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齐林

　　薄暮下，几个年过六旬的老人聚集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上，看着各自的孙子孙女在广场上奔跑着。孩子们你追我赶的声音惊醒了沉睡的故乡。

　　抱着哭闹的女儿走出沉闷的房间，来到广场上。阵阵凉风吹拂下，女儿停止了哭闹，睁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周遭的事物。凤娇婶左手推着婴儿车，右手拿着一把扇子不停扇风，她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汗水湿透的白发紧贴着前额。凤娇婶见了我，笑着问道，孩子多大了？刚满四个月呢，正是难带时。我说道。没事，慢慢来，很快就长大了。我一个人还带三个孩子呢。凤娇婶说完，指着一个身着蓝衣，流着鼻涕，正在广场上肆意奔跑的小男孩说道，喏，跑着的这个五岁，婴儿车里的一岁多，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孩刚上小学一年级，正在家里写作业。人到暮年，凤娇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庭的重任全部落在了她身上，除了照顾三个小孩，她还要照顾疾病缠身的丈夫。她的爱人患有严重的肾病，不能干重活，每个月要吃两千多块钱的药稳定病情。她的两个儿子和儿媳都在广东打工，每个月会按时给她打生活费。

　　最后一抹余晖缓缓消失在稀薄夜里，凤娇婶和其他老人抱着各自的孙子和孙女往家的方向走去。我抱着女儿回到屋内，转身看着漆黑的广场，适才弥漫着欢声笑语的广场复归于寂静中。

　　“孩子睡了吗？”灯光下的母亲正往膝盖上涂抹黄道益活络油，她痛苦地呻吟着。母亲患了几十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手脚肿得变了形，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一次疼痛难忍，扶着墙一步步往前挪的她摔倒在地，脸磕在地上，渗出一丝血来。八岁的侄女见状，慌张地跑到隔壁邻居家里叫来了五额娘。在五额娘的搀扶下，母亲才缓缓站了起来。

　　“睡着了，妈，我先上楼了。”抱着女儿，轻哼着她的名字，缓步上楼来到房间，我来回在屋子里踱着步。女儿哭泣的声音越来越小，她胖乎乎的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服。夜色渐深，女儿均匀的呼吸声在我耳畔响起。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不知名的虫子藏匿在草丛深处鸣叫着。小心翼翼把女儿放下，她翻了个身，蜷缩着睡着了。我却陷入复杂的思绪里。看着妻子熟睡的面容，适才凤娇婶在广场上对我说的那句话不停浮现在我脑海里：“你妈妈身体不好，以后谁给你们带孩子呢？孩子还这么小。”凤娇婶一下子把我问住了。

　　正是盛夏时节，烈日炙烤着大地，柏油马路上泛着一层白光。再过一个月，就要回东莞了。妻子坚决不同意把女儿留在老家，她舍不得，也不想让女儿这么小就做留守儿童。“谁给你们带孩子？”想着凤娇婶的话，我陷入焦虑中。妻子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他们尚且年少，还在上初中，成绩优异，经常考全年级第一。岳母要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不可能跟随我们去东莞帮忙照顾孩子。岳父每天在工地上忙碌着，他需要养家糊口。

　　世界呈现出荒诞的一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落雨的清晨，父亲扛着蛇皮袋踏上去往广东的火车，如一尾鱼般顺着打工的浪潮游荡着。离乡，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在城乡快速一体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村里人背井离乡，赶赴异乡谋生，只剩下老弱病残钉子般钉在故乡，直至锈迹斑斑。离乡需要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来适应快速旋转的城市机器。几十年过去的今天，离乡不再是中青年人的权利，村里越来越多的老人发挥着生命的余热，一辈子未曾离开故乡的他们第一次出门远行，赶赴异乡给儿女带孩子。他们有的自愿奔赴前线，有的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裹挟着。

　　与我家相距百米的刘婶于2012年远赴温州给他唯一的孩子建文带小孩。建文是我小学同学。刘婶在温州带了七年孩子，直到孙女上小学一年级才重返故乡。七年时间，刘婶苍老了许多，乌黑的头发已白了大半。2019年，建文的老婆生了二胎，是个男娃。千里之外接到喜讯的刘婶喜上眉梢，带着两百多个土鸡蛋连夜踏上了前往温州的大巴。2021年3月的一天，远在温州的刘婶连续几天吃不下饭，喉咙有异物。一周后，她在温州人民医院被查出患有食道癌。这突如其来的疾病有如晴天霹雳。在儿子儿媳的护送下，她终于回到生活了一辈子的村里。一家人留下来寸步不离地照顾着她。此刻，她回到熟悉的故乡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但属于她的时间不多了。

　　半年后，在疾病的侵袭下，骨瘦如柴的刘婶离开了人世。疾病如一把无形的刀，剔骨刮肉，刘婶最终变成厨房里那根干瘪的柴火，被一团火吞噬，化为灰烬。下葬那天，孤寂的村庄，送葬的队伍稀稀落落。“辛辛苦苦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这些年又帮儿子带孩子，来不及享一天福就走了。命苦呢。”送葬的人议论纷纷，满是惋惜。黄昏时分，我看见建文长久地跪在墓碑前抽泣着。

　　母亲多病缠身，高血压、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等，这些病如一根根无形的绳索直勒得她喘息不过来。母亲看着村里别的父母纷纷离乡去城市带小孩，给孩子分忧解难，对于不能帮忙给我们带孩子总是心怀愧疚。在老家的那半个月，母亲每天早早地起床，一瘸一拐地去小镇的集市上买好妻子喜欢吃的菜。从集上买完菜回来，又提前做好早餐放在锅里热着。等妻子一下来，她就立刻从锅里端出来放在桌上。我见了，怒吼着叫她每天不要起那么早。一天中午驱车从集市上买完菜回来，跟母亲聊起年幼时和堂哥、哥哥去偷西瓜的事，才想起适才去集上忘了买西瓜。突然好想吃西瓜，明天一定要去买一个。我孩子似的笑着对母亲说道。午睡起来，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从二楼下到一楼，却看见母亲怀抱着一个西瓜一瘸一拐地从门外走了进来，额头上布满汗珠。

　　“谁叫你去买西瓜了？我自己会去买。国道上大货车这么多，你一瘸一拐着去要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当时不知为何，我忽然冲着母亲凶了起来。前年村里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中午穿过马路去对面的超市买饼干时，被一辆疾驰的大货车碾压致死，最后只赔了十万块钱。

　　母亲仿佛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她切好一块西瓜递给我。

　　八月，妻子所在的学校开学在即。到底谁来带孩子的问题急需解决。要不请保姆？妻子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道，现在保姆虐待小孩的新闻屡见不鲜，我哪能放心把孩子给陌生人带？妻子的话让我陷入沉默中。

　　姨妈前些年在东莞带孩子，小孩上小学后，于前年回到了山里。姨妈擅长做家务，也是干农活的好手。童年的记忆里满是姨妈的影子。彼时，哥和我经常穿过一片寂静的竹林去姨妈家玩。

　　姨妈很喜欢孩子，与我也很亲，请她帮忙带孩子，肯定很放心。“你姨妈去年刚查出肝腹水，怎么能去带小孩？”母亲叹息了一声。

　　次日上午，趁着孩子熟睡的空隙，妻子打了好几个电话给她的亲戚，终于，她的姑妈愿意跟随我们去东莞帮忙带孩子，月薪四千元。我和妻子相视一笑，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疾病如无形的绳索把父母牢牢地拴在故乡的土地上。他们画地为牢。得知请了妻子的姑妈帮忙带孩子的消息，临回莞前五天，父亲特意从老家来了一趟市区。到市区已是午后两点，父亲抱着两只母鸡和一篮子土鸡蛋。烈日的暴晒下，父亲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汗水打湿的白发紧贴着额头，看起来滑稽又心酸。父亲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木匠，在外打工近三十年。2014年，因要照顾多病的母亲和年迈的祖母，父亲回到了老家，再也没出去过。父亲照顾母亲和祖母之余，在老屋的院落里养了二十多只鸡。今年3月，我女儿顺利出生后，父亲每隔半个多月就会送两只母鸡和一篮子鸡蛋过来。生完孩子身体虚，营养要及时跟上。父亲笑着跟我说道。

　　父亲上楼喝了口水，抱了会女儿，起身准备回家。岳父执意挽留父亲在这里住一晚。父亲尴尬地一笑，说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见如此，岳父不好意思再挽留。从市区回到故乡的小镇，需要近三个小时的车程。夜幕完全降临时，我收到父亲发来的短信：“我到家了。回莞要注意身体，不要太累。”久久地看着短信，我陷入沉默之中。

　　次日中午，母亲打来电话：“林林，刚叫你爸打了八千到你卡上，妈身体不好，没法帮你带孩子，只能给你们打点钱。”我听了，忽然发起脾气来。“谁要你打钱？你自己照顾好身体就可以了。”我在电话里吼叫着。放下电话，我把钱退了回去。这是母亲年复一年积攒下来的钱，我若收下，于心何忍？想着适才在电话里朝母亲吼叫，我回拨了过去，向母亲解释现在身上有钱，让她好好在家照顾自己。

　　晨曦洒落在小区的一草一木上，晶莹的露珠从树叶上滚落下来，一轮红日喷薄欲出。这个晴朗的日子，满载着一车行李，我们踏上了回莞的路。岳父把过年腌的牛肉、腊肉以及一篮子的土鸡蛋放进车里。他一直送到小区门口，看着我们的车消失在马路的尽头才返身离去。

　　妻子和姑妈抱着女儿坐在后座，副驾驶座位上放满了女儿喝的奶粉、玩具、尿不湿等。看着这些婴儿用品，初为人父的我心底总会流过一丝暖意。

　　七百公里的路程，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不敢随意加速和变道。妻子怀抱着女儿正和姑妈聊着家长里短的事情，五个月大的女儿睁着眼睛，一脸好奇地打量着窗外的世界。姑妈是八十年代的老高中生，高中毕业后曾在村小做过几年的代课老师，后来一直以种地为生。

　　车在高速路上疾驰着，透过后视镜，我能清晰地看到女儿的表情变化。看着车窗外的云朵和草木，女儿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不时咧开嘴笑。女儿纯净的笑仿佛蜜糖般软化了我焦躁的心。车疾驰在马路上，我的心也跟着飞扬起来。

　　抵达小区已是晚上七点。姑妈来不及休息，里里外外地把房子打扫了一遍。女儿蜷缩着身子，趴在床上睡着了。妻子正在整理衣物。站在阳台上，看着夜色中树木的轮廓，我的心忽然安静了许多。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嘴里叼着一条虫子，在半空中盘旋了一圈，最后栖息在茂密的梧桐树上。透过繁密的树叶，隐约看见鸟喂食的温馨场景。夜色静谧，世界呈现出美好的一面。

　　凌晨两点，女儿忽然哭泣。我迅速起身把她抱了起来，来回在屋子里踱着步。屋外的路灯散发出昏黄的光。不远处的东莞大道上，夜行的汽车疾驰而过，发出刺耳的响声。女儿的哭声慢慢弱了下去，直至响起均匀的呼吸声。时间已是凌晨两点半，我感到胳膊有些酸，小心翼翼地把女儿放到床上，不料她的身子一沾床又哭了起来。一直到凌晨三点，女儿才沉沉睡去。我一下子睡意全无，倚靠在床上读微信读书里的一部小说。看到凌晨四点，睡意来袭，我昏昏沉沉地睡去。睡下刚好半个小时，女儿又嘤嘤哭了起来。我又起身抱着她，来回在屋子里踱着步。待女儿睡着时，天已微亮。早上六点半，隔壁房间发出一阵细碎的响声，姑妈起床了。她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对于婴儿而言，母乳是她的口粮，乳汁的气息是妈妈的味道，更是安全感的象征。为了妻子以后安心工作，须开学前断奶。断奶是十分煎熬的过程。吮吸惯了妈妈乳头的女儿对奶瓶奶嘴很排斥。女儿嗅到她妈妈身上的乳汁味道就会产生依恋心理。

　　面对奶粉，女儿却紧闭着嘴巴，拍打着小手，扭头做出拒绝的姿势。中午，姑妈好不容易把女儿哄睡，小心翼翼地放下，她弱小的身体刚沾到床，就睁开眼哭泣起来。这是一个婴儿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姑妈慌忙把女儿又抱了起来，她疲惫地看着我，我迅速从她手中接过孩子，轻轻安抚起来。

　　姑妈已年过六旬，她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对于已几十年没带过小孩的姑妈而言，曾经娴熟的手艺已经生疏。面对一个正处于断奶期而又缺乏安全感的婴儿，她感到筋疲力尽。

　　见我抱着孩子，姑妈转身又去收拾家务了。姑妈是收拾家务的能手，但面对断奶期的婴儿，她疲于应付。她只能靠不停地做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来弥补内心的愧疚。看着姑妈苍老的身影，我心底颇为不安。

　　在小区有一个孩童活动的场所，跷跷板、象棋桌、溜溜桥这些游玩设备仿佛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孩子们。每次出门，怀抱中的女儿总会迅速被不远处孩子的嬉闹声吸引，她扭过头，朝那边望去。

　　游乐场旁边是架空层，小区的老人们在这里摆下几张桌子，每天三五成群地在这里打牌消耗时光。这是一个类似故乡广场般聚集的地方。打牌的老人大都在小区住了多年，他们的孙辈已带大，正上小学，每天除了接送外，大把大把的时间空余下来，像发霉的稻草，堆积在一起。另外一些老人怀抱着孩子，在小区里溜达着。正抱着女儿，父亲忽然打来电话询问近况。放下电话，一个年近六十的妇女走到我面前，笑着问道，你也是永新人吗？我一脸惊讶。刚才听你接电话知道的，我也是永新的。熟悉的乡音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她让我叫她娟姨就可以，细问之下才知道与我母亲同龄。只不过娟姨身体健康，面色红润，看起来要比我母亲年轻很多。

　　我误以为娟姨是在给她的儿子帮忙带小孩。“我做了八九年保姆了，现在在给小区的一对夫妇带小孩，从早上十点半做到晚上八点，晚上不带睡，工资五千五。三年前，我外孙女出生，我去杭州帮忙带了三年，今年上半年她上幼儿园，我就回来了。”娟姨边说边看了下时间，说还差五分钟就十点半了，我得去雇主家带孩子了，不然就迟到了。下次再聊，老乡。娟姨挎着一个包，快步地离开了。她步履轻盈，行事利索，丝毫不像年近六十的人。次日再碰见她，我问她为何不留在杭州把外孙女带到读小学再走。“女儿女婿在工厂上班，生活压力大，我在这里一个月能挣五千五，每个月可以贴补他们两三千块钱。”她说着说着笑了起来。娟姨健康红润的肤色让我想起我多病的母亲，不知千里之外的她此刻是否深陷在病痛里。

　　夜幕降临，倦鸟归巢。看着夜幕中栖息在树上的鸟，我脑海里回荡着这些老人的遭遇。闭上双眼，我看看无数只步入暮年的鸟略显吃力地展开双翼，朝异乡的天空飞去，暂时栖息在儿女的这棵树上，待孙辈长大，她们又扇动翅膀飞回到故乡的这棵树上。

　　夜色渐深，女儿已入睡，妻子正在台灯下专注地备课。带了一天孩子的姑妈已在隔壁房间早早入睡。一旁的桌子上，好友军给的红包如此醒目，里面装着一千块钱。得知我回来，军特意登门过来看女儿。这是他好几天的收入。他执意让我收下。军的父母早已不在，他的岳父岳母年迈多病，无法给他们帮忙。二胎出生后，他的妻子辞职在家照顾孩子，在五金厂做主管的军拿着八千元的工资，独自支撑着这个家庭的开销。为了多挣点钱，下班后，他跑起了滴滴。一直跑到深夜十二点才收工，每次回到家中，妻儿都已入睡。他小心翼翼地躺下，生怕惊醒他们。

　　近来我总是想到纪录片《姥姥》，2014年我第一次观看时，彼时的我还是孤身一人，如今再回头看，却看出一股人到暮年的悲凉感来。

　　这部2014年由河南电视台纪录片工作室历时两年的长期跟踪拍摄出来的纪录片《姥姥》主要讲述了在中国郑州市的一个小区里，有这样一群老人，她们与孩子形影不离，每天接孩子回家、做饭。这群忙碌的老人是什么人？她们不是保姆，而是孩子们的姥姥。这群原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老人为了各自的子女奔赴陌生的异乡带小孩。老人们是按照经验来带孩子，儿女们则是按照从书本上汲取来的经验来抚育孩子。新旧经验之间导致的矛盾越来越大。目前，国内有近两千万的老漂一族，他们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支持儿女的家庭和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带孩子的事情中，苦乐交织。

　　纪录片把老漂一族的孤寂、压抑、不被理解和辛酸撕裂开来，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人面前。他们是当下老漂一族的典型缩影。他们年迈体弱，来自农村，没有退休金，有的只是疾病缠身的肉身。在儿女面前他们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

　　传说中有一种没有脚的鸟，一辈子都在空中飞翔，飞累了就睡在风里，一辈子只落地一次。两者的命运极其相似。老人们要活到老忙到老。老，总是与弱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意味着疾病缠身，意味着很容易成为儿女的负担和拖累。鸟在感知自己即将死去时，会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独自面对无边的黑夜。在异乡，我很少看到葬礼，看到逝去的老人。当孙辈们慢慢长大，渐行渐远，便到了老人们还乡之时。他们会恋恋不舍地收拾行装，回到熟悉的村子里，独自面对苍茫的夜。

　　在乡村，人到暮年的悲凉感如寒冬时的冷风般侵袭过来，残败的肉身已无法抵抗。

　　带孩子考验着一个人的精力、耐心和经验，多年没有带过孩子的姑妈显得力不从心。

　　那天，正在学校开会的妻子忽然接到姑妈打来的电话。小宝宝一直哭个不停，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快回来一下。姑妈焦急地说道。女儿尖锐的哭声仿佛一把锋利的刀刺着妻子的心。她露出慌张的表情，迅速请了假。刚走出校门口，姑妈打来电话说，她现在不哭了，我正在给她喂奶，你不用回来了。

　　女儿经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被哭声笼罩着，产生了严重的幻听。听到婴儿的哭声，我总担心是女儿在哭。当我疾步走进屋内，女儿却正酣睡着。每次看着她哭得泪水涟涟、一脸委屈的样子，我和妻子慌张却又束手无策。次日黄昏，在姑妈的建议下，姑妈抱着女儿站在阳台上，面向夜空，轻声地喊着女儿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直至女儿止了哭声，靠在她的肩膀上睡着了。这一幕如此熟悉，多年前母亲站在广阔的稻田边，一遍遍喊我名字的场景迅疾浮现在我脑海里。同样的场景，只是故乡变成了异乡，当年尚且年幼的我已步入中年。熟睡的女儿脸上依稀挂着一丝泪痕。我从姑妈手中接过女儿，轻轻把她放在床上，而后转身从行李中取出一个小布包。小布包里放着故乡的泥土，是临行前母亲特意为我准备的。

　　开学在即，晚上，姑妈忽然对我们说她有点带不住孩子。白天，姑妈要打扫家务，做饭，带小孩。一天忙碌下来，姑妈已经筋疲力尽。每天晚上七点多，女儿就入睡了。下半夜两点开始容易醒，她瘦小的身子扭来扭去，嘴里发出嘤嘤的哭泣声。一时间，妻子和我睡意全无。只有把女儿抱着睡，她才睡得踏实。日复一日的煎熬难以忍受。

　　我和妻子最终决定请一个有经验的育婴师来专门照顾女儿。做出决定的那一刻，临回莞前岳父说的话浮现在我脑海里：“你姑妈她年纪大了，老人带小孩的观念比较传统，你们多包容一下。”姑妈是特意放弃家里的所有事情专门来为我们带小孩，如今要把她辞退，这势必会影响到亲情的维系。我有点忐忑地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姑妈，姑妈尴尬地一笑，表示理解。面对我们的决定，姑妈她无法拒绝。

　　在繁华的都市，育婴师是一个热门的职业。这是一家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家政公司，老板娘姓刘，湖南人，五十出头，大家都叫她刘姐。刘姐热情地招呼我们，向我们推荐了几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育婴师。考虑到妻子每天早出晚归，我们还是希望育婴师晚上带睡小宝宝。大厅里人来人往，不时有年轻的夫妇过来面试育婴师。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在连续跑了三次家政公司后，终于为自己的孙子挑选到自己满意的一个。老人十分满意地笑着。

　　大厅里坐着五六个面相和善的中年妇女。“她们几个都很不错，做了七八年了，刚刚下单。”刘姐向我介绍道。

　　育婴师月薪六千，如果一个月不休息，算下来将近要七千。无形的压力压得我喘息不过来，失眠如影随形。报社的朋友汉炎安慰我道，再坚持两年就好了，到了两岁就可以放到托儿所，费用一个月两千多，压力就会小很多。

　　汉炎的话让我陷入沉思中。低生育率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困扰着许多国家。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和年迈的父母无力照顾孩子的困境，许多夫妻想再生一个孩子却又不敢生。

　　我翻阅资料，了解到瑞典三岁以下幼儿入托率达百分之四十七，幼儿从一岁起可享受学前教育，三岁以上可享受每年五百二十五小时的免费教育，政府的资助和有效监管大大减轻了年轻夫妇的生活压力。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而我国三岁幼儿托育政策及配套措施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国家相关政策滞后的情况下，面对生活的重压，我如蜗牛顶着沉重的壳，艰难前行。一块从天而降的细小石头砸下来，随时都有可能粉身碎骨。

　　经过几次面试和挑选，都不合适，时间一天天流逝，束手无策之际，家政公司的刘姐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育婴师。深入了解一番，比较满意。最终，我和妻子选定了经验丰富的红姐。

　　在红姐来上班前，妻子提前在网上购买了摄像头。为了是否安装摄像头的问题，我和妻子争吵了起来。“如果她不对小宝宝好，装上监控也是摆设，她可以在客厅监控的范围内假装出很爱小宝宝，到了卧室就变回原形。”我跟妻子分析道。

　　妻子建议安装监控，是母爱的一种延伸，女儿的每一声啼哭每一个微笑都牵扯着她的心。而在保姆和育婴师眼里，监控是情感不信任下的一种监视。

　　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安装监控。

　　红姐四十五岁，湖南永州人，有着八年的工作经验。她果然不负所望，过来不到一天，就让哭闹不止的女儿慢慢安静下来。寂静的午后，她让女儿坐在她的肚子上，红姐轻轻动一下身子，女儿就哈哈大笑个不停。笑声回荡在房间里。

　　作为专业的育婴师，红姐会给女儿唱儿歌、逗她开心、控制每天的奶量、做辅助操、做各种各样的辅食吃。红姐会利用小宝宝睡觉的时间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育婴师带孩子的娴熟与经验的丰富如一把锋利的针般刺激着姑妈的自尊心。育婴师饱满的精力映衬出姑妈的疲惫与苍老。

　　育婴师过来后，姑妈待不住了，催促我早点给她买火车票回去。我劝她既然出来了，不妨在外面找个工作挣点钱，等过年再一起返乡。

　　清晨六点，小区里与姑妈年龄相仿的清洁工正在扫地。我上前与正扫地的清洁工阿姨攀谈，一番了解才得知她月薪只有两千四，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休息一天。这个清洁工阿姨的老公也在这个小区做清洁工作，负责小区外围的清洁，月薪三千，上个月因肺部查出有阴影，辞职回家了。

　　“你的亲戚也想做清洁工吗？小区正缺清洁工，你可以打电话跟物业咨询一下。”阿姨一边扫地一边笑着对我说道。这个清洁工以前患过轻微的风湿病，此刻扫地时，她的腿依旧微微瘸着。姑妈在老家的工厂上班月薪将近四千，她肯定不愿意在小区里做清洁工。

　　事情在不断变化中。红姐带了几天后，女儿开始愿意吃奶粉，白天的哭闹也少了。红姐忙碌之余，姑妈带着女儿去外面玩耍也开始不哭不闹，看见小区的路人时常会咧着嘴大笑。见女儿不像之前那么难带，姑妈的想法也随之动摇。“白天你姑妈带得住，但晚上小宝宝闹得厉害，经常会醒。她很难带得住的。你们白天又要上班。”“如果你们想继续让你姑妈带，我也可以理解。”育婴师红姐说道。

　　姑妈几次表露过想继续留下来带孩子的想法，但都被我委婉拒绝了。岳父岳母得知我们请了育婴师带小孩后，颇为生气。“让保姆带，你们夫妻俩都去上班了？安全吗？放心吗？”面对他们的质疑，我竟哑口无言。事情又到了两难的境地，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女儿，一边是需要维护的亲情。

　　为了留住姑妈，修复产生裂痕的亲情，我继续向几个在工厂做人事科长的朋友打听有无适合姑妈的工作介绍，得到的回复都是年纪偏大很难录用。有几个开工厂的朋友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工厂处于崩溃的边缘，正在裁员。

　　绝望之际，一个新认识不久的陈总得知我的情况后，表示他工厂正在招普工，底薪三千，加上加班，一个月能拿到四千五。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姑妈和妻子时，妻子开心地抱着姑妈说道，太好了，姑妈你不用走了。

　　几天后，收拾行李离开小区，后视镜里的姑妈在默默流泪。半个小时后，我带着姑妈抵达了望牛墩的一个工业区。街道上人影寥落，沉重的大货车从满是灰尘的路上碾压而过，留下深深的车辙印。机器的轰鸣声从工厂里满溢出来，回荡在工业区的上空。眼前的场景如此熟悉。酷暑时节，车间里闷热不已，落地风扇飞速旋转着，把密集的热流撕扯开来。姑妈坐在一张塑料凳上跟着身边的工人开始负责打包，半个小时下来就汗流浃背。陈总把她分在了包装部。十几分钟后，安顿好姑妈，陈总一直把我送到门口，让我放心，说一定会照顾好她。姑妈从未在外打过工。去工厂的第一天晚上，我担心姑妈适应不了，打了五六个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近十点钟，姑妈回电话过来，告诉我刚才在加班，现在刚刚下班。她说她会尽量适应下来。

　　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不时回荡在我脑海里，让我想起自己曾在工厂上班的那些旧时光。次日早上六点半，手机忽然尖锐地响了起来。是姑妈。“齐林，这里的机器太吵了，我昨晚一夜没睡，你有空过来接我回去吧。”

　　工厂的宿舍紧邻生产车间，在宿舍躺下，机器的轰鸣声仿佛就在耳边。机器永不停息毫不倦怠地飞速运转着，它映衬出人的衰老与疲惫。寂静的夜里，孤独年迈的姑妈经受不了这种噪音。

　　一脸歉意地把姑妈接回来。姑妈脸色苍白，显得十分憔悴。晚上我从外采访归来，屋子里静悄悄的，女儿已入睡，姑妈独自在卧室流着泪。我看了一眼妻子，询问姑妈怎么了。姑妈很想留在我们这里带孩子，我们把她叫过来，现在又不让她做，伤了她的心了。

　　一晚上，无论我们怎么安慰怎么挽留，姑妈始终沉默着。面对这一幕，我和妻子才知道我们的做法已经深深伤害到她了。

　　清晨，把姑妈送到南城汽车站。看着姑妈瘦弱的身影，我心底深感愧疚。

　　姑妈回去后，一天深夜推开红姐的房间，一股浓重的活络油味扑鼻而来，女儿正蜷缩在床脚酣睡。红姐说她膝盖疼。“味道太浓了，对小宝宝不好。”我看了红姐一眼，一把抱起了熟睡中的女儿。

　　一周后的晚上，红姐忽然发微信给我，说她这几天膝盖疼的旧病复发，每天膝盖都疼得难以忍受，决定辞职，建议我另寻新人。这突如其来的决定顿时让我手足无措。

　　两天后，经过几次面试，来自永州的玉凤梅来到了我们家里。凤梅是80后，年龄与我们相仿。

　　凤梅性格比较开朗，爱笑，很喜欢孩子，当初妻子之所以选择她，就是因为这一点。与已经离职的红姐相比，凤梅说话比较直，在做家务上显得比较懒。刚来第一天晚上，在卧室写作的我听见凤梅忽然对妻子说道，你爸妈怎么不来？“你一个人带不住小宝宝吗？”妻子反问道。“带得住，他们可以过来这里玩嘛。”凤梅略显尴尬地说道。几天后，我在家休息，她忽然又问道，“你怎么不叫你爸妈过来玩？”“我爸妈能过来这里，我还请你干吗？”她的追问让我很恼火。母亲苍老的模样又浮现在我眼前。

　　星期五晚上，下班后，我买好菜回来一进屋，就看见正在客厅玩耍的女儿慢慢扭头朝我这边望，而后咧嘴朝我一笑。女儿的笑落在我的心底，满是甜蜜。我从凤梅手里接过女儿，让她去做饭。不料她忽然对我说道，你去做饭吧，我来带小孩。

　　“你要利用她睡觉的时间简单地收拾一下家务。之前的红姐做得很好，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

　　“你不要总是在她面前提她好，我跟你说，在我做过的所有家庭中，你家条件是最差的。”

　　语言的暴力如一把锋利的刀刺疼着我的心。保姆凤梅的话一下子让我火冒三丈。

　　“你不想干就滚蛋。他们家庭条件好，难道多给你一分钱工资了吗？”我咬牙握拳，几近失控。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沉默着抱着女儿出门溜达，保姆凤梅阴着脸进了厨房。无端的吵闹如一把双刃剑，伤人伤己。从冲突到情感的共振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虽然与凤梅争吵过，但在随后的时间里，我与她相处得比较融洽，还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凤梅初中毕业后在东莞一家服装店做销售员，后来因为销售出色受到同事的嫉妒和陷害，于是选择了离职。离职后，她进入了保姆行业。做了两年保姆后，她考取了育婴师证。

　　凤梅说十年前她身材很苗条，没有现在这么胖。她依旧记得离开保姆岗位，从事育婴师第一单时的故事。当时是给一对年轻的夫妇带五个月大的小孩。男雇主以炒股为职业，一整天足不出户，盯着电脑上的大盘频繁操作。女雇主在一家电力公司上班。男雇主对她很好，让她想吃什么就尽管买。男雇主的好引发了女雇主的猜忌和妒忌。一次，女雇主上班前告诉凤梅中午不回来吃饭，不用做她的饭。没想到临近中午，女雇主忽然悄悄开门，出现在她面前，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虽然是育婴师，但凤梅才二十出头，爱打扮。女雇主说她是妖精，在勾引她的男人。听了这话她很难过，跟女雇主争吵起来。女雇主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很快二人扭打在一起。女雇主因为先动手，气呼呼地甩给她两千块叫她滚蛋。次日，凤梅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随后从业十多年的时间里，凤梅大都是在本地的高端家庭做育婴师，只负责带小孩，不用做饭做家务。回想起刚开始的冲突，我恍然大悟。人在物质优越的家庭待久了，即使是寄居者，耳濡目染之下，她的眼光也随之水涨船高，很有可能变得眼光挑剔，眉角上扬，目中无人。

　　她的上一个雇主是虎门的一个本地人。雇主家境富裕，住的是高端别墅，家里有宾利、劳斯莱斯、宝马、雷克萨斯等豪车。雇主家里有育婴师、清洁工、管家以及专门负责做饭的阿姨。入职的第一天，雇主亲自带她去指定的医院进行了相关的体检。雇主家里虽然有吃不完的进口水果，工资也从入职时的六千加到了八千，但她做了半年就选择了辞职。她的感受由初入这个家庭时的惊讶羡慕，慢慢演变为压抑和不安。她变得有些神经衰弱，晚上经常失眠。长时间的沉默几乎让她失语。当初面试时，雇主直接对她说为了孩子的安全，在她的房间里也安装了监控。每次换衣服，她都要跑到卫生间去。在这里上班，所有员工不能聚集在一起聊天，特别是不能议论雇主的家常长里短。空气里仿佛时刻都剑拔弩张着，带着火药的气息。

　　在这个富有的家庭，凤梅感觉自己成了带孩子的机器，一言一行都受约束和监控。“在你家，我很开心，虽然刚开始闹了一些矛盾。”凤梅看着我说道。

　　半个月后，凤梅忽然对我说，能不能提前把这个月的工资发给她。我说怎么了。她说她的父亲去山上菜园子里锄草时被眼镜蛇咬了，幸亏及时送医，才捡回一条命。

　　随着打工浪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曾经种满花生、辣椒、蔬菜、西瓜的山野间如今杂草丛生。凤梅她父亲拿着镰刀刚伸入草丛中，一条匍匐在草丛里的眼镜蛇受到惊吓，咬了他一口。晚上，我转了七千元给她。

　　我经济上的紧张传到了母亲耳里。“压力那么大，把身体弄坏了怎么办？”深夜，躺在床上的母亲担心地对嫂子说道。中秋节后，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父亲离开故乡，前往广东。母亲一直劝说道，家里有你嫂子在，你放心。

　　跟凤梅说了不再雇佣的情况，她表示理解。阳光照耀下的午后，小区的一草一木在微风下轻轻摇曳着。我帮她提行李往小区外走去。“我说话太直，情商低，上次赌气跟你说的那句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凤梅笑着向我说道。几天后，凤梅去了厚街一个本地人家里上班。

　　重新点燃记忆的灰烬，1994年，那个落雨的清晨，父亲远离村子，跟随村里人去珠三角打工。母亲和我站在门槛前目送着父亲渐行渐远。20年后，2014年的端午节，父亲匆匆回到故乡照顾多病的母亲和年迈的祖母。父亲一直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离开村庄了。他始终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广东。

　　父亲清晨五点多出发，晚上八点抵达东莞南城汽车站。父亲从家里带来了许多东西，一塑料桶菜籽油，长方形的纸箱子里放着一只他在老家养了三四年的老母鸡，另一个木桶里放着两百多个土鸡蛋，为了防止鸡蛋在长途颠簸中震碎，鸡蛋里放满了弥漫着故乡泥土气息的米糠。

　　远远地，我看见父亲坐在一个石墩上喘息着，昏黄的灯光映射出他瘦削的身影。父亲说这只老母鸡明天炖给妻子吃，补充下营养。这两百多个鸡蛋，每天蒸一个给孩子吃。父亲气喘吁吁地说着，他额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白色的衬衫已湿透。父亲面色苍白，他说他晕车，早上五点多出发到现在，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我递给父亲一瓶水和一块面包，父亲咬了几口，似乎舒服了许多。

　　打开车灯，启动汽车，我载着父亲驶入密集的车流里，驶入苍茫的夜色中，往家的方向驶去。后座的父亲很快就睡着了，他均匀的鼾声在我耳畔响起。

　　作品 2022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