱼朝恩，而鱼朝恩背后还站着唐代宗。

　　郭子仪不仅不跟鱼朝恩较劲，也不在元载和鱼朝恩之间站队。根据皇帝的命令，鱼朝恩、元载和郭子仪经常在一起喝酒，一顿酒席三十万。鱼朝恩以助代宗之母章敬太后冥福的名义，在他受赐的田庄上建了章敬寺。某日他邀请郭子仪来此同游，没喊元载，元载担心他们结盟，便派人悄悄告诉郭子仪，说鱼朝恩要暗害他。左右建议带三百甲士，但郭子仪连连摇头：“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来，汝曹欲何为！”

　　郭子仪只带着几名家童前去赴约。鱼朝恩大惊，因这大大低于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应有的待遇，本能地询问原因。郭子仪直言相告，最后道：“恐烦公经营耳。”

　　请您多费心。

　　世上没有纯粹的绝对的坏人，再坏的人也有被感动的时候，比方那个时刻的鱼朝恩。他捧手抚心，落泪叹道：“非公长者，能无疑乎！”

　　有此曲折，他们之间的恩怨，自可暂时了结。

　　十二

　　还有一个疑惑始终萦绕心头。郭子仪似乎很会带兵，但军纪并不严。用史书上的原话，是：“权任既重，功名复大，性宽大，政令颇不肃。”这样的军队，哪来的战斗力？

　　不仅如此，郭子仪对家人的约束倒是很严格。如果说责打郭暧主要是姿态，那么下面这则记载，足以说明他的真实态度。

　　大历三年（768），长安城“六月伏日，寒”。当年郭子仪之妾南阳夫人的乳母之子，因犯军中不许无故跑马的禁令而被都虞候下令杖杀，郭子仪的儿子们立即向父亲告状，控诉都虞候蛮横，要求惩罚。郭子仪很生气，将他们全部轰走，次日还对僚佐叹道：“我的儿子都是当奴才的料！不欣赏父亲的都虞候，只怜惜母亲的乳母之子。这种人，不是奴才是什么！”

　　但郭子仪治军不严也有明确记载，而且还是文学家柳河东的手笔《段太尉逸事状》，主角儿是前面曾经出现过的段秀实。

　　郭子仪之子郭晞驻扎邠州期间，士兵横行不法，糜烂地方，但节度使白孝德敢怒而不敢言。段秀实闻听，不惜引火烧身，要求代理白孝德的都虞候，执掌军法。此后郭晞部下十七人进街市抢酒，砸坏酒器不说，还刺伤卖酒的老者。段秀实将他们全部抓住，市场门前随即挂出十七颗人头。郭军大怒，纷纷披甲持枪，内乱一触即发。白孝德惊慌失措，段秀实镇定自若。他辞掉白孝德派出的几十名护卫，又解下佩刀，挑一个又老又跛的士兵牵马，去郭晞营中解决问题。就是郭子仪单骑见回纥的原版。

　　冤有头债有主，愤怒的士兵立即涌了上来，顶盔罩甲，枪明刀寒，杀气腾腾。段秀实微微一笑：“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士兵们被其气势慑服，也就没敢造次。等见到郭晞，段秀实道：“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

　　尚书是郭晞当时的名衔。他不是糊涂人，立即喝退士卒，向段秀实谢罪。事已至此，段秀实还不肯罢休，非要在郭晞军中吃饭住宿，令牵马的老兵次日再来。那一夜郭晞和衣而卧，段秀实倒睡得安稳，不仅仅因为有警卫击刁斗保护，更因为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从此以后，邠州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郭晞原谅了段秀实，但又不得不派出警卫，专门敲打梆子提供特别保护，可见他自己对士兵会不会冲动报复都没有把握，日常军纪严不严，也就不必再说。可以想见，史书上记载的宦官对郭子仪的“谗毁”，除了弃军先逃，肯定还包括这些。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将军，为什么能打胜仗？

　　这让我想起两个晚清人物。一个是李莲英。他曾经说过，只要你让我的针能过得去，我一定让你的线过得去。凡事互留余地。另外一个是曾国藩。他起兵之初，军纪非常严格，自己不贪功贪财，也绝不允许部下这样，但后来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己依旧清廉自守，但对部下贪功劫财得过且过，结果胜仗越来越多。

　　当时因为规章严格而导致的兵变，时有发生。郭子仪二度出山的推手、朔方诸军都统李国贞与河东节度使邓景山，死因都在于此。他们虽然死于国事，但朝廷并不认同，视为抚御失宜。对朝廷而言，法度只是维护朝廷的工具。如果一味维护法度将危及朝廷，那就只能暂时舍弃。换句话说，不只以匈奴为首的少数民族军队作战要受利益驱动，当时的唐军多少也是如此。利润是历史车轮前进必需的润滑油。但儒家出身的史官，对此总是羞羞答答。

　　郭子仪则心领神会。只要不直接危及军队和战事，他都能过得去。这大概也是田承嗣与李灵曜那样的叛将，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原因。田承嗣占据魏博骄纵不法，朝廷都不放在眼里，但当郭子仪遣使过去时，他却指着膝盖道：“这个膝盖很久没向人下拜了，今天拜一拜郭令公。”随即向西跪拜。李灵耀割据汴州时，不管公私财物经过，一律扣押，但郭子仪的财物非但不扣，还命人押送。

　　为什么？一定是郭子仪总让他们的针过去，所以他们也让郭子仪的线过去。即便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这样的名将，“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

　　话说回来，这也是朝廷格外警惕郭子仪的原因。这样宽厚的将领，威望甚高，振臂一呼便响应云集，不得不防。

　　行文至此，兵败相州后，李光弼全师而退、郭子仪丢盔弃甲的原因，也就有了答案。

　　能打胜仗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军队。最好的军队，不但要善于打胜仗，更要善于打败仗：战败之后不慌乱不溃散，有序撤退，并迅速恢复建制，二十小天后又是一条好汉。而做到这一点，只能靠严格乃至严酷的军纪约束。李光弼能做到，但郭子仪不能，当然，也可能是不愿。而他在相州弃军先逃，部下之所以依旧拥戴，甚至不惜武力挽回，无非因为那只是偶然事件，并非常态，而那些将士自己有时也难免如此。他们是以常人的心态，原谅容忍另外一种常人的行为。他们跟郭子仪一样趴在战壕里摸爬滚打，而不是掐腰站在史书之外的道德制高点上。站着的人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说话不腰疼。

　　说到底，这世上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严格的不讲情面的上司。

　　十三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代宗驾崩。其子唐德宗上台伊始，便解决了郭子仪。因为他的目标实在太显眼：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和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

　　对于一个八十三岁的老将而言，这些职务委实太多。唐代宗便想将郭子仪召回朝廷，一直未能决断，唐德宗自然要快刀斩乱麻。任何一位新皇帝，对几朝元老都会有本能的警觉。未必是怀疑他们的忠诚，主要是老人不如新人好使唤。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赵孝成王以赵括取代廉颇。

　　郭子仪被加以尚父的尊号，进太尉，仍兼中书令，食邑加到两千户，担任代宗的山陵使，名义是主持修建皇陵。对一般人而言，这是剥夺实权，但郭子仪却无所谓。他先前不恋栈，而今老了但绝不老糊涂，像往常那样，接到诏书即刻就道。

　　回到朝堂的汾阳王很有意思。府中生活非常奢侈，尽管他曾在河中自耕百亩。这种奢侈，既是他宽大性格的体现，同时也是自保措施。他那个级别的干部，很多奢侈都不是奢侈。他的树已经足够高大，不想更加突出。与此同时，府邸宽阔深远，但不设门禁，任人自由出入。他的部属很多，经常有人拜谒或者辞行，每当此时，他的妻女都不避讳。唯独御史大夫卢杞过来，郭子仪会屏退闲人。为什么？因为卢杞相貌丑陋，跟李辅国可有一比，全都面丑心毒。郭子仪担心身边人看见会本能地嗤笑，惹怒卢杞，引来灾祸。而卢杞害人的确是史书有名，书法家颜真卿实际就死于他的借刀杀人。

　　外面来人，内室不避。有一次郭子仪的夫人正在梳妆打扮，外面来了客人，她依旧让女儿递毛巾倒水，像使唤下人一样。郭子仪的儿子个个官高爵显，觉得这样不成体统，但郭子仪自有主张：“尔曹固非所料。且吾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透明意味着无私。但这个道理，时至今日，也有很多人、很多部门不明白，或者不敢明白。

　　在武将群像中，郭子仪的行为类似儒家，但又不像李光弼那样有著述。他一定是个宽厚实在的老好人，有主意，没脾气，对舞文弄墨不感冒。故而尽管如此显赫，却始终没有招引一流文人入幕。高适辅佐哥舒翰，岑参辅佐封常清，杜甫追随严武，李白追随永王李璘，都留下了优美的篇章。甚至李师道邀请张籍不成，也导致名句流传，汾阳王却偏偏没有。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写过这首《汾阳王赞》：

　　忠武英声振德威，恩光荡荡古今稀。

　　八男受爵黄金印，七婿封官碧紫薇。

　　半壁宫花歌宴罢，满床牙笏肃朝归。

　　应知积庆源流远，自有云礽拜锁闱。

　　郭子仪受封为郡王那一年年底，李白死于宣城，所以这诗几乎可以算是诗仙的绝笔。二人应当并无交集。《醒世通言》的《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关于李白早年救郭子仪、晚年又被郭子仪相救的说法，应当是小说家言。此诗颇为一般，甚至还不如李端那首。看来即便对郭子仪这样的名将，一味歌功颂德的命题作文也不好写，哪怕他是诗仙。

　　建中二年（781），八十五岁的郭子仪病逝。此后不久，唐德宗便将“九月衣衫，十月始裘”的规矩，提前了一个月。李杜、王孟、高岑已逝，元白、韩柳尚幼，温李未生。大唐的朝局与天气，是无可挽回地凉了。

　　作品 202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