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当我们还在肥食人的领地时，托马斯·爱迪生的发明通过电线传到了北方的处女地。电来了。网状的电线通过了歪歪斜斜地坐落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小房子和棚屋。在图里克家，一根电线穿过墙壁，穿过房间，最后连接到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白色球形灯泡上。雇用工和电工离开不久，第一次接通的电从大坝的水，沿它的路径进入图里克的房子。一瞬间，世界改变了，使靠自然光飞行或游泳的动物感到困惑。
第一个有电的晚上，我跟着图里克和他的狗米卡出去,新的影子出现了。在海狸和几个世纪前的冰川缓慢舞蹈创造的大地上，街灯投下了苍白的圆圈。
大家都在外面呼唤，大声说，“看呀。电灯亮了。”他们谈笑风生。电的光比发电机发出的微弱的黄色灯光更亮，比煤气灯的蓝圈火焰更锐利。与过去的油灯和提灯比，它太刺眼，太亮。
“这光看起来孤独，不是吗？”图里克说。我是不会想到这些话的，他是对的。电灯的光给人一种寂寞感。“人们会认为恰恰相反。”我说。从外面看，我们可以看到房子小而空的窗户里的光线。
来自气候温暖地方的工人用水泥把电线杆固定在坚固的地上。永冻土的顶层开始融化，有些电线杆已经倾斜，它们让这个地方看起来不舒服。西边有一片细长的树木。光线照在苍白的树干上，看上去光秃秃的，不真实。
电能清晰地看见住所内黑暗的角落需要清洁或油漆。地面被看得清清楚楚。各家各户开始清扫屋内。镜子前的人们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形象，对年龄的痕迹和伤疤感到失望，以前从没清楚地看到。明亮的灯光里，我的伤疤以它的语言诉说创伤。对用驯鹿脂肪或鱼油点灯的，电灯的印象最深刻。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电会以何种方式将他们与世界联系起来。
我想到在黑暗中发光的萤火虫、闪电、鳗鱼。有一次，我看见萤火虫神秘地趴在路边的牛背上。我们看到蓝色沼泽火焰，那时艾格尼丝还活着，在往北的路上，远处天空在燃烧。
我想到光的传播速度、来自太阳的光、收音机表面的光。我从未想过收音机是神奇的发明。图里克听着收音机，某种黑暗正在走来。这是黑暗的语言和思想、需求和欲望。它以法律的形式出现，由不遵守法律的人和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做本职工作的人制定。快速移动的黑暗是想要征服土地、水和河流的人的欲望。河流不停地从他们身边跑开。他们引导水，把水流缩小成横贯世界的黑色电线。他们控制水，控制它的起落，控制古老生命的方向。他们在获取水的力量。
我想起图里克关于孤单的话。我知道了什么是孤单，比我怀念汤米时的深沉、庞大。是巨大河流的消失；是被淹没的柳树和桤木；是三只死在水库的猞猁；一万只淹死的驯鹿。孤单是巨大的河流失去了它迅猛的力量和生命，流向乏味无聊的、有炉子、冰箱的地方。是那条河变成了灯。虚假的神说：“让光降临，”于是出现了相反的炼金术。珍贵的变成了污染和危险元素。我们仍使用它。仍相信需要它。我们会随意拨动开关。
精明的克里族村拒绝供电，他们想保持身体和灵魂的完整。一些因纽特人说电让室内有洗手间，温暖的建筑会融化冻土，会导致陷落。他们看到将发生的事，孩子变得软弱，丧失勇气，人失去了生存的意义。
图里克相信他们。我也相信。就像生活在湖中美丽小岛的沉睡者，我们喜欢黑暗。
图里克正在听他擦得很亮的旧收音机。那台金色的收音机，它黑色不均匀的脚下垫着硬纸板。有了电，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爬上椅子，伸手去够插座，给收音机接电。收音机在米卡和埃柯的书旁，这些都是他最珍贵的财产。
“小心！”阿姨大声说。椅子在摇晃。阿姨冲过去扶住椅子，抬头看着图里克。
收音机有静电干扰音乐，图里克微笑：“听起来很不错。”狗把耳朵向前转，图里克搔了搔它的耳朵，“你觉得怎么样，米卡？”
露丝坐在灯光下看书，她说：“你们知道吗，鸵鸟跳舞和摇晃身子没有明显原因，只不过是因为它们热爱生活和拥有热情。”
《印第安时报》的广播节目每天中午播放，我们不断了解着关于印第安人的新闻。没过多久，亲戚、朋友及一些陌生人，每到午饭时就来到图里克家听报道。午餐时间，他们碰巧在，会请他们共进。
很多人坐在一起，边听收音机，边吃饭，有时也发表意见。布氏静静站在朵拉茹日旁边，双臂抱在胸前。
图里克的小房子不再安静。孙子喜欢跑来跑去，露丝边看报纸和杂志边说：“我们不允许这样跑，”房内挤满了人，充满了说话声和音乐。那些守旧的、拒绝用电的也来了，听时常被静电打断的细小话语。屋子飘着烟味，能闻到熏肉和炸土豆的味道。我时时想着能回到亚当肋骨。
一天，朵拉茹日问，“布氏去哪了？看见她了吗？”
人太多，我没注意到布氏。当着邻居和亲戚的面，布氏消失了。她走了多少天或多少夜晚，我说不准。
我到举行会议的教堂找她。那有律师给原住民提供建议和信息。我四处打听有没有人看见布氏。那忙得像蜂窝。有个女人告诉我，布氏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交易站。我去那，奥伦森说他以为她在教堂。
我四处搜寻，她独自坐在树林里，正在读关于大坝对土地影响的报告。她搭了小披屋，生着火，有几个锅碗瓢盆，衬衫和内裤晾挂在树枝上。她“哦，你好”。我若无其事地说，装作只是路过，“你住在这。”
她抬起头，脸上带着一丝不愿被打扰。
我环顾着，“从哪弄来的洗衣机？”
“暂时的，”她告诉我。
在图里克家无法保持一点安静，连房外厕所也有人在交谈。我喜欢去镇里，现在却盼望可以独自一人待在家里。
有天，大家都要去镇上的商店。
我想待在家里，阿姨问我：“怎么了？生病了吗？”
“没有。”我没说我无法忍受谈话。
我让他们给我带两本杂志回来。
露丝拿着放大镜说：“好吧。我给你挑一些。”
我知道她会挑自己想看的，“好的。这很好。”我急着让他们赶快出门。
他们一离开，我就松了口气。阿姨穿着红裙子，与图里克等人一起出去了。
我不是唯一留在家的人，还有孙子。他已很喜欢我了，但我假装他不在。收音机播放着音乐，我跳起舞来。有时我非常怀念青少年时光。
这里的年轻人和亚当肋骨的年轻人一样，要么离开家去工作，要么被送到外地去上学，要么留在家遭受极度痛苦的精神折磨，疾病是快速变化带来的。我渴望有个朋友，即使敌人也可以。我希望乔住得更近些。我想回到以前的生活。我想吃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当我处于自怜状态，我想有间自己的房子。
我随心所欲地放大音乐，听铁蝴蝶、米克·贾格尔的摇滚。收音机开得很大，地板被震得咔嗒响。米卡跑到外面，躲在倒立的旧独木舟阴影里。我一边跳舞，一边想起露丝给我读的文章，青春期的鸵鸟如何毫无理由地跳舞和摇摆，仅仅因为它们有活力和激情。
我站在水槽边洗碗，唱着歌扭着屁股，在盘子和叉子的碰撞声中听音乐。我围着房间，边跳边把绿色玻璃盘放进碗柜。孙子在我身后蹦蹦跳跳模仿我，他的裤子低低地挂在瘦小的身躯上，露出光滑的棕色肚子，头发像往常一样蓬乱。摇滚乐中间穿插了新闻，还有电锯和吉普车的广告。收音机播放了托尼向洛丽塔的求婚。我不知是不是我们旅途中看见的，写在岩石上的名字托尼和洛丽塔。他们的求爱消息，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一定是种预兆。
我陶醉于当代的音乐和舞蹈，也入迷其他种类的，我带着印第安人的渴望。我用图里克的抹布擦盘子，感觉油然而生，仿佛有一位闪闪发光的老人在我体内，人们为坚持正义而聚集，每个人都在唱歌跳舞。老人目睹了我们支离破碎的生活，现在我又看到了希望之光。印第安人跳舞时，我感到害羞。聚会上，女人们排成一行，一同起舞时会弯腿。我和她们一起站着，失去了节奏，感到胆怯。当我跟随摇滚乐跳舞，我很棒，疼痛的肌肉也放松了。
在镇上，阿姨买了电炉，她放在电灯下的桌子上，并接上了电源。“我该做点什么？”她问图里克。
“来点鸡肉怎么样？”
她在电炉上的铁锅里炸了两只鸡，我们围坐在桌旁大口吃着炸鸡。图里克说：“我更喜欢另一种做法。要是我们忘记火了怎么办呢？”
天气不寻常地暖和，新开辟的道路变成了有深深车辙的泥地，轮胎常常被陷，那些简陋的、为工人建造的住房在随地面变动。有两栋房子下沉，消失在天坑里。电线杆倾斜得严重，有个地方的电源被切断了，为防电沿潮湿的地面蔓延。
我们听到远方隆隆的机器声，另一个新工地传来岩石和树木断裂的响音。
夜里，我常醒来，獾、豪猪和臭鼬在外面游荡，我听到人们的呼吸声，柔和而平静。午夜像黄昏，有了电，外面灯火通明，房间的影子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像阿姨被子上的蓝色方块。穿过柔和的阴影，孙子躺在那，裹在他从我身边偷走的熊皮大衣里。起初，即使在温暖的夜晚，我也试图把大衣拿回。我害怕夜晚，需要保护，不想在睡着时被伤害。孙子的呼吸甜美，我躺着，无眠，什么也没盖，在倾听地板的下沉。朵拉茹日翻身，阿姨偶尔打鼾。狗知道我醒着，我叹气，它把头靠近我，让我抚摸。外面有狼在唱歌，它抬起头，用更柔和的叫声回应。阿姨、图里克和孙子睡得很熟，米卡狂野的血液让我不寒而栗。我理解那种感觉，它是两种不同种类的一部分，孤独，远离族群，飘浮不定的灵魂。我想到了布氏，这些年，在北方，她没有朋友、没有知己，没有姐妹、兄弟、情人。我之所以想到这一切，是因我也感到孤独。
失眠的清晨，我能听到夏天大雁的叫声响彻天空。紧随大雁的飞翔，人们从营地回来，唱着狩猎歌，感谢动物。有首歌唱道：“我们爱鹿。它们也爱我们。”猎人们大声地说话，到达时敲鼓。他们带来了新鲜的肉、鸭子和鱼。我感到快乐。歌声消失后，大雁飞过后，是远处机器的轰隆声，推土机在上游的童子河施工。
将不再有捕鱼营地，水银从石头和腐烂的植物溢出，水在被污染。洪流淹没了肥沃的平原。融雪很早，新建的道路穿过动物的迁徙路线。明年春季捕猎营地不会有收获，人们担心食物的来源。在水底寻食的水禽有了疾病，许多在死前失去了活力。如果开发继续下去，饮用水将缺失。那里的世界庞大，那里的人渺小，虔诚。有了机器，地球被缩减为最小的要素。
图里克将朵拉茹日的椅子漆成了白色。他用油漆涂盖“约旦母亲”，但还能显示，他又涂了一层。阿姨给朵拉茹日做了新的红色垫子，填的是旧尼龙袜，她妹妹从蒙特利尔寄来的，主要用于给农村妇女填充洋娃娃和其他玩具的。
猎人们到了我们住的地方，图里克正在擦地板，他和朵拉茹日一样爱整洁。他脚下踩的抹布在油毡地板上擦来擦去。
有人听说狩猎队从灌木丛来到图里克家，都赶来看，顺便听《印第安时报》的新闻。“不要为我们忙着打扫，”一个来访的亲戚开玩笑。
图里克留下了一半的地板没擦。
布氏听到猎人的喧闹声，离开树林，进到房里。阿姨刚拧干洗好的衣服。现在，她和布氏都没有椅子坐，两人靠墙站着。一个女人看着她们说：“你们保持距离，是怕掉进我们布下的圈子么。”
这些猎人性格好，喜欢开玩笑。他们叫我“红色激进分子”，每次听到这个绰号，女人们都会笑。“红种人权力。”露丝举起拳头说，引起了更多的笑声。
“看！”一个女人说。她脸色红润，有一头长发。“这就是人们常提到的三文鱼皮。”她把挂着的鱼皮大衣拿下来，针脚细密，但不知是否能防水。鱼皮大衣来自西北岸，那里的人手工技艺久负盛名。
一天，我用牙齿撕扯布块做尿布，图里克伸出手让我停下。“你听，”他说。他调大收音机音量，“有重要会议。官员要到场。”
我叠好一块尿布。“我要去，”我口气很坚定，没有人反对我。我本不想卷入，看着发生的，我无法袖手旁观。为了水，为了人类，为了动物，我要反抗。
朵拉茹日，她受了水的恩惠，说：“把我也算上，安吉珥推我，我抱孩子。”她的眼睛明亮。我不知她是期待这场斗争，还是因为她与水的协议迫使她参加。
图里克朝她微笑，目光停留在她的身上。他喜欢我，也喜欢布氏，他和朵拉茹日有特殊的亲缘关系；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是同样的民族，有同样的悲伤，同样的故事。他是善良的人，温柔而有男子气概，手臂很有力量，尽管身材矮小。他走过去，轻轻拍了拍朵拉茹日的肩膀，他为她感到骄傲。她异常坚强，也别无选择，必须偿还水的恩惠。
阿姨说：“你们知道吗？建坝的人根本不知道水是往北流的。”然后转身走了。全城镇只有两台收音机，她到处去告诉会议的情况。她还听说正在修建横穿白鲑鱼产卵地的道路。在开会前她要查清这个传说。
除了待在灌木丛的人，几乎都知道了会议和白鲑鱼的事。
露丝耳背，听力日益减退。她正在看她给我挑的杂志，“这篇文章说，如果一个城镇有百分之二的人冥想，整个城镇都会改变。”她看着我们的脸。“嘿，怎么回事？”
“让我看看。”图里克在她耳边大声说。她不情愿地把杂志递给了图里克。
我在炉子上烧好热水，用皮肤测试了温度，把盆里装满水，将光着身子的奥洛拉放进水里。她用手泼着水。猎人和他们的家人已去购买下次捕猎的用品。他们有些人计划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不只是原住民聚在一起谈论不公正。比夫科水电站项目的老板们也将到场告诉我们他们的计划。
露丝正在看另一本杂志，她抬头看着我说：“婴儿会游泳。你知道吗？”
“真的？”我在洗奥洛拉的头发，倒了一杯水冲洗。
“看。”露丝举起杂志。她展示婴儿游泳的照片。婴儿们在微笑。
“奥洛拉会喜欢的。你会吗？”
奥洛拉笑了。
我给奥洛拉洗完澡，穿好衣服，把香喷喷的她稳稳地放在朵拉茹日的膝盖上。朵拉茹日用瘦骨嶙峋的胳膊把奥洛拉搂在怀中，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们出发去教堂。教堂坐落在比这个杂乱的村庄高的地方，看上去干净整洁，使其他地方相比显得灰暗。有教徒认为教堂是上帝的住所，上帝不能屈尊；教堂必须看起来比人类居住的地方好。
我们走过挂在篱笆上的衣服。阿姨的红裙子像一面旗子搭在鲸鱼肋骨上，旁边是图里克的埃迪·鲍尔毛衣，孙子的小牛仔裤，还有一条大腿被太阳晒得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
我吃力地把轮椅推上了小山坡。没过多久，我的手臂感到疲倦。椅子不再发出吱吱声，它闪闪发光，漂亮，散发着新鲜油漆气味。
路刚铺了柏油，但没人喜欢沥青，太阳照在黑色地面，吸收的热会融化永冻土层，不久，这条路又会塌陷。路散发出柏油和气油的味道，还有汽车轮胎的味道。朵拉茹日的轮椅一路扬起染黑的小碎石，她俯下身看椅子的轮胎，“轮子弄得好脏，”她说，“你费了好多劲才擦干净，图里克。”
“别担心。”图里克笑了，“我什么都能搞好。”
他的话给人神奇的安全感，真诚，让人树立了自信，消除了恐惧和担忧。我相信他，他的眼睛比贸易站的天平还精确，他一眼就能看出谷子的重量，知道它们加工后的重量。如果艾格尼丝能听到这些话，就不会烦恼或担心。布氏和阿姨情绪低落，有些事图里克解决不了。他们面面相觑，什么也没说。
阿姨拿着准备好的请愿书，上面大约有二十人签了名。她小心翼翼地，虔诚地拿着，仿佛拿的是《大宪章》，是生命的宣言，是人民自由的宣言。阿姨花了一整天，去告诉人们会议的情况，并让不能参加会议的签名。她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为了增加说话的勇气，她把装药的白色小鹿皮袋放在牛仔裤前面的口袋里。她的手不时在口袋摸索贴着她体温的带珠子的小包，好像她不碰它，小包就会消失，或失去力量和信念。她的手指信任袋子，相信能阻止水坝建造，使水回流到想要和需要去的地方。
我们到达教堂时，里面至少有四十人了，来参加会议的人很多，布氏在专心听来自纽约的年轻白人，他的声音和话要求她集中注意力。他满腔热忱，他的脸因内心的一团火而发红。我认识到，他的激情是有效的火力，会传染，激励人们。“签到，”他把一张纸推给阿姨。她看了看，然后看着他。她没有签字。她点燃了一支香烟。“给，拿着这个，”阿姨说。她把提包放在朵拉茹日的腿上，在奥洛拉旁边，然后走向布氏。
房间里烟雾缭绕，人声嘈杂。
我在找兰皮尔太太。奥洛拉的目光跟着我。
我看到对布氏说话的年轻人走向图里克。“你看看他们的计划，”他说，“这是拟建水坝的地点。”他指着墙上的地图。图里克走近地图。一些区域用蓝色标出，其他部分用蓝色条纹覆盖。地图显示了上游干涸的河床，他们在那把童子河改道，为做到，必须创造新的河床，引入到可以控制的地方。他们提出的改革规模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屋里暖和，我脱下毛衣，交给朵拉茹日。阿姨传阅着请愿书和一支笔。她与接触的人握手，给他们解释签名的文件。她牛仔裤大腿上有褪色的正方形，布氏的也有。
水力发电方案令人难以置信，每个人都认为被夸大了。童子河附近的人不相信年轻人说的话，有天早上，他们被远方的机器声吵醒。没人信任政府和公司人员。他们串通一气，为得到想要的不择手段。官员和律师的语言没有考虑水的生命，也没考虑维持人们生存的土地。他们不记得人与动物的神圣条约。与他们的账簿相比，我们的言语显得微不足道。建造者的工程简单而明确，只能在二维平面的纸上看建坝工程。
我坐在那思考官员、政府和企业的百万美元梦想，思考他们将怎样不择手段达到目的。我的思绪飘向了水，我想屏住呼吸，待在从大地涌出的、天上降落的水里。水能告诉我，跟我说话，指出避免困难的路。水有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表达和欲望。没人问过水想要什么。除了朵拉茹日，她能直接跟水说话。
图里克是那里较年长的人，也是一名法官，水坝的建造者和要改变河流的人都在关注他。承包商和项目老板是又高又瘦的白人，他和图里克握了握手，说：“我们是被雇来施工的。”他说话的口气显示他对计划的成功毫无疑问，也告诉我们他别无选择，这是他的工作。他想让我们理解，或原谅。他看似充满歉意，却表明公司和政府可以为所欲为，印第安人民对方案没有发言权，没有力量推翻做出决定的人，那些在司法界、法律部门的人，那些穿着人皮的男人。
阿姨站了起来，“我们在这生存了上千年，”她气得双手发抖，“我们不要你们的水坝。”她的声音听起来比她看上去镇静，我为她骄傲。在她说出强硬的话后，那个人称我们是过去的残余，他想把我们真正带进二十世纪。他的话使我感到恶心。他们认为我们是无知的。他们想不到图里克知道每种植物及用途，能辨认每种动物的踪迹，他是司法与和平的专家。他们也想不到，图里克的邻居丁恩先生是刀匠和天气预报员。露丝是知识分子，比他们和他们的妻子都博学。阿姨是雪鞋制作人，也是猎人。新来的白人是没有历史的人，生活在他们眼中一无所有。他们想抹煞我们，抹煞事实真相。
阿姨将请愿书递给他，“我们所有人都不需要你的电。没有它我们也过得很好。”她走到灯泡前，拉了拉开关，把灯关掉了。房间消失在深蓝色的阴影中，光线呈小方块状从窗户透进来。教堂突然显得孤单，悲伤地立在奇怪的角度中，地板灰蒙蒙的。人们沉默了一会。
很快，嗡嗡的愤怒传遍房间，是兰皮尔太太。她身材魁梧，爱抽烟，她准备争辩。她把装着香烟和打火机的盒子放在朵拉茹日的腿上。她说，“我们想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想要这样的生活。我不喜欢陌生人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将发生什么事。”
那人把请愿书折起来放进口袋。阿姨的名字排在名单的最前面。“请愿书的名字不够多。”他边看请愿书，边计数。他很狡猾，没错过任何机会。“我们修建大坝的另一个原因是，更多的人需要电力。你们只是受益人群中的小部分。”
阿姨更生气了，把手提包放在朵拉茹日的腿上。
“我是架子吗？”朵拉茹日说。
没人听到她的声音，在这么严肃的气氛下，我尽量忍住笑。
阿姨对那个男人说：“你们修建的穿过白鲑鱼产卵地的路，鱼会死去。你们没得到我们许可。”她没提及，外面有年轻人正照阿姨指示，在把路阻断，一铲一铲地，为鱼的未来之旅开辟道路。
就像她召唤了他们，印第安小伙子们已完成工作，走了进来。他们站在教堂后面静静听着，身上散发着泥土的味道。为拯救这片土地，他们宁愿牺牲自己。许多人都带着这样的神情，朵拉茹日，还有阿姨。我对历史和法律不太熟悉，我不知自己的族人是否太固执。有新学校、诊所和工作不是更好吗？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承诺很少有兑现的。
图里克说：“还有什么比我们现在拥有的更好？我们有食物。我们有动物。我们自己种植菜园。我们有一切。这比你们提供的更好。”
奥洛拉安静地睡在朵拉茹日温暖的膝盖上，旁边有阿姨的包、我的毛衣、布氏的外套、兰皮尔太太的香烟。听见图里克说话，奥洛拉哭了，图里克把她从朵拉茹日的怀里抱了起来。我马上就看出，他这样做，让他在白人眼里失去了重要性。对白人来说，温柔不具有力量，是无男子气概，懦弱，不值得尊重的表现。从那一刻起，他们好像不认为图里克是我们的领袖了，他们开始对所有的人讲话。当真正的负责人阿姨说“绝不。我们绝对不会让你们实行这个方案”时，他们听而不闻。
即使白人男子对阿姨视而不见，但年轻的印第安男子们很尊敬她，听从她。他们爱戴她。
晚上回家的路上，我朝阿玛岛的方向望去。这些白人会不惜一切代价占有它，改变它，让它符合他们的需求和梦想。为一个高尔夫球场，为给少数有钱人建设狩猎屋，让他们来捕获纪念品，他们能把神圣的土地分割。那里的人民，会尽一切努力让土地保持生机。两种立场造成了危险的局面，使举行会议的房间，虽是用木头建的，却变得似乎是薄薄的玻璃房，任何尖锐的声音都会使它破碎。
灰蒙蒙的夜晚，不需要的户外灯从倾斜的木杆上发出了亮光。黑暗有它的美，它的代价更便宜。
那天晚上，在图里克安静的房内，我听着其他人的呼吸声，希望特斯拉还活着，他是哈斯克告诉我的那个人。他当时在阅读一本关于发明家专利的书。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特斯拉的照片，他坐在大房间里写东西，有闪电在他周围飞舞。当特斯拉将闪电握在手中时，一阵雷声在虚假的天空中响起。没有电线，特斯拉可以将电力传送到世界各地，将黑夜变成白昼，消除我们的恐惧和沉默，让它们随着黎明而消失。根据约翰·哈斯克的说法，特斯拉凭共振就能使建筑物倒塌，能够摧毁大桥。他知道如何不花一分钱就能做到这一切。特斯拉懂得一种力量，一种宇宙和地球的力量，一种惊人的光。
几天后，比夫科水电站项目的老板来到这里与这里的领导人进行谈判。人们在那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拥有比时间更深的知识和根基。而他们只不过是肤色黝黑的局外人，他们的生活与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无视他们的存在，直到抵制水坝，或中断了他们的经济，糟蹋了他们的乐趣。是那些不需以捕猎为食，却戴着橙色帽来打猎的人造成的后果。
阿姨对他们大声嚷嚷。“原来为的是你们可以钓鱼玩！就为这个！为你们的高尔夫球场！还有电线。我们不允许！”布氏站在阿姨背后，手指插进阿姨的腰带环，把她拉回了椅子上。“安静点，”她轻声说，眼里闪着羡慕的光。她赞赏阿姨，阿姨说了别人没说的话。
他们颠倒事实，称我们为恐怖分子。如果世界上真有邪恶，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如阿姨坚强，他们认为应该签署文件，卖掉土地，接受补偿。他们坚信政府会随心所欲，他们说，建坝不可避免了。也许他们是对的。
晚上，一个男人对图里克说：“你为什么不管管你的女儿？”布氏却说，“为什么只遵守白人的法律？这将毁灭世界，如果不遵守地球法则，还有什么可谈的？”她的声音坚定不移，真实而清晰。我为她感到骄傲。
在那间充满呼吸和梦想的黑暗房子里，在我睡得很熟的夜晚。我梦见自己直往下沉，我被困住了，逃脱不掉。米卡吠叫着向门口跑去。嘈杂声传来，机器的声音穿过墙壁。米卡在门口狂吠着。
我立即起床，心怦怦跳。“图里克！”我叫道。“不对头！”我的太阳穴在跳。阿姨也飞快起床，穿上她的长袍。有强烈的白光，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像长翅膀的大鸟，她头发蓬乱，黄色浴袍像她收回的翅膀。
一辆推土机、两辆卡车、一辆挖土机，房子四周都是工人，虚幻的光在墙壁投下不祥的双重阴影。
孙子的脸色苍白。他一边哭一边揉眼睛。奥洛拉在尖叫。
阿姨猛地把门打开。“你们在干什么！”她喊道。她的声音粗厉，“滚开！”
他们在攻击我们，躲在掩护他们的强光后面。阿姨眯着眼，不耐烦地挥舞手臂，似有足够力气能把他们推回城里，推回南方，把他们尽可能地往后推，推到他们遥远的过去。但她看起来很脆弱，头发乱蓬蓬的，长袍皱巴巴的，一边的下摆还向上翻着。
“倒霉！”她关上门。“这像被偷猎了。”她点上香烟，把窗帘拉上。
图里克保持着平静。他慢慢地、仔细地梳了梳头，洗了脸。他聪明而有尊严，他知道他们不会容忍人类的软弱；他对奥洛拉的关爱让他在会议中付出了代价，图里克不会忽视任何重要细节。他看到他们的感受，对他们来说，睡眠也是虚弱，也是过失。他慢慢走到门口，灯光像洪水射进屋，撒在地板上，他稍站了一会，走了出去。
“不要，爷爷！”孙子说。
他朝开着空转的机器走去。
门外，是砍倒的树木。饥饿和侵略以黄色的机器呈现。这些人藏在机器的金属盔甲里，没什么能伤害到他们，他们相信他们的行为是进步。他们在撕裂土地，摧毁生活。毁灭一个生命，一个民族是如此轻而易举。
奥洛拉的哭声中带着惊恐。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恐惧和愤怒在我们心中强烈涌动，我感觉到仇恨在燃烧。我以前恨过，恨过家庭、社工，恨过伤害我的人，恨过我的母亲。现在另一种仇恨在升起，它一点一点贯穿我的生命，像没有解药的毒药。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打自己，割伤自己，发怒，或饮瓶装烈酒，历史的黑暗让我们汲取苦涩。
我控制住米卡，它狂吠着想冲出去。
那些人像幽灵一样模糊。他们下手出其不意，我们防不胜防。拉迪森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们从这片土地拿走他们想要的。“我们是凯撒，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们的所作所为。”
布氏从外面朝我们跑来。她走进屋，回头看了看那些机器和灯光。“天啊，”她说。“这是怎么回事？”
她告诉我们，他们正在挖掘，河那边还有其他机器。工人在拼命工作，他们会彻夜施工，尽快完成工程。他们砍伐古老的树木，用爆破和推土机解决露出地面的岩层。即使法律下令停工，他们也不停止。他们推断，即使他们犯法了，又会怎样？收到蔑视法庭的传票？交一小点罚款？这些他们都能够承担得起。工程在继续下去。他们相信他们赢了。
房外只是轮班工作的小部分，他们来这骚扰为的是不让我们阻止他们在两贼河的工程。“这是一种策略，”布氏缓过气后说。他们对我们施加威胁，防止我们离开。
“两贼河是鹈鹕搭窝的地方，”露丝一边说，一边洗脸。
阿姨把咖啡粉末放到入滤壶中。她焦虑不安地走到放尿布的架子前，抓了几块，用发抖的手放进塑料袋。“安吉珥，你和奥洛拉今天去钓鱼，做好准备。”
“钓鱼？”她把一个瓶子扔进袋子。“你在说什么？”
她从厨房拿了些食物和配方奶粉放在桌子上。“给，安吉珥。把这些放进袋子。”
“钓鱼？”我被搞糊涂了。我行动很慢，“为什么钓鱼？”
“照我说的做！”阿姨喊道。她又点了支烟。她的手在颤抖。
布氏说：“安吉珥，她说得对。穿好衣服离开。”
我照她们说的做了，这里面一定有秘密。她们让我离开房子，后来我才明白，这些人会不择手段。奥洛拉和我是未来，我们要受到保护，受到庇护。但孙子出生在那，他将留下；他要学习和目睹发生的事。这是他的过去，也是他的未来。
阿姨一一扔进袋子——安全别针、纸巾、食物、任何她能找到的。
包太重，我说。我向布氏寻求帮助。
阿姨二话没说，拿出一些，她的手仍在颤抖。
我不想去。不过阿姨说得对，离开更安全。
阿姨打开门，大声喊道：“她带着婴儿，让她走。”房子被包围了，几个人在加速引擎恐吓我。房子四周都是淡蓝色的废气烟雾。
我太害怕，站在机器旁，嘴绷得紧紧的。他走过来挡我的路。
“让我过去，”我说。我能看到他的喉咙，他年轻而瘦削，像青少年。他咽口水，不打算让开。我的心跳加速，胸膛、手臂、脖子，全身都紧张。奥洛拉感觉到我的恐慌，乱动着，她看着男孩，变得机警。
“别让她走！”我分辨不出是谁在喊叫，很快那人走了过来，站在机器的虚光里。“别让她出去，她可能有枪。”
“我没枪，”我说。“看。”我把奥洛拉放在树桩旁的地上，掏出包里物品，撒在地上，让他们看——别针、奶瓶、诱饵、尿布、汽水和薯片。
“把那个扔给我，”那个年轻人说。“只是一瓶汽水，”我说。他打开汽水，一边喝一边看着我。他的行为和眼光让我不安，他是认为一切都属于他们的人之一。
“查看婴儿，”他对另一个年轻人说。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比叙述这事的时间还短。阿姨还站在门口，在他们摸索婴儿，搜查暗藏武器时，她冲他们尖叫。他们的行为让她大吃一惊，她替我担心。她跑过来。我没看清随后发生的，只看见那个年轻人推开她，她还穿着长袍，把他往后推。包和物品都留在了地上，我抱起奥洛拉，用尽全力向树林跑去。我很想帮助阿姨，但更需要保护婴儿。我想跑回去，图里克突然出现在我身边，用平静但威严的声音说：“继续往前，安吉珥。”他吓了我一跳，我没看见他过来。
我把孩子抱在怀里，我的灰色衬衫从肩上滑落，露出了胸罩带，我忙不过来，只能匆忙离开。
为什么没有足够的远见，为什么这些年轻人看不见超越工作、超越命令、超越公司的使命。雇佣他们的公司最终会让他们贫穷，没有福利，还犯下了摧残土地的罪行。他们的眼力不够好，他们的心不够勇敢，他们的灵魂不在他们体内。我只能想到这些。也许，他们害怕没钱，没家，没工作。
是什么让男人违背他们内心的声音，违背他们身体细胞的生存意志和保护生命、土地、孩子和未来的意志。他们颠覆世界，改变河流方向，停止生命的循环，让一切倒退，成为谎言。
图里克说，这样的男人目光短浅，没有远见。他们没有未来，没有过去。那天早上，我既害怕又困惑，不时想望一望图里克的房子，想知道它是否还在。我躲在树干后窥视，我被石头和树桩绊倒，最后，我走到水边坐下来，将奥洛拉放在我腿上。
生活在一瞬间改变了。我想起居住过的地方，在俄克拉何马州快要倒塌的房子。我想起在毛皮岛的时光，那里的水狂怒地流过别人的幻想。
那天夜晚，我走回图里克的房子。推土机推翻了鲸骨篱笆，铺在篱笆上的衣服散落在地上，阿姨的红裙子，牛仔裤。它倒啦，朵拉茹日说。
朵拉茹日眼睛红红的。她一直在哭。阿姨在抽烟。图里克在窗前心神不定。布氏在激愤地打字，打字机的键按起来很费力，她要告诉全世界这发生了什么。她打算写成报道，与拍的照片一起寄出。
露丝说，“不能让他们得逞，逃脱处罚。”我无奈地笑了。
那天，图里克打电话给当地警察，要求保护我们，但警察一直没来。
我听到很生气，心中的愤怒又长出了新的根茎，它使我不顾后果。我把奥洛拉放在阿姨的腿上，在她们没来得及阻止我前，我跑到外面，跳上卡车，扭动钥匙，直奔城里。
我快步走进警察站——我年轻，仍然相信公正——我对负责的警官说：“他们试图推翻图里克家的房子。”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戴着眼镜。
“慢点。”听他的口气，好像他没听说过这件事，但他的表情既不惊讶，也不好奇，“说吧，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图里克的房子。”我大声说，以防他耳背。推土机推倒了他的篱笆。他们试图恐吓我们。
他敏锐地注视着我。“你不是这附近的人，是吗？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久前开始用母亲的姓。“安吉珥，”我对他说：“安吉珥·温。”
“你的真名，”他的声音听起来没有威胁性，但我感到愤怒。“是，”我气冲冲地说。
“你有任何证明文件吗？有驾照吗？”我拍拍我的口袋，好像奇迹般地，我能从空虚中拿出证件，但我一无所有，什么也没带。我的小提包仍在亚当肋骨，放在小床旁边的地板上。在此之前，我不需要证明我的身份。
他写下我的名字，从柜台后绕过来。“好吧，温小姐。跟我来。”
“跟你？去哪里？”
“你身上带钱了吗？”他抓住我的胳膊。“安静，别闹。”
我抽回胳膊。“你干什么？你要逮捕我吗？你凭什么逮捕我？我没做任何非法的事。”我怒气冲冲，虽然内心在警告，要保持安静。但我脱口而出：“那些威胁图里克家的人，他们是非法入侵者。他们是违法的人。”
“你有现金吗？”
我摇了摇头。“没有。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我安静下来，跟着他走。
警官把我带到酒鬼牢房，一间有水泥地面的小房间。
无照驾驶。开一辆可能是偷来的车。开一辆没有注册的车——该怪阿姨。
“我得扣押卡车，”他说。
我看着他。他的衬衫上有汗渍，似乎他在害怕我，而不是我害怕他。他熟悉这的每辆车，他肯定知道那是阿姨和图里克的车。我想，他在做他该做的。我也会这么做。
“我是来报警的？”
“这不是夏威夷五零特遣队。”他转身就走了。
“等等。”我绝望了，我想说别把我留在这，但我没说出口。我不想变得那么软弱，那么害怕，那么可怜。
他关上门，转身走了。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
他又拿来了食物和毯子，他是善良的。这不是我想象中的监狱，这只是一个有厚墙，有铁栏杆的房间。墙上涂着浅绿色油漆。在屋子的另一边，隔板后有马桶。
当晚他们带来了两个女人，她们也是印第安女性，她们一直在喝酒，脸都肿了，穿着牛仔裤和T恤。我坐起来看了她们一眼，又躺了下来，用毯子紧紧裹住自己。一个哭了一整夜，另一个安慰着她。女人悲伤痛哭的声音使我流泪。我理解她的遭遇，我懂得她的悲伤。
我睡着了，白鲸在我上方游来游去，唱着歌，它聪明的眼睛望着我的眼睛，带着爱的神情。
第二天，他们把我放走了。那个警官查到了我的名字，发现我是罕娜的女儿。她是监狱的常客。他确定了我住在图里克家，“这次我很友善，”他说。“就这一次，这是个教训。不要步你母亲的后尘。”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走回家，不知该怎么告诉图里克和阿姨，他们必须交罚款，买了车牌才能把卡车开回来。他们肯定会生我的气。相反，他们发现我安全都放心了。布氏焦急得脸色苍白，她紧紧搂着我。“你吓了我们一跳。”他们好像暗暗喜欢我做的事。
“他根本没向我宣读我的权利，”我抱怨。
“从现在开始，”图里克轻声说，你要保持沉默。他们最怕外地来的、留着长发的人。他们不认识你，只知道你是个惹事的。
收音机开着，虽然没人听。那天，仿佛来自遥远的时空，托尼向洛丽塔道歉说：“宝贝，我想回家。”接着播放了珀西·斯莱奇的歌《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这太不合时宜了，托尼的这种爱，我看着布氏说：“你听到了吗？”
“托尼没工作吗？”朵拉茹日说。“他哪来时间做这些事？”
就在同一天，警察逮捕了一名年轻的抗议者，带到一个地方，脱下他的衣服，把一丝不挂的他推出去，以猥亵暴露罪逮捕了他。我们从《印第安时报》听到报道时，我想，收音机。为什么我没早点想到呢？
晚些时候，我来到广播台，一个老诊所旁的小棚屋。我告诉节目主持人发生了什么。
“好，”他说。“咱们做个采访吧。”这很糟糕，我没照图里克说的去做，没保持低调。但我很愚蠢，仍然相信正义，我告诉了迈克·泽拉关于推土机和照射灯的事，还有我是如何被逮捕的，我的卡车是如何被扣押的，要花一百二十八美元才能把车开回来。我想让所有人知道。他录下了我们的谈话，第二天就会播出，我得设法让图里克不听广播。
快到第二天中午时，我紧张起来。我和布氏、露丝还有阿姨商量好，让图里克午餐前出去，我们都对他保密。“哦，图里克，”我在广播开始前十分钟时说，“你的祖父，托特索希，需要你去商店买些牛奶，这很紧急。还有，我头痛得厉害，你能给我买点泰诺吗？”
“我们有阿司匹林。”
这是座总有草药和药物的房子，不缺阿司匹林。我说：“阿司匹林让我的胃不舒服。”
他刚出门，布氏调准收音机就听到我的声音。听起来完全陌生，是小姑娘的声音。我很尴尬，脸红了。“怎么是这样？”我不肯相信。
布氏点点头。
我不确定做得对不对，我问布氏。
“我不知道，”她说。她也许是出于谨慎，表情很温柔。
我整天都很紧张，怕惹了麻烦，怕被人发现。我破坏了在合适的时机到来前保持沉默的计划。他不想让局势升级。
那天晚上，我站在窗前，望着狭窄的路和苍白的地平线。我注视着推土机是否会回来。远处，一个圆背老太太向我们走来。她皮肤黑，个子小，年纪大，裹一条头巾，围一条围巾，穿一件红色花衬衫。我叫道：“有人来了。”
阿姨走到窗前，“奈特女士！”
阿姨很清楚该做什么，好像这个干瘪的老妇人来过几百次了。她径直走到食品柜前，拿出一盒蛋糕粉。她的身影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奈特女士的背弓着，像盯着地面。她好不容易抬起头，进门后便和图里克用雪松熏了房子。奈特女士嘴唇翕动，默默地祈祷着。她和图里克绕着房子的角落走，屋内的空气立刻变得平静而安宁。
奈特女士说，她从《印第安时报》的广播里听说了我们。“我听她说的，”她指着我说，“那个姑娘！”
图里克瞥了我一眼。“安吉珥？”他看起来不相信。
我耸了耸肩，好像不知道老太太是什么意思似的。
我看不出奈特女士多大年纪，她被雪和阳光晒得满脸皱纹。指出我是过错的责任者后，她沉默了。唯一说话的是图里克。“你对他们说了什么？”他直视着我。我不理会他，听之任之。
我走过去帮阿姨切土豆，因为有事做而松了口气。“脚步别这么重，”阿姨说，“蛋糕会塌陷的。”
阿姨端上吃的，我们坐下来吃着，默不作声。这么安静地坐在桌旁，感觉很奇怪。我们习惯了嘈杂地用餐，大家谈笑风生。我看着我盘子里的土豆和鸡蛋。
奈特女士问：“有番茄酱吗？”
我站起来，从架子上拿下来，递给她，避开图里克的眼睛。奈特女士朝我点了点头，继续吃起来。
她很瘦，除了圆圆的后背。我把一杯红茶放在她面前时，她盯着茶，仿佛能读懂茶叶，知道茶叶会告诉她什么。也许茶叶的确告诉她了，但她只说，“那些可恶的人，”又安静下来了。她说的这句话的含义，我们完全明白。她在茶里拌了两大匙糖。
奈特女士来自更靠北的地方，她一路走到图里克家。她住的地方，一半的土地被淹了。我们从布氏那得到这消息的。布氏去那拍摄了灾难的场景。我看过她拍的死去的驯鹿、被淹没的房子的照片。
奈特女士对图里克说的话我听不懂。她的语言与肥食者的语言相似，但是不同的方言。我只能听懂一点点。
她生活的地方，她的族人居住了几千年，现在成了一片废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喷气式飞机从奈特女士居住的天空飞过。她和她的那诺斯族人住在卡瓦菲定居点。北约战机吓跑了剩下的猎物和野生动物。他们也把那片土地用作轰炸练习场。响声很可怕，那已没有鹿了。鱼都不见了，有湖的地方可以穿着靴子走过。有一种力量迫使原住民离开他们的土地。他们忍受饥饿，疾病缠身，要留在居住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了。有些人，比如奈特女士，曾尝试过。几天前，政府给了他们两周的时间搬家。开发商开始剥夺这块土地。士兵也来了，为了保护工人。这就是为什么哈斯克无法来看我们的原因。士兵们正在射杀剩下的几只动物，主要是野兔和偶尔出现的鹿，他们向仅存的几棵树胡乱射击。
奈特女士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说：“他们的射击糟透了，这是件好事。”
原住人民——不仅仅是我们——正在遭受侵犯。相比之下，我们似乎过得更轻松些。
在我们上游和东边，树木被砍伐，煤炭被剥夺，新建的路已侵入人们生长的、知道的、故事中的每个地方。
“我们的孩子不想活了，”她看着窗外，仿佛距离是一种安慰。那里有伐木机，把树木从地下拔出来，扔掉。“对我们来说，太迟了，”她的声音细小，“我是来帮助你们的。我在广播里听到时，就知道你们是下一个受害者。”她看着我。我的脸红了。她告诉图里克，如果能停止这里的工程，她的族人就能来这生活。
她骄傲地看着我。“还有你的车。她都说出来了。图里克，她是个变成人类的女孩。”曼妮基，我们以前这样叫像这样的女孩。给你，我有一百二十八美元。奈特女士从袖子里拿出一卷钞票，递给了图里克。“如果你开车送我，我就帮你把卡车弄回来。”她又从衣服的前胸取出另一卷钞票，数了一遍，把起皱的钞票，放在桌上黄色空盘子旁边。
图里克不愿意收钱，在他没来得及拒绝前，阿姨就把钱拿了起来。他肯定会拒绝，他是个过分骄傲的人。“谢谢你，”阿姨说。
图里克邀请奈特女士与我们住在一起——哪有地方，我只能猜测——她更喜欢来回坐车。她爱她的家，不管它变得多嘈杂，不管它被毁坏得多严重，甚至地板满是泥。照她的计划，我们一大早去接她——有时还有一些那诺斯男人——然后开车带他们去参加抗议活动。晚上，我们开车送他们回家，经过新鲜受伤的土堆，经过绝望的人们。
“好，”图里克说。“一言为定。”
她嗅了嗅空气。“是什么蛋糕？”奈特女士和我一样喜欢甜食。
蛋糕已出烤箱。“柠檬，”阿姨说。
“我很喜欢巧克力。”她还是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叉一叉地吞进嘴里。
之后，我们只做巧克力蛋糕。阿姨和我每天都做蛋糕，我们需要奈特女士。我们会给她提供饮食。大家开始叫我曼妮基，于是这个名称就随我了。曼妮基，能给我倒杯茶吗。曼妮基这，曼妮基那。
奈特女士脖子上总围着围巾。她说，这样她的骨头就不会疼了。她说话说到深夜。她说来自城市的年轻人不是在本地长大的族人，以及他们对处理事情的想法。这是她警告我们的方式，他们很粗心，他们的一些行为使情况变得更糟。“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爱他们，”她说，“但他们使我们的族人遭到了危险。”他们越认为自己聪明，就越不聪明。“我们这些老妇女因为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想制止他们。”她说这话时没有笑。
就连奥洛拉也在听奈特女士说话。
奈特女士和图里克交谈到大半夜，现在的夜晚就像黄昏一样明亮。朵拉茹日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说话。有太多的话要说，太多的话要听。老人们想尽量了解最近发生的事，他们还谈到几年前的情况。“记住那段时光，”他们会说。那天晚上，我和孙子在打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奈特女士哭了，图里克温柔的声音安慰着她。
后来，奈特女士睡在了我旁边的平台。那些人又来了，他们的机器声在靠近。这次，他们只坐在那互相交谈，车灯把周围照得透亮。可能是因为阿姨，他们单独来攻击我们。她被视为罪魁祸首，布氏拍照和打字报道，也被视为罪魁祸首。因为她与查尔斯的友谊，她被挂上了激进分子的称号。而奈特女士在他们中名声不好。他们知道她是行动主义分子。她在两贼河与他们斗争过。
我坐在屋里阴暗的地方，那些人的收音机大声地播放着音乐，他们仰头喝可乐。我在屋里研究他们。
“这就是他们做的，”奈特女士说，“他们在我们那也这么做。”
第二天一早，阿姨又把防水包装好了。
“让我猜猜，”看着她打包，“我又要去钓鱼吗？”
这次阿姨有所准备，她煮了鸡蛋让我带着。
我抱起奥洛拉，把她颠来颠去，阿姨把无花果、点心放进了袋子里。奥洛拉高兴地笑了。
我确实是在钓鱼，虽然从没放过鱼线。我在学习一种新的方法，观察不熟悉的生物，人与人的斗争，还有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想法。
露丝是孤僻的女人，爱读书，善于思考。和露丝在一起，朵拉茹日很是寂寞，因她不愿意聊天而有点伤心。朵拉茹日和奈特女士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她们一起聊天长达几个小时，她们有许多共同处。两人都是寡妇，都喜欢跳棋和扑克。她们连续玩了很长时间，奈特女士喜欢拍手说：“看，我赢了！”
朵拉茹日会说：“你作弊了。”
或者，“我增加赌注。”接着大笑。
为了拖延时间，朵拉茹日会怀疑地看她一眼。“让我想想。”有时，她坚持要数牌，看奈特女士是不是自有妙计。一旦被证明是无辜的，只是幸运，奈特女士就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微笑，等着朵拉茹日说，“好吧。你赢了。”奈特女士便轻声笑起来，眼睛闪闪发亮。
一天下午，图里克出去了，奈特女士对朵拉茹日说：“他为你执着一把火。一只火炬。几英里外我都能看到它在燃烧。”
朵拉茹日看着奈特的脸。“嗨，别瞎说。”
似乎在用同一种口气，奈特女士又说，“我不出牌。”然后把牌放在胸前。
我意识到她说的是真的，差点忽视了。我发现朵拉茹日脸上不再有那种恍惚的神情，不再对空气说话。
有一天，我看到图里克在给朵拉茹日梳头。噢，他梳得如此温柔，差点让我心碎，我的心充满了自己的孤独。我观察着他们，就好像我变成了一个多嘴、爱管闲事的老太太。有时，他们坐在桌边聊天聊到深夜，似乎家里只有他们两个。朵拉茹日会谈到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经历，图里克会点头说：“就像我去蒙特利尔时一样。也被骗了。”她会像人们在开始一个新的关系前谈论失去的关系一样谈论卢瑟。“是的，我们从小就认识。”朵拉茹日与图里克沉浸在萌芽中的爱情，它的茎和花朵在我们身边生长，奈特女士指出后，才有人注意到。
阿姨和她父亲图里克在一个下午闹翻了。我坐在门廊的椅子上，无意中听到她说：“她太老了！都可以当你母亲了！”
图里克笑起来，她更加生气了。
不像图里克，我隐藏了笑声。真是难以置信，坚强的阿姨居然会嫉妒！
后来，当《印第安时报》正在播放时，仿佛命运决定要掌控一切，当朵拉茹日试图把收音机开大点，却从椅子上滑了下来，摔得挺厉害，臀部受伤，头撞到了音箱上。图里克把一块布放在她的额头上，弯下膝盖，把她抱到了他的床上。当天晚上我醒来时，看到她在窗口的小床是空的。出于好奇和失眠，我往隔板后看了一眼，他们蜷缩在一起，朵拉茹日在图里克怀里，米卡在床脚，打着鼾。
从那后，朵拉茹日更快乐了，但有时会露出悲伤的神色。她在想念艾格尼丝，而不是卢瑟。
卢瑟终于长眠了。朵拉茹日不再打扰他。也许与血肉之躯断绝关系能让他松口气，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吃醋。我试图和他攀谈。我呼唤他的名字，但不管用。我需要祖先的声音。但卢瑟已把他要说的都说了，现在他沉默了。
大多数白天和一些夜晚，入侵者用推土机或挖土机把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机器不停地发出嘟嘟声。他们恐吓我们是为了要改变一条河流的路线。他们想让新河床从图里克的房子和交易站之间通过。无论施工队走到哪，我们都跟着，封锁他们的道路和机器，同时抗议。我们只有一小组人，但仍然有能力，至少在目前，让他们远离图里克的房子。
宁静的夜晚，我们坐在他们建筑工地中的一个，那里的噪音和土方移动暂时停止了。我们坐在篝火旁，眼里闪烁着火光，我们思索自己的世界，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有个预言预测我们会团结起来，成为由许多河流组成的海洋。尽管我们很害怕，但那是充实的感觉。我们相信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相信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感到有希望成功，能保护地球和我们的人民。在那些傍晚，光线变为了玫瑰红，一两朵云从水中升起。我们的敌人也沉迷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女朋友、父母、汽车。
有时，唯一的响声是说话声、水声，和罕见的、孤独的潜鸟或郊狼的叫声。时常，图里克的房子里人声嘈杂，变成了总部，各种活动、计划和交谈。整天，年轻人随时都在进进出出，喝咖啡，休息，或听收音机。我们就像一窝蜜蜂，生产的是甜蜜。总传来布氏打字的声音，她在把我们真实的情况偷送到美国的一些报纸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露丝编辑她的报道。
奥洛拉在打字机的节奏和嗡嗡的说话声中睡着了。“就像托特索希一样，”图里克会说，“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睡觉。”孙子很兴奋，从一个人跑到另一个人，想让他们甩他，让他们去追逐他。“现在不行，”有些人会说。但精力旺盛的人会跟他扔球玩或跳舞，他的脚站在他们的脚上，唱着歌。
我找不到布氏，我以为她在教堂或隐蔽的营地，或和查尔斯在一起。她经常和他在一起，我很好奇，但这不是我该问的。
双镇交易站的老板奥伦森先生来敲我们的门。
我打开门，他站在那，看上去很不自在。“图里克？”他说。
“等一下，我去叫他。”
图里克看到奥伦森，说：“进来。”
“政府打来了电话，想在四点钟和你谈话。”
起初，奥伦森抵制我们的抗议，他认为我们会伤害他，会因为过去的罪过进行报复。我们的人民，被欧洲人所迫，杀死了许多动物。如果他们不合作，欧洲人就让他们挨饿。在原住人民饥饿时，欧洲人把食物倒进了湖里，他们对印第安人的饥饿漠不关心。这就是为什么交易站有这么厚的墙，子弹都穿不过去。奥伦森家日子过得很好，他们置身于印第安人的问题外。奥伦森汲取了历史教训，他带来了几袋自家做的油炸甜面圈。
奥伦森为我们担心。他知道政府和公司能做什么。他对图里克说：“双镇交易站对你和这里的其他人是开放的。那比较凉快。”
他加入了我们的事业。我们承受的不公正如此触目惊心，连他们自己人都无法忍受了。他是个公正的人，尽管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怎么样，我开始喜欢他了。我们在交易站建了一个工作点，那有一部电话，天花板上有台电风扇。许多天又热又不舒服，有旋转的风扇，就像天堂一样。有淋浴是更大的益处。图里克又属于我们自己的了，我们挤在一起，奈特女士吃蛋糕，下跳棋和打牌，她时常打败朵拉茹日。阿姨盯着她的父亲和朵拉茹日，就像鱼鹰盯着鱼。布氏偶尔会来，她工作过度，很疲惫，很瘦。由于长时间待在暗室，她看起来很苍白。
摆脱抗议者们成堆的衣服、鞋子、剃须用具和其他物品是极大的解脱。
奥伦森先生——我开始叫他约瑟夫——站在我们这边。他在交易站后面的房间里放了些折叠床，让来参加抗议的人睡。他们跟剩下的干豆子和花生酱罐子睡在一起。店里的用品很快就没了，现在很难通过公路或水路将货物送到交易站。
有几个晚上，奥伦森自己也在逃离交易站的拥挤，他来到图里克家，和我们坐在一起。他讨好着布氏。许多男人对她感兴趣，她从没想到这点。不管她在森林里和水域上多么明智，但在爱情上愚蠢和糊涂。
游猎民族打猎时，在进入逐渐缩小的荒野的旅途中，会不时来我们这。看到森林变成碎石和树桩，这片土地的猎物被剥夺，他们感到悲伤。现在他们得长途跋涉到南方和西部去寻找动物；正因如此，他们也想帮助我们。他们说事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已存在事物的故事。我们需要一个目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我们自己的故事才能指引我们。
关于我们的故事确实有，就像《大河新闻》发表的，我们如何“占领”双镇交易站的，偷走的，用武力夺走的，就好像我们是士兵，知道自己在执行什么命令。而我们的敌人，却在安静的夜晚，坐在那，充满了温暖的希望。
他们就像传说中的食人族，牙齿锋利，饥肠辘辘，吞噬土地，吞噬人，吞噬明天。关于这些的记忆悠久。在危机中，所有的时间界限都消失了，过去与现在聚集，成为一体，留在历史中。
人们对其他事物的记忆也很久远：男人们唱着最古老的狩猎歌，歌声使风扬起。风吹拂我的脖子，我的脸，我的头发，凉爽的微风抚摸着我。
奥洛拉用她明亮的眼睛看世界：老人、鸟儿的影子、蜻蜓，和毛皮岛的一样，在空中和屋里飞来飞去。通过她，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仿佛我已年老，躺在一段共同的回忆里，然后又回到当下，以新的活力恢复了原来的我。
晚上，图里克做了海狸肉。他把脂肪煮掉，我把肉嚼碎喂奥洛拉，图里克在给她讲故事。
“当海狸还是婴儿时，”他说，“乌鸦游到冰冷的水里，把海狸从洞里偷走了。乌鸦试图用嘴梳理这个小婴儿。它把婴儿海狸带到树上的巢里。乌鸦想，海狸可以帮它做很多事——砍树枝、搬运、创建新的水域和陆地，当危险临近时，海狸会用尾巴撞击，无论是地面还是树木，会发出很大响声，会吓跑不属于那的动物。”他敲了敲桌子，吓了奥洛拉一跳，把她逗乐了。
肉食使她的小脸颊饱满，看着她的嘴巴，“看，”我说，“她又长了一颗新牙。”我朝她笑。她把头靠在我身上，依偎着我。她是受宠爱的，从她的脸就可以看出来。“把孩子递给我，”人们饭后会说，好像她是糖或盐。我有时会对她的前半年感到纳闷；有时她的眼神会让我想起另一个妹妹，吃玻璃的那个，朝我微笑时，露出血淋淋的牙齿，嘴唇和舌头上都是玻璃碎片和水晶；我会想到自己的伤疤，想起罕娜身体上粘着报纸上的字，包括“猎人意外受伤”和“大坝开工”。
铁路又开始运行了，不是给人提供交通工具，是为了带走树木。火车经过时的响声像地震。
“得让火车停下来。”露丝说。
她的话正中要害，我们做出了封堵铁路的决定。我们让一个人划独木舟穿过封锁，向南边寻求帮助，告诉其他部落我们的遭遇，寻求支持。这是露丝的主意。
“对，就这样。”图里克很感激露丝，“我们要让火车停下来。”那天我们忙着拖，拉，搬，用能找到的堵住了铁轨，连锯木架、挡泥板都用上了。图里克的椅子也被放在铁路轨道上了，我和阿姨抬它比抬老祖母要困难得多。
年轻人搬去了一些管子和深灰色的石头。图里克用阿姨的卡车，把一辆生锈的旧卡车推到了封路地点，我坐在旧卡车裂开的座位上，掌握方向盘。
路障堆满了杂物和旧油桶，油桶里装满了沙子和泥土。
我们等着。当第一列火车驶近我们的路障时，我很紧张，双手都出汗了。火车停下来的那刻响起了阵阵欢呼声。看到火车鸣笛，不耐烦地，嘎吱嘎吱地停下来，等我们开道。
为了保护路障，我们被迫武装站岗。我们意识到为了筑坝他们会击毙我们时，我们心情沉重。布氏的羊毛衫口袋里带着哈斯克送给她的小手枪。
我不喜欢事情进展的状况，图里克也不喜欢，但已没有回头路了。可以开通铁路，那就等于承认失败。我们会不战而败，失去土地，我们会留给我们的人民什么？斗争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
几辆警车开进了我们的地盘，很多人从车里出来。他们害怕我们，做好了开火的准备，他们的眼睛警觉，动作小心。
他们有些人与我年龄相仿，穿一身白天太热，晚上不够暖和的制服，周围逗留的蚊子让他们感到不自在。
他们与我们有着遥远的距离，他们相信我们已不存在。他们欣赏我们死去祖先的照片和故事，现在却发现我们还活着，还有威胁。他们的烦恼也与我们的有天壤之别。他们太年轻，无法超越自我，无法去关心肤色与他们相异的人，无法了解陆地、动物和水。
我站在成为前线的路上，看着他们。微风把他们的气味吹向了我，有刮胡乳、咖啡、防晒霜味，还有烟草烟雾。
奈特女士喜爱我们，她说，他们是勇士，尽管当地人从来不会那样称呼自己，城市的印第安人会给自己名字贴上标签。但他们都会为人民挺身而出，即使输了，也享有自尊。
奈特女士喜欢逗弄这些年轻人，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在交易站，她用很重的口音说，她要把美洲印第安运动徽章粘在背上。他们笑了，低头看她，他们也爱她，他们需要笑声，在这场斗争中，她与他们并肩奋斗。她就像朵拉茹日一样，已没什么可失去的了。她随时可以捏他们手臂上的肌肉，跟他们开玩笑。
奈特女士和朵拉茹日成了令人敬畏的一对。个子矮小、皮肤黝黑、一头白发、弯腰驼背、肌肉结实的奈特女士，推着坐在轮椅里的朵拉茹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当朵拉茹日需要“真正的”光和能量时，她只需用弯曲的手指指一下，奈特女士就会像我们划独木舟时那样，把她带往那个方向。在图里克家，她们讲我听不懂的故事，从她们笑的样子，我知道有些不太文雅。朵拉茹日对工人们说：“你们来之前，我们很幸福。我们善待土地，善待动物。我们的孩子生活美好。”
奈特女士说，“大地爱我们的人民，不管有多艰难，水爱我们，我们住在水诞生的地方。这是河流出生的源头，我们要保护河流。”
有两个小伙子来到抗议现场，他们一直在喝酒。奈特女士和朵拉茹日搜身了那两个人，“让我摸摸你强壮的胳膊，”奈特女士说。年轻人从小就认识她，他让她搜。她在其中一个男孩身上发现了一把刀，她把刀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把酒扔了出去。其中一个哭着想阻止她，但她自己也哭了。“不，”她说，“不能再喝了。”
布氏温和地告诉他们，清醒后回来。“明天，”她说，“我们需要你们。我们真的需要你们。”
第二天他们回来了。
我们阻止年轻警察和工人清理铁轨。朵拉茹日把她的椅子放在他们面前，不时与他们对视，她通过眼睛向他们传达她的知识，人类的情感，把她的生活讲给他们听，也向他们传达她的愤怒和决心。他们感到不安。她年老，坐在轮椅上。她的眼睛告诉他们她愿意牺牲自己。他们不知道的是，她和水有个契约，契约上的签名比笔墨还深，比血还深。在她身上，他们只看到坚韧和决心；他们年轻的眼睛忽视了义务和担当。
晚上，我们坐在外面听水坝工地的机器轰鸣，布氏亲切地对我说，“我一直想有个养鸡场。我想种西红柿，想有个漆成黄色的厨房。我从没想过和士兵和警察斗争。那些男孩太年轻了，他们不懂历史，认为这是不毛之地。他们来到这照命令行事。他们没勇气不遵照命令，他们既害怕又危险。”
走错一步，说错一句话，就会引发战争。他们没成形，而且危险，这是他们的盲点区。他们没认知的地方有他们无法理解的能量、力量和信仰。
傍晚，布氏开着嘎嘎作响的旧卡车送奈特女士回家。几小时后，她们又回来了，我们都很惊讶。奈特女士坐在车座上，流着泪，她苍老的双手捂着脸。
她们一起走进房子，布氏搂着老太太。
奈特被淹了一半的家园现在全被淹没了：土地，人们的住所，赖以生存的河流，布氏记录在胶卷上了。照片是悲伤和悲惨的证明，照片上，奈特女士哭着试图让施工的男人停下来，她伸出胳膊阻止。照片会出现在杂志和报纸上，向世界展示原住人民发生了什么。有张奈特女士倒在地上的照片，男人转身看着镜头，用手示意布氏停下。他尖锐的、吞噬世界的牙齿清晰可见，前面是可怜的老妇人，她在哭：“孩子们出生在那，我出生在那。”
布氏扶她坐到了椅子上，朵拉茹日握着她的手，坐在她身边。露丝抑制不住悲伤。图里克煮了一捆苦味的植物让她喝。她可怜极了，我无法忍受。茶水使她安静下来。
当麻烦开始，布氏总是全力以赴投入到事情中。她成了说真话的人，一名记者，照片会送到《国家》杂志或《纽约时报》。
布氏的报道和照片被乘独木舟离开的人偷偷带出去几天后，一些印第安人来到了这。他们穿过河流和森林来帮助我们。他们听说我们被称为“沼泽草根”。我们需要他们，他们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他们的信心坚如磐石。
我们立刻感到更安全了。他们的领导人是阿尔利·卡索·豪斯，一个矮小而强壮的奥吉布瓦人，曾几次成为一名政治犯，有一次被关在隆波克监狱，他从关押他的监狱逃了出来。人们叫他胡迪尼。他总因为政治活动被捕，不是因为暴力行为。监狱的看守们很怕他，他们不知他是如何设法通过狭窄的空间逃走的。一些印第安人认为他拥有魔法，可以隐身，认为他有控制物质的力量。
阿尔利是战略家。他研究过原住民领袖“坐牛”、杰罗尼莫，还有杰罗尼莫的军事策划人，一个叫洛赞的女人。阿尔利说通过杰罗尼莫，他学会了怎样消失。他告诉我，阿帕奇人躲过了整个军队和对数百万美元的搜查。他们有种完全消失的方式。我对洛赞最感兴趣。她是治疗者、战士，也是定位敌人去向的专家。她唱祈祷的歌：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紫森拥有力量，这种力量是我用来定位敌人的。有一次，阿尔利告诉我，洛赞曾逆流游过一条水流很强的河，从墨西哥军队偷了一匹马，为了救另一名女子。她和杰罗尼莫及其他人一生冒险，一起死在监狱里。
当政府的代表看到阿尔利时，他们目瞪口呆。他们认出了他。他们以为他在监狱里。那些“初级警察”看到这些成熟而强壮的新人时更加害怕。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斗争的局面。
和阿尔利一起来的有十二个人。布氏称他们为“使徒”。我想到那些渔夫如何毫无疑问地跟随耶稣。但现在，这样的忠实似乎不太可能。我跟布氏说，她说，“我们需要领导力。”
阿尔利很冷静，很小心，他如一团火，成为了在草原和森林中势不可挡的熊熊烈火。他的燃烧是为了改变世界。他有信仰，仍然保持原住民的自我，不像我们中的许多人，输给了美国世界的武器，迷失于美国的工具化电视和瓶装烈酒。我很钦佩他，他记得自己是谁，就像我们的长辈，坚定而牢牢地记得自己。
几天后，又有两个人来帮助我们。他们穿的是便衣，鞋子是制服鞋，从衣着和举止很容易被认出是告密者。即使他们一丝不苟，我们也能认出他们。他们有扬下颚的习惯，笨手笨脚。他们相信我们会用子弹，做好了防护。这些加起来，让他们露出了奇怪的、警惕的眼光，动作夸张而不自然。
阿尔利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就像普韦布洛部落的领袖珀佩，他成功地率领了反抗西班牙人的起义。他会制订两份行动计划，一份给那两人，另一份给我们，告密者常常糊里糊涂地跑来跑去。
我们必须破坏他们的其他路线，即使铁路被堵塞，货物仍通过卡车运往其他地区。他们的封锁阻止了印第安人和支持者来这。我们需要阻止伐木工、石油勘探者和水坝建造者。圣线镇那条长长的路是城镇间往返的必经之路，我们决定封锁这条道路。这会比和平抗议和铁路封锁更引人注目。
有些人已设法溜过铁路封锁，搭起了帐篷；有些人睡在旧汽车里。
我们迅速封锁了道路。大家一起寻找普通的能用的，一辆旧大众汽车和椅子。我们在不同地方驻扎，更老练了。我们用对讲机交流，看是否有人来，看有多少人在公路上、铁路上、在施工挖掘地。
为了应对我们的封锁，政府派出了一支特殊战术部队。这些“士兵”年龄更大，他们很安静，随时准备着，皮肤里有种紧张感。他们穿了黑色的衣服和防弹背心，不像与我年龄差不多的警察，这些人经验丰富。他们有半自动装置，像蜘蛛一样移动。我们中有几个人，与特种部队有敌对关系，大叫着“滚回去！”图里克制止着。连我都看到了危险，意识到我们有多脆弱。这些年长男人的出现让年轻警察感到更安全，更大胆。布氏相机的咔哒声，让我以为是他们的枪响。
我们自己产生了分裂，进入到严重冲突和危险的境地。我们中有些人反对这次抗议，有几人自圆其说，认为大坝能给印第安人提供工作机会，也许没那么糟糕。他们站出来说，他们不想再为生存而狩猎，猎物又消失得这么快。有几人甚至认为我们会从建坝项目中获利。因为恐惧，因为了解到政府可能会开战，会杀了我们。人民再难团结一心，图里克和阿姨不得不与喜爱的人对立，他们感到极为伤心。我们的分裂为大坝建设者的发言人提供了弹药。他说，“这是他们之间的对抗。”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争论是分裂的第一步。一块黑布钉在了图里克的门上，我停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盯着它，有种不祥之感。我不敢打开门，仿佛会打开冰冷和邪恶。我走到窗前和阿姨说话。“阿姨，”我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她对着它唱歌，把它取了下来，埋在房子外。“现在没事了，曼妮基。”
有一天，门前有只垂死的乌鸦。有人抓住了那只大黑鸟，在放到图里克家前，他们把鸟一只爪子涂成红色，另一只爪子涂成黑色，眼睛被缝了起来。我听到一个声音，就向门口走去。乌鸦还活着，扇动着翅膀，想用被涂了漆的爪子走开，但它不知去哪里。它大叫，样子十分可怕。我尖叫起来。
布氏跑过来。“天哪，”她说。她追到鸟，把它抱起来。鸟咬她。她用小剪刀把缝线剪掉，它飞走了。恐惧渗入了我们体内，在血管中流淌，在胸腹间沉淀。我们陷得太深，我害怕，我哭了。
后来，有人向房子开枪，击破了一扇窗户。灰尘从子弹在窗户上留下的洞里飞了进来。奥洛拉惊叫着。
“他们会把我们枪杀了！”阿姨喊道。
图里克用硬纸板盖在了破窗户上，他试图让我们的心情轻松些，他把窗上的纸板称为“我们的空调”。阿姨怕带来危险，搬进了有厚厚防弹墙的交易站。
没人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件。没有媒体报道，没有真相的报道，无论何时被问及，官员们都否认，他们没有任何不当行为。“是他们互相之间在对抗，”他们会这样重复说，只要有人听到关于这里的风声。这是真的，我们沦落到同室操戈的地步。
东北方向的湖消失了，水被切断了，被改道流进了在我们南边建的水库。湖水蒸发并沉入地下，我们默默无言。
奈特女士不再取笑年轻人，不再打牌。她的背比原来更弯了。她让自己死于心痛，她说，她要带着建水坝的人一起走。她不介意无法抬起头，“我喜欢地面，”她说，“它是我的神。”
（未完待续）
作品 2022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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